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 日本民族工业

第一篇：战后 日本民族工业

战后日本保护民族工业的基本政策经验研究

林晨辉

战后的日本经济陷于崩溃和破产境地，但经过20 年左右的发展，到70 年代初，日本便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战后日本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成就，最关键的一点是日本政府始终坚定不移地采取有效措施实行保护和扶植民族工业的基本政策，使其免受先进国家不平等竞争的冲击和威胁，安全地度过成长时期，奠定经济高速发展和经济结构高级化的产业基础。主要做法是贸易保护和限制外资并举，突出对外资进入的限制政策。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抵御进口产品对民族工业的冲击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决定保护和扶植本国民族汽车工业，选择了以资本密集型的、吸收就业人口能力大的重、化学工业化为主的经济发展路线。战后日本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一方面是为了抵御外国进口产品对本国民族工业的冲击，另一方面是为了给本国民族工业在幼小阶段创造一个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成长环境。从50 年代到70 年代，与本国民族工业以及整个经济实力状况和国际形势相适应，日本的贸易保护政策经过了从全面保护转向有选择地保护的调整和变化，在具体措施上经历了从管制措施为主到关税措施为主，再到非关税措施为主的三个阶段。

（一）战后初期采取以外汇配额制度为主要手段的进口管制措施。日本政府 1949 年制订的《外汇及外贸管理法》，规定实行外汇配额制度，管制进口。日本通产省在执行过程中，尽一切力量减少成品进口，特别是那些直接与日本制成品竞争的商品进口，为日本民族工业战后的恢复创造了必要条件。作为行政管制措施，外汇配额制度是50 年代日本贸易保护政策的主要手段。

（二）从 60 年代开始采取以关税措施为主抑制进口的贸易保护政策。进入60 年代后，由于国际压力，以外汇配额制度为基础的进口管制措施被迫废止，关税成为抑制进口的主要手段。日本政府于1961 年进行了一次关税制度的重大调整，把税收项目由原来的900 多项增加到2200 多项，并提高了关税税率。随着日本先后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加上对外贸易出现顺差，关税保护措施也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贸易摩擦日益严重，日本不得

不加快实施所谓贸易自由化政策。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仍然采取多方面措施继续利用关税壁垒对民族工业实施保护。一是有意拖延，尽可能推迟贸易自由化的实施时间。二是根据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状况陆续有计划地开放，扶持成熟一个开放一个，用实行贸易自由化的产业掩护继续保护扶持的产业。三是利用有效保护与名义保护的差别来实行保护。日本对工业

产品的保护性关税壁垒一直持续到70 年代中期才基本拆除，但农产品的关税壁垒仍在继续实行，实行保护的农产品多达24 种。

（三）强化以非关税壁垒为主要手段的贸易保护政策。从 70 年代后期起，日本产业面临的主要竞争威胁从发达国家逐步转向赶超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和一些传统工业产业，这些国家或地区已经不仅在本国市场排斥日本产业和与日本争夺第三国市场，而且开始直接进军日本市场。因此在实行贸易自由化后，日本并没有完全放弃产业保护政策，但保护从关税壁垒转向了越来越高的非关税壁垒，如提高卫生检疫标准。排污标准等商检标准，强化行业组织等。

采取限制和排斥外资的政策，把强大的外国竞争对手拒之国门之外与大多数国家鼓励外国投资的政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一向对外国企业在日投资采取限制和排斥政策，这实际上是日本产业保护政策从商品领域向资本领域的延伸。战后初期限制措施最为严格，到60 年代中后期和70 年代开始有所松动。日本外资政策由严格限制到有控制地有限开放的调整和变化，都是以日本民族工业对保护的需要程度为基础的。

（一）战后初期规定了严格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的审批条件和程序，把引进外资和与外资合作的权力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日本政府于1950 年颁布了“外国资本投资法”，规定引进外资项目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和筛选，要求引进外资要有利于改善日本国际收支状况，有利于日本国内重点产业和公益事业的发展，不得冲击国内中小企业，扰乱产业秩序。该法规定了外资进入的两条认可标准和一条不认可标准。认可标准是：有助于直接或间接改善国际 收支者；可直接或间接对发展重要产业或公益事业做出贡献者。不认可标准是：认为将对日本的经济复兴产生恶劣影响者。日本对外资进入的这种限制政策是进行了多方面利弊权衡后的结果。50 年代初期，日本的资金积累能力并不能，外汇严重短缺，引进外资显然有助于解决当时经济发展的困难。而且当时日本的技术水平也远落后于欧、美，引进外资还有助于技术水平的提高。但日本政府认为，一时之利可以会带来长远之弊，在经营资源和经营规模上拥有明显优势的外国企业

在日本大量直接投资，必将导致本国企业被兼并、收购，从而妨碍本国产业和独立技术的发展。日本政府还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把引进外资或与外资合作权交给企业，在市场导向下，企业将难以避免图短利而招远祸。因此，日本政府决心采取限制外资进入日本的政策，并把控制权牢固地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对引入外资的审批标准，对外只有上述的原则界限，并无明确细则。因而其中政府的权力余地相当大。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政府进行了极为严格的控制。在具体的审批过程中，日本往往附加极其苛刻的条件，而且故意拖延审批时间。在 50 年代，几乎没有外资企业能获得投资许可。60 年代，在实行了“日元股票自由购买制度”后，政府的控制稍有缓和，开始有少量外资流入。但外资直接投资的进展仍极为缓慢。

（二）在民族工业国际竞争能力大为增强的条件下，日本政府迫于国际压力才逐步对外资实行严格控制下的有限开放政策。到

了60 年代中期至70 年代，日本国内产业基础已相当雄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大大提高，国际收支状况也得到改善，1965 年日本对外贸易首次实现由逆差向顺差的转变。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迫于强大的国际压力，不得不宣布分步骤陆续实行所谓“资本自由化”。但是在具体做法上，一是与贸易自由化措施一样，资本自由化的实施也是采取拖延战略；二是针对不同产业情况规定所谓自由化比率；三是加强对国际交易中违法行为的控制，特别是针对外资项目强化反垄断法的执法；四是在开放外国投资的过程中推动国内大型企业的合并和业务协作。在制定《资本自由化实施标准》后，日本从1967 年至1975 年分五次实施逐步放宽外资政策的资本自由化措施。但是到80 年代初期，农林水产业、矿业仍然只准在外资比率不超过50％以内实行资本自由化。日本放宽对外资进入日本的限制是有条件的。开放投资的过程是以保护主义为基调的，对外资由限制到逐步放宽，所依据的标准最主要的是日本的经济实力。

（三）战后初期引进外资以借款为主，后来有限开放证券投资，引进外资的方式严格限制在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上，使外国出资者与日本企业实际经营保持尽可能严格的隔离。1950 年至1965 年的15 年间，日本引进外资的方式大部分是借款，主要是通过银行，少量是由银行担保、由企业直接借人。这一时期引进的各类外资总额仅46.43 亿美元，平均每年只有3.1 亿美元，而且其中绝大部分是间接融资，占94.12％。在间接融资中，以外国贷款为主，总额达31.32 亿美元，占71.1％。

从 1968 年开始，以证券投资的方式引进的外资有所增加，直接投资也略有增加，但大部分却是经由市场的股票投资。1956 年至1965 年，日本引进的外资总额中公司股票占17.3％。1966 年至1969 年，引进外资中公司股票比重上升到48％，1970 年至1973 年进一步上升到72.3％。战后日本采取限制和排斥性的外资政策，主要的原因是基于产业安全的考虑和自身产业

结构的选择日本在经济赶超过程中，并不是不需要资金和外汇，实际上日本长期受到资金和外汇不足的困扰。必要的进口和技术引进都需要巨额外汇，从1956 年到1973 年，日本共计进口商品2015 亿美元，引进技术支出近43 亿美元，合计2058 亿美元。这相当于同期日本总积累的24％。从战后初期到1965 年，日本的国际贸易一直处于逆差，要支付这样一笔资金并不容易。如果加上日本当时国内大规模经济重建和后来实行的以资金密集型的重化学工业化战略，资金总的缺口是相当巨大的。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为什么不仅不鼓励引进外资，而且对外资的进入实施世界上少有的严格限制，通过各种政策手段长期排斥那些企图向日本进行直接投资的外国企业？产业安全的考虑和产业结构的选择是两个最重要的原因。

（一）防止引进外资所带来的外国资本对日本产业和市场的垄断与控制。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大的担心就是国际垄断资本把日本尚处在幼小阶段的产业扼杀在成长过程中。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重视民族资本的纯洁性的习惯根深蒂固，同时看到美国巨大的跨国公司迅速打进并占领西欧市场的先例，认为一旦跨国公司登陆日本，那用不着多久，经营权就会被夺走，市场被占领。另外，日本要靠“国际贸易立国”，要把商品输出到海外去，是绝对不可能甘于依附外国资本的。

（二）防止外国资本的利润汇出造成日本经济发展的利益流失和对日本国际收支的冲击。外国投资最终是要取得利润的，日本人担心当外国资本把在日本取得的大量利润以投资收益或上缴总公司的形式向外汇出时，造成利益流失，使日本在国际间的利益分配上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同时，担心外国资本的大量利润汇出造成的外汇流出导致国际收支恶化。

（三）防止因引进外资强化日本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关系，丧失产业技术进步的主导权。日本人始终认为，外国资本投资建立的子公司不可能在资本输入国积极开发技术和产品，最新技术和产品的研制主导权一定掌握在母公司手里。

（四）防止日本产业政策的贯彻受到影响。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历史上形成的社会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取向具有排斥外来和内部协商的机制。日本产业政策在贯彻过程中的基本手段之一就是实行所谓“官民协调体制”、“劳资协调体制”、“行业组织协商体制”。如果在企业构成中有一定比重的外国企业存在，这种内部协商的政策贯彻方式就将受到严重威胁。产业政策将难以收到理想效果。而且，通产省的多数人认为，如果在战略产业部门，民族企业和外资企业展开竞争，进行混战，诱导性的产业政策就更难以推行了。

（五）产业结构的战略选择也决定了日本不可能鼓励引进外资。日本所要扶持与发展的重点产业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它们并非是当时发达国家正在转移出去的产业，而刚好是将与资本输出国在获取国际比较利益方面竞争的产业；二是日本在这些产业的发展上并无特殊 自然优势。这样，外国资本不会集中向日本希望的产业投入，也就是说通过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不可能满足日本的结构选择要求。实现这些产业的发展，只能靠政府政策扶持下的自我积累。在拒绝引进外资的情况下，日本通过高积累、盘活存量和借用少量多边或双边的优惠贷款三种基本途径，解决了工业化过程中资金紧缺的难题。日本人素有高储蓄率的传统，再加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抑制消费的政策，使日本在赶超过程中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远超过其他发达国家。通过固定资产特别折旧制度和大力发展金融业等办法。盘活用活国内存量资金。另外从世界银行和美国进出口银行借用少量贷款。研究借鉴日本经验，对我国民族工业实行保护和扶植并重的政策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的改革和发展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我国在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上也存在着一定的盲目和失控现象，对

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民族工业受到进口和外资企业的双重冲击陷入相当困难的境地。

借鉴日本的经验，进一步完善产业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保护和扶植我国的民族工业，已势在必行。

（一）要制定以实现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的国家战略。作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我国要实现现代化、成为世界一流强国，除了赶超别无选择。日本当初缺乏重化工业基础，但却能作出重点发展重化工业的果断战略选择。我国经过四十多年努力早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

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具备雄厚物质基础，比日本当初更有条件实施赶超战略。

（二）尽快明确对民族工业实行保护和扶植并重的政策。许多人主张不保护落后，国内企业应当推向国际市场，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发展壮大自己。问题是，我们民族工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实力悬殊。在这种情况下盲目去跟人家竞争，就如拿鸡蛋去碰石头。正因为我们落后，所以才需要保护。我们自己不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发善心来保护我们的民族工业的，遵循优胜劣汰法则的市场机制也不会自动为我们的民族工业提供保护的。

（三）加强对外政策与国内政策之间的衔接和协调。日本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在采 取对外政策行动之前，都要全面、深入地评估这项政策行动对国内产业和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同时，把对外经济政策作为实施国内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手段，根据民族工业发展的需要适时确定和调整有关的对外经济政策。我国应当借鉴这一经验，加强对涉外政策的综合平衡和协调，防止对外政策与国内政策的脱节，更好地使对外政策为国内经济发展服务。当前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各种努力应当充分考虑民族工业的现状，并与国内做好衔接，进一步为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做好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环境的各项准备工作提供必要的政策安排、组织引导和特殊支持。二是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考虑保护民族工业的需要，搞好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衔接和协调，保证进口

不构成对民族工业的威胁。贸易政策的关税和其他非关税手段应当作为国家产业政策的工具

来运用。此外，应当尽快制定反倾销法律，加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涉外执法力度。

（四）进一步加强对引进外资的规模和项目构成的宏观控制，加强对大型跨国公司的在华投资活动和在华外资企业经营活动的管理。日本对特大型跨国公司投资的态度历来是“敬

而远之”，外国企业想把日本尚处在幼小阶段的民族工业扼杀在成长过程中，使日本成为外

国资本的附属物。日本人对于外国投资所能带来的技术引进不抱任何幻想。我国最近几年的经验也表明，引进外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产业技术差距问题。当前应当进一步完善

外商投资导向目录，完善项目审批制度，把宏观经济紧缩政策的重点调整到利用外资上。尽

快制定反垄断法，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维护国内市场正常的国际竞争秩序。__

第二篇：读《战后日本外交史》有感

题目：读《战后日本外交史》有感

院系：历史文化学院 专业：历史学 班级：11级历史汉班 姓名：梁永辉 学号：20111104545

读《战后日本外交史》有感

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沉重灾难之后,人类社会本应享受更多的安宁与和谐,但令人遗憾的是却进入了东西方政治与军事全面对峙的冷战时代。对这种形势发生重大影响的,无疑是个别大国推行的对外政策。宋成有、李寒梅撰写的《战后日本外交史》重新审视了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与时代气息,称得上是冷战结束后中国学者以全球视角研究日本战后外交的代表性著作。

《战后日本外交史》第一编占领时期对美一边倒外交路线的确立。战后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彻底失败,英法力量受到削弱,殖民主义体系瓦解，近代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被打破，欧洲的影响开始下降，亚洲的影响将要上升。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美国以盟军的名义对日本进行了单独占领、并实施以服从美国的全球利益为目标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一系列改革，成为日本战后民主化的主潮，给日本乃至国际社会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战后日本外交史》始终把握了这样一种趋势：以美苏为两极的新大国强权政治代替了凡尔赛体系的旧的强权政治，两极的矛盾与斗争在世界范围内以多种形式全面展开，成为影响战后国际关系的主导因素。在这个大背景下,日本外交被纳入美国全球战略的框架内，是为冷战服务的亦步亦趋的追随外交。该书在探究日本外交活动的宏观国际环境的同时，还探究了日本国内领导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问题。由于美国对日占领并左右其外交政策，自吉田茂内阁起，日本依托美国的庇护寻求自己的发展已成为其外交的既定方针。

第二编是对美一边倒追随外交路线的局部调整。在这一阶段，单纯地由美国支配的外交路线越来越受到国内的反对与批评，同时由于国内经济恢复和增长，因此出现了对美日关系框架内的局部调整。比如“自主外交”的提出，以增加日本的自主性，试图减少美国人控制的势力。

《战后日本外交史》对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特别重视。例如在《日中关系的进展与挫折》一章中作者所提到的为推进日中关系正常化而辛勤工作的日本友人不下数十人, 面对日中关系的低谷，更多的日本友人却逆流而上为改善日中关系而努力。他们当中有政治官员、国会议员、新闻记者、学者和工商业巨头，活跃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前的民间外交中，为推进日中关系的发展扮演着十分重要的社会角色。

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是该书着力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认为，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修复与改善关系，是在东西方冷战体制形成的大背景下实现的，既有追随美国政治路线、作为向其讨价还价的政治砝码的一面，也有渴望获得东南亚资源与市场的现实考虑。作者具体地剖析了日本与东南亚的复杂关系，为读者理清了日本外交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今天对日本问题的研究。

第三编是走向自主外交阶段。到6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国内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生产总值、对外贸易、黄金外汇储备等急剧增长，日本领导人对走向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自主外交踌躇满志。因此，日美关系进入了一个难以逆转的新阶段。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本编富有特色的内容。在本编中，读者可处处感受到日本为走向自主外交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更感受到中日两国领导人为实现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第四编是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等距离、全方位外交阶段。70 年代在保持日美特殊同盟关系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开展与中国、苏联、东南亚、大洋洲、中东和欧洲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外交活动，以树立作为经济大国的国际形象；同时强调自主性，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了自己的独立看法与行动，如抢在美国之前恢复与中国的邦交关系，增加对第三世界的对话和援助, 加强同中国、东盟的协商与合作等等。作者探讨外交中的多边关系，实质是在探讨一种全球机制，在国际活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是相当富有教益的。但是作者也指出，无论“全方位自主外交”还是“多极自主平衡外交”，日美关系仍是日本对外政策的核心部分。

第五编是走向分享世界领导权的大国外交阶段。进入80年代，日本成为全球性经济大国之后，已不满足于以往的“多极自主”、“ 等距离” 和“全方位”的外交方针，力图以“西方一员”外交来取而代之，担更多的国际重任。该书指出，在国际社会抵制苏联势力南下与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联合行动中，日本“旗帜鲜明地加入到对越南的抵制与制裁的行列”，主张召开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愿意在资金、技术和其他领域加强与东盟国家的联系；日本越来越多地插手世界热点地区与热点问题，突出日本在当今世界的大国地位；1987年以来，日本军费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军费投资大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国的整体形象。

读罢全书,感到《战后日本外交史》有两个显著特色：一, 视野广阔, 取材宏富。该书并没有局限在传统的政治外交, 而对当今高科技时代经济规模与质量、人力资源与素质、科技水平以及综合国力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也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特别是把冷战结束后解密的历史材料摄于笔下, 更增添了它的学术分量。许多立论新颖别致,反映出作者宽厚扎实的理论功底与信手拈来的史学功夫；第二, 研究历史, 关注现实。作者在目睹了近年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种种活动之后,得出了忧心忡忡的结论：“可以肯定,日本会进一步加快走向政治大国、积极参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步伐。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中,在国际上发挥大国作用将是日本不变的外交目标”。确实,日本近年来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活动不同凡响, 国内不断有人否认战争责任, 这些消极势力每每为厉为祟,困扰着日本与世界、尤其是与亚洲各国建立真正平等、友好与合作的关系。

第三篇：日本战后改革和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对比

日本战后改革和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对比

一． 日本战后的改革

（一）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反法西斯盟国和日本人民的要求下，由美国占领当局主持，在日本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方面实行的“民主化”改革。改革从修改宪法开始。1945年10月，盟军最高司令官D.麦克阿瑟指示日本政府修改1889年制定的 《明治宪法》，1946年11月3日公布新的《日本国宪法》，翌年5月3日正式实施。新宪法第 9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战争和战争手段。通过修改宪法，改革了日本的政治制度。同时，还在教育制度和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二）政治改革

1.改革天皇制：1946年1月1日, 在美占领当局的监督下, 天皇被迫向全国人民宣布“天皇神格否定宣言” , 第一次把自己降为“人”。这对日本人民在精神上是一次大的解放。1947 年4 月3 日, 新的《日本宪法》正式施行。从总体上说, 这是一部反封建、反军国主义、反战争的和平宪法, 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原则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使日本由君主立宪制政体的国家转变成一个以天皇为象征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

2.改革议会制：战前日本议会分为众议院和贵族院，贵族院的权力大于众议院,议会不对选民负责,而对天皇负责；通过改革，取消了贵族院，设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均由20岁以上男女公民直接选举产生。其次，取消天皇以敕令、敕语立法的权利，排除天皇和军队对议会的控制和干涉。

3.改革内阁制：战前总理大臣由元老和重臣推荐，由天皇任命，总理大臣奉天皇之命组织内阁；经改革，建立了议会制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确定,一般由在众议院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总裁担任。

4.改革中央集权制：实行地方自治：战前地方的一切行政事务和人事，均由中央决定和管理。

5.改革司法制度：战前,天皇是法律的最高主宰；经改革，一切司法权均归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同时，扩大了司法机构的独立性，最高法院成为同国会、内阁鼎立的独立机构。

6.扩大民主权利：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国出于消灭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以使日本不再成为侵略战争的策源地和不再形成对美国威胁的目的，在该国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领域推行了一系列“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废除传统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将过去的公卿诸侯等贵族改称为“华族”，大名以下的武士改为“士族”；为减轻因“版籍奉还”而连带的财政负担，逐步废除封建俸禄；此外亦颁布武士《废刀令》，以及建立户籍制度基础的《户籍法》。

（三）教育改革

二战结束后，在美国占领军的监督下，日本进行了历史上的第二次教育改革。这次教育改革至今历时了约六十年的时间，是继明治维新时期的第一次教育改革

后的又一次全面的、彻底的教育改革。此次教育改革，培养了一大批适应技术革新需要的熟练劳动力和中、高级科技人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

1947年 3月31日日本政府发布《教育基本法》，改革中央集权的教育行政体制，实行与地方自治相适应的地方分权制，由民选的各级教育委员会负责当地教育行政及教员任免等事务。①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提高国民学历水平。发展近代义务教育，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间中学，每1中学区下设210小学区，每一所小学区设8所小学，总计全国有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教育机关颁布《考育敕语》，灌输考道、忠君爱国等思想。此外亦选派留学生到英、美、法、德等先进国家留学。

②改革理工科教育，加速培养科技人才。日本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增加理工科招生计划；其次，专业结构的调整、增加与知识密集型工业有关的专业。侧重讲授基础理论、基本内容和应用技术的方法论，力求反映新技术、新知识，培养实际能力。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成为各专业必修的基础课。③确立产学合作的教育体制，指学校与产业界在教育科研活动方面的合作。

（四）经济改革

农地改革是战后日本一系列民主化改革中, 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一项改革, 始于 1947 年, 结束于 1949 年。农地改革法案规定出租土地一公顷以上者为经营地主及寄生地主, 一公顷以上的租佣土地强行收购, 一公顷以下租佃土地的地租最高不得超过农产品收获总量的20 % , 这一改革使地主被迫交出194 町步地,(占全国耕地的81.7 %)这些地主交出的土地大部分转到农民手中。第三, 解散财阀和整肃运动

1945年11月, 盟军总部发出冻结三井、三菱等十五家大财阀资产的命令, 1946 年4 月成立“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强行拍卖、处理财阀及控股公司掌握的股票, 切断资本内部的相互联系, 解散控股公司, 限制持股额,使股权分散。1947年9月解散了三井物特产公司和三菱商事公司。在此期间, 还公布了针对财阀的《禁止垄断法》和《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通过此项改革, 打破了家族主义的经营方式, 促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造成了一个竞争、开放的经济环境。

除上述几项主要改革措施外, 日本还进行了“劳动改革”。在文化领域, 采取了美国“六· 三· 三· 四”的教育制度, 禁止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在军事上, 解散了军队, 组建自卫队，规定日本的军费开支必须保持在国民总值的百分之一以下, 这使日本节省了大笔的军费开支用于经济发展。

二． 中国改革开放

（一）背景

从国内的情况看，“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当时，整个政治局面是处在一个混乱状态；经济情况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从国内环境看，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力。

（二）政治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领导人一直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曾反复阐述过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他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他还讲：“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为我们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

（三）教育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的改革发展可划为四个时期：1977~1984年，拨乱反正，恢复整顿的阶段；1985~1989年，全面开展教育体制改革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3年，教育发展的经济主义时期；2003年至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教育公平的时期。由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在教育领域未深入进行，教育的重建系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计划体制。20世纪80年代以体制改革为核心的教育改革取得一定成就。20世纪90年代之后，教育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由于体制改革停滞，出现官本位、行政化价值的回潮，教育走上被称为“教育产业化”的轨道。面向未来的中国教育，需要继续解放思想，促进改革开放，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四）经济改革

1.政府主导。我国的经济改革进行了三十年，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走出原有的体制模式。我国现阶段所遇到的很多经济问题也不是单一的经济方面的问题，而是牵涉到整个政治体制的协调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改革都是在基本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实行经济改革，一切经济政策都是由政府单方面制定，缺少监督和信任，以至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许多经济政策难以奏效。

2.渐进式改革。我国的经济改革从地域上看是从点到面，先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沿江重点港口城市，然后扩展到整个东南沿海地区，最后再扩展到中西部地区。从行业上看，是从低级产业到高级产业，首先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开始，解放束缚在农业中的大量闲置劳动力，一方面提高农业生产率，另一方面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充足的劳动力，然后发展工业、出口贸易、加工贸易，市场化改革就逐渐扩展到各类商品消费领域，最后市场化的行业是一些重要的国有垄断行业，如汽车、钢材、通信、电力、住房、教育、金融，等等。因此，无论从地域还是行业看，我国的改革都是渐进式的深化过程。

3.与对外开放相伴生。我国的经济改革是与“对外开放”相结合的改革模式，同时也是参与世界经济的过程。一直以来，我国的政策思路都是以开放促改革，许多改革措施是在开放的环境中逐渐探索出来。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建立经济特区，还是90年代开发上海浦东以及21世纪初加入WTO，等等，无不是为引进外资，增加出口，发展经济。

三．总结：

二战后，由于日本是战败国，不准发展核武器，所以在这方面的负担小于中国，更多的资金用与别的建设，由于日本本土及其缺乏资源，所以他们把重点发展在技术上，当时日本有个组织叫产经联，他们联合日本政府大力培养人才，当时由于日本由于战败大量的赔款比战后的中国还穷的多，没饭吃的人大有人在，但就这个情况，他们还鼓励教育，给所有的学生免费提供午饭，以次来激励学生，人才就这样培养出来了。现在的日本经济就是全是靠高科技支撑，中国现在所谓的经济快速发展，其实就生产力来说没多少进步，只是不计后果的大量不可以开采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充当世界加工厂而已。

第四篇：战后日本对待战争的态度

战后日本对待战争的态度

在德国首都柏林历史性的标志建筑勃兰登堡门不远处，一片壮观的纪念碑群赫然展现在人们眼前——这就是占地达１．９万平方米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面对这一德国人为自己竖立起的历史耻辱柱，人们不能不惊叹于德国政治家们的巨大道德勇气和历史责任感！

当然，在日本战争纪念碑是有的，但那不是为亚洲各国受害人民而立的，而是献给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甚至是战争罪犯们的。就在静冈县伊豆半岛的伊豆山上，就建有一座所谓“七士之碑”，纪念的就是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了死刑的７名甲级战犯。让这些战犯们一如他们靖国神社中的同僚们一样，岁岁享受香火与膜拜。如此举止怎能不会深深刺伤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呢？

德国和日本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国，战后也同样崛起为经济大国，但两国对待历史的态度却截然不同，这又是为什么呢？

日本到现在都认为自己不是被打败的，而是为了“避免日本人民受到更大的伤害”而投降的。他们的自私自利的丑恶嘴脸终将他们自己暴露无遗。

南京大屠杀70周年，但目前日本国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看法仍然是摇摆的，右翼势力仍坚决否认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有的媒体最近仍拒绝承认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本《读卖新闻》的社论，以“南京事件70年”取代大屠杀的敏感字眼。更有甚者是，《产经新闻》头版头条标题竟然为“大屠杀是蒋介石的虚构”，指国民党为了战时宣传的需要，虚构了南京大屠杀。“will”杂志12月号撰文称“捏造南京大屠杀”，又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反日宣传的最高杰作、是传播反日的病毒”。

日本右翼势力认为，承认侵略是有损日本人尊严的一件事，尤其是向东亚和东南亚这些在他们眼中的二、三流国家认罪，是非常耻辱的，就好比中国国家男足输给了马尔代夫国家男足。日本是一个很要面子的民族，也同样是一个很团结的民族,他们是不会轻易向任何国家低头的，包括中国和美国。

日本国内对战争罪行正在进一步的淡化，假如政府突然宣布曾经侵略过别国，那就无法自圆其说，会在青少年一代中造成巨大影响，其代价是惨重的。所以说日本是不会轻易宣布侵犯过别国的。

但是日本国内的媒体和知名人士并不同意日本对待战争的看法及态度，相反他们采取批评的态度：日本一些知名人士近日也对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立场进行了批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理事长中田说，日本战后教育存在很大问题，许多人对那段历史认识不深刻。年轻人不关心政治，这导致日本社会在历史问题上出现偏差，日本领导人应该认真反思。

作曲家池边晋一郎在《赤旗报》上撰文说：“只有正视过去，进行反省和谢罪，应该赔偿的就赔偿，才能够创造未来。” 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日本对待战争的态度并非是一发而不可收拾的，至少还有良心的。

日本为何如此不干脆，杀就杀了，自豪什么啊，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要正视历史，不要胡编乱造；要尊重中国人民，不要伤害无辜；要勇于认错，不要逃避责任。作为中国的邻国，日本更应该要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看准对象再下手啊。中国也不是一个好惹的国家，中国的强大无须用其他国家来证明，用日本的瞠目结舌即可。。。

第五篇：日本战后民主改革时期宪法的修改

日本战后民主改革时期宪法的修改

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后，为了确保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军事威胁，麦克阿瑟以本国政治制度为模式，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实施了大规模的民主化改革，力图将日本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其基本的依据和政策指导是美国政府颁布的两份文件。其一就是1945年8月29日由杜鲁门批准、9月22日发表的“美国战后初期对日政策”；其二是同年11月3日发给盟军最高统帅的“有关投降初期占领和管制日本的基本指令”。麦克阿瑟采取的每一政策和措施都是在这两份文件的规范和指导下进行的。其中，修改宪法，改造日本的政治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日本的首部现代宪法是明治宪法，又名大日本帝国宪法，颁行于1889年，在明治维新时期获通过，是根据普鲁士模式建立出来的一套君主立宪制．在该宪法中，天皇是一位活跃的统治者及拥有相当的政治权力，但国家财政预算的批核权力却在国会手上。

在亚洲诸国中，该部宪法的历史仅次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奥斯曼帝国宪法》，在东亚范围内，则是首部近代意义上的宪法。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奥斯曼帝国宪法并没有发挥实质性的功能，因此可以说《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首部真正得到实行的近代宪法。或许与宪法发布敕令上提到的“不可磨灭之大典”有关，在制定《日本国宪法》前的大半个世纪里，这部宪法没有经历任何修改或变更。

1945年（昭和20年），日本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投降。根据宣言的原则，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的麦克阿瑟将军向日本政府提出修改《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要求。为此，政府在内阁中设立了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讨论宪法修改的议题。政府根据松本委员会提出的纲要召开内阁会议，最终整理出《宪法修改纲要》，于1946年2月8日提交给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在这期间，日本社会上下也纷纷展开对宪法修改的议论，出现了多种版本的宪法修正案。

1946年2月，麦克阿瑟亲自规定了修宪三原则，（一）保留天皇制，但其权利必须受宪法的限制并从属于人民的最高意志；二 日本永远放弃战争和战争准备；三 废除日本国内现存的一切封建制度。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则称：“在现代政治史上还没有一个人物能像麦克阿瑟那样被称作法典制订者。他几乎成了一个半神话式的人物——在政治上高瞻远瞩，能够按照理想的模式独力改造一个社会。”

经过短短六天的准备，修宪班子就以美国政治制度为蓝本制订出了一部日本的新宪法草案，1946年3月5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该草案。4月10日日本举行众议院议员总选举。政府在选举结束后的4月17日，公布了《宪法修改草案》。4月22日，枢密院开始审议宪法修改草案，并于6月8日通过草案。6月20日，政府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73条的 宪法修改程序，向众议院提出了宪法修改案。6月25日，众议院开始审议，在增加了若干修改了，于8月24日通过了草案。接着，8月26日，贵族院开始审议，同样也在增加若干修改的基础上，于10月6日表决通过。次日，众议院也表决同意了贵族院增加的修改内容，从而结束了帝国议会的审议程序。此后，宪法修 改案再次经枢密院审议，并于10月29日通过。经天皇批准，11月3日，作为《大日本帝国宪法》修改结果的《日本国宪法》正式公布，并于次年的1947年5月3日施行。至此，《大日本帝国宪法》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退出了日本的政治舞台。新宪法除两项条款外，几乎完全是美国宪法的翻版。这两项条款是：变绝对天皇制为相对天皇制，规定“天皇是日本国之象征，是日本国民统合之象征，其地位基于国民之总意，主权属于日本国民”，废除枢密院、内大臣府等天皇的直属机构，首相由国会提名通过，内阁对国会负责；

放弃战争权利，规定“日本国民诚实希求基于正义与秩序之国际和平，永远放弃由国家权利发动之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之交战权”。

日本国宪法是一部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宪法，它体现了主权在民、反封建、反垄断、反军阀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对日本战后政治的稳定，社会改革的推行和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这部宪法从日本国情出发，保留了天皇制但排除了天皇对日本社会政治军事事务的任何干预和影响，在日本建立起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纵观日本战后的重新崛起与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平宪法”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它有效地防止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使日本能够集中国力发展经济，为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提供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