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逻辑学研究的认知转向分析论文
逻辑学数量化是逻辑学发展的领域中的一个，但是随着逻辑学的发展，它是注定要在人类知识不同的领域展开分支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息时代的突飞猛进，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不断加深，加之认知心理学的发展，逻辑学的发展方向有了新的改变。计算机学的发展进入了知识处理和智能的发展阶段，还有构造逻辑系统描述(高级)认知过程的特征、规约和验证主体和多主体的性质等成为当时逻辑学研究的主流方向。
逻辑学的认知也从数量化的认知转向别的认知，它是起源于数学基础研究为背景的逻辑学，是转向构造认知过程的规范性或描述性模型的逻辑学。
逻辑学认知转向的目标是：给出知识获取和知识表达以及知识扩展的修正方法和模型。来给别的学科或者别的领域给予新的思考方式或者出路。它是引领人们朝着新的方向前进的途径。
逻辑学在计算机可续人工智能和认知心理学等科学的发展中，是围着智能认知的过程来转换的，逻辑学研究的主题实现了它的认知转向，向新的方面发展和转变。
逻辑学的认知转向，表现在更加关注科学知识的处理过程，更加关注知识不确定的研究，开始研究逻辑学和心理学的关系，研究实体智能的认知过程，研究不完全形式的存在，但是逻辑学的认知转向根本还是研究智能体的知识获取和逻辑建模的建立以及逻辑方法的探寻，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计算机水平发展的需要。
第二篇：文学场逻辑学研究论文
要讨论当代西方思想家，对于治文学的人来说可能有着更便利的条件。因为当代西方许多哲人，在提出一个个自成一格的话语系统的同时，总是不约而同地倾向于把文学或当成自己的殖民地。伊格尔顿不无讥讽地说：“当家变成实证哲学家的工具时，美学就可以用来拯救思想了。哲学强有力的主题被某种具体、纯粹、斤斤计较的所排遣，现在正变得无家可归，四处漂泊，它们寻求着一片蔽身的瓦顶，终至在艺术的话语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 这当然是事情的一方面。但从策略的角度来看，至少对于我们即将要讨论的布迪厄来说，文学艺术之所以容易成为思想家所关注的宠儿，可能还因为作为精神现象，文学艺术具有更普遍的可通约性。一种理论，倘若能在对文学艺术的中站得住脚，在其他领域中也许就显得是不言而喻的了。更何况文学艺术在人类中又有类乎广告效应那么强大的力。
尽管主要身份是社会学家的布迪厄在原则上反对建立一种普遍性元话语，然而，他的确在事实上创造了一整套话语系统，并将它令人咋舌地运用在农民、失业、、、、阶级、、宗教、、语言、住房、婚姻、知识分子、国家制度等极为广阔的领域里，而他特别留意的对象之一，似乎是文学艺术。他不仅在许多著作中屡屡提及文学艺术，而且还专门写了几部专著如《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艺术之恋：欧洲艺术博物馆及其观众》、《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发生和结构》、《文化生产场：论艺术和文学》等等。要绍介布迪厄的文学理论，我们可能会有一种浩浩茫茫不知从何处说起的慨叹，因为布氏几乎没有遗漏文学社会学的任何一个重要领域，但是，正如上述书名所暗示的那样，文学场显然是布迪厄文学理论的一个关键词。正是通过文学场的概念，布迪厄的文学理论才得以清楚的表述。所以，不妨让我们从文学场开始说起。
一、为什么是文学场？
布迪厄自认独擅胜场，并得到了一些学者赞同的学术闪光点之一是，他超越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经验和理论研究、内部阅读与外部阅读、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等之间的二元对立。具体到文学研究领域，布迪厄认为，主观主义或本质主义的文学分析，诸如浪漫主义者基于卡理斯玛意识形态，将作者视为独创者；新批评派之类的形式主义者沉迷于文本的形式之中，将陌生化等形式因素视为文学性的一般特质；实证主义者相信经验数据的科学性，把赖以统计的分类范畴当成文学事实的自在范畴；萨特在传记材料中寻求作者的个人特性，并将它与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特性混为一谈；弗洛伊德或荣格借助于俄狄浦斯情结或集体无意识来解释文学的本质；而福科则拒绝在话语场之外发现文学发生的解释原则；……凡此种种，都不同程度地把文学观念、文学实践和文学作品当作理所当然的现实加以接受，而完全忽视了这种现实在人的头脑中赖以构成的社会条件和条件。另一方面，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卢卡契或者以发生学结构主义者自命的戈德曼，则完全无视文学自身相对独立的形式特性，无视作家作为能动者在文学生产中对于文学意义的塑造，而将作者简化为某个社会集团的无意识代理人，将文学的发生简化为政治力量的直接作用。
布迪厄超越二元对立的理论工具是场域、资本和习性(habitus，或译惯习)诸概念。就文学而言，布迪厄使用了文学场或者文化生产场的概念。一方面，文学场在作为元场域的权力场中居于被支配地位，也就是说，归根到底，还是要受到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文学场可以被描述为独立于政治、经济之外，具有自身运行法则，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封闭的社会宇宙。这说起来很有点类似于阿尔都塞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表述。但是，对于布迪厄来说，文学场的隐喻不仅仅是对于文学与宏观的社会世界之间互动关系的一个阐释工具，重要的是，它还是超越上述二元对立、反对本质主义文学观的一种叙事框架，同时也是理解文学的本质、文学作品的形式与，文学家的文学观与创作轨迹，文学史的发展与变革，文学的生产和消费等等几乎重大的文学理论的。当然，还需要提上一笔的是，他的文学场的理论主要关注的文学事实是近世以来逐渐获得文学自主性的文学现象，换句话说，前资本主义的文学实践基本上不在他考察的范围之内。
二、什么是文学场？
那么，布迪厄何以能够声称他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就需要我们从内部规定性上来了解文学场的一般结构。跟任何场域一样，文学场首先可以被视为一系列可能性位置空间的动态集合。占据这些位置的行动者，比如作家或者批评家，在文学场这一游戏空间中的实践活动与其拥有的资本具有对应关系。在文学场，行动者所拥有的最重要的资本就是文化资本、符号资本或者说文学资本，这种文化资本既可以表现为行动者被合法认同的某些信誉指数，例如一个作家被选入某一级别的作家协会，被授予某种荣誉头衔，其作品发表于某一权威文学杂志，获得某一重要文学奖，被选入某种作品选或者甚至收入到教材之中从而被经典化，也可以是以表现为身体化形式或物化形式，例如一个人的修养谈吐、藏书、文凭、职称等等。行动者的文化资本的构成及其数量决定了他在文学场上的地位，这就是统治地位或者被统治地位；与此同时，也决定了他们的文学观，比如捍卫或者颠覆文学场主流话语的基本立场。换句话说，文学家所打出的艺术旗号甚至他们自身的艺术风格，作为根据文学场的自主逻辑所随机发明的策略，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乃是文学家所据文学场位置的客观反映。文学行动者的文学观与自己在文学场结构中的位置之间的对应关系就表现在，他们总是力图将自身的优势合法化为文学场的普遍性话语。
为了避免机械决定论的危险，布迪厄还强调行动者的习性的调节作用。这就是说，行动者在场域中的位置并不直接就支配了他的立场，实际上，作家在实践中具体行动方案根据的首先是某种感知图式和评价系统，这就是经由一系列轨迹筛积、凝聚而成的某种性情倾向。正是布迪厄称之为习性的这种性情系统，决定了行动者的“实践感”；其次，行动者还根据与游戏中自己的位置相联的特定形式的利益来做出自己的行为选择。这一切，用布迪厄自己的话说：“被卷入到文学或斗争中的行动者和体制的策略，亦即其根据位置所采取的立场（或者是特有的，例如风格，或者不是特有的，例如的或者伦理的），依赖于它们在场的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也即是依赖于无论业已体制化了或还没有体制化了的（’名声’或者认同）特定符号资本的分布。并且，通过构建了其习性（这些习性对于它们的位置具有相对自主性）的性情的调节，还依赖于维持或者改变这一分布结构，因而将游戏的现存规则永久化或者对它进行颠覆等构成其利益的程度。”
这样，布迪厄就可以以某种关系主义的逻辑声称他摆脱了本质主义，并且这种关系主义又没有堕落为另一种新形式的相对主义：要是我们问文学的本质是什么，他就会回答说这要看在哪一个特定时空中的文学场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行动者对于文学的合法定义是什么；要是我们问文学家究竟是决定于集体无意识、童年的个体经验、文学形式的变革压力，还是其阶级出身、社会的状况，他就会回答说这要看作家在文学场中所处的位置，他与其他文学家的结构关系，他的习性对于文学场的建构方式，亦即对此游戏的赋值限度，以及文学场与社会空间尤其是权力场的关系。实际上，所有上述思路并没有被他抛弃，我们在下文的部分中可以看到，它们在他的文学社会学中通过被整合到文学场之中，而借尸还魂了。
三、文学场的发生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讨论了文学场作为一般场域的游戏规则，即文学场作为可能性空间，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本倾向于使他占据一定的位置，并在由场域所塑形的一定的习性的调节和特定的利益的召唤下，表现出某一立场或者行动策略，换句话说，文学行动者例如作家、批评家、报刊文化记者或者出版商等其文学观或文学选择与其所立足之位置具有结构性对应关系；但是，必须指出，文学场不能化约为一般场域的运作，与其他场域一样，它具有自身特殊的，也具有自身特殊的逻辑。布迪厄把文学场的特殊逻辑称之为“颠倒的体系（economy，或译经济）”：“因此，至少在文化生产场中最具有充分自主性的部分--在那里唯一被瞄准的受众是其他生产者（正如象征主义诗歌一样），就像’负者获胜’的流行游戏一样，实践的体系基于对于全部普通体系的基本原则的系统颠倒：包括商业（它排斥对于利润的追求，并且拒绝确保在投资与金钱收益之间的任何对应）、权力（它谴责荣誉和暂时的伟大），甚至体制化的文化权威（缺少任何学院训练或者圣化也许会被认为是个优点）。”
既然与支配世人的日常逻辑相敌对，不言而喻，文学场的发生和成熟，显然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程，也就是一点一滴的与社会世界相决裂的历程。布迪厄以大量笔墨描述了法国文学场的形成过程。具体地说，即是以波德莱尔、福楼拜等人为代表的追求艺术自主性、反对政治经济力量干涉文学的过程。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文学领域对于权力场的结构从属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通过市场，通过文学作品的销售额，通过改编成戏剧的票房收入，或者通过报纸等产业文学受制于商业逻辑；其二是通过沙龙，从而受制于政治势力。波德莱尔和福楼拜对于“为艺术而艺术”文学观的诉求，是通过与资产阶级世界断裂，特别是与资产阶级的文学体制决裂开始的。通过拒绝家庭、拒绝前途和拒绝社会，波德莱尔确立了此岸世界的受难是彼岸世界得救的条件这一类似于宗教的文学场内部运动的模式；而福楼拜，则通过自己的文学实践，通过对当时文坛的一种双重拒绝，确立了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张扬艺术自主性的第三种立场。
具体地说，在福楼拜，文坛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派”，以蒲鲁东、乔治·桑等人为代表，反对唯美主义，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接近现实主义。这些人不乏工人阶级或外省的背景，与其社会地位一致，在文学场中处于被支配的位置。而处于文学另一极的是“资产阶级艺术”，它们主宰着当时最走红的艺术类型--戏剧，享有优厚的物质利益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其中有些人例如小仲马，还拥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头衔。他们张扬厚重的浪漫主义，重视文学的道德价值。福楼拜所标举的“为艺术而艺术”多少是有些奇怪的艺术主张。它不喜欢资产阶级艺术的道德约束，以及对一些体制(如政府、法兰西学院、报纸等)的热衷，也看不起社会艺术的粗俗。这种双重拒绝用福楼拜自己的话来说，是这样的：“所有人以为我热爱现实，而实际上我却讨厌它。正是因为我憎恶现实主义，我才动手写这本书(按指《包法利夫人》)。不过我也以同等的程度鄙视理想主义的虚假招牌，它在现如今是个空虚的骗局。” 福楼拜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漠视公众或说“群氓”的阅读期待。纯粹的眼睛拒绝看到形式之外的东西，作家应该无视任何事物的实体性，应该对政治或社会的各种具体情势无动于衷，艺术家的道德就是对社会的道德信条置若罔闻，只遵守艺术内部的特殊法则。显然这种艺术观与文学场的任何一极，不论是支配的一极或是被支配的一极，都大相径庭：“’为艺术而艺术’是一个有待制造的立场，缺乏权力场的任何对应物，并且也许不需要或者并不必然被认为需要存在。”
四、美学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发明
因此，波德莱尔、福楼拜等人带来了一场美学革命，艺术的目的在于艺术自身，而形式才是文学追求的最终目的。布迪厄以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为例对此进行了相当精彩的。《包法利夫人》作为一部文学史的杰作，在当时是无法归类的。它同时具有浪漫主义精致的风格、现实主义琐碎平庸的人物，以及通奸这种资产阶级轻歌舞剧所擅长的娱乐性题材，让诗和散文杂交，让粗鄙的现实赋以抒情的风格，让史诗的笔触去描摹凡人俗事，这种把文学的形式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做法，一方面固然可以理解为对文学场诸对立面进行调停的一种努力，另一方面，其古生物学家式超然客观的态度，又使得那些总是想在文学里证明什么的人大失所望。与莫奈把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与流氓无产者画在同一画布上一样，福楼拜以诗(这一最高级的文学形式)的语言去描绘蠢笨低贱的下民百姓，描写其灰色贫乏的生活。当他在道德、价值、情感保持中立--对此布迪厄称之为超脱、无情、玩世不恭甚至虚无主义--的同时，他诉诸形式以最高的权力。
但是，纯粹美学的发明不仅仅是指向文学文本，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观的发明，而且，它还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实际上，它还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的发明，亦即是所谓波希米亚生活方式（Bohemian lifestyle）的发明。波希米亚人是指居住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的一批文学无产者，这些受过一定程度数量庞大的青年人不能被资产阶级主流社会所吸纳，他们缺乏稳定富足的谋生手段，缺乏社会保护，因此只好选择毋须高级文凭和高贵身份的文坛--因为文坛的基本特点是不需要类似于场中的经济资本一类的东西，是一个前沿可渗透性很强的、不确定的、低章程化的所在--作为自己栖身的场所，并利用自己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将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拒绝转化成一种艺术家的特权，将一贫如洗的物质生活转化成高尚的精神生活的标志，将放浪不羁的越轨生活转化成反对资产阶级严肃刻板伪道德的生活艺术，从而建立起一个与日常社会世界断裂的另一个小世界，在这个小世界中，只有文学作品中才会存在的拒绝功利的生活旨趣成为其无上法则。正是波希米亚人，正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生活趣味的制定者或者生活的发明者，诉诸形式的美学革命才可能找到其受众，才可能合法化，从而超越社会艺术与资产阶级艺术，成为文学场上的支配性法则。
最后，借助于纯粹的凝视，美学革命还带来了文学家和知识分子形象的发明。作为将全身心献身于的全职的艺术的人格化，文学家不营物务，因而得以超越物务；无心于事物的功利价值，因而能够看清事物的“无用之用”，即美学价值。左拉在德雷法斯事件中成功的干预创造了一个文学家和知识分子的神话。通过“我控诉”的声明，左拉将文学场内部的自主性原则强行推行到政治场：因为只有能够独立于政治、和道德强制的文学家才有可能与特定的政治、经济以及道德立场相决裂，才可能使自己的话语具有客观性和纯粹性，因而也才可能以正义、真理和全人类良心的名义来进行批判，尽管在布迪厄看来，这只不过是文学家把自己在知识分子场域中的特殊语境加以普遍化而已。必须指出，这种知识分子与“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古代士大夫的理想是大相径庭的，与标榜独立性并与权力场相决裂的知识分子相比，后者在主观意识上与统治阶级是合谋的。这是为什么被鲁迅讥为动机与贾府上的焦大相似的屈原以及时刻不忘忠君爱国的杜甫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最伟大的宗师，而敌视资产阶级的波德莱尔和福楼拜却成为资本主义法国的文化巨人的原因。
五、文学场的结构
“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被确认为文学领域的合法信念乃是文学场得以建立的一个明显标志。一个文学场的自主性越强，外部因素就越是需要通过对于文学场内部的重新塑形才能发挥作用。这在文学场的结构上，就表现为两极对立的极端化。一极就是标举“为艺术而艺术”的先锋派文学，布迪厄又称之为“为了生产的生产”、“纯粹生产”或者“限制生产”，其受众就是生产者的同行，也同时是其竞争者；另一极是从属于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的“社会艺术”或“资产阶级艺术”，布迪厄称之为“为了受众的生产”或“大生产”。前者因为挑战既定的社会准则和文学常规，蓄意冒犯流行的社会趣味，拒绝普通读者的阅读期待，因而注定不可能在短时期里获得经济回报，也不可能得到社会的符号资助，因而可能会陷入生活的全面困顿。但是，经济资本的匮乏则可能暗示了文化资本的增值，文学受难者的形象则可能预示了未来得到拯救的希望。因此，假如波德莱尔起初穷困潦倒、被资产阶级主流话语拒之门外，但后来却得到更崇高的圣化地位这样的故事成为一种文学成功的范式，成为一切后来雄心勃勃的文学觊觎者的可资继承的符号遗产，那么，渴望成为新的波德莱尔的先锋派以捍卫文学纯洁性的名义在文学场中的斗争必然会获得胜利；另一方面，“为了受众的生产”旨在迎合受众的阅读趣味，无论其预想受众是资产阶级或是普通的芸芸众生，它由于满足了受众的阅读快感而得到当下的经济回报，这就是畅销文学的写作模式。由于它看起来象是“圣殿里的商贩”，因而它得到的经济资本越多，相应的所得到的文化资本也就越少，换句话说，它必然在文学场中占据被支配地位。
文学场的这种双重结构说来简单，其实还可以细分为更多的次场的结构对立。比如说，在限制生产场，存在着已经得到圣典化的先锋派作家与正在谋求文学场合法承认的先锋派作家之间的对立；在大生产场，存在着拥有丰厚的物质利润与符号利润、与广泛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作家与居于边缘、以人民大众代言人自居、表现下层百姓姿态情趣的作家之间的对立，布迪厄谈到的是资产阶级艺术与社会艺术之间的对立，这多少让我们想起在当代中国《生死抉择》、《雍正王朝》与汪国真、琼瑶的某种对立。但这种对立并不是布氏关注的重点。此外，这种双重对立还可以表现为文类的对立，比如在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法国诗歌与戏剧的对立，前者拥有文化资本，却极度缺乏经济资本，而后者刚好相反。小说则居于两者之间。最后，这一对立也体现在出版社之间的对立，比如只雇佣了十几个人的出版先锋派作品的午夜出版社与拥有700雇员、基本上出版畅销书与已有定评的文学名著的诺贝尔·拉封出版社，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布迪厄好像没有提到批评家的类似对立，不知道是因为他认为这不够重要，还是因为他找不到有关经验材料。这使他的在这方面看上去不那么精致。
无论如何，这种对立是不对称的，占据统治地位的先锋派总是能够把符合自己长期利益的写作原则强加为文学场的合法原则，其所及，是迫使文学场中的所有行动者，包括“为了受众的生产者”，总是强调自己作品的性，强调自己与权力场保持哪怕是表面的距离。这一点我们从鲁迅与梁实秋的笔战的一个小细节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梁实秋诬陷鲁迅拿了苏联的卢布，而鲁迅则痛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乏走狗。
需要说明的是，文学场的结构及其运作规则既不违背马克思的决定论，即经济是世界的最终决定动因，也不违背社会能量守恒定律。文化资本作为时间、精力、激情甚至金钱等的长期投资，只有行动者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有可能收回成本并使自己增值，换句话说，经济基础是使文学行动者免于经济压迫的条件，而另一方面，与那些畅销文学迅速流行，也随着语境条件的变化迅速淡出、迅速贬值的情形相反，起初遭遇冷眼的先锋派文学会伴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及其对于文学场结构的影响，会成为经典，会被选入大学教材，会成为书店中长盛不衰的常备书，也就是说，先锋派文学最终会获得经济上优厚而经久的利益，其拥有的文化资本最终会转化成可观的经济资本。
六、文学场的符号斗争
文学场的双重结构决定了它的存在形式表现为永无休止的符号斗争。布迪厄说：“如果说场域的即是为了争夺强加以感知和评判的合法范畴的垄断权的斗争的历史，这种说法并不充分。斗争自身创造了场域的历史；通过斗争，场域被赋予一个暂时性的维度。” 我们可能会以为布迪厄谈论的斗争是纯粹生产者与大规模生产者之间的斗法，但实际上布迪厄主要讨论的是希望得到圣化地位的新锐先锋派与已经得到圣化的先锋派之间的文学角逐，斗争的目的在于争夺更多的符号资本，从而获得垄断文学合法定义的权力，或者说祝圣文学行动者的权力。
对于这两派文学家，布迪厄借用韦伯宗教社会学的术语，将已经得到经典地位的先锋作家与希望获得经典地位的作家分别称之为牧师类型和先知类型作家。牧师以正统自居，强调文学历史的连续性，强调当下文学法则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倾向于将现时凝固为永恒，倾向于将当初自己领导的符号暴动所带来的断裂视为历史性的断裂，也就是不言而喻的断裂，而拒绝文学新锐对自己的合法化了的断裂进行全新的再度断裂。另一方面，先知则以预言者的身份强调新一轮文学革命的必要性，并挑战既定的符号秩序。他们在标榜自己回溯到文学本源、成为文学真理的唯一合法守护者的同时，以自己的种种话语实践和文学行动力图将文学场上现行的游戏规则宣判为无效，并发明出有利于自己场上位置或者符号资源的新的区隔原则，最后将此原则强加为文学场上的普遍性话语和合法信念。新进先锋派最常采用的策略就是种种文学命名活动，通过新的命名标签，他们得以重新组织文学系谱，从而将得到经典化地位的先锋派作家区隔为历史和传统，也就是贬入到退出话语场的正在消逝的过去之中，最终构建出全新的现实，也就是将自己在文学场中的被支配的位置置换为统治性位置。
文学革命的成功是两种历史相遇或契合的结果。就文学场自身的逻辑而言，首先，文学场的发生本来就是从上文已经描述的双重拒绝开始的，波德莱尔的反叛的示范意义在于，从他以后，文学对于既定法则的颠覆已经变成了一种体制化的范式，从此以后，文学造反已经不可避免的成为文学场一再发生的历史宿命。其次，新的美学因素向文学场的进军，在事实上也使得经典文学黯然失色：“先锋派的颠覆行为，使得现行惯例--亦即美学正统的生产规范和评价规范--丧失信誉，并使得根据这些规范生产的产品已经落伍、过时，这种颠覆行为从对于圣化作品的印象的厌倦的中获得客观的支持。”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布迪厄在总体上拒绝了俄国形式主义者的文学理论，但是在这里实际上又将其阐释文学史变革的动因的“陌生化”理论资源挪为己用。最后，经典先锋派不仅常常不能摆脱使自己成名的那种创作方式的迷恋，而且，当他们获得巨大的符号财富和经济资本之后，他们创新的原动力可能会停滞不前，因而也就可能会偏离文学真理的纯洁的源头，而新锐先锋派正好处在他们未发迹时的结构位置上：新锐作家除了对于文学的真诚信念之外，一无所有。当他们“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为文学付出全部青春和热情时，他们也就积累了足够的符号资本，从而为异日取代其先辈先锋派作家准备好了条件。
但是新锐先锋派的文学业绩只是为促使先辈先锋派文学作品的衰老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美学革命的成功最终还要依赖于外部条件的变化，也就是、甚至技术等语境的变换。只有经历上述语境条件的变化，例如体制的变化或者新的消费阶层的形成，才能为建基于新的美学趣味之上的文化产品生产出大量的潜在的新的接受者，而只有当这些文化接受者数量大到构成具有购买力的市场的时候，新的先锋派的文化使命才能完成：先知才会成为牧师，异端才会变成正统，而其宣布的新的感知图式和评介系统才会成为君临文学场的合法规范。
七、信念的生产和文化炼金术
争夺文学场合法定义的符号斗争在具体策略上常常是通过诸如标举什么主义这样的实践上的分类工具来制造差异，并由此获得远离文学场现有位置的新的位置。虽然从原则上来说，差异是无限的，但是，如果每个文学行动者都以标新立异作为自己进入文学场的条件，如果只有发动新的文学运动才是唯一有效的符号筹码，如果文学场的合法定义被越来越快地刷新，那么，文学场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内部结构必然变得弱不禁风，文学无政府主义必然大行其道，而赖以制造差异的符号资源必然有竭泽而渔之虞。
布迪厄尽管没有得出黑格尔终结论那样的悲观结论，但是他的确了种种文学革命在形式上带来的这种现象。“纯诗”的革命使命是摧毁传统上构成诗歌特点的那些东西，即诗体的形式，如十四行诗体或者亚历山大诗体，如押韵或者修辞格，甚至还要摧毁在诗歌的艺术表现中最拿手的那些方面，例如抒情。至于小说，“小说的，至少从福楼拜一来，也可以用爱德蒙·德·龚古尔的话来说，被描述为’杀死小说性’的长期的努力，也就是说，清除似乎是定义了小说的其所有方面：情节、行动、英雄。” 文学不断寻找新的区隔原则来表现自己的活力，其逻辑结果并不仅仅是刺激过多使文学失去传统意义上的活力或者说吸引力，也就是失去受众，而且是文学在形式上越来越变成了对文学的反思，“纯小说”使得小说家和批评家之间的界限趋于消失，因为小说家成了自己小说的家。这就使得像马拉美这样的文学家提出如此可怕的：“像文学这样的东西存在吗？”
布迪厄对此的回答是，对于文学的幻象（Illusio）是存在的。实际上，文学场就是围绕着对于文学的幻象而被组织起来的。处在文学场之中的全部行动者，不管是支配者还是被支配者，其唯一相同之处即是对于这一游戏的信念的集体性执著，而文学场上永无宁日的符号斗争其功效在于对此幻象进行了无意识的持续再生产。幻象作为游戏的利益和筹码，既是游戏的产物，也是游戏的条件：“执著游戏、相信游戏及其筹码的价值的某种形式，使得玩此游戏值得不辞劳苦，乃是游戏得以运作的基础。而在幻象中的行动者的共谋，是使他们彼此对立的竞争的根源，以及制造游戏本身的竞争的根源。”
这里的行动者就不只是指作为作品的物质生产者的文学家，而且还涉及到一个信仰圈，一套体制，或者用贝克的术语说，一个艺术世界，包括批评家、出版商、文学史家、学院、报纸、教育系统、政府有关文化主管部门、各种学术委员会等权威机构等等。正是这个信仰圈的集体性信念或者说误识，一些即使是作家一时心血来潮的文学游戏也有可能化腐朽为神奇，被确认为艺术经典。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来自于艺术界，来自于杜尚著名的尿盆。杜尚的本意是对于个体创造性的嘲弄，通过在尿盆上签名并作为艺术品展出，他激进地批判了资本主义艺术体制。在杜尚之前，从来还没有人寻求区隔达到了消解社会生活与艺术实践，从而消除艺术形式特性的程度。但是，正如彼德·彼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假如一个艺术家在烤火烟囱上签名并展出它，那么这个艺术家肯定没有否定艺术市场，而是适应了艺术市场。这样的适应并未消除个体创造性的观念，而是确认了这样的观念，这就是企图使艺术脱节的先锋派所以失败的原因。早期的先锋派反对作为体制的艺术，这种反对被当作艺术而为人们所接受。” 美学家或艺术史家通过解释杜尚实际上并不是“随便做”，从而收买了达达主义者的美学理想，并维护了艺术幻象。布迪厄通过这个艺术个案揭露了崇拜艺术家创造力的艺术幻象如何使一个签名具有转铁成金的魔术般的神奇作用，如何使它可以对公众进行有效欺骗与权力的合法滥用：“艺术家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个现成品上面，从而生产了一个其市场价格与生产成本不相称的物品，这种物品被集体性授权进行一场魔术表演。如果没有整个传统为艺术家的姿态做好准备，没有神父和其信徒的宇宙根据这一传统赋予它意义与价值，这一表演将一无所有。”
八、美学性情、区隔与符号反抗
对文学幻象的批判必然还会涉及到对于美学性情的批判。何谓美学性情？布迪厄说：“美学性情是一种将日常紧迫性中立化和排除实践目的的普遍化能力，一种没有某一实践功能的实践的持久的倾向和才能，它只有被建构在摆脱了紧迫性世界的经验之内，并通过其自身即是目的的活动的实践，诸如学术训练或者对于品的沉思，才能奏效。换言之，它预先注定了与作为这个世界资产阶级经验基础的世界的距离。” 这一美学性情其基本特征就是强调形式高于功能，强调表征模式高于表征对象。它要求人们对于客体尤其是艺术品进行纯粹的凝视，比如说，在阅读小说的时候不应该过多的关注故事的情节，也不应该进行任何个人感情的不加节制的投入，更不应该混入任何道德义愤或立场，而只应该欣赏小说的形式维度。换句话说，不应留意故事叙述了什么，而应注意故事是如何被叙述的。
秉有这种美学性情被资产阶级美学家假定为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才能：我们相信热奈特能读懂普鲁斯特的叙事话语而我们芸芸众生如读天书，是因为他是慧根人，而我们却天生是智短汉。但实际上，一方面，美学性情是的产物，它对于文化习性的建构只有在文化生产场中才能得以形成，也才能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形式的解读并不是自古以来唯一正确的合法阅读；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社会学调查显示，美学性情首先与水平密切相联，其次与社会出身相关。作为一整套感知图式和欣赏系统，美学性情预设了对于编码了文学作品的代码的实践把握。只有一个人拥有这样的解码技术，一部文学作品对他而言才可能具有意义和旨趣。但是这样的文化能力，只有超越了生活直接性并受到一定程度教育的人才可能拥有，也就是说只有拥有足够的（由资本转化而来的）文化资本的人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布迪厄揭露了克理斯玛意识形态是如何掩饰真相，并骗取文化资本欠缺者认同的：“趣味的意识形态其貌似有理的特性及其功效归于这一事实：正如产生于日常阶级斗争的全部意识形态策略一样，它将真实的差异自然化，将文化习得模式中的差异转化为自然的差异。”
这样，美学性情通过将自身自然化和合法化，将诉诸功能的自然趣味从自身诉诸形式的自由趣味中区隔开来，将前者区隔为粗俗和卑下，把自身区隔为优雅和高尚，并无视其赖以构建的经济条件，将其隐含的阶级对立和人类不平等转化为得到被支配阶级认同的文学趣味的区隔，因而，文学实践与其他文化实践一样，在调节各社会阶级之间对立关系的同时，还作为一种符号暴力，掩饰着社会不平等的事实，从而充当着将社会阶级的区隔加以合法化的功能，而教育系统，则强化了对此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再生产。
马克思曾经指出，家的任务不仅是解释世界，而且还要改变世界。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布迪厄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的信徒。他的文学社会学既是对于资本主义文学历史与现实的系统解释，又是旨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话语实践。实际上，在他看来，由于知识分子属于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阶级，与广大被压迫阶级有着结构上的对应性，因此能够理解后者的困境，并有可能成为其代言人。布迪厄把自己的任务界定为反对种种社会不平等和符号控制，就文学或者文化领域而言，他强调通过捍卫文化生产场的自主性来抵制权力场的殖民。在《关于电视》等著作中，他不无忧虑的看到隐含在大众媒介中的商业逻辑对于文化生产场无孔不入的渗透，看到在文化生产场上居于被支配一极的那些“特洛伊木马”们借助于外部资源来调节内部的符号斗争，从而试图将从属于政治经济资本的文化标准强加为文化生产场的合法原则，对此，他具体的应对策略不是让人们重温左拉或者萨特的个人干预，他呼吁开创一种新型的政治参与方式，他提出，在或者为统治者服务，从而屈从于经济压力或者国家体制的权威，或者成为象牙塔的知识分子，成为独立自主的旧式小生产者，这两难选择之外，还可以尝试成为集体性知识分子。文化生产者首先立足于作为一个群体的独立存在，保卫住自己的自主性，也就是成为自主的主体，然后，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参与或者政治干预就可能是有效的，由此，正如伊格尔顿说的那样，任何文学都是政治的，布迪厄的文学社会学不仅仅可以加以政治阐释，而且它本身的价值指向在意识层次就是政治的。
八、对反思性文学学的反思
尽管我们已经用相当长的篇幅绍介了布迪厄的文学社会学，但必须指出，布迪厄的文学观不仅仅停留于此，他的视域实际上比我们上文所提到的要宽阔得多。布迪厄不仅仅讨论作家在文学场的位置与其文学实践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且还将这套模式引入文学批评中，例如对福楼拜《情感》的分析。正如《文化生产场：论和文学》一书的英译者R.约翰逊所指出来的：“布迪厄的文化场理论可以说具有一种激进的互文本化(contextualization)的特性。” 在考虑文本的因素时，布迪厄把它结合到作家的策略、社会轨迹及其文学场的客观位置中加以考察，从而指出形式自身也是地、社会地被建构的，而且，在考察文学场的自在结构时，他不仅占主导地位的作家，而且注意居次要地位的作家，有时甚至是被今天所遗忘的作家；他不仅研究作为生产者的作家，而且注意那些赋予文学场以合法性的人，诸如阅读大众、出版商、批评家、报纸、政府文化部门，特别是教育系统；此外，他不仅研究文学场自身，而且将它置于权力场的背景下进行探讨，从知识分子在统治阶级位置上的结构从属性得出文学家必然与社会世界保持距离的基本立场，从而将文学社会学引入到实践领域，也就是引入到社会批判的维度。最后而非最不重要的是，在布迪厄的文本中，还有一种反思性或者说自我指涉性，他不断质疑自身的逻辑前提。
布迪厄以场的独特视角来透视文学现象，为文学研究带来了焕然一新的景观。文学场概念的创设，比之许多过于宽泛因而显得大而无当的理论术语例如环境种族三因素决定论、俄狄浦斯情结、集体无意识、意识形态、能指的自由游戏、编码和解码等等，似乎更有可能实现宏观理论和微观的经验事实的结合。布迪厄将文学场理解为一个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权力场也具相当程度的理论概括力，特别是文学史上出现或真或假的美学变革的时候尤为如此。以的文学事实来说，我们在理解为什么创造社一会儿打出的旗号是“为艺术而艺术”，一会儿又变成了“为革命而艺术”时，我们就得到了一种新解释：艺术口号其实是使自己增加符号资本以及合法化权力的一种策略，既然是一种在文学场上为符号斗争提供武器的一种策略，那么这两者之间前后的不一致就可以被创造社的同仁们忽略不计了。至于八十年代李杭育等人扯出“文化寻根”的旗帜，九十年代批评家对当下文学创作实践的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命名，前不久，“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以喝狼奶长大的叛逆者自居，说“鲁迅是一块臭石头”，无论其出发点是有意或无意，未尝不可作如是观。布迪厄将涵义复杂的资本、习性的概念引入文学场内，在使得这种文学分析趋于性、实证性的同时，又没有丧失作为一种文学分析所应该具有的活力。这部分地归因于布迪厄一些理论术语的弹性。例如他在谈到习性和策略时说：“习性包含了对一些没有主观意图的客观意义的悖论的解决。它是诸多套’招数’(moves)的根源，这些招数在客观上可以被组织为策略--而非真正策略意图的产物--至少必须预先假定这些策略被理解为其他可能策略之中的一种。” 这样，无论福楼拜“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以及上文提到的创造社、李杭育等人的各种姿态是精心筹划的结果，还是无意为之使然，都不上述分析的言论。另一方面，布迪厄又多次不厌其烦地强调文学场的自主性及其自身的逻辑，强调文学场的不可化约性，即文学场的斗争并不直接就是毫不掩饰的权力的斗争，而认为文学场的斗争作为符号斗争，必须遵循文学的内部。也就是说，权力的作用形式必须首先接受文学场的形塑，采取文学场特有的符号系统。例如福楼拜时代的文学场受政治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沙龙这一中介机制所实现的。在具体研究福楼拜时，布迪厄把福楼拜作品中的风格、人物描写、福楼拜的艺术观与福楼拜本人的习性或性情、福楼拜在文学场、权力场上所占据的位置及其拥有的资本、符号资本联系起来考察，并力图揭示其对应关系甚至因果关系。这种独辟蹊径的分析方法，避免了庸俗社会学将自己的研究对象降格为自己理论的图解的粗暴做法，又比之形式主义者就形式而谈形式，将文学研究划地为牢，不越文学之雷池一步的狭窄眼光，视野无疑要开阔了许多。
但自古以来不可能产生能将一切通盘解决的一种主义或。从一个文学者的观点来看，布迪厄从学的角度切入文学，这是他的长处，可以发现许多被人们忽视的事实，但这也同时构成了他的局限。我们认为对文学的一种社会学关注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充分的。因为，第一，社会学固然可以阐释许多文学现象，但有时候从其他方面来阐释同一现象可能效果要更好一些。例如鲁迅虚无主义的倾向，虽然未尝不可从作为社会轨迹的结果的他的习性开始谈起，讨论他从少年至成年以来的挫折经验的，但如果从他在文学场所占据的地位来看，则又无从自圆其说。事实上鲁迅的虚无主义倾向有几方面的思想渊源，对于一个时常能超出自己生活直接性的文人来说，这一点可能更有意义。第二，虽然布迪厄的确非常尊重文学的自在特征，但是这种尊重是建立在文学的社会性基础上的，他不能摆脱对于社会学理性传统的影响，当他强调利益是行动的驱动原因的时候，他只能看到文学的幻象，看到文学的某种任意性，却看不到文学自身的价值，看不到文学对于人的精神品格真实的塑造力量。比如说我们无法根据他的理论逻辑地推演出一套文学价值的判断标准出来。布迪厄确是找到了一些文本，进行了有趣甚至可以说深刻的，但是，更多的文学文本，假如要进行类似于细读式的文本分析，他的文学场理论可能会变成屠龙之技，因为像《情感》那样可以看到权力场与场结构的小说，以及像《艾米莉的玫瑰》那样具有所谓反思性的小说，碰巧契合布迪厄文学理论的，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毕竟很难说有什么代表性。第三，布迪厄尽管坚持文学的性，反对那些先锋派们所宣称的断裂幻象，但是这仅仅坚持的是文学场的历史，也就是说，布迪厄由于无视自古而今的文学存在的历史传承性，他排除了对于前资本主义文学作为参照系统的考虑，则会使他的观点可能会失之片面。举例子来说，创造社高喊“为艺术而艺术”，张扬浪漫主义，这一方面可以用布迪厄的理论解释说创造社作家试图通过制定文学场的合法参与性的新定义，把场中的异己的行动者（例如文学研究会）从游戏中排除出去（把他们说成不懂文学的真谛者）或至少降低其对手的符号资本，但另一方面，为什么他们没有选择其他理论主张，例如横光利一“新感觉派”，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如果我们不仅仅从他们刚刚进入文坛时的被支配的位置的角度，而且从他们的作品如《女神》、《沉沦》的对于文学史的意义这一实际出发，如果我们不仅仅把郭沫若、郁达夫看成文学场一个利益群体的化身，一个抽象的行动者，而且把他们当成庄子、屈原、李白、李贺等的精神后裔，也许我们对这一文学现象会有更丰富、更具体、更深入的认识。更不必说，他无法摆脱其理论视野是从一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学现实出发，他的理论是否适用于与之共同点未必很多的异常复杂的中国历史与现实，至少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对此已经有不少学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最后，尽管他力图采取客观化的视角，但是，当他指出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布使得广大被统治阶级丧失了消费合法文学机会的同时，他实际上未经批判就站在一个把主义文学合法化的立场上，暗自同意了高雅文学把通俗文学区隔为低劣的逻辑，一方面，他虚构了一个将通俗文学的解码过程均质化的消费主体，看不到消费者之间的未必不重要的个体差异，另一方面，他又无视通俗文学对于高雅文学的抵抗效能及其意义，特别是对于受众在欣赏文学作品时所投入的感情深度，又基于其批判过的美学性情，予以符号排斥。关于这些方面，我们读读巴赫金、德·塞都、费斯克，特别是英国伯明翰学派的作品，会不无裨益。以上可能我们的批评对于任何一种文学社会学都显得难免苛刻，但是，我们坚持这样的批评，是旨在说明布迪厄的文学社会学的有效性必须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从而在阅读的同时保持布迪厄本人所提倡的警醒和反思立场。
任何一本有着发人深省见地的书都是不可简化的。这就是为什么读一千本《庄子》的书还不如去读《庄子》原著的原因。但人们总是倾向于简化，为的是这是一条多快好省地接受思想大师的捷径。布迪厄著作等身，即使是专论文学场的《的法则》译成中文也有四百余页。但在本文中他的话语被简化成一万几千字--这其中还包括对他隔靴搔痒甚至也许是荒谬可笑的批评--因此，误读，甚至是严重的曲解是完全可能的。但介绍布迪厄的文学学目的不过是为了让读者有过河拆桥的兴趣，让读者产生越过拙文去直接聆听布迪厄的愿望。布迪厄的著作在大陆正在越来越多的引起学人的兴趣，假如拙文能引起学人对于推动布迪厄著作更为深入的译介和研究的志趣，那么，本文即使被人忘却或被人指摘，也算是得其所哉了。
第三篇：逻辑学论文
逻辑学结课论文
专业：英语
班级：英语1102
学号：201107010127
姓名：刘阿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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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逻辑学
古语有云：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严密，物理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学、修辞学使人善辨，凡有学者，皆成性格。
今年，我有幸接触了一门神奇而睿智学科——逻辑学。因为自己是文科专业的，总感觉自己在逻辑方面思维能力不是很强，但是却很喜欢逻辑性方面的东西，所以对逻辑学比较感兴趣。在这我浅述一下这学期学到的及理解。其实生活处处存在逻辑学，它融入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里，在每一次交谈的语句里，在每一次落笔的措辞里，在每一次思考的环节里。我们与逻辑学接触频繁，只是并未认真察觉。
我们人类都是未经自己的同意而来到人世间，又几乎所有的人 都是违背自己的意愿离世而去。人们活着，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情感、欲望、希望和恐惧的奴隶，一方面又处于自然界某种神秘力量的统治之下。人们有时由于爱而恨，由于难过而笑；人们常常为高兴而落泪，随哀乐而起舞；人们常常为明知不可及的东西而去努力„„总之，由于人们生活中经常会出现许多不合理性、不合逻辑的东西，因此人们一般认为，逻辑与生活“没有关系”或“毫不相干”。
然而我认为逻辑与生活不仅有关系，而且逻辑对于生活是“必不可少的”。逻辑之于生活，就像是水之于生命，饭菜之于盐，生活中没有逻辑就相当于生命没有活动的规则和定律而一塌糊涂，就像是食之无味的饭菜吊不起胃口。不管我们是否在意，逻辑在生活中都会被经常用到，通过逻辑学习，我们便可以更加准确更加灵活的运用逻辑，让生活更有规律，让言语更加活泼和不至于犯基本的逻辑错误让人耻笑。
逻辑有点像随处可见的水，不显眼，很容易被忽略，但人人都离不开它。我们说话的时候、考试的时候，其实都用到了它，如果我们说话不讲逻辑就会意思表达不清楚造成歧义，我想大家对语文考试中修改病句的题型印象还是很深刻的，要把我们的思想正确地表达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讲逻辑。不讲逻辑也许就会闹笑话，如“中国有世界上没有的万里长城”，刚一听这句话觉得没有什么，但仔细辨认一下就会发现问题：“中国有”而“世界没有”，这就是自相矛盾了。
“逻辑是生活中寻求满足其愿望的实际工具”。它比我们生活中任何其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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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逻辑在学习中处处用到，比如说最现实的，要写一篇文章，你就要好好地组织这篇文章，如果是议论文，那就要更加重视这篇文章的构造和逻辑结构，什么在先什么在后，什么应该先说，什么应该放到，后面说，一篇组织好的文章，也就是有内在逻辑的文章让人一看就懂，一眼就能明白整篇文章到底写了什么，要表达什么意思。而一篇逻辑论乱的文章，则会让人感到很烦躁，甚至读都不想读，就扔在一边了，这就是问什么文章要讲究结构的原因，究竟是总分总还是其他的模式，或者是散文重要的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在里面。这个东西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中就更重要了，如果没有逻辑，那就是一篇很差的文章论文，也就不值得去读，就没有价值可言。实行以下这种没有逻辑的情况用到国际上的专级别的论文上去，本来文字就晦涩难懂，再加上没有逻辑那就更难懂了，即使你思想再好在巧妙没人看的懂也是一样没用。
在逻辑学的课堂上，老师给我们看了好几场大专辩论赛，甚是精彩，更是让我感受到了逻辑学的魅力。因为自己比较喜欢辩论赛，也参加了几场系里校里举办的辩论赛，感觉差距还是很大，所以自己在逻辑思维能力方面要不断提高，我会努力，在生活中要不断学习，汲取我不断向前的养分。课堂上的老师讲的一些逻辑小故事更是引起我们逻辑思考的积极性。老师风趣又不失严谨的教学使我们获益匪浅。
逻辑是一个很有用的东西，很微妙也很有趣，当我们阅读福尔摩斯的时候我们总是情不自禁的被吸引下去，这就是逻辑的魅力，有了逻辑我们的生活便会减少很多的欺骗和不理智买我们会生活在一个理智的空间内，不至于由于自己的冲动做错事从而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换句话说，有了逻辑生活就井然有序，不再混沌不堪；有了逻辑生活就会显得阳光灿烂，不再一片愁云；有了逻辑生活就会充满一直向前的动力„„
有一个真实的例子，一个女生，在初一的时候和好朋友外出旅行。等车的时候，她的好朋友买零食回来朝她打招呼，但此时一辆卡车从后面飞快地冲过来，转眼间，好朋友就被压在了车轮下，当场死亡。亲眼看到好朋友的死亡过程，她的心灵中种下了阴影。在此之后，她总是想自己也会那样死掉。这种假想的思维逻辑，让她变得非常恐慌，不敢独自外出行动。从此以后，她害怕所有人，害怕自己的父母，甚至害怕在镜子里的自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连听到汽车的声音都会发抖。现在的她已经完全被恐惧所控制，这是她在思维中用逻辑思考死亡的结局，这种困惑，伤害的是她自己，毁灭的是她自己的前途。现在她唯一要做的就是敢于超越逻辑思维，突破幻想，从而战胜自己的恐惧。不然，她的后果可想而知。
我们还看到，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逻辑缺失和混乱现象十分严重。从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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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的语言交流，到明星访谈、官员讲话；从广泛的传媒报道，到图书论文、法律条规。几乎时时处处都能看到概念不明确，判断不准确，推理不正确，论证不科学，自相矛盾，前后冲突，甚至整个思维过程混乱不堪，让人不知所云的现象存在。这些逻辑问题妨碍着人们正常的社会生活，有时甚至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因此，学好逻辑学真的很重要，不仅对个人，更是对整个社会。
大千世界虽然纷繁复杂，但只要有心，我们就能挖掘生活中的逻辑问题。作为新一代大学生的我们，懂得运用所学的逻辑知识去看待问题，更应该懂得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运用逻辑去解决问题，优化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让自己但生活充满阳光，自信的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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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逻辑学分析例文
[例文评析]
有志者为何事不成？
季洪余
古往今来，有志者事竟成的例子是很多的，司马迁忍辱写《史记》，曹雪芹发愤著《红楼梦》，清代还有个谈迁，呕心沥血二十七年，写了一部《国榷》，不料手稿遭窃，心血毁于一旦，他下决心从头开始，又苦干九年，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
然而大千世界，扑朔迷离，又并非每个有志者都能成功。有一位青年朋友，立志要做中国的托尔斯泰，四五年来，他卧薪尝胆，平均每七天就有一篇作品出世。遗憾的是，除了一篇曾在厂里小报上露过面以外，其他都成了老鼠的佳肴。我不主张以成败论英雄，但是同是有志者，为何有的事竟成？有的事不成？这个问题值得朋友们三思。
夫志者，志向、志愿也，属精神范畴。精神能不能变成物质，首先取决于它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需要。与社会需要背道而驰，当然注意要失败。社会需要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人才，大伙偏钻一个牛角尖里，成功的机会怕就不多。许多青年想做文学家，科学家，很少听说有人愿作清洁工，火化工。其实，社会需要前者，也需要后者。与其众多的人在文学小道上挤来挤去，倒不如另辟蹊径，从平凡的本职工作做起。有位作家在一次创作会上说：“不是我泼冷水，在座的三百多位青年中，有五位能成为作家，已经是非常乐观的数字了。”这是大实话，至少我以为然。
一个人的志向能否实现，除了客观因素之外，主观条件也很重要。人贵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长处与短处，要有个正确的估价，然后扬长避短，切不可以短为长。精于做买卖的不必硬来写小说，擅长种花的不必偏去拍电影（业余爱好又另当别论）。试想，假如陈镜开立志做体操冠军，聂卫平决心当举重健将，能行吗？
那么，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为什么仍有“事竟成”与“事不成”之别吗？据我初步分析，一要看你的志向是否坚定，无志之人常立志，有志之人志不移。朝三暮四，见异思迁，难免一事无成；二要有你付出了多少努力，一分耕耘，十分收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三还要有正确的方法，头悬梁、锥刺股，精神可嘉，但勇于实践、勤于学习，善于总结，才是通向成功的阶梯。
愿青年朋友中出现更多的有志者。祝更多的有志者“事竟成”！
这篇文章的中心是分析“有志者为何事不成”，文中较多地运用了直言推理。文章第二段提出一个现实问题：一个青年朋友，立志要做中国的托尔斯泰，最后没有成功。原因何在？作者先确立了几条“有志者”真正能够获得成功的“基本原则”：一是要符合客观的需要，二是要注意自己的主观条件、量力而行，如此等等（这些都是“大前提”）。那些青年朋友有志之所以不能成功，看来都违背了这些“基本原则”。而且可以看出，作者在提出第一条“原则”时，其实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大前提”，又构成了一个直言推理，只不过表达形式比较活泼罢了。
[思考和练习]
1．根据三段论的一般规则及各格的特殊规则，判断下列推理是否正确；
①许多金属比水重，铁是金属；所以铁比水重。
②所有不劳而获的人都是剥削者，资本家是剥削者；所以资本家是不劳而获的。
③这个药有剧毒；因为它含砒，而砒是有剧毒的。
④鸭嘴兽是哺乳动物，鸭嘴兽又是卵生的；所以哺乳动物是卵生的。
⑤有些蛇有毒，蟒蛇是蛇；所以蟒蛇有毒。
2．下列推理形式是否正确？
①如果降落的球不受外力影响，它就不会改变降落的方向；既然球受到了外力的影响，所以它改变了方向。
②只有甲队体力强，技术高，配合好，才能战胜乙队；甲队体力不强，或技术不高，所以甲队不能战胜乙队。
3．根据下面所提供的有关习惯的知识、理论，写一篇文章，题为《谈学习习惯》。
①定义：习惯是由于重复或练习而巩固下来并变成需要的行动方式，例如生活习惯、学习习惯、卫生习惯、道德行为习惯、体育锻炼习惯、思考习惯、言语习惯等。
②形成优良习惯的条件主观条件：a.提高对良好习惯重要作用的认识；b.发挥意向活动的主导作用；c.决不破例：当新习惯还没有确实巩固时，就要时刻遵守、绝不破例。客观条件：a.严格合理的规章制度和纪律；b.良好榜样的示范；c.给予肯定的评价
③克服不良习惯的条件主观条件：a.对不良习惯的实质和危害性要有深刻的认识，有时还要借助科学知识作为支柱（例如戒烟）。b.情绪上的触动；痛恨恶习；确信任何恶习都是可以克服的。c.良好的意志品质。要有决心、有毅力。客观条件：a.教师、家长、社会舆论对恶劣习惯加以断然斥责；b.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促进自我教育。
议论文写作思维方法：归纳推理
[训练讲话]
归纳法是从个别的或特殊的经验事实出发而概括出一般性原理、原则的一种推理方法。毛泽东同志说过：“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来说，总是由认识个别和特殊的事物，逐步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的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事物的共同本质。”这段话明确指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过程，在由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过程中，归纳思想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比如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是经过归纳推理提出来的。哥德巴赫计算了许多偶数，发现它们都可以分解为两质数之和：4=2+2，6=3+3，8=3+5，10=5+5……后来他写信给欧拉，提出每个偶数，从4开始，都是两个质数之和。有人对一个一个的偶数逐个验算，一直验算了三亿三千万个偶数，都没有发现矛盾情况。
归纳推理可以分为完全归纳推理和不完全归纳推理两种。
完全归纳法是根据某类中每一个对象都具有（或不具有）某属性而推出某类对象都具有（或不具有）该属性。例如德国有个著名数学家高斯，他小时候有一次上算术课，老师给孩子们出了一道题：“1+2+3+4+……+97+98+99+100=？”老师题目刚刚说完，高斯就报出答案是5050。他告诉大家，他发现1到100这一百个数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挨次把头尾两个数加起来都等于101，而这样的数正好有五十对，于是“101×50=5050”。在这里，高斯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完全归纳法。
完全归纳法的优点是“完全”，因为“完全”因而结论带有必然性。但是完全归纳法的缺点也在于“完全”，因为它只能适用于那种对象不多的类，而不能运用于一个具有无穷分子的类。完全归纳法的结论没有超出前提所提供的范围，但是它将个别性的结论上升为一般性的结论，避免了人们仅仅停留在对个别、局部事物的认识水平上。通过完全归纳推理作出来的结论，如果是错误的，那么这种错误可能发生于下述两种情形：1.前提虚假，与事实不符。从不符事实的前提出发推出的结论，当然是错误的。2.在前提中考察的对象有遗漏，结论所断定的范围超出了前提所考察的范围。
根据某类中部分对象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而推出某类对象的一般性结论，这种归纳推理叫不完全归纳推理。因为它不完全，结论不必然可靠，也正因为它不要求完全，所以适用范围较广。在发现新规律、新知识的过程中作用很大。不完全归纳法又可以分为简单枚举法，科学归纳法和典型事例法等几种。
我们观察到某类中许多事物都具有某属性，而又没有观察到相反的事实，我们就作出结论：某类事物都具有某种属性，这就是简单枚举法。例如军事家们在分析气象和军事的关系时，注意到以下事实：公元前216年，迦太基著名军事统帅汉拔尼在坎尼战役中与罗马军队交锋，兵处劣势。但他知道当地每天午后便东南风骤起，于是调兵遣将，指挥部队紧急转移到上风方向，将午后东南风起时，乘风猛攻。罗马军逆风对阵，风沙迷目，箭矢无力；汉拔尼军风助人势，越战越勇，到天黑歼敌七万余人。又如三国时孙、刘联军5万人与曹操20万人对阵，诸葛亮“借东风”火烧赤壁，大败曹军。现代战争中，核武器放射性沉降效应，化学毒剂的施放及杀伤效果，生物作战剂的效能等，更密切地依赖风向，逆风则不能使用。由此军事家们便归纳出“兵不逆风”这个一般性结论。
简单枚举法是一种初步的简单的归纳推理，因为它只是根据一个一个事例的枚举，以于这些事例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它的可靠性，完全建立在枚举的事例的数量上。当枚举的事例的数量不断增大时，其可靠性也有所增加。但是即使枚举的事例很多，还是不具有绝对的可靠性，欧洲人在发现澳大利亚之前，观察到千千万万只天鹅全都是白色，他们利用简单枚举法得出结论：所有的天鹅是白色的。后来欧洲人在澳大利亚发现了黑天鹅，原来的结论就被推翻了。所以运用简单枚举法要注意是否有相反的事例。没有观察很多的对象，没有注意考察是否有相反的事例。没有观察很多的对象，没有注意考察是否有相反的事例，运用简单枚举法就可能犯“轻率概括”的错误。简单枚举法的结论虽然是一个或然判断，甚至只是一个假定，但这种推理形式仍然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科学研究中，特别是在开始阶段，并不是随时都可以充分根据的，必须在现有材料基础上，作出初步的概括。即使所得的结论带有或然性，但它也可以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给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方向和线索。
科学归纳法是根据对于某类事物中部分对象与其属性之间的必然联系。推出该类事物的全部对象都具有该属性的推理方法。例如，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城附近有个石灰岩洞，人们带着牛、马等大牲畜，可以安全出入，但狗、猫、鼠、鸡等小动物走近洞中，就会倒地死去。后来人们对这一现象进行观察、实验和科学分析，了解到小动物所以死去，是因为它们的头部靠近地面，而岩洞的地面上浮动着比重较大的二氧化碳，缺乏氧气。所以是石灰岩洞的缺氧地面，造成头部离地面较近的小动物死亡。由此得出小动物进入石灰岩洞必然会死亡的结论。科学归纳法不停留在事实的简单重复上，它还对事物与其属性之间的必然联系进行科学分析，实际也运用了演绎法，所以推出的结论一般来说是可靠的。
典型事例法是根据对某一类事物中的典型事例的分析，概括上升为关于这一类事物的一般性结论的推理方法。这种方法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解剖麻雀”的方法。我们所说的典型，就是指具有代表性的人和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要想了解麻雀的生理结构，用不着也不可能把天下的麻雀都拿来解剖，只要解剖两只就够了。例如，造纸技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纸的发明可以视为古代技术发明的一个奇迹。造纸术在四大发明中更具有典型性，因为纸的发明比其它发明更为困难，更不易想象，它不像纺织技术那样是一种对自然
物的加工编织技术，也不像制陶术、冶金术那样可以在人们使用火时偶然发现。纸是一种人造材料，是人类真正的创造。有人对造纸术的典型事例作了详尽分析，说明它为什么仅仅发明在古代中国汉代而不是更早或更晚？最后概括出一般的结论：每种技术产品都满足于一定的需求结构；有缺陷的或特殊的需求结构，造成了发明新技术的持久的潜在的动力。典型归纳推理所运用的典型事例虽然是少数、个别的，但它却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典型事例法和枚举法不同，它所根据的事例不在于多，而在于其代表性、典型性。典型事例法可以看作是科学归纳法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归纳法在议论文写作中的作用在于形成论点、论证论点。例如下面这段文字：“勤出成果，马克思辛勤劳动，艰苦奋斗40年，阅读了数量惊人的书籍和刊物，其中作过笔记的就有1500种以上，写下了《资本论》；司马迁从20岁起就开始漫游生活，足迹遍及黄河长江流域，汇集了大量的社会素材和历史素材，写下了历史巨著《史记》；德国伟大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可德前后花了58年的时间，搜集了大量的素材，写出了对世界文学界和思想界产生很大影响的诗歌《浮士德》；我国年轻的数学家陈景润，在攀登科学高峰的道路了翻阅了国内外上千本有关资料，通宵达旦地看书学习，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其中的论点“勤出成果”，是借助于简单枚举法归纳出来的，也是借助于简单枚举法来证明的。又如毛泽东同志曾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论证的大致过程是先列举出俄国沙皇、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帝国主义者，指出他们都是纸老虎，然后揭示他们的共同本质：因为他们都是反动的，从长远的观点看都没有什么力量，没有什么前途。这一论点的提出和论证，是借助于科学归纳法。
在实际运用中，我们必须注意归纳和演绎的统一，这是辩证思维的方法之一，归纳是从个别性前提推出一般性结论的方法，演绎是一般性前提推出个别性结论的方法。辩证思维从人的完整的认识过程出发，研究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逻辑史上，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归纳和演绎被形而上学地相互对立起来。归纳主义学派只要归纳而不要演绎，演绎学派只要演绎而不要归纳，它们的错误就在于割裂了人的完整的认识过程。恩格斯指出：“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须相互联系着的。”事实上，作为演绎的前提的一般性原理是通过归纳，从经验材料中概括出来的，同时演绎也为归纳确定研究的方法。通过归纳获得结论总是或然性的，归纳需要演绎来补充，同时演绎是否符合客观真理，需要到归纳中去求得检验，在人类的认识过程中，归纳和演绎是相互为用的。
[例文评析]
敢为天下先
王力南
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先于人，众必非之。”老子处世之宝之一就是“不敢为天下先”。我抖胆唱两句反调，划去不字，便是“敢为天下先”。
这道理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最易得到印证。伽利略为什么能研究出落体定律。因为他最先怀疑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如果他看到大小铁球同时落地而不敢第一个站出来发问，闭起眼睛谨遵圣人的结论，恐怕他只能成为旧理论的忠实信奉者而不是伟大的科学家了。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西德的格奥尔格·贝德诺尔茨和瑞士的亚历克斯·米勤，其原因恰是他俩最先提出铜、钇、钡等氧化物及陶瓷可作超导材料，打破了只有银等金属才能充当超导体的传统理论，为们开拓了思路，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虽然评奖时，中、美、日等国科学家已经实验出超导材料，但头功仍属于这一理论的最先提出者。在科学发展的领域里，“先”字的含义是大胆的质颖，是科学的预言，从这种意义上讲，“敢于天下先”实在是任何一门科学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
其实，社会的变革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国家改革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必然会碰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这一切要求人们敢于先摸索，先探讨，先设计，先尝试。“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创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确认也是创先……如果人们都怕违背马列先哲的现成结论，都怕“枪打出头鸟”，没有人敢为这些“先”铤而走险，那不就像饥饿的人隔着玻璃窗看见了鲜美的食物，却不敢自己打开窗户，而在那里等着别人打开吗？如果大家都不去打开，结果只能是急死、馋死、饿死。因此，实在难以想象无人敢为先的社会改革怎么可能进行下去。
“敢为天下先”不仅仅是科学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需要，从哲学意义上说，它是一切新事物的开端、由来。“新事物是通过否定旧事物发生质的飞跃产生的。”如果没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旧事物”何以“否定”，“质的飞跃”如何“发生”，“新事物”又怎么可能“产生”呢？所以，凡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发展前途的新事物，都是“敢为天下先”的产物。
因此不难看出，“敢为天下先”是积极进取的精神，而“不敢为天下先”是保守落后的意识。恪守中庸之道，害怕发展、害怕新事物，“不敢为天下先”，其结果就总是落后。一个人，一个团体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发展科学不敢为先，等着别人的成果，变革社会不敢为先，等着别人的模式，那么一个国家就会受制于人，站不起来，更谈不上赶先进国家。近代史上我国“落后挨打”的教训是很惨痛的。绝不能让“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禁锢我们头脑。
勇猛争先吧！“敢为天下先”的人，即使倒下了，身躯也是向前的！
本文的论点是“敢为天下先”。第二、三段运用归纳法，分别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为例进行论证；第四段运用演绎法，用唯
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来进行论证；第五段，揭示“不敢为天下先”的后果，从反面进行论证。全文体现了归纳法和演绎法的综合运用，论证有力，令人信服。
第五篇：医院人事管理转向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医疗事业的不断改革，在当前的医院人事管理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将医院的人事管理转向人类资源在当今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在本文中，主要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含义、特点进行分析，研究医院中实施人事管理存在的问题，并阐述医院发展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医院；人事管理；人力资源
医院中实施的人事管理主要对人事进行控制与管理，医院的人力资源管理是开发人力资源，并根据医院的战略思想，培养大批的应用人才，以提高医院在社会上的竞争力。随着市场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医院的人事资源管理已经不能满足当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所以将该方式向人力资源管理进行转变具有现实意义。
一、人力资源管理的含义与特点
人力资源管理是在传统的人事管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关注人的成本建设到对员工生产力的积极开发，在近30内不断普及到社会发展中去。人力资源管理是利用现代化的科学办法，将人作为现代发展过程中主要的人力资源，并对其进行积极开发与利用。期间，对人不仅要进行合理培训、积极组织，还要进行合理调配，从而使人在企业发展中保证一定的开发比例。在这种资源开发利用形式上，还要对人的思想、心理以及行为进行积极引导，并在其中以合理的方法进行控制、协调，不仅要调动人的积极性，还要努力开发人的潜能，使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以实现组织在发展形式下的积极目标。医院在面对激励的竞争发展形式下，要想在社会中获得积极地位和有利发展，医院就要利用充足的资源进行开发并利用[1]。例如：资金、设备、技术以及人才等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的有利开发，为患者提供满意的服务形式，提高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在这种资源开发与利用形式上，资金、设备、技术等资源与人力资源相比，人是一种主动的、能够发挥创造力的资源。如果在医院发展中离开了人的配置和利用，在利用资金、设备以及相关技术形式上，就不会促进医院的基础成立。所以说，人力资源是医院积极发展、社会地位提升的重要资本，在医院中发挥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能够促进医院的积极生存与发展。
二、医院人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大多数的医院发展中，受计划经济产物的影响，医院作为社会上的服务产业，长期的发展形式都是根据国家的财政支持进行的，在管理体制运行形式上，存在的计划经济现象比较严重。随着改革开放机制的不断深入，很多医院在发展建设中与市场经济体制并不一致，特别是人事管理，不仅抑制了人才的积极发展，也降低了医院地位的提升。
1.管理观念落后
在医院人事管理过程中，受计划经济以及事业管理体制的影响，医院中的管理观念还比较落后，医院将人主要看做劳动力发展，只是根据医院的发展成本考虑人。在这种观念落后的医院发展过程中，医院的人事管理工作只仅仅局限于对员工进行招聘、录用、考核等，没有对人事管理工作进行积极开发，在当今不断竞争的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2]。医院人事管理受较大改革束缚，医院不仅不重视人才的需求与培养，还没有考虑医院竞争力提升的发展效果，从而制约了医院的健康发展。
2.绩效考核机制效率低
在现有的公立医院中，其中利用的绩效考核机制一直是行政事业选择的成套制度。这种形式主要是在年末时，利用简单的表格来反应，以促进绩效考评工作。但在这种绩效考评工作中，并不能积极反映出工作人员的真实情况，建立的薪酬制度也存在一些不公平，并降低了医院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而且，这种绩效考核制度还比较形式化，不仅没有重视工作人员在平时的工作表现，还使员工以应付的行为完成绩效考评机制，这种现象是以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意义发展存在较大差异，从而降低了医院实际的管理水平。
3.激励机制的不健全
在市场不断竞争的发展环境下，要激励医院中的工作人员，提高他们的责任意识，就需要在医院中建立拥有高素质的专业队伍[3]。但在大多数的医院建设中，建立的激励机制都不够健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激励机制建立的内容与实际的发展情况不一致，在发展形式下存在较大局限性。特别对精神激励机制内容的建立，医院只重视物质激励，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降低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在另一方面，激励机制不到位，因为不同员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的激励需求都不同，所以，医院执行的激励手段也存在较大不同。
三、实现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的对策
1.发挥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
随着医院在社会地位上的不断提升，医院在发展中也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形式，特别是医院人才的需要成为发展的主要条件。所以，应树立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在医院中效促进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不仅要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还要积极培养人才。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首先，要在医院发展过程中营造一个尊重人才的工作氛围，以提高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在市场上的发展地位，从而使更多人才能积极投入到医院建设中去[4]。而且，还要将人才作为医院积极发展的核心因素，因为与医院的设备、场所，人才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人才作为医院发展中最宝贵的财富，能够推动医院的积极进步。
2.提升医院的绩效管理水平
在医院中建立有效的绩效机制，不仅能促进医院薪酬管理制度的公平性，还能将合适人才放在合适的工作岗位上，以发挥医院人力资源的最大效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首先，要在医院中建立绩效考评制度，将医院中的管理岗位、后勤岗位等各个环节都进行绩效考评，以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5]。而且，还要加强对岗位的分析工作，根据医院在发展过程中的实际情况，不仅要明确各个岗位，还要明确岗位职责与存在的风险因素，从而使员工在工作中获得公平。
3.完善医院的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的建立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完善医院激励机制建设过程中，首先，要对工作人员的需求条件进行分析，根据工作人员的实际需求，建立合理的激励内容。变能够在激励机制管理过程中实现针对性与有效性发展。在一般情况下，并不能利用物质上的较大资金进行奖励，要在工作中不断分析工作人员的具体需求[6]。所以说，在构建激励机制管理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实际工作的条件、产生的物质利益，还要将工作人员的精神奖励放在首位。而且，要促进激励机制的及时性，医院激励机制中的相关内容还要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不断变化，并能够在实践发展中完成考验工作。其次，还要考虑医院的历史发展因素以及同行业的发展因素，并对整体的发展与变化进行积极调整，以促进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发展。
四、总结
在医院中实施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是以吸引人才、培养人才为主要目的，并为医院实现市场竞争力提供有效保障。医院要实现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就要树立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不仅要提升医院的绩效管理水平，还要完善医院的激励机制，从而在各个方面实现医院与全体员工的积极发展。
参考文献:
[1]孙宁.试论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在医院人事管理中的意义[J].医学信息，2015，（42）：10.[2]王丽.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在医院人事管理中的意义[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22）：115.[3]边荣云.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医院人事档案管理工作[J].山东档案，2012，（5）：54-55.[4]王先.激励机制在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J].中国当代医药，2011，18（16）：150-151.[5]尹红.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在传统医院人事管理中的应用[J].中外健康文摘，2011，8（31）：65-66
[6]兰婧洁.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在医院人事管理中的意义[J].人力资源管理，2013，（3）：12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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