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场逻辑学研究论文

第一篇：文学场逻辑学研究论文

要讨论当代西方思想家，对于治文学的人来说可能有着更便利的条件。因为当代西方许多哲人，在提出一个个自成一格的话语系统的同时，总是不约而同地倾向于把文学或当成自己的殖民地。伊格尔顿不无讥讽地说：“当家变成实证哲学家的工具时，美学就可以用来拯救思想了。哲学强有力的主题被某种具体、纯粹、斤斤计较的所排遣，现在正变得无家可归，四处漂泊，它们寻求着一片蔽身的瓦顶，终至在艺术的话语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 这当然是事情的一方面。但从策略的角度来看，至少对于我们即将要讨论的布迪厄来说，文学艺术之所以容易成为思想家所关注的宠儿，可能还因为作为精神现象，文学艺术具有更普遍的可通约性。一种理论，倘若能在对文学艺术的中站得住脚，在其他领域中也许就显得是不言而喻的了。更何况文学艺术在人类中又有类乎广告效应那么强大的力。

尽管主要身份是社会学家的布迪厄在原则上反对建立一种普遍性元话语，然而，他的确在事实上创造了一整套话语系统，并将它令人咋舌地运用在农民、失业、、、、阶级、、宗教、、语言、住房、婚姻、知识分子、国家制度等极为广阔的领域里，而他特别留意的对象之一，似乎是文学艺术。他不仅在许多著作中屡屡提及文学艺术，而且还专门写了几部专著如《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艺术之恋：欧洲艺术博物馆及其观众》、《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发生和结构》、《文化生产场：论艺术和文学》等等。要绍介布迪厄的文学理论，我们可能会有一种浩浩茫茫不知从何处说起的慨叹，因为布氏几乎没有遗漏文学社会学的任何一个重要领域，但是，正如上述书名所暗示的那样，文学场显然是布迪厄文学理论的一个关键词。正是通过文学场的概念，布迪厄的文学理论才得以清楚的表述。所以，不妨让我们从文学场开始说起。

一、为什么是文学场？

布迪厄自认独擅胜场，并得到了一些学者赞同的学术闪光点之一是，他超越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经验和理论研究、内部阅读与外部阅读、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等之间的二元对立。具体到文学研究领域，布迪厄认为，主观主义或本质主义的文学分析，诸如浪漫主义者基于卡理斯玛意识形态，将作者视为独创者；新批评派之类的形式主义者沉迷于文本的形式之中，将陌生化等形式因素视为文学性的一般特质；实证主义者相信经验数据的科学性，把赖以统计的分类范畴当成文学事实的自在范畴；萨特在传记材料中寻求作者的个人特性，并将它与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特性混为一谈；弗洛伊德或荣格借助于俄狄浦斯情结或集体无意识来解释文学的本质；而福科则拒绝在话语场之外发现文学发生的解释原则；……凡此种种，都不同程度地把文学观念、文学实践和文学作品当作理所当然的现实加以接受，而完全忽视了这种现实在人的头脑中赖以构成的社会条件和条件。另一方面，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卢卡契或者以发生学结构主义者自命的戈德曼，则完全无视文学自身相对独立的形式特性，无视作家作为能动者在文学生产中对于文学意义的塑造，而将作者简化为某个社会集团的无意识代理人，将文学的发生简化为政治力量的直接作用。

布迪厄超越二元对立的理论工具是场域、资本和习性(habitus，或译惯习)诸概念。就文学而言，布迪厄使用了文学场或者文化生产场的概念。一方面，文学场在作为元场域的权力场中居于被支配地位，也就是说，归根到底，还是要受到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文学场可以被描述为独立于政治、经济之外，具有自身运行法则，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封闭的社会宇宙。这说起来很有点类似于阿尔都塞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表述。但是，对于布迪厄来说，文学场的隐喻不仅仅是对于文学与宏观的社会世界之间互动关系的一个阐释工具，重要的是，它还是超越上述二元对立、反对本质主义文学观的一种叙事框架，同时也是理解文学的本质、文学作品的形式与，文学家的文学观与创作轨迹，文学史的发展与变革，文学的生产和消费等等几乎重大的文学理论的。当然，还需要提上一笔的是，他的文学场的理论主要关注的文学事实是近世以来逐渐获得文学自主性的文学现象，换句话说，前资本主义的文学实践基本上不在他考察的范围之内。

二、什么是文学场？

那么，布迪厄何以能够声称他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就需要我们从内部规定性上来了解文学场的一般结构。跟任何场域一样，文学场首先可以被视为一系列可能性位置空间的动态集合。占据这些位置的行动者，比如作家或者批评家，在文学场这一游戏空间中的实践活动与其拥有的资本具有对应关系。在文学场，行动者所拥有的最重要的资本就是文化资本、符号资本或者说文学资本，这种文化资本既可以表现为行动者被合法认同的某些信誉指数，例如一个作家被选入某一级别的作家协会，被授予某种荣誉头衔，其作品发表于某一权威文学杂志，获得某一重要文学奖，被选入某种作品选或者甚至收入到教材之中从而被经典化，也可以是以表现为身体化形式或物化形式，例如一个人的修养谈吐、藏书、文凭、职称等等。行动者的文化资本的构成及其数量决定了他在文学场上的地位，这就是统治地位或者被统治地位；与此同时，也决定了他们的文学观，比如捍卫或者颠覆文学场主流话语的基本立场。换句话说，文学家所打出的艺术旗号甚至他们自身的艺术风格，作为根据文学场的自主逻辑所随机发明的策略，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乃是文学家所据文学场位置的客观反映。文学行动者的文学观与自己在文学场结构中的位置之间的对应关系就表现在，他们总是力图将自身的优势合法化为文学场的普遍性话语。

为了避免机械决定论的危险，布迪厄还强调行动者的习性的调节作用。这就是说，行动者在场域中的位置并不直接就支配了他的立场，实际上，作家在实践中具体行动方案根据的首先是某种感知图式和评价系统，这就是经由一系列轨迹筛积、凝聚而成的某种性情倾向。正是布迪厄称之为习性的这种性情系统，决定了行动者的“实践感”；其次，行动者还根据与游戏中自己的位置相联的特定形式的利益来做出自己的行为选择。这一切，用布迪厄自己的话说：“被卷入到文学或斗争中的行动者和体制的策略，亦即其根据位置所采取的立场（或者是特有的，例如风格，或者不是特有的，例如的或者伦理的），依赖于它们在场的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也即是依赖于无论业已体制化了或还没有体制化了的（’名声’或者认同）特定符号资本的分布。并且，通过构建了其习性（这些习性对于它们的位置具有相对自主性）的性情的调节，还依赖于维持或者改变这一分布结构，因而将游戏的现存规则永久化或者对它进行颠覆等构成其利益的程度。”

这样，布迪厄就可以以某种关系主义的逻辑声称他摆脱了本质主义，并且这种关系主义又没有堕落为另一种新形式的相对主义：要是我们问文学的本质是什么，他就会回答说这要看在哪一个特定时空中的文学场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行动者对于文学的合法定义是什么；要是我们问文学家究竟是决定于集体无意识、童年的个体经验、文学形式的变革压力，还是其阶级出身、社会的状况，他就会回答说这要看作家在文学场中所处的位置，他与其他文学家的结构关系，他的习性对于文学场的建构方式，亦即对此游戏的赋值限度，以及文学场与社会空间尤其是权力场的关系。实际上，所有上述思路并没有被他抛弃，我们在下文的部分中可以看到，它们在他的文学社会学中通过被整合到文学场之中，而借尸还魂了。

三、文学场的发生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讨论了文学场作为一般场域的游戏规则，即文学场作为可能性空间，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本倾向于使他占据一定的位置，并在由场域所塑形的一定的习性的调节和特定的利益的召唤下，表现出某一立场或者行动策略，换句话说，文学行动者例如作家、批评家、报刊文化记者或者出版商等其文学观或文学选择与其所立足之位置具有结构性对应关系；但是，必须指出，文学场不能化约为一般场域的运作，与其他场域一样，它具有自身特殊的，也具有自身特殊的逻辑。布迪厄把文学场的特殊逻辑称之为“颠倒的体系（economy，或译经济）”：“因此，至少在文化生产场中最具有充分自主性的部分--在那里唯一被瞄准的受众是其他生产者（正如象征主义诗歌一样），就像’负者获胜’的流行游戏一样，实践的体系基于对于全部普通体系的基本原则的系统颠倒：包括商业（它排斥对于利润的追求，并且拒绝确保在投资与金钱收益之间的任何对应）、权力（它谴责荣誉和暂时的伟大），甚至体制化的文化权威（缺少任何学院训练或者圣化也许会被认为是个优点）。”

既然与支配世人的日常逻辑相敌对，不言而喻，文学场的发生和成熟，显然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程，也就是一点一滴的与社会世界相决裂的历程。布迪厄以大量笔墨描述了法国文学场的形成过程。具体地说，即是以波德莱尔、福楼拜等人为代表的追求艺术自主性、反对政治经济力量干涉文学的过程。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文学领域对于权力场的结构从属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通过市场，通过文学作品的销售额，通过改编成戏剧的票房收入，或者通过报纸等产业文学受制于商业逻辑；其二是通过沙龙，从而受制于政治势力。波德莱尔和福楼拜对于“为艺术而艺术”文学观的诉求，是通过与资产阶级世界断裂，特别是与资产阶级的文学体制决裂开始的。通过拒绝家庭、拒绝前途和拒绝社会，波德莱尔确立了此岸世界的受难是彼岸世界得救的条件这一类似于宗教的文学场内部运动的模式；而福楼拜，则通过自己的文学实践，通过对当时文坛的一种双重拒绝，确立了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张扬艺术自主性的第三种立场。

具体地说，在福楼拜，文坛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派”，以蒲鲁东、乔治·桑等人为代表，反对唯美主义，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接近现实主义。这些人不乏工人阶级或外省的背景，与其社会地位一致，在文学场中处于被支配的位置。而处于文学另一极的是“资产阶级艺术”，它们主宰着当时最走红的艺术类型--戏剧，享有优厚的物质利益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其中有些人例如小仲马，还拥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头衔。他们张扬厚重的浪漫主义，重视文学的道德价值。福楼拜所标举的“为艺术而艺术”多少是有些奇怪的艺术主张。它不喜欢资产阶级艺术的道德约束，以及对一些体制(如政府、法兰西学院、报纸等)的热衷，也看不起社会艺术的粗俗。这种双重拒绝用福楼拜自己的话来说，是这样的：“所有人以为我热爱现实，而实际上我却讨厌它。正是因为我憎恶现实主义，我才动手写这本书(按指《包法利夫人》)。不过我也以同等的程度鄙视理想主义的虚假招牌，它在现如今是个空虚的骗局。” 福楼拜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漠视公众或说“群氓”的阅读期待。纯粹的眼睛拒绝看到形式之外的东西，作家应该无视任何事物的实体性，应该对政治或社会的各种具体情势无动于衷，艺术家的道德就是对社会的道德信条置若罔闻，只遵守艺术内部的特殊法则。显然这种艺术观与文学场的任何一极，不论是支配的一极或是被支配的一极，都大相径庭：“’为艺术而艺术’是一个有待制造的立场，缺乏权力场的任何对应物，并且也许不需要或者并不必然被认为需要存在。”

四、美学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发明

因此，波德莱尔、福楼拜等人带来了一场美学革命，艺术的目的在于艺术自身，而形式才是文学追求的最终目的。布迪厄以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为例对此进行了相当精彩的。《包法利夫人》作为一部文学史的杰作，在当时是无法归类的。它同时具有浪漫主义精致的风格、现实主义琐碎平庸的人物，以及通奸这种资产阶级轻歌舞剧所擅长的娱乐性题材，让诗和散文杂交，让粗鄙的现实赋以抒情的风格，让史诗的笔触去描摹凡人俗事，这种把文学的形式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做法，一方面固然可以理解为对文学场诸对立面进行调停的一种努力，另一方面，其古生物学家式超然客观的态度，又使得那些总是想在文学里证明什么的人大失所望。与莫奈把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与流氓无产者画在同一画布上一样，福楼拜以诗(这一最高级的文学形式)的语言去描绘蠢笨低贱的下民百姓，描写其灰色贫乏的生活。当他在道德、价值、情感保持中立--对此布迪厄称之为超脱、无情、玩世不恭甚至虚无主义--的同时，他诉诸形式以最高的权力。

但是，纯粹美学的发明不仅仅是指向文学文本，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观的发明，而且，它还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实际上，它还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的发明，亦即是所谓波希米亚生活方式（Bohemian lifestyle）的发明。波希米亚人是指居住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的一批文学无产者，这些受过一定程度数量庞大的青年人不能被资产阶级主流社会所吸纳，他们缺乏稳定富足的谋生手段，缺乏社会保护，因此只好选择毋须高级文凭和高贵身份的文坛--因为文坛的基本特点是不需要类似于场中的经济资本一类的东西，是一个前沿可渗透性很强的、不确定的、低章程化的所在--作为自己栖身的场所，并利用自己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将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拒绝转化成一种艺术家的特权，将一贫如洗的物质生活转化成高尚的精神生活的标志，将放浪不羁的越轨生活转化成反对资产阶级严肃刻板伪道德的生活艺术，从而建立起一个与日常社会世界断裂的另一个小世界，在这个小世界中，只有文学作品中才会存在的拒绝功利的生活旨趣成为其无上法则。正是波希米亚人，正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生活趣味的制定者或者生活的发明者，诉诸形式的美学革命才可能找到其受众，才可能合法化，从而超越社会艺术与资产阶级艺术，成为文学场上的支配性法则。

最后，借助于纯粹的凝视，美学革命还带来了文学家和知识分子形象的发明。作为将全身心献身于的全职的艺术的人格化，文学家不营物务，因而得以超越物务；无心于事物的功利价值，因而能够看清事物的“无用之用”，即美学价值。左拉在德雷法斯事件中成功的干预创造了一个文学家和知识分子的神话。通过“我控诉”的声明，左拉将文学场内部的自主性原则强行推行到政治场：因为只有能够独立于政治、和道德强制的文学家才有可能与特定的政治、经济以及道德立场相决裂，才可能使自己的话语具有客观性和纯粹性，因而也才可能以正义、真理和全人类良心的名义来进行批判，尽管在布迪厄看来，这只不过是文学家把自己在知识分子场域中的特殊语境加以普遍化而已。必须指出，这种知识分子与“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古代士大夫的理想是大相径庭的，与标榜独立性并与权力场相决裂的知识分子相比，后者在主观意识上与统治阶级是合谋的。这是为什么被鲁迅讥为动机与贾府上的焦大相似的屈原以及时刻不忘忠君爱国的杜甫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最伟大的宗师，而敌视资产阶级的波德莱尔和福楼拜却成为资本主义法国的文化巨人的原因。

五、文学场的结构

“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被确认为文学领域的合法信念乃是文学场得以建立的一个明显标志。一个文学场的自主性越强，外部因素就越是需要通过对于文学场内部的重新塑形才能发挥作用。这在文学场的结构上，就表现为两极对立的极端化。一极就是标举“为艺术而艺术”的先锋派文学，布迪厄又称之为“为了生产的生产”、“纯粹生产”或者“限制生产”，其受众就是生产者的同行，也同时是其竞争者；另一极是从属于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的“社会艺术”或“资产阶级艺术”，布迪厄称之为“为了受众的生产”或“大生产”。前者因为挑战既定的社会准则和文学常规，蓄意冒犯流行的社会趣味，拒绝普通读者的阅读期待，因而注定不可能在短时期里获得经济回报，也不可能得到社会的符号资助，因而可能会陷入生活的全面困顿。但是，经济资本的匮乏则可能暗示了文化资本的增值，文学受难者的形象则可能预示了未来得到拯救的希望。因此，假如波德莱尔起初穷困潦倒、被资产阶级主流话语拒之门外，但后来却得到更崇高的圣化地位这样的故事成为一种文学成功的范式，成为一切后来雄心勃勃的文学觊觎者的可资继承的符号遗产，那么，渴望成为新的波德莱尔的先锋派以捍卫文学纯洁性的名义在文学场中的斗争必然会获得胜利；另一方面，“为了受众的生产”旨在迎合受众的阅读趣味，无论其预想受众是资产阶级或是普通的芸芸众生，它由于满足了受众的阅读快感而得到当下的经济回报，这就是畅销文学的写作模式。由于它看起来象是“圣殿里的商贩”，因而它得到的经济资本越多，相应的所得到的文化资本也就越少，换句话说，它必然在文学场中占据被支配地位。

文学场的这种双重结构说来简单，其实还可以细分为更多的次场的结构对立。比如说，在限制生产场，存在着已经得到圣典化的先锋派作家与正在谋求文学场合法承认的先锋派作家之间的对立；在大生产场，存在着拥有丰厚的物质利润与符号利润、与广泛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作家与居于边缘、以人民大众代言人自居、表现下层百姓姿态情趣的作家之间的对立，布迪厄谈到的是资产阶级艺术与社会艺术之间的对立，这多少让我们想起在当代中国《生死抉择》、《雍正王朝》与汪国真、琼瑶的某种对立。但这种对立并不是布氏关注的重点。此外，这种双重对立还可以表现为文类的对立，比如在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法国诗歌与戏剧的对立，前者拥有文化资本，却极度缺乏经济资本，而后者刚好相反。小说则居于两者之间。最后，这一对立也体现在出版社之间的对立，比如只雇佣了十几个人的出版先锋派作品的午夜出版社与拥有700雇员、基本上出版畅销书与已有定评的文学名著的诺贝尔·拉封出版社，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布迪厄好像没有提到批评家的类似对立，不知道是因为他认为这不够重要，还是因为他找不到有关经验材料。这使他的在这方面看上去不那么精致。

无论如何，这种对立是不对称的，占据统治地位的先锋派总是能够把符合自己长期利益的写作原则强加为文学场的合法原则，其所及，是迫使文学场中的所有行动者，包括“为了受众的生产者”，总是强调自己作品的性，强调自己与权力场保持哪怕是表面的距离。这一点我们从鲁迅与梁实秋的笔战的一个小细节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梁实秋诬陷鲁迅拿了苏联的卢布，而鲁迅则痛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乏走狗。

需要说明的是，文学场的结构及其运作规则既不违背马克思的决定论，即经济是世界的最终决定动因，也不违背社会能量守恒定律。文化资本作为时间、精力、激情甚至金钱等的长期投资，只有行动者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有可能收回成本并使自己增值，换句话说，经济基础是使文学行动者免于经济压迫的条件，而另一方面，与那些畅销文学迅速流行，也随着语境条件的变化迅速淡出、迅速贬值的情形相反，起初遭遇冷眼的先锋派文学会伴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及其对于文学场结构的影响，会成为经典，会被选入大学教材，会成为书店中长盛不衰的常备书，也就是说，先锋派文学最终会获得经济上优厚而经久的利益，其拥有的文化资本最终会转化成可观的经济资本。

六、文学场的符号斗争

文学场的双重结构决定了它的存在形式表现为永无休止的符号斗争。布迪厄说：“如果说场域的即是为了争夺强加以感知和评判的合法范畴的垄断权的斗争的历史，这种说法并不充分。斗争自身创造了场域的历史；通过斗争，场域被赋予一个暂时性的维度。” 我们可能会以为布迪厄谈论的斗争是纯粹生产者与大规模生产者之间的斗法，但实际上布迪厄主要讨论的是希望得到圣化地位的新锐先锋派与已经得到圣化的先锋派之间的文学角逐，斗争的目的在于争夺更多的符号资本，从而获得垄断文学合法定义的权力，或者说祝圣文学行动者的权力。

对于这两派文学家，布迪厄借用韦伯宗教社会学的术语，将已经得到经典地位的先锋作家与希望获得经典地位的作家分别称之为牧师类型和先知类型作家。牧师以正统自居，强调文学历史的连续性，强调当下文学法则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倾向于将现时凝固为永恒，倾向于将当初自己领导的符号暴动所带来的断裂视为历史性的断裂，也就是不言而喻的断裂，而拒绝文学新锐对自己的合法化了的断裂进行全新的再度断裂。另一方面，先知则以预言者的身份强调新一轮文学革命的必要性，并挑战既定的符号秩序。他们在标榜自己回溯到文学本源、成为文学真理的唯一合法守护者的同时，以自己的种种话语实践和文学行动力图将文学场上现行的游戏规则宣判为无效，并发明出有利于自己场上位置或者符号资源的新的区隔原则，最后将此原则强加为文学场上的普遍性话语和合法信念。新进先锋派最常采用的策略就是种种文学命名活动，通过新的命名标签，他们得以重新组织文学系谱，从而将得到经典化地位的先锋派作家区隔为历史和传统，也就是贬入到退出话语场的正在消逝的过去之中，最终构建出全新的现实，也就是将自己在文学场中的被支配的位置置换为统治性位置。

文学革命的成功是两种历史相遇或契合的结果。就文学场自身的逻辑而言，首先，文学场的发生本来就是从上文已经描述的双重拒绝开始的，波德莱尔的反叛的示范意义在于，从他以后，文学对于既定法则的颠覆已经变成了一种体制化的范式，从此以后，文学造反已经不可避免的成为文学场一再发生的历史宿命。其次，新的美学因素向文学场的进军，在事实上也使得经典文学黯然失色：“先锋派的颠覆行为，使得现行惯例--亦即美学正统的生产规范和评价规范--丧失信誉，并使得根据这些规范生产的产品已经落伍、过时，这种颠覆行为从对于圣化作品的印象的厌倦的中获得客观的支持。”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布迪厄在总体上拒绝了俄国形式主义者的文学理论，但是在这里实际上又将其阐释文学史变革的动因的“陌生化”理论资源挪为己用。最后，经典先锋派不仅常常不能摆脱使自己成名的那种创作方式的迷恋，而且，当他们获得巨大的符号财富和经济资本之后，他们创新的原动力可能会停滞不前，因而也就可能会偏离文学真理的纯洁的源头，而新锐先锋派正好处在他们未发迹时的结构位置上：新锐作家除了对于文学的真诚信念之外，一无所有。当他们“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为文学付出全部青春和热情时，他们也就积累了足够的符号资本，从而为异日取代其先辈先锋派作家准备好了条件。

但是新锐先锋派的文学业绩只是为促使先辈先锋派文学作品的衰老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美学革命的成功最终还要依赖于外部条件的变化，也就是、甚至技术等语境的变换。只有经历上述语境条件的变化，例如体制的变化或者新的消费阶层的形成，才能为建基于新的美学趣味之上的文化产品生产出大量的潜在的新的接受者，而只有当这些文化接受者数量大到构成具有购买力的市场的时候，新的先锋派的文化使命才能完成：先知才会成为牧师，异端才会变成正统，而其宣布的新的感知图式和评介系统才会成为君临文学场的合法规范。

七、信念的生产和文化炼金术

争夺文学场合法定义的符号斗争在具体策略上常常是通过诸如标举什么主义这样的实践上的分类工具来制造差异，并由此获得远离文学场现有位置的新的位置。虽然从原则上来说，差异是无限的，但是，如果每个文学行动者都以标新立异作为自己进入文学场的条件，如果只有发动新的文学运动才是唯一有效的符号筹码，如果文学场的合法定义被越来越快地刷新，那么，文学场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内部结构必然变得弱不禁风，文学无政府主义必然大行其道，而赖以制造差异的符号资源必然有竭泽而渔之虞。

布迪厄尽管没有得出黑格尔终结论那样的悲观结论，但是他的确了种种文学革命在形式上带来的这种现象。“纯诗”的革命使命是摧毁传统上构成诗歌特点的那些东西，即诗体的形式，如十四行诗体或者亚历山大诗体，如押韵或者修辞格，甚至还要摧毁在诗歌的艺术表现中最拿手的那些方面，例如抒情。至于小说，“小说的，至少从福楼拜一来，也可以用爱德蒙·德·龚古尔的话来说，被描述为’杀死小说性’的长期的努力，也就是说，清除似乎是定义了小说的其所有方面：情节、行动、英雄。” 文学不断寻找新的区隔原则来表现自己的活力，其逻辑结果并不仅仅是刺激过多使文学失去传统意义上的活力或者说吸引力，也就是失去受众，而且是文学在形式上越来越变成了对文学的反思，“纯小说”使得小说家和批评家之间的界限趋于消失，因为小说家成了自己小说的家。这就使得像马拉美这样的文学家提出如此可怕的：“像文学这样的东西存在吗？”

布迪厄对此的回答是，对于文学的幻象（Illusio）是存在的。实际上，文学场就是围绕着对于文学的幻象而被组织起来的。处在文学场之中的全部行动者，不管是支配者还是被支配者，其唯一相同之处即是对于这一游戏的信念的集体性执著，而文学场上永无宁日的符号斗争其功效在于对此幻象进行了无意识的持续再生产。幻象作为游戏的利益和筹码，既是游戏的产物，也是游戏的条件：“执著游戏、相信游戏及其筹码的价值的某种形式，使得玩此游戏值得不辞劳苦，乃是游戏得以运作的基础。而在幻象中的行动者的共谋，是使他们彼此对立的竞争的根源，以及制造游戏本身的竞争的根源。”

这里的行动者就不只是指作为作品的物质生产者的文学家，而且还涉及到一个信仰圈，一套体制，或者用贝克的术语说，一个艺术世界，包括批评家、出版商、文学史家、学院、报纸、教育系统、政府有关文化主管部门、各种学术委员会等权威机构等等。正是这个信仰圈的集体性信念或者说误识，一些即使是作家一时心血来潮的文学游戏也有可能化腐朽为神奇，被确认为艺术经典。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来自于艺术界，来自于杜尚著名的尿盆。杜尚的本意是对于个体创造性的嘲弄，通过在尿盆上签名并作为艺术品展出，他激进地批判了资本主义艺术体制。在杜尚之前，从来还没有人寻求区隔达到了消解社会生活与艺术实践，从而消除艺术形式特性的程度。但是，正如彼德·彼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假如一个艺术家在烤火烟囱上签名并展出它，那么这个艺术家肯定没有否定艺术市场，而是适应了艺术市场。这样的适应并未消除个体创造性的观念，而是确认了这样的观念，这就是企图使艺术脱节的先锋派所以失败的原因。早期的先锋派反对作为体制的艺术，这种反对被当作艺术而为人们所接受。” 美学家或艺术史家通过解释杜尚实际上并不是“随便做”，从而收买了达达主义者的美学理想，并维护了艺术幻象。布迪厄通过这个艺术个案揭露了崇拜艺术家创造力的艺术幻象如何使一个签名具有转铁成金的魔术般的神奇作用，如何使它可以对公众进行有效欺骗与权力的合法滥用：“艺术家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个现成品上面，从而生产了一个其市场价格与生产成本不相称的物品，这种物品被集体性授权进行一场魔术表演。如果没有整个传统为艺术家的姿态做好准备，没有神父和其信徒的宇宙根据这一传统赋予它意义与价值，这一表演将一无所有。”

八、美学性情、区隔与符号反抗

对文学幻象的批判必然还会涉及到对于美学性情的批判。何谓美学性情？布迪厄说：“美学性情是一种将日常紧迫性中立化和排除实践目的的普遍化能力，一种没有某一实践功能的实践的持久的倾向和才能，它只有被建构在摆脱了紧迫性世界的经验之内，并通过其自身即是目的的活动的实践，诸如学术训练或者对于品的沉思，才能奏效。换言之，它预先注定了与作为这个世界资产阶级经验基础的世界的距离。” 这一美学性情其基本特征就是强调形式高于功能，强调表征模式高于表征对象。它要求人们对于客体尤其是艺术品进行纯粹的凝视，比如说，在阅读小说的时候不应该过多的关注故事的情节，也不应该进行任何个人感情的不加节制的投入，更不应该混入任何道德义愤或立场，而只应该欣赏小说的形式维度。换句话说，不应留意故事叙述了什么，而应注意故事是如何被叙述的。

秉有这种美学性情被资产阶级美学家假定为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才能：我们相信热奈特能读懂普鲁斯特的叙事话语而我们芸芸众生如读天书，是因为他是慧根人，而我们却天生是智短汉。但实际上，一方面，美学性情是的产物，它对于文化习性的建构只有在文化生产场中才能得以形成，也才能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形式的解读并不是自古以来唯一正确的合法阅读；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社会学调查显示，美学性情首先与水平密切相联，其次与社会出身相关。作为一整套感知图式和欣赏系统，美学性情预设了对于编码了文学作品的代码的实践把握。只有一个人拥有这样的解码技术，一部文学作品对他而言才可能具有意义和旨趣。但是这样的文化能力，只有超越了生活直接性并受到一定程度教育的人才可能拥有，也就是说只有拥有足够的（由资本转化而来的）文化资本的人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布迪厄揭露了克理斯玛意识形态是如何掩饰真相，并骗取文化资本欠缺者认同的：“趣味的意识形态其貌似有理的特性及其功效归于这一事实：正如产生于日常阶级斗争的全部意识形态策略一样，它将真实的差异自然化，将文化习得模式中的差异转化为自然的差异。”

这样，美学性情通过将自身自然化和合法化，将诉诸功能的自然趣味从自身诉诸形式的自由趣味中区隔开来，将前者区隔为粗俗和卑下，把自身区隔为优雅和高尚，并无视其赖以构建的经济条件，将其隐含的阶级对立和人类不平等转化为得到被支配阶级认同的文学趣味的区隔，因而，文学实践与其他文化实践一样，在调节各社会阶级之间对立关系的同时，还作为一种符号暴力，掩饰着社会不平等的事实，从而充当着将社会阶级的区隔加以合法化的功能，而教育系统，则强化了对此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再生产。

马克思曾经指出，家的任务不仅是解释世界，而且还要改变世界。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布迪厄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的信徒。他的文学社会学既是对于资本主义文学历史与现实的系统解释，又是旨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话语实践。实际上，在他看来，由于知识分子属于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阶级，与广大被压迫阶级有着结构上的对应性，因此能够理解后者的困境，并有可能成为其代言人。布迪厄把自己的任务界定为反对种种社会不平等和符号控制，就文学或者文化领域而言，他强调通过捍卫文化生产场的自主性来抵制权力场的殖民。在《关于电视》等著作中，他不无忧虑的看到隐含在大众媒介中的商业逻辑对于文化生产场无孔不入的渗透，看到在文化生产场上居于被支配一极的那些“特洛伊木马”们借助于外部资源来调节内部的符号斗争，从而试图将从属于政治经济资本的文化标准强加为文化生产场的合法原则，对此，他具体的应对策略不是让人们重温左拉或者萨特的个人干预，他呼吁开创一种新型的政治参与方式，他提出，在或者为统治者服务，从而屈从于经济压力或者国家体制的权威，或者成为象牙塔的知识分子，成为独立自主的旧式小生产者，这两难选择之外，还可以尝试成为集体性知识分子。文化生产者首先立足于作为一个群体的独立存在，保卫住自己的自主性，也就是成为自主的主体，然后，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参与或者政治干预就可能是有效的，由此，正如伊格尔顿说的那样，任何文学都是政治的，布迪厄的文学社会学不仅仅可以加以政治阐释，而且它本身的价值指向在意识层次就是政治的。

八、对反思性文学学的反思

尽管我们已经用相当长的篇幅绍介了布迪厄的文学社会学，但必须指出，布迪厄的文学观不仅仅停留于此，他的视域实际上比我们上文所提到的要宽阔得多。布迪厄不仅仅讨论作家在文学场的位置与其文学实践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且还将这套模式引入文学批评中，例如对福楼拜《情感》的分析。正如《文化生产场：论和文学》一书的英译者R.约翰逊所指出来的：“布迪厄的文化场理论可以说具有一种激进的互文本化(contextualization)的特性。” 在考虑文本的因素时，布迪厄把它结合到作家的策略、社会轨迹及其文学场的客观位置中加以考察，从而指出形式自身也是地、社会地被建构的，而且，在考察文学场的自在结构时，他不仅占主导地位的作家，而且注意居次要地位的作家，有时甚至是被今天所遗忘的作家；他不仅研究作为生产者的作家，而且注意那些赋予文学场以合法性的人，诸如阅读大众、出版商、批评家、报纸、政府文化部门，特别是教育系统；此外，他不仅研究文学场自身，而且将它置于权力场的背景下进行探讨，从知识分子在统治阶级位置上的结构从属性得出文学家必然与社会世界保持距离的基本立场，从而将文学社会学引入到实践领域，也就是引入到社会批判的维度。最后而非最不重要的是，在布迪厄的文本中，还有一种反思性或者说自我指涉性，他不断质疑自身的逻辑前提。

布迪厄以场的独特视角来透视文学现象，为文学研究带来了焕然一新的景观。文学场概念的创设，比之许多过于宽泛因而显得大而无当的理论术语例如环境种族三因素决定论、俄狄浦斯情结、集体无意识、意识形态、能指的自由游戏、编码和解码等等，似乎更有可能实现宏观理论和微观的经验事实的结合。布迪厄将文学场理解为一个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权力场也具相当程度的理论概括力，特别是文学史上出现或真或假的美学变革的时候尤为如此。以的文学事实来说，我们在理解为什么创造社一会儿打出的旗号是“为艺术而艺术”，一会儿又变成了“为革命而艺术”时，我们就得到了一种新解释：艺术口号其实是使自己增加符号资本以及合法化权力的一种策略，既然是一种在文学场上为符号斗争提供武器的一种策略，那么这两者之间前后的不一致就可以被创造社的同仁们忽略不计了。至于八十年代李杭育等人扯出“文化寻根”的旗帜，九十年代批评家对当下文学创作实践的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命名，前不久，“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以喝狼奶长大的叛逆者自居，说“鲁迅是一块臭石头”，无论其出发点是有意或无意，未尝不可作如是观。布迪厄将涵义复杂的资本、习性的概念引入文学场内，在使得这种文学分析趋于性、实证性的同时，又没有丧失作为一种文学分析所应该具有的活力。这部分地归因于布迪厄一些理论术语的弹性。例如他在谈到习性和策略时说：“习性包含了对一些没有主观意图的客观意义的悖论的解决。它是诸多套’招数’(moves)的根源，这些招数在客观上可以被组织为策略--而非真正策略意图的产物--至少必须预先假定这些策略被理解为其他可能策略之中的一种。” 这样，无论福楼拜“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以及上文提到的创造社、李杭育等人的各种姿态是精心筹划的结果，还是无意为之使然，都不上述分析的言论。另一方面，布迪厄又多次不厌其烦地强调文学场的自主性及其自身的逻辑，强调文学场的不可化约性，即文学场的斗争并不直接就是毫不掩饰的权力的斗争，而认为文学场的斗争作为符号斗争，必须遵循文学的内部。也就是说，权力的作用形式必须首先接受文学场的形塑，采取文学场特有的符号系统。例如福楼拜时代的文学场受政治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沙龙这一中介机制所实现的。在具体研究福楼拜时，布迪厄把福楼拜作品中的风格、人物描写、福楼拜的艺术观与福楼拜本人的习性或性情、福楼拜在文学场、权力场上所占据的位置及其拥有的资本、符号资本联系起来考察，并力图揭示其对应关系甚至因果关系。这种独辟蹊径的分析方法，避免了庸俗社会学将自己的研究对象降格为自己理论的图解的粗暴做法，又比之形式主义者就形式而谈形式，将文学研究划地为牢，不越文学之雷池一步的狭窄眼光，视野无疑要开阔了许多。

但自古以来不可能产生能将一切通盘解决的一种主义或。从一个文学者的观点来看，布迪厄从学的角度切入文学，这是他的长处，可以发现许多被人们忽视的事实，但这也同时构成了他的局限。我们认为对文学的一种社会学关注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充分的。因为，第一，社会学固然可以阐释许多文学现象，但有时候从其他方面来阐释同一现象可能效果要更好一些。例如鲁迅虚无主义的倾向，虽然未尝不可从作为社会轨迹的结果的他的习性开始谈起，讨论他从少年至成年以来的挫折经验的，但如果从他在文学场所占据的地位来看，则又无从自圆其说。事实上鲁迅的虚无主义倾向有几方面的思想渊源，对于一个时常能超出自己生活直接性的文人来说，这一点可能更有意义。第二，虽然布迪厄的确非常尊重文学的自在特征，但是这种尊重是建立在文学的社会性基础上的，他不能摆脱对于社会学理性传统的影响，当他强调利益是行动的驱动原因的时候，他只能看到文学的幻象，看到文学的某种任意性，却看不到文学自身的价值，看不到文学对于人的精神品格真实的塑造力量。比如说我们无法根据他的理论逻辑地推演出一套文学价值的判断标准出来。布迪厄确是找到了一些文本，进行了有趣甚至可以说深刻的，但是，更多的文学文本，假如要进行类似于细读式的文本分析，他的文学场理论可能会变成屠龙之技，因为像《情感》那样可以看到权力场与场结构的小说，以及像《艾米莉的玫瑰》那样具有所谓反思性的小说，碰巧契合布迪厄文学理论的，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毕竟很难说有什么代表性。第三，布迪厄尽管坚持文学的性，反对那些先锋派们所宣称的断裂幻象，但是这仅仅坚持的是文学场的历史，也就是说，布迪厄由于无视自古而今的文学存在的历史传承性，他排除了对于前资本主义文学作为参照系统的考虑，则会使他的观点可能会失之片面。举例子来说，创造社高喊“为艺术而艺术”，张扬浪漫主义，这一方面可以用布迪厄的理论解释说创造社作家试图通过制定文学场的合法参与性的新定义，把场中的异己的行动者（例如文学研究会）从游戏中排除出去（把他们说成不懂文学的真谛者）或至少降低其对手的符号资本，但另一方面，为什么他们没有选择其他理论主张，例如横光利一“新感觉派”，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如果我们不仅仅从他们刚刚进入文坛时的被支配的位置的角度，而且从他们的作品如《女神》、《沉沦》的对于文学史的意义这一实际出发，如果我们不仅仅把郭沫若、郁达夫看成文学场一个利益群体的化身，一个抽象的行动者，而且把他们当成庄子、屈原、李白、李贺等的精神后裔，也许我们对这一文学现象会有更丰富、更具体、更深入的认识。更不必说，他无法摆脱其理论视野是从一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学现实出发，他的理论是否适用于与之共同点未必很多的异常复杂的中国历史与现实，至少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对此已经有不少学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最后，尽管他力图采取客观化的视角，但是，当他指出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布使得广大被统治阶级丧失了消费合法文学机会的同时，他实际上未经批判就站在一个把主义文学合法化的立场上，暗自同意了高雅文学把通俗文学区隔为低劣的逻辑，一方面，他虚构了一个将通俗文学的解码过程均质化的消费主体，看不到消费者之间的未必不重要的个体差异，另一方面，他又无视通俗文学对于高雅文学的抵抗效能及其意义，特别是对于受众在欣赏文学作品时所投入的感情深度，又基于其批判过的美学性情，予以符号排斥。关于这些方面，我们读读巴赫金、德·塞都、费斯克，特别是英国伯明翰学派的作品，会不无裨益。以上可能我们的批评对于任何一种文学社会学都显得难免苛刻，但是，我们坚持这样的批评，是旨在说明布迪厄的文学社会学的有效性必须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从而在阅读的同时保持布迪厄本人所提倡的警醒和反思立场。

任何一本有着发人深省见地的书都是不可简化的。这就是为什么读一千本《庄子》的书还不如去读《庄子》原著的原因。但人们总是倾向于简化，为的是这是一条多快好省地接受思想大师的捷径。布迪厄著作等身，即使是专论文学场的《的法则》译成中文也有四百余页。但在本文中他的话语被简化成一万几千字--这其中还包括对他隔靴搔痒甚至也许是荒谬可笑的批评--因此，误读，甚至是严重的曲解是完全可能的。但介绍布迪厄的文学学目的不过是为了让读者有过河拆桥的兴趣，让读者产生越过拙文去直接聆听布迪厄的愿望。布迪厄的著作在大陆正在越来越多的引起学人的兴趣，假如拙文能引起学人对于推动布迪厄著作更为深入的译介和研究的志趣，那么，本文即使被人忘却或被人指摘，也算是得其所哉了。

第二篇：逻辑学论文

逻辑学结课论文

专业：英语

班级：英语1102

学号：201107010127

姓名：刘阿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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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逻辑学

古语有云：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严密，物理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学、修辞学使人善辨，凡有学者，皆成性格。

今年，我有幸接触了一门神奇而睿智学科——逻辑学。因为自己是文科专业的，总感觉自己在逻辑方面思维能力不是很强，但是却很喜欢逻辑性方面的东西，所以对逻辑学比较感兴趣。在这我浅述一下这学期学到的及理解。其实生活处处存在逻辑学，它融入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里，在每一次交谈的语句里，在每一次落笔的措辞里，在每一次思考的环节里。我们与逻辑学接触频繁，只是并未认真察觉。

我们人类都是未经自己的同意而来到人世间，又几乎所有的人 都是违背自己的意愿离世而去。人们活着，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情感、欲望、希望和恐惧的奴隶，一方面又处于自然界某种神秘力量的统治之下。人们有时由于爱而恨，由于难过而笑；人们常常为高兴而落泪，随哀乐而起舞；人们常常为明知不可及的东西而去努力„„总之，由于人们生活中经常会出现许多不合理性、不合逻辑的东西，因此人们一般认为，逻辑与生活“没有关系”或“毫不相干”。

然而我认为逻辑与生活不仅有关系，而且逻辑对于生活是“必不可少的”。逻辑之于生活，就像是水之于生命，饭菜之于盐，生活中没有逻辑就相当于生命没有活动的规则和定律而一塌糊涂，就像是食之无味的饭菜吊不起胃口。不管我们是否在意，逻辑在生活中都会被经常用到，通过逻辑学习，我们便可以更加准确更加灵活的运用逻辑，让生活更有规律，让言语更加活泼和不至于犯基本的逻辑错误让人耻笑。

逻辑有点像随处可见的水，不显眼，很容易被忽略，但人人都离不开它。我们说话的时候、考试的时候，其实都用到了它，如果我们说话不讲逻辑就会意思表达不清楚造成歧义，我想大家对语文考试中修改病句的题型印象还是很深刻的，要把我们的思想正确地表达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讲逻辑。不讲逻辑也许就会闹笑话，如“中国有世界上没有的万里长城”，刚一听这句话觉得没有什么，但仔细辨认一下就会发现问题：“中国有”而“世界没有”，这就是自相矛盾了。

“逻辑是生活中寻求满足其愿望的实际工具”。它比我们生活中任何其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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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逻辑在学习中处处用到，比如说最现实的，要写一篇文章，你就要好好地组织这篇文章，如果是议论文，那就要更加重视这篇文章的构造和逻辑结构，什么在先什么在后，什么应该先说，什么应该放到，后面说，一篇组织好的文章，也就是有内在逻辑的文章让人一看就懂，一眼就能明白整篇文章到底写了什么，要表达什么意思。而一篇逻辑论乱的文章，则会让人感到很烦躁，甚至读都不想读，就扔在一边了，这就是问什么文章要讲究结构的原因，究竟是总分总还是其他的模式，或者是散文重要的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在里面。这个东西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中就更重要了，如果没有逻辑，那就是一篇很差的文章论文，也就不值得去读，就没有价值可言。实行以下这种没有逻辑的情况用到国际上的专级别的论文上去，本来文字就晦涩难懂，再加上没有逻辑那就更难懂了，即使你思想再好在巧妙没人看的懂也是一样没用。

在逻辑学的课堂上，老师给我们看了好几场大专辩论赛，甚是精彩，更是让我感受到了逻辑学的魅力。因为自己比较喜欢辩论赛，也参加了几场系里校里举办的辩论赛，感觉差距还是很大，所以自己在逻辑思维能力方面要不断提高，我会努力，在生活中要不断学习，汲取我不断向前的养分。课堂上的老师讲的一些逻辑小故事更是引起我们逻辑思考的积极性。老师风趣又不失严谨的教学使我们获益匪浅。

逻辑是一个很有用的东西，很微妙也很有趣，当我们阅读福尔摩斯的时候我们总是情不自禁的被吸引下去，这就是逻辑的魅力，有了逻辑我们的生活便会减少很多的欺骗和不理智买我们会生活在一个理智的空间内，不至于由于自己的冲动做错事从而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换句话说，有了逻辑生活就井然有序，不再混沌不堪；有了逻辑生活就会显得阳光灿烂，不再一片愁云；有了逻辑生活就会充满一直向前的动力„„

有一个真实的例子，一个女生，在初一的时候和好朋友外出旅行。等车的时候，她的好朋友买零食回来朝她打招呼，但此时一辆卡车从后面飞快地冲过来，转眼间，好朋友就被压在了车轮下，当场死亡。亲眼看到好朋友的死亡过程，她的心灵中种下了阴影。在此之后，她总是想自己也会那样死掉。这种假想的思维逻辑，让她变得非常恐慌，不敢独自外出行动。从此以后，她害怕所有人，害怕自己的父母，甚至害怕在镜子里的自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连听到汽车的声音都会发抖。现在的她已经完全被恐惧所控制，这是她在思维中用逻辑思考死亡的结局，这种困惑，伤害的是她自己，毁灭的是她自己的前途。现在她唯一要做的就是敢于超越逻辑思维，突破幻想，从而战胜自己的恐惧。不然，她的后果可想而知。

我们还看到，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逻辑缺失和混乱现象十分严重。从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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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的语言交流，到明星访谈、官员讲话；从广泛的传媒报道，到图书论文、法律条规。几乎时时处处都能看到概念不明确，判断不准确，推理不正确，论证不科学，自相矛盾，前后冲突，甚至整个思维过程混乱不堪，让人不知所云的现象存在。这些逻辑问题妨碍着人们正常的社会生活，有时甚至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因此，学好逻辑学真的很重要，不仅对个人，更是对整个社会。

大千世界虽然纷繁复杂，但只要有心，我们就能挖掘生活中的逻辑问题。作为新一代大学生的我们，懂得运用所学的逻辑知识去看待问题，更应该懂得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运用逻辑去解决问题，优化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让自己但生活充满阳光，自信的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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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符号学和逻辑学的关系研究论文

一、符号、符号学及其方法

符号就是征兆，就是表达传播意义、信息的象征物,符号是代表某一事物的另一事物，是在交际过程中能够传达思想感情的媒介物。在古希腊时期，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把病人的症状看作符号，世称“符号学之父”。后来，古罗马时期的着名医师、哲学家噶盖伦写了一部叫《症状学》的书，书名为“semiotics',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符号学”。当前，符号学已经介入了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说：“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因此，他主张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用来取代“人是理性的动物”。

符号学，是关于符号的科学。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崛起于20世纪初年，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美国哲学家皮尔斯是现代符号学的两位奠基人。索绪尔创立了“semiology”一词，皮尔斯使用“semiotics”。索绪尔从语目学的角度把符号解释为是由能指和所指所构成的统一体。他指出符号是一种二元关系，包括能指和所指。而皮尔斯着眼于整个符号世界，他认为符号是由符号形体、符号对象和符号解释构成的三元关系。符号的三元关系大致表明符号是一事物表明另一事物。皮尔斯关于图像符号（icon)、索引符号（index)和象征符号（symbol)的符号分类，给了后来符号学家们以深刻的启示。20世纪上半叶，美国哲学家莫里斯第一次把符号学分为三个部分：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的语形学部分（syntactics)+研究符号与其所指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的语义学部分(semantics);研究符号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的语用学部分（fragmatics)。1946年，莫里斯在《指号、语言和行为》一书中更明确和具体地定义了这三个术语：语用学是符号学的这样一个部分，它在符号出现的行为中研究符号的起源、应用与效果；语义学研究符号所具有的各种方式的意谓;语形学研究符号的种种联合，而不考虑这些联合的意谓，也不考虑这些联合和它们在其出现的那种行为之间的关系。莫里斯关于符号学的三分法，很快得到哲学家卡尔纳普的积极支持。卡尔纳普在1942年出版的《语义学导论》一书中表述说：“如果在一个研究中明白地涉及了说话者，或者换一个更为普遍的说法，涉及了语言的使用者，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研究归入语用学的领域中……如果我们不考虑语言的使用者而只分析表达式和它们的所指谓，我们就是从事语义学领域内的工作。最后,如果我们也不考虑所指谓，而只分析表达式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是从事（逻辑的)语形学的工作。”

所谓符号学方法，则是从语形、语义与语用及其相关性上去研究符号及其形成的一些基本概念，再推及于整个符号系统，逐步建立一个讨论一般符号的理论体系，用以分析人类的各种符号行为的构造与运作。于是符号学就变成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了。在人类从物质世界走向精神世界的过程中，符号起着重要的作用。卡西尔说：“符号系统的原理，由于其普遍性、有效性和全面适用性,成了打开特殊的人类世界——人类文化世界大门的开门秘诀！一旦人类掌握了这个秘诀,进一步的发展就有了保证。”

二、逻辑学及其方法

逻辑作为一门科学，诞生至今已有两千多年。

亚里士多德是古代西方最早全面！深入！系统地探讨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的逻辑学家。逻辑问题起源于三个古老的国家，即古代的希腊、印度和中国。这三个国度逻辑研究的兴起都是同论辩的盛行相联系的，是服务于如何正确论辩的。逻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被称作逻辑学。直到中世纪后期，欧洲一些国家还把逻辑教材和论着，称为“论辩术”或“思维术”。16世纪末期，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创立了归纳逻辑，他的逻辑论着就是《新工具（1662年发行的被后人视为近代逻辑学代表的“波尔?罗亚尔逻辑学”，它的原名叫《思维的艺术》。印度的逻辑学叫“因明”，而我国称其为“名学”、“辩学”、“论理学”，直到19世纪末期，欧洲逻辑学传入时，才将其音译为“逻辑学”。

逻辑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按照逻辑学发展的阶段或历程，逻辑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传统逻辑阶段和现代逻辑阶段。前者包括传统演绎逻辑与传统归纳逻辑。后者包括现代演绎逻辑和现代归纳逻辑,也叫数理逻辑或符号逻辑。逻辑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形式化、系统化的方法。主要研究手段是采取人工符号,研究语言符号的结构。

三、符号学和逻辑学的相互联系

从二者区别来看，两者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不同。符号学以人类社会的符号现象为研究对象，研究符号的构成、分类、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语形学），研究符号与其所指的对象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等等。符号的方法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它是从语形、语义与语用及其相关性上去研究符号及其形成的一些基本概念，再推及整个符号系统，逐步建立一个讨论一般符号的理论体系。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是思维的逻辑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逻辑方法,尤其是以推理的形式为主要对象。逻辑学以形式化、系统化为主要研究方法。以数理逻辑为例，它借助人工语言表示思维的形式，用符号化、形式化的方法处理逻辑联结词和量词的命题形式、推理形式和推导规则。

从二者相互联系来看，亚里士多德是逻辑学的创建者，他的逻辑研究同时体现了他的符号学思想。正如海森堡所说：“亚里士多德在他的逻辑中分析了语言形式，分析了与它们的内容无关的判断和推理的形式结构。”亚里士多德开创了对符号的语言学和逻辑学的研究。他在《解释篇》中说：“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书面语是口语的符号。”斯多亚学派把符号学看作哲学的一个基本部分，并认为逻辑学和知识论包括在符号学之中。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一书中把科学分为三类，其中第一、二类为物理学和实践学，至于第三类，他说：“可以叫做semiotic，就是所谓符号之学。各种符号因为大部分是文字，所以这种学问，也叫做逻辑学。”索绪尔侧重于符号社会功能的探索，期望建立一种符号学，以便使语言在其中得到科学的描述，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因此，可以比之于文字/聋哑人字母/象征仪式/礼节形式/军用符号等等。它只是这些系统中最重要的”。因此，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语言学不过是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皮尔斯着重于符号自身的逻辑结构的研究。他认为符号是“扩展了的逻辑学”。他还说：“逻辑学就其一般意义来说，……仅仅是符号学的别名，是符号学的带有必然性的或形式的学说。”我们可以把逻辑看作是“关于符号的一般必然规律的科学”。

逻辑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而符号学的发展拓展了逻辑学的研究空间与视域。符号学丰富了逻辑学的发展。符号学分为三大块,每一大块都可以推动逻辑学的发展。逻辑学就是符号学：从语形学上看，逻辑学是狭义符号学的语形学；从语义学上看,逻辑语义学又叫形式语义学;从语用学上看，逻辑学也包含着语用逻辑。符号学尤其是语用学的发展，促进了语用逻辑这一新的部门逻辑的诞生和发展。语用学研究语言及其使用者的关系，是关于语言交际的理论。语用逻辑是语用学与逻辑学交叉产生出来的新学科，它从语用学的视野来研究逻辑学，是现代逻辑学语言逻辑的一个分支。从语用学的观点看，逻辑学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一些重要特征：第一，逻辑学更加关注语言的使用者,关注语言使用中人的因素；第二，逻辑学关注包括语言使用者在内的所有语境因素。逻辑学深化着符号学，为符号学的研究提供新范式。符号学家高概在《话语符号学》一书中说）对于符号学的研究，在60年代的法国，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逻辑学、数理学或称形式主义的范式。”而且他认为，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的关于文本符号分析的论文集《写作的零度》，就充分表现了逻辑学范式的基本思想。这种范式是一种对于符号文本的无主体分析,着重于文本的曾遍性和必然性，在这种范式下分析的结果是显现文本的逻辑特征和数理特征。在逻辑学的范式中，符号的意义是由符号所指称的对象所决定的。即使在符号学的语用学范围内，符号的意义虽然和符号所在的语境紧密相关,但在逻辑学范式下的语境概念仅仅只是决定真值的一个参考点,逻辑语用学范式中的符号意义空间仍然只是一个欧几里德的平面空间。逻辑学也运用符号学的范式。我国逻辑学家李先焜先生认为逻辑学本身研究的对象就是一种符号。现代逻辑称为数理逻辑或符号逻辑,绝非偶然。由于使用了符号语言，现代逻辑较之传统逻辑获得了更为精确、有效的分析和表述工具,从而大大发展了传统逻辑对于命题和词项推理的研究,并建立起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的精确完备的体系。总之,符号学和逻辑学两者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逻辑学推动着符号学的发展,符号学要成为规范性的学科,就要借助于逻辑学。

第四篇：基于泛逻辑学的逻辑关系柔性化研究的论文

为了建立这种柔性化的逻辑体系，何华灿从模糊逻辑入手，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创立了泛逻辑学，实现了模糊逻辑关系的柔性化[2].按照泛逻辑学的观点，模糊逻辑和概率逻辑都是它的具体特例，它们在逻辑关系柔性化方面的思想是一致的.因此，基于泛逻辑学实现模糊逻辑关系柔性化的思想和方法，研究概率逻辑关系的柔性化问题，是在泛逻辑学框架内实现概率逻辑关系柔性化的一条有效途径.1.泛逻辑学实现模糊逻辑关系柔性化的思想和方法

泛逻辑学针对模糊逻辑关系存在的缺陷，基于三角范数理论，利用相关性解决了模糊命题联结词为什么应该是一组连续可变的算子簇和如何使用该算子簇中的算子这样两个重大问题，真正实现了模糊逻辑关系的柔性化.1.1模糊逻辑关系存在的主要缺陷

在模糊逻辑中，其命题真值可以通过在[0，1]区间连续取值的隶属函数#来刻画，是柔性的.但其逻辑关系却只能通过固定的模糊运算联结词1，A，V，^，0来实现，是刚性的.由于刚性的模糊运算联结词仅能用来描述那种完全确定的逻辑关系，而无法描述现实世界中大量存在的不确定的逻辑关系，因此逻辑关系的刚性化问题是模糊逻辑存在的一个主要缺陷.这一缺陷说明，模糊逻辑关系不应该是一组固定不变的算子，而应该用一组不确定的算子簇来定义.为了寻找这组不确定的算子簇，有关科学家进行了大量探索，早在泛逻辑学出现之前人们就已经提出了一些修补性方法.例如，模糊与/或算子对?/?，模糊蕴含/等价算子对，广义模糊算子对⑩*/?*，基于三角范数的模糊算子等.但是，这些方法都未能真正实现模糊逻辑关系的连续可变性，也都未能从逻辑学上找到存在这种连续可变运算模型的合理性和客观依据.1.2泛逻辑学实现模糊逻辑关系柔性化的思想

泛逻辑学认为模糊命题的相关性是引起模糊逻辑关系柔性的主要原因，它把相关性分为广义自相关性和广义相关性两种类型，并用这两种相关性来刻画各种逻辑关系的柔性.1.2.1用广义自相关性描述模糊非运算的柔性

广义自相关性是指一个命题与其非命题之间的关联性，它由模糊命题真值的测量误差所引起，并将影响到模糊非命题的真值.广义自相关性表现的是一种连续变化的特性，其大小是用一个在[0，1]区间连续变化的广义自相关系数从0SK1)来表示的i代表的是模糊非运算W(x，幻的风险程度，它的一些特殊值的含义如下：

当k=1时，表示逻辑上的最大否定，对应于最冒险估计；

当*=0.5时，表示逻辑上的适度否定，对应于精确估计；

当k=0时，表示逻辑上的最小可能否定，对应于保险估计.并且当k由1^0时，W(x，fc)能够在这些状态之间平滑过渡，从而可以实现逻辑非运算的柔性化.1.2.2用广义相关性描述模糊与/或运算的柔性

广义相关性是指不同模糊命题之间的关联性，它将影响到二元复合命题的真值计算.泛逻辑学中的广义相关性又包含了模糊命题之间的相生和相克关系.其中，相生关系是各种包容关系和共生关系的抽象，可用一个在[-1，1]区间连续变化的相生系数g来描述，当g=1时，表示为最大相吸状态;g=0时，表示为独立状态;g=-1时，表示为最大相斥状态.相克关系是各种抑制关系(如敌对关系和生存竞争关系)的抽象，可用一个在[-1，1]区间连续变化的相克系数f来描述，当户1时，表示为最大相克状态f=0时，表现为僵持状态f=-1时，表示为最小相克状态.实际上，最小相克与最大相斥是同一种状态，即相生性与相克性的分界线.它说明，相生性与相克性既相互独立，又可连续过渡.泛逻辑学对广义相关性的这种连续变化特性是用一个统一描述相关性大小的广义相关系数叫0幼幻)来表示的.对h的一些特殊值，受其控制的与运算取，#)和或运算处，#)的情况如下：

可见，当h在[0，1]区间由1^0时，r(x，y，h)和S(x，y，h)能够在这些状态之间平滑过渡，这就为实现与域关系的柔性化提供了可能.1.3泛逻辑学实现模糊逻辑关系柔性化的方法

泛逻辑学实现模糊逻辑关系柔性化的基本方法是，首先根据不确定性问题的模糊测度是否存在误差，将其划分为零级不确定性问题或一级不确定性问题，然后对零级或一级不确定性问题，分别用零级范数完整簇或一级范数完整超簇来处理.1.3.1零级/一级不确定性问题

零级不确定性问题是指模糊测度无误差，能够精确得到模糊命题真值的问题.此时，*=0.5，模糊非运算是单一的，即W(x，0.5)=W(x)=1-x.但由于广义相关性的存在，模糊与/或/蕴含/等价等运算并不单一，而是一组受h控制的变化的公式簇，即零级TISIIIQ范数完整簇.一级不确定性问题是指模糊测度有误差，不能精确得到模糊命题真值的问题.此时，&0.5，模糊非运算不再单一，而是一组受k控制的变化的公式簇，即N性生成元完整簇.同样，由于广义相关性的存在，其模糊与/或/蕴含/等价等算子也不单一，而是一组受k和h控制的变化的公式簇，即一级TISIIIQ范数完整超簇.1.3.2N范数与N范数完整簇

N范数是三角范数理论中研究的一个涉及模糊非运算的算子，也是泛逻辑学研究模糊非运算的数学基础.利用N范数，可以从理论上解释和定义广义自相关性对模糊非运算模型的影响.在零级不确定性问题中，k=0.5，模糊非运算为N范数的一个特例.但在一级不确定性问题中，&0.5，模糊非运算N(x>1-x.这时，需要用一个受k控制的广义自相关性修正函数来对误差进行修正，这个修正函数被称为一级泛逻辑运算的N性生成元完整簇，由它又可生成N范数完整簇.常用的N性生成元完整簇模型有多项式模型和指数模型两种，与其对应的N范数完整簇也有多项式模型N和指数模型鸠两种.它们分别是：

由于广义自相关系数k是连续变化的，因此会有无限多个连续的N算子.其中k=0.5仅是N算子的一个特例，其值灿>^)=￥^，0.5)=￥^)，此时N算子退化为Zadeh算子.1.3.3T/S范数完整簇与T/S范数完整超簇

T范数和S范数是三角范数理论研究中涉及到模糊与/或运算的两个算子，也是泛逻辑学研究模糊与/或运算的数学基础.利用T/S范数，可以从理论上解释和定义广义相关性对模糊与/或运算模型的影响.(1)零级TIS范数完整簇

对零级不确定性问题，模糊与/或运算仅受广义相关性的影响，因此可分别用两个仅受h控制的函数F>(x，h)和Go(x，h)来表示这种影响.这两个函数分别被称为零级S性生成元完整簇和零级T性生成元完整簇，由它们所分别生成的零级T范数完整簇7Ix，y，h)和S范数完整簇S(x，y，h)如下：

由于广义相关系数h是连续变化的，因此会有无限多个连续的7Ix，y，h)算子和S(x，y，h)算子.其中，h=1是T算子的一个特例，其值7^，>^)=7^，>>，1)=7^，>0，退化为Zadeh算子.同样，h=1也是S算子的一个特例，其值S(x，y，h)=S(x，y，1)=S(x，y)，也退化为Zadeh算子.(2)—级T/S范数完整超簇

对一级不确定性问题，h和k都会对模糊与/或运算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分别用两个均受到h和k控制的函数F(x，hk)和G(x，hk)来表示这种影响.这两个函数分别被称为一级泛逻辑运算的T性生成元完整超簇和^性生成元完整超簇.由它们又可分别生成一级T范数完整超簇7Ix，>^k)和一级S范数完整超簇办，少，从).以纯指数型为例，一级T/S范数完整超簇分别为

同样，由于广义自相关系数k和广义相关数h是连续变化的，因此也会有无限多个连续的7Ix，y，hk)算子和S(x，y，hk)算子.其中k=0.5是一个特例，此时T(x，y，hk)和S(x，y，hk)均退化为零级模型.1.3.4T/S相容算子簇

上述TIS算子簇都是与/或运算的近似公式，当k=0.5，^e[0.5，1]时，经典模糊测度满足可加性，其T/S算子满足相容律，可使用精确的Frank算子簇.Frank算子簇是目前唯一被发现的一对相容算子簇，其定义为

Frank算子簇是零级算子簇，它只有相容部分，没有相克部分，仅适应于he(0.5，1)的情况，即概率逻辑的讨论范围.1.3.5I/Q范数完整簇与1IQ范数完整超簇

对于泛蕴含算子I和泛等价算子Q，也可根据零级/一级不确定性问题的划分，将其分为零级IIQ范数完整簇和一级I/Q范数完整超簇，并且它们都可以由前面讨论过的不同级别的NITIS算子直接推出.至于其推导过程和由该过程所导出的零级IIQ范数完整簇1^，>^)》&，>^)和一级IIQ范数完整超簇I(x，y，h，k)/Q(x，y，h，k)可参考文献.通过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无论是NITISIIIQ范数完整簇，还是TISIIIQ范数完整超簇，都是受k或h控制的连续函数.因此，由它们所描述的模糊逻辑关系也都应该是连续变化的，即真正实现了模糊逻辑关系的柔性化.2.基于泛逻辑学的概率逻辑关系柔性化问题

概率是解决因随机引起的不确定性问题的一种有效方法，在现有的不确定推理方法中有不少是基于概率论的，例如确定性理论、主观Bayes方法、证据理论等.但是，这些不确定性推理方法也仅仅是基于概率，而不能真正实现逻辑框架内的概率逻辑不确定推理.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概率逻辑自身存在着缺陷，尤其是存在着逻辑关系的刚性化问题.2.1概率逻辑研究概述

概率逻辑是由Keynes于1921年首先提出的，虽然目前已有多种不同的逻辑模型，但它们都还很不完善，各种模型都存在着自身的缺陷.2.1.1概率逻辑的概念

在基于o代数的标准概率论中，概率是定义在标准概率空间005，P)上的.它满足非负性、规范性、可列可加性、有限可加性、次可加性、可减性、单调性、尸(必)=0及P卜a)=1-P⑷等，常用的概率运算主要包括:补、加、乘、条件概率等.按照Camap的观点，概率应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逻辑概率，是指概率的逻辑解释;另一类是统计概率，是指概率的频率解释.概率逻辑就是指概率的逻辑解释，它是在概率空间上定义的一个逻辑体系.2.1.2传统概率逻辑的主要模型

传统概率逻辑模型主要包括基于标准概率空间的标准概率逻辑模型，基于概率最大熵原则的可能世界模型，以及扩充概率空间的条件事件代数模型.(1)标准概率逻辑模型

该模型是指在标准概率空间上建立的一种标准概率逻辑体系.卡尔纳普(Carnap)概率逻辑和波普尔(Poroer)概率逻辑是这种模型的两个典型代表.Popper概率逻辑包括Popper先验概率和Popper条件概率.其中，Popper先验概率是由Popper基于概率逻辑的自主性描述于1938年提出的先验概率函数来定义的，该函数的基本性质包括:非负性、正规性、可加性、交换律、结合律、幂等律.Po^er先验概率函数的这些基本性质通常被看做是先验概率函数的标准公理系统.Po：pper条件概率是由Popper本人基于概率逻辑的自主性描述，分别于1955年和1959年提出的条件概率函数来定义的，该条件概率函数的基本性质包括:非负性、正规性、可加性、乘法律、左交换律、右交换律.Carnap概率逻辑也包括Carnap先验概率和Carnap条件概率，其先验概率和条件概率分别是由Carnap(1950)函数和Carnap(1952)函数所描述的.其中，Carnap(1950)函数实际上是在前述Popper先验概率函数标准公理系统的基础上增加了以下限制条件：

(2)可能世界概率逻辑模型

该模型是Nilsson于1986年基于概率分布的最大熵原则提出的一种表示不确定推理的概率逻辑模型[5]，该模型的概率逻辑空间可用一个四元组(厂兑双尸)来表示.其中:/是经典逻辑中的命题集，O是/I的相容真值指派域，万是/上的概率逻辑真值分布，P是^上的一个概率分布.它们之间的关系可用矩阵表示为乃=FP.该矩阵表示形式实际上是一个非线性方程组.(3)条件事件代数模型

条件事件代数是在确保规则概率与条件概率相容的前提下，把布尔代数上的逻辑运算推广到条件事件(规则)集合中得到的一个代数系统.在二值逻辑中，逻辑蕴含算子是一个重要的推理公式，但在概率逻辑中，却不能用Pp^a)对P(啪)进行度量.Lewis定理表明，在概率空间中无法给出一种与尸(#)相一致的P04a)的定义.其主要原因是，在基于o代数的标准概率论中，概率空间是由一些非条件事件及其相应的概率分配所决定的，而条件事件在概率空间(级B，P)中没有被定义.因此，基于标准概率空间的概率逻辑也就无法进行条件推理了.要解决条件概率推理问题，就必须对仅包含基本事件的标准概率空间Ofl，B，P)进行扩充，使其能够包含条件事件.关于条件事件代数的定义，现有多种描述方式，GNW条件事件代数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该代数系统是从标准概率空间出发，去寻找一个新的可测空间(岛方)，使该可测空间不仅包含概率论中的基本事件，而且还包含诸如“ifEthenH”等规则形式的“条件事件”，这样就可以进行条件推理了.2.1.3传统概率逻辑模型的简单分析

从上述传统概率模型的介绍可以看出，标准概率逻辑模型并没有突破标准概率空间的限制，是一种在逻辑框架内解决概率逻辑不确定性推理的方法.但由于标准概率空间中仅包含了基本事件，没有包含条件事件，因此它无法实现逻辑框架内的条件推理.另外，该模型中定义的逻辑关系都是刚性化的，这种刚性化的逻辑关系无法满足现实问题对逻辑关系柔性化的需求.可能世界概率逻辑模型是通过扩充概率空间来实现的.尽管它可以用类似于经典逻辑中的假言推理来解决概率推理中的概率蕴含问题，但仍存在以下两个严重问题:第1，这种模型仅适应于命题集较小的情况，当命题集较大时，非线性方程组的次数会随命题集中命题个数的增加而升高;第2，利用解方程组的方法超出了逻辑学的范畴，未能在逻辑框架内解决问题.GNW条件事件代数模型虽然通过扩充概率逻辑空间能够解决条件推理问题，但也存在两个严重缺陷:第1，该模型不是完全布尔型的，概率论中的一些典型定理在该模型中已不再适用;第2，对概率测度P扩张以后得到的P。，也已不是一个概率测度.例如，这些都是人们所不希望的.因此，条件事件代数也不是在逻辑框架内解决概率逻辑推理问题的最佳方法.通过对这些传统概率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要解决概率逻辑关系的柔性化问题，实现逻辑框架内的概率逻辑不确定推理，必须寻求新的逻辑学模型.泛逻辑学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2.2概率逻辑关系柔性化的思想

从泛逻辑学的角度来看，广义相关系数^=0.75是一种独立相关状态，对应着概率算子：

它说明，现有概率逻辑仅是泛逻辑学在k=0，^e[0.5，1]时的一种特例.基于泛逻辑学的这一思想，从逻辑关系柔性化的角度分析概率逻辑算子^，v，A及|，可得到以下两个重要启示：

(1)概率逻辑作为泛逻辑学在A=0.5，he[0.5，1]时的一个特例，其算子将受到广义相关系数h的影响.即当h在区间[0.5，1]中发生变化时，概率逻辑算子应该随着h的改变而作柔性变化.但是，现有概率逻辑算子^，v，A都没有考虑广义相关性的影响，也都没有建立这些逻辑算子和h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应该能够在泛逻辑学框架内建立起这种受h控制的柔性的^，v，A算子函数.(2)条件概率Mab)虽然考虑到了独立性，也定义了独立相关时的条件概率公式，但对非独立相关时的条件概率却没有建立起它与h之间的联系.事实上，独立性与条件概率存在以下关系：

它说明，广义相关性与条件概率之间是存在一定联系的，我们应该能够在泛逻辑学框架内用一个受h控制的条件概率函数来描述它们之间的这种联系.2.3概率逻辑关系柔性化的方法

由于泛逻辑学在k=0.5，he[0.5，1]时所研究的问题对应于概率逻辑问题，这就为我们在泛逻辑学框架内解决概率逻辑关系柔性化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泛逻辑学中k=0.5属零级不确定性问题，因此可用其零级N/T/S泛数完整簇来构造柔性的概率逻辑算子函数，包括^，v，A，|等.以条件概率算子“|”为例，可将描述与运算的T范数完整簇：

因此，可使用精确的Frank相容算子簇来构造概率逻辑的^，v，A，|等算子函数.按照这种方法，就可以在泛逻辑学框架内建立起一个柔性化的新的概率逻辑体系.这种新的概率逻辑体系能够改进经典概率逻辑的推理性能.仍以条件概率为例，由于经典概率论中的条件概率是基于独立性定义的，并没有考虑广义相关性的影响，因此盲目使用条件概率就有可能会出现偏差.而对受h控制的新的条件概率函数，则可避免这种偏差，保证条件概率使用的正确性.3结论

泛逻辑学对模糊逻辑关系柔性化的研究，为在逻辑框架内解决逻辑关系的柔性化问题指明了方向，是逻辑学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飞跃.基于泛逻辑学的思想和方法，在逻辑学框架内建立起柔性化的新的概率逻辑体系，不仅对概率逻辑，而且对基于概率的各种不确定性推理方法都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用价值.

第五篇：文学翻译文化研究论文

关键字：译者 归化 异化 文化 内涵 语言 读者 翻译 传达

在开放发展的全球化国际氛围下，社会科学研究正发生这一系列历史性的变化。在从文学批评到翻译理论，从哲学思考到人类学探索，研究的重心和视角都发生了转移。这种变化在当代文艺理论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具体体现在文学批评领域为：文学批评正在走向两个分化的方向：以人文为关怀的非理性转向和以文本为基础的语言论转向；体现在素有语言关怀传统的翻译理论领域则表现为“文化热”在翻译界的兴起。在《当代美国翻译理论》一书中，郭建中教授提到近二十年来翻译研究的两个明显的趋向：一是交际理论在翻译理论上的体现，二是对文化转换的重视深刻动摇了重视语言转换的传统。换言之，因为交际与文化都具有以人为本人的特质，人文关怀在翻译界已经赢得高度的重视，翻译理论界正在加强宏观把握，拓展翻译视野，加强翻译工作的文化融合功能。

对于文化这个及其宽泛的概念,很多学者试图给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现代文化学之父,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定义文化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即包括显型式样，又包括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罗伯特·拉多和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儿也都指出文化行为的模式化特性。[1]英国学者泰勒做出了另外一种经典的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够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型整体。”[2]虽然定义的角度各不相同，但无疑文化具有极大的含概性，包容了几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中国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3]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鲁迅先生就充分认可了“文化传递”的重要性。然而，基于文化与语言的若干特点，翻译工作所能完成的只是尽可能多的文化传递，“文化传真”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或是说，终极的目标。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4]这说明翻译要将中西文化结合起来，离开文化背景去翻译，不可能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然而，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差异往往会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如双关的翻译就很难用译语完整地传达原语的意义。在以下句子

“If we do not hang together, we would be hanged together.”中，hang 一词在英语里既有“挂”又有“吊死”之意。而汉语中，没有等效得多义词。文学作品中这类双关现象尤为常见。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剧中，第二幕新王问哈姆雷特说：“我的儿子（son），你为什么躲在阴影里（shadow）。哈姆雷特用了一个双关来回答“too

much sun”。这里的sun与son同音，是一种含沙射影的讽刺，讽刺哈姆雷特的叔父篡夺王权，又假意亲热。在翻译时，这一棘手的问题，最多只能用注释来告诉读者原文的巧妙又完整的含义表达，原语的睿智用心则在直接译文中出现空缺。再如《苔丝》中，克莱尔抱苔丝、莱蒂、玛丽安、伊兹过河一节中克莱尔说：“Three Leahs to get

one Rachel”一句中，没有文化背景的读者就无法理解该句的含义。所以，译者不得不在此采用加注的手法。不胜枚举的此类例子说明这种语言与语言间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翻译时完全的等值等效是难以做到的。本文将主要从接受理论的角度分析翻译中的文化传达。要解决该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分析和归纳一下这种文化隔阂的产生原因。

奈达把语言文化的特征分为五类：Ecology（生态学）、Material Culture（物质文化）、Social Culture（社会文化）Religious（宗教文化）Linguistic

Culture（语言文化）[5]这显然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大方面。所以，造成中西文化差异的两个主要的因素也分别来自精神方面的思维的差异，与迥然的物质因素影响。

西方思维自苏格拉底开创思辩的方式起，惯于逻辑思维、抽象思维；中国则偏重形象思维（此点在中西方文字形式的差别上可见一斑），加之迥然的历史及宗教传统、哲学思想、语言文化，使得对于原文的理解难度加大。当然这种挑战更加针对译者，对读者来说，只能体会其洋味了，让读者充分的体味这种文化差异也正是翻译欣赏的目标之一。针对与较抽象的思维影响来说，物质因素对翻译欣赏的影响更加琐碎，更加具体。诸如地理环境，传统习俗的物质化反映等几乎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翻译界有名的东西风之争就是一例。东风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是和煦温暖的，代表着春天和美好事物。李商隐《无题》诗云：“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东风是该是催开百花的使者，所以才有百花残而怨东风之感慨。有英译法为：

Hard it was to see each other--

harder still to part!

The east wind has no force，the hundred flowers wither.(INNES HERDAN)

It’s difficult for us to meet and hard to part;

The east wind is too weak to revive flowers dead.(许渊冲)

（参见许渊冲《中诗英韵探胜》）

这种译法在西方人眼中无疑失去了那种淡淡幽怨之韵。因为缘于英国的地理位置，东风在英国人的眼中是凛冽的刺骨寒风，而西风采温煦、和暖。这样的直译扭曲了中文的文化意境。

英国诗人John Mansfield也有一首Ode to the West Wind

It’s a warm wind, the west wind, full of birds’ cries;

I never hear the west wind but tears are in my eyes，For it comes from the west lands, the old brown hill，And April’s in the west wind, and daffodils.（这是暖风哟，西风哟，充满了小鸟的歌唱；

我每一次听到了西风，就不禁泪水哟盈眶。

因为它来自那西土，那苍老而暗黄的山峦，西风吹来了四月，也吹来了水仙。——余光中 译）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此译文中的西风无疑是个让人迷惑的意象, 与整诗抒情的怀乡基调不符，显得形容突兀。而在英国的文化环境下则恰到好处。

对于具有文化内涵的地方，翻译中一般有两种出路：即：归化策略（domesticating method）和以美国翻译论家Lawrence Venuti为代表的异化策略（foreignizing

method）。归化是采用民族中心主义态度是外语文本符合译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译语文化。在强势文化中较多采用这种方法。比如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翻译理论中注重强调译者的创造。他最有影响的译作《中国》（Catchy，1915）不能严格的当作翻译作品来看待，因为译文中没能充分的传达中国的文化。蒲伯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时也大胆采用了归化的手法，应用了英国读者所熟悉的英雄双韵体，和18世纪英诗中常见的词汇。译文中归化的现象很多，有的恰到好处有的却有弄巧成拙之嫌。鉴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必要的语序上的归化是很必要的。比如：History

on Modern American Literature 就要作必要的归化而译为“美国现代文学史”；同样中国俗语“情人眼中出西施”英译时就要调整语序以符合西语习俗，译成“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与归化相比，在中国当代翻译中异化的手法更加常见。异化是指对文化价值观的偏离主义的压力下，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境。如上句中，“西施”这一文化内涵丰富的词（cultural

item）就被异化了。再如，英语中很多植物，尤其是花都具有特定的含义如：金盏花虽然美丽却象征痛苦与悲哀。茉莉花在中国象征纯洁，入梦则没特别的指意，而在英国却象征一段浪漫的恋爱将至。在这种情况下贸然的归化将彻底遗失特有的文化内涵。所以只好采用注释的办法以指示(而非传达)“洋味”。

谈到我国的翻译史，异化与归化的例子都不鲜见。著名的傅东华的《飘》的译本采用的就是归化的手法，傅先生为了是文学作品深入大众，把作品中的主人公加上了中国传统的姓，译成了“郝思嘉”“白瑞德”……并解释说归化手法的“目的是忠实于全书趣味精神，不在求忠实于一枝一节”（《瓢》序）。严复译《天演论》论时，为了模仿中国史诗的风格故意将原文的第一人称改成了第三人称“赫胥黎”。张友松、张振先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译本中，（第十七章）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I bet you can’t spell my name,” says I.“I bet you, what you dare I can,” says he.“All right,” says I, “go ahead.”

“George Jaxon—then now,” says he.最后一句被译为“荞麦的荞，自治的自，清洁的清，克服的克，孙子的孙——怎么样，”他说。这种翻译在当今自然不太可取，但也提供了归化翻译的例型。以色列的特拉维拉派的Evan-Zohar的多元系统假说认为强势文化的多元系统内，译者往往采用归化，弱势多元系统内者多用异化或阻抗式翻译策略。[6]在英美这种强势文化系统内，归化翻译是一种强劲的流派，而在当今中国大规模的归化却并不可取，容易造成读者的心理误解。有着悠久的自闭传统的中国是一种弱势文化，边缘文化，翻译大都以西方为中心，着力于向读者介绍西方文化，传达翻译的洋味。异化的实例不胜枚举，如外国的人名地名等，文化内涵词语（cultural

items：即含有特定的文化典故、来源的词语）包括一些西方实物的象征性内涵（如：玫瑰一词原在西方文化下具有特定含义，后被中国读者普遍接受）等。

具体的翻译实践走过的是这样一条道路：从文本（含有原文化内涵）——译者——译者构造的文本（含被译者理解的文化内涵）——译者传达的文本（包括译者能够传达的文化内涵）——读者的接受（包括读者所能理解的内涵），也就是说翻译的终点是停泊在读者身上的，而文化翻译更是针对读者的。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一书中指出“译文实际是原文+原文文化背景+译文+译文文化背景+原作者的气质和风格+译者的气质和风格的混合体。”[7]

而翻译得成败只能有读者来校验。也就是说读者是所有以上的因素的综合衡量者。安德列·勒菲弗尔认为翻译的首要任务是要是译文读者看得懂。理想的翻译还要表达原文的言外意义，其中就包括文化效应。所以，文化效应的终点也是读者。由此可见，读者在翻译中的地位是绝对不容忽视的，文化传达更应该是以读者为第一优先考虑。

事实上，重视读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西赛罗，在他的修辞三要素中就包括了听众，即：翻译工作中的读者。然而不同的读者会对同一原文的翻译做出不同的要求。精英读者（即：对原作的语言与文化背景了解较多，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内涵的较专业读者）对文化阐释的要求很低，不经处理的文化知识也不会造成理解的障碍，而普通读者则会对译者的文化传达的处理提出较高的要求。王宁老师在97年翻译与文化传播国际研讨会上提倡翻译要走出知识分子的局限，走进人民大众，实现后启蒙，使中西方文化实现平等对话。这无疑是倡议翻译的读者群要以普通人为中心，走出精英圈的内部交流的误区。这个倡议对翻译实践的文化传达使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奈达将翻译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分析、转换、重组、与检验。[8]在检验的阶段无疑读者才具有最大的发言和评判的权力。校验的标准就是奈达的著名的“动态对等”或后来的“功能对等”。翻译是力争朝着“最高层次的对等”的靠近，而“最低层次的对等”则是基本要求。这些对等都受读者的文化背景知识限制。当代读者反映论，和接受理论都强调读者对译文的参与作用。在功能对等翻译中，译文受者是一个重要因素，是交际活动的参与者（在翻译道路的最后一环，也是决定性的一环）。当读者理解一篇译文时，他们因受姚斯的

“期待视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的制约会不可避免的对应他们母语的用法或他们的本民族文化习惯的知识。所以，与其说译文的读者能否正确理解译者所要传达的意思关键不在于语言而在于文化。所以，对文化差异的处理，即是归化还是异化就成了理解译文的文化内涵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认为归化和异化都各有道理，各有各的用武之地，不能绝对的摈弃任何一方。总的说来，归化大都表现在语言的层面上，为了跨越语言理解的障碍，在文化传达上，为了让读者充分理解西方文化，译者大都采用异化策略。但是，说到底在文化传达问题上的异化是为了最终使得读者在文学作品的欣赏中做到真正的归化，也就是说使读者把原语经译者所传达的异域视野经自身的文化视野过滤、对比、沉淀而后引起视野的从新定位，在对比中做到对自身文化和原语文化的再认识，即在文化意义上的完成真正的归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