商业银行要重视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利用

第一篇：商业银行要重视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利用

商业银行要重视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利用

当前，金融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作为现代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和在金融生态链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商业银行，应当重视和加强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基础性和前瞻性研究，并能充分利用金融生态环境改善和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促进自己各项业务全面发展；同时，也通过自身的不断发展壮大来推动金融生态环境的进一

步改善，最终达到共赢。

本文深入分析了研究利用金融生态环境对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意义，指出了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在金融生态环境研究利用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对商业银行如何开展金融生态环境研究利用工作提出了对策建议。

当前，金融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金融生态环境是个仿生概念，有关经济学、金融学词典中很难找到类似术语。从广义上讲，金融生态环境是指与金融业生存、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社会、自然因素的总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人口等一切与金融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方面，是金融业生存、发展的基础。从狭义上讲，是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包括法律、社会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改革的进展及银企关系等方面的内容。金融生态环境中各因素相互联接、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即金融生态链。

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演变和发展，会通过改变金融业内部各种力量的对比状况而推动并决定着金融业发展规律的形成。金融生态环境研究因其研究范围广泛（涵盖了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众多方面）、层次高（研究的重点在于探求规律）而对金融业的发展具有基础性、根本性和长远性意义。作为现代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和在金融生态链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商业银行，应当重视和加强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基础性和前瞻性研究，并能充分利用金融生态环境改善和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促进自己各项业务全面发展，同时，也通过自身的不断发展壮大来推动金融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最终达到共赢。

一、研究利用金融生态环境对我国商业银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内外金融发展的实践一再证明，金融生态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贷款风险的大小和新增不良贷款的比例，金融生态对于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商业银行重视和加强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利用，既有助于商业银行树立并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又有助于商业银行发现新的利润增长点和风险点，及早采取措施或抢占市场，或规避风险；还有助于商业银行准确把握并正确运用金融运行规律，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经营行为和稳定增长的经营业绩。

（一）加强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利用有助于商业银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反映了党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发展观上的重大转变。从生态角度看金融发展问题，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是系统性和可持续性观念的体现。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事业进入新的阶段，面临着各种机遇和挑战。在这种历史的关键时刻，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核心之一，商业银行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利用，毫无疑问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业的主体，只有加强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做到对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有一个宏观、透彻、准确的掌握，才能树立科学的金融发展观，带动整个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商业银行掌握着大部分的信贷资源，只有加强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利用，才能把自身的微观经营行为与整个宏观经济发展的要求有机结合起来，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二）加强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利用有助于商业银行把握金融运行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将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明确提出来，反映了我们党对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自觉遵循客观规律的重视。商业银行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认真领会《决定》的精神实质，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对金融运行规律的研究、认识和运用，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三）做好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利用工作有助于商业银行确立科学的经营理念，增强经营的稳定性。没有科学的经营理念，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就会失去方向性和原则性。但是，一旦经营理念确定并相对稳定，商业银行的中长期发展就有了明确的目标、指导思想、原则，就能够在更广阔的空间对各种资源进行合理、有效地配置，使经营管理从无序到有序、从不平衡到平衡，实现经营主体、经营环境和经营目标的动态平衡，各项业务就会稳健协调发展。因此，如何确定经营理念、确定

什么样的经营理念，对商业银行来说非常关键。

（四）做好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利用工作有助于商业银行趋利避害，提升市场竞争力。商业银行在做市场研究时如果能够既研究微观层面的企业、产品或消费者，又研究宏观层面的国家政策，增强对政策的敏感性，就会更准确、更及时地捕捉到市场上新的利润增长点，使自己在竞争中抢先一步，占据有利地位。另

一方面，商业银行也可以通过对政策的研究，敏锐地认识到可能会被宏观调控所抑制的行业、产品，没有进入的不再进入，已经进入的尽快采取适当方式从中退出，避免成为宏观调控的最后“埋单者”。

二、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在金融生态环境研究利用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目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了长足的改善，部分商业银行也已开始重视并积极参与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利用。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对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还未引起足够重视，对其研究利用也明显不够成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我认为，我国商业银行在金融生态环境研究利用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短期性。目前，大部分商业银行，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分支行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利用活动，更多地局限于短期内的业务发展，如产品的开发、业务范围的扩大、规模的扩张等，而缺乏对经营理念、长期发展规划的研究。究其原因，主要是商业银行管理体制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和官本位色彩，管理者更多地考虑自己任期内的业绩、自己的升迁，而较少考虑银行的长远发展，更较少地对银行的长远发展规划进行深入地研究。

二是微观性。目前，有些商业银行在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利用方面，以微观掩盖宏观，忽视对宏观问题的研究，更多时候只重视对企业、产品、消费者的研究，稍好一点的会重视对当地的人文、经济环境的研究，而很少考虑到对全国和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研究，对金融生态环境中属于宏观层面的问题关心不够，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宏观问题缺乏主动性了解的愿望，特别是对市场研究，更谈不上深入。这导致商业银行的经营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作的决策缺乏政策性、宏观性，与实际情况多有不符，在执行中难免会受到宏观政策和宏观环境的制约、束缚。

三是被动性。在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的形势下，一些商业银行仍然固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作观念、工作思路。但是，随着职能转变，政府将越来越把精力集中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这时候，就很难说商业银行这种被动等待的做法依然行之有效。而这种工作的惰性一旦形成就很难改掉，对商业银行的长远发展产生很不利的影响。

我国商业银行在金融生态环境研究利用方面存在的这些不足，进一步促成了我国商业银行自我发展能力不足，抗风险能力弱的缺陷，造成了在整个金融生态链中地位的降低和恶化。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金融体制改革步伐不断加快的大趋势下，商业银行一定要正视上述问题，高度重视和加强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有效利用金融生态环境，促进我国金融业稳健发展。

三、对我国商业银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金融生态环境研究利用工作的建议

改善金融生态是一项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商业银行开展金融生态环境研究工作，一定要树立长期研究思想，明确研究目的，确定研究重点，运用科学方法，并积极运用研究成果。我认为，我国商业银行在金融生态环境研究利用方面当前应主要在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

（一）牢固树立长期研究利用思想。我国金融生态在短期内不可能有非常大的改进。商业银行决策层一定要认识到，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是一项渐进的、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商业银行要牢固树立长期研究利用思想，高度重视和加强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利用工作，制定本单位对金融生态环境研究利用工作的规划。同时要把长期规划和短期计划、宏观和微观、点和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做好对客户、产品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研究利用工作，保证商业银行短期业务发展的顺利进行和经营业绩的较快提升；又要做好对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和市场发展趋势等方面的研究利用工作，确保商业银行长期发展战略目标不动摇和长期经营业绩的稳步提升。

（二）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研究队伍。金融生态环境研究工作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对人员素质的要求很高，既需要有经济专业方面的人才，也要有其他专业方面的人才；既要有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也要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等等。各专业、各学科的人才分别承担对金融生态环境中相应部分的研究，作出相应的贡献。商业银行只有综合各类专业人才的智慧，对整个社会、经济形势作出比较全面、准确的判断，才能够真正在金融生态环境研究利用工作上取得成果，也只有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成果才能对金融业务有指导意义和推进作用。

（三）确定研究内容和重点。金融生态环境的内容十分广泛，商业银行在研究金融生态环境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穷尽所有领域，而应当将在金融生态链中与自己最近的、联系最紧密的、具有易变性的因素作为重点内容认真研究，如从宏观层面来讲，应主要关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金融经济法律制度，社会信用状况等；从微观层面来讲，应主要关注产品生产状况和市场前景、市场上蕴藏的新的利润增长点等，同时对当前困扰我国金融生态的一些突出问题，如企业违约率高、金融胜诉案件执行难、对金融活动非法干预、金融权利滥用、不良资产高等问题也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四）积极运用研究成果。以运用为目的的研究才是有意义的研究。商业银行决策层应当重视对金融生态环境研究成果的运用，在具体运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在确定经营理念、制定发展战略时，应更多地关注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国家制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以及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等。在发展客户群体、开展市场营销时，应更多地关注金融经济法律制度，社会信用状况，以及企业改制和发展状况等。在加强内控制度建设，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时，应更多地关注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评级机构等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状况，并能自觉地利用它们的服务。总之，只要商业银行能够积极主动地运用研究成果来使金融生态环境自己所利用，就能够趋利避害，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各项业务稳健发展。

《商业银行要重视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利用》完毕！

第二篇：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研究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研究

金融1223班 王丹霓 A08120837

摘要：2001年11月10日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全新的挑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需要进行多层次、宽领域的创新。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针对这一现状对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所存在的问题，制约因素以及创新的思路策略等进行着重分析。

关键词：商业银行；金融创新； 制约因素；思路策略

金融创新是指那些由金融家主导的，在金融业内部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所创造或引进的新事物。广义的金融创新包括产品、营销、组织管理以及制度等

【1】方面的创新。金融创新是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的根本动力。

一、我国金融创新存在的问题

1.金融创新的立法滞后及制度缺失。

自我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银行业经历了由行政管理体制向市场化发展过渡的过程，不可否认，一些相关法律和制度在银行业市场化的初级阶段，对规范市场发展和防范金融风险，的确发挥了它们重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这些法律和制度的不足也逐渐显示出来，如有些地方监管过度，而有些地方缺乏规范。因此，我国急需加强金融创新方面的立法，金融创新中立法的滞后和政策的缺位，给银行的金融创新带来了很多困难。

2.金融创新的监管不完善。

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金融创新的许多方面还不规范，自我约束性不强，经常出现违规行为，我国金融法规仍不健全，金融创新的监管手段仍很落后，还没有交金融创新活动纳入正常轨道。

3.利率的市场化进程加快。

我国利率市场化的目标是：建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货物款利率水平的利率形成机帽，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和引导市场利率，使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所以，随着利率市场化的逐渐推进，银行业必须进行相应的创新，强化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以达到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目的。

4.金融创新信息技术支撑不够。

金融市场机构的经营管理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的进步。比如，建立现代化的计算机通信网络，实现网络互联，资源共享，建立健全金融系统计算机安全体系，提高防范计算机犯罪的能力，确保金融资金和信息的安全。然而，我国的信息处理能力相对较差，信息分享程度相对较低，只有尽快赶超发达国家金融业的信息水平，才能真正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能力。

5.市场的逐渐放开。

随着新措施的出台，我国资本项目将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的放开，将使国际资本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增强，中国的金融市场与国外的金融市场联动性增强，国内，国外的金融机构将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竞争。基于风险规避和风险投资的需求，中国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有必要考虑如何使用创新的金融工具来回避汇率，市场风险，并且尽可能地利用国际市场的资源，筹集低成本资金，提升创造利润的能力。

6.金融人才短缺，技术水平落后。

进行金融创新，要依托高科技手段，在金融信息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而我国的银行业目前只基本完成了金融电子化建设金融信息化在有些银行只是刚刚起步，技术创新

【2】 成为我国金融创新的薄弱环节。

二、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思路策略

1.创新金融服务意识

金融创新的前提是商业银行从业人员金融服务意识的创新。银行员工的服务态度代表着银行的服务质量，保证文明热情的服务态度，对不同的顾客制定不同的服务方式，取得相应的信任；树立客户作为核心的服务理念，随时了解经济环境化变化时顾客的金融需求，改变由需求推动的被动型服务方式为主动的服务方式；树立与客户共创成功理念，探索潜在价值内容，帮助客户制定理财计划，解决资金问题等来寻求银行的有效利润，达到银行与客户共创成功的目标；树立服务先行的观念，拓展服务内容，及时调整金融服务渠道，拓宽金融服务范围；树立金融创新理念，拓宽金融服务空间。

2.金融创新要着眼于需求,要加强产品的营销力度

金融创新是银行业获取经营效益的重点,是增强银行实力,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措施。每种金融产品的创新,都要与客户需求密切的联系，要寻求经营利润最大化。各个银行，无论做那种金融创新，都需要将市场及客户的需求放在[2]孟锐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的问题分析及解决对策》.商业经济 2009年第23期

[3]徐世杰,蒋波.商业银行创新管理:国际经验、比较与借鉴[J].国际金融,2012,01:43-45.[4]蒋波.基于市场需求的商业银行创新机制研究[J].武汉金融,2011,04:68-70.[5]赵健.商业银行创新产品发展状况探究[J].当代经济，2011,13:124-125.[6]应海芬,林键.商业银行贸易融资风险管理[J].企业研究,2011,10.[7]陈小宪.强化风险监管促进银行创新[J].银行家,2010,01:54-58.[8]曾震.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策略[J].东方企业文化,2011,03:114.[9]陈婷婷.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1,21:201

第三篇：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主要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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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主要模式研究

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主要模式研究

【摘 要】本文从供应链金融的内涵出发，通过分析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的主要发展模式，指出商业银行在供应链金融服务方面的成功与局限，成功之处在于，有效解决了银企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提高了融资风险的管理，可以以点带面的开发客户群，而局限之处在于产业链上必须有大型核心企业才能进行供应链融资，还需获得可靠的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支持。最后提出商业银行可通过拓宽融资服务面、灵活还款方式等创新方式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关键词】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融资模式；成功与局限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对于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缓解就业压力、推动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已是阻碍其进一步壮大的重要因素。商业银行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运营稳定性弱及抗风险能力不高等因素，放贷存在一些顾虑。基于解决这种企业与银行之间矛盾的客观矛盾，供应链金融应运而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与核心企业打交道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还为商业银行带来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一、供应链金融的内涵

“供应链金融”是指商业银行从整个产业链的角度出发，开展综合授信，把供应链上的关联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根据交易中构成的链条关系和行业特点设计融资方案，将资金有效注入到供应链上的需求企业，提供灵活的金融服务和产品的一种融资模式。具体来说，供应链金融就是使商业银行依靠产业链中核心大企业（1）的资信和实力，及其与银行之间长期稳定的信贷关系，对与该企业发生业务的其他企业（N）进行向上和向下的拓展，为这些企业提供贸易融资等全面的金融服务，从而形成“1+N”的金融服务模式；也可以是银行从关注产业链条中的主要中介商（N）入手，进而延伸到供应链上的核心大企业（1），从而形成“N+1”的金融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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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应链金融的主要发展模式

传统的融资方法中较少利用流动资产作为信贷支持，但是从供应链企业集群的角度看，交易过程中物流和资金流、信息流高度统一，且这种交易相对封闭，这为银行评估并掌握风险提供了条件。企业发生资金流转困难时的融资需求往往发生在三个阶段：采购阶段，生产阶段以及销售阶段，相对应的企业现金流缺口分别是：预付账款、存货及应收账款，结合企业的生产周期等特点，可以形成保兑仓融资模式（预付款融资）、融通仓融资模式（存货融资）以及应收账款融资模式三种供应链融资解决方案。如下图所示：

（一）保兑仓融资模式

保兑仓融资模式指的是在供应商（核心企业）承诺回购的前提下，融资企业（下游中小企业）向银行申请以卖方在银行指定仓库的货物为质押，并由银行监控其提货权为条件来取得银行贷款的融资业务，融资企业可以获得分批支付货款和分批提取货物的权利。这种融资方式有利于下游企业获得大批量订货的优惠，在货物价格较低时采购存储货物和增强讨价还价的能力，有效地缓解了全额购货带来的短期资金压力，为中小企业融资增加便利。同时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供应链上游核心企业承诺回购为中小企业担保，并有银行指定的仓库监管提货权，从而大大降低了放贷风险，也给银行带来了收益。

（二）融通仓融资模式

融通仓融资模式是指融资企业（中小企业）以产成品或存货交由银行认定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作为质押，只转移货权不转移所有权，并以该存货及其产生的收入作为第一还款来源的融资业务。在供应链金融的思想下，银行对企业的考察主要集中在是否有稳定的商业合作伙伴以及整个产业链的运营情况。有合法保管动产资格的第三方物流企业负责对货物进行保护、价值评估和监管，并出示证明，协助银行控制风险，以此提高商业银行放贷的积极性。第三方物流企业还可以直接提供金融服务给中小企业，这也转移了银行的部分信贷风险。通过融通仓模式，中小企业可以将原来银行不愿意接受的动产变成其愿意接受的动产质押品，从而打通了银行与企业之间业务往来的新通道。

（三）应收账款融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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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融资模式是指以融资企业（中小企业）对供应链上供应商（核心企业）的应收账款单据凭证作为质押担保物，向商业银行申请期限不超过应收账款账龄的短期贷款，由银行为处于供应链中上游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贷款的方式，核心企业在整个运作中起反担保的作用。简单的说，就是以未到期的应收账款向金融机构办理融资的行为。这种模式以企业之间的商业合同为基础，依托核心企业较好的资信能力和与银行稳定的信贷关系，帮助中小企业客服了资产规模小和盈利水平不高而难以达到银行信贷标准和授信级别的弊端，同时有核心企业的担保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四、银行在供应链金融服务方面的成功与局限

对商业银行来讲，供应链金融服务是对银行传统放贷方式的全面改革，是对现金管理、企业理财、贸易融资等系列金融产品的整合。它的成功依托于三大特点：

第一，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通过核心企业、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支持，有效解决了银企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提高了银行对中小企业客户的评估能力和控制能力。处于供应链环节中的各企业信息比较流通，企业对交易对手的信誉、资信实力、盈利水平比较清楚，从而使得银行获得信息相对容易，帮助其更好地掌握并控制潜在风险；另外，由于物流企业对中小企业存货商品价值、库存变动、销售状况等情况都比较清楚，从而能够更好地掌握客户隐藏的信息，因而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加入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弊端。

第二，使商业银行调整了控制风险的思路和手段，改变了原来静态、孤立的风险控制理念，变成动态、系统的风险控制理念。供应链金融在业务操作中实现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高度统一，更加有效地控制了对中小企业的授信风险，为银行的风险管理提供了一条新途径。在这种模式下，银行不再只强调授信主体的财务状况和行业地位，而是认真分析供应链企业之间真实的商品贸易和交易情况，在考察授信企业资信实力的同时，更强调整条供应链的稳定性以及授信企业交易对手的资信和实力，将单一目标企业的的风险管理转化成紧密相连的上下游企业关联体的风险管理，可有效减低信贷风险，保证资金的最新【精品】范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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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另外，这些贸易融资产品都具有突出的自偿性特点，使银行能够以授信合同规定的商品销售收入作为直接还款来源；最后，在融资授信金额、期限上其更注重与真实交易相匹配，从而可以实现灵活的授信额度使用控制，规避了向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

第三，深入核心企业，以点带面实现整条产业链上的客户群体开发。供应链金融模式深入分析了供应链上各企业之间的交易关系，以低风险的方式打开了具有高风险的中小企业市场，通过和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合作有效把握和控制了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更好地发掘和提取了产业供应链的价值，深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既实现了对供应链中中小企业的市场开发，又可对核心企业进一步提供金融服务，防止银行资本沉淀，具有可靠的增值空间，大大拓展了银行发展公司业务的空间，也使得营销成本大幅降低。

然而不可否认，供应链金融模式不是万能的，它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实施供应链融资的切入口在于，那些需要银行融资的中小企业必须与一家银行信赖的大型、核心企业有业务来往，从而使其获得银行融资的资格，以达到银行承认的资信水平，利用大企业的良好信誉及其与银行稳固的信贷关系为其提供间接的信用担保。因此，供应链金融不是面向任何中小企业的融资模式，而是必须以大型、核心企业为交易对象，必须是某产业链上核心大企业的上下游配套企业，具有真实稳定的商品贸易，才能通过这种模式获取银行贷款。其次，商业银行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在很大程度上还得依靠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支撑。物流企业在对动产抵质押物监管、价值保全、货运代理、资产变现等方面都具备绝对优势，在与银行的合作中，物流企业除了对贷款后的抵、质押物提供全面的监管服务外，还将为银行提供一系列面向提高抵、质押物授信担保效率的增值服务，这些服务有利于降低抵、质押担保授信业务的交易成本，为银行的供应链金融服务提供风险规避措施、一定程度上降低和转移了银行的贷款风险，为供应链节点企业提供更加便捷的融资机会。因此，供应链金融服务的实施，单凭商业银行是很难进行的，还要依赖于物流业的成熟发展、物流企业的资信实力。

四、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融资模式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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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更多的中小企业享受到供应链金融的好处，商业银行应进一步加强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拓展融资渠道，努力满足中小企业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银行应针对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特点，为其设计提供灵活的融资方式和还款方式，通过积极开展票据融资、抵质押融资等业务，对资信良好、贸易背景真实、产供销经营状况稳定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例如，对一些业务长期稳定，且赊销比例较小的中小型销售企业，根据其产品适用面广、价格波动幅度小、易变现等特点，可采取仓单质押的保全方式提供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对一些为大型优质企业提供配套固定产品的中小企业，在其具有合法、真实的交易背景下，可采取办理应收贷款转让或票据贴现方式为其提供融资业务等。另外，在还款方式上可以尝试实行分期还贷，整贷零偿。一方面可以适应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规模小和资金回流较慢的特征，降低企业一次性偿还贷款的压力；另一方面企业是否按期还贷也是帮助银行判断企业贷款风险的重要信息，一旦出现没有正常还贷的情况，就说明企业的资金回流可能出现了问题，银行就能够及时了解情况，并采取相应措施，避免融资风险的产生或尽量将风险减到最低。

参 考 文 献

[1]朱虹.现代物流金融模式创新研究[J].商业时代.2011（26）

[2]余剑梅.以供应链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J].经济纵横.2011（3）

[3]王欢.供应链金融主要模式探析[J].商场现代化.2010（11）

[4]王强.供应链融资的应用与风险管理[J].企业导报.2010（2）：45

[5]王婵.基于供应链金融的中小企业融资模式研究[D].天津财经大学.2007

[6]李飞.商业银行开展供应链金融的相关思考[J].财会月刊.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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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1、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

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

在当前的文化讨论中，有一种观点颇为引人注目，并有进一步发展和滋蔓的趋势，这就是复兴儒学或所谓“儒学第三期发展”的主张。

“弘扬儒家学术”，“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推动“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本来是五十年代后期以来港台和海外的现代新儒家学者提出和一直坚持的口号。随着对外开放和海内外学术交流的发展，国内个别学者也接受了这个口号，并把“第三期发展”解释为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近年来，一些海外华裔学者先后应邀回国讲学，也有人大力宣传这种新儒学的主张（并非人人如此，也不见得是多数）。曾经是现代新儒家的先驱者的几位长期生活在国内的老先生，怀若对“周孔教化”和传统儒学的“敬意”，重登讲坛，继续宣传当年鼓吹过的中国精神文明优越论，提倡发场民族传统精神，甚至主张把宋明理学当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来源。由于这些都是知名度很高的学者，备受青年的尊敬和仰慕，加上报刊的宣传，因此，对于他们思想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学术观念的变化可能最能说明问题。近30年来港台现代新儒家著作中最常见的一些基本观念，诸如“天人合一”、“道德理性”、“个体人格”、“儒家人文主义”等等，过去我们是很少讲的，近年来纷纷出现于我们的报刊上和学术论著中，*本文是作者1986年3月27日在国家教委召开的“七五”科研规划咨询会上的发言，原载《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甚至成为最热门的研究课题和时尚观念。新儒学似乎已经成为现代学术思想战线上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派别，尽管目前国内还没有人公开打出“现代新儒家”的旗帜。

中国正处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又一个关键时刻，现代新儒家思想的重新泛起，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从历史上说，现代新儒家就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中国要不要实现现代化和怎样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而产生的一个思想派别，他们提出的理沦，早已受到中国的前辈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严肃批评，并且被实践证明是行下通的和根本错误的。在今天，中国更紧迫地面临着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古今、中西文化的矛盾冲突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更加直接、尖锐。中国是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呢，还是应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抑或是走如某些人所鼓吹的“东方式工业文明”的道路？这是今天人们思考、探索和实际争论的问题。现代新濡家的主张在这个时候重新有了一定的市场，应该说是不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必然发生的事情。争取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这个愿望能不能靠复兴儒学，或以现代新儒学为指导思想来实现？自然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间题上，我们的同志一般不会糊涂；但是在一些似乎是纯粹的学术问题上，例如怎样认识中国文化的特质，怎样评价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在今天的价值与作用，怎样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等等，我们一些同志发表的见解，却很难和现代新儒家划清界限，有的甚至是径直地从港台和海外的新儒学著作中引进来的。这就容易在思想界造成混乱，特别是使一些青年同志在抽象的谈论中分辨不清是非。殊不知现代新儒家在上述“学术”问题上的观点和他们对中国前途的根本看法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现代新儒家作为本世纪中国学术思想战线上最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我们过去对它没有做过系统的深入的研究，甚至缺乏基本的了解。对“五四”以来的前期“新儒家”思想，研究成果已属寥寥；对五十年代以后在港台掀起的大规模的儒学复兴运动，现代新儒家的新的更重要的发展阶段，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论著，国内人士更鲜有所知，也极少正面接触和思想交锋。以至今天人家的一些思想观点渗透进来，那怕是在五六十年代泛滥的东西，我们都觉得一很新鲜，有的人还把它当作新发明奉献给国内读者。其实，只要翻一翻现代新儒家的前辈们在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这些思想观点有许多并不“新”，不过是老调重弹或改头换面而已。我们的吃亏在于不太了解过去的历史情况，也不了解最近三十年来港台和海外学术思想界的情况，所以难免认识不清。在当前的文化讨论中，在日益频繁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中，许多同志都深深感到，目前的这种状况亟待改变。我们要重视和加强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弄清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发展的诸阶段，对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和著作，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论，并且一定要把它放到中国现代思想斗争的总的潮流中来考察。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们的认识当会更清楚一些。下面谈谈我的一些初步了解和看法。

现代新儒家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产生的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学为主要特征、力图用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因为区别于先秦儒学的宋明儒学，在历史上被称为“新儒家”，所以把本世纪以复兴儒学为职志的这个流派称为“现代新儒家”，或“当代新儒家”。先秦儒家，宋明新儒家，现代新儒家，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儒家学术发展的三个阶段。现代新儒家所致力的就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工作。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经济、政治、军事和社会的状况日趋恶化，“师夷制夷”的多次努力相继失败，这就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为了找到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正确道路，就必须进行文化和社会的全面改造，特别是要对支配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于是，在“五四”前后出现了以打倒孔教迷信、提倡科学和民主为特征的新文化运动。这个时期的学术思想界非常活跃，出现了否定传统的全盘西化派，固守传统的保皇、保教和国粹派，以及各种形式的中西折衷、调和、会通派，展开了一场关于东西文化、特别是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持续数十年的论战。现代新儒家就是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的。它是中国人对于中西文化冲突的一种很重要的回应方式，即代表了在这个冲突中力图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或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会通西学、折衷中西的一种努力。在一片西化声浪中，它勇于站出来维护传统；和顽固的保守主义者相比，它又并不绝对排拒西学。它表面上很“全面”、“公正”，实质上还是属于中体西用派，华夏优越论是其骨髓深

处的精神支柱。这种中国本位的文化立场，比较容易为具有民族危机感而又不太了解世情的中国人在感情上所接受。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思想斗争的产物，它是站在一定阶级的立场来维护传统、会通西学的，也就是说，对于中学和西学都是有选择的。它所维护的是儒家伦理本位和心性之学的唯心主义传统，所会通的也是现代西方的各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到新实在论、新黑格尔主义等等。中国哲学（包括儒家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传统，它是视而不见也不可能去继承和发扬的；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它又视若洪水猛兽唯恐其深入于中国人民的心中。所以，在中国现代思想战线上，现代新儒家又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是反对、阻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一个思想流派。

现代新儒家自产生以来，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随着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现代新儒家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是它的前期发展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贺麟、熊十力等人。

梁漱溟在一九二二年就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他认为东西文化差异是“人生路向”上的根本不同，并以“意欲”向前、向后与调和持中为先验根据，将西方、印度、中国三大文化系统归结为三条不同的路向，认为只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才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在“五四”时期反孔教、反儒学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他就公开竖起儒家旗帜，开始提倡新孔学，鼓吹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可以说，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最早的开启者和第一个重要代表人物。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处在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全民团结、一致抗日是当时最急迫的任务，复兴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成为空前响亮的口号，这又为现代儒学复兴运动带来一个大好时机。“九一八”事变后，曾经在科玄论战中代表传统派（玄学派）的张君劢就写出了《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等论著，其主旨无非是提倡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重振儒家学说，以配合国民党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冯友兰在抗战时期写出了《新理学》等“贞元六书”，公开声明他的新理学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而不是“照着”宋明理学讲的。它的“新”就在于用西方的新实在论来改铸宋明理学，重造一个新形上学的系统。同一时期，贺麟则倡导新心学。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是西方的新黑格尔主义和中国的陆王心学相结合的产物。他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的主张，系统地阐明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宗旨。熊十力早年是一个革命家，中年尝从欧阳竟无学习法相唯识之学，后由佛归儒，以大《易》为宗，独创“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他又曾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治学主张“贵在会通”，“于中国、印度、西洋三方面必不可偏废”，然而主要致力于建立中国哲学的唯心主义本体论，提倡发扬儒家易理所示的刚健精神。熊十力哲学在国内的影响本来并不大，但是由于他的一些学生在港台和海外广为宣传，近三十年来，其地位被越抬越高，已俨然成为前期“新儒家”的精神象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现代新儒家思想在国内已经没有市场。上面提到的前期新儒家的几位主要代表人物，解放后多数留在国内，他们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赞成走社会主义道路，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有的经过学习和认真的自我批判，已经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学术上继续作出重要贡献。我们党也允许一些老先生保留自己的学术观点，例如，熊十力先生解放后还出版了《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梁漱溟先生也出版了《人心与人生》一书。

五十年代以后，现代新儒家并没有断绝薪火，而是在港台地区又得到了新的重要的发展，并且达到了它的鼎盛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唐君毅、牟宗

三、徐复观、方东美等人，他们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其中的唐君毅、牟宗三二人，年相若，早年都是熊十力的学生，在五六十年代，尤为推进现代新儒学运动的得力人物，在港台被称为“大儒”。

一九五八年元旦，张君肋、唐君毅、牟宗

三、徐复观四人联名在香港《民主评论》和台湾《再生》杂志上发表题为《中国文化与世界》（副题为《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的“宣言”，系统地阐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中西文化关系等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立场，提出了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自此以后，他们分别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演说，撰写了卷帜浩繁的著作，来宣传、充实、发挥、论证新儒家的理论。

其中较重要的有唐君毅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哲学原论》，牟宗三的《道德的理想主义》、《心体与性体》，徐复观的《中国人性论史》，方东美的《科学哲学与人生》等。经过三十年的努力，现代新儒家已经成为在港台地区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术思想派别，拥有众多的倡导者和信从者，并且得到政府的支持，通过在高中和大学开设《论语》、《孟子》等课程来进一步扩大儒家思想的影响。

在五六十年代，港台现代新儒家大力宣传的基本思想和理论观点，可以简要地归纳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攻击“五四”新文化运动破坏多，建设少，全盘否定了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并不重视西方文化中的宗教精神，因此失落了文化中最高的精神理念层次；片面地提倡科学和民主，是有“术”而无“道”，结果陷入了空头民主和浅薄的科学主义。

二，强调中国文化的“一本性”和优越性，肯定中国文化中有一脉相承的“道统”存在，即肯定中国历史文化精神为一活的生命，它是客观的精神实体的表现，或者说，“历史文化是圣贤豪杰精神之表现”。因此，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就不能抱着“客观冷静的态度”去研究，而必须首先抱有“同情”和“敬意”，才能真正了解。

三，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就是儒家人文主义，它是道德理性和宗教精神的统一。心性之学是中国学术文化的本原和核心，由此决定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是道德的形上学，只能通过道德实践才能对其有亲切的体认。儒家心性之学则是“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

四，只有在对传统文化价值“认同”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对西方现代新潮的“适应”。儒家传统与科学、民主并不矛盾。中国古代就讲“正德、利用、厚生”，并有“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大平等精神，科学与民主正是中国文化中的道德精神自身发展之必然的内在的要求。这就是所谓由“内圣”（儒家心性之学）开出新“外工”（科学、民主），或谓之“返本开新”（返传统儒学之本，开科学、民主之新）。

五，儒家的伦理道德和文化理想可以解决“后工业文明”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世界文化的未来，将是“儒学第三期之发扬”。西方人应该学习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智慧，诸如“天人合一”的宗教道德理想，成圣成贤的心性义理之学，悠久无疆的历史意识，天下一家的情怀，恻怛悲悯之情和“圆而神”的智慧等等。

现代新儒家清楚地意识到，他们面临的时代课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怎样把传统中国推向现代。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他们首先强调必须认同传统文化，强调民族文化精神的自觉，只有畅通民族文化的本源大流，才能适应和消融西方的文化冲击。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要“挺立自家传统，融会西方新潮”，“承续儒家内圣之教，开出当代外王之学”。至于由儒家的心性之学怎样“开出”民主与科学的“外王”事业，现代新儒家的学者们还提出了种种理论，例如，有由“理性的作用表现”转为“理性的架构表现”之说；有由道德主体转出认知主体和政治主体，当其为认知主体和政治主体之时，则须暂忘其为道德主体的所谓“暂忘”说；还有知性（认知主体）是由良知（道德主体）自我坎陷而成的所谓“自我坎陷”说，如此等等。所

有这些，正如一位西方评论家所说的，都没有摆脱传统儒家的“道德主体优位性”立场，即把政治民主和科学知识的开发放在儒家心性论的基础上。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前夕，中国哲学会在南京召开第三届年会，有人就曾预言，今后将要复兴的中国哲学只能是“穷理尽性的唯心论大系统”。从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在五六十年代对儒家心性之学的大力阐扬和对孟子、陆王心学的特别推崇来看，那个预言可谓不幸而言中了。

现代新儒家所倡导的儒学复兴运动，在今天，其影响已远不止于港台地区，而是己经发展成为带有一定国际性的学术思潮，特别是在海外华人世界和长期受儒学传统影响的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最近二十年来，由于日本和所谓“东亚四小龙”（指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在经济上超常的快速发展，人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这些深受儒学传统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为什么比亚洲其它未受儒学传统影响的地区（例如印度、斯里兰卡、泰国、菲律宾等）能够更快地在经济上起飞？儒家伦理对于这些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是否业未成为阻力，反而构成一种助因？现代新儒家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以此为事实根据，提出工业文明是多元的，应该有“东方式的工业文明”或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的主张。他们还借助于所谓“韦伯理论”，强调宗教和伦理等意识形态能够对经济发展起正面的积极作用，儒家思想在现代还有巨大的价值和存在的理由。在上述国家和地区，现代新儒家都有相当的势力和影响，有的还由政府出面大力提倡儒学，组织编写《儒家伦理》教程，指定为中小学生的必读

课，.例如新加坡。另外，还有一部分海外华裔学者，由于长期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从生活习惯到思维方式都保留着中国人的根性，难免在西方社会生活中感到“孤寂”和处处不相契入，因而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强烈的“寻根”意识，并且渴望中国文化的精采、优越能够得到西方人士的了解和承认，以改善自身的生存环境。在这些人中，有的也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和支持者，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学术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年龄都已老化，有的已经故去，代之而起的是港台和海外的一批思想活跃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大都是唐君毅、牟宗三的学生，受过良好的现代西方文化教育，知识赅博，思想开放，在一些国际性的学术组织里和学术会议上，己经形成一定的力量和势头。他们中的一些人.对祖国有深厚的感情，赞成我们的开放政策，近年来多次回国讲学，在海内外学术交流中起了积极的桥梁作用。他们宣传的新儒学观点，我们虽不赞成，似是作为学术问题可以探讨和争论，在讨论中他们的思想也不是一无变化的。在这些学者中，较为国内读者熟悉的有关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刘述先等人，他们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

以上简述了现代新儒家作为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出现的一个重要学术思想派别，在本世纪产生和发展演变的过程，也附带说明了目前国内重新出现儒学热的外部影响即国际条件。当然，目前国内出现的文化研讨热潮，包括提高孔子、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的努

力，并不只是由于外来的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主要不是由于外来的影响，而是由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改革的深入，必然会引起一个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再估价，探讨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的思想运动，其中自然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观点，包括更多地肯定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在今天的价值和积极作用的观点。我们似乎还应考虑到，“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批孔批儒所引起的逆反心理，可能也是使孔子和儒家在今天地位上升的一个原因。然而，不论对孔子和儒家思想作多么高的估价，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的方针，肯定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那么和主张“儒学第三期发展”的现代新儒家毕竟还是有原则区别的。

古今、中西文化冲突问题将贯彻整个二十世纪之始终。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思想界，除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强大的思想潮流之外，较有影响的和生命力较长久的，还有西化派和中体西用派。现代新儒家就是本世纪中体西用派的主要代表。它从二十年代产生以来，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预计到本世纪末以至下个世纪，还会有一定的影响。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这个流派是绝对不能忽略的，何况我们对它的研究就是对当前思想斗争的现实实际情况的研究。

开展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有许多是在世的学者，和当前的政治联系更加密切，也涉及到一些政策问题。它不同于一般的思想史研究，要具有更加严谨的科学态度，详细占有资料，分析批判都要以理服人，更好地做到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像对待中国和外国的其它资产阶级学术流派一样，对现代新

儒家学者的思想和著作，也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对其中所包含的合理的思想成份，有益的思维成果，都应予以肯定并且虚心地学习和借鉴。例如，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十分重视对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的研究，试图由此找到一条更深刻地揭示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使哲学史研究更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的途径。而对中国哲学范畴的研究，不但古代已有先行者，如宋代陈淳著有《北溪字义》，清代戴震著有《孟子字义疏证》；现代新儒家学者在这方而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唐君毅所著六大卷《中国哲学原论》，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专著。作者运用了某些近乎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对中国哲学中涵义最广、运用最普遍的一些概念、范畴，如“道”、“理”、“心”、“性”、“命”、“太极”、“名辩”、“格物致知”等等，作了系统的疏理和详尽的阐释，引据资料相当丰富，对于我们的研究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现代新儒家从唯心主义历史观出发，把心性之学当作中国学术文化的本源大流，以孟子和陆王的心性论为正统，并吸摄融化了康德的“道德形上学”和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中的某些唯心主义思想，建构起心性哲学的系统理论。而我们过去对中国哲学的心性论是重视不够的，不说没有人写出过如港台出版的大部头专著，就连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也很少。这个情况启示我们，要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及其发展的真实过程，分清什么是精华和糟粕，对唯心主义也要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中国哲学心性论的内容非常丰富，除了儒家心性论之外，还有佛教心性论和道家、墨家的心性论等等；儒家中除了孟子和宋明儒学的唯心主义心性论之外，还有荀子和王夫之、戴震等人多少带有

唯物主义因素或倾向的心性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包括近代心理学在内的科学方法，对中国心性之学进行系统的深入研究，正确说明道德的基础和本质、知和行的关系、真和善的关系等问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现代学术发展的需要。现代新儒家在这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不是对我们也有启发和促进作用吗？

与现代新儒家的新道统论和中国本位（或主位）的文化立场不同，马克思主义不是某种狭隘的宗派，而是以往人类文化史上一切优秀成果的合理继承者和发扬者。我们十分重视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那些优秀的东西，努力使自己的理论具有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但是，由于立场不同，我们和现代新儒家对什么是民族文化传统的精华、什么是糟粕的看法显然是不一样的，并且决不允许用传统来拖住我们的前进步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拒绝学习外国的优秀文化，他以海纳百川的气魄，实行开放的文化政策，睁开眼睛看世界，对东方和西方各民族一切优秀的历史文化，近代先进的科技成就，均采取兼容并包、为我所用的态度，当然这同样是一个“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过程。实行文化上的开放政策，就难免精华、糟粕一起进来，对于无所畏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并不可怕，用科学的方法加以鉴别和取舍就是了，并且最后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我们对西方的各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流派都采取开放的态度，更何况对港台和海外流行的现代新儒家思想呢！所以，现代新儒家思想传播、渗透到国内来，并引起一些人的共鸣，得到一定的流传，这也并不可怕。我们要加强对它的研究，首先要了解它，把现代新儒家的著作找来读一读，仔细推敲和认真比较分析；了解和研究深入了，把它的本质暴露出来，告诉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自然会采取正确的取舍态度。

第五篇：要重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要重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是指为使企业达到目标所进行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人力资源部署和管理。它将人力资源管理视为企业的“战略贡献者”，通过有效整合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系统、雇员关系行为等要素，为企业创造持久的竞争优势。较之于传统的人才管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突出以“人

”为本的管理理念。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是以“事”为核心构建的。人为完成事而存在，而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则视人为获取竞争优势资源的资本，其出发点是“人”，追求人与事的系统优化。这对于决策层来说就意味着所有的管理最终都必须落实到人，只有管理好人才是抓住了管理的精髓；而对于员工则意味着更好地领会企业战略，根据部门目标结合自己的发展计划，科学、合理地安排工作与学习。

第二，强调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战略制定与实施中的核心作用。传统人力资源管理往往定位在行政辅助功能上，与企业战略的联系较少，而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制定则根据企业内外环境进行企业整体的人力资源规划。在此过程中，人力资源管理与战略之间实现一体化，构建起动态的、多方面的持续联系。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广泛参与企业高层管理，直接融入企业战略的形成与执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不仅要为战略规划提供人力资源信息，而且有助于作出最佳战略选择。

第三，关注企业整体层次的绩效。传统人力资源管理虽然也关注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绩效目标的贡献，但其主要目标在于本部门的工作绩效，并以此作为检验工作效果的主要依据，而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关注的焦点则是人力资源管理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目标是更有利于企业获取高绩效、更有利于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与发展。在这一理念下，人力资源活动的价值取决于它是否能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是否能在提高企业绩效、实现战略目标等方面发挥战略作用。

目前，人作为最重要的战略性资源，越来越成为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由此，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第一，在人力资源成为企业的战略性资源的情况下，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战略要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竞争优势来源（如资金、土地等）已不再能以稀缺的、不可模仿的方式为企业创造价值。而人力资源由于价值创造过程具有路径依赖和因果关系模糊的特征，在员工认知态度及工作氛围等方面竞争对手难以察觉和模仿，从而成为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重要依靠。

第二，在经常变化的经营环境要求企业加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当今世界，快速变化的顾客需求、迅猛发展的技术变革、日益深化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使企业面临着多重的、快速变化的竞争压力。在激烈动荡的市场环境中，企业竞争呈现出动态化特征，竞争能否成功，取决于对市场趋势的预测和对变化中的市场需求的快速响应。在这种竞争态势下，企业必须在战略上具有高度的灵活性，能够根据自身所处的市场环境制定并实施相应的发展战略，同时又要能够高效地动员各方面资源为企业的战略服务。而进行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不仅能够实现人力资源管理各项职能之间的有效匹配，使之服务于统一的战略目标，而且能够使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参与企业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过程，创造实施战略的适宜环境，发挥“战略伙伴”的作用，使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战略保持动态协调。当人力资源管理在内外两方面与企业战略相适应时，就能够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战略中的独特作用，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进而培育和发展动态核心能力，最终达到提高企业绩效的目的。

因此，为了使企业在竞争中免遭淘汰，有实力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实现向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型。目前,实现这一转型主要应做好如下工作。

第一，使人力资源管理参与到企业的战略决策中来。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要求基于人力资源制定企业战略，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必须参与企业经营的整体战略决策，加强和促进有助于战略目标实现的企业文化氛围和价值观形成，使全体员工明确企业的发展方向和战略目标。

第二，努力提升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价值。提升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价值是实现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转型的关键。为此，人力资源管理应努力做到：进行严格的初

期分析，了解企业的价值链模式及其需要，将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问题以直观明确的术语予以阐明；同时一定要注意把握企业外部环境，将企业内外部环境有效结合起来，制定并实施与企业发展战略相匹配的人力资源管理战略，使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的创值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实现人力资源管理创新，通过员工态度调查等方式评估创新结果，为人力资源管理创新提供经验支持；对员工进行培训，提高他们各方面的素质，从而使企业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第三，重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内部职能。由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职能构成会受到企业规模大小、经营策略和活动效率的影响，在一些企业中，进行更为集中的人力资源管理可以确保企业人力资源服务的质量，并可获得相应的规模经济效益；而在其它情况中，有必要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内进行适当分权。不管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如何实现组织重构，传统人力资源管理功能转变成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功能过程中的关键要素是，新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型职能结构能够发现企业经营战略的需要、提供有效的人力资源服务，帮助企业实现战略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