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工程结算难的怪圈5篇

第一篇：破解工程结算难的怪圈

破解工程结算难的怪圈

工程竣工后结算难，一个老掉牙的话题，一个长期困扰施工企业的经营水平的话题为什么年复一年的呈规律性出现？

工程承包合同条款本身存在法律欠缺

众所周知，建筑工程承包合同，是规范投资人和承包人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各种施工行为的重要法律文书，也是工程结算的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合同对投资方和承包方具有同等的法律约束力。但是，有于受市场环境和施工企业本身在建筑市场上所处的弱势地位的影响，导致一些施工企业在费尽周折承揽到工程后，为了尽快的进场施工，在前期工程项目合同的洽谈和签定阶段，不是耐下心来完善合同内容，而是采取“掩耳自欺”的做法，一味满足建设单位提出的一系列不合理要求，无原则的修改标准合同文本，有的施工企业更是抱着边干边协商的幻想，和建设单位拉关系，套近呼，熟不知一些心怀叵测的发包方，正是利用了施工单位在心理上存在的弱势，在这一拉一近呼的过程中，实现了弱化合同对投资方约束的目的，以所谓的“工程认定书”或减化工程承包合同对投资方约束内容的方式，达到逃避合同对投资方的约束力的目的，从项目合同签定开始，就为以后的结算，埋下了“扯皮”的影子。

如江苏苏中某集团公司，在承接北方某物流中心的建设项目时，建设单位在工程发包前，先是采取“工程认定书”的方式，诱施工企业打入甲方指定帐户的所谓质量保证金400万元，施工企业就范后，甲方先是以拖延开工时间的办法长期占用这笔保证金，而后逼迫企业修改标准合同文本，进而在施工过程中，又恶意更换施工单位，结果施工企业在工程结算过程中屡受刁难，形成大小若干个连带官司。为了维权，企业不得不诉诸法律，但在法院受理调查时，企业才发现当初由于疏忽，合同标准文本多处被改动，法律效力被严重削弱，造成巨大损失。层层转包和肢解工程，使分包合同的法律约束力降低

层层转包和肢解工程的问题，一直是困绕建筑市场健康发展的的顽疾，转包和肢解工程的结果，直接导致工程项目管理难度的加大，特别在层层转包过程中，由于总承包企业的每一次向下转包都是以提取相应比例的“管理费”为前题的，而下一级承包单位多数为资质相对较低或没有资质的项目班子，因而在分包合同的洽谈和签定过程中，降低约束标准是难免的，这样就出现了每转包一次，转包合同的法定约束力就会被人为的降低一次的怪圈，结果出现“承包合同”被改的面目全非的情况的出现，施工过程中各分包方因工期、质量和进度扯皮，项目竣工后各分包方又为结算成本扯皮。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工程进度慢，质量不高，各施工单位的效益均受影响。

作者曾调查过内蒙古的一个热电厂项目，该项目为投资方自筹资金上马的热电项目。为了弥补资金不足的矛盾，建设单位向施工单位提出了很高的垫资条件，总承包单位拿下项目定单后，为了转嫁垫资风险，继而采取了层层转包的办法来归避垫资风险，这个项目先后被转包四次，涉及施工企业十多家，且这些施工单位来自全国各地，隶属于不同经济成分的公司或集团，由于转包过程中施工单位多是抱着“走着吃总比坐着吃好”的想法去组织施工的，因而在管理班子，技术骨干的配备上都明显不足，施工过程中矛盾重重，协调困难，扯皮现象时有发生，各种工程量的变更报告，隐蔽工程验收报告，设备按装等环节的管理上都存在问题，由于各分包施工单位在项目施工中都投入了大量的垫资，工程竣工后结算工

作困难重重，加之转包合同一改再改，各分包和转包单位从项目开工起就发生矛盾，结算难度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超极限无节制垫资的恶果

不可否认，尽管目前我国建筑市场每年的开发量都有大幅度提高，但“僧多粥少”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正是看准了这一点，许多开发资金不足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都是采取筹一笔钱，圈一块地，继而通过要求施工企业半垫资或全垫资的方式来开发项目的。以此达到所谓的“借鸡生蛋，借施工单位的资金盖房发财”的目的。苏北一家施工企业饥不择食，以垫资百分之七十的不平等方式，一次承包了某市开发公司发包的商品房36栋，该项目建筑面积3.8万平方米，工程造价高达2.3亿元，合同工期一年。为了保证质量和进度，一年来，施工单位动用各种关系和手段，先后采取赊建筑材料，求爷爷告奶奶向银行贷款等办法实际垫资达百分之八十，项目封顶后，开发单位还是无钱付工程款，经反复协商，施工企业只好忍气吞声的等开发公司通过收取卖房款的方式来归还工程款，漫长的“结算难”对这家公司来说才刚刚开始，可是眼下这家施工单位必需面对的是每天债主围门，职工长期拖欠工资，高昂的银行利息等十分严峻的现实。更有甚者，一家只有二级资质的施工企业以“全垫资”方式承揽了一个无资金开发公司的“综合超市”开发项目，该项目2003年开工后，就因缺乏资金开开停停，直到2007年还没有竣工，一个不足3000万元的项目，先后干了四年多，施工单位为加快进度，先后垫资达1500万元，结果是项目上不去，企业被拖垮，大量垫资资金和工程款无法回收，不理智的经营使一个好端端的企业一夜之间陷入面临破产的困境。

甲方恶意拖欠呈愈演愈烈之势

甲方恶意拖欠工程款也是施工单位必需面对的另一个结算难问题。据调查，目前建筑市场上甲方恶意拖欠工程款的方式很多，主要表现为，一是采取各种办法诱惑或逼迫施工单位大量垫资，工程竣工后拒不结算；二是工程施工过程中采取变更施工方案等办法加大工程决算难度；三是工程竣工后以种种借口，不和施工单位对决算，一拖再拖，长期不和施工单位结算工程款；四是施工过程中甲方为了达到少付工程款的目的，采取中途恶意更换施工队伍的办法，百般刁难施工企业等，上述问题有些是由来以久，有些是建设单位新出现的恶意拖欠方式，应该引起施工单位的高度重视。如作者曾专门调查过河南省一个开发区的项目，这是一个21层高的综合楼项目，在一年零八个月的施工周期中，不知因为何故？建设单位强行中途更换施工单位达3次，每更换一次施工单位，就发生一次结算扯皮问题，新施工单位进来一支被套一支，甲、乙、丙多方在已完工程量的确认上矛盾重重，情绪对立，结算起来困难重重，极大伤害了各方感情。一些施工单位负责决算的人员普遍反映，随着建筑市场环境的变化，近年，建设单位恶意拖欠工程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项目前期报批手续不完备，导致项目停工或夭折

项目前期报批手续不完备，导致项目停工或夭折的问题近年有上升之势。近年来，由于全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基本建设速度也在加快，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从招商引资的角度出发体现政绩，造声势，扩影响，在各种土地批报，前期准备工作不完备的情况下，盲目铺摊子，上项目，使承建这些项目的施工单位因工程下马或夭折而承受着巨大的施工风险。如北京某物流中心项目，2007年3月就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当时各大媒体都做了跟踪报道，为此多家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签定了造价3亿元到2.4亿元不同标段的“工程认定书”，并交

付了200万元到600万元不等的巨额工程保证金，但实际情况是，该项目除了一个规格很高的开工典礼外，到2007年底连征地的手续都没有完成，更不要说开工建设了，更为奇怪的是，经施工单位事后调查，就连这个开工典礼的埋桩地段当时都没有征地手续，这种忽悠社会和施工企业的做法确实让当事人哭笑不得，眼下浙江和江苏及北京当地的几家建筑企业天天提心吊胆的向建设单位追要工程保证金，同时又对项目能否真正开工存在幻想，其矛盾心理是显而易见的。甲方善意拖欠的情况也不可忽视建设单位善意拖欠施工单位的工程款，是工程结算过程中的常见问题。所谓“善意拖欠”，是指项目竣工后，由于建设单位资金不足或因其它不可抗拒因素，无法按期偿付施工单位的工程款。这种善意是指建设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和施工单位办理完了各种结算手续，因为一时困难确实无法付出相应的工程款项。出现这种情况多为偶发因素造成的，建设单位本身不存在有意拖欠的企图。如河南某市的一个开发项目，本来建设资金是充足的，因为调整投资方向，借给新合作伙伴的资金一时收不回来，导致无法按时偿付施工单位的工程款，而且这笔款子一拖就是两年，搞的施工单位既不好和建设单位闹翻，更不好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经济上受到很大拖累。

建设单位善意拖欠工程款问题虽然甲方没有主观故意，但给施工单位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样是不可低估的。

阴阳合同本身存在的法律障碍

为了达到各自目的，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串通一气，采取签定“阴阳合同”的方式获取工程的问题一直是建筑市场上屡禁不止的顽症之一。说穿了，所谓阴阳合同，就是建设单位为了绕过《建筑法》或《招标投标法》等国家法令，将一些不合理甚至是非法要求通过另一种见不得阳光的契约形式强加给施工企业的一种违法行为，也是一些施工单位在明知自己的法定利益被侵害的背景下，出于某种目的或动机和建设单位私下达成的一种妥协行为，熟不知这种合同从一签定开始，就把企业的既得利益置于法律的保护之外，使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之间形成了更加弱势的不对等关系。由于所谓的“阴”合同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一旦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纠纷，吃亏的肯定是施工单位。2007年9月，上海某开发商和施工单位签定了一份合同额高达1.3亿元的商品房开发合同，其中，阳合同规定取费下浮百分之七，不垫资，与此同时，为了确保获得这份工程，施工单位又在背地私下和开发商签定了另一份“阴”合同，阴合同约定不紧取费要下浮百分之十六，而且工程开工后施工单位要把项目做到地上六层以后建设单位才付第一笔工程款。由于工程量过大，施工单位无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将项目施工到阴合同约定的楼层，因而建设单位以种种借口逼迫施工单位自动离场，放弃施工，队伍离场后，施工单位多次找建设单位催要工程款，每次甲方都以施工单位违约为由，将之拒之门外，当施工单位准备诉诸法律解决时，连律师都为这份“阴”合同把施工单位所置的位置感到头疼。事实证明，所有以“阴阳合同”形式出现承揽工程项目的行为，都是扰乱建筑市场的行为。正是这些所谓“阴”合同里出现的施工单位自原放弃法律本应保护其利益的行为，最终结果都是施工单位的利益受到的伤害的行为，正是在建筑市场上处于相对弱势的施工单位的无度纵容下，才助长了建设单位敢于一而再再而三的采取“瞒天过海”的方式，达到追求其所谓“开发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不注意各种签证的把握

纵观整个项目，从施工到工程竣工，除了做好相应的技术、质量和安全管理外，高质量的签证，也是保证工程竣工后顺利结算的重要环节。概括起来，签证的类

型大至有以下几种：不具备开工条件签证、开工延期签证、工期延误签证、工程变更签证、合同价款调整签证、工程质量确认签证、工程师口头指令签证、追加合同价款签证、甲供材料不合格签证、直接指定分包人延误工期签证、竣工验收签证、竣工结算签证、未经验收移交签证、索赔签证等等。上述签证复盖了项目施工的全过程，是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不同阶段的法定确认。在日常工程施工管理中，签证是最一般，最常见的基础工作，而我们不少施工企业或是疏于管理，或是不够重视，在项目实施的日常管理中往往忽视对签证工作的管理，造成项目竣工后，因各种签证手续缺失，影响结算速度和结算时间，同时影响结算质量。特别是当在工程结算中和建设单位发生争执时，由于不能及时拿出有力的签证手续和证据，造成延误索赔时机，利益受损。因各种签证不及时，不准确造成结算被动或结算被拖延的问题在施工企业中也是一个多发、长见的问题。

第二篇：如何破解就业难问题

如何破解就业难的问题

据了解，中国2003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人，其中学生700万人、退役军人和农转非占300万人，全国失业人口1400万，新增和失业人数总计2400万人。另外，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有关部门的估计，2002年离乡离土的农民工约为9460万，离土不离乡的约为1.3亿人，加起来农村需要转移的富余劳动力约有2亿多人。再加上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很多的工厂倒闭，大量的劳动力闲置。使的就业难的问题更加的突出。

就业难的主要人群有大学生，农民工，下岗职工，如何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变成了政府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个难题。第一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存在一定问题。我们的教育是两个体系：普通高等教育体系和成人高等教育体系。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实际上引导大家走上了一条路：就是上高中、考大学当本科生、研究生进而做博士生。这一条道虽然培养了众多研究型、应用型的人才，却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千差万别的需要，特别是岗位性、操作型的高技能人才的需要，导致了目前大学生“过剩”、蓝领技术工作要从国外进口的现状。现在很多高校的专业设置基本上都相类似，在专业的设置上不能紧跟市场的需求，比如眼下很热门的会展经济、体育经济，需要大量专业对口的就业者，但是我们的高校根本就没有专门设置过这样的专业以满足市场的要求.要让毕业生们转变就业观念，国家有关部门也应该积极制定人才培养的结构性政策，同时要积极研究就业市场的新变化，培养“供销对路”的新型人才，才是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最终办法。第二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首先应尽快立法废除现行的户籍制度，取消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依法确认农民工平等劳动者的合法身份；其次，强化劳动监察执法职能，严厉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和不按《企业最低工资规定》支付工资的行为；第三，建筑领域应认真遵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关于《切实解决建筑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通知》，用人单位必须以法定货币形式按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工资；第四，劳动监察部门应制定《农民工的举报和投诉办法》，规定举报和投诉的管辖、解决问题的专设机构、解决问题的期限等问题，为农民工的举报和投诉提供便利；第五，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应该将农民工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案件作为一项法律援助的重要内容，应为农民工追讨工资的诉讼提供法律援助。第三解决下岗职工就业问题；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并在提供实用技能培训、小额资金贷款、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方面加大力度；企业对他们也不能存在着“甩包袱”的想法，要积极帮助他们拓宽就业门路；而下岗人员自身也要调整好心态，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挖掘自身潜能，争取尽快重新融入社会。只有三者共同努力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就业问题是个关乎民生的大事，是能否稳定社会安定繁荣的一个基本保障。如何破解就业难问题，还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以及出谋划策。

第三篇：创新举措 破解拆迁难

创新举措 破解拆迁难

硚口区委研究室课题组

拆迁是项目建设的必要前提，也是城市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重要途径。硚口是一个老城区、老工业区、老市场区和城中村集中的城区，大力实施四大改造、以拆迁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是现阶段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大规模拆迁过程中，部分项目拆迁进展缓慢，引发大量信访稳定问题，拆迁工作已经成为当前影响发展和稳定全局的“天下第一难”。本文拟通过分析我区拆迁工作的现状和原因，借鉴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提出若干建议以供参考。

一、拆迁难的主要原因分析

近年来我区四大改造加速推进，拆迁规模不断扩大，2009年拆迁面积达到创纪录的100万平方米，超过前三年的总和。拆迁工作总体进展平稳，但仍有部分项目推进缓慢。与此同时，拆迁引发的稳定问题层出不穷。有的拆迁户在敏感时期进京上访，有的成群结队拉横幅堵马路，还有的围堵政府机关妨碍正常办公，一些基础建设项目和房地产开发项目也受到影响。今年1-12月，全区进京上访为146批、236人，其中因拆迁引发的进京上访达到29批、89人，因拆迁进京上访人数占全部进京上访人数的37.7%。拆迁工作逐步陷入被拆迁人、拆迁人和地方政府三方都不满意的局面，成为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拆迁难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政策层面，部分法规政策不配套、不合理

1、货币补偿标准滞后于市场房价的变化。拆迁房屋综合评估价，是由周边二手房价格、基准地价和周边新房的预估价等几方面价格综合评估得出的。在实际拆迁事务中，评估价格与快速上涨的市场房价相比往往偏低。

2、补偿标准不具体。《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但是并没有对“居住条件”的内涵和外延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3、一些优惠政策规定不尽合理。《拆迁管理实施办法》第二十八条对30平方米以下的极小户型规定了优惠政策，但是新建房屋的公摊系数（公摊面积/套内面积）远高于旧房，多补的面积被公摊面积抵消，被拆迁人感受不到优惠。而且优惠政策仅限于货币补偿。

4、对无证房和住改商房屋的规定不尽合理。有关法规规定，“拆迁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房屋拆迁按房屋使用性质进行补偿”。然而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量临街房屋由住宅用房改为营业用房，办理了营业执照、缴纳了各种税费，但未变更房屋使用性质；许多房屋由于历史原因或城市管理不到位而长期无证。在实践中如果按现有政策执行，极易引发纠纷，而且不合情理。

（二）体制层面，市区拆迁工作管理体制还不顺畅，权责利不匹配

年初拆迁工作目标由市职能部门下达，拆迁任务由区政府承担，年底要进行考核,责任下放了，相关的职权却没有匹配到位。对拆迁能否顺利推进至关重要的动迁安置房源，是由市职能部门调控，区级拆迁部门对上协调的难度很大，动迁安置房源很难落实。从今年11月开始，市政府已经将经适房的审批权下放到各区，这无疑将提高区政府对动迁安置房源的协调能力。下一步，建议将动迁安置房源的计划、规划和规模控制等权限一并下放，以便更好地适应拆迁安置工作的需要。

（三）客观方面，硚口困难群众和改制企业较多，增大了拆迁工作的难度和复杂性

1、困难群体较为集中。我区困难群体较多，拆迁改造的区域又主要是困难群体集中的地块。2009年拆迁户中困难群体约为20%，居住面积在30平方米以下的约为19%，安置起来特别困难。

2、困难改制企业较多。2003年以来我区先后完成国企改制145户。在拆迁中有些企业土地价格大幅上涨，已改制的企业职工纷纷要求参与分配这些溢价的资产，引发大量纠纷。2009年拆迁上访中涉及企业职工的约占14%，而且都是群体上访。

3、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配套较差。与其他中心城区相比，硚口的基础设施条件较差，特别是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目前经济适用房等安置房源主要位于西部地区，多存在配套不全、交通不顺、生活不便等现实问题。

（四）主观方面，部分干部对拆迁工作认识不足，创新意识、责任意识还不强

拆迁工作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还是民生问题、稳定问题，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但是，目前仍存在少数干部和职能部门对拆迁工作重视不够，工作创新意识、责任意识不强等问题，导致工作推进不积极，工作落实不到位。

二、对拆迁问题的基本认识

对拆迁行为性质的认识，直接关系到拆迁当事人的定位和拆迁方式的选择。我们认为，对拆迁性质的认识需要从发展的不同阶段来判断。在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土地私有制、早已完成城市化进程的情况下，拆迁主要是一种单纯的商业行为。而我国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又处在城市化的中期加速阶段，不能够简单地与西方发达国家类比。在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开发市场的条件下，严格区分商业拆迁与公益拆迁并不现实。当前拆迁涉及最为普遍的旧城改造，绝大多数兼具商业与公益的双重属性。一方面，旧城改造主要是依靠商业企业的市场化运作，是典型的商业行为。另一方面，对旧城区和违法建筑的改造建设以及重新规划建设，可以进一步优化与重组城区经济、社会功能，改善居民居住环境；可以调整和改进城市产业结构和布局，构建更为合理、高效、优质的产业链，增强城市资源集中优势和吸纳能力；短期内可能对被拆迁人的利益有所损伤，但其终极结果有利于提高城市整体竞争活力，被拆迁人也会从中获利，这就使得旧城改造具备较为明显的公益性特征。此外对部分困难拆迁户采取提供廉租房、经适房及保底面积的做法就更带有公共福利的性质，政府不能因为是商业开发而完全退出拆迁事务。

从实践来看，近期全国各地的拆迁工作也开始表现出政府主导、采用更加优惠合理的拆迁补偿标准和拆迁安置方式的新趋势。如2009年4月北京市开始实施新的市场评估拆迁补偿办法，拆迁款足以购买政府提供的限价房。西安市棚户区改造中，采取政府主导的方式，最大限度让利于民，赢得拆迁户的支持。2009年2月上海市出台了“数砖头加套型保底”制度，即居住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将以被拆除房屋市场评估价为基础，增加一定价格补贴和套型面积补贴。武汉市委书记杨松提出，征地拆迁必须以人为本，要树立“为民拆迁，拆迁为民”的指导思想，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当前我区正在全力推进的四大改造涉及的大规模拆迁同样具备商业和公益的双重属性，也应该按照政府主导、优惠利民的模式推进。在拆迁中应当把握好以下几个原则：

1、政府主导原则。更多地采用政府土地储备的模式推进拆迁，由政府主导，更加注重拆迁的规范性和公平性，将“生地”拆成“熟地”之后再进入挂牌出让程序。

2、保障居住条件原则。以被拆迁人的需求为导向，制定公平合理的拆迁补偿标准和拆迁安置方式，帮助被拆迁人解决实际困难，切实保障被拆迁人的居住条件。

3、利益均衡原则。拆迁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一次新的利益分配过程，要保持各方利益的基本均衡、对等。

4、守法原则。政府在坚持依法办事的同时，要加强对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双方面的监督管理，坚持在法律和政策的框架下开展利益博弈。对有些因政策和法律滞后而造成明显不合情理的，要采取社会救助、帮扶等方式予以妥善解决。

三、破解拆迁难的几点建议

在上述拆迁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向市委、市政府建言献策，提出有针对性、实效性和突破性的立法建议，促进法规政策逐步健全完善；另一方面要在现行法规政策的框架内，进一步推进思路创新、制度创新和举措创新，努力破解拆迁难题，加快拆迁进度，力求拆迁稳定，为硚口的未来发展拆出一片新天地。

（一）综合采取多种方式，加大实物安置力度

根据入户调查，平均约有92%的拆迁户愿意选择实物安置，这说明绝大多数拆迁户最大的需求还是居住的需求。实物安置是现阶段破解拆迁难、有效保障拆迁户居住条件的最重要途径。要综合采用就地安置、就近安置和异地安置多种方式，加大实物安置力度。同时研究制定梯度价格机制，引导拆迁户自愿外迁，适当减少中心城区的人口压力，为中心城区发展产业腾出更多的空间。

1、就地安置。对于开发面积较大、住宅比例较高、有条件就地还建的项目，优先就地还建。就地还建的好处是对拆迁户居住生活影响最小，最大限度地保障拆迁户的居住条件。可以借鉴华通置业公司安置模式，鼓励引导开发商与拆迁户达成协议，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约定10-20平方米的特殊优惠面积。由于房型的原因，除了“拆一还一”的面积外，多出的面积在特殊优惠面积以内的，按照成本价或同期经济适用房价格补交差价；多出的面积超出特殊优惠面积之外的，按同等商品房计价付款。

2、就近安置。对于地段很好、开发面积较小、公建比例较高、更适合产业发展的区域，可以采用“区域统筹，项目联动，集中建设，就近还建”的安置方式，在一定的半径内实行一个或几个项目就近集中还建。就近安置能够解决一些项目无法就地还建的难题，有利于拆迁户就近享受原有的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减少通勤成本，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同时整合利用还建资源，有利于城区功能布局优化。

3、异地安置。作为中心城区，异地安置方式可以有效优化区域产业布局，降低人口密度，有其必要性。但是相应的，对拆迁户生活条件的影响也最大，要充分考虑拆迁户异地安置后在区位交通、公共设施、配套服务等方面的损失，实行更加优惠的补偿政策，同时加快异地安置房源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二）坚持公平公正原则，不断完善拆迁政策

拆迁行为应当遵循等价、有偿等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在促进公共利益的同时，应尽量避免和减少被拆迁人牺牲个人利益，着力制定公平、公正、零负担的拆迁补偿政策。

1、确保拆迁补偿价格的公平合理。要按照物权法规定的“不降低居住条件”原则，采取市场价格机制，合理确定补偿价格。补偿标准、补偿金额要全程公开，坚持不乱开口子，确保先搬后搬一个价，保证拆迁公平，消除拆迁户的疑虑。

2、进一步提高奖励补助标准。目前我区各种奖励补助政策为10000-20000元不等。为提高拆迁户的积极性，建议进一步提高奖励补助的标准，通过增加奖励，弥补当前综合评估价的不足，减轻拆迁户购房的负担，鼓励拆迁户早签约、早搬迁。

3、变“拆一还一”为“拆一房还一房”，实现拆迁“零负担”。实物还建“拆一还一”（拆多少面积还多少面积）对于房屋面积较大的拆迁户可以适用，但是难以解决极小户型（30平方米以下）困难群众的居住问题。即使制定了约定特殊优惠面积这样的优惠政策，需要补交的差价也给困难拆迁户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建议借鉴外地经验，对符合特定条件的极小户型困难拆迁户，实施“拆一房还一房”政策，即该困难拆迁户可以得到我区已建成的最小面积安置房一套，而不需要补交任何差价，真正实现拆迁安置“无缝对接”，拆迁户“零负担”。这样的让利一定可以让困难拆迁户乐意搬迁、盼望搬迁。

（三）统筹解决与拆迁相关的其他问题

对我区拆迁中出现的各类共性和个性问题，要加强调查研究，借鉴实践经验和外地成功模式，采用各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措施加以解决。

1、特困群体的拆迁安置。针对我区大量存在的残疾人家庭、双下岗家庭、特困户等特困弱势群体，应当着力解决其拆迁后的实际困难，体现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一是要按照前述最优惠的拆迁补偿标准进行补偿安置；二是应当统筹组织民政、劳保、卫生、教育、街道、社区等相关部门，尽量为其解决拆迁后的就业、就医、就学等各方面实际困难，减少拆迁对其造成的不利影响，通过拆迁改善其生活居住条件。

2、涉及改制企业内部矛盾的处置。要慎重处置这类问题，防止发生群体性事件。可以借鉴原利商公司矛盾处置模式，通过做改制企业的工作，促成企业领导层主动拿出一部分利益，与在改制中利益受损的职工以及目前生活困难的职工分享。在操作中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对多年前完成的改制持基本肯定态度，在当时改革摸索的大环境下，程序瑕疵在所难免，不能因此而否定改制的结果；二是在职工的利益分配上，要注意保持利益均衡，避免产生新的矛盾；三是对在改制中受益的企业领导，要讲究工作技巧，软硬兼施，让其认识到分享部分利益的必要性。

3、“住改商”经营用房的处置。针对汉正街市场中大量存在的有合法营业执照并按规定上缴各种税费、但未登记变更房屋使用性质的“住改商”房屋补偿标准无法反映房屋真实价值的情况，应当本着尊重现实的原则，通过与开发商协商，在房屋评估时，根据具体情况适当提高“住改商”房屋的拆迁补偿价，对上述“住改商”房屋按照有证门面的一定比例给予补偿。在实践中采用的补偿标准是60%-70%，应该用文件或其他方式将该标准固定下来，使得今后的拆迁中处置类似问题有明确的政策依据。

4、无证房屋的处置。对于历史遗留的无证房屋的处置，要坚持依法办事，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予以部分补偿或不予补偿。但是对于确有困难、一旦拆迁就无房可住的拆迁户，应当本着有情操作、拆迁惠民的原则，争取廉租房或经济适用房来解决；特别困难且符合条件的拆迁户，还可适用前文提到的“拆一房还一房”优惠保底政策。

（四）强化依法意识，规范拆迁行为

在拆迁工作中，政府必须坚持依法行政，强化自律意识，加强自我约束，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推进拆迁。同时，加强对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双方的宣传教育和监督管理，着力防止和及时纠正违法过激行为。一是依法处置钉子户。对于存在思想误区，想要通过拆迁一揽子解决家庭矛盾，而提出不合理要求的拆迁户，要充分发挥街道干部、社区群干的作用，切实做好思想工作，通过耐心细致的宣传解释，引导他们理解国家的拆迁政策，走出思想误区，同时尽可能帮助其解决就业、就学、就医等各方面实际困难，减少拆迁阻力。对于个别依仗关系顽固抵制拆迁，想要以此发财致富的“强权”人物，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可以借鉴外地做法，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采用纪委介入、强化组织纪律、所在单位施压以及在一定范围内公布等各种手段进行约束，千方百计打压他们的气焰，避免在拆迁户中造成恶劣的负面影响。对于以上手段都不奏效，且严重影响拆迁进程的钉子户，应当严格依照法律程序，采用行政强拆、司法强拆等法律手段，予以强制拆除。同时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取得强拆一家、宣传一片、带动一片的效果。二是严格监督拆迁人。要坚决禁止和杜绝违法拆迁，防止拆迁人受利益的驱动，采用暴力拆迁、野蛮拆迁等不合法手段对被拆迁人施压。近期发生的辽宁拆迁户杀死拆迁人、重庆等地拆迁户自焚等恶性事件提醒我们，要始终坚持依法拆迁，加强对开发商和拆迁公司的监管，保护处于弱势一方的拆迁户的合法权益。对钉子户也要采用合法的手段进行处置，不能图一时之快而埋下不稳定的隐患。

第四篇：破解民事送达难调查报告

破解民事“送达难”的实践与思考 发布时间∶2011-2-9 9:06:38 三门县人民法院课题组

送达工作是诉讼程序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中间环节，送达周期过长将直接导致案件审理期限的延长。随着法院受理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解决送达难问题显得更加紧迫。近年来，三门法院就提高送达效率保障审判工作的高效运转进行了不断地探索，2008年7月成立司法警察送达中队，专门负责民商案件送达工作。通过近两年来的探索与努力，“送达难”问题得到了较大的缓解。一、三门法院破解送达难的实践探索与成效

（一）实践探索

1.改革送达机制

（1）将送达工作归口法警大队，成立送达中队。2008年以前，三门法院曾经尝试由立案庭集中送达和分散到各庭室自行送达等模式，但效果不明显，有些案件的送达周期长达3个多月。送达周期的长短直接影响审判效率，因此有必要将送达工作作为提高审判效率的重要一环，积极探索提高送达效率的做法。当时，三门法院有司法警察15名，但每年刑事案件仅为300件左右，如果仅让法警行使刑事审判保障这一职能，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警力的闲置。根据实际情况，为实行优化组合，合理配置人员，该院于2008年7月将法警大队分成警务、执行、送达三个中队，送达中队专门负责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的送达工作。送达中队配备5名工作人员，由司法警察大队1名副队长担任送达中队中队长，另4人分成两组，每组由1名驾驶员和1名填发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员组成，分别送达民一庭和民二庭的案件，并固定二辆警车专门用于送达。

（2）建立合理有效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送达中队的工作人员虽然责任心都很强，但如果没有合理有效的考核和激励机制，长此以往，也极可能消减他们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反之，有效合理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则能进一步激发送达人员的积极性，取得更好的送达成绩。

一是每月考核通报。将送达组分成两组，分别负责民一庭和民二庭案件的送达，并且每月将各组的送达周期、当天送达率予以张贴通报，使各组在相互比较中共同提高送达效率。院长在全院干警大会上及每月的中层干部会议上对送达情况进行通报，每次当他们取得好成绩时，都及时给予肯定和表扬，勉励他们再接再厉，再创佳绩，使送达人员在精神上得到极大鼓舞。

二是在福利待遇及考勤方面相对倾斜。给送达人员每月发放100元误餐补贴，给送达的驾驶员发放兼职驾驶员补贴。取消对送达人员的上下班考勤。该院的考勤制度要求每位干警包括院领导上下班均要打卡，政治处每周都要进行通报，迟到早退的均要被扣除奖金。院领导考虑到送达人员送达时间的特殊性，不要求对他们进行上下班的考勤，使他们能有充分的自主权，更有效地安排送达时间。

三是以制度促使业务庭室对送达工作积极配合。该院的《岗位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对各业务庭室的审判效率进行量化考核，审判周期的长短直接影响评先评优和奖金的发放。因送达时间的长短直接影响审判周期，民一庭、民二庭自然会对送达工作积极配合。案件承办人员会尽量提高庭审质量，尽量一次开庭结案，并努力做到当庭宣判，当庭送达裁判文书，不能当庭送达的，则当庭确定领取裁判文书的日期或自行邮寄送达裁判文书。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确定宣判日期后，若到期不领取裁判文书的，宣判日期视为送达日期。对于需要二次开庭的，则在第一次开庭结束后马上确定二次开庭日期，并当场送达开庭传票。业务庭的积极配合有效减轻了送达的压力，提高了送达效率。

2.创新送达方式方法

（1）明确送达流程。送达人员在送达前仔细研究当事人的起诉状及相关卷宗材料，全面掌握当事人情况。能够电话联系的，通过电话通知其前来领取法律文书，对于不愿前来领取的被告，耐心地做好说服工作，或问知具体送达地点后采取邮寄送达；无联系电话但居住地址明确且在家的，联系村委会、驻村干部等，让村干部通知被告来法院领取或直接上门送达。

（2）发挥法院信息管理系统的作用。因很多当事人在法院的案件不止一个，而经过法院处理的案件，信息管理系统里面都有详细的记录，所以送达人员在接到案件之后，往往先查一下信息管理系统，如果该名当事人曾有案件在法院，对当事人的具体住址和联系方式能作进一步的了解，以便更快、更准确地找到被送达人。

（3）加强与原告的沟通，认真查实被告住址。对于被告住址不准确的，主动与原告联系了解情况；对诉状上被告地址不明确或范围太大的，通知原告到庭确认送达路线，仍难以明确的，由原告带路配合送达。

（4）集中分片，统筹送达。将同期所受理的案件按照居住范围进行归类，采取集中送达，以提高送达效率。

（5）送达过程中以理服人。针对部分当事人因不懂法律，对送达不配合或抵触的情况，对他们晓之以法，以理以情耐心说服。在思想工作实在做不通的情况下采用留置送达。根据实际需要，送达人员送达时改着便装，将警车停在村外或较远的地方，做到不当众要求当事人签收，取得当事人的理解和配合，完成送达任务。送达人员是第一个接触案件当事人的人，送达人员的素质好坏直接关系到法院的形象。在送达时有的案件当事人往往对起诉人或者法院有意见，在送达人员面前或发牢骚或抱怨，此时送达人员做到耐心倾听当事人的心声，并适时做好解释工作，缓解当事人的矛盾和怨气，使其心甘情愿地来法院参加案件诉讼，并树立了法院在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6）灵活安排送达时间。对因工作性质无法正常送达或故意躲避送达的被送达人，安排专人，实行午间、夜间、节假日送达。农村当事人为了生计，大部分是早出晚归，上班时间送达，见面率较低。针对这部分当事人的特点，送达人员采用打“时间差”、灵活安排出发时间，错开他们外出时间，提高见面率。有些案件，当时没有找到当事人，但经了解，当事人或其成年同住家属确实需回家吃饭，送达人员就来个“守株待兔”，既避免了送达人员再次的车马劳顿又节约了法院有限的办公经费。

（7）巧借社会外援力量。一是巧借村干部力量。三门县城市化建设规模尚小，涉诉当事人大多为农村群众，因此在原告无法提供被告联系方式的情况下，送达前先联系农村村民委员会干部，确定当事人的去向。送达人员每人均带有村干部联系电话的小册子，随时方便联系村干部。村干部一般对所在村村民的基本情况较为了解，在与村干部联系时，得知被告外出打工等地址不详的，则在外出送达之前先制作好公告，送达时只要做好相关笔录即可当场在村里张贴公告，既可避免找村干部调查取证难，又可避免调查清楚被告下落后又要回法院制作公告，再往返张贴公告的麻烦，提高了送达效率，又节省了审判资源。原有仅依靠法院力量，有的案件要往返五、六次之多才完成送达，借用村干部力量后，绝大部分的案件均一次性送达完毕。二是巧借金融机构的力量。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当前整个社会经济不是很景气的情况下，三门法院受理了很多金融借款合同案件。这一批案件在起诉到法院前，绝大部分案件都经过金融机构自行催讨过，他们往往掌握着当事人的很多信息，比如工作单位，家庭住址，有无外出情况等等。他们在催讨无果或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情况下，才起诉至法院。送达人员送达前先和金融机构取得联系，向他们询问被送达人的具体情况，必要时让他们带路，从而提高送达的效率。

（8）充分发挥送达地址确认书的作用。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是指当事人在起诉或者答辩时向人民法院填写并确认送达地址的一种诉讼文书。它既是人民法院向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的重要依据，也是当事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重要依据。由当事人自己申报或确认送达地址，并由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既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当事人为促进诉讼应当承担的义务。因此，三门法院在案件审理或者向当事人送达的过程中，尽量让当事人签署该文件。当事人签署后，按照当事人确认的邮寄地址进行送达，如果无法查找到该当事人或者当事人拒收，则视为当事人自己放弃了权利，都将产生视为送达的效果，为法院的后续送达节约不少的资源。

（二）取得的成效

三门法院通过成立送达中队，完善考核和激励机制，不断创新送达方式和方法，在破解送达难的道路上不断摸索前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自2008年7月成立送达中队以来，至2008年12月底，半年时间内共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2300多人次，平均送达周期为3.83天。自2009年3月份开始，当天送达率一直保持在65%以上，此后这个数据不断刷新。2010年1月至5月，送达效率进一步提高，为民商事审判效率的提高奠定基础。2009年、2010年的送达情况具体见下表：

时间 送达案件

数（件）送达 人次

（人）当天送达案件数（件）当天送 达率

（%）平均送达周期（天）

2009年 933 2793 518 55.5% 1.63 2010年1-5月 363 580 337 92.84% 0.09

注：当天送达按0天计算。

二、民事送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三门法院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对破解民事送达难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所采取的措施并不能完全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送达难”问题。民事送达过程中仍存在着较多的困难。

（一）制度不完善

1.留置送达的要求过于繁琐，实际操作困难。在直接送达时，当事人拒收的，根据民诉法第79条规定，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的代表见证。但是，在实际送达中，有的基层组织或单位人员要么找不到，要么找到了也不愿意来，来了也不愿意见证，所以，留置送达实际操作中严格依法的难度较大。

2.委托送达难。送达难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受托法院也存在送达难的问题。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委托送达的期限和法律责任，出现了受托法院久拖不送的情形。

3.邮寄送达不完善。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虽然方便了送达，但因该司法解释未赋予邮政机关送达人地位，所以无法对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进行留置送达。另外，邮政机关在对待送达上，也存在敷衍了事的情况，有时可能还影响了送达的效率。

（二）制度以外的问题

1.直接送达困难。因职业变化、拆迁、搬迁等导致的地址更迭现象频发，致使起诉时原告按照要求提供的被告户籍证明或工商登记证明上所载的地址有时与被告实际居住或经营地不一致。

2.当事人主观因素逃避诉讼拖累法院送达工作。由于部分当事人明知无法履行合同，参加诉讼也必然面临败诉的结果，因此就通过不接受司法文书、离开经常居住地、注册地等方式，恶意逃避法律责任。

3.社会支持配合不够，又苦无强制措施。个别当事人单位不配合法院送达工作，不愿提供当事人有效的地址、电话。

4.制作公告送达笔录难。对于城镇居民，多数左邻右舍互不相识，他们无法证明当事人外出且无法寻找的事实，而城镇居委会对于城镇居民的情况不像农村村委会对农村居民那样了解，他们无法也不愿意证明当事人外出且无法寻找的事实。送达人员往往只能在数次送达后在案卷中记明经过再采取公告送达。

5.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有的原告“一诉了之”，认为送达是法院一方的事情，与其无关，不积极寻找被告，也不积极配合法院送达；有的被告在送达法律文书时，拒绝接受，以为未接受法律文书即不发生任何法律效果。

三、破解“送达难”的立法完善建议

要从根本上解决“送达难”问题，笔者认为，应在立法上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明确送达的主体

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送达的主体，司法实践中，一般由书记员或法官送达。针对“送达难”的现状，笔者建议，法院所有工作人员，包括法官助理、书记员、法警等都可以成为送达主体。同时赋予邮政机关送达人地位，比如，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第124条中规定，“送达，由法院书记官交执达员或邮政机关行之。由邮政机关行送达者，以邮差为送达人。”

（二）确立新型送达方式的效力

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与成熟，应明确电子邮件、互联网等电子手段送达诉讼文书的效力。台湾“民事诉讼法”第153-1条也规定“诉讼文书，得以电信传真或其它科技设备传送之。”

（三）改革委托送达

应当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受委托法院应在指定的期限内完成送达，没有完成的，应在指定期间内告知委托法院原因。二审法院的诉讼文书应直接送达，或交邮政机关邮寄送达，尽量减少由一审法院委托送达，因为二审案件的当事人对一审案件的法官可能存在对立情绪和猜疑心理。

（四）严格转交送达

及时把诉讼文书转交给受送达人签收是《民事诉讼法》第81条、82条所规定的机关和单位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因此，这些机关和单位应严肃认真，及时承担转交诉讼文书的义务，确保受送达人的诉讼权利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对拖延时日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在今后的立法中应规定其承担相应的责任。

（五）填补送达的法律漏洞

在《民事诉讼法》中，一些相关的规定值得完善。一是取消留置送达需要基层组织、单位见证的规定，加快送达进度。台湾的“民事诉讼法”第139条规定“应受送达人拒绝收领而无法律上理由者，应将文书置于送达处所，以为送达。”可以作为参考。二是应当规定指定代收人、法定代收人制度。对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变更住址，或外出的，必须向法院指定其代收人。未指定的，法院将诉讼文书交付邮寄即使被退回也视为送达。三是规定送达推定制度。对当事人提出上诉、承认收到诉讼文书等情形应当视为收到原诉讼文书。

课题组成员：郑东、马永飞、叶信闪、陈亚利

二O一O年八月二十三日

第五篇：破解扶贫贷款难问题

破解扶贫贷款难问题

笔者近期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即建档立卡贫困户申办扶贫小额贷款难、银行资金放贷难，出现贫困户急需用钱而银行钱用不出去的现象，影响了精准扶贫进程。

要破解扶贫小额贷款难问题，就要找出银行资金难以贷出的原因。

银行按照其规定的贷款程序，在进行扶贫小额贷款的信用等级评定时，因很多建档立卡贫困户不符合准入条件而无法放款。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贫困户无明确的生产经营项目，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不具备清偿贷款本息的能力。

二是贫困户户主年龄超过了60岁，不符合银行规定的20～60岁之间可贷款条件。

三是少?灯独Щг谧窦褪胤ǚ矫娲嬖谖侍猓?有的资质信誉度不够，有的存在不良信用记录。因此，通过不了银行信用等级评定，扶贫小额贷款申办不下来。

破解扶贫小额贷款难问题，需要多管齐下、对症下药。

首先，当地政府和单位驻村工作队应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对贫困户进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资助其发展种植、养殖、加工、服务等扶贫产业，并形成一定的生产经营规模，达到可贷款的条件，具备充足的贷款偿还能力。其次，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户主可以易名，改成家庭其他年龄在20～60岁之内的家庭成员，让符合条件的成员办理小额扶贫贷款手续。

最后，当地政府应出台精准扶贫优惠政策，设立精准扶贫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对精准扶贫小额信贷、贫困户危房改造贷款、异地搬迁贷款等给予免息补偿，以减轻银行的压力，防控贷款风险，降低银行贷款门槛。

（作者单位：湖北省赤壁市财政局）

责任编辑：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