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新闻》读书笔记

第一篇：《发掘新闻》读书笔记

《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

读书笔记

一说读书笔记，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余秋雨先生的《山居笔记》，不久前拜读过。说来惭愧，这还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细读笔记文体。读后感写过不少，但大多数还是“作业性”文章；从未正儿八经写过读书笔记，对此“行情”也不甚了解。不过根据我的理解，读书笔记要比读后感好写得多，也自由得多，灵活的多。写作时完全可以“笔随思动”，随着阅读的进度时刻宣泄自己的感情，甚至这种宣泄可以没有固定主题——只要我想表达。还可以天马行空的展开联想，大胆提问。以下我的写作，大致就是根据这个理解基础展开的。

在本书开头《致谢》这篇中有段文字：制陶时最美妙的一刻就是陶器将要成型前、轮盘还在转动的那一刹那，就在无限的可能在最终固定在某一种可能性中之前的那一时刻。太精彩了！作者还说：写作的进程是由希望和抱负驱使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作品必须要受到写作自身局限性的约束。深以为然之！

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介社会学学者之一，资深教授。诸多论著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这部初版于1978年的《发掘新闻》。

老实说，开始觉得读这本书对我来讲一定是段痛苦的历程，所以迟迟不敢翻阅。现在看来，我确实有些先入为主——因为无可否认这本书写得很棒！此书原是一篇博士论文，主要研究美国法律和美国新闻业中客观性理想的发展历史，后改写为书。绪论中表明这本书的两个目标：

一、发掘这一行业的根基，这样就有希望揭示其他行业的基础。

二、重点研究现代新闻机制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上。关于第二个目标，我在阅读中深有体会，下面会提到。

一般公认，19世纪30年代是美国新闻业革命的标志。这场革命使“新闻”战胜了社论，“事实”战胜了观点。这场变革伴随着政治民主化和市场经济范围的扩大而逐渐成形，不久之后，客观性便成了新闻工作者不得不遵守的法则。这一时期，报纸名称由“广告报”转为“先锋报”、“明星报”的这次变革，被称为美国新闻业的“商业革命”。这场革命专指当时勇于打破传统的商业化报纸和党报，并成为后来报业典范的“便士报”。便士报在经济结构上，广告和销售所带来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收入，取代了倚赖社会关系和政党关系的财源。经济上的独立无疑使报纸的自主空间增大，在广告上就有两条明显的体现：广告内容迎合广大民众和广告变成纯粹的经济信息交换，不牵扯道德判断。针对这点，便士报自己的说法是：我们只能说本报为自身利益而刊载的职责仅在于确保这些广告没有不雅或不妥之语言，并无责任深究广告内容是否名实相符。那是对此广告有兴趣的读者所做的工作，与我们无关。这让我不由自主想到了现在的明星代言虚假广告，如果相关违法广告确认是明星代言的,那么他不仅要将代言广告获得的广告费如数上交,还要向广大消费者公开道歉。按照我国《广告法》规定,虚假广告获得的收入,责任人应做出一到五倍的赔偿。明星代言要负责，广告载体不用负责——似乎有点说不通。

总之，便士报更主动也更自觉地表达了编辑的个性和信念，不再只反映一小群商业精英的生活，而是描摹大都会的迅速崛起以及多彩多姿的贸易、运输、制造业等中产阶层活动。便士报开始去寻找新闻并花钱聘雇记者，同时使“独家报道”成为报业竞争的坚实基础，也首度让家庭口角和丑闻成为新闻。作者将这些转变视为“民主市场的兴起”。对这场美国新闻业的革命的解释历来也是众说纷纭，在“科技论”解释中提到：人们对书本和报纸日益增加的需求，便是一位印刷界史学家所谓的“对新发明的永恒刺激”。我认为科技的发展和报纸的变革是双向刺激，这些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李普曼认为，新闻业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都要经历不同阶段的自然发展过程。第一个阶段，报纸由政府垄断控制；第二个阶段，报纸从政府手中挣脱、投入政党的怀抱；第三个阶段，报纸开始逐渐远离政府、远离政党，依赖广大读者的支持赢利（始于便士报的诞生）；第四个阶段（一战后），“职业”时代的来临。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精辟。

《纽约先驱报》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便士报，总编辑贝内特也是美国新闻界最具开创性的人物。《先驱报》比便士报更严肃，更负责，又比华尔街的大包更生动，更富娱乐性。我认为贝内特成功地抢夺到了中产阶级读者群是《先驱报》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民主市场社会的崛起和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都使该报有了广泛肥沃的生存土壤。这就联系到了作者的第二个目标，报纸的发展与社会的变化密不可分。

由“古巴妇女被搜身”引出的一大串事件揭示了19世纪90年代新闻业的一大特征：记者有史以来首次在报业世界扮演了主角。这件事再好不过地表明“记

者时代”的来临。我想这时候记者身份的提高与便士报开始雇佣记者报道地方新闻这个基础是脱不开的。新闻业越来越看重大学文凭，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记者社会地位的提升。书中有一段描写：“新生代记者”年轻、天真、朝气蓬勃、胸怀大志，接受过大学教育，通常镇定自若。年轻的记者将满腔热忱投入到工作中，希望这种经历能激发自己的创造力。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段话，并且希望自己能拥有这些特性。就像书中后来提到的：新闻不再是偶然涉足的一份工作，而成为自己选择并愿为之奉献的职业——感觉好亲切。麦克斯韦说新闻要“快、锐、准”，总编们也说：新闻和评论观点不应掺杂在一起。不过，作者的一句话切中要害：若事实并不能完全排除想象润色的成分，那么它也无法完全排除掺杂其中的评论观点。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对新闻的要求都各有侧重：记者们厌恶强加到自己身上的无聊原则；编辑们既要照顾下面记者又要顾虑上面老板；主任们着重弄清事实，打击记者们傲气，在报纸上烙下个人印记。就像书中把记者和编辑的关系比作儿子和父亲的关系，是一个循环的矛盾。即使大的环境如此，也总有些例外：斯蒂芬斯用高压手段强迫记者保持新鲜活力和个人魅力。一旦发现两名记者风格相仿，他就会立刻炒掉其中一个。这种做法实在是让我惊叹！不过总体来说记者们：愿望服从于事实、梦想服从于现实、道德感服从于现实政治、宗教服从于常理。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记者虽然与编辑吵个不休，心里却与他们非常接近”。还有两句话我认为揭示了记者的一部分本质：“记者故意摆出一副消极的姿态，为自己怀疑一切的道德观感到无比自豪。”“他们觉得自己的道德宣言是真理，就像自己揭露的事实一般无法辩驳。”对新闻报道要客观的要求使记者变“冷”——这是我认为的原因。

19世纪90年代，两类新闻模式：以《纽约世界报》为代表的“故事”模式和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信息”模式。一方认为报纸不是通过提供事实，而是通过筛选、修饰事实来引导大众生活。另一方认为报纸的角色应该被定义为一种独特的文献形式，提供的事实不能经过修饰，纯粹用于传达“信息”。信息的最高目标就是要“不证自明”。

《世界报》有骄人的发行量，同时我认为它推动了广告业的发展。“包括新闻在内的一切事情都可以，也应该成为广告”这种观点使《世界报》开始进行“自

我广告”，不仅创新地使用插图形式，还出现色彩越来越重、字号越来越大的标题。它对漫画、插图、标题格式的自由运用，对简单词汇、内容、句式结构的强调，都使它成功地占住了移民者的市场，也迎合了中产阶级新的生活方式。普利策仅仅是将便士报革命延伸到了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就缔造了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巨大发行量是报纸。这也充分证实了报纸和社会整体状态紧密相连，报纸应顺应社会人口、阶级、意识形态的变化而改变。就像美国南美战争之前，社会精英对文学偏爱有加，甚至在新闻报道中也喜欢华丽绚烂的文风，不喜欢平铺直叙。到了1900年，经济、社会精英阶层转而支持“信息”类新闻，这类报道又被高度追捧。

当时还有一个现象：社会地位共同的内部表征既然不存在，外在表征就变得尤为重要了。人们只能“通过外表而不是其自身”来评判他人。我对这点深有体会，现在的社会又何尝不是这样？物欲横流，追名逐利的今天，不就是“看表识人”吗？浮躁的社会，浮躁地生活。

《时报》建立了新闻业的标准。在低俗新闻业最为狂热的年代，《时报》以其高格调的作风和保守的政治观点确立了它的“尊贵体面”，降价促销使它茁壮成长。“一家干净的报纸，它为高尚的宗旨而奋斗，刊登一切适于刊登的新闻，以独立的立场由衷表达自己的意见”。《时报》迎合了特定社会阶层的生活体验，它的读者相比之下更加独立，并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小插一句，从《时报》的发展来看，政治观点还是对报纸有很大影响的，虽然它不是党报，也不需要政党提供财源，但大多数的报纸都还有自己的政治偏向。

报纸之间的道德分野，也许就像是人类大脑功能的道德分野一样：一边是高贵的抽象功能，另一边是不那么高贵的情感功能。能控制自我的人阅读政治新闻，而放任自己的人去读谋杀案和名人八卦。信息代表着一种自我否定，而故事则代表自我沉溺。超赞这段话！这让我联想到了钱钟书先生的比喻风格。非常精彩！

到了第四章，不得不说我阅读起来已经非常吃力了。有三段话倒是让我眼前一亮“由独裁体制推上宝座的领导人似乎要比选举体制选出的领导人聪明、坚毅、勇敢百倍”；“公共事务不是公民的个人事务，公共事务大部分都是看不见的，是在离公众很远的地方由未知的力量在幕后操纵着”；“群体意识并没有特别的智慧之光，相反，智慧往往存在于参与管理过程的知情者和专家学者的头脑里”。乍一看这颠覆了我们现在追求的民主观，但细想一下不是没有道理。有句

俗语：永远不要怀疑你的上司。听起来好像岂有此理，但这是一条准则：不站在那个位置，怎么知道应该想什么？怎么知道应该考虑哪些问题？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军队里似乎从来没有过“民主”，奇怪的是自古以来未曾受到质疑。想起来曾在《南方周末》上看到的一篇文章：《民主会给班级造成混乱？》，上面说班内“民主”风开始蔓延，班干部工作受同学监督，班主任决定需多数同学同意才能执行。班主任对此深感不安，因为一些很“正确”的决定被同学们“胡搅蛮缠”不予通过。后来每个同学都收到一篇论述民主危害的文章：“印度解决不了温饱问题是民主的错”、“民主让美国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相当混乱和低效”、“越民主越腐败”、“缺乏民主是一种优势”„„最后班主任在班会上写道“民主有时意味着低效和放任自流”„„李普曼认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其实就是圈内人和圈外人的区别。我认为很有道理。

这一章后面提到了公共关系和宣传。我没有很深的专业性理解，在看的时候参考了上课时讲的第二章《新闻与宣传》的笔记。明白一战是西方宣传概念变迁的重要分水岭，也了解了“发言人”的出现历史。“新闻发布会”使记者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独家新闻、内幕消息、内幕情报等。大家得到的新闻稿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认为，这时候记者们就该竞争“评论”这一方面了。不过“评论”在狭义上理解好像又不属于“新闻”，这真是一个既尴尬又无奈的境况。

第五章内容在我看来更晦涩难懂，以下就拣拣我感兴趣的说说吧！新闻业的价值——或恐怖之处——不在于能否代表公众意见，而在于能否控制舆论。一语中的——揭示了新闻业的本质！我曾经有感于某事写过一段话：“现在媒体监督越来越厉害，阴暗事件的曝光率也愈来愈高，新闻媒体已经成为了透视社会最大的窗口，舆论监督的作用绝对不容忽视！”我对新闻业控制舆论这点，深以为然之！

媒体和政府的关系似乎历来都是讨论不尽的话题。20世纪20年代典型的自由主义思潮认为，媒体就是民主政府的化身。对于美国来说，巴黎和会重塑了媒体和政府的关系。政府开始用一种有组织、有意识是方式来“控制”新闻，政府对新闻的管理也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62年11月五角大楼发言人希尔维斯特宣称：“我认为政府天生有权撒谎，这是基本的、基本的权利，特别是在面对灾难时，政府有撒谎自救的权利。”书中同时又提到“其实，新闻界早就习惯了与政府合作、为了国家利益不报道真相，甚至撒谎。”我赞成这点，我认为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族利益，在涉及到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媒体报道确实应该有情感倾向。

对抗文化并不是一种反律法的文化，尽管它为非理性和无责任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它也不是一种纯粹的精英文化，尽管它在60年代的精英群体中广受推崇，并通过特里林所描述的现代主义艺术和文学得以流传至今。现在对抗文化依

然很泛滥啊！特别是在网络上体现：一事出名千人评；一人出名万人骂（自己总结的，不尽完善）。

客观性就是一套具体的惯例习俗，之所以能够长久不衰，就是因为它可以降低记者为其文章负责的程度。如此，记者就可以引用权威人士的话语；但记者本身是不能独立评价这席话的，必须要引用另一位权威人士的话。看的太透彻了，我已无需再多言。

写到这里，该收尾了，我想用本书最后一段话作为结束：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即新闻从业者必须像其他真理探求者一样，学会相信自己、相信同事、相信世界，包容世界，但同时又要怀疑自己、怀疑同事、怀疑世界的表现，不迷失于世界。他们不会屈服于相对主义，也不会屈服于以客观之名行武断之实的传统，今天有一些新闻从业者就是这么做的。这需要在个人和机构两方面都包容不确定性，承受风险，一心求真。这一点做起来也许很难，然而却事关新闻业的生死存亡，它会体现在新闻从业者日复一日的劝服中，并最终成为我们共同的理念。

第二篇：发掘新闻读后感

《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这本书，讨论的是一个在新闻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那就是新闻客观性。从古至今，客观性可以说是贯穿于新闻行业的一个核心内容，舒德森一开始以“便士报”的这个例子开始潜移默化地引出新闻客观性，因为他认为客观性的前身与美国政治民主化、市场经济扩张、城市中产阶级崛起密切相关。然而新闻客观性的概念让人们真正地接受是在20世纪20年代，从那个时候开始，它逐步成为了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舒德森笔下的新闻客观性，来自于当时“便士报”的中立立场。在“便士报”的时代，社会中产阶级的兴起呼吁着政治平等和经济机遇的平等。在这期间，“便士报”便在提倡民主的社会环境中树立自己中立的形象。因为只有在立场中立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谈到客观性的存在。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当时，新闻客观性还并不是新闻人的专业核心理念和本身的做事原则，而仅仅只是一种能在社会上立足和身存的方式而已。

在书中，舒德森的观点是这样的：新闻从业人员发现了公关与宣传带来的这种危机，他们亦急切希望撇清与公关、宣传的任何关系。记者们需要在日常新闻采编中确立一种专业准则，以证明其专业的合法性。然而，这丝毫不能掩盖的一个事实是:在“客观性”专业理念形成之日起，它也就被分解得差不多了。它被转化为一种信仰，聊以自慰。而后，舒德森又把客观性形象的描绘成是“用来遮掩我们在凝视现代社会时眼神中流露出的失落感”。

而在书中的最后部分，舒德森的立场出现了：“20世纪60年代，新闻客观性再次受到了巨大的社会冲击。政府对新闻日益普遍的管理以及新闻业自身的警觉，再加上60年代兴起的‘对抗文化’促使并推动了对新闻新一轮的批评——客观性本身被指责为‘扭曲事实’。越战的爆发最终耗尽了美国政府与媒体仅存的信任，‘客观性理念’开始被学者们在批判文化的浪潮中反思。至此，客观性的内涵彻底被解构。”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舒德森坚持认为，客观性是必须坚守的，如果没有这个理念的存在，新闻业只能变得更糟。在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舒德森对于新闻客观性的看法，作为一个核心的点，他把客观性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舒德森始终认为新闻客观性是在新闻行业中必须一直贯彻下去的内容，只有当客观性成为一个习惯性的表现形态时，新闻业的发展才会越来越好。

舒德森从社会学的角度阐述“新闻客观性”是新闻传播过程中不可放弃的重要一环，也试图想让读者清楚地了解到“新闻客观性”的重要地位。而这种研究方式导致了他在叙述过程中，有些地方势必会有一些主观意见的存在。而在我看来，“新闻客观性”是一个隐性的概念，是一个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意识形态。只有当客观性真正地被“植入”新闻工作者的意识中，才能真正地发挥其在传播过程中客观性原则。

第三篇：怎样发掘会议新闻

怎样发掘会议新闻

帅 兵

11月29日，湖南省召开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暨省政研会第十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中国建筑五局在会上获得了“先进单位”等荣誉。参加会议的党委工作部部长孙红写回了三篇报道：

一是《中建五局荣获2006-2008“湖南省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二是《湖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路建平高度评价中建五局“五同”准则》，三是《中建五局党委书记周勇当选湖南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理事会副会长》。一个会议写出三篇报道，而且都很有分量，这给我们通讯员以启发。会议是信息极为丰富的地方。从会议获取新闻，是很重要的一条途径。但怎么发掘会议新闻，是很多通讯员的困惑。就像面对一桌丰盛大菜，却不知从何下箸。从来稿中看出，他们常用的写法是：什么时间，在哪里（把哪个办公楼第几楼都交代得很清楚），开了一个什么会，哪些领导参加，谁先说话，接着谁又说话，等等，整个一笔流水账，而真正有价值的信息或被淹没，或根本就没有提及，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勿庸讳言，很多会议本身就是新闻，但更多的时候，新闻隐藏在会议之中。要从会议上获取新闻，就必须全方位了解会议所传达出的信息，认真分析甄别，进而找到新闻，或是新闻线索。

中国建筑五局自行投资施工、自行运营管理的中建大厦建成，召开总结表彰大会。这样一个会议就隐含着丰富的新闻和新闻线索：如大楼建成使用，如大楼在湖南省率先使用节能环保的太阳能光电幕墙，如大楼建成标志着五局投资管理的成熟，如大楼建成反映五局的发展成果，如会上表彰的各个层面的建设者，如会场上大家的互动和反映„„从这许多角度都可以发掘出新闻来。这比单单写一个会议消息要丰富全面得多，也要深刻得多。

写好会议消息，平时的积累必不可少，会前的准备工作也要认真细致。如果对这座大楼的建设漠不关心，你就不会了解它的特点在哪里；如果对五局的发展漠不关心，你就不会了解这座大楼的建成对于五局意味着什么；如果对节能环保技术没有了解，你就不会知道太阳能光电幕墙的开发和应用对于大楼、尤其是对于长沙不二和五局发展有何深远意义„„

会前的准备工作也非常重要：这个会议的议程是什么？哪些人参加？会议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会议要表彰的是什么人？他们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有什么特点和亮点？会上哪些人讲话，他们讲话的容是什么？同时研究这许多信息里面有无新闻或新闻线索„„

很多时候，通过努力，会前你可以拿到领导讲话和代表讲话，以及表彰名单，甚至还可以拿到获奖人员的事迹材料，在经过研究后，你在心里已经形成几篇新闻稿件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用参加会议就可以写出好的新闻了。亲临会场会使你收获更多：领导在讲话中往往会脱稿即兴发挥，这些即兴发挥中就可能有着极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和思想火花——这些思想火花很有可能成为你新闻的主题；现场的感觉能激发你的灵感，增强你新闻的生动性和真实性；现场发生的一些小插曲和花絮，会为你提供新的源源不断的新闻线索„„你只需认真捕捉就可以了。

每年中央的大型会议，记者云集，报道连篇累牍，社会持续关注，全年工作由此定调。由此可以看出会议报道的重要性。企业会议报道也非常重要，年初的工作会议，报道对于去年工作的总结和今年的工作目标和工作思路；平时的专业性工作会议，报道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和工作方法，写好这些会议报道，对于指导工作，推动企业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到全局性的工作会、各种专业会、经济活动分析会、半年工作会，小到项目的进度会，部门例会，作为管理的重要手段，企业的会议大大小小，林林种种，信息层出不穷，这些会议为我们企业新闻宣传报道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也为我们宣传工作者大展身手

第四篇：读书笔记之《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

读书笔记之《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

《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是由当代美国著名媒介社会学学者迈克尔·舒德森于1978年所著。该书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深入考察了美国新闻业“客观性”理念诞生和发展的历史。作者跳出传统新闻史研究囿于描述性或阐释性的窠臼，将报业的发展置于美国近现代社会史的宏阔框架之内，深刻地揭示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结构对新闻业和传播理念的建构过程，紧紧抓住与“客观性”相关联的新闻表现手段及其起源、目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全书共分为五个章节，有对平等主义时代美国便士报的研究，有对19世纪90年代娱乐和信息两类新闻的探讨，更有对新闻业客观的批判和思考。绪论部分主要谈到了客观性思想，书中写到美国新闻业经常受到“不够客观”的指责，总是被批评为没能“客观”报道每日新闻，甚至还直言不讳，在杰克逊时代，新闻是“制造”出来的。当今天的媒体把客观真实作为衡量新闻好坏的标准之一时，的确很难想象那时的美国新闻业究竟在尊崇些什么。客观性的理念应该是将事实和价值判断区分开来。事实是关乎世界的，不受个人判断和好恶影响，而价值判断是个人有意识或无意识中对大千世界的好恶，是主观的。且先不要说那时的美国媒体如何落后，完全不遵循客观的主张，单看现在的新闻行业，还不是屡屡出现各类倾向性明显的报道。俗话说“流言止于智者”，一个记者要有客观的信念就要做到忠于“事实”，区隔事实和价值的关系。而新闻业本身更该注重对客观性的追求，形成自我约束的社会权威机制。

此外，书的第一章讲到了便士报的兴起和发展，作为现代新闻业的起源，便士报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书中曾这样写道：“便士报”的经营之道是以大发行量来吸引广告，不依靠订报费和政党补助。便士报一切向前看，只要付出广告费，人人平等，谁都可以花钱雇用公共报刊。”正因为便士报大量登载专利药物广告，而被当时的六便士报贬为“江湖庸医公认的喉舌”。乍一看，觉得便士报的广告政策过于利益化，甚至有些荒谬，但细细一想这不正是现代报业的通病吗？五花八门的广告铺天盖地，出钱越多版面越大，你以为那是新闻，可它偏偏就是伪装成新闻的广告。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有弊自然也有利。虽然便士报唯利是图的做法难以服众，但正是这一举动使得便士报的发展面临春天。不涉及任何政治新闻，开始雇用记者，内容趋于日常化，迎合了更多大众的口味。报纸不再是官员和贵族的专属品，平民也开始有权阅读属于自己的故事。也许这就是变革，这就是平等的力量，走一条别人完全没有走过的路，披荆斩棘、大胆尝新，永远的邯郸学步只会停滞不前。现在都讲求创新求变，如何创新，如何求变，便士报的成功或许能提供一些启示。把中产阶级的平民视为读者，因为这一群体足够庞大，把以往新闻界认为微不足道的事件看做新闻，因为这比空洞的社论更有趣，把价格从常见的6便士调整为1便士，因为价格越低，发行量越大。

不管便士报最初遭到何种质疑，最终它通过组织销售、招募广告、重视新闻、迎合大众、忽视社论等方式得以成功。便士报不仅代表，而且创造了“民主市场社会”文化，在这样的土壤中，才能产生相信“事实”而不是相信“现实”的真正“客观性”信念。回看现代新闻业的发展，不禁让人唏嘘。确立新闻准则，深刻影响后世的城市报纸在呼吁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中做得尽善尽美，熟不知今天的媒体是否依然恪守这一朴素的理念。

第五篇：《做新闻》读书笔记

《做新闻》读书笔记

凤凰传媒10研李爽

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本 “难读”的书，因为作者站在社会学的视角，运用诸多社会学的理论来解读新闻生产，对社会学相关理论的陌生加重了我阅读的难度，故花了些时间先把稍不易理解的社会学名词整理了一番，在基本了解这些词语和理论的大意基础之上再来看这本书，难度减轻一些。

一、名词梳理

（一）知识社会学

知识社会学是研究知识或思想产生、发展与社会文化之间联系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又称思想社会学。1924年，德国社会学家M.舍勒在《知识社会学的尝试》一书中首先使用“知识社会学”的名称。这里的“知识”一词的含义包括思想、意识形态、法学观念、伦理观念、哲学、艺术、科学和技术等观念。知识社会学主要是研究思想、意识形态与社会群体、文化制度、历史情境、时代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等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或者说是研究这些社会文化因素如何影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知识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学本身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学转向研究意识形态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的联系的结果。曼海姆是继舍勒之后对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贡献最大的人物之一。他著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导论》（1929）、《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1940)、《知识社会学论文集》(1952)等。曼海姆认为，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对思想的形成、发展、变化及各种观念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行有控制的经验研究，找出意识形态与社会群体的联系，然后由经验研究上升到认识论高度，探讨思想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真实程度，确定思想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及其结构，建立起检验知识或思想的正确标准。他所说的社会存在，主要指知识或思想以外的其他社会文化因素，包括阶级、社会地位、职业群体、代际关系、生产方式、权力结构、历史情境、竞争、冲突、流动，以及价值观、世界观、社会思潮、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等。知识社会学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知识或思想存在的基础、知识或思想存在的形态和存在的关系。当代知识社会学的发展，愈来愈走向经验研究，主要是研究知识的生产、储存、传播和应用。当代大规模的知识生产和传播，造成一种知识密集的社会。社会学愈来愈重视知识在社会发展、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涉及知识或思想在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一系列问题。

（二）常人方法学

常人方法学也称民本土方法论或俗民方法学，是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互动中使用方法的理论，其创始人是美国社会学家芬克尔。常人方法学认为，社会学应该研究常识世界，研究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实践活动，而实践活动具有能动性。在日常实践过程中，行动、说明和场景构成了复杂的整体，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辨证关系，它们互为条件使实践行动具有反身性。这就是说，行动与环境是不断处于相互建构之中的，对人们行动的理解应该是对其实践系统的理解。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沟通和社会行动具有“索引性”，即当事人的实践活动运用共同完成且未经申明的假设和共享知识进行。由于日常语言和实践行动是以“索引性表达”的方式进行的，所以仅从遵守规则的角度来考虑行动问题并不合适。行动（或表达）的“无尽索引性”表明，对它们的意义必须诉诸索引及其行动表达的意义才能理解。

（三）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概念的最初步的涵义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统一性，但在不同的领域中，主体间性的意义是有差异的。在主体间性概念的形成历史过程中，事实上涉及了三个领域，从而

也形成了三种涵义不同的主体间性概念，这就是：社会学的主体间性、认识论的主体间性和本体论（存在论、解释学）的主体间性。社会学（包括伦理学）的主体间性是指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涉到人际关系以及价值观念的统一性问题。哈贝马斯认为在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工具行为是主客体关系，而交往行为是主体间性行为。他提倡交往行为，以建立互相理解、沟通的交往理性，以达到社会的和谐。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主体间性理论都具有乌托邦的性质。认识论领域的主体间性意指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它关涉到知识的客观普遍性问题。最早涉及到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的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胡塞尔建立了先验主体性的现象学，把先验自我的意向性构造作为知识的根源，这就产生了个体认识如何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为了摆脱自我论的困境，他开始考察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认识主体之间的共识或知识的普遍性的根据是人的“统觉”、“同感”、“移情”等能力。胡塞尔的主体间性概念是在先验主体论的框架内提出的，只涉及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认识主体与对象世界的关系，因此只是认识论的主体间性，而不是本体论的主体间性。

（四）框架理论

框架的概念源自贝特森（Bateson , 1955），由戈夫曼将这个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后来再被引入到大众传播研究中，成为了定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高夫曼认为对一个人来说，真实的东西就是他或她对情景的定义。这种定义可分为条和框架。条是指活动的顺序，框架是指用来界定条的组织类型。他同时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关于框架如何而来，高夫曼认为一方面是源自过去的经验，另一方面经常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加姆桑（Gammson）在高夫曼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框架定义可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也就包含了取舍的意思，代表了取材的范围；另一类是架构——人们以此来解释外在世界。这里可以把框架概念理解为一个名词和动词的复合体。作为动词，是界限外部事实，并心理再造真实的框架过程；作为名词，就是形成了的框架。对于作为动词的框架，学者们对于它的具体机制作了许多的研究，并且有不同的说法，如基特林（Gitlin , 1980）认为是选择、强调和排除，恩特曼（Eentman）指出是选择与凸选，而台湾的钟蔚文与藏国仁认为是选择与重组等。中国学者潘忠党认为，框架的分析，“是一个关于人们如何建构社会现实的研究领域”。对于新闻媒体的框架研究，学者们基本上是源自高夫曼的思想。坦克德（Tankard ,1991）认为框架是新闻的中心思想。恩特曼认为框架包含了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框架一件事，就是把认为需要的部分挑选出来，在报道中特别处理，以体现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及处理方式的建议。在对新闻框架的形成因素的研究中，伍（Woo, 1994）等认为，框架是新闻工作人员、消息来源、受众、社会情境之间的互动的结果。

框架可以界定为采取一种集中的组织思路，通过选择、强调、排除、增加和精心处理等方式，通过标题、导语、引文和重要段落的体现，对新闻内容做出报道的做法。如对恐怖主义的报道。新闻框架影响了受众如何想，影响受众如何处理和储存信息，将受众的注意力引到事实的某些方面，从而使其忽略其他方面。长期的狭隘的程式化的报道难免会产生刻板印象，框限了受众的主观认知世界的活动，忽略了框架外的世界。但受众也是根据自己的认知结构对事件进行主观解释，并建构社会现实的。因此，在社会现实的建构中，存在着新闻工作者的框架和受众个体的框架，两者之间不一定存在高度的相关性。

（五）自反性

书中这样解释自反性：它涉及现象的语境嵌入。它指叙事被嵌入叙事本身所刻画，记录和构成的现实之中。说话所传达的意义是在实际交谈过程中通过就地进行的谈话运作方式

产生：谈话本身及其构成内容的意义被注解或描述的方式是谈话的组成部分。

更多理解在于：维度一：社会学理论一般使用自反性概念是属于认识范围，以他们的定义：广义的自反性，意味着一个理论的假定应用于该理论自身，而更广义上是指专家系统的自我监控（或自律），根据自己设下的假定盘问自己。不那么严格的构成主义派的科学社会学家，把这个概念扩展到日益个体化的外行公众自反性地盘问科学假定与专家系统本身的增多的倾向，而不只是科学界的自反性。社会学理论一般使用的自反性概念，来讨论社会行动者如何得以越来越多地监控与组织自己的个别生活叙事文，讨论社会本身如何通过社会科学更加有能力自我构成。自反性则好比是反射作用，既非个人化也非有意识也非有目的的。自反性是自反性现代性的核心原则与简单现代性的原则相抵触之所在。

自反性首先是结构性自反性，在这种自反性中，从社会结构中解放出来的能动作用反作用于这种结构的规则和资源，反作用于能动作用的社会存在条件。其次是自我自反性，在这种自反性中，能动作用反作用于其自身。在其中，先前动因的非自律之监控为自我监控所取代。用一些通俗但不甚准确的话来说，就是某事物在追求其自身的目标的过程中酝酿了另一事物能够反作用于自身并使自身要么更加强于追求目标要么被它消解。

（六）双重解释学

在一定意义上,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中的任何理论图式本质上都是一种为建立特殊描述类型的实践活动的模式。社会学探讨的是在社会行动者本身已经构建的意义框架范围之内的领域,而且社会学在普通语言和技术性语言之间进行协调并用它自己的理论模式对此进行了重新解释。社会学分析的首要任务就是,在社会科学描述性语言的范围内对不同的生活形式进行调解和解释说明,将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作为人类能动行为的结果来进行解释。

更直白一点,“双重解释学”意味着社会科学的逻辑必然包含着两套意义框架:其一是由普通行动者构成的充满意义的社会世界;其二是由社会科学家创造出来的元语言。这两者在社会科学的时间中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科学家用于理解社会过程的概念和归纳被作为行动者的常人所用,这些人能够改变社会的进程。因此,社会学家与常人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不同。

（七）索引性

书中是这样解释的，索引性是指社会参与者在运用叙事时，可能赋予这些叙事各种与其所产生的语境无关的意义。

更多理解在于：按照加芬克尔的对日常交往的社会学想象，交往中很大程度是“索引性表达”。也就是说我们谈论的社会世界是流动的，不容易被发现，也不能被定义，只能在特定的相关个人在具体情景中心照不宣地理解。引文索引性表达本身的前提是这种表达让对方很容易理解他们，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人们通常不会相互要求对方解释他们所说的话，即使这些话是潜在地具有模糊性的。由此下推，社会交往是很脆弱的，如果人民不普遍认识与理解，人们的交往就很难可能。加芬克尔关注社会交往，更着重在社会普通人每日情景中运用常识、程序及思考进行情景处理。在人们说明、说明过程和说明过程实践上发挥想象。

（八）自然态度

书中这样解释：自然态度就是对经验到的社会现象不加置疑，好像本来就是“自然”在那的一样。

二、对本书的整体把握

按照一个惯常的理解，这本名为《做新闻》的书无疑要把重点落在“做”上，进一步讲，是落在如何做上，作者把它称为“新闻的生产”。整本书的前七章，围绕新闻组织如何各自

分工，在社会这个大工厂中及时而有效地生产出新闻产品。关于新闻形成过程的描述是在很多新闻学书籍中都曾有过的，而且往往是些教材类书籍必备的章节，但塔奇曼这本书给我的感觉之不同之处在于：她因为拥有了一双近乎于X射线般的眼睛，可以穿透新闻世界纷繁复杂的表象，直逼新闻制造过程的本质，抽丝剥茧般将时而带有神秘色彩的新闻生产如此赤条条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犹如拨开愁云见明月般清澄。让人不禁为曾经为所有知识而窃喜感到羞愧难当。她见他人所未见，甚为细致的分析了新闻的时空特征，以及在时空关联下建构的新闻网络，进而形成全时广域的新闻覆盖，在这样的覆盖下，使得新闻工作者行动自如而有序，使得一切现实的重构变得自然而然。我想，这可能得益于塔奇曼细致深入持久精心的实地研究，第一手资料的获得加上亲身经验，才使得她的论证更具说服力和可信度。而从后三章开始，塔奇曼笔锋一转，又将视角的深度进一步挖掘，直至其所能见的最底层。用一种社会学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本已足够深入的新闻生产，在过程背后所隐藏的东西：即新闻作为一种知识，一种社会资源，一种意识形态以及社会行动者的参考，是如何在新闻工作者及其组织的加工之下称为社会合法性的证明者和守护者的。这一层面似乎又一下子为人们打开了一扇更宽敞的看新闻的窗子。

李普曼曾把大众传媒所展现的环境称为是一种“拟态环境”，我们通过大众传媒是无法抵达现实真实的。塔奇曼显然是赞同李普曼所说的，新闻是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不过，他进一步指出，这个窗口的存在受制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客观方面就是窗口本身的大小、位置等等外在因素，还包括决定这个视野的视点的位置。另外一个方面，对于站在窗外的不同阶层的人来说，他所站立的位置和姿势，以及看待窗口时的心情和态度似乎也会影响到对世界的理解程度。人们开始对窗口外面的世界是如何被描述的发生兴趣。显然，这种描述的内容对每一个观察者的影响都是至为深远的。对此，塔奇曼认为，新闻是根据一定的框架来建构的。新闻把单纯的事件转化成公共讨论的事件，就是赋予事件一种公共性格，正因为如此，所以新闻具有一种机构的属性。于是，在这里，塔奇曼很自然地就把新闻生产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结合了起来。作为一个专业机构，新闻媒体必然依据一定的规范来运营。这个规范逐步确立的过程，也恰恰是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确立的过程。当然，我们必须马上指出，新闻媒体的规范与新闻专业主义并不是完全统一的，甚至在不少时候，它们之间会出现某种背离。这在黄旦那本《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中有所体现，媒体所有者与职业传播者之间的利益和价值的博弈正是这种冲突的表现。

在对新闻组织化进行考察的过程中（主要是塔奇曼对报社以及电视台的实地考察），他发现，新闻的生产被置于时间与空间的网络中。从空间的维度来考虑，新闻机构对自己所拥有的记者在地点分布上做了使其发挥最大效用的安排，新闻机构就能保证自己的报道触角能伸展到每一个新闻可能发生的区域。而新闻把关人的第一道程序就是在众多的信息中进行第一轮选择，这种选择的主要方式就是类型化，将新闻划分为硬新闻与软新闻、突发性新闻与发展性新闻、连续性新闻。我认为类型化是新闻机构作出选择的必要的过程，即便不是按照软硬等标准来做归类，新闻工作者也会找到另外一种归类的方法，这是新闻信息广博的性质决定的，而类型化不过是框架生产线上的一道比较重要的工序罢了。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很好理解编辑记者在新闻生产过程中为什么会有一种自觉“把关”意识。黄旦认为把关人构成了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公开挑战。但即使是这样，大多数记者编辑都会自觉地融入到整个新闻生产的实践当中去。这或许说明他们对新闻生产机制的主动依附。

塔奇曼认为，在新闻机构中存在着这样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正是这张关系网，不仅对每一位身处其中的记者编辑有了很大的约束作用，使他们有竞争又不致于破坏整个机构的运行，同时又保证了新闻能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通过电视新闻叙述方式的解析，塔奇曼又告诉我们，所有被生产出来的新闻半成品与成品，都无一例外地遵循着时空交叉组成的生产方式，简而言之，新闻也是一系列标准化的产品。正因为新闻是标准化生产的结果，所以

对妇女运动的报道就从一开始就被奠定了基调，从而也就决定了整个运动发展过程无法摆脱的媒介镜像。

上文说过，这是一种惯常的对如何生产新闻的理解思路，而我读后的感觉是，这本在详细介绍如何生产新闻的书的本质目的在于，对新闻维护现实合法性属性的质疑，进而是对现实合法性的质疑。这是我对自己产生这样想法的疑惑，也在试图得到这种疑惑合理性的答案。先试图去自己解决一些问题吧，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或者可以找到一个更为明辨的问题方向。

三、正在寻找答案的问题

（一）新闻组织及其工作者不该通过新闻去证实社会的合法性吗？

这一点我们必须正视：新闻作为社会生产的一个环节，身处社会制度以及结构之中，本身即被社会制度这个框架所限制，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现状是必然的。而我认为社会现实是否合法，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新闻组织去定义或者限制而形成的，而是由新闻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所引起的结果，其最终具有决定性的主体是公众而不是新闻组织。公众对于一种社会现实的描述给予完全的好不质疑的笃信，当然这是由于新闻意识形态化所引起的，新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阻碍了质询精神，因为它阻碍了某种分析性的理解，而社会参与者正是通过这种分析来理解自己的命运。作为意识形态的新闻阻碍了言论自由和公众统治的理性主义模式的实现，因为它阻碍了对当代社会真相的探寻，阻碍了人们接近真理的道路。这是这种毫无质疑才导致了新闻建构的现实社会合法化。纵观全书，塔奇曼整个的论述，包括对新闻生产环节的描述，其实只是为了证明这样的问题——新闻使得社会现状合法化，而他自己对此的态度是，他认为新闻是一种社会资源，它的建构限制了当代生活的分析性理解。新闻通过网络传播，通过类型化报道方式，通过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要求，通过事实和消息源之间的相互建构，通过新闻叙事的表现方式，通过对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私人财产权和专业主义权力的声明——通过所有这些现象来作为一种客观化了的限制或者资源，使社会现状合法化。这一系列的论证似乎暗指新闻的一个阴谋即是为了维护现状的合法化。其实塔奇曼是反对这样的一种维护的，但此书论述到这里就结束了，并没有继续深入下去，他是想以此引起人们对现实合法的质寻，启发人们的探求真相的精神，但可以其后续的论述并不充分，在书中也只是略微点到而已。

（二）如果没有框架，我们应该怎样做新闻？

塔奇曼全书的主线在于，依赖于人们把现实生活的碎片规整成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的规则这样的框架，使人们经验到的生活世界，有了条理和秩序，同时，这些被整合了的条理化的经验知识，又成为人们下一次理解生活世界的基础。他认为，框架是编辑记者在新闻生产中必不可少并坚持运用的东西，是框架使一个偶发的事实变成了一次事件，事件又变成了一则新闻报道。新闻框架不仅仅组织新闻生产，而且实际还起着组织生活现实，并赋予其秩序的作用。但新闻框架不仅生产意义，而且限制意义。它通过划定一定的界限，将信息组织在一个范围之内，从而缩小了选择的可能性。框架的出现以及被意识，另一方面也打破了新闻生产上的一种神秘感，于是开始遭到对其真实性的置疑，因为新闻工作者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框框中完成的，它甚至将每一个步骤都作出了规定，类型化我认为其实就是框架的一部分，它便于新闻工作者以最大的效率来选择确定哪些有价值的信息可以成为新闻。打破这种框架似乎可以使新闻报道从刻板的模式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自主的反映现实的东西。但如果真的没有框架，这个具有机构性质的活动乃至机构本身要遵循怎样的工作才能完成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责任呢？我想正是新闻的这种公共性和组织机构性以及信息的广泛性才使得框架有其生存的土壤，虽然框架的限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和新闻的生产产生一定的限制，就像意义被生产也被限制一样，但遵循一定的规则和原则是任何一个机构所需要的。如果没有框架，新闻要如何生产，我无法给出答案。

（三）塔奇曼对新闻专业主义提出挑战吗？

因为新闻学与社会学一样具有自反性和指称性特征，因而社会学理论推翻了新闻专业主义所标榜的新闻是社会生活的真实报道的神话。因为新闻专业主义的基础是传统的收集和传播信息的方法，而不是把这些方法作为集体的人类事业去考虑。所以，人们有理由怀疑新闻报道是否具有必要和必然的公正性。这就造成了对新闻专业主义所宣称的“独立公正客观”等理念的挑战。塔奇曼在书中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解释说，任何新闻的社会认识，都是依赖于其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产生社会准则，这些准则中就包含判定社会生活哪些方面是有益或者重要的基本态度，换句话说，当社会中关于重要或者有益的判定成了众人所认同和遵守的准则，那么，新闻报道什么，选择什么，自然就是这些准则的反映。一个行业的专业实践标准就是社会准则的具体反映。按照这样的逻辑，即是不管新闻工作者做怎样的努力，也无法改变社会固有的准则和结构，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对新闻的选择和处理新闻的态度。也就是否定了新闻专业主义对新闻尽可能反映客观现实的一种否定。但我认为，即便塔奇曼的逻辑是正确的，但我们的社会仍需要坚持新闻专业主义，这是毋庸置疑的，即使无法从质上改变对新闻的选择倾向，但可以对新闻真实和公正起到量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