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精神与价值观

第一篇：最美精神与价值观

践行我们的价值观争做最美长兴人

稽查大队高继豪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说：“态度、价值观和信念等被笼统成为‘文化’的东西，在人类经济进步的过程中无疑起着重要作用。”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今天，在新一轮发展形势下，要打造“锦绣长兴、太湖望县”，不仅需要政策、资金、技术等的支撑，而且还要有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这种动力来自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务实、守信、崇学、向善。

务实，即讲求实效、实事求是，侧重从政治生活层面上的倡导。崇尚“多做少说，做也不说”，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守信，即尊重规则、信守承诺，侧重从经济生活层面的倡导。中国古代 “五德”之一有“信”，其意为守信、诚信。崇学，即重学善学、敢闯敢创，侧重从文化生活层面的倡导，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创业。向善，即人心向善、从善如流，侧重从社会生活层面的倡导。向善表现为一种高尚珍贵的情操。

近期，社会上涌现出“最美妈妈”、“最美司机”、“最美姑娘”、“最美教师”、“最美爷爷”、“最美警察”等一大批影响全国、感动全社会的“最美人物”。这些道德模范和时代楷模，在平凡中见伟大、在朴实中见崇高，体现了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凸显了雷锋精神的时代特征，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

“最美”精神激发着全社会的向善力量。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在一切道德品质之中，向善的本性是最重要的。”不论是“最美妈妈”吴菊萍挺身而出的“惊世一举”、还是“最美爸爸”黄小荣奋不顾身的“惊人一跃”，或是“最美司机”吴斌强忍剧痛的“完美一刹”，其实都是长期积累和养成的在特殊时刻瞬间迸发的一种发自内心的道德需要。“最美”，就美在朴实无华的善良、美在真挚无悔的奉献、美在勇于担当的责任、美在不假思索的瞬间。他们都这样回应社会的赞誉——鲜活的生命就在那里，我不能什么也不做，看着他（她）消失。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原是一切真、善、美的根本。尊重生命，护佑生命，把生命提高到最有价值的地位。这样的生命意识激发社会向善力量，于个人言，是对自身生命的备加珍惜，对生活的信心；于他人言，是通过爱心善意可以帮助改变妞妞等个体的命运；于整个社会言，则有助于建立起和谐的社会关系，改变社会群体的命运。“最美”使人们相信，一个人有了向善之心，才能充实自己的人生；一个社会有了向善的力量，才能变得和谐美好。

“最美”精神是雷锋精神新的弘扬。50年前，雷锋这位普通的战士用短暂的一生书写了一种不朽的道德精神：助人为乐，给人以春天般的温暖；服务人民，给社会以秋天般的奉献；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对事业投以夏天般的热情；做好事，不嫌点滴微小；做好人，能在日常平凡中成就纯粹高尚；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律己成就温良恭俭让之美德，为人达于仁爱道义之至善。行为平凡而品格非凡，动机单纯而德性纯粹，生命短暂而精神长久。因此，他赢得了人们的崇敬，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道德典范。49年前，毛泽东主席挥笔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不难看出，“最美”人物与雷锋，其精神实质都一样，共同用自己的血和汗甚至生命不断描绘着雷锋精神这幅中华民族最可珍贵的精神画卷。不同时代有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主旋律，甚至有不同的话语系统，但根本内容和透射出的精神光芒却是相通的，甚至一致的。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也是当今时代人们对“最美”精神的渴望，也是“最美”现象的精神底蕴。正如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葛慧君所说的那样，“最美”的称谓，是公众对日常生活中那种平凡而出人意料的善良行为的道德激赏和赞美，体现了百姓内心的一种社会理想和价值期许，是对真善美的认同。

“最美”精神生动诠释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荣辱观体现的是道德行为规范。它影响人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和价值尺度，决定人的行为准则。可以说，“最美”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格化代表。“最美人物”群体的出现，是独特的文化基因、健全的制度安排、良好的环境氛围、有力的典型宣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种子发芽需要“良田沃土”，道德成长离不开“社会营养”。一个人关键时刻的抉择，源于日常行为与精神气质；危难时刻迸发出的美丽举动，更是社会价值观的忠实演绎。

“最美”精神为长兴打造“锦绣长兴、太湖望县”提供强大动力和新的契机。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崇高的事业需要崇高的追求，时代楷模是精神富有的典范，“最美现象”背后闪耀的“最美精神”，能够引发一个地方道德力量的内生发展。“最美”是群众命名的，发现和传播“最美人物”的过程，是一次全社会的道德确认的过程。这种普遍由民间而网络而主流媒体，由媒介传播而政府参与而社会团体响应，共同把一个又一个“最美人物”推向全社会的现象，反映了全民的文化自觉和价值觉醒。“最美”行为的自发性昭示世人，当今时代，价值观的“长城”依然在公众心中坚强挺立，真善美始终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最美人物”发掘的民间性告诉我们，“最美”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绝大多数人的内心充满正直、善良和勇气，美好的道德情操是时代和人民的强劲呼唤；“最美”事迹的传导性充分证明，面对转型期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矛盾，这些最美的人、最美的心灵，能够激发全社

会对向善风尚的大力弘扬，促进社会正能量的集体输出，推动社会正气、道德力量的持续增长，反映人们对重构社会道德体系、建设和谐美好社会的强烈愿望。

当英雄的事迹传开，我们从网络上又一次读到了“值与不值”的争论。什么时候，在生命的急危关头，在道义的取舍时刻，我们开始学会用如此工具的理性去权衡？以如此功利的心态去抉择？这是对英雄壮举的亵渎，也是对人性善良的漠视。

市场经济，消费主义，利益需求，开阔者我们的视野，解放着我们的欲望，也消解着生命的真谛，流失着生活的意义。曾经神圣的意识形态在世俗化的潮流中经受冲击，曾经普遍的社会认同在多元化的解构中日渐疏离，一些曾是大众生活道德标杆的人物被肆意质疑、嘲弄，一些冲击道德底线背离责任伦理的言行被片面同情、辩护。金钱的逻辑，正无情地挤压着我们的生活，颠覆着原有的价值观和对共同体的归属感。

当长江大学的学生跪求现场的船主挽救同学的生命，却遭到冷漠拒绝，这“黑了良心”的丑陋一幕，深深伤害着青年学子的心灵，也深深刺痛着社会大众的良知。几年前南京“彭宇案”发生后，有人便得出结论：“老人倒地不要去扶”；最近上海的几起“钓鱼执法”案曝光后，有人就开始学乖：“本车拒绝搭载救助”。在相似的困境中，我们是否也有意无意地附和、接受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维？是否已经养成一种对他人生存状态的习惯性冷漠？

传统美德，是一片丰饶的土壤，生长着本真的人生体验，孕育出鲜活的道德追求。“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不仅是儒家文人士大夫的道德理想，也是中国普通民众生活日常的道德实践。人伦亲情，生命热爱，诚信意识，道义情怀，奉献品格，中国特色的道德建设正是从这里衍生、拓展。

面对社会风气的变化和伦理底线的下滑，我们心情沉痛地去感叹、愤懑；面对道德尺度的紊乱和价值取向的模糊，我们理直气壮地去质疑、批判；面对生活秩序的失范和世道人心的冷漠，我们满怀希望地去等待、寻找。但是，假如当这一切过后，还是习见的庸常和喧哗，甚至或心甘情愿或不由自主地沉溺其中不能自拔，追逐其中乐此不疲，那么，谁来填补价值的虚空，谁来祛除心灵的魔障？唯一能救赎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都是道德建设的主体。

其实，这些普通的人物，原本并非为着这响亮的掌声和颂歌，并未奢求这热烈的倡扬和感动，他们只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去展示自己的本真：他们只是顺应人性的自然，去实践自己的良知。他们以平民的思维和逻辑，诠释朴素的生活真谛，演绎简洁的人生故事，生发淳厚的草根精神。他们心头那一份绵绵的热，那一缕亮亮的光，柔和地温暖着世道人心，照亮了身边世界。

道德伦理的勃兴，是当下文化建设的重心。“最美”精神的呵护，需要什么？

“最美”需要人格的教育。生活就是选择。道德是人的生存的一种方式，是人实现自我、完善自我的价值诉求，是人把握社会、把握世界的一种实践力量。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常常看

到这种现象，有些人将道德作为一种工具，有困难时依赖道德，有私利时不要道德。这就是一个道德人格不健全的问题。道德人格是深层、基础的道德意识。我们不需要口号式的道德说教，这只会培养人们的虚假的道德人格。认同式的道德教化，才能引起道德在人们心里的内化，达到道德人格化，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才能坚持道德的操守。

“最美”需要价值的引领。一个个朴素的故事，抒写看美丽人生的传奇，我们被久久地感动；一颗颗平凡的良心，映照看人间美德的光彩，社会在热情地歌颂；一波波深刻的反思，表达着道德失落的焦虑，媒体正急切地寻找。然而，当感动的潮水漫上堤坝，当歌颂的激情澎湃而过，当寻找的脚步来来去去，我们是否已经从中积淀了更为丰厚、更具活力的道德资源，是否已经从中开辟出更为清晰、更其宽阔的进步路径，是否已经从中深化出更加大众化、生活化、日常化的核心价值？我们要建立的文明健康的社会风尚，是体现社会主义社会本质要求和鲜明特色的社会风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行方向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最终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不断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最美”需要党员干部的示范。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谆谆告诫全党：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官德隆，民德隆；官德毁，民德降”，政治之清浊、社会风气之好坏，广大党员干部的道德修为是个重要的风向标。每个党员干部都要不断地锤炼自己的思想道德，认清“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自觉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在大是大非面前清醒坚定，在急难险重任务前挺身而出，在道德操守上慎独慎微，在廉洁自律上善始善终，用自己的模范言行和人格力量为群众作出示范，努力成为引领社会风尚的标杆。

“最美”需要社会公众的参与。“草根爱心”静水深流，滋润大地，必能释放巨大能量。但不容否认，我们的社会今天还在遭遇“道德沙尘暴”。社会转型期，利益的分化与侵蚀、观念的多元与错位、社会的发展与阵痛，使得道德的挺立与生长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社会生态，必须需要我们社会公众都参与进来。危难之中有真情，大灾面前见精神。当危难来临的关键时刻，我们总是有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众志成城、团结奋战的精神；总是迸发出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一种顽强拼搏、勇于奉献的精神；总是洋溢着患难与共的深情厚谊，高扬起互助友爱的精神。这一切，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也是我们当前抗击冰雪灾害、夺取救灾全面胜利的信心所在。

培根说过：集体的习惯，其力量更大于个人的习惯。“最美”的人格魅力，不仅在于持之以恒的修为，以澄清心灵，提升境界，更在于这种大爱强大的凝聚力、穿透力、辐射力。它以高尚的境界感染人，以不朽的精神触动人，以可贵的品质修炼人，以持久的习惯塑造人，从而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公民道德建设中，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巨大力量。

其实，每一个人的心底，都有一份善良，潜藏着，萌动着，生长着。“大义大勇”在生活中并不多见，更多的则是举手之劳的平凡善举。一次举手之劳，是长久温暖，是危难之下

“最美”，也是日复一日的“平常”。勿以善小而不为，人性的善良温暖就在这样的微小善举中，不断凝聚成“最美”的风景。

第二篇：海尔核心价值观与海尔精神

海尔核心价值观与海尔精神

海尔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创新

海尔精神：敬业报国 追求卓越

敬业报国的中心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忠”就是回报，海尔人就是要用最好的产品和服务来回报用户、回报社会、回报国家；“忠”就是真诚，海尔人真诚到永远。

追求卓越的核心思想是创新。追求卓越表现了海尔人永不自满、永远进取、永远创新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境界。

能体现海尔精神的两句话：把别人视为绝对办不到的事办成；把别人认为非常简单的事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案例

A、三小时抢订单--把别人视为绝对办不到的事办成了

“订单就是命令单”，海尔人就是用这种意识，使海尔产品在世界各地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1999年1-9月份，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117%。德国经销商史密斯先生与海尔人做了一笔生意，改变了他十几年来的一种信念。

“嘟……”海外推进本部的电话又急促地响起来。这是德国经销商史密斯先生打来的订货电话，电话要求“必须两天之内发货，否则订单自动失败。”

两天内发货实际意味着当天下午所要货物就必须装船，而此刻正是星期五下午2：00，如果按海关等有关部门5：00下班计算的话，时间只有3个小时了，而按照一般程序，做到这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

“订单就是命令单，海尔人决不能对市场说不。”几分钟后，一个大胆的决定产生了：船运、备货、报关几项工作要齐头并进，一定要确保货物在当天下午发出。

时间在渐渐逝去，一分、两分、十分……空气仿佛变得凝固起来，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调货的、报关的、联系船期的……订单面前，海尔人迅速反应，马上行动的工作作风发挥到了极至。

当天下午5：30，当史密斯先生得到了来自海尔“货物发出”的消息后，发来一封感谢信：“我做家电十几年了，还从没有给厂家写过感谢信，可对海尔，我不得不这样做！”

B、徐洪泰--过迪斯尼乐园而不入的海尔人

故事背景：1999年4月30日开始，海尔集团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建厂。作为海尔在美国建厂的负责人，徐洪泰第一次去就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接待过许多中国代表团，但是没见过像海尔人这样抢时间工作的，即使路过迪斯尼乐园也不进去，这种精神真了不得！”一见张瑞敏总裁的面，F州的办公厅主任R先生就在张总裁面前夸起了海尔人。

原来，海尔冰箱进出口公司的徐洪泰到美国F州开展业务，当R先生得知徐洪泰是第一次到美国时，硬是把徐洪泰拉到了迪斯尼乐园门口。面对R先生的盛情，徐洪泰婉言谢绝了：“谢谢，但我的工作还没干完…….”R先生感动之余伸出了大拇指：“我接待了上百个代表团，不提到迪斯尼乐园玩一玩的，海尔人是第一个！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海尔在短短十几年发展过程中会产生这么多奇迹！”

第三篇：儒家文化的精神与价值观

作者:张学智

出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35卷(总185期)]

儒家文化的精神与价值观

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儒家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个方面，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东亚各国的文化也发生了巨大影响。最近二十年来，由于亚洲四小龙及其他东亚国家显著的经济成就，儒家文化越来越多地引起世界的关注。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的作用，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儒家文化的精神，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一、道德理想主义，二、普遍和谐观念，三、自律原则和内在超越。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则以“三不朽”为集中体现。

一、道德理想主义

所谓道德理想主义指以道德完美为人生的第一价值，最高追求，完成道德人格是人生的最后归宿，建立功业以道德修养为基础。在哲学上，道德理想主义把道德性作为宇宙本体，作为宇宙间一切事物体现出的性质。先秦儒家的著名文献《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旧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生生不息是宇宙的自然法则，也是道德原理，是儒家最主要的道德范畴“仁”的形上根据。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一些道德节目，孔子没有对这些节目作哲学学理上的发挥。孟子从人的现实心理感受、心理经验方面论证了道德的本原地位：“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把道德作为人本有的属性，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特点。先秦儒家的另一位大师荀子提出“隆礼代“重法”的主张，把道德作为政治纲领和立国根本，强调士君子的修身是施政的基础。《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把宇宙的普遍法则“道代“天命”和具体事物联系起来，认为人性、物性是对“道代对“天”的获得，它有自然的和道德的双重含义。《大学》提出“三纲领，八条目”，以格物致知为人格修养的最初步骤，以正心诚意为修齐治平的前提和根据，以“止至善”为修养的最后结果。先秦儒家的这些思想是后世儒家普遍奉行的原则和致思方向。

两汉是儒家经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这一时期儒家和阴阳家结合，以阴阳五行为架构为范型笼罩一切方面。如把儒家“五常”和五行相配，使儒家的伦理纲常立于阴阳五行的宇宙图式之上，道德理想主义罩上了一层实证的外表形态。董仲舒认为天是人的范式，人是天的副本，因而“人副天数”天的最根本属性是道德：“天，仁也。‟，‟‟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人的道德性是摹画天、效法天而有。《白虎通义》则把“三纲六纪”等基本人伦规范和天地相比附：“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君臣法天，父子法地，夫妇法人。”(《白虎通义·三纲六纪》)魏晋隋唐时期，是老庄和佛教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但这一时期基本的政治制度、人伦规范及民间礼俗，仍以儒家为主。即使在思想理论界也是三教并行、三教融合。“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以道治身”是当时士大夫普遍奉行的观念。唐代中期以后，韩愈、李翱提倡儒家道统说、复性论，力图恢复儒家的独尊地位，将佛道逐出思想舞台。宋明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潮是理学。理学批评佛教、道教，又吸收了其中的理论成果。理学从天人一体的角度，论证了道德的本体地位，对人的本性、人的行为原则、人存在的意义、人格理想及达到理想人格的途径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阐发。道德理想主义取得了完备的形式，发生了深远影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黄宗羲、王夫之这些最著名的理学家，其理论基础皆是道德理想主义，着眼点皆在天人性命。其论述范围贯穿哲学、经学、史学、文学各领域。明亡后，由于异族统治，实行高压政策，加上理学本身的弊端，儒学主流演为乾嘉朴学，主要用力于古代典籍的整理及文字训话、考证、声韵等技术性工作，义理之学居于非主流地位。清末以来，由于受列强的侵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救亡图存的大计出发，主要着眼于政治哲学、东西文化之争等方面，一部分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不如西方，从而追寻中西思想所以不同的原因，儒家思想日益退细。特别是五四以后，知识界受到丧权辱国的刺激，认为中国的败亡主要是数千年来的封建文化作祟。儒家文化中的专制主义、家族主义、封闭自大、泛道德主义等是最大的祸根。要扫除数千年封建文化的影响，必须批判封建文化的主干和灵魂—儒学。其间虽有一部分学者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保存、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亦难以挽救既颓之波。自此，文化论争中的自由主义、西化派逐渐占了上风。至三四十年代，中国一批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强烈的承续意识，主张对传统文化返本开新的学者，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某些流派相融合，创造出了一些民族新文化的形式，这些学者主要有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等。5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台港的学者唐君毅、牟宗

三、徐复观等人及一批海外学者，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的担当意识，继续用西方文化融汇阐释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意欲为中国文化寻求现代出路，并用于救治西方文化出现的弊病。这就是“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新儒家学者虽然学术背景不同，立论亦各异，但他们都要保存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力图在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宰制一切、意义价值弃而不讲、道德理想沦丧的情形下，为人的道德主体争一席之地，重新确立道德人格的至上地位，摆脱人为物役、往而不返的可悲局面。

儒家道德理想主义把道德性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作为宇宙本体，并从中推演出许多相关的意义。何为人，古今中外思想家给了无数答案。儒家的答案是，人的道德性是人的本质特征。儒家从这一点深刻挖掘人的内涵。儒家认为人性是善的，人性之善不仅可以从形而上的层面得到说明，而且可以从现实的经验层面找到根据。人有身和心两个方面，人的肉体，具有一些最基本的物质欲望。但人最本质的是心，心是高于身的。《中庸》认为“天命之谓性”，人性是天道的体现。人的道德修养在于遵循自己本来具有的善性去实践、去扩充。在道德实践中，把心中原本微弱的善端修养成广大坚固的势能积累。性善论是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的主流，荀子的性恶论遭到普遍摒弃。从性善论出发，儒家认为，从人的本性说，人是应该有所作为的，不应该像道家那样退处山林，离群素居，追求个人身心的安适。人应该刚健有为。《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应该效法天地，刚健不息，积极有为，同时厚德载物，辅相化育。儒家认为道德修养是建功立业的前提，具备了充分的道德资养，才能做出丰功伟绩。而功业从主体说是道德人格的完成，从客体说必须是博施济众的行为。儒家的重要典籍《大学》提出的成人之道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成就人格的全过程，是以道德为根干，以功业为道德的推扩和结果。格物致知的目的，一方面是掌握具体事物的知识，给人的功业以知识基础；另一方面是为了认识体现在事物上的天理，以增进道德。前者是“见闻之知”，后者是“德性之知”。“德性之知”在价值上高于“见闻之知”

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推广到社会政治方面，就是以德政、仁政为政治的最高典范。这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第一要义。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以仁德为治国的最高原则。孟子的理想政治是“不忍人之政”，而“不忍人之政”是“不忍人之心”的推扩。荀子一方面隆礼，一方面重法，以道德和法制为治国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但仍以仁义为最高原则。他说：“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宋明理学的理论重点转至宇宙人生、心体、性体上，理学家皆以为国家的指导原则与宇宙的根本法则是一致的。德政是“万物一体‟，根本义旨的体现。在施政措施中，儒家强调给人民以实际利益。在义和利发生冲突时，要以利服从义。在君臣关系上，孟子认为君臣是一个共同体中不同位置的成员，君臣关系是相对的，君视臣为手足，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宋明理学强调君对臣的绝对统御关系，但认为忠、节等道德行为是完成自己的义务和责任，非为一家一姓的私利。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对封建皇权及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儒家政治哲学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既重视夷夏之辨，又重视用中华文明教化周边文化落后的民族。重视夷夏之辨，意在防止中华文化为其他文化所同化、吞噬。一旦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文明程度低的民族占据国家统治地位，夷夏之辨又是号召推翻异族统治的思想纲领。儒家重视夷夏之辨又重视教化周边民族，就是反对武力征服，反对杀戮、驱赶，主张与周边民族和平共处，承认在文化多元的基础上共跻先进文明。这就是儒家“用夏变夷”的精神。中国数千年的民族政策受儒家这一思想影响很深。

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在现时代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世界范围内以工业文明、城市文明、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标准为主流的发展方向在现时代遇到了极大的挑战。20世纪，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在各个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在思想文化方面，由于科技的巨大成果使人们形成了一种价值观念：科学技术所用的思维方法是唯一的，是最正确、最有力的，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人的一切问题，包括意志、情感、观念取向等精神领域的深层部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崇拜也达到了极点，意义、价值、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迅速褪色，“分析的时代”的思维方法主宰着各个方面。单向度的、只注重物质利益、注重身体感官的满足、忽视人的精神享受的思潮弥漫于一切方面。人的生命殖民化了。人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背离了多样化与诗意，人的心底被物质利益驱使得四处驰鹜，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人与人在心灵深处的沟通成了难事，人越来越变成了物化的存在。西方哲学人文主义各派对人的非科技理性因素的寻求，倡导找回真正的人，都是对这一主流思潮的间接的、曲折的批评，对理想人生的企盼。西方思想家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拨开西方中心论的层层迷雾，到东方哲学中寻找救治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弊病的药方。中国儒家学说的某些方面，如重视德性，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重视人生的意义和理想，强调人和人、人和环境、人自身身与心、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和谐，主张科技理性和道德理性二者的和谐统一等方面，可以作为正在高涨的全球性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一支力量，对科技理性迅速膨胀、人文价值失落的现实有所匡正救治。

二、普遍和谐

儒家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便是“和”的观念。“和”包括自然界本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及人自身身与心、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和谐。普遍和谐的观念来自“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儒家从先秦到宋明以至现代一个重要理论特点。天人合一不是把人所居的自然界当作仅仅征服的对象，对它无限地索取，也不是把它当作神灵的创造和启示加以崇拜和敬畏从而在它面前无所作为。儒家论证天人合一有不同的角度，有的认为天人皆气所构成，人与天“混然中处”因而“万物一体”(如张载)。有的认为天和人皆是宇宙根本原理的表现者因而人理即天理，人可以从天理反观人理，从人理反观天理，天人不二，天人合德(二程)，有的认为天是人的价值源泉，天给人以性命之理，因而“人是天地的心”(陆王)。有的认为天地是人物质生活资料的来源因而人对天必须善加护持(荀子)。论证虽不同，但中心义旨是人与天和谐相处，人从天获得生命意义、价值意义。

在儒家看来，天本身是和谐的，《易传》有“保合太和”之说，即认为天是一个和谐体，天道的运行，四时的代谢，万物的生化等出自它们本身的必然性，按着自己固有的规律动作。从宇宙宏观的角度看，天地万物处在一和谐的共同体中。《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害，道并行而不悖，大德敦化，小德川流。”这就是“诚”诚即万物都按自己的规律运行而整体呈现和谐。这里突出的是，作为宇宙成员，万物(包括人类、人类中的各人种、民族)平等，万物按自己的规律运作，整个宇宙是一个多元和谐体。

人与宇宙也是和谐的。《中庸》以中和为天地之大本达道，《易传》认为人应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变，与鬼神合其吉凶”汉儒以阴阳五行配宇宙间一切事物，将人与天纳入同一框架中。董仲舒认为人是天的副本，人的一切都是效法天的，包括人的生理结构。这里虽有诬妄或滥用的成分，并且从某方面来说过于消极，但其中心意思是，人与宇宙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一个系统。人的活动应遵从宇宙的规律。这对今天人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人过分地从自然索取而不顾其内在和谐，从而造成自然资源的R-1乏、环境的破坏、人的生存环境恶化等，都有警诫作用。

人与人的和谐，是儒家思想的重点。儒家的核心三纲五伦，就是在承认社会等级制度、承认人的位分的差别上，和谐人与人的关系。孟子反对墨子的兼爱说，认为他否定了人实际上存在的差别，亲疏厚薄皆平等相待，是一种不合人的人伦亲情原则的邪说。儒家承认人与人的社会差别，但认为人在人格上平等。宋明理学强调人的位分，人在不同的地位有不同的义务和责任，但人皆可以成就理想人格，皆可以从自己所处的位分上进行道德实践。理学家提倡“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就是主张追求理想人格要在日常行为中达到，人不必做轰轰烈烈的大事，人可以不逾越自己的位分而成就理想人格。在现代社会中，等级制度在大多数国家遭到废弃，自由民主意识深入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强调的人与人的和谐更多地是在平等的前提下主张人与人之间建立和睦融洽的关系。儒家在这方面的指导原则是“仁”，“仁”即对人有同情心、爱心，并且这种爱心是出于人心的本真，不是出于功利目的。“仁”是爱的基础和来源，是道德情感本身，“义代“礼代“智”是“仁”的推扩，是道德情感的不同表现。没有道德情感的义、礼、智，只是空洞的律令、虚伪的礼节。儒家的这一思想，在人与人的关系日渐疏离，利益原则吞噬爱心的今天，更应该大力提倡。

人自身身与心的和谐、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和谐，也是儒家的重要精神。孔子的人生历程，就是一个身心和谐的过程。《论语》中不仅记载孔子的言论，也记载孔子的生活细节，就是要人了解孔子的圣贤人格表现在一切方面。孟子有碎面盎背之说，认为人的道德境界可以使貌色形态有温舒润泽之气。“富润屋，德润身”，是儒家一个著名的古训。魏晋玄学家重视“神理”宋明理学家重视“气象”，都认为精神修养可以使身心和谐。在身心两个方面，儒家要人修养道德从而调适身心。孔子要人首先挺立自己的道德人格，轻视世俗的荣利，并且教人“志道据德，居仁游艺”，奉行道义而身有所寄托。孟子要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从而心宽体胖。宋明理学要人立志做圣贤，完成自己的道德义务。从古至今，儒家精神培育出了许多英雄节烈、志士仁人。中华民族也因为这种精神而不失坠。这在今天普遍重视物质利益，轻视人格追求，社会风气奢糜化、庸俗化的情况下，提倡儒家精神，挺立道德人格，激励自己奋发向上，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三、自律原则和内在超越

所谓自律即靠自己内心的约束、自己内心的意志力量来完成道德行为。自律是儒家与其他学派以及西方基督教伦理思想相比较而有的特点。儒家主张，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人的道德行为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孔子有一句话：“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意思是，实行仁德，完全是自己的事，不是别人的事。孔子还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思是，用刑法来统一人的行为，靠外在的行政命令和法律的力量；用道德来统一人的行为，靠内心意志的约束力。孟子突出了人的道德行为的自律特点，他论证说，人看见小孩子将要掉到井里而产生恻隐之心，这是人的本能的反应。这就是“仁”的根据和萌芽。人还有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就是“四端”孟子说“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救人的行为之所以是道德的，就是因为它出于恻隐之心，而不是出于利益上的考虑，完全靠道德上的自律力量。宋明理学在这个问题上对于孔子和孟子有一发展，这就是，把道德放在同现实利益的冲突上，方显出道德力量的崇高与伟大。宋明理学家认为，人天生就有一些本能欲望，如果不用道德加以裁制，就会流于过分。道德之所以崇高，就在于它是在和人的本能需求、人的利益原则的冲突和斗争中显出的。这种冲突越是尖锐，就越表现出道德的力量。宋明理学有一普遍认同的口号“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是应该如此的“无上命令”，人欲是对于这无上命令的损害。“存天理，灭人欲”往往被人理解为要去净人的本能欲望，包括“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些基本需求。因此造成许多人对理学乃至儒家的误解与憎恶。其实，理学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只是去掉不合某一特定时期社会通行的道德规范的那些意志和行为，特别是去掉妨碍人的道德理性做主的那些意志和行为，让人在道德理性的宰制之下。所以理学家有“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说法。

儒家的道德自律原则把道德建立在人的自我约束上，它不像基督教那样，以一个外在的、超越的绝对者作为道德的根据。所以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文化具有宗教精神淡薄这样一个特点。儒家讲超越，超越的意思是，人不能越出他生存的时间和空间，也不存在一个独立不改、卓尔不群的绝对者，但人可以在精神上得到某种超脱。人的肉体不脱离尘世，但他的精神可以和宇宙为一。在某种意义上儒家承认超越者的存在，但这一超越者不是神、上帝，而是“理代“道代“太极”理、道在儒家看来是一种必然性。对理和道存在的论证，儒家取理性的、哲学的路径，而不取信仰的路径。儒家认为理和道不是神秘的，而是理性的。道是既超越又内在的本体，它的超越性在于，它不是具体的存在，不是感官经验把握的对象。它是必须用思维把握的、抽象的存在。说把握到它也不是得到某种神秘的启示，而是得到一种又是道德的又是审美的境界或胸怀。宋明理学有“理一分殊”之说，“理一”即最高的、最抽象的道理，也是最高的伦理原则。“分殊‟，指这一最高的道理又表现为具体事物的理和具体道德规范。对于道，儒家赋予它的含义比理更广泛，常常用以指宇宙总体合规律与合目的的运行。道不是个认识范畴，而主要是个伦理的、审美的表示境界的范畴。因为认识起于把握个别，其对个别的超越也不外乎对具体经验的叠加与组合。境界论则不同。它的功夫在某种“观法”，也可以说某种信念、某种觉解。它不是对感官经验的综合与重组，而是在经验到的事物上看出意味，所谓“别有会心”佛家的“青青翠竹，皆是佛性；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最能道出儒家境界论的神髓。有了某种境界，就是有了某种受用，就是在精神上超离了当下经验，也就是有了某种超越。这个超越靠心的觉解，因而是内在的。但他不是宗教式的神秘冥想，而是哲学上的知解。如果把宗教定义为某种终极关怀(如田立克)，那么儒家的终极关怀是人本身，是人怎样通过道德和知识修养达到某种观解，并由这种观解带来对人的本质、宇宙的本质、生命的本质的某种体认。这种境界是浑全的、综合的、非神秘但又不完全建基于经验之上。这就是孔子所讲的仁智双全，孟子讲的“上下与天地同流”，程颗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朱熹的“万物为一，无所窒碍”，王阳明的“良知是造化的精灵”，一般儒者所谓的“与道为一代“与天为一”等境界表示的意思。这一思想的精义在于，不是外在的救赎，而是内在的超越；不是信仰的结果，而是理性的结果；不是人在外在的绝对者面前的渺小和罪感，而是人在尘世间的刚大至正和自我充裕感。所以儒学是一种重视人自己、提升人自己地位的同时又尊天爱天，在天人的相互映照中提高自己精神境界的学说。

四、儒家的价值次序

儒家的价值次序是所谓“三不朽”《左传》中有关于“三不朽”的议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襄公二十四年》)这个次序，代表了儒家对人全部活动的评价标准。立德，指道德高尚超于常人，足为世人楷模。儒家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以为圣人，首先在于他们高尚的道德。儒家认为，德首先表现为在为人群服务中高尚的行为，其次表现为在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特出的节操。这表明，儒家的价值指向首先在集体、在人群。即孟子说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不得已的事。其次，儒家的立德不仅指个人以德行为最高追求，而且指国家以德为立国根本。不过，以道德为立国根本是儒家的理想，实际情况是，除传说中的三代以外，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多靠利益原则治国。韩非论述这种情况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蠢))>，竞于气力、智谋的，往往借道德之名以行。因此，孔子疾名实紊乱，而有正名之说。孔子的正名，就是以名去核正实际，恢复到以德为治国原则；就是想接续尧舜周孔的传统。儒家所谓道统，就是古圣相传的以德为治国原则的传统。韩愈之为宋明儒学的先驱，就在于他自觉地担负起接续道统的责任。

在立德立功立言的关系上，儒家主张立德为体，立功立言为用。德为根本，功与言是德的自然推广。体在价值上高于用。体可含摄用，用不必包含体。三者兼具，是儒家的“内圣外王”实际上，儒家所谓圣人，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人，颜渊与孟子仅得亚圣之名。后世以道德文章配享孔庙者，如周程张朱，不过贤人而已。儒家所谓三不朽之人，实非常难得。儒家以内圣外王为理想，主张本德行以开出事功，所以中国历史上崇尚事功的风气一直很浓厚。正史所载，以有大功业者为主要内容。传统中国以立言为立功之余事。所以中国虽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诗人等，但大多身兼官吏学者双重身份。孔子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终不见用而退回书斋删诗书、订礼乐，教授弟子。中国自科举制度确立后，也以做官出仕建立功业为正途，立言为第二等事。所立之言，亦以经邦济世、强国富民者为高。纯粹的文艺作品不为所重。以宋明理学而论，其学术著作，皆为儒家经典的注释及讲学语录、与友人论学书信等。对比西方同时期，儒家实缺乏成体系的、首尾一贯、不依傍经典而行的独立哲学著作。究其原因，除中国人崇尚实用，轻于纯理论思维这一倾向之外，轻视立言实为主要原因。理学家确有“托诸空言，不如实行之深切著明”的思想。

儒家的精神与价值，实际上在孔子以前就逐渐形成了。孔子总结了他以前的儒家传统，给了多方面的发挥。孔子本人的人格就是儒家精神与价值观的最完全的体现。儒家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对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形成，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儒家文化是在中国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背景下产生的，虽然他所包含的精神和价值中有永恒的因子，但它必须有适合现代社会多方面需求的创造性转化，才能在现时代发生有利的影响。这是认同或反对儒家文化的学者的共同意见。在近年的文化冲突、文化论争中，绝大多数学者经过认真思考，逐渐抛弃了极端的全盘西化论和复古论，但文化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面对西方世界种种社会弊病，全球性的文化保守主义有逐渐抬头的趋势。儒家的未来命运、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走向，一直是中外思想家关注的热点。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以道德理想主义为特色的儒家文化，如何开出现代社会赖以存在的两大支柱—民主和科学。用现代新儒家的话说，就是传统的内圣之学如何开出新外王。现代新儒家试图在承续传统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念和精神特质的前提下谋求儒家的现代发展。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论是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这个理论认为，传统儒家学说可以说是“理性的运用表现”，即德性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境界，直接地通过人的道德境界的升进、提高起作用。德性无法对政治制度和人的思维方式发生直接影响。其结果是，在政治上只有治理国家的具体措施即治道，而无规定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政道。亦无在个人独立自主的前提下订定的制约国家存在形式的法律。法律只是维持五伦的工具、赏罚的媒介。在知识特征上说，亦只有道德理性的显现—智的直觉。智的直觉的特点是，非主客二元性的理性认识，因此不必是经验的、逻辑的，不必以辨解的推理过程和严格的数学量度的形态出现。而后者因为有一政治的和思维的形式、框架，故可称为“理性的架构表现”由此之故，传统儒家没有民主和科学这两项现代社会最珍视的价值。儒家的现代发展主要的就是开出民主和科学，也就是由“理性的作用表现”发展为“理性的架构表现”。但牟宗三对这一转出的论证是思辨的、理论上的，没有在现实性上、可行性上作出说明。他的论证是，科学思维方式与儒家的道德理性是互相对立的，是一个“逆”，但从道德理性本身的内涵说，它是一个善的价值。故科学必是道德理性的内在要求。道德理性内在地要求转为其逆—观解理性。这一转即它由作为本体的道德理性转为作为其内涵的观解理性。这一转即道德理性的自我坎陷(自我否定)。而坎陷之后的观解理性，自有其一套工作工具，不与道德理性相干。若只知观解理性而不知它与道德理性的关联，从人的活动的全部和文化理想方面说，是片面的。

道德理性转出民主政治也是这样论证的。一方面，民主政治是道德理性(善的理念)之需要，因道德理性决定人对政治类型的需求。因为此政体本身之全部即为道德理性所要求，或者说，此政体的出现就是一个最高的或最大的道德价值之实现。这表示要实现此价值，道德理性不能不自其作用表现自我坎陷，转为观解理性之架构表现。另一方面，民主政治并非天上掉下来的，得到此价值是人为理想、正义而流血斗争才获得的，这也是由人的道德理性内在地要求的。故民主政治其细节可由政治学这一门观解理性来决定，但其价值方向却须有道德理性来决定。这里，关于道德理性转出科学和民主政治都是从价值上说的，都是思辨的、理论上的，科学与民主政治究竟如何出现，其内容如何，新儒家尚无具体说明。新儒家的贡献在于在人的全部文化获得、文化理念中肯定道德价值的优先地位、道德观念的统领地位，以此为人的终极关怀，防止人根性中掠夺、贪婪的一面片面膨胀。这一点无疑是有价值的，并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有某种警省和提示的作用。而这一点适为后现代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民主和科学的真正出现，还要靠这两大价值本身的力量，并谋求和道德和睦相处。不是道德从本体地位否定自己而为科学与民主，而是本来平等的三种价值的协调和融通，这是问题的本质。

第四篇：“最美”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范（推荐）

“最美”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光辉典范 南浔开发区实验学校费雅芳

2011年7月2日，杭州年轻妈妈吴菊萍挺身而出，用左手接住从10楼坠下的2岁女童，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2012年5月8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２９岁的女教师张丽莉在车祸瞬间推开学生，自己双腿遭碾压高位截肢。

2012年5月18日，北京卫戍区某部一级士官高铁成在回乡途中，不顾个人安危，三进火场阻爆排险救人，造成头、面、颈、双上肢和右脚二度烧伤。

2012年5月29日，杭州长运客运二公司员工吴斌，在驾驶客车从无锡返杭途中，被迎面飞来的铁块击中腹部，受重伤的吴斌在完成换挡刹车等一系列安全停车措施后，壮烈牺牲。2012年6月4日，湖北宜都市女教师周玉兰在为高三学生送准考证的路上遭遇劫匪，在头部被钝器击破、鲜血直淌的情况下，她忍痛护住了659张准考证，让学生们得以顺利参加高考。

2012年8月29日，杭州富阳市黄小荣毅然从近5米高的堤坝一跃而下，忍着右根骨粉碎性骨折的剧痛，爬行10多米将落水的孩子成功救起。„„

一位位舍身救人、舍己为人的“最美英雄”在我们身边不断涌现，他们的事迹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透过这些“最美英雄”和他们那种感人肺腑的“最美事迹”，我们可以深深地领略到一种内涵深刻、价值崇高的“最美”精神。这种“最美”精神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数千年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长期孕育的结果，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光辉典范。

虽然“最美英雄”的职业不同、事迹各异，但他们在关键时刻所作出的崇高选择以及透过这种选择所体现的“最美”精神是相同的、一致的。这种“最美”精神集中体现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境界，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立足平凡、追求崇高的美好情怀，忠于职守、爱岗敬业的优良作风，见义勇为、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这种“最美”精神的实质和核心就是爱国爱民、无私奉献。正是靠着这种精神，“最美教师”张丽莉才能在失控客车冲向孩子们的瞬间一把推开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正是靠着这种精神，“最美司机”吴斌才能在铁块从天而降直刺腹部的情况下，强忍剧痛完成了换档、刹车等一系列艰难操作将车辆停稳，保全了车上24名乘客的生命，而他自己却没能再站起来；正是靠着这种精神，“最美战士”高铁成才能在煤气爆炸的瞬间三次勇闯火海去关闭煤气罐阀门，而自己却被烈火烧伤„„试想，如果没有这种爱国爱民、无私奉献的“最美”精神作支撑、作动力，英雄们能在这种面临生死考验的紧要关头作出如此崇高、如此伟大的“最美”选择吗？ “最美”精神崇德重义、向上向善，昭示了和谐社会建设的价值取向。

“最美英雄”作为弘扬民族传统美德的表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范，其精神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质，也契合了人类文明的共性；不仅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也顺应了当今社会先进文化发展走势。作为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模范典型，“最美英雄“们无疑是亿万人民群众的骄傲，同时也是表征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学习“最美”精神，必须深刻发掘和准确把握蕴含其中的文化根基和人文价值，努力使“最美”精神成为推动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动力。“最美”精神树起了人心向善的社会公德标杆。无论世事如何变化，那些决定社会前行的基本要素不会变，那些人类任何时候都在追求的美好事物也不会变。中华传统文化历来强调“百行德为首，百德善为先”。英国哲学家罗素也说：“在一切道德品质之中，向善的本性是最重要的。”向善是一种最本质、最人性的道德诉求，包含着克己、为人、真诚、尊重、理解、宽容、奉献、正直、勇敢等多方面的价值取向。人心向善是社会个体以道德伦理规范约束自身行为，使之符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进而内化为个人品德。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和道德定律。”人心向善是道德自觉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过程与效果的有机统一，是使爱从点的聚焦演化成线的延伸、面的拓展的思想引擎。“最美”精神以无私忘我为核心，以勇于奉献为基准，树立起高尚的社会公德标杆。“最美”精神之所以蕴含着人文价值，就在于其颠覆和超越了那种“泛爱”观念和所谓的“博爱”思想，使人心向善这一朴素价值观变得更加真实、更加具体、更加明确。不论是“最美妈妈”吴菊萍挺身而出的“惊世一举”、还是“最美爸爸”黄小荣奋不顾身的“惊人一跃”，或是“最美司机”吴斌强忍剧痛的“完美一刹”，其实都是长期积累和养成的在特殊时刻瞬间迸发的一种发自内心的道德需要。“最美”，就美在朴实无华的善良、美在不假思索的瞬间。“最美”的称谓，是社会公众对日常生活中那种平凡而又出人意料的善良行为的道德激赏和赞美。“最美”使人们相信，一个人有了向善之心，才能充实自己的人生；一个社会有了向善的力量，才能变得和谐美好。“最美”精神主旨在于感恩国家、回报社会、奉献他人，这是对呵护弱者、关爱他人的社会公德的生动诠释。“最美”精神擦亮了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品牌。

爱岗敬业作为人类社会最常态的奉献行为，它看似平凡，实则伟大。每一份职业、每一个岗位，既是人类个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障，也是文明演进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爱岗敬业，是人们对待自己所从事工作的一种积极态度。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立足、生存且有所作为，须臾离不开自己的人生舞台。“最美英雄”们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竭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唱好自己的每一出戏。他们把工作岗位与伟大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立最高标准、尽最大责任，他们的爱岗敬业，是一种自觉的付出行为，是一种忘我的精神境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一个人在平凡岗位上始终勤恳敬业、无私奉献，亦不失为对“美丽”的坚守；倘若一个人用生命捍卫他人的生命与尊严，也应当是对“美丽”的秉承；假使一个人在实践中始终把国家人民利益视作高于一切，更是对“美丽”的传承和延续。“最美”精神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内在价值展现，看似出生草根，却是最为纯粹、最为质朴的社会道德文明精神力量的凝炼，还是社会文明发展进步并持续繁荣的精神支撑。张丽莉的“最美一课”，吴斌的“完美一刹”，黄小荣的“惊人一跃”„„在一定程度上也擦亮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职业道德品牌。学习“最美”精神，就要像他们那样，发扬甘当螺丝钉的实干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为国家为社会创造不平凡的业绩。“最美”精神昭示了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

当前，我国现实生活中违背甚至毁弃传统伦理道德的现象丛生不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甚嚣尘上，面对小悦悦的冷漠，面对拐卖妇女儿童的残忍，面对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皮胶囊的黑心，社会上发出紧张的道德焦虑和强烈的良知考问。“最美”精神崇德重义、向上向善，也许能够化坚冰为暖流，成为现实社会中的一泓清泉。

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加强社会创新管理的时代背景下，人们都不愿成为“一麻袋各不相干的土豆”和“无数块集体迷茫的浮冰”，呼唤道德精英的横空出世，期冀正义力量的倡导引领，渴盼道德热情的感化熏陶；人们更加需要与人为善、守望相助精神的亲和凝聚。唯其如此，社会才能减少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弥合人与人的情感距离，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当然希望看到这样的现实：那些“最美英雄”事迹的映照显得卑微甚至丑恶的人会自惭形秽、幡然从新；人们更强烈地要求进行顶层设计、优化社会环境，让蕴藏在民间、隐匿在底层、潜伏在草根的道德力量破土发芽，茁壮成长，以健全的道德体系阻遏私欲的膨胀，以顽强的信念抵御贪婪的扩张。从那些善良面孔上流下的无声的泪水，依稀可闻大众的心声：企盼“最美”精神发扬光大，希冀道德风范永续长存。这种持久的企盼针对的是现实，最终却指向未来。

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像“最美英雄”们那样，在眼睛打量自己的同时，也关注一下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安危冷暖，也许现实生活就找到了“最大公约数”，构建和谐社会也就有了坚实保障。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英雄人物的业绩和精神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面对“最美英雄”，我们在见贤思齐、向善而行的同时，似乎都应反躬自问，人的生命不仅属于自己，也属于社会，仅仅珍惜自己的人并不一定是珍惜生命，只有珍惜社会利益和他人生命才是真正珍惜生命。

第五篇：“最美”精神——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范

“最美”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光辉典范 2011年7月2日，杭州年轻妈妈吴菊萍挺身而出，用左手接住从10楼坠下的2岁女童，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2012年5月8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２９岁的女教师张丽莉在车祸瞬间推开学生，自己双腿遭碾压高位截肢。

2012年5月18日，北京卫戍区某部一级士官高铁成在回乡途中，不顾个人安危，三进火场阻爆排险救人，造成头、面、颈、双上肢和右脚二度烧伤。

2012年5月29日，杭州长运客运二公司员工吴斌，在驾驶客车从无锡返杭途中，被迎面飞来的铁块击中腹部，受重伤的吴斌在完成换挡刹车等一系列安全停车措施后，壮烈牺牲。

2012年6月4日，湖北宜都市女教师周玉兰在为高三学生送准考证的路上遭遇劫匪，在头部被钝器击破、鲜血直淌的情况下，她忍痛护住了659张准考证，让学生们得以顺利参加高考。

2012年8月29日，杭州富阳市黄小荣毅然从近5米高的堤坝一跃而下，忍着右根骨粉碎性骨折的剧痛，爬行10多米将落水的孩子成功救起。„„

一位位舍身救人、舍己为人的“最美英雄”在我们身边不断涌现，他们的事迹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透过这些“最美英雄”和他们那种感人肺腑的“最美事迹”，我们可以深深地领略到一种内涵深刻、价值崇高的“最美”精神。这种“最美”精神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数千年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长期孕育的结果，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光辉典范。

虽然“最美英雄”的职业不同、事迹各异，但他们在关键时刻所作出的崇高选择以及透过这种选择所体现的“最美”精神是相同的、一致的。这种“最美”精神集中体现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境界，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立足平凡、追求崇高的美好情怀，忠于职守、爱岗敬业的优良作风，见义勇为、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这种“最美”精神的实质和核心就是爱国爱民、无私奉献。正是靠着这种精神，“最美教师”张丽莉才能在失控客车冲向孩子们的瞬间一把推开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正是靠着这种精神，“最美司机”吴斌才能在铁块从天而降直刺腹部的情况下，强忍剧痛完成了换档、刹车等一系列艰难操作将车辆停稳，保全了车上24名乘客的生命，而他自己却没能再站起来；正是靠着这种精神，“最美战士”高铁成才能在煤气爆炸的瞬间三次勇闯火海去关闭煤气罐阀门，而自己却被烈火烧伤„„试想，如果没有这种爱国爱民、无私奉献的“最美”精神作支撑、作动力，英雄们能在这种面临生死考验的紧要关头作出如此崇高、如此伟大的“最美”选择吗？

“最美”精神崇德重义、向上向善，昭示了和谐社会建设的价值取向。

“最美英雄”作为弘扬民族传统美德的表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范，其精神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质，也契合了人类文明的共性；不仅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也顺应了当今社会先进文化发展走势。

作为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模范典型，“最美英雄“们无疑是亿万人民群众的骄傲，同时也是表征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学习“最美”精神，必须深刻发掘和准确把握蕴含其中的文化根基和人文价值，努力使“最美”精神成为推动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动力。“最美”精神树起了人心向善的社会公德标杆。

无论世事如何变化，那些决定社会前行的基本要素不会变，那些人类任何时候都在追求的美好事物也不会变。

中华传统文化历来强调“百行德为首，百德善为先”。英国哲学家罗素也说：“在一切道德品质之中，向善的本性是最重要的。”向善是一种最本质、最人性的道德诉求，包含着克己、为人、真诚、尊重、理解、宽容、奉献、正直、勇敢等多方面的价值取向。

人心向善是社会个体以道德伦理规范约束自身行为，使之符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进而内化为个人品德。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和道德定律。”人心向善是道德自觉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过程与效果的有机统一，是使爱从点的聚焦演化成线的延伸、面的拓展的思想引擎。“最美”精神以无私忘我为核心，以勇于奉献为基准，树立起高尚的社会公德标杆。

“最美”精神之所以蕴含着人文价值，就在于其颠覆和超越了那种“泛爱”观念和所谓的“博爱”思想，使人心向善这一朴素价值观变得更加真实、更加具体、更加明确。不论是“最美妈妈”吴菊萍挺身而出的“惊世一举”、还是“最美爸爸”黄小荣奋不顾身的“惊人一跃”，或是“最美司机”吴斌强忍剧痛的“完美一刹”，其实都是长期积累和养成的在特殊时刻瞬间迸发的一种发自内心的道德需要。“最美”，就美在朴实无华的善良、美在不假思索的瞬间。“最美”的称谓，是社会公众对日常生活中那种平凡而又出人意料的善良行为的道德激赏和赞美。“最美”使人们相信，一个人有了向善之心，才能充实自己的人生；一个社会有了向善的力量，才能变得和谐美好。“最美”精神主旨在于感恩国家、回报社会、奉献他人，这是对呵护弱者、关爱他人的社会公德的生动诠释。

“最美”精神擦亮了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品牌。

爱岗敬业作为人类社会最常态的奉献行为，它看似平凡，实则伟大。每一份职业、每一个岗位，既是人类个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障，也是文明演进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爱岗敬业，是人们对待自己所从事工作的一种积极态度。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立足、生存且有所作为，须臾离不开自己的人生舞台。“最美英雄”们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竭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唱好自己的每一出戏。他们把工作岗位与伟大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立最高标准、尽最大责任，他们的爱岗敬业，是一种自觉的付出行为，是一种忘我的精神境界。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一个人在平凡岗位上始终勤恳敬业、无私奉献，亦不失为对“美丽”的坚守；倘若一个人用生命捍卫他人的生命与尊严，也应当是对“美丽”的秉承；假使一个人在实践中始终把国家人民利益视作高于一切，更是对“美丽”的传承和延续。“最美”精神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内在价值展现，看似出生草根，却是最为纯粹、最为质朴的社会道德文明精神力量的凝炼，还是社会文明发展进步并持续繁荣的精神支撑。

张丽莉的“最美一课”，吴斌的“完美一刹”，黄小荣的“惊人一跃”„„在一定程度上也擦亮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职业道德品牌。学习“最美”精神，就要像他们那样，发扬甘当螺丝钉的实干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为国家为社会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最美”精神昭示了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

当前，我国现实生活中违背甚至毁弃传统伦理道德的现象丛生不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甚嚣尘上，面对小悦悦的冷漠，面对拐卖妇女儿童的残忍，面对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皮胶囊的黑心，社会上发出紧张的道德焦虑和强烈的良知考问。“最美”精神崇德重义、向上向善，也许能够化坚冰为暖流，成为现实社会中的一泓清泉。

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加强社会创新管理的时代背景下，人们都不愿成为“一麻袋各不相干的土豆”和“无数块集体迷茫的浮冰”，呼唤道德精英的横空出世，期冀正义力量的倡导引领，渴盼道德热情的感化熏陶；人们更加需要与人为善、守望相助精神的亲和凝聚。唯其如此，社会才能减少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弥合人与人的情感距离，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当然希望看到这样的现实：那些“最美英雄”事迹的映照显得卑微甚至丑恶的人会自惭形秽、幡然从新；人们更强烈地要求进行顶层设计、优化社会环境，让蕴藏在民间、隐匿在底层、潜伏在草根的道德力量破土发芽，茁壮成长，以健全的道德体系阻遏私欲的膨胀，以顽强的信念抵御贪婪的扩张。从那些善良面孔上流下的无声的泪水，依稀可闻大众的心声：企盼“最美”精神发扬光大，希冀道德风范永续长存。这种持久的企盼针对的是现实，最终却指向未来。

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像“最美英雄”们那样，在眼睛打量自己的同时，也关注一下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安危冷暖，也许现实生活就找到了“最大公约数”，构建和谐社会也就有了坚实保障。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英雄人物的业绩和精神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面对“最美英雄”，我们在见贤思齐、向善而行的同时，似乎都应反躬自问，人的生命不仅属于自己，也属于社会，仅仅珍惜自己的人并不一定是珍惜生命，只有珍惜社会利益和他人生命才是真正珍惜生命。“最美”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时代要求和具体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最美”精神的理论基石和思想导向。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文化强国的核心是思想强国、精神强国、道德强国。“最美教师”张丽莉、“最美司机”吴斌、“最美战士”高铁成等“最美英雄”的涌现，充分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大家庭中有许许多多“思想美”“心灵美”“行为美”的典范，他们用自己的高尚行为铸就了一种“最美”精神。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这些“最美英雄”来作榜样引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需要这种“最美”精神来作旗帜领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