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知识完善执行行为救济制度之

第一篇：法律知识完善执行行为救济制度之

执行行为救济制度之完善

黄志雄

于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的新民事诉讼法对我国原执行救济制度作了修改，增加了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的规定，即执行行为异议，也称执行行为救济制度。

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当事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执行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级法院申请复议。这就是执行行为救济制度的法律依据。笔者认为，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从制度层面上有力地保障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案外人的合法权益，但在可操作性层面上尚存在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明确。

一、可提出异议的具体行为亟待细化

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对可以提出执行行为异议的情形作出了概括性的规定，对于哪些具体执行行为可以提出异议，并没有明确。这就一方面使得被执行人为了对抗法院的执行，利用不明确的执行异议情形，滥用行为异议制度;另一方面执行法官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为了审查执行行为异议而延误执行良好的时机。

结合执行实践，笔者认为，以下情形属于执行行为违法或不当：①违法执行财产方面：超标查封、扣押、冻结财产或增添的财产;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生活必需品;违法裁定执行保证人财产;违法评估、拍卖、变卖财产;侵犯财产优先权等方面;②执行行为违法或不当：对执行依据效力不及的人采取强制措施;到期债权人提出异议却又强制执行;无事实依据地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人;无法定事由裁定中止、终结执行、执行回转;无法定事由裁定暂缓执行;强行以物抵债;乱采用司法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等。有人认为，应受理的执行申请而裁定不予受理，属于书面执行异议的范围，但笔者认为不当。因为裁定不予受理，主要是不符合立案条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可以直接提起上诉，不必通过审查再申请复议，因此，应将其排除在外。

二、异议审查机构亟待明确

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法院收到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的书面执行异议，应当在十五日内审查，但是由执行机构审查还是由执行机构之外的审判业务庭审查并不明确。笔者认为，应将执行异议交给其他业务庭审查。这是因为，如果规定由执行机构审查执行异议，一方面必然存在着执行机构维护本机构执行权威，而作出维持原裁决的裁定，即使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态度，也难以让当事人信服;另一方面也是执行实施与裁决分离的需要。当前，有的法院就将执行异议由本院的审判监督庭审查，取得了很好的执行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异议提出时间亟待明确

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仅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异议，对于提出执行行为异议的起始时间未作规定。有人认为，不论执行是否终结或将执行标的执行到位而实际结案，还是在执行中，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只要认为法院的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即可提出。也有人认为，结案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不能就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笔者认为，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行为异议的时间，应始于知道或应当知道执行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终于强制执行程序终结前。执行程序尚未开始，执行行为不可能侵犯他人利益;如果程序已终结，执行处分无从撤销或更正，其异议已经没有实际意义，所以不得在执行程序结束后提出异议。

那么，如何判断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执行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呢?笔者认为，这因具体执行程序不同而不同。比如说，执行法院违法拍卖财产，一般在拍卖前已作出查封、扣押财产的民事裁定书，当事人自执行机构向其送达民事裁定书之时，就知道其合法权益被侵害，从此时即可提出异议。退一步说，拍卖机构在拍卖前，一般会在一定地域内发布拍卖信息或登报公告，法院也会通知被执行人到拍卖现场。这样，自拍卖机构登报之日起或被执行人收到拍卖通知之日起，应视为知道其合法权益被执行法院执行行为侵害。但有一点应该例外，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程序是否终结提出异议，执行机构不得以执行程序已终结为由直接裁定驳回异议。

四、审查程序亟待规范

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对采用何种审查方式、程序审查执行行为异议，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笔者认为，审查程序至少应当包括执行机构受理、移送审查、审查核实、作出裁定等几个环节。

审查中，是采用书面审查，还是结合听证，举行必要辩论呢?笔者认为，应该采取下列程序进行审查：审查机构在两个工作日内将执行异议书副本送达本案其他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并书面通知其在两个工作日内提供书面意见书以及相关证据，如不提供视为放弃权利，由其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不影响异议审查。审查机构在五个工作日内应当举行执行听证，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审查机构在听证后，在收到执行异议之日起十五日的总期限内作出裁定，认为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的异议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原执行措施或者纠正执行行为，其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并交待复议权。告知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法院驳回执行异议裁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该裁定之日起十日内向上级法院申请复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复议申请，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当即口头表示复议的，应告知其在十日内提出书面异议书，期满后没有提出书面异议书，视为放弃申请复议。

五、复议审查程序和期限问题

对于复议审查程序和期限，目前法律也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笔者认为，可以采用书面审查的方式，经承办法官书面审查后，必要时听取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意见，经合议庭评议后，直接作出裁定，不必再举行辩论或听证。为体现执行的效率、采取措施的及时性，对复议期限不宜太长，但也不宜太短。笔者认为，复议期限应比执行法院审查期限短，建议在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审查完毕，并作出相应的裁定。

六、异议审查期间是否停止执行

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对采取的执行措施是否在执行行为异议审查、复议期间停止，并没有作出规定。笔者认为，基于保护申请执行的债权人考虑，执行法院在审查执行异议期间，财产控制措施不得解除。但为了避免实质处分执行标的，或避免不可回转，处分措施应当暂时停止，如果申请执行人提供确实有效的担保申请继续执行的，可以继续执行，因继续执行造成被执行人、利害关系人损失，裁定申请执行人赔偿。如果执行标的物是易腐烂变质的物品、季节性商品，处分措施停止将会造成损失的，可以责令异议人提供确实有效的担保，异议人拒绝提供担保的，执行法院继续处分后提存价款。上级法院在复议期间，如果认为执行法院驳回异议的裁定明显错误或不停止执行可能损害国家、集体、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书面通知执行法院停止执行。

七、制裁恶意执行异议的措施

设立执行行为救济制度的目的是为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权利提供必要的救济。但是执行实践中不排除有些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为了躲避执行、拖延执行、损害债权人利益而滥用执行行为异议制度，这种恶意提出异议的行为不仅造成了人民法院白白消耗物力、人力、财力等司法资源，也扰乱了人民法院正常的工作秩序。笔者认为，基于上述原因和解决执行难的需要，法律有必要对于恶意提出执行行为异议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给予制裁。建议将这种行为作为妨碍法院执行的一种行为，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四条之规定，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进行罚款或司法拘留。

执行实践中，如何判断恶意提出执行行为异议呢?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主客观两方面予以判断：首先，主观上具有故意。即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不具备提起执行行为异议的理由和显无事实根据但仍提出异议。其次，客观上具有恶意的行为。包括虚构事实理由提出异议;伪造主要证据;被执行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被执行当事人采用胁迫、欺诈等手段让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等。

第二篇：完善执行救济制度以实现我国强制执行立法的科学化

执行救济制度是强制执行立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国强制执行立法是否科学的重要标志。我国现行执行救济制度无论是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还是在程序理念上均存在着重大缺失，亟待完善。对此，笔者认为，在增设程序上的执行救济的同时，应重点改造我国现行的执行异议制度，让其内部结构更趋于健全、完善，并符合程序法理。[关键词] 执行救济程序上的执行救济执行异议实体上的执行救济异议之诉序言西方法谚有云：“无救济即无权利”。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权利在行使的过程中总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与侵害，其中尤以国家公权力的不法或不当行使对当事人私权的侵害最为普遍。有鉴于此，有必要赋予权利人以相应的救济手段与救济方法，以保障其权利能得到切实充分的实现。否则，所谓“权利”对于权利人而言最多不过是一种“水中月”、“镜中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人类的权利自始就与救济相联系，没有救济可依的权利是虚假的À，事实上也不成其为权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西方人甚至认为，救济往往走在权利之前。此实乃其长期法治经验的概括与总结，这对于我们完善执行救济制度，以最终实现我国强制执行立法的现代化与科学化不无重大的启示意义。无庸讳言，在我国当前的执行实践中，与“执行难”普遍存在的同时，“执行乱”的问题也确实客观存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还相当突出，不容我们忽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先生就曾指出，在全国法院系统中，执行干警只占全部干警的十分之一，但每年所发生的违法违纪人数却占了三分之一Á。这一数字本身即从一个侧面反映与佐证了我国当前“执行乱”问题的客观存在及其在一定程度上的严重性。应当承认，这一问题的出现与存在既与我国目前广大执行干警政治与业务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有关,从根本上说,更与我国强制执行立法的不完善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强制执行法素来是其中薄弱的环节，而执行救济制度又是强制执行立法中最为薄弱的一环。因此,为了进一步规范执行权的运行机制,确保其合法与合理行使,并从根本上治理我国当前存在的“执行乱”问题,以最终保护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在执行程序中的合法权益,值此我国当前正抓紧制订〈〈强制执行法〉〉之际,运用程序法理,在广泛参考借鉴其他国家与地区成功立法例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探讨完善我国的执行救济制度已成当务之急。

一、执行救济内涵的界定及其种类与方法执行救济，是指执行程序中的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因执行机构的违法或不当执行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而有权依法请求有关机关采取补救与保护措施的一项法律制度。执行救济作为国家在执行程序中设立的一项法律制度，其基本宗旨与根本目的即在于赋予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一种权利，一种有效的救济手段与救济方法，即当执行机构的执行权违法或不当行使，以致侵害了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的程序利益与实体利益时，有关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有权请求相关国家机关予以纠正，并有权要求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执行救济制度的设立，在保护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也有效遏制了国家公权力的不法或不当行使，从而实现民事执行过程中的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最终实现民事执行程序的功能与价值。在执行实践中，执行机构的违法执行，既可能违反程序法，也可能违反实体法，因此在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相应地，执行救济分为程序上的执行救济与实体上的执行救济，其方法分别为提出执行异议与异议之诉。程序上的执行救济与实体上的执行救济并重，以对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的程序利益与实体利益实行严密的保护机制。此乃一般的执行救济。另外，从相关国家与地区的立法例来看，还有一种针对特殊事件所设立的特别救济，如在参与分配中所适用的执行救济等。本文限于篇幅，只拟就一般执行救济制度进行探讨。我国现行有关执行救济制度，笔者通过比较分析与潜心探讨发现，坦率地讲，是既不健全、又不科学，不仅相关规定付之阙如，而且已有规定在制度设计上也明显存在着重大缺失，有悖程序法理，因而亟待完善。具体而言，我国目前立法缺乏程序上的执行救济的内容，与此同时在实体上的执行救济制度方面，也仅有案外人异议制度，而尚无执行债务人异议制度，况且在案外人异议制度中还存在着以裁定解决实体权益争议的严重不合程序法理之处，等等。以上诸端，笔者拟于下文依次加以探讨。

二、参酌其他国家与地区成功的立法例，增设程序上的执行救济制度，以保护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的程序利益前文已述，我国现行立法没有程序上的执行救济制度，以至于一方面对于程序上违法或不当的执行行为无从规制，另一方面也不能很好地保护执行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在执行程序中的合法权益。所谓程序上的执行救济，是指执行当事人或案外人认为执行机构的执行行为在程序上违法或不当，在执行程序终止前，请求该执行机构予以纠正的一种救济制度。在国外，该种程序上的执行救济主要即指执行异议。在执行程序中，权利主体可能受到的侵害既有实体上的，也有程序上的，因此作为一种完善的救济系统，必须全面考虑权利主体可能受侵害的情况，事先规定完善的救济途径Â。程序上的执行救济，即为针对执行实践的需要、专为规制执行机构程序上的违法或不当执行行为而设，以期能最终实现保护当事人或案外人程序利益的立法宗旨与目的。提出执行异议的主体有二，即执行当事人，包括执行债权人与执行债务人，亦即我国现行立法中所习称的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与其他利害关系人，即执行当事人以外的因违法执行行为而受侵害的第三人，如误将第三人的财产查封、扣押时，该第三人即为利害关系人。但仅有事实上的利害关系的人不包括在内，如

企业被依法拍卖，其职员不得以失业为由提出执行异议Ã。在执行实践中，提出执行异议的具体事由主要有；执行机构没有依法适时发出执行命令；实施不当或错误的执行措施；无法定原因而裁定中止执行或暂缓执行；依法应当公告而没有公告以及执行管辖错误等等。总之，凡执行机构违反执行程序规定而实施执行行为的，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均可提出执行异议，既可以请求执行机构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也可以请求执行机构变更或撤销其违法或不当的执行行为。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提出执行异议，仅表明他们对执行机构的执行行为在程序上的异议，由于不涉及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实体权益上的争议，因而该执行异议可由执行机构直接处理，可不必经由审判机构适用通常的诉讼程序进行审理与裁判Ä。对于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程序上的异议，执行机构认为异议有理由的，裁定对原执行行为予以变更或撤销；认为异议不合法或无理由，包括执行程序终止后提出异议的，裁定予以驳回。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对驳回异议裁定不服，可依法提起上诉。

三、进一步改造我国现行案外人异议制度，使之臻于完善，并符合程序法理执行救济制度在我国现行法上的根据与表现形式即是民事诉讼法第208条所规定的案外人异议制度。根据该条内容，我国执行异议是指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的全部或一部主张权利，而对执行机构的民事执行行为提出的不同意见。由于案外人异议是案外人用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一种手段或途径，因而理所当然地属于执行救济的范畴。但是，相较于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立法例上的执行异议，仔细分析研究我国现行执行异议制度就会发现，其在程序设计上不伦不类，且有悖基本的程序法理。要而言之，即在于用程序上的救济手段解决与处理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实体权益上的争议。具体而言，在我国的执行异议制度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的全部或一部主张权利，亦即表明其对执行标的的归属问题有所争议，而该种执行标的的归属问题显而易见应属于实体问题而非程序问题。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却规定，对于案外人的异议，执行人员可以根据不同情况，或裁定中止执行，或裁定驳回异议。以裁定对利害关系人有关执行标的归属的实体争议作出处理，即是一种典型的用程序的手段与方法来解决实体争议。再从我国长期的执行实践看，也为这一处理模式与处理机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这种处理方式，在理论上既说不通，在实践中又极为有害。我们知道，执行机构的任务在于忠实地执行生效的法律文书，执行人员只能就案外人对于程序事项的异议作出裁定，而无权就案外人的实体主张作出裁判。另外，就裁定本身来说，它是用来解决程序事项的，而执行人员用裁定对利害关系人的实体争议作出处理，无疑剥夺了利害关系人应当享有的诉权，这就意味着利害关系人无法通过严格的辩论质证程序请求法院作出利己判决，实际上是剥夺了其一审、二审的审级利益，因而严重侵害了其实体权益。有鉴于此，我国现行的执行异议制度亟待改造。改造的基本方法在于将其变为第三人异议之诉，即赋予该第三人以诉权，让其通过审判机构以通常诉讼程序获得救济，以使其实体权益得以充分实现。换言之，执行机构再也不能迳行对案外人的实体主张作出裁判，否则，第三人的实体权益便有不能充分保障之嫌，同时也有违执行权本身的性质。

四、增设债务人异议之诉，以保护其实体权益从上文的分析可知，我国现行案外人异议制度存在着重大缺失，其中之一即在于执行机构用裁定的方式草率地处理有关利害关系人的实体主张，因而极不利于其实体权益的保护。另外，顾名思义，我国案外人异议制度也仅仅只是解决了案外人异议问题，而对有关执行债务人异议的问题却付之阙如，无从解决，因而有失健全。事实上，在执行程序过程中，也还存在着一个执行债务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正如我国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执行债务人作为直接受执行机构执行行为影响的一方执行当事人，其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都有可能受到来自执行机构违法或不当执行行为的侵害，不为其提供救济的途径与方法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Å。其程序上的权利有前文所述的程序上的救济制度予以保障，那么，为了使其实体上的权利也得以有效保护，建立债务人异议之诉势在必行。债务人异议之诉在于为保护债务人实体权益而设，其与第三人异议之诉之间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即以具体目的而论，前者是以排除执行根据的执行力为目的，即债务人对于执行根据所确定的私权，主张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原因而请求不予执行并撤销已执行的部分；而后者系以排除特定执行标的物的执行为目的，即第三人主张就该执行标的物有排除执行的权利，请求不予执行该标的物，等等Æ。但尽管如此，债务人异议之诉与第三人异议之诉同为实体上的执行救济制度的重要内容，两者欠缺其一，实体上的执行救济便难谓周全。债务人异议之诉的建立，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保护债务人实体权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同时兼顾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以实现它们两者之间利益平衡的立法目的，进而维护社会稳定。债务人异议之诉的提起，须有消灭或妨碍债权人请求权行使的事由发生，如对债权人请求权的全部或一部已为清偿、提存，执行根据所确定的清偿期尚未届至，债权人已同意延期执行，债权人有对待给付义务而尚未为对待给付以及债权人的债权不成立等等。由于债务人异议之诉涉及到执行根据所确定的当事人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争议，属于实体上的救济范畴，因而债务人异议之诉的提起须向执行机构所在法院的审判机构为之，由其通过审判程序进行审理，而执行机构与执行人员无权对债务人的异议之诉迳行裁判，以保障债务人所享有的诉权得以充分行使、实体权益得以有效保护。结语总之，执行救济制度作为强制执行立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系到人民法院执行机构执行权的规范运行与合法合理行使，而且从根本上说，还关系到执行程

序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只有从尊重、维护执行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应有的合法权益这一战略高度与终极目的出发，建立严密科学的保护体系与防范机制，程序上的救济与实体上的救济并重，兼顾执行债权人、债务人与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平衡，才能实现我国强制执行立法的现代化与科学化，并从根本上治理我国目前执行实践中较为普遍存在的“执行乱”问题，全面实现强制执行立法的宗旨与目的。

第三篇：读后感之离婚救济制度研究

《离婚救济制度研究》

读后感

班级：2008级文科试验班 姓名：叶玉丹

学号：20080w0224

导师：梁亚荣

《离婚救济制度研究》读后感

2008级文科试验班

叶玉丹

20080w0224

这学期我们开了婚姻法这门课，激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尤其是关于离婚救济制度这一方面。暑期阅读了李俊老师的《离婚救济制度研究》，令我感受颇深。

离婚作为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确实会对婚姻与家庭的稳定及其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尽管我们不能简单的用积极或消极、正面或负面来对之予以评价。但在离婚制度设计上却必须力求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同时还应尽量减少离婚本身对当事人各方乃至社会秩序带来的不利影响。可以说，离婚救济制度的完善是现阶段改革离婚立法，以期于离婚中更好实现法律公平价值的需要。李俊老师的《离婚救济制度研究》从理论上就该制度各方面具体内容进行研究，以期对我国现行立法的相关规定及立法意旨予以全面把握，并结合国外相关立法之规定展开较为全面的分析探讨，来加深对该制度的整体认识。从而在制度架构、内容设计等方面实现一定的突破。

下面是我对离婚救济制度的一些看法：

何谓“救济”？《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救济 “是指对已发生或业已导致的伤害、危害或损失的不当行为而进行的纠正、矫正或改正。”《布莱克法律词典》也认为，救济是用以实现权利或防止、纠正及补偿权利之侵害的方法。英国还存在“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的古老法谚。

如果我们把救济看作是对权利的救济，那么离婚救济就应该是对离婚过程中所受损害权利的救济，而如果我们把救济本身就看作是一种权利，那么离婚救济就可以被认定为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在离婚阶段能够享有的一系列补偿性权利之总和。

我国2001年婚姻法致力于损害与救济之闻的平衡,设立了较为完整的离婚救济制度,包括离婚后的经济帮助制度、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1、对生活困难一方的经济帮助

《婚姻法》（2001年修正案）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方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我国社会中，男女的经济能力至今仍存在一定的差距。该财物的给予，不以给付方有过失为必要，而是基于公平原则承认离婚连带发生的效力，用以保护弱者配偶离婚后的生活。这项规定对于个别需要经济帮助的男女都适用，但是，更有助于消除妇女在离婚问题上的经济顾虑，有利于保障离婚自由。需注意，对生活困难一方的经济帮助，不是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也不是夫妻扶养义务的继续。

离婚时对生活困难一方的经济帮助是有条件的：

（1）、被帮助的一方必须生活确有困难且自己无力解决的。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也属于生活困难。

（2）、经济帮助仅限于离婚时。

（3）、给付帮助的一方必须有负担能力。

（4）、这种经济帮助应是适当的，指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对方

短期的或一次性的经济帮助。

这些条件需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在执行帮助期间，受帮助一方另行结婚或另有经济收入足够维持生活时，帮助一方即可终止给付。原定经济帮助执行完毕后，一方又要求继续给付经济帮助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2、家务劳动的财产补偿

《婚姻法》（2001年修正案）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这一规定是对约定实行婚后财产分别所有的夫妻，在离婚时对尽义务较多一方享有补偿请求权，是法律肯定其家务劳动价值的一种表现。

家务劳动是一种经济活动，人力资本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当某人把人力资本投入到家庭中时，必然就失去了将该人力资本投入到其他方面的机会，因而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本来可以将人力资本投入到其他方面所取得的利益。因此，绝不可无视家务劳动对家庭以及对夫妻双方的经济价值。在婚姻解除时，从事家务一方当事人可以就自己对家庭所做的贡献要求一定的经济补偿，以体现其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家务劳动评价理论的引入，有力地保障了从事家务一方当事人在离婚时的经济利益，从而也就为其离婚后的生活提供了保障。

3、离婚损害赔偿

《婚姻法》（2001年修正案）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①重婚的；②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③实施家庭暴力的；④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①②是直接侵犯婚姻的另一方的；③④若实施的对象是婚姻另一方的话，另一方就有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若实施的对象是除了婚姻另一方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的话，可以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但这不是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

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其立法取向为过错责任原则。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的性质，有违约说和侵权说两种，本人赞同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定性为侵权责任。

在传统的婚姻法理论中，离婚损害分为两种，一种是离因损害，另一种是离婚损害。前者指夫妻一方之行为是构成离婚原因的侵权行为时，他方可请求因侵权行为所生之损害赔偿，而后者则是指不具备侵权行为之要件但离婚本身即为构成损害赔偿之直接原因。我国实行的是离因损害。

需要注意的是离婚损害赔偿需以离婚为前提，若是在婚姻存续期间发生上述情形的话，构成婚内侵权，但无过错一方配偶不得以对方有过错为由提出损害赔偿之诉。现今大多数人认为，婚内侵权赔偿制度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为共有财产。在保持婚姻关系的前提下，由一方赔偿另一方，只是将左边口袋的钱放到右边口袋去，夫妻双方的权利义务未发生任何改变。同时由于婚内侵权赔偿易引起夫妻矛盾的激化，不利于家庭稳定，不宜设立婚内侵权赔偿制度。“婚内赔偿”，是指在不解除婚姻关系的前提下，依法判决侵犯配偶合法权益的一方因其过错行为而给另一方造成的损害给予赔偿的法律制度。

在我国现有的婚姻法律体系中，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对婚姻关系中发生的侵权行为的调整存在着明显的不足：(1)对请求事由的范围规定过窄, 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只有上述四种情形。这样就忽略了一些新型的性质严重的侵权行为, 如侵犯夫妻的同居权、生育权、财产权等。(2)离婚作为赔偿的前提条件, 不利于

婚姻的稳定和被侵权人利益的保护, 由于缺乏合理的救济途径, 绝大多数夫妻内部的侵权行为基本上要靠夫妻间协商解决, 有些被侵权方因为惧怕失去家庭、子女只好忍气吞声,放弃赔偿请求, 这就使得侵权行为难以及时制止而长期、持续存在, 最终导致婚姻家庭的破裂和解体。(3)离婚才赔偿, 与诉讼时效相矛盾：新婚姻法第46 条的规定意味着不离婚, 配偶之间就不提出损害赔偿。而民法通则136 条第1 款(一)项规定: 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 诉讼时效期限为一年。但由于婚姻关系的特殊性, 夫妻因一方的暴力或与第三者同居等侵权行为, 当时并没有引起离婚, 以后离婚时, 前述侵权行为(有的不具有连续性)已超过了诉讼时效, 在离婚时提起赔偿, 就会因过时效而败诉。可见, 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够。其结果必然是: 一是鼓励人们离婚;二是不及时离婚, 婚内侵权就得不到有效保护。这种立法价值是值得怀疑的。

（1）构成要件

①配偶一方的行为有重大过错的，而对方本身行为无过错。若双方都实施了上述某一行为的，则均不享有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

②因上述重大过错行为而导致夫妻离婚的损害结果。

③无过错方因对方的过错行为而受到精神或物质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具有因果关系。

④实施违法行为的配偶一方须有主观上的过错。

以上四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即构成离婚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程序说明

登记离婚，需在离婚后一年内提出。

诉讼离婚，原告需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被告可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也 可以在离婚后一年内提出。

（3）、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功能

填补损害；精神抚慰；制裁和预防违法行为。

离婚救济制度是正义价值在婚姻领域的一种集中体现，因为离婚救济制度不仅是在离婚阶段实现矫正正义的一种必要手段和措施，而且也是对弱者保护原则，这一以对社会正义的维护为根本目的之现代民法基本准则的体现；另一方面指出，离婚救济制度是实现离婚自由的必要保障，因为只要离婚救济制度本身存在并设计合理，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婚姻关系当事人受限于经济条件，而无法充分表达其离婚愿望的顾虑，从而为其离婚自由的实现，提供直接的制度保障。此外，离婚救济制度还是保障夫妻权利的需要，因为该制度可以使受损害的权利得以回复或取得补偿，从而满足离婚配偶的正当权利主张，因此，也可将之以看作是，为夫妻权利设置的最后一道保护屏障。

第四篇：法律知识完善谈谈关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制度的功能、存在的问题与

谈谈关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制度的功能、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谈谈关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制度的功能、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作者

尹振国

摘要：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行为制度目前有很多突出问题，在法益论的基础上，要区分具体的法益。我们必须采分开立法，区分反垄断行为与反不正当竞争的类型。本文特别反对设立“一般条款”，并论证了自己的理由。在法学研究水平已经达到、能够规定含有具体事实构成的法律规范的情况下，应禁止立法者滥用一般条款。不断修正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定配套法规，并且在需要进行司法解释的地方进行解释。关键词：行为制度；功能； 一般条款； 规制

自由和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意。然而，不正当竞争行为总是与之相应而生，它们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广大诚实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权利，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危及时常竞争机制，而且还会滋生腐败，破坏商业道德，危害社会公共利益。鉴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巨大危害，因此世界各国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立法规制。1896年，德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反不正当竞争法》.1900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修订本作国际公约和国际立法第一次对反不正当竞争做出了明确规定，我国在1993年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行为制度的功能

由于反不正当行为法保护社会公共利法益，在此前提下，它产生了如下功能

1．维系市场[1]

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大多都有反不正当竞争行为法或类似制度。1900年前后，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进入垄断 1

阶段，市场本身固有的缺点与矛盾进一步显现。市场经济出现市场失灵的状况和经济危机，国家的干预成为必要。国家以强制和引导的方式来改变市场上的行为，乃至产业结构，就需要另一套法规，学者有时称之为经济法。[2]反不正当竞争法，现被归入经济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行为制度最能体其内在价值的一部分。

2．竞争公平性的维护[3]

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维护市场经济的法律，当然把维护公平竞争作为其目标之一，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一条明确提出“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民法。”反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制度对公正的“消极”的保护。

3．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

反不正当竞争法具有行为法的特性[4]，通过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规制，从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从而进一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一般所谓的规制，是指对一定行为规定了一定的秩序，而起到限制作用。[5]与民法典的立法思维不同，民法典主要注重法典语言的精确，总体上为裁判法，法律是“给法官看的”[6]，而反不正当竞争法总体上则是一种行为法，虽兼有裁判法的特征，但更要求法的内容通俗易懂，以便于市场主体预测自己的行为，按照法律的要求进行正当的竞争行为，以免受到法律的制裁。

二．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行为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于1993年12月1日实施起，已历经10余年。其行为制度基本满足了当时的需要，基本涵摄了当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特别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各种市场要素及其体系架构日趋完备，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市场领域的诸多不正当竞争行为日渐充分地显现出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行为制度与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相比，尚存在巨大差距，因此也限制了该法对市场经济的调控力度。明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行为制度存在的问题并逐步对其加以完善，是竞争法法治面临的急迫任务。《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行为制度目前比较突出问题是:

1．综合调整的立法模式日益显露出其局限性。[7]我国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行为调整模式是综合式，即是指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调整狭义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受传统体制影响和包干体制的制约，我国存在着严重的部门垄断和地区封锁，以及某些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比较突出的现象，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将这些行

为纳入其中调整。[8]这种综合调整的立法模式无法调整一些新近出现的垄断行为或限制竞争行为，因为其调整的垄断行为的类型较少，只包括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行政垄断行为、不当亏本销售行为、搭售行为、串通招投标行为这五类行为。这部法律无法满足反垄断与反限制竞争的目前需要。

2．一些新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没有归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认定作为狭义反不正当竞争方面的要求，如：虚假的商业标识行为、商业贿赂行为、虚假宣传行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商业诋毁行为，这些类型也不能满足反不正当竞争方面的需要。从狭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的行为类型来说，我国对这些行为的类型规制较少。并且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中国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类型已经不能涵摄一些社会现实。

3．我国不正竞争法的行为类型不确定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是从消极行为方面来规定。这种方法类似于刑法的规定。但是没有类似刑法的描述性行为构成，往往比较不容易操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缺乏刚性，没有规定具体的后果以及相应的标准。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有很大自由裁量的空间，很难实现法治目标。也没有相应的如同刑法类似的修正案，更没有出现相应的司法解释作进一步具体规定。这样我国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与法治社会要求相去甚远。

三．完善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行为制度的基本思路

1行为模式的分开立法

这样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在我国《反不正当行为法》的不正当行为制度里面分开两节，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进一步填充各种新的具体行为。这种立法的方式在形式上比现行立法会更清晰。相对分开立法来说，比较简约节省。第二种，把垄断行为拿出来进行立法制定《反垄断法》。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狭义）更容易清晰被规制。本文主张第二种方式。虽然从根本上来说，垄断行为侵害的主要法益相同，都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两者也有一些相似之处，但而这次要一级的法益不同，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受害大的当事人的利益，而垄断行为则损害了经济秩序。日本学者金泽良雄认为“《禁止垄断法》的保护法益，是作为公益的自由竞争经济秩序的公益。„„《不正当竞争防止法》的保护法益，尽管基本上是私益，„„。《不正当竞争防止法》作为防止手段。规定了私法性的制止请求和赔偿责任。这都是所具有的基本性质。可以认为，该法是作为私法的侵权行为的一种。”[9]虽然我国将这两种行为制度放在一起作为公益，用行政，甚至刑法手段保护，这种说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正当竞争行为侵犯了私益和自治。因此这两种行为制度侵害的法益是不同的。“法益作为法所保护的利益”，[10]决定了立法目的和指导立法的政策有很大不同。随之而来则是两这者“违法评价机能”[11]和“法益[12]的解释机能有很大不同”。因此针对这两类行为制度，应该分开立法规制。这样便于实践中的，立法，执法与司法等活动的进行。总之，[13]制定《反垄断法》和修正《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方案较好。

2反对在行为制度设立“一般条款”。

现在的大多数学者，认为需要在不正当行为制度部分确立一个“一般条款”的规范。一般条款[14]，又称概括性条款或者兜底条款，指的是缺乏具体内涵的一般抽象法律规定，其仅仅提出了法的一般原则或价值取向或者仅仅规定了需要价值填补的抽象事实构成，如何将其抽象的内容适用到具体的法律事实将由法官裁决，而就此法官必须从事一般条款具体化的工作、如价值填补和援引法典规定之外的处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新出现的小正当竞争行为。变迁中的法的伦理和价值。在《反不正当竞争法》设立其“一般条款”的理由是：首先，由于竞争法的调整对象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采取列举的方式，难以穷尽所有的调整对象，也不能适应调整对象的发展变化。为避免立法的小周延性和滞后性不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生活的需要，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采取概括加列举的立法体例，即以一般条款对其调整对象作概括性规定，及时规范经济生活中新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其次，德国作为《反不当竞争法》立法的重要代表设立了一般条款。并且在执法和司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实现个案正义的弹性功能。法典的首先价值在于提供法律安全及其可预见性。因此在法的安全价值和个案正义之间存在持久的张力。而法官确定具体情况下的法律关系的内容必须享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一般条款可以很好地化解此种张力。由于一般条款并没有具体的内涵，具体的社会生活事实决定一般条款的真正内容，因此法官在追求个案正义的同时可以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体系性。一般条款的弹性功能实际上沟通了抽象的法律规定和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从该角度出发，法律获得了很强的适应性，即法律可以长期地适应现实需求和法的观念的转变。

本文反对在不当竞争行为制度设立一般条款的理由：第一，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法益为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给经营者设定的是义务，而对这种义务设定是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义务的设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竞争者自由和权利的限制。然而一般条款则扩大这种限制的范围。并且在这种条件下则会过分扩大行政

权和国家权力在市场领域的扩张。中国立法和法治建设已经逐渐进入到成熟阶段。如果我们在法律制定中仍旧简单地以一般条款取代能够完善的具体法律规定，则将人为地扩大干预法治的空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地方保守主义是一个顽症，如果法律中过度地增加一般条款而放弃具有清晰、具体的事实构成的法律规范，则法官从维护地方利益出发任意判案的可能性也同样加大。其次，在成文法国家，统一、明确和体系化的法律构成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为一般条款提供了很大的适用余地，但与此同时，法官借以一般条款逃避真正意义上的依法裁判的义务亦同样获得很大的空间。如上所述，此种假借一般条款任意判案的危害性严重侵蚀法的安全性和统一性。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不完善的情况下，法官进行假借“一般条款”规避刚性条款的情况时有发生。第三，缺乏必要前提条件。一般条款通常仅规定了极其抽象的原则、法律价值，或者虽然规定了一定的事实构成或法律后果，但其使用了需要价值填补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因此仍旧具有很高的抽象性。因此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制度的必须在民事、行政法律制度极其完善情况下。这样情况下，才可以防止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越位，侵害市场主体（经营者）的权利。第四，滋生立法者的惰性。立法者迫于现实生活对立法任务的挑战常常通过“空白授权”—一般条款的方式将造法的任务转交给法官。但不可忽视的是，立法者简单使用一般条款主观上逃避其立法任务的现象并不少见。立法者由此所滋生的惰性严重损害法的安定性和可预见性。对立法者使用一般条款也必须加以严格限制，在法学研究水平已经达到、能够规定含有具体事实构成的法律规范的情况下，应禁止立法者滥用一般条款。

3增加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种类

从内容到形式，法律总是要不断进化。法律总有不完善的地方。法律总是要不断的进行修正。我国《宪法》与《刑法》就不断的修正以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我国《反不正当行为法》也应该仿效其修正方法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再加上不正当竞争行为制度的重要性。其行为类型对法律对其的规制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些行为的修正于增加对于法律对于满足社会的发展有决定意义。这对保持法律的效率于正义有很重大的作用。

4增加配套相应的法规和进行司法解释

为了使不正当竞争的行为模式有可操作的标准，应在各个行为模式具体的标准制定相应具体可以操作的标准。制定司法解释也可以达到这一目的，使其具有具体可操作性。我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是有权解释，本质上是我国

法的渊源之一。只要法律解释是符合反不正当行为法所保护的法益范围内进行解释，法律就有助于更好的适用。参考书目：

苏永钦.走入新世纪的私自治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50

同

种明钊主编，盛学军江帆副主编.竞争法.法律出版社2005.84

【日本】金泽良雄著，满达人译经济法概论.法制出版社2005.45

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2

第五篇：我国的贸易救济制度逐步建立与完善（模版）

1997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标志着中国贸易救济法律制度的建立。2007年是我国开展贸易救济实践的10周年。在这10年期间，贸易救济制度从无到有、从起步到较为成熟、从学习借鉴他人经验到自成体系，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贸易救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我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举措，是按照WTO规则完善外贸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的一项重大改革，显示我国政府运用国际通行规则维护公平贸易秩序的执政能力显著提高。这个制度在保护国内产业合法权益方面取得了突出效果，促进了国内产业又好又快的发展。值此承前启后之际，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回顾了10年工作的经验，以求继往开来。

我国贸易救济法律规则的制定与演变

贸易救济法律制度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在发达国家已有近百年历史，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经济竞争的日益加剧，这项制度被各国普遍重视，在国际贸易领域广泛采用。而近年来，中国则是被采取贸易救济措施的首要目标国。融入全球化的经济体制参与国际竞争，首要任务就是创建符合国际规则的经济与法律体制。

我国创建贸易救济制度时，正处在“入世”谈判的关键时期，对外贸易形势十分复杂。根据承诺，我国将逐步取消配额与许可证制度，平均进口关税将在入世5年内从15.3%降至10%以下；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产品以不公平贸易方式，抢夺我国市场，给国内产业安全带来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贸易救济法律制度来维护国内产业的利益。

法律法规是实施贸易救济的依据。10年间，我国建立和完善的贸易救济法律体系有1部法律、3部行政法规、26部部门规章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其法制化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颁布法规，奠定基础。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是第一个用贸易救济措施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规，开启了我国贸易救济法律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它兼顾实体和程序，对反倾销和反补贴的申请、立案、调查、裁决、征收反倾销税及复审做出详细规定，既为政府部门提供工作依据，也为受倾销或补贴进口损害的企业提供维权工具，奠定了贸易救济工作的基础。

第二阶段：制定条例，构建框架。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削减关税，取消配额，放开市场准入，面对可能出现的大量低价进口产品涌入我国市场，形势紧迫，国务院及时应对，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这三部条例是针对三种贸易救济手段的单行法规，互有关联，又分别规范，共同构建了我国贸易救济体系的基本框架。

第三阶段：细化规则，完善体制。2004年，全国人大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国务院修订了反倾销等三部条例，并由新组建的商务部，统一实施贸易救济措施，建成责权明晰、反应灵敏的贸易救济体系。10年中，我国共对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48起（按照WTO统计方法为150起）。保障措施案件调查一起。贸易救济在实践中得以运用，促进了公平竞争，有力地维护了贸易秩序。此外，最高法院在2003年颁布实施了两部关于反倾销和反补贴行政诉讼的司法解释，建立起贸易救济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

调查机关的变迁沿革

我国贸易救济体系建立中，正逢政府机构改革、转变职能的大背景。在精简机构中，贸易救济队伍却不断壮大。其根本原因是，我国政府充分认识到贸易救济工作在开放型经济中起到维护产业安全的重要作用。

负责倾销调查与裁决的部门在2000年以前是原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条法司。2001年11月，为适应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新形势的需要，原外经贸部成立进出口公平贸易局；2003年3月，该局划转至国务院新组建的商务部，继续负责倾销调查与裁决。

产业损害调查最初由原国家经贸委负责。1998年3月，原国家经贸委在对外经济协调司成立了国家经贸委反倾销反补贴办公室，并于当年9月成立了反倾销反补贴产业损害调查与裁决委员会；在此基础上2000年11月原国家经贸委成立产业损害调查局；2003年3月，该局划转至新成立的商务部，继续负责贸易救济案件的产业损害调查与裁决工作。

维护产业安全工作的拓展和创新

在做好贸易救济工作的同时，我国调查机关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深入研究理论，开辟了维护产业安全的新领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建立了“一体两翼”维护产业安全工作体系。经过不懈努力，目前形成了以商务部为主体，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商协会、中介组织为两翼的工作机制。产业安全事关相关产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维护产业安全工作涉及中央、地方和行业等方方面面，该机制一方面将贸易救济、产业损害预警等维护产业安全工作效果发挥到基层，落实到企业；另一方面通过借助外脑，充分发挥各类社会资源作用，为我所用，形成合力。目前，优势互补、资源整合、双向沟通的完整高效的维护产业安全工作体系日臻完善。

其次，创建了我国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维护产业安全更是如此。2001年开始建立的产业损害预警系统由预测、预警、预案、预控四个部分组成。主要通过对国际经济发展变化和重点行业、重点商品进出口等异常情况的监测，分析其对国内相关产业的影响，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制定应对预案。这项工作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曾连续3年被列入国务院工作要点。目前，产业损害预警系统监测范围已覆盖汽车、石化、纺织、钢铁等重点行业，并形成了网站（中国产业安全指南网）、分析报告（产业损害预警报告）、通气会等多层次，多角度的信息服务模式。预警系统初步实现了准确预警、及时预警、科学预案和有效预控的预期目标。

第三，加强贸易救济理论研究，取得突出成果。在积极开展贸易救济实践的同时，着力抓好理论研究工作，力图提高贸易救济的质量与水平。截至2007年底，共形成课题报告和研究成果67篇，覆盖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损害预警系统、钢铁产业等众多领域；发表《业务研究》42篇，重点钻研了同类产品、损害认定、低税原则、公共利益等贸易救济调查中的核心概念；从2005年起，连续3年开展贸易救济研究征文活动，向67名优秀撰稿人颁发“中国贸易救济研究奖”，在国内外获得热烈反响。

总的来看，自1997年以来，我国贸易救济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并且各项工作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和新机遇、新挑战，”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我们应该认识到相对其他WTO主要成员还有不小差距，如法律法规有待于细化和完善、工作体系有待于加强以及社会认知度不够等。针对我国贸易救济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存在的不足，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我们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借鉴各国成熟经验，不断完善我国贸易救济制度和实践，以更好地保护国内产业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内产业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