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如何理解科学执政
如何理解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
科学执政，强调的是执政要合乎规律性，用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来配置和运用权力、治国理政。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要不断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在更加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执政为什么要讲科学？道理很清楚，事物发展都是有规律的，只有尊重科学即尊重规律，才能保证事物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新知识、新事物层出不穷，执政活动要遵循的规律更为复杂，既要尊重经济规律，又要尊重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解中，“科学执政”被排在了最前面。这是新的时代条件下破解难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基本前提。科学执政涉及许多方面，最重要的是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制度保证和方法运用。首先，要有科学的执政理论。一个执政党要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科学的执政理论的指导。其次，要有科学的执政制度。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科学的执政制度，能够有效地防止执政活动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优化资源配置，减少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第三，要有科学的执政方法。毛泽东同志说过，如果我们的任务是过河，那么方法就是船和桥。这里强调了方法的极端重要性。科学的执政方法是党的执政思想、执政制度在执政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有效途径。民主执政是本质 民主执政，就是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强调的是把执政放到现代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来实施，通过民主的制度和程序来运用权力、管理国家。民主执政体现了党执政的本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执政以后，一方面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更好条件，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只有坚持民主执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民主执政，既要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和保障，也要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措施来体现和落实。依法执政是保障依法执政是时代的要求。现代民主政治是法治政治，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提出依
法治国，就是要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过程中，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绝不谋求宪法和法律之上或之外的特权。依法执政也是实践的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任务，更需要我们提高依法执政的本领，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善于在法制的框架内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依法执政，就是要维护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强调的是执政要符合法治精神、法治原则和法律规范，运用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和社会。要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三者并举整体推进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科学执政是前提和基础，不论是民主执政还是依法执政，都要讲究科学、依靠科学，增强科学性和合理性。民主执政是核心和实质，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进行的，最终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民主执政。离开了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就会失去根本意义。依法执政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基本途径和保障。无论是科学执政还是民主执政，都要严格依法办事。贯彻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一是要深化对执政规律的研究。紧紧围绕“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这个重大问题，总结执政经验，借鉴国外政党执政的有益成果，从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基础等方面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不断进行理论概括和提炼，完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二是要积极推进改革，加强制度。三是要不断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既要着眼于发展党内民主，也要着眼于实现人民民主；既要保障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管理的权利，也要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四是要树立法制观念，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要依法处理执政党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政协
机关的关系，依法处理执政党与经济组织和领导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第二篇：如何理解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如何理解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如何理解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1945年，抗日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风尘仆仆地从国民党统治的重庆来到延安。面对革命圣地一派清明、团结、向上的新气象，他连连赞叹“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感慨之余，他也提出，从历史上看，许多新兴力量和团
体往往创业时齐心协力、朝气蓬勃，而事业成功后却松懈涣散，终至“人亡政息”。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和解决好的一个难题。
4年后，随着全国的解放，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在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新的执政实践中，我们党一直在探索和破解着这个难题。面对新世纪以来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新理念。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黄炎培难题”的新求解。
科学执政是前提
“黄炎培难题”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党如何执政才能保持长治久安的问题。它触及的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也就是党对国家政权、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进行领导的体制、机制、途径和方式。讲求科学，是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第一要求。
科学执政，强调的是执政要合乎规律性，用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来配置和运用权力、治国理政。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要不断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在更加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
执政为什么要讲科学？道理很清楚，事物发展都是有规律的，只有尊重科学即尊重规律，才能保证事物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执政也是有规律的，千百年来古今中外的执政者，有的执政好些、久些，有的差些、短些，无数次反复，这里自然有可循规律。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新知识、新事物层出不穷，执政活动要遵循的规律更为复杂，既要尊重经济规律，又要尊重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解中，“科学执政”被排在了最前面。这是新的时代条件下破解难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基本前提。
科学执政涉及许多方面，最重要的是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制度保证和方法运用。
首先，要有科学的执政理论。一个执政党要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科学的执政理论的指导。
其次，要有科学的执政制度。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科学的执政制度，能够有效地防止执政活动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优化资源配置，减少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
第三，要有科学的执政方法。毛泽东同志说过，如果我们的任务是过河，那么方法就是船和桥。这里强调了方法的极端重要性。如果船和桥建造得不科学，不仅不能帮我们渡河，还会把我们倾覆在河中。科学的执政方法是党的执政思想、执政制度在执政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有效途径。要在具体的执政活动中，积极探索有利于实现科学执政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民主执政是本质
民主执政，就是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强调的是把执政放到现代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来实施，通过民主的制度和程序来运用权力、管理国家。
民主执政体现了党执政的本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执政以后，一方面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更好条件，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因而，党成为执政党后最根本的问题，是能不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不能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关系到人心向背的大问题。只有坚持民主执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民主执政，既要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和保障，也要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措施来体现和落实。
依法执政是保障
2003年8月，我国出台了一部法律，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这就是《行政许可法》。它的出台，标志着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实质性推进。今后，政府无论干什么事，都要看看《行政许可法》是否许可，没有许可的就不能做。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依法执政是时代的要求。现代民主政治是法治政治，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提出依法治国，就是要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过程中，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绝不谋求宪法和法律之上或之外的特权。
依法执政也是实践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任何看似自由的竞争活动，其实都是在规则的约束下进行的，都是有法律规范的。党要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就必须适应经济活动这种市场化、法治化的发展趋
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任务，更需要我们提高依法执政的本领，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善于在法制的框架内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
依法执政，就是要维护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强调的是执政要符合法治精神、法治原则和法律规范，运用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和社会。要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三者并举整体推进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科学执政是前提和基础，不论是民主执政还是依法执政，都要讲究科学、依靠科学，增强科学性和合理性。民主执政是核心和实质，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进行的，最终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民主执政。离开了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就会失去根本意义。依法执政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基本途径和保障。无论是科学执政还是民主执政，都要严格依法办事。
要贯彻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
一是要深化对执政规律的研究。紧紧围绕“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这个重大问题，总结执政经验，借鉴国外政党执政的有益成果，从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基础等方面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不断进行理论概括和提炼，完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
二是要积极推进改革，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和机制，既要理顺党内权力的授受、运行和制约体制，也要构建党的权力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的运行机制，提高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支持和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
三是要不断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既要着眼于发展党内民主，也要着眼于实现人民民主；既要保障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管理的权利，也要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询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和决策评估；对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决策前要进行公示、听证，扩大群众的参与度。好范文版权所有
四是要树立法制观念，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要依法处理执政党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政协机关的关系，依法处理执政党与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依法组织和领导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第三篇：论科学执政
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
2006-09-08 10:44:12 [点击数:280]
法律意义上的执政指一个政党通过选举进入国家的政权机构并以该政党为主体、主要通过本党党员以国家权力的名义从事对整个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政治学意义上的执政指通过革命、选举或其它方式掌握和运用国家机器，综合采用经济、政治、法律、行政等各种手段，领导、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活动。可见，政治学意义上的执政涵盖了法学意义上的执政。所谓执政能力当然就是执政党把握、控制、执掌政权的本领。“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1] 从根本上讲，执政党要通过执政能力建设提高执政水平，必须按执政规律办事。按执政规律办事要处理好执政合法性问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一、执政的逻辑前提——合法性
研究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是讲执政党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问题，何故将执政合法性提出来？因其具有内在联系，是科学认识“三执政”的必要的理性认识基础。法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是程序意义和形式意义的，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主要是实质意义的。法国学者让·马克·夸克对合法性的界定是：“合法性是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和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它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2] 可见，合法性有三个要求：一是被统治者首肯；二是得到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认同；三是法律对统治权力和价值观的认可。可见，政治学意义的合法性讲政权的运作关系，统治者掌握的公共权力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其主要含义是多数人认同。这个思想可从中国古代“得民为君”的传统中找到丰富的理论资源。孟子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3] 管子曰：“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4] 这些论述证明先秦思想家们大多数都开始用人的眼光考察政治问题，喊出了得民之助者方可为君的进步口号，“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思想，对历代改朝换代的原由作了某种符合实际的反映。所以，综合政治学界的观点，政治学意义的合法性可用两个公式表达：合法性＝权威性＋认同感；合法性＝权力来源合法＋政绩显著。
不同的社会，合法性有不同的来源。如果综合法学和政治学关于“合法性”的观点，可将合法性分为实质合法性与形式合法性。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革命战争的胜利与人民的认同，这是一种实质合法性，包括历史的选择和共产党的先进性。按自然法思想，实质合法性是指符合理性、正义、自然法属性；按功利主义原理，实质合法性是指“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原则；按上文所述的中国传统讲，实质合法性即民心的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可见，无论从什么角度讲，实质合法性都是执政党得以执政的内在依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实质合法性内涵上升到了新的高度，成为了我党执政的实质合法性的根本依据和标准。
形式合法性指符合宪法、法律等规范性法律文件所规定的程序、规则、方式的属性，而一般并不对作为根据的“法”的属性的良恶进行价值判断。在当今中国，主要体现在两点：选举人大代表所体现出来的民主性及民意基础；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合宪性。从宪政角度看，要研究如何使执政党代表人民利益和体现人民意志的这种本质意义上的一致和统一，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具有法律制度、程序和规范所保证的实现形式。这就要求通过宪政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使执政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制度化、宪法化和法律化，具有制度的可规
范性，法律的可保障性，现实的可操作性，从而通过形式合法性去保证执政党的长期执政更具有实质合法性。形式合法性的重要方式是民主选举。共产党要经受执政的考验，实质上是要在新的执政条件下接受人民的评判和选择，法律上就是要经由民主的选举程序。
我们党已经掌权50多年，过去主要是靠实质合法性，现在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政治权威与合法性的转换问题。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将权威分为“传统型”、“魅力型”、“法理型”三种并分别指出了它们的基本特征。马克斯·韦伯认为：“合法统治有3种纯粹的类型。它们的合法性的适用可能首先具有下列性质：
1.合理的性质：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他们是合法授命进行统治的（合法型的统治）；——或者，2.传统的性质：建立在一般的相信历来适用的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之上（传统型的统治）；——或者最后，3.魅力的性质：（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慨，或者楷模样板之上（魅力型的统治）。”[5]
运用马克斯·韦伯的分析框架认识中国，新中国确实是建立在魅力型权威基础上的。因为我们的政权是在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后诞生的。长期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造就了少数极具传奇色彩的超凡人物。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时期内，这些开国元勋、政治强人，他们的“英雄气慨”和“楷模样板”使毛泽东等人仅仅凭借其个人魅力、个人威望就足以统合、控制整个社会。他们的权威有时可以弥补法律与制度的短缺，有时又可以冲击法制。无论对这种冲击和弥补进行的价值评价如何，仅就历史的发展看，随着造就“政治强人”的那种革命战争年代的远去，一个在总体上属于正常的、和平的、建设的社会，是不可能再造就这种开国元勋和政治强人的。“时势造英雄”的说法是唯物主义的，但现在不存在造当时那种英雄的“时势”了。后辈后几辈领导人的权威也就不可能继续将自己控制和引领社会的希望系于个人的魅力与威望之上，而必须更加依赖于民主与法治。只有体现人民意志的民主法治权威才能有效地达到统合、控制、引领社会之目标。这就是认定当今中国正在经历政治权威从“魅力型”向“法理型”转换的理由。所谓法理型权威则主要是依托于法律和理性的权威、法治理性的权威。这种“转换”合乎逻辑地回应了现代社会关于“合法性”的追问。
我们党怎样才能长期执政？根本上是要具有合法性。不保持和巩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就没有先进性可言，没有“三个代表”可言。党的执政地位，过去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现在还要靠党的历史功绩，靠党的路线政策的正确性，靠领袖的人格魄力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给人民带来的实惠；但仅靠这些不够了，还必须靠不断夯实自己的合法性基础，还得靠选举、靠政绩。从法学的角度讲，特别注重选举，选举的形式各国大同小异，目的都是增强合法性。所以，我们作为执政党要有危机感，我们既需要实质合法性，又需要形式合法性，要将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经过法律程序得到人民认同的基础上。法学意义的合法性虽然是形式的和程序的，但它却是现代民主，也是合法性的要求。
由此可见，通过合法性问题，我们就找到了执政的逻辑前提，从而可以为研究“三执政”奠定扎实的理性基础。
二、按执政规律办事要求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
规律要求从特殊上升到一般，执政能力本质上就是按执政规律办事的能力。按执政规律办事的能力在今天具体表现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这是在总结和深化对共产
党执政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对我们党执政方略和执政方式的高度概括和明确要求，也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和所要实现的目标。
（一）科学执政的根本要求
科学执政，就是按照科学的思想、理论和科学的制度、方法来执政。科学的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指规律，因此中央要求进一步认识和把握规律，要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在更加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可见坚持科学执政，就是按三个规律执政。唐昌黎研究员将众多的执政规律概括为一个基本的执政规律很有新意，他认为：“执政基本规律可表述为：执政主体控制社会客体在发展与平等两条轨道范围内运行，所标明的是（执政）主体与客体（社会态势）之间的必然联系。[6] 按该文的阐述，执政规律是执政者的主体选择与社会态势之间的本质联系，社会态势＝（发展轨道＋平公轨道）×主体选择。①“社会态势”指主体客体相互作用产生的一种客观效果，这种效果决定于发展轨道与平公轨道两大参数的变化以及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唐昌黎的公式将作为主体的人纳入执政规律的公式之中，将发展轨道和平公轨道作为社会运行的两条基本轨道是很有解释力的。它强调了发展与平等是客体的两大参数，在现代社会，两条轨道都是变数，执政是在两条轨道上赛跑，既患寡又患不均，它要求执政党在发展与平等的博弈中找到两条轨道的最佳结合部。做到了或接近了这一点，就是科学执政，也就是按规律执政，我们党就可以避免犯错误，并可以不断推动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又可以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我们党执政的权威性和社会的认同感都可以大大加强，合法性基础当然就更加牢实。由此可见，科学执政的根本要求，就最重要的社会控制——上述“执政基本规律”而言，是要在发展中解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问题，在不断增大生产总量的前提下缩小分配差距，实现社会和谐问题。换一个学术性的说法，就是要实现“发展轨道”和“平公轨道”的最优结合，实现生产力标准与平等公正原则的最优结合。
（二）民主执政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民主执政，就是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执政的目的是为了人民，根本的途径是依靠人民。我们党本来就是在民主的旗帜下成长起来的，没有民主就没有共产党，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党的十六大强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现在要追问的是：民主的逻辑前提是什么？回答是：人民主权。人民主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和共产党执政的逻辑起点。毛泽东早就说过，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江泽民说：“我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7] 密尔认为：人民主权指“全体人民或一大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8] 人民主权论是近代卢梭等启蒙思想家适应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时代呼唤，在“复兴”“民主”而“扬弃”“君权”的基础上所创生的共和政治学说。它集中表达了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并服务于人民的民主政治理念，确立了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人民主权说的伦理假设是，每个人都是独立、平等、有尊严的自治主体，由个人组成的社会以及社会衍生而来的国家具有的正当性在于保障和发展每个人的权益，故所有人都有参与国家生活的同等资格。哪么为什么人人都有这种资格？为什么国家主权就是人民的？西方思想家用“契约论”加以证明，用公民履行纳税义务，因而得以参与控制国家或监督政府，并认为这就是人民主权的一个朴实的经济学根据。其实这个“契约论”本身就是杜撰的，“人民主权”
是证明不了的，是公理，是信仰，因为大多数人赞同；因为大多数人不赞同君主论、神意论。但不管怎么说，人民主权论确实为建立近现代民主政治供给了合法性的价值资源。
民主执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还表现在它与合法性的联系：第一，民主天然是合法的；第二，民主需要制度化法律化；第三，民主是法治的灵魂和精髓，法治是民主的实现形式和表现形式。民主执政要求执政的过程和执政的方式都必须坚持和遵循民主的制度、民主的途径、民主的方式和民主的程序，而这些制度和程序等就离不开法律，也就是必须要有合法性。如果再深一步地追问民主为什么需要制度化和法律化，还可以从民主的内涵上进行挖掘。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态、国家形式，内涵国体民主与政体民主。西方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民主指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和任何一种旨在缩小社会经济差别的政治或社会体制。我则认为：民主的形式含义指人人平等，民主的实质含义可以概括为三点：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对权力的制约。[9] 但这三点均需要法律保障。
第一，少数服从多数需要宪法、选举法和组织法等加以确认。少数服从多数才能说明是人民当家作主，法律加以确认才能确保民主是权力的来源，才能体现权力的本源是人民的、“主权在民”是民主的根本含义。
第二，多数尊重少数需要法律加以规定。为什么多数要尊重少数？因为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法治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保护少数人的合法权益和说话的机会。保护了少数人的利益才可能建立一种民主的、代价最小的纠错机制。
第三，民主体现在对权力的制约，包括国家各种权力之间的制约，更包括多数人对少数掌权者的制约，即“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其实质是要解决国家同社会的关系问题。通过民主制约国家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防止异化。
（三）依法执政的要义
1.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依法执政指执政党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执掌国家政权。包括执政党及其成员按照宪法和法律设计的政治体制和程序行使权力，通过法定国家机构执掌国家权力。依法执政要求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监督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其实质在于执政党的执政行为要顺民意、得民心；关键在于执政党的执政行为有约束、受监督。由我们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执政地位以及目前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所决定，党作为国家的执政党和领导核心自身能否依法执政，对于依法治国的推进，有着决定性影响。没有党的依法执政，依法治国就会落空；党的依法执政的程度和水平，直接决定着依法治国的进程和效果。
2.依法执政要求树立宪法和法律的至上权威。依法执政的“依”同依法治国的“依”一样，是依据、依照和依从，而不是依仗或依靠。这不是文字游戏。因为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党的意志的统一，它反映了客观规律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服从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是由民主的性质决定的，由法律的性质决定的，由党的性质决定的，也是总结我们党执政以来的经验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党的执政理念的重大创新。执政理念反映一个政党对执掌政权的宗旨、目的和任务的观点和看法，以及为了实现既定任务而制定和实施的执政方针、执政手段等的理性认识。依法执政理念，指执政党对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国家政权运作方式去掌握国家政权的理性认识，这种理念是执政党突出法治文明的价值、尊重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态度、思想和观点的集中表现。合乎逻辑的结论则是：依法执政要求依照宪法和法律来规范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领导体制和领导活动。
3.依法执政要求党从政权的体制外进行领导转向在体制内进行领导。依法执政的关键是改
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有无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法治与西方法治最根本的区别之所在。依法执政不是要否定党的领导，而是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我国党政关系从“寓党于政”到“以党代政”再到“党政分开”，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都突出强调党对政权机关的绝对领导。而且这种领导是在政权体制之外进行的。凡属于方针政策的重大问题，都先经各级党委讨论决定，然后分头执行。其后果，一方面是过分强调了党的政治领导而忽略了党的组织领导与思想领导；另一方面则是忽视了国家的政权机关，使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无法得到真正的落实与体现。依法执政则要求摆正党和国家的关系，恢复法定政治层面上中国宪政体制的本来面目，把宪法规定的本应由人大做的事让人大自己去做，使党的决定由按法定程序在各级各类国家机关任职的党员通过自己的法定职责加以贯彻。石泰丰和张恒山教授认为：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要有效地将本党的执政意图和主张加以贯彻，就应当通过国家各职能权力机构行使法定权力。执政党不应当直接通过自己的政党组织本身去贯彻已上升为法律的执政意图和主张，而撇开由本党推荐当选的领导干部所掌握的国家各职能权力机构或将这些机构的职能虚置。其理由是：在法治条件下，只有国家职能权力机构享有宪法和法律所明定的权力，而政党组织却不享有这种权力。在处于执政地位且由本党推荐当选的领导干部掌握着国家各职能权力机构的情况下，直接通过政党组织贯彻执政意图和主张，就会使政党组织和国家权力组织机构混淆不清，使政党的职能同国家职能权力机构的职能混淆不清，易于导致党不管党、政不从政和党政权力的矛盾与冲突。表明该政党尚缺乏自觉的执政意识，没有把国家职能权力机构看作是被自己所掌握控制的权力机构，或者说还把国家职能权力机构视为异己的机构和力量。[10]——这些见解是在理的、深刻的。依法执政要求党从政权的体制外进行领导转向在体制内进行领导，这的确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的必然要求。
三、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之间的关系
（一）科学执政与民主执政的相互关系
科学真理常常首先是被少数人发现和掌握，多数人一开始可能不理解，甚至会加以扼杀。既然真理一开始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那就必须要有科学的民主制度来保证掌握真理的少数人能够讲真话，能够在适当的场合阐述自己的见解，这就离不开民主执政。让人讲真话是民主的重要内容之一。
搞民主的代价在于：服从多数的结果可能是“真理服从谬误”。如果对是否要搞计划生育和火葬实行全民公决，就很难通过。中国70％是农民，“多子多福”、“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很可能使多数农民和少部分城市人反对计划生育和火葬。可见，民主虽然是重要的，民主反映的过程公正也是重要的，但人类绝不能放弃对结果公正的追求。我们应该努力地把民主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努力地防范民主中的非理性行为。按郝铁川的观点：民主的实质不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而是要通过张扬科学的理性，把少数人首先掌握的真理转变为多数人的共识，改造落后。因此，民主执政也离不开科学执政。
（二）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的相互关系
民主形式上是尊重多数，保护少数，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防止多数暴政正是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出发点。现代法治不允许以多数人的名义超越法律去剥夺任何一个人的权利。依法执政一方面要防止民主过程中多数人对少数人法定权利的侵犯，另一方面还要防止当政者随意改变、搁置民主产生的正确决定。要求建立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使正确的民主选择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的改变而改变。从而可以保障民主执政的有效。故民主执政离不开依法执政。另一方面，依法执政也离不开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对执政党的要求，民主是法治的精髓，法治只不过是民主的实现形式和表现形式。
（三）依法执政与科学执政的相互关系
依法执政首先要求依良法执政。追求“良法”的思想，人类已经近3000年。而良法靠科学支撑。良法要求反映规律、符合人民利益，具有可行性。可见法律离不开科学，科学是理性之学，法律就是对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系列因果关系的确定，没有科学对这些因果关系的揭示，法律就可能成为恶法。所以，马克思要求立法者成为一个科学家，去发现法律、表述法律，而不是去“发明法律”、创造法律。
科学执政也离不开依法执政。法律是理性的表现，是人类排除非理性因素干扰的产物。依法执政有利于正确的科学的要求得到双重强制，即规律的无声强制和法律的有形强制。
^综上可见，依法执政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之间是辩证统一的：科学执政是基本前提，民主执政是本质所在，依法执政是基本途径。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有机结合，构成了我们党执政方式的基本理论框架。其中，特别要求党内同志牢记在心的是：科学执政与民主执政必须通过依法执政的途径来实现。
注释：
①笔者注：按该文的阐述，这里的发展指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按自然生产力、土地生产力、工业生产力和科技生产力的轨道向前发展；平公指平等、公正、公道，人类通过革命、改革和民主三种途径，使社会沿着平等、公正的轨道前进。
[1]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 ［法］让·马克·夸克著，佟心平、王远飞译：合法性与政治[M].转引自张恒山、李林等．法治与党的执政方式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59.[3] 十三经注疏第十四卷上．孟子注疏·尽心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0.2774.[4] 诸子集成第5卷．管子校正霸言第二十三[M].上海：上海书店1986.142.[5]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41.[6] 唐昌黎．论执政基本规律[J].重庆：探索．2005,(1).[7]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C].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68.[8] ［英］J.S.密尔著，汪渲译：代议制政府[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68.[9] 张正德主编．领导与法治[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331.[10] 石泰峰、张恒山．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3,(1):15
第四篇：树立科学执政理念专题
科学执政理念是科学执政的思想基础。坚持科学执政，要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国内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牢固树立科学执政的新理念，不断提高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
一、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
确立科学执政理念首先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全面系统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增强运用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和当今中国发展中的所有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发展。我们要抓住新世纪头２０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发展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规律，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断提高科学发展能力，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重大决策上来。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我们必须按照中央“五个统筹”要求，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加快社会发展；坚持城乡协调发展，着力研究解决“三农”问题；坚持区域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各地区的优势和积极性，实现共同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把宏观调控作为一个重大机遇，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把握好宏观调控的目标、方向、重点和力度，在营造发展氛围、破解要素制约、加快结构调整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要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粗放的资源消耗型发展方式向集约的生态型发展方式转变，在加快发展中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转变增长方式中加快经济发展，建立起循环经济发展体系，促进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整体推进，努力提升发展层次和水平，实现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
二、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对执政党而言，坚持科学执政理念、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但体现在发展上，也必然体现在政绩上。历史充分证明，一个政党能否长期执政，与这个党创造的政绩休戚相关，只有得到最广大人民认可的政绩，才能拥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群众基础。因此我们在执政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绩观。
执政行为必须以人为本，以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出发点。胡锦涛同志指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说到底就是要忠实实践党的宗旨，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也就是说，要把执政为民作为执政党的第一价值取向，把实现人民群众的解放和幸福作为共产党人的终身追求，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人民创造实实在在的政绩，真正造福百姓。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勤政廉政的基础上，真正把以人为本的理念渗透到各项具体工作中去，千方百计造福百姓，高度关注民生。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努力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的长效机制，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特别是对当前群众的住房难、就业难、行路难、办事难等热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尽快解决好。
三、牢固树立全面的创新观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执政党永葆活力的源泉。实践证明，唯有创新，政党才能求得生存，求得发展；唯有创新，才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增强科学性，从而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树立全面的创新观必须坚持各个领域和层面的创新。创新应坚持理论、制度、科技、文化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创新相统一。各级领导干部应当树立起全面的创新观，倡导和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在广泛的领域和层面开拓创新，让群众中蕴藏的巨大的创造力、想象力的思想之花在理论、制度、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结出绚丽多彩的文明之果。
树立全面的创新观必须抓住求真务实这一本质，使主观更加符合客观，理论更加符合实际。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最关键的就是要坚持求真务实，将中央要求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理解和灵活运用中央精神，勇于创新，善于实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
树立全面的创新观必须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社会发展不会停止，创新也没有止境，在创新的过程中隐含着风险和不确定因素，这需要我们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和积极的进取精神，敢为天下先，不断地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作为执政党，要强化党员干部的进取意识，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技能学习，不断提高开拓创新能力。
四、牢固树立持久的稳定观
持久的稳定观的实质，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问题。对执政党来说，稳定压倒一切，任何时候稳定都是改革创新和发展的前提。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人民就无法安居乐业，就根本谈不上改革和发展，执政也就会面临一系列困难。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总的来说，社会稳定系数日益增强，解决不稳定问题的办法增多。但也有一些领导干部不善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或者求稳怕乱不敢放手改革发展，或者为改革发展而忽视维护稳定。持久的稳定观，是大稳定观，追求的是维护稳定而不是维护现状；是长期稳定，而不是短期稳定；是动态的稳定，而不是静态的稳定；是改革发展促进稳定，在维护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
树立持久的稳定观，就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要建立完整的社会信息反馈网络，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建立完备的突发事件管理制度和紧急状态法律法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营造一个始终保持快速发展、充满活力和持久的稳定环境。
树立持久的稳定观，就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各级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让广大群众充分享受到发展的成果，特别要高度重视和落实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同时要建立健全社会利益的沟通渠道和协调机制，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努力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正确把握各项改革的出台时机和推行力度，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要积极研究并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探索新途径、新方法，不断提高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以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作为工作重点，善于运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和提供服务等方法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凝聚和激励群众共同前进。
五、牢固树立科学的人才观
人才是第一资源。一个政党能不能凝聚大批优秀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党的兴衰存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关键在人才，希望在人才。
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应鼓励人人都作贡献，倡导人人都能成才。只要具有一定的知识或技能，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作出积极贡献，都是党和国家需要的人才。要坚持德才兼备原则，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不拘一格选人才。
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全面统筹人才工作，使我们党真正成为聚集优秀人才的执政党。统筹发展规划，把人才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发展的总体规划。统筹队伍建设，既突出抓好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建设，又要加强各个领域和层面的多样化人才队伍建设。统筹工作环节，加大改革力度，理顺体制机制，正确把握引进、培养、使用人才三个关键环节的内在联系，有效促进各个工作环节的有机统一，提高人才开发的整体效能。统筹政策措施，根据总体部署和要求，抓紧制定具体的实施意见和配套政策措施，注重各项政策措施的衔接和落实，努力营造人才政策优势。统筹资源开发，注重人才资源开发与其他要素资源的相互配套，促进人才开发与创新创业环境资源的有机结合，真正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当其时和人才辈出的新局面。
第五篇：如何科学理解解放思想
如何科学理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之间的关系?
实事求是内在地包含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内容。实事求是还内在地包含着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等内容。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邓小平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与时俱进。江泽民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决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而应该采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要做到实事求是，还必须求真务实。胡锦涛指出：认识规律、把握规律、遵循和运用规律，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要求。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就是为了使我们在推进各项工作时能够更好地把握规律性、增加主动性、减少盲目性、克服片面性。党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实践环境和具体任务，针对在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分别突出强调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等，其目的和归宿，都是实事求是。它们既反映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实质的一脉相承性，又体现了结合实践发展在具体表现方面的时代特征。
电路：《电路》邱关源 主编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字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基础》阎石 主编 2005年12月 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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