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房屋拆迁问题与对策

第一篇：浅析房屋拆迁问题与对策

浅析拆迁问题与对策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大批农民的房屋需要被拆迁。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而言，房屋是他们的安身立命的地方，是其最重要的财产，也是其保护自己人身安全甚至其它人权的重要载体，但是在房屋拆迁中，由于拆迂管理工作不到位，拆迂法律与补偿标准机构不完善，行政裁决和强制执行不规范适合，被拆迂人需求的中低价位房屋供应不足等原因引起大量的群众性上访事件，如何处理好房屋拆迁问题不但是经济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

一、房屋拆迁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从法律上看：

1、房屋拆迂没有直接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可循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对房屋拆迂的一个专门法律和规章，仅有国务院颁布的专门针对城市居民房屋拆迂的行政法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2、农村中农民法律知识缺乏，维权意识不强。对政府有关单位与开发商的13头承诺较易相信，没有签定任何安置补偿协议，一旦农民的房屋被拆迁后就将农民的利益置之度外。

(二)从补偿上看：

1、利、偿范围较窄(1)我国房屋拆迁补偿基本上限于财产权补偿，而财产权的补偿中也只限于对直接损失的补偿，事实上，被拆迁人在取得房屋所有权时，已经支付了相应的土地使用费，而在他们的房屋被拆迁后，这部分费用却未完全纳入补偿范围。(2)农民在拆迂过程中不仅失了房屋，而且他们的生活，工作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有的村民要另寻生存地点，使其生活和就业的成本增加。

2、补偿安置不到位与不合理。(1)政府要对土地实行征用，房屋，称安置房屋还没有建设好，让农民自行安置到村的地方租房暂住，许诺安置房屋建设好就马上迁入。但政府有关部门和开发商让农民迁出后就再也不认帐了，使农民失地、失房、失去生活来源，真是苦不堪言。另一方面，虽然将农民拆迁户安置好房屋，但是没有得到有关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障，只是作一次性补偿，没有为农民臼后的生活提供必须的安排，由于农民不能再耕作和搞些农村副业，使农民基本生活得不到提高，反而比前更差。更有甚者，由于拆迁单位的资金缺乏有效监督或因资金不足，使农民的补偿资金不能及时到位，给农民带来很大的困难，生活来源中断，连最低生活保障也难以落实。同时农民因房屋拆迁带来许多不便和生活损失，如子女人学问题，生活成本增加(交通，管理费，就医等)，都困扰着农民被拆迂户。(2)脱离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原则。在房屋安置补偿过程中，通过对实地调查和当地有关部门关于农村房屋拆迁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解与分析，可从中发现，在农村房屋拆迁补偿上，普遍存在着一种过分地看重硬性标准的倾向，实际工作中严重脱离 “以人为本”的原则，取而代之的是 “以硬件为本”。如在住房安置上，根据农民是否拥有本地户籍或家庭中拥有户口的人数来确定安置房屋的面积，同时结合原住房面积的大小来折算，如一户人有五口人，家中只有3人拥有当地户口，而该家庭居住面积是9O平方米，而根据相关比例折算只能安置到面积5O平方米的房屋居眭。如果没有当地村民户籍的则可能得不到补偿。至于对拆迂房屋中弱势群体(老人，残疾等)，则只是统一给予安排，领取到政府给予的最低生活保障金，采用一刀切方法，有悖于为人民服务的采旨。

3、补偿费用和标准偏低。政府直接规定拆迁的补偿费用和标准，末进行房产评估，不与被拆迂户进行协商，或进行协商没达成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只向拆迁户作最后的 “通牒”。

二、农村房屋拆迂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强对农村房屋拆迁法的制定和完善。

权力来源于法律的授权，权力的合法性也来源于法律的规定法律是保障农民利益的根本之源。面对农村房屋拆迁主体。补偿安置，处理程序没有具体的法律可适用的情形，在加强立法的同时，必须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和完善。建立农村房屋拆迁法律制度。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在农村房屋拆迂的主体上，农村房屋拆迁主体应由政府部门及村集体组成。政府部门在组织实施房屋拆迁进程中作出规划，而村集体组织进行监督，这样的形式，两者共同合作。在房屋拆迂补偿上，对于补偿对象，所有人不得以是否有房屋产权证为标准。补偿标准可给权省，市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的发展水平，结合被拆迂房屋的重置成本等因素综合考虑。而大旺白沙村经济比较低下，因此，补偿时必须符合实际。同时，要经过较为科学，完善的价格评估程序，合理确定被拆迁房屋的货币补偿金额，充分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补偿费应及时足额发放到被拆迁人手中，以保证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在拆迁安置上，农村房屋拆迁应按照有生产用地，生活方便，节约用地的原则，选择好安置点。要符合农村集镇和中心村建设的长远规划，交通便利等。房屋拆迁后，应为拆迁人安排好临时居住点，并发给相应的搬家补助费，新房的建设问题，政府部门可授权村集体组织实施，相关费用凭实际支出安置费中列支。现农村房屋拆迁处于无序状态，完善农村房屋拆迂方面的法规不容迟疑，从而使农民房屋拆迁工作有章可循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农民法律知识教育，提高农民的维权意识安排专业人员为农民提供法律指导，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面对补偿资金不到位，拖欠等现象，引导农民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维护自身权益。政府部门也要加强管理与监督，使发放给拆迁户的资金到位。这样做不仅有助于保护农民利益，而且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

(二)在拆迁补偿上，可以考虑采取如下几种补偿方式。

一是货币补偿方式，货币安置补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房屋拆迁一种新的安置方式，通过货币支付形式把被拆迂房屋户的安置房屋推向市场。补偿费用除了包括房屋及其附属物补偿费，土地使用权外，还应包括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金。经济学者茅以轼认为必须提高现行的补偿标准，他建议应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再加 1O％比较合适。④货币安置补偿标准要以原地搬迂实物安置标准作为测算的主要依据。从价格上给房屋使用人一次性购房款额应达到本地段安置房的成本价比为合理。对被拆迁房屋所有人，拆迁人一般应按房屋的安置价格结合成新评估作价补偿，因此拆除自有自用的私有房屋，拆迁人按上述除一次性货币购房款外还应给一笔拆除房屋补偿费。同时对被拆迁房屋户的这种一次性货币补偿的 “买断”方式，要建立相关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体制，保障农民拆迂户应享有的权利。因此，当地政府应根据情况建立起符合村民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体制，使村民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二是在住房安置时，要坚持让利于民，最大限度地考虑被拆迁人的利益。一方面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想方设法确保被拆迁户拆迁安置后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要注意照顾村中不同需求对象对住房置换面积的多样性需求。农村房屋拆迂需要取消以户籍及有关条件要求为硬性标准的规定。要根据具体面积和人数来安排，在安置标准上可以这样：(1)一至二人户，原面积不足4o平方米，安置面积为40平方米：原面积在40至80平方米，按原面积安置：原面积超过80平方米的，安置面积为80平方米。(2)三人户，原面积不足50-T-方米的，安置面积为5O平方米；原面积在5O至11O平方米，按原面积安置：原面积为超过1O平方米的，按原面积安置1 10平方米。(3)四人

以上户，原人均面积不足15平方米的，人均建筑面积15平方米安置；原人均建筑面积在15至35平方米的，按原面积安置：原人均建筑面积在35平方米以上的，按人均面积3S平方米安置。被拆迁人在同一拆迁范围内有多处合法住房的，应合并计算其原住宅房的建筑面积这样就可以很好地照顾到不同家庭的情况。例如，对单身老人或老龄夫妇群体来说，原有面积大都在100平方米左右，还给他原有住房面积，置换成两套住房，一套自己使用，一套出租流转，可以辅助解决养老生计。他们虽然享受医疗和养老保险，但已经完全失去社会工作能力。实践证明，以这种的置换方式，能够有效化解相当～部分农村老人的生计困难。再比如，对身边有婚龄子女同居的农民，也应考虑到他们子女的婚嫁住房需要，适当调整和加大置换面积。还有，为了保障农村独生子女国策的长效实施，住房置换也应体现某种优惠等等。另一方面对村中那些生活有特殊困难的被拆迂户要采取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使他们亲身感受到党的政策的温暖，千万不要动不动用法律法规吓唬人，要以一个平常心进行换位思考。在建立被拆迂房屋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同时，规定对被拆迂房屋农民中的特殊困难群体，包括以往历次征地己安置和保养的人员，凡符合要求和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允许其按照有关规定申办和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同时可设立住房保障线，对被拆迁的特殊困难户给予照顾，规定被拆迂农民获得的货币补偿款金额低于本市当年最小户型的经济适用房总价，拆迁人应当将其拆迁补偿款补足到这一标准，保证每一户被拆迁农民至少都能得到一套最小户型的经济适用住房。三是对于土地征用拆迁房屋的补偿，可以采用 “分年补贴” 建立 “以土地换社保”的新机制，建立起以土地经营权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让农民拆迁户以土地入股的方式，使农民成为集体资产或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个股民，赋予了农民长久拥有集体资产股权和分红权利，而不至于有些农民用完补偿费，使日后的生活失去了经济来源，成为 “贫民”。这种“分年补贴”的长久保障方式，有效地保障了农民生活。总之，农村房屋拆迂补偿应遵循公平的原则，公平地补偿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三)在政府行为上，要做到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必须从商业性的拆迁活动中完全退出，要转变观念，改变直接进行房屋拆迁或者代替拆迁人进行房屋拆迁的错误作法。政府专心扮演裁判员的角色，切实转变职能，依法行政。拆迁管理部门要与拆迂单位、拆迁评估机构分离，确保拆迁管理部门独立、公正地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即使是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益事业建设项目，也应当成立项目法人或委托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去承担，主管部门决不能直接充当拆迁人或者接受委托拆迁。总之，村中房屋拆迁时，本地政府都要以正规程序来进行，有相应部门管理。二是对于大旺本地政府转授权行政方面，要严格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行政机关。按照《立法法》第八条规定，涉及对民事基本权利及财产权利的调整只能由基本法律调整。《宪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基本法律的制定主体只能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此，从法理上说，拆迁房屋应由宪法等相关的上位法作出规定，并符合严格的法定条件三是地方得到行政授权行政中，可以建立起法治化的利益表达机制，把农民的利益表达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提高部分执法人员的素质，对于上访的农民要耐心积极对待，使农民的利益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又能使政府行为受到严格规范。总之，完善局面房屋拆迁工作，保护被拆迂人的利益，是十分重要的，需要政府，社会、人人共同努力。

第二篇：浅析房屋拆迁评估工作中的问题及对策

浅析房屋拆迁评估工作中的问题及对策

房屋拆迁工作是城市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重要环节。房屋拆迁工作的平稳进行，对推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改善城乡环境和广大被拆迁人居住条件，保障各项重点建设工程的顺利实施等各方面均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房屋拆迁工作中，房屋拆迁评估工作又是此项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房屋拆迁评估包括对被拆迁房屋的分类评估和分户评估。分类评估是指估价机构对拆迁范围内的被拆迁房屋，按照区位、结构、用途等分类进行的房地产市场平均价格的评估。分户评估是指估价机构对被拆迁房屋，按户根据房屋的区位、用途、结构和建筑面积，结合该房屋的楼层、朝向、成新等因素进行的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评估。按照相关规定，“拆迁分类评估价格可用以指导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协商确定被拆迁房屋补偿金额„„”;“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行政裁决时，对逾期不申请复估和评估技术鉴定的，应当根据分户评估报告确定对被拆迁房屋补偿金额„„”（《湖南省城市房屋拆迁评估管理规定》湘建房（2004）264号第七条、第二十八条）。由此可见，房屋拆迁评估的结果与拆迁当事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通过评估确定补偿价格，科学合理，便于被拆迁人理解，有利于减少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矛盾，有利于简化拆迁补偿安置程序。通过评估确定被拆迁房屋价格，是利用市场手段确保被拆迁人实际损失能够准确、合理得到补偿的最好办法。如果拆迁补偿估价结果不够客观公正，或者不够完整准确，会使拆迁补偿谈判无法达成一致，进而影响到整个拆迁工作的进展。

房屋拆迁因土地性质的不同分为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和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对此，笔者作为一名从事房屋拆迁评估的工作人员，结合自身体会，将在上述两类房屋拆迁评估工作过程中遇见的问题及对策简述如下……

一、对已建项目性质、用途、权属、面积、结构、成新（建筑年代）、层高等因素的认定及对策

在城市房屋拆迁中，相关文件有明确规定：《湖南省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办法》（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57号）第七条：“被拆迁房屋的权属、面积、结构、用途以房屋权属证书为准;权属

1证书未注明的，以产权档案记录或者其他有效文件为准;已经改变用途的，以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为准。”《湖南省建设厅湖南省城市房屋拆迁评估管理规定》（湘建房（2004）264号）第十四条进一步明确了：“被拆迁房屋的性质、用途、面积，以房屋权属证书、产权档案记录或者其他有效文件为准;已经改变用途的，以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为准。当事人对被拆迁房屋性质、用途存在分歧的，应当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确认;当事人对被拆迁房屋面积、权属存在分歧的，应当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确认……”

以上条例，均存在一定行政管理思维。在城市拆迁中，“住改非”的情况是较多存在的，如何确定此类房屋用途、性质也是拆迁当事人双方关注的焦点。笔者认为在进行房屋估价时应综合考虑被拆迁房屋的实际用途而不应仅看其房产证或其他档案记录文件。因为产权证明等文件记录中标明的用途不能对抗实际用途。既然房屋所有人对房屋的所有权表现在对该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那么所有人当然可以改变对该房屋用途。这是对私有财产权利的尊重，也是尊重房屋自然属性的体现。当然实际用途的是终认定，还需要管理部门制定相应统一的认定标准，如对需要认定为“商业用途”的房屋，须由被拆迁人提供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明及完税凭证等相关资料作为实际用途认定的依据等等，至于经营年限要求等细节方面要求可由相关部门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予以确定。

城市房屋的用途、性质等关键因素确定后，其他如结构、成新（建筑年代）、层高、楼层、朝向等均应由估价人员在项目外勘时与产权文件一一核实查证，以上因素都应在评估中予以考虑。评估过程中，除估价人员应用日常经验数据进行评估修正以外，相关管理部门亦应组织制定统一的调整修正系数供估价人员使用，尽量地避免误差并求得客观公正的评估结果。

以上可见房屋产权资料在拆迁评估中的重要意义。它是估价时必须掌握的重要资料，是确认房地产的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等权益的有效法律凭证。它包括房地产产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土地出让（转让）合同，建筑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房地产预售许可证，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证明等等。理清房地产产权状况，既是估价工作中的难点，又是正确估价的基础，也是估价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在进行集体土地上的农村房屋的拆迁评估过程中，笔者发现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未发房屋所有权证等相关产权资料证明，那么相关因素的认定问题较之城市房屋拆迁来说又进一步凸显出来。比如：用途问题，评估时会碰到有些被拆迁人利用道路或院子搭建一些简易工棚，面积从几个平方米至几百平方米不等，内置一些基本生产工具等，或作为加工场地等，被拆迁人往往要求按非住宅评估，这必然会使评估结果发生偏差。对此类问题，应由估价人员在现场将实际情况记录在案，要求被拆迁人在记录上签字并有村上有关人员见证签名，同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并协助有关部门制定行政规章，以求在本地区的拆迁评估有据可依;结构问题，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情况多样，有的是主体结构为砖混而非承重部位为木结构；有的下部为混合结构上部为木结构，评估时简单地用砖混或砖木结构来评都会使结果发生偏差。在评估时碰到主体结构而非承重部位为木结构或简易结构时，可采取房屋重置价分项进行评估。在估价中一般看主体结构所占比例。对横竖各半的两种结构可采取分开估价，再合二为一作为该房屋评估价;建成年份问题，由于多数集体土地上的房屋缺少房产证也无建房资料，而在评估时被拆迁人从本位出发一般都回避或瞒报建成年份，极少会如实相告，同时由于部分被拆迁人可能在拆迁公告公布后又对房屋内外墙重新进行贴饰和粉刷，这又进一步加大了估价人员对房屋成新认定的难度。因此，评估人员在现场查勘时除询问相关人员外还需作更详细的观察以排除内外装饰给房屋评估成新带来的偏差，另外在正式出报告前打印一份被拆迁人名单，上列对被拆迁人房屋实勘所判定的结构、估计成新率（建筑年代）、重置价等内容，召集村长、书记及群众代表进行预审，排除评估中偏高偏低现象，以求对房屋有一个正确的估价;其他问题，在评估时还会碰到诸如层高不同，如有无圈梁、底层有无架空等等，如果不把工作做细，评估结果都会发生偏差。从理论上讲层高不一样造价就不一样，按不同地区文件，层高每增加数厘米房屋价值就会按该结构价增加数个百分点。实际评估中，大梁、圈梁及底层架空层问题可套用重置价分项结构价，对于平套结构价，那么高出结构价部分的操作可按“结构问题”中所列进行操作。

二、对突击建房、突击装修、抢种补种问题的认定及对策

在评估过程中还会碰到被拆迁人在拆迁公告发布后突击建房、突击装修的问题，该问题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只要凭产权证就很简单，因为拆迁公告公布后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将“书面通知土地、规划等有关部门暂停办理房屋的新建改建扩建、改变房屋用途和土地用途、房屋

租赁等有关手续。”（《长沙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二条），因而拆迁公告公布之后的突建房屋是不可能办到产权证明的，那么该突建部分可作为违章建筑认定。又根据“拆除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可以给予适当补偿。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时限的临时建筑，以及征用土地公告颁布后擅自进行的房屋及其附属物新建、改建、扩建的部分，不予补偿”的政策，对此类突建房屋及突击装修部分的价值是不予评估且不予补偿的。

而上述突击建房、突击装修的问题在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权属管理不完善。所有权证资料本身不齐备的情况下，在进行评估时即使估价人员可明确判定其房屋为突击修建、装修的，也难以简单将其定性为违章、临时建筑或突击装修的部分。解决此类问题一是要作好政策宣传，二是由有关部门在拆迁公告公布后尽快地对各被拆迁户的房屋面积、装修等各项情况及时查勘并作好影像资料的保全记录。此外还要依据当地有关部门对村民居住房屋的标准面积和超标准后怎样处理的文件，由估价人员按实情记录评估，对超标部分交由有关行政部门处理。还没有制定相应规范文件的须向有关部门反映并协助有关部门制定相应评估补偿标准的文件等。

有些集体土地上的被拆迁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补偿，在耕地里抢种、补种一些赔偿值较高的花木、果树等植物，你今天评他明天移，防不胜防。对于要求估价人员对此进行现场清点估价的，解决此类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在拆迁公告公布后请村里的有关人员尽快地配合估价人员进行现场清点，在清单上请被拆迁人及村有关人签字，这样做才会有据可查并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对在建工程项目的补偿问题

对于城市居民或农村集体土地上村民的正在建造的房子，当房子造到一半土地被征用了的情况应如何评估补偿价格呢？在实践中，新房在建工程补偿一般是以实际完成工程量的重置评估价格进行协商补偿。当然，被补偿的在建工程必须是已通过了规划报批手续，持有建房许可证等合法的在建项目。

四、宅基地范围内的副业棚舍、附属物的补偿问题

宅基地上的副业棚舍和其他附属物，按有关国家建设征地财物补偿标准规定补偿。补偿标准是根据国土资源部、建设部的有关规定和参照建设工程分类的预算定额标准并结合本市的市场供求综合因素确定的，其中分为农田基础设施、非居住房屋及附属设施、畜禽类、水产品（养殖业）、种植业、苗木花卉等。对未列入补偿标准范围的产业或物品，则采取双方协商形式，这些补偿不计土地使用权基价和

价格补贴的补偿因素。

五、改制企业房屋的评估补偿问题

改制企业在城市旧城改造中的房屋拆迁是近几年新涉及的问题，由于改制是“一企一策”，企业改制后，其房屋所占用的土地使用性质繁杂多样，有出让、转为租赁、保留划拨、土地使用权剥离或部分剥离等多种形式。对不同土地使用性质的房屋评估补偿，现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

解决改制企业的房屋评估补偿问题，要按改制企业占有的合法权益与主张补偿权利相一致的原则，在拆迁评估时，应依据改制时所付出的改制成本取得的完全权益为前提，遵循“谁投入、谁占有、谁受益”的原则进行。凡改制企业所使用的被拆迁房屋，在改制时包括所使用的国有土地一并进行资产评估列入改制成本的，就可享有完全的房地产权益，按市场评估价全额补偿给改制企业。对企业在改制中，仅对房屋建筑物作为资产评估，未将土地资产列入改制评估范围的，因其占有的房地产权益不完全，补偿不应包含地价因素，但为了有利于拆迁，在拆迁评估时，可按照完全的房地产权益进行市场评估，然后在评估额中参照土地出让的标准作适当比例扣减后，再全部补偿给改制企业。

笔者在近期所做的拆迁评估工作中发现，在改制企业的补偿评估中，许多评估人员忽视了该项重要因素，未能细致调查各被拆迁的改制企业的相关改制资料，其评估报告中对各被拆迁单位所适用的评估标准（如在确定改制企业的土地类型、界定土地用途及对土地评估结论是否需扣减出让金等）具有较大的随意性，这可能使评估价值与实际情况相偏离，而评估结论的准确性将直接影响到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如果拆迁补偿估价结果不够客观公正，或者不够完整准确，会使拆迁人或被拆迁人丧失对估价机构客观公正性的信任。

总之，拆迁评估工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要做好这一工作，必须有行政管理等相关部门的充分重视及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应针对拆迁中出现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完善城市房屋拆迁评估体系的建议，制定并进一步完善与拆迁工作息息相关的各项拆迁评估工作的指导性意见、管理规定，如文中所提及的“改制企业拆迁评估指导性意见”、“集体土地上房屋及附属物评估管理规定”等等。选择有代表性的房屋装修标准及相应的调节系数标准进行公示，并进行装修评估指导价、房屋重置价、区域房屋市场价、基准地价标准的适时更新……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要充分认识到做好拆迁工作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增强紧迫性、责任感，认真研究拆迁当

事人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寻求解决老百姓反映强烈、矛盾突出问题的方法，让被拆迁人理解拆迁、配合拆迁，积极地进行各项拆迁政策的宣传工作，使拆迁各方当事人及被拆迁当地的居委会、街道办事处或者是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等均能在拆迁过程中积极配合拆迁评估工作人员做好项目查勘，数据认证等各项工作，使评估工作能更加细致到位，因为只有拆迁当事人才最了解估价对象的细节特征和独到之处。估价人员只有仔细听取拆迁当事人的意见，检查自己估价报告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才能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或通知测绘机构重新查丈，作出客观公证的评估报告。一份客观公正、准确完整的评估报告，也是拆迁工作顺利进行有力保证，拆迁工作顺利进行又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以上为笔者在拆迁评估工作中的数点浅见，未尽不足之处，望予批评指正。

第三篇：城市房屋拆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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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房屋拆迁问题

土地使用权是宪法确定的私有产权，在涉及对这种私人产权的征收、征用、拆迁时，就应当考虑补偿。然而近年来，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拆迁往往只是对房屋进行补偿，不对土地进行补偿，有关土地使用权的补偿纠纷时有发生，从而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此外，不合理的法定拆迁补偿标准使得居民在缺乏合理依据的情况下根据自己喜好提出要求，一旦前人的要求得到满足，后人会以此为依据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也致使拆迁方和地方政府承受了巨大的交易成本和财政负担。

1、城市房屋拆迁的本质及其所涉及的土地问题

为了考察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独立产权性质，必须理解什么是产权。阿曼·阿尔奇安(1965)指出：“在任何社会里，资源的个人使用权(即产权)都能得到解释，产权意味着对于其他人在资源使用方面做出的违背我意愿的选择的一种保护”。E.G.弗鲁博顿和S.配杰威齐(1972)认为：“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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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每个人相应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些关系的成本。”

土地使用权虽然是不完全物权，但仍然是独立的财产权利，具有对世性的特征。土地使用权者直接和不特定多数人发生法律关系，也都可以独立地行使物权请求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也可以自主决定将该权利转让、出租或抵押，或在其权利上设定其他性质的物权。土地使用权人实施上述法律行为时，不受土地所有权人即国家及社会任何其它个体或组织的干涉。因此，土地使用权是其使用权人的一项独立产权。

尽管城市的土地按照宪法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但这些国有土地上建立了各种不同所有权的房屋，这些房屋是因为拥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而存在的。城市房屋拆迁的直接目的在于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被拆迁人的财产价值构成不仅涵盖房产，更应当体现出土地的价值。从表面上看，拆迁似乎指向的是房屋，但其本质却是在公权力干预下的平等主体之间土地使用权的产权交易。基于土地使用权的独立产权性质，其流转交易应依法实行有偿转让，房地产开发及拆迁行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城镇拆迁费等相关费用，以平等协商、等价有偿的原则上取得土地使用权。

然而无论是相关法律理论，还是拆迁补偿实践，大多有意无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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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了拆迁的本质。长期以来，一些部门和单位宣称拆迁方产权人购买的只是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利用地方规章和政策无视、模糊以至于抹杀公民合法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产权，不能给予被拆迁方公正合理的拆迁补偿。因此，国有土地使用权产权的不明晰界定导致了对于受损失方不合理的拆迁补偿标准，进而引发拆迁交易成本急剧上升、致使矛盾纠纷频繁涌现，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2、土地使用权产权不明晰界定引发的拆迁交易成本上升

“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合同而发生的成本”(R.Matthews，1986)。樊纲(1992)对交易成本的具体成本支出内容进行了划分，本文所要分析的拆迁交易成本上升问题则主要涉及其中的议价成本，即为确定买者和卖者的真实要价而进行的讨价还价过程，此外还应包括因无法达成合同而产生的诉讼赔偿等方面的成本支出。

交易与交换，无论是物品的交换还是劳务的交换，说到底都是一种权利即“产权”的交换，也就是放弃对某一物品的产权换得对另一物品的产权。产权不明确，事实上从两个方面使交易成本上升，一方面是造成交易对象之间发生议价博弈，双方为追逐私利引起了“有形交易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模糊的产权会阻碍交换行为的发生，导致交易规模的缩小，使人无法通过交易行为提高经济效率，这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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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不确定造成的效率损失，也被称为“无形的交易成本”。下面就有形和无形交易成本两个方面，对土地使用权产权不明晰界定引发的拆迁交易成本上升问题进行考察。

有形交易成本方面，假定拆迁方对其所致损失(包括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负完全责任，被拆迁方就没有任何理由修改他们的安排，因为对被损害权益的赔偿总是能够替代他们损失的市场价值。但是，如果拆迁方抹杀公民的土地所有权即不用负完全赔偿责任，他们就会坚持这一安排，这样轮到被拆迁方设法减少损失，采取与拆迁方进行议价博弈的形式。进而，在议价过程中，居民往往具有更高的博弈资本，由于一旦对某个地块进行拆迁，这个拆迁的程序是不可逆转的，政府和开发商无论投入多大成本都必须将这个工作完成，此时，居民就不会担心因为自己要价过高而使得开发商知难而退。因此，在后一种情形下即土地使用权产权不明晰的情形下，原先的拆迁补偿标准名存实亡，被拆迁方不合理地提高补偿要求，使拆迁方和政府承受了大大超出预算范围的有形交易成本。

无形交易成本方面，当拆迁双方就补偿标准进行议价谈判陷入僵局而无法达成拆迁协议契约，甚至引起双方法律纠纷时，就产生了无穷大的无形交易成本。即当我们以“机会成本”的观点来看该问题时，产权界定不清楚，事实上阻碍交易的实现，使任何交易成为不可能，事实上使潜在无形的交易成本无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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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明确界定产权，不仅是减少有形交易成本的前提，而且本身也减少了“无形的交易成本”。对于我们分析的城市房屋拆迁问题带来的借鉴意义便是：承认并明晰界定被拆迁方应有的土地使用权产权，并为此建立公平合理的产权制度以保护公民的私人独立产权，将会大大降低拆迁过程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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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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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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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浅谈农村房屋拆迁问题（精选）

中国农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课程论文（设计）课程名称：

论文题目：浅谈农村房屋拆迁问题22乡村传播学

学生姓名张建

专业会计学

层次专升本

批次102

学号w320801102061

学习中心江苏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

2011年5月

中国农业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制

浅谈农村房屋拆迁问题

摘要：近年来，随着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批的农民私有房屋被夷为平地，拆迁量连年上升，农村房屋拆迁引发的矛盾日趋尖锐，对抗性越来越强，农民反拆迁的上访有增无减，损害农民利益的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农村房屋拆迁问题已严重危及农村社会的稳定，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当从征地规范化、拆迁合理化、补偿标准化、安置亲情化，坚决杜绝拆迁工作中的不规范、不文明行为。

关键词：农村房屋拆迁规范化合理化标准化

房屋拆迁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既维护公共利益的实现，又能让个体利益主体得到最大限度的法律保护，这是一个涉及到城市的有序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问题。现就如何做好拆迁工作，谈谈本人的粗浅看法。

一做好群众思想工作是做好征地拆迁工作之关键

群众利益无小事。征地拆迁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征地拆迁过程说到底是利益分配调整的过程。因此，在征地拆迁工作中，要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我们必须时刻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去想问题、做工作，对被征地拆迁群众的所想、所盼、所虑，要做到心中有数。在实施补偿安置工作中，我们既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又要有灵活性。要坚持用足政策，凡是政策规定必须补偿的，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凡是可补可不补的，要坚决补偿；凡是被征地农民提出的合理请求，都要最大限度地予以解决。在铁山港工业区的征地搬迁工作中，我们不乏突破现有政策的创新举措。如：异地搬迁户人人享有的低保制度、异地搬迁户渔业交通补贴制度、搬迁奖励制度、房屋拆除补助办法等。对被征地群众提出的人畜饮水工程、农村道路建设等的要求，只要政府有能力解决的都予以优先安排。在征地拆迁工作中，工作组遇到的群众生产生活困难问题，都千方百计予以解决。如为患病群众送医送药、组织医疗队伍进村为群众检查治疗、筹资捐款资助困难家庭学生上学等等。既解决了被征地农民的实际困难，也增进了与群众的感情，大大加快了征地拆迁工作的顺利推进。

二完善和健全征地制度，实现征地规范化是当务之急

严格征地程序，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这是征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保护农民权益的重要措施。没有程序保障，就不会有真正的权利保障。程序的混乱

势必造成权力的滥用。因此，土地征用和流转必须制定详细具体的程序，明确征地方和被征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在征地程序上，要严格坚持以下原则：（1）公开性原则。政府征地要颁布征地公告，告知运作程序，保证农民有充分的知情权；（2）参与原则。要规定农民参与土地征用过程中的所有程序，确保他们享有参与权和异议权；（3）听证原则。补偿过程中要让农民自由参加听证。并使农民有充分的发言权；（4）公示原则。从规划、征地、建设、补偿到使用，采取一条龙公示制度，给农民监督权；（5）司法救助原则。允许农民寻求司法保护，通过司法权制约政府和有关部门不合理的土地征用行为

三完善拆迁程序，保证其合理化理顺征收、补偿、拆迁的关系,坚持先补偿,再征收,最后拆迁的程序如前所述,房屋拆迁必须先依法对房屋进行征收,而《拆迁条例》却授权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没有依法征收的前提下就可给予拆迁许可,且拆迁补偿顺序颠倒,存在严重立法缺陷。立法应明确规定:按照市场价值给予被拆迁人补偿的前提下征收单位和个人的房产,然后再进入拆迁程，一般程序如下：

(1)申领规划用地许可证

(2)编制拆迁计划和方案

(3)申领拆迁许可证

(4)发布拆迁公告

(5)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6)实施拆迁

其中被拆除房屋的用途和建筑面积，一般以房地产权证、农村宅基地使用证或者建房批准文件的记载为准。如记载与实际不符的，除已依法确认的违章建筑外，应以实际面积为准。

特别情况的处理：

(1)征地公告时，被拆迁人已取得建房批准文件且新房已建造完毕的，对新房予以补偿，对应当拆除而未拆除的旧房不予补偿。征地公告时，被拆迁人已取得建房批准文件但新房尚未建造完毕的，被拆迁人应当立即停止建房，具体补偿金额可以参照建房批准文件内容补偿，也可由拆迁当事人协商议定;

(2)拆除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可以给予适当补偿。

(3)违法并应无偿拆除的建筑、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以及征地公告后擅自进行房屋及其附属物新建、改建、扩建的部分，一般不予补偿。

(4)一拆迁范围内，既有国有土地、又有集体土地的，国有土地范围内的拆迁房屋补偿安置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执行;被征集体土地范围内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按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规定执行，如当地规定按城市房屋拆迁规定执行的，从其规定。完善被拆迁人的程序权利,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利益

有专家指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集团的贫困,大体是两个类型的原因引起的:一个是他们的资源(资本、土地以及教育水准)不足,再一个是他们没有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平等权利。”要改变被拆迁人弱势的法律地位,应增加被拆迁人作为行政相对人应享有的权利,主要有:请求权;参与权;知情权;正当程序权;对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对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作出的对自己不公正的行政行为的申诉、控告、检举权;抵制违法行为权;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包括: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申请国家赔偿和补偿。

3完善拆迁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提高听证制度效力

“不公正胜于无秩序”的法谚使得我们有理由推论,当征收法律程序公开、透明,当利益各方能够充分参与到征收的各个步骤之中,“钉子户”出现的概率将减少,由之引发的社会紧张局面也将逐渐减少。拆迁程序中应逐步完善听证制度:变事中听证为事前听证(前移听证时间);变任意听证为必要听证(提高听证地位);变形式听证为实质听证(扩大听证内容)。

四完善补偿程序，以程序界定“合理补偿”

首先征地拆迁实质是一个利益调整过程，必须依法进行。要把依法足额补偿放在征地拆迁工作的首要位置，在补偿标准制定和安置方案的确定上，往法律规定的最高限额上靠，确保征地拆迁后群众生活水平不下降，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要按照实事求是、人性化拆迁的原则，依法解决分歧和矛盾，对群众的利益诉求不堵不避，不拖不压，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安排专人跟踪联系和协调解决。要建立与村民代表座谈协商制定、工作例会制度等快捷的利益表达通道和协调解决机

制，真正变“对抗”为“对话”，是拆迁户所反映的问题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得到妥善处理。

其次，确定合理补偿标准时应遵循下列程序：（1）以公平、充分、合理和及时作为补偿的原则。（2）扩大补偿的对象：包括房屋所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房地产本身，还包括房地产的附属物，以及该房地产经营损失。（3）以市场的标准作为合理补偿的依据，等量的财产获得等量的价格。首选货币补偿，实物安置其次。（4）市场的价格确定首先是双方当事人在补偿价格上能达成一致，在协议不能时选择房屋价格评估机构对房屋价格进行评估。在房屋价格评估时，首先应当保证评估主体的的独立性和市场化。允许房屋价格评估机构自主进行评估。其次，采用市场化和科学化的估价标准和方法。由房屋价格评估机构综合考虑各种影响房屋价格的因素并根据现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参考文献

[1]开闻.新拆迁条例.[J].2002.[2]沈开举:论行政补偿的标准,载河南社会科学.[J].2005年第1期.[3] 梁立宽;陈利根;.论我国农村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的完美.[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7.

第五篇：关于房屋拆迁问题的调查报告

关于房屋拆迁问题的调查报告

院校：聊大外院专业：对外汉语班级：2011级12班学号：2011201000 姓名：董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这期间城市房屋拆迁也向着规范化、人性化、法制化的方向发展。1991年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出台，意味着城市房屋拆迁行为开始受到行政法规的制约，公民财产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2001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出台，更全面地规范拆迁行为。在法律法规不断健全的同时，我们看到城市房屋拆迁带来的纠纷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就其原因是条例的某些方面出现了漏洞和不合理，主要表现在：

（1）和《宪法》的精神根本抵触。也就是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是违宪的。城市房屋拆迁从政府管理角度讲是属于市政建设的范畴，而从法理角度讲则是对公民个人财产的征收行为。2000年7月1日实施的《立法法》第八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也就是说涉及到公民财产征收的行为只能通过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才有权规范此类重大事项，排除了行政规章。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对原《宪法》第十三条修订增加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的规定。这里所说的“法律”是指狭义上的法律概念，即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这是法律对征收私有财产行为进行规范的最基本依据。既然《宪法》有如此规定，那么对城市房屋拆迁的规范就应当通过在法律的层面上加以实现，但是实际上，房地产管理机构和房地产公司只认“拆迁条例”。尽管《物权法》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相比，前者为上位法，后者为下位法，下位法应该服从上位法，但是在实际执行中，这个条例比“法律”还大。

（2）行政机构和该“条例”将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剥夺。《宪法》、《物权法》这两部法律的基本精神是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对于公民和法人的财产给予了各样的保护。但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却将这些保护化为乌有，因为该“条例”规定是否允许拆迁，并不在于当事人的意愿，而是来自房地产管理机构的拆迁部门。如果被拆迁人和拆迁人不能达成协议，房地产管理机构就可以裁决强拆。

（3）最充满强横和暴力的第十七条。该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实施强制拆迁前，拆迁人应当就被拆除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即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或者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经过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或者人民政府裁决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很明显，这是对公民的房屋所有权的粗暴侵犯，因而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很多的暴力拆迁就是因为这一条实施的结果。

（4）被拆迁人的权利在拆迁流程中被逐一剥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本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他们之间的协议本来应该是建立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但是由于该行政规章赋予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极大的权力，直接导致行政机构的强行介入双方，使被拆迁的公民和法人处于弱势的被宰割地位。拆迁人需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没有许可不能拆迁，而有了许可证，一切拆迁行为就合法化，就会得到政府的支持。而这时并未征求被拆迁人是否同意的意见，行政机关即可向拆迁人发放拆迁许可证，拆迁人只要获得来自政府行政机关的拆迁许可，被拆迁人就负有必须签约的当然义务，不管被拆迁人是否情愿。假如被拆迁人就补偿问题达不成协议，拆迁人即可请求行政部门强制裁决；而一旦做出裁决，若被拆迁人拒绝执行，拆迁人即可申请行政或法院强制执行。由上可知，被拆迁人的权利在整个流程中逐一被剥夺。

（5）该“条例”只涉及到房屋征收，而没有涉及到土地征收。所以对于土地的征收没有任何补偿。《物权法》所规定的房屋征收必然导致土地使用权被收回，甚至房屋征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土地征收。因为，城市房屋拆迁，本质上是通过消灭房屋而获取土地，拆迁只是取得建设用地的方式。目前拆迁制度的另一个缺陷是拆迁补偿只涉及房屋，而不涉及土地或者仅象征性地给予一定的补偿。但是，众所周知，拆迁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土地，对土地进行再次开发，而不是为了拆除房屋或占有使用房屋，即拆房只是取地的手段。

现行的拆迁制度只涉及房屋不涉及土地的重要理由是土地是国家的，房屋所有权人并不拥有土地或仅仅拥有土地使用权。但问题在于，拆迁人不是政府或国家，而是开发商，开发商就没有理由说房屋所有权人仅拥有土地使用权就可以收回土地使用权。即使是由政府或国家出面拆迁，《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2条也明确规定，只有为了公共利益才允许国家提前收回出让土地使用权。对于划拨土地使用权，《国有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第40条则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城市建设发展需要和城市规划的要求无偿收回。也就是说，政府只可以收回划拨土地使用权，而不能为了城市建设而随意收回出让土地使用权。

事实上，被拆迁者的不动产财富中最重要的不是房屋，而是和房屋紧密相连的土地，土地的价值不被认可，不予补偿，被拆迁者即失去了最大部分的财富。暴力拆迁中的大部分深层原因是土地不予补偿造成的。而其中的土地也并不完全是国有土地，有一部分是“集体”土地，也就是农民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另外一部分是祖传的房屋，当年他们的祖先购买房屋的时候，是连土地也购买的，事实上当年购买房屋时主要的是购买的土地，而房屋常常被看成是地上建筑附属物。关于拆迁估价标准的问题：估价标准是按照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进行的。该“估价规范”由建设部主编，具体由中国房地产估价师学会会同国内十个单位共同编制而成。经有关部门会审，建设部以建标[1999]48号文批准，并会同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发布。据称该规范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总结了我国开展房地产估价工作以来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广泛征求了全国有关单位、专家和实际工作者的意见，同时收集、分析、研究、参考了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主要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以及国际评估标准委员会（IVSC）的有关标准和理论研究成果。但问题是，既然有如此一份“规范的”科研成果和规范文件，为什么却还会出现被拆迁人抱怨：“用被拆迁房的货币补偿款，在同地段买不到等面积的房屋。”，以至于发展为暴力拆迁，致使上访、自焚、命案连绵不绝呢？有人以为是评估机构与拆迁人串通一气，低估了被拆迁房价格造成的，但是实际上导致暴力拆迁的主要原因并非如此。拆迁补偿价格计算方法和标准的不合理：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指出：“货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指导意见》也指出：“房屋拆迁评估价格为被拆迁房屋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事实上，城市拆迁范围的房屋多为旧城区里的破旧房屋。房屋结构差，建成年代久，按市场价格评估，其价格都不会高。用评估价格补偿给被拆迁人，别说购买等面积的新商品房，就是购买等面积的二手房，其价格都还相差很多。用被拆迁房的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作为货币补偿价格，并且拆迁人也支付了相应的搬迁补助费，看似公平的拆迁补偿价格的背后，实质上蕴含着实质上的不公平，极不合理。

拆迁给被拆迁人的影响：

l拆迁人没有补偿被拆迁人的土地费。

而房屋的价值很大一部分是土地的区位带来的价值，这是最大的不合理。这些房屋的土地有些是当年购买房产时附带的，有些是祖祖辈辈居住在此的农民，这些土地本来就是他们的不动产。即使划拨的土地，按照公允的原则，也应该给予适当补偿。l由于搬家被拆迁户原来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

搬迁时邻里关系可能要被改变，原来彼此照应的关系也因此导致新变化；居住地点的改变导致要么放弃原工作，要么接受付出更长时间的通勤代价；孩子要么被迫选择新的学校，要么同样付出更长时间的上下学路途代价；市区较便利的商场、医院等生活配套设施也要被改变，而这些却都无法从拆迁补偿价格中得到赔偿，显然并不公平。因此，被拆迁人除了应获得被拆迁房屋以市场评估价格确定的货币补偿价格及相应的搬迁补助费外，还应获得给被拆迁人造成诸多不便的赔偿，才是公平的。

l拆迁对被拆迁人可能意味着强迫消费高价住宅。在城市房屋拆迁行为中，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一般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一般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是平等、自愿、等价的交易关系，交易双方都不受任何压力，只要有一方不愿意实施某种交易，该交易就不能实现。但是对于拆迁这一行为却是一方强买，另一方不得不卖的关系。根据现行政策，城市的某一区域一旦列入拆迁范围，拆迁就是不可逆转的。被拆迁人不能选择拆还是不拆，而只能在被拆后的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之间进行选择。在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对拆迁补偿价格尚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只要履行了相应的程序和手续并进行证据保全，拆迁人就可以申请强制拆迁。事实上在拆迁中，有很多甚至连相应的手续和证据保全的工作都没有做。

在城市生活的居民中还有不少居民的收入并不富裕，或许都拿不出钱来缴纳新建房与旧房建筑结构不同和新旧程度不同的差价款，或许只有少量存款但要用于小孩上学、老人治病等其他用途。如果这一部分居民所在的地段要拆迁，就逼迫他们至少要拿出新建房与旧房之间建筑结构不同和新旧程度不同的差价款来作住房消费，否则就无法在原处觅得一个栖身之地。旧房的建筑结构一般较差，建成年代一般较旧远，新旧房之间建筑结构不同和新旧程度不同的差价款就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另外新建房无疑要考虑房屋的结构和户型要跟上时代的潮流，新设计户型每一单元的建筑面积就不会很小，而经济较困难的被拆迁人原来住房的建筑面积往往都较小，被拆迁人还要支付每一单元新建房比旧房增加的建筑面积的市场价格，才有可能在原地回迁。这两笔款项加起来，对于生活困难的被拆迁人来说，就是一笔很大的款项，有时甚至是根本无法承受的住房消费款。l贫穷的被拆迁人无能力搬迁到郊区居住

首先，拆迁行为并不是被拆迁人引起的。原先的住房条件虽然陈旧、简陋，毕竟还可以住，甚至可以住一辈子。被拆迁人根据他的经济条件可以不作住房消费。但是一旦他的住房被列入拆迁范围，由于旧房的建成年代旧远，建筑结构差，旧房的评估价就不可能高，因此旧房的拆迁补偿价格也就很低，使得他不得不付出一笔对他来说是可观的住房消费款，才有可能保留他原来住房的面积。即使异地安置，被拆迁人往往也得出一部分钱才能换得一套完整的单元房。

即便被拆迁人搬到郊区可以不作住房消费就能获得等面积的住房，实质上也对被拆迁人的居住地的权益造成了侵害。

经济拮据的被拆迁人往往从事体力劳动和服务行业的工作，离开市区他们的就业机会就有可能减少，而他们又没有私人交通工具的便利，离开市区将使他们在工作生活上造成很多不便。

所以，在现行的拆迁制度体系下，表面上看已经按照“评估规程”给予了“公正”的补偿，而且大部分也安排了周转房，似乎就公平合理了，而从社会生活的深层分析，这是表面的公平掩盖着事实上的极不公平。

原因分析如下：

一、项目决策的盲目性和审批的封闭性

项目决策制度化不够而随意性太大。由于城市开发资金的缺乏及认识上的差距，往往项目前期缺少科学合理的可行性论证，更多的是体现领导意志，“一任领导，一任规划”，这是目前较常见的中国特色领导特权。由于对领导干部考核机制的限制，当一任新领导到位后，往往都会通过改变城市形象着手来凸显政绩。而地方城市建设资金来源单一，要想改变城市形象，只能从地中生财，往往地处黄金地段的老城区成为首选之地。通过大规模的拆迁和外迁人口，以及土地性质的改变和提高容积率来获得高额的土地收益，从而实现城市形象的大改变；或者通过与开发商的合作，只要开发商认为项目是盈利的，且有改造投资开发意向，地方政府领导就会拍板，有关部门进行例行审查，经过“绩效分析”及“可行性论证”等等（书面上看基本上每个项目都是盈利的，至于后期如何就无人去验证），这样前期的论证就算完成，项目也就此即告成立；或者政府拿出土地“招商引资”，开发商觉得有利可图，则一拍即合，项目随之开始。城市规划也随之跟进作大幅度调整，不管其科学与否，这种朝令夕改的规划目前是普遍存在的。

审批程序的封闭性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首先，作为项目最直接、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的居民，往往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列入拆迁改造范围，由于完全是在外力推动下被动拆迁，居民对于改造的时间、政策、安置地点、补偿方式等等一无所知，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也容易产生与政府对抗的心理。而圈入拆迁范围这也意味着即使暂时不拆迁，居民不得对自己的产业进行任何建设及买卖的行为。如要拆迁则也有可能面临短时间内必须迁出的局面，有如“被驱逐”的心理感受，很容易导致社会冲突；其次，在建设过程中，居民的话语权被剥夺，民意表达缺少合适的途径，不但原有的居民所留恋的城市特色及社区网络未被保留，连居民自身对补偿及安置住房的需求也不能被体现，这为以后的实质工作的开展埋下隐患，而开发商为了提高开发效益，往往偏重提高容积率，不但挤占大量公共空间，也使得旧区改建后，城市形象却未见明显提升的尴尬局面。

在当代法治理念中，程序制约是保障拆迁合法性的重要途径。按照正当程序要求，公民应当能够参与、陈述意见并影响拆迁决定和补偿方案的确定，从而得以在公开、公正、公平的程序中保障自身利益。实际上，城市房屋拆迁激发社会矛盾的直接诱因是补偿的公平性问题。无论是拆迁程序还是规划审批程序的设置上，都是一种利益的较量，管理层通过在程序上的设置，使得被拆迁人的利益被合法化地侵犯。而通过在程序上的调整能有效地保障部分利益，使得被拆迁户通过知情权及话语权来保障自身权益。我们不妨看一下美国《重要空间法》规定的征收拆迁的正当法律程序：1)预先通告；2）政府方对拟征收财产进行评估；3）向被征收方送交评估报告并提出补偿金的初次要约；被征收方可以提出反要约；4）召开公开的听证会，说明征收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如果被征收方对政府的征收本身提出质疑，可提出司法挑战，迫使政府放弃征收行为；5）如果政府和被征收方在补偿金额上无法达成协议，通常由政府方将案件送交法院处理；6）法庭要求双方分别聘任的独立资产评估师提出评估报告并在法庭当庭交换；7）双方最后一次进行补偿金的平等协商，为和解争取最后的努力；8）如果双方不能达成一致，将由普通公民组成的民事陪审团来确定合理的补偿金额；9）判决生效后，政府在30天内支付补偿价金并取得被征收的财产[32]。在美国，法治国家和有限政府的理念程序正义深入人心。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该程序从开始到结束处处皆有被征收方的参与，并且其参与足可影响到拆迁是否能够继续进行下去。这给我们最重要的启发是拆迁程序的设计决不能以一方为中心来构建，而应当给予所有的参与者平等公正的权利。

浙江省已于2007年3月修改了省《条例》，第十条明确规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核发拆迁许可证前，应当依法举行听证，并就拆迁许可涉及的拆迁计划、拆迁方案和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的落实情况等相关事项听取意见。同样是2007年《城乡规划法》得到修订，第二十六条规定：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公告的时间不得少于三十日。这两大修改都使得公众参与成为必须的途径，让更多的民意能得到体现。

二、补偿安置要求和供给的矛盾

动迁安置市场化与居民理想化的补偿要求差距越来越大。在当前《条例》的拆迁制度下，由于强制拆迁的存在，任一地块一旦划入拆迁范围，该区块内所有房屋都无法避免被拆的命运，既然无法决定房屋命运，被拆迁户只能在拆迁补偿和安置上尽量为自己争取更大利益，“动迁改变命运”成为居民坚定的信念。

《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拆迁补偿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实行房屋产权调换”。拆迁双方对于两种补偿方式的不统一成为拆迁矛盾中的焦点。对于货币补偿而言，补偿价格没有包含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这点成为一硬伤。尽管《条例》二十四条规定：“货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但仅仅区位价格并不能代表公民通过转让等途径获得的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实际操作中，对于被拆迁人的货币补偿往往无法在类似区域购买同等面积的房屋，究其原因就是土地价格的赔补未能到位。近几年房地产市场中土地在房屋价格中占比越来越高，今年据全国工商联调查的数字为58.2%，因此忽略土地使用权的补偿是很不公平也不合理的。近些年各地城市开发高速行进，拆迁总量不断加大，间接地拉动了刚性需求，房地产市场也随之不断升温。由于拆迁是个动态过程，随着时间推移房价逐步上涨，原政策规定的补偿费与市场价差距越拉越大时，原补偿费已经无法在同地段购买类似住房，群众的生活条件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由于这种风险，更多居民会选择实物安置；而实物安置补偿方式中，如果配套安置房源的建设和筹措数量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或者安置房源无法按时提供，又或者安置房源距离城区太偏远与原居住地配套条件差距太大，会导致大量刚性的住房需求进入商品房市场寻求对口的的房屋。在这两种刚性需求的推动下，动拆迁情况就会变得很复杂：一是动迁居民强烈要求实物安置；二是要求提高补偿费用以适应市场变化；如果都不能实现，很容易让动迁陷入僵持状态，随时可以演化为群体性的社会矛盾冲突。另外，房地产评估市场的不规范也是造成拆迁矛盾的重要因素。首先，估价方法问题。一般来说，房屋拆迁评估应尽量使用市场比较法。考虑到部分城市拆迁量较大，为了加快评估进度，减少评估工作量，有些省份在地方条例中规定了“基准价格、修正”的估价方法。但在实践中，地方城市政府往往并未根据城市房价变化及时调整基准价格，造成评估价格与市场价格相差甚远。有的城市不经过市场评估，而是由政府公布区位价、房屋重置价、装修补偿标准等，造成补偿标准背离市场价格。另外，由于房价上涨过快，而标准价调整滞后，导致补偿价格远低于市场价，对被拆房屋的价格评估远未市场化。其次，目前有资质进行评估的单位几乎都是政府人员转制而来，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千丝万缕的，这种关系直接影响到评估结果的公正性。即使不是政府自己的评估机构转入，评估机构的选定和最终评估结果也不一定能保证结果的公平性，因为众多评估机构间的市场竞争使得他必须体现委托人的意志，以期获得下个项目的委托权，而之前评估一般都由拆迁人直接委托，这种评估价格的公正性是值得怀疑的。浙江省的《条例》在2007修改后，对房地产评估机构的选定由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共同选定，这点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双方敌对的矛盾。

三、行政权力的越位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推进，为解决严重的资金需求，政府开始寻求民间资本进入危旧房改造，而同时又担心在市场化的手段下拆迁效率太低下，于是与开发商站在了同一利益战线，不遗余力地去推进拆迁。从理想状态来说，政府不应当有自己的经济诉求，然而，美国宪法之父在设计他们的国家制度时就对政府作过精辟的论断：“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正因为政府不是天使，其权力极容易被滥用来为自己获取收益。寻租理论更直接地揭示了政府权力是如何进入市场交易领域的。如果政府对某一市场领域的进入有审批权，通过寻租，政府公权力进入了市场领域。在城市房屋拆迁制度中政府正拥有着对该垄断领域的审批权，划定拆迁区域、发放拆迁许可证都是垄断性的资源。在当前房地产持续升温的前提下，掌握了土地就等于掌握了财富，获得土地使用权的一种方式就是进行拆迁开发，所以开发商也愿意付出这种“租金”来游说政府将某块土地划入规划范围进行拆迁，并获得拆迁许可证。另外，代表政府行使管理权的官员也可能会为自己收取“租金”的私利而与开发商结成利益同盟，以实现公共利益为掩护，对被拆迁人的利益进行剥夺。根据《条例》规定，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审核拟订拆迁计划、发放拆迁许可证、协调和裁决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纠纷，并不具有参与拆迁的权力。但实践中，政府出于不同目的会想方设法保证逝迁的顺利进行，有的地方由政府直接组织拆迁指挥部，来促进项目的实施。“湖南嘉和拆迁案”正是政府行政权力越位先例的典型。政府的职责应当是维护一个公平有序的社会环境，让市场主体来行使自己的意志，而我们的政府往往逾越了这一界限，拆迁行政主管部门经常借公益之名，包揽城市房屋拆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行政权力的“越位”还表现为剥夺了被拆迁人安置补偿方式的选择权。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拆迁效率，下发文件规定对被拆迁户一律采取货币补偿方式，还有的地方虽然规定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有产权调换和货币补偿两种方式，却规定产权调换只能异地安置，也有些地方采取抓阄的方式确定回迁或者外迁，把被拆迁户的正当要求通过玩游戏般的运气来决定，严重侵犯被拆迁人安置补偿的选择权。

四、公共利益被滥用

新通过的《物权法》对因公共利益而征收公民个人的房屋设置了严格的界限，规定了公共征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但对商业拆迁却没有规定。为了公共利益，被拆迁人在获得适当补偿后，必须配合拆迁，否则政府可以进行强制拆迁。而与公共利益无关，单纯的商业开发的拆迁，从理论上讲，只能由拆迁双方当事人达成的一致意愿而进行，一般不适合进行强制。但“公共利益”的界定上，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和具体标准，这既给地方政府借口公共利益滥用强制权力带来方便，也容易使被拆迁人被误当成漫天要价的无良市民。

《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从上述条款可以看出，《物权法》关于拆迁问题与相关法律、法规无大区别，但是强调了“公共利益”和“依法补偿”，对“征收个人住宅的”，提出要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这对于我们研究推进旧区改造的方式和方法有很大意义。所谓“公共利益”，首先，要符合全社会大多数公民的利益，有利于增加社会财富，提高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发展，改善公共环境。而旧区改造恰恰是实现城市规划、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能、改善群众生活条件的有效手段，这些都是“公共利益”的具体体现，因此可以说，旧区改造的本质就是追求“公共利益”。基于这一基本认识，应该说旧区改造动拆迁工作的本质与《物权法》“保护公民物权”的立法宗旨是一致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当前旧区改造中存在的操作机制不规范问题，理顺关系，凸显旧区改造工作“追求公共利益”的本质；其次，公共利益应该是非营利性的，征地拆迁必须有正当性理由，如果通过这些拆迁项目政府或其他机构可以进行营利，则公民就没有让渡其财产权利的义务；最后，当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个人和单位的私有不动产时，“务须按照比例原则——一则要求非在必要时不可侵犯基本权利；二则，必须在最小限度范围内，或最轻范围内来限制人民之权利——庶几，方可认为是合宪及符合公益的限制。故比例原则之贯彻，是公益理念所坚持。”因此，公共利益原则的适用还要注意到将被拆迁人的利益损失减小到最低。

五、救济渠道不充分救济程序包括行政救济程序和司法救济程序，按照《条例》规定，对于拆迁纠纷的解决存在两种模式，如果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成拆迁补偿协议，因协议的履行发生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可以请求仲裁或诉讼；如果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无法达成补偿安置协议的，拆迁人可以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对该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是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条例》的这项规定实际效果就是，无论补偿安置协议能否达成，拆迁最终都不可避免，区别仅仅是自行拆迁还是有关部门强拆而已。强拆前，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没有签订补偿或安置协议，拆迁人也不向公证机关办理被拆房屋有关证据保全，导致对基本情况有异议时无据可查，这直接导致了公民对于保全自己的财产权的无能为力；本来走民事诉讼是完全可行的，尤其是拆迁双方对拆迁不存在任何异议，而仅仅是补偿、安置问题有争议的情况下，诉诸司法应该是保障公平的的最佳途径，但目前我国只能通过行政裁决和行政诉讼的道路。

国务院制定《条例》，首先，希望通过行政裁决来解决拆迁纠纷，是为了加强行政监管力度，提高拆迁效率，尽可能降低拆迁社会成本，减少拆迁矛盾，从这个意义上看是有其合理性的。但这种行政裁决前置的做法使政府部门陷入两难境地。政府部门作为发放拆迁许可证的主管机关，其发放拆迁许可证的行为就是已经赋予了拆迁行为行政合法性，在此基础上再由自己对拆迁中产生的纠纷进行裁决，审核部门和裁决部门集于一身的特殊关系使得作出的拆迁裁决难以保持公正，但却仍然具备相应的“行政合法性”。而目前申请裁决的都是拆迁人，一旦受理，管理部门必须在30日内做出裁决，被拆迁人如果不服，可在裁决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在三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而行政诉讼往往旷日持久，很多被拆迁人在发生纠纷时更愿意选择上访而不愿诉讼，而拆迁管理部门也往往为此坐上被告席，担任出力不讨好的角色。另外，这个制度也将法院推到尴尬的境地，法院对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审查是的该行政裁决的合法性，对其便理性不予审查。法院依据行政诉讼原理很多时候只能对拆迁行政裁决进行维持，这样的后果极大损害了司法权威。

浅析房屋拆迁问题与对策

第一篇：浅析房屋拆迁问题与对策

第二篇：浅析房屋拆迁评估工作中的问题及对策

第三篇：城市房屋拆迁问题

第四篇：浅谈农村房屋拆迁问题（精选）

第五篇：关于房屋拆迁问题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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