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村干部双重角色代理人与当家人探讨
政府和村民对村干部有不同的期盼，这表现在村民自治的各方面，如干部选举、对村务管理等。它实质上反映了国家与社会、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关系
村民自治在实施进程中之所以引发出截然不同的意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村干部扮演的双重角色存在着矛盾，其深刻的宏观社会背景则是国家与社会、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冲突。为了避免笼统的价值评判，本
文试以湖北省杨村的两次村委会换届选举为例加以说明和分析。
一、双重角色期待的内在冲突
80年代初，中国农村开始进行以下放权力为特点的改革。这一改革所包含的经济、政治意义主要在于：一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作为经济主体，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二是实行村民自治，农民作为政治主体，有了选举村领导、参与村级公共事务决策和管理的自主权。
实行新的体制后，国家主要通过乡镇政府对农村社会进行行政管理，其内容主要是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令和政策，办理上级政府交办的任务和本行政区域的行政工作，即通常所说的政务。
除了政务外，村内的公共事务主要通过由村民直接选举的村委会组织加以处理，村的领导人除了自主管理本村事务外，还要负责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建议。村因此成为一个由若干农户组成、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大家庭，村干部则是负责管理这个大家庭的“当家人”。
由于村干部将两种角色寓为一体，因此便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身份上的冲突。这种冲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愈益突出。
二、村委会选举过程中的博弈
杨村是湖北省江汉平原中部的一个普通村庄，它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发展方面，都能反映目前中国农村的状况，因此具有普遍意义。
1990年该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得票最多的是原村党支部副书记。此人曾经在1987年前长期担任生产大队长，与村民有着广泛联系。票居前5名的还有一位由村民在9名正式候选人以外提名选举的人。此人为第6村民小组组长，能力强，有魄力，工作出色，群众威信高。而作为正式候选人的村支部书记和原村副主任，得票都较少。
投票结束后，由村委会选举领导小组确定新一届村委会成员。根据分工，得票较少的村党支部书记和得票最多的副书记都没有进入村委会。作为非正式候选人的第6村民小组组长也没有进入村委会。在其余7名正式候选人中根据得票多少取前5人，由其组成村委会。第1村民小组组长在这7人中得票最多而当选，原村委会副主任因得票少而落选。
杨村的这次选举过程也反映出村民群众和政府组织系统对村干部的不同期盼和意向，是两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
而镇党政干部对于村委会选举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突出特点是由镇下派干部和村党支部组成的选举领导小组主导着整个选举过程。
由镇下派干部指导村委会选举，反映了村民自治在起步之初必须依靠政府的指导，否则村委会的依法选举根本无法进行。
杨村的两次村委会选举，基本上都是按照有关法律规范运作。但是与1990年的选举相比，1996年选举的民主原则精神有所弱化，村民参与的热情不高。这与政府和村民对于村干部的期盼和村干部自身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
其一，政府对村干部产生的影响力加大，希望村干部能更好地贯彻执行政府意志。
其二，村民对作为当家人的村干部的期盼愈来愈高。村民之所以对1996年的选举表现得较为冷漠，在相当程度上是不满村干部没能做好村民当家人的角色。在该村经济发展中，主要是依靠村民自身寻求致富的门路。干部多次说要富村、富组、富户，但都没有什么实际行动，村民对此深表不满，认为不更换干部便难以改变这一状况。所以，当村民拿到选票后发现正式候选人仍然是原来的村干部，便感到非常失望，因而失去投票的兴趣。
其三，村干部对代理人角色的认同程度较高，在贯彻落实政府任务方面很有办法。
(1)村干部在村庄治理过程中扮演着政府代理人和村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双重角色从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也会产生冲突，甚至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之中。
(2)政府和村民对村干部有不同的期盼，这表现在村民自治的各方面，如干部选举、对村务管理等。它实质上反映了国家与社会、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关系。
(3)应该看到，村干部角色冲突的加剧是在政府任务不断加重的特定宏观背景下出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村民自治不切实际或已经失败。村民自治的发育是一个长期过程，通过改善宏观环境，规范政府行为，调整政治体系，在“乡政村治”的总体框架下，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调适，从而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权力互强。
第二篇：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
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
一、引论
对村干部角色类型作了最好概括的，当属吴毅教授，他认为，以代理人和当家人作比喻，来描述实行村民自治以后村干部处境有一定道理，问题是，这种描述有些忽视农村复杂的动态事实，尤其忽视了村干部作为一个能动主体的行动能力与倾向，这个意义上，用经纪模式来比喻村干部，可能会更准确地将村干部作为
能动的行动者的一面概括出来，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村干部在村民自治中的行动。经纪模式依据村干部行动的取向，可以分为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赢利性经纪的目的是利用所处位置谋取个人的经济利益，保护型经纪则因为村庄文化网络所构造出来的公共空间，愿意从面子和社会关系方面获取收益，而不是仅仅考虑个人经济收益的最大化。经纪模式的问题是，无论是充当赢利型经纪还是保护型经纪，村干部都会积极行动。而当前中国大部分农村的实际情况却是村干部消极对待各项事务，即不积极代理，也不主动当家，而成为村庄秩序的守夜人甚至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撞钟者”[1]。
村干部扮演何种角色，与其动力机制有密切关系。如果村干部既无预期的经济收益，又无预期的社会收益，村干部就不可能作为一个积极的能动者来扮演角色，他们即使在当村干部，也大都消极无为，也就成为吴毅教授所说的撞钟者。
从当前学术界对村干部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主体的思路依然是从村委会组织法等制度性规定来设想村干部的行为特征，缺乏从村干部这个主体的角度来讨论问题。这样讨论村支部与村委会这两个主要村级组织的关系，就容易看到制度设计上主要对上负责的村支部与主要对下负责的村委会之间的冲突，典型如樊平在一篇报告中分析的，如果不考虑村干部的个人品质，则作为宏观管理方面的村级组织的上级组织往往强调加强体制性权力建设即农村党支部建设，农民则行使民主权力积极参加村委会选举，加强村落内生性权力建设，村支部和村委会从而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2]。这样讨论的结果，就会侧重于变更制度，而忽视制度运作中的人。但实际上村干部不是制度的木偶，村干部的实际行为特征与制度安排差异极大。只有从理解村干部的实际行为出发，我们才能够较好地解释村两委关系、乡村关系，并因此理解当前乡村治理的现实。
要理解村干部行为的动力机制，就必须将讨论回归到具体的村庄而非仅仅制度之中。事实上，因为村庄本身的差异，以及与此相关的村民与村干部关系及村与乡关系的差异，而使村干部在扮演角色上表现出很大的地域性差异。地域性的村干部扮演角色的差异，又反过来影响乡村关系，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并因此影响着乡村治理的状况[3]。
二、村干部的动力机制
作为行动主体的村干部，要么因为经济性的收益，要么因为社会性的收益，而积极行动，如果什么收益也没有，村干部就不会按照制度（尤其是自上而下实施的制度如村委会组织法）行动。
1、社会性收益。
所谓社会性收益，即村干部可以从职位中获得的表达性收益，诸如获得在村庄的声望、权威，具有面子，实现个人的政治社会抱负等等。这方面的收益不同于经济收益，或者说主要不是为了获得经济收益上的好处。若作进一步细分，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声望和面子，二是实现个人政治社会抱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极少数例外[4]，村庄精英不会为实现个人政治社会抱负而当村干部。在当前体制下面，村干部本身也的确缺少实现政治社会目标的空间，以致那些希望实现个人政治社会抱负村民的前途困境重重。这就是说，从社会性收益方面，构成村干部动力机制的，主要是声望和面子方面的收益，村庄精英从村干部这个职位上获取公共决策和公众人物的地位，从而满足了他们表达性的需要。
表达性的需要是在文化网络中实现的，离开了文化网络或者离开了村庄生活的意义系统，就谈不上表达性或社会性收益。
声望或面子，来自村庄其他村民的尊重。村庄文化网络越是紧密，声望或面子会越发重要，村民精英就会越发在文化网络中追逐。村干部作为一个公共职位，可以做出一些影响其他村民的决策及行动，追逐声望和面子的村干部，就会利用此职位赋予的各种权力和可以调动的各种资源，来满足村庄生产、生活和娱乐的需要。追逐村庄声望与面子的精英们的机会成本很高，他们当村干部，大都不会在乡村关系中偏向乡镇，而损害村民的利益，他们会从村庄长远利益出发，慎重决策与行动。
但是，如果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中，强烈要求村干部做出损害村民长远利益从而影响村干部在村庄声望与面子的事务，则那些机会成本很高的村庄精英可能离开村干部的职位，而由那些机会成本较低的普通村民来充任村干部职位，这些普通村民充任村干部，既可能是因为经济收入，也可能是希望从以前不敢想象的村干部这个公共职位上获取公共人物的声誉。在内部团结较强的村庄，希望从村干部职位获得面子收益的普通村民，很快便会陷入乡镇行政要求与村民集
体意愿相冲突的漩涡之中，他们什么也无法获得。而当村庄内部团结较弱时，村干部可能满足乡镇行政要求，却不能从村民那里得到尊重与声望。他们仅仅是作为公共人物登上了村庄的舞台——这或许也是一种表达性的收益。
从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只有那些传统文化保持比较完整，宗族组织较为健全的农村地区，村干部较为看重社会性的收益，原因在于村庄具
有密集的文化网络，并因此具有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无论原因如何，在一些地区尤其在传统文化保持比较完整的农村地区，村干部职位可以带来社会性收益，是没有疑问的。
问题是，当看重社会性收益的村干部，面临着严重的乡村利益冲突，或者与村干部设定的制度安排使村干部难以从村庄中获取这种社会性收益时，村庄精英就会退出村干部职位，而可能由普遍村民乃至村庄地痞充任村干部的职位。
2、经济性收益。
所谓经济性收益，主要是指功能型的收益，即村干部可以从职位中获得多少经济收入，包括因为扩大社会关系而带来的潜在收益，和担任村干部，而可能被选拔为国家公务员的预期收益。
在当前村民自治体制下面，村干部向上升为国家公务员的可能性已不存在，因此，这方面的潜在收益已不存在。而向上升为公务员，在建国后的大部分时期曾是村干部职位最大的动力。
为扩大社会关系尤其是与上级各方面的联系，而担任村干部的例子，集中在那些乡镇掌握着各种资源和特批权力的地区。举例来说，在温州农村，村干部可以与乡镇政府及各种上级机构建立联系，从而有利于村干部个人企业获取更好的生存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是减少监控，少缴税费等等。再如在中西部农村，仍然存在村干部借与乡镇的关系，来获取信息乃至特权，从而获得经济好处的例子。如因为与乡镇比较熟悉，而比较容易获取一些特殊行业的营业许可等。
不过，以上无论是向上作为公务员的潜在收益，还是从与乡镇关系中获取潜在收益的机会，都已不再是当前农村村干部主要的收益来源，以下我们重点讨论村干部从职位上可以获取的直接经济收入。
村干部直接收入，包括正当的职业收入，主要是村干部的工资收入，也包括寻租收入，主要是村干部从职位上获取的各种灰色收入。特别是在乡村关系不配套，农村财务不健全，农民组织能力较差的地区，村干部利用职位寻租一度成为中国农村普遍的现象，并因此造成严重后果。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在绝大多数的农村，村集体经济几近于无。20世纪九十年代初，自上而下号召消灭空壳村，事实上，到了九十年代末，全国绝大多数村都负债累累，既无积累也无负责的空壳村反倒成为难得的好村。在集体经济没有收益，而乡镇又不承担村干部报酬的情况下，村干部报酬大多依托于村一级的“三提”（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作为一项政策，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农民负担不得超过农民纯收入的5，这个5，包括“三提”和“五统”。“五统”归乡镇使用，“三提五统”中，“五统”经费一般不会少于“三提”，村干部的工资收入，主要来自“三提”中的管理费，就全国平均水平而言，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村干部的年报酬在1000—3000元之间，中部地区较高的村干部报酬，可以达到每年5000元。
如果村干部每年可以有5000元有保障的工资收入，考虑到村干部仍有时间从事其他经营性的事业包括务农，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大致不会存在问题。如果在5000元收入以外，村干部还可以利用制度不健全的机会，寻找一些灰色收入，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就会更高。
村干部寻找灰色收入的机会，与村干部希望从职位上获取收益的类型（是否看重社会性收益），与村干部在村庄的地位（是否村庄精英），与村干部报酬是否有保障，与乡镇对村一级政务的期待及这些政务执行的难度，与农民的组织能力尤其是反抗能力，与农村财务制度（尤其是实行村民自治以后，农村财务到底应该是村帐乡管，还是民主理财）等等，都有关系。在缺乏社会性收益的情况下，村干部正当及不正当收益越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就越高，而在正当不正当收益都很少的时候，村干部会丧失工作的积极性。
就全国大部分农村来说，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上半期，村集体虽然收入较少，但村级负债不多，村干部的工资虽然不高，因为可以从农民那里收取比较稳定的“三提”而有保障。到1995年以后，农村的情况有所不同，一方面，自上而下要求农村消灭空壳村，各种调整产业结构及兴办村办企业的方案迅速出台，逼民致富成为时尚；另一方面，各种自上而下达标升级工程快速增加，农民负担因此迅速增加，向农民收取税费成为乡村两级的主要工作，几乎所有这个时期的农村调查都证实，收粮派款成为乡村两级最为重要甚至唯一重要的工作。
收粮派款离不开村干部的积极参与，而如果没有可观的经济收入，村干部就不会积极协助乡镇收取税费。乡镇为了完成各种自上而下的达标升级任务（也可以借此来获取工程回扣，乃至主动为获取回扣而上马政绩工程），便对村干部在完成乡镇安排的任务时，搭车收取各种费用，捞取各种灰色收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乡镇越要向农民收取更多费用，收取费用的难度越大，乡镇便越是会默许（越来越痞化的）村干部捞取更多的灰色收入。
事情总有一个极限，农民无法承受无限增加的负担。乡村为了收取税费而不得不支付越来越高的成本，包括村干部因为收税费困难而预期有越来越多的灰色收入。当村干部还可以利用村级组织既存的信用担保（高息许诺）借款上缴时，乡村合谋不会破产，而一旦村级组织高息许诺不能兑现，村级组织信用破产时，乡镇收取税费及村干部获得高收入，便会双双落空，这时候，留下来的便是双重后果：村级突然出现巨额负债，村干部高收入不再，因此动力不再。乡村关系的有效维系便会出现问题。这种描述，正是自1995年以来的中部绝大多数农村的现实。
三、村干部的角色类型
以上讨论了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以此动力机制为基础，我们可以较好地讨论村干部的角色类型。
从以上村干部动力机制的讨论来看，村干部动力机制可以有以下四种组合：
A、社会性收益为主，经济收益为次。
换句话说，村干部因为看重声望和面子收益，而担任村干部职位，这样的村干部，一定会有动力充当村庄利益的当家人和保护人，也因此构成所谓保护型经纪。
因为当村干部的社会收益较大，当村干部职位由乡镇来选择时，或者说要由乡镇来决定村干部任免时，村干部的角色扮演会有一些混乱。如果乡镇十分强大，以至不顾村庄的要求，任命那些村庄不欢迎的巴结上级的人为村干部，则这个村干部在村庄得不到承认，他会被村庄边缘化。这样的村干部，一定不会是村庄精英，因为村庄精英不愿破坏自己本来在村庄已有的声望和面子。但是，那些村庄边缘人物则可能愿意担任村干部，以期从中获得他们以前一直期望但从来没有现实可能性的公共职位，并因此期望获取以前一直附着在这个公共职位上的声誉。
村庄边缘人物出任村干部，是人民公社时期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在如江西、福建等传统文化保存较为完整的南方农村。即使如此，村干部也不得不照顾村庄利益，因此出现村干部与村民共守村庄秘密的情况。
而在乡镇较弱的时候，乡镇不能不顾及村庄本身的要求和倾向，从而不能不选择那些受到村民欢迎的村庄精英来担任村干部。这样任命的村干部，当然会处处注意充当村庄利益的代言人，乡镇难以在村庄实施任何脱离实际情况的政务。那些脱离村庄实际的达标升级工程，因为没有村干部的鼎力相助，而总是流于计划。
小结以上讨论，当村干部主要看重社会性收益时，村干部一定会充任村庄保护型经纪的角色。当乡弱村强时，情况更是如此。而当乡强村弱时，情况略为复杂：充当保护型经纪的村干部竟然可能是以前的村庄边缘人。
B、以较高正当报酬为基础的动力机制，社会性收益较少且灰色收入的空间很小。
这样动力机制的村干部，因为工资收入很稳定且较高（相对于当地预期），村干部职位对村庄精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很多人竟相争夺村干部职位。在乡强村弱的情况下，村干部愿意充当乡镇在村一级的代理人，为落实乡镇政务而努力工作。而如果村民自治制度借村民强有力的一致行动能力（村庄社会关联度较高）而有效运作，或者村庄具有一定的抵制乡镇的能力，则村干部会竭力在乡村之间寻求平衡。村干部既是代理人，又像当家人，综合起来，似乎是乡村的中间人。
因为工资收入较高，村干部会对乡村治理实际制度有着敏感的反应。乡村治理的实际制度不仅与国家颁布的成文法及自上而下的政策要求相关，而且与乡镇行政能力与村民组织化程度的相对处境有关，乡村治理的实际制度安排，往往是乡和村凭借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进行博弈的结果。
正是因此原因，同样的村民自治制度，及同样有保障的对村庄精英具有吸引力的村干部职位，在不同地区却有着十分不同的实际运作结果，也就使村干部扮演出不同的角色。强有力的乡镇政府，使村干部成为自己在村庄的忠实代理人。而如果村庄本身可以强有力行动起来，尤其是那些想当村干部的精英（以及村庄地痞）动员他们可以动员的全部村庄资源，利用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制度安排，来选举与乡镇意图不相一致的人担任村干部，则乡村之间的紧张，就可能以当前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中既有的冲突展开，也即前述樊平所述体制性权力与内生性权力的冲突展开。
C、村干部主要报酬来自灰色（及非法）收入。
如果捞取灰色收入比较容易且收入较高，村干部职位的吸引力就会很大，村庄精英或者利用村民自治制度（村委会选举），或者是走乡镇行政关系的上层路线，来谋求村干部职位。因为灰色收入几乎不可避免地与村民利益有冲突，因此捞取灰色收入的村干部不会受到村民的欢迎，村民或者充满对村干部的愤怒，因此连续上访告状，或者表现出对村庄政治的无奈，对村庄选举显得冷漠。具体地讲，在社会关联度很高的村庄，因为村民强有力的团结，必然产生对村干部面子收益的压力，而使村干部不敢放肆从村庄捞取灰色收入，如江西、福建的例子。在小群体行动能力较强的村庄，则容易出现连续上访告状的情形，如河南和皖北的例子。而在农民极其分散的村庄，村民则可能表现出对村庄利益受损的惊人冷漠（及无奈），如湖北荆门及东北的例子。也就是说，在社会关联度高的村庄，村干部捞取灰色收入的机会很少，出现村干部以灰色收入为主要收益的地区一般是社会关联度低的村庄。
在乡镇不能为村干部提供稳定的正当报酬，而乡镇又有大量政务要求村干部协助时，乡镇几乎没有选择地对村干部捞取灰色收入的行为保持沉默。假如乡镇无求于村干部，乡镇可能在村民轮番上访的压力下，对村干部的不良行为进行查处。在村民表现出无奈而冷漠的地区，具有责任心、考虑乡村治理长远格局的乡镇行政，也不会对村干部捞取灰色收入的行为听之任之。不具责任心，甚至乐于从村干部捞取的灰色收入再获好处乡镇负责人，则依然会默许村干部竭尽所能将可以捞取的好处全部捞出。
以上讨论村干部以灰色收入作为主要报偿的情况，可以列出三个要件，一是村庄整体团结解体，村庄不能提供强有力的阻止村干部捞取灰色收入的行动及舆论能力（尤其是与声望、面子等价值生产有关的舆论能力），二是乡镇有大量事务（尤其是收取税费）有求于村干部，而无法提供正当的工资收入，三是乡镇主要负责人热心从村干部捞取的灰色收入中获得再分配好处（典型之一是乡镇主要领导人借子女婚嫁、父母丧事来敛财）。
D、村干部即无法获取社会性收益（村民认为在市场经济政策下，只有傻子才愿当村干部），又无稳定（较高）正当的工资收入，且很少有捞取灰色收入空间的情形下，村干部职位吸引力就很差，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严重不足，那种由制度规定的村干部角色扮演，几乎不可能实现。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前一种村干部以灰色收入为主要收益村庄的自然延续。当村庄负债累累，村集体所有财产都已变卖一空之后，村干部就不再有捞取灰色收入的空间，村干部职位因此变得不再有吸引力。这时候，村干部就成为既不对乡镇负责，又不对村民负责的消极“撞钟者”。
总结以上讨论，我们事实上在村庄类型，村干部的动力机制及村干部角色扮演中寻找到以下一些相关关系：
1、村庄自主生产价值能力较强，村干部可以从村庄获得社会性收益的乡村，村干部一般会较为固定地扮演保护型经纪。
2、村干部职位的社会性收益较少但有可观正当经济收入的乡村，村干部较为忠实地以正式制度（以及乡村在正式制度安排基础上博弈产生的实际制度）作为自己扮演角色的依据。在村民自治制度下，村干部动摇于代理人与当家人之间。
3、村干部既无社会性收益，亦无可观的正当收入，灰色收入空间又很小的乡村，村干部乐于扮演“撞钟者”的角色。
4、村干部收益主要来自灰色收入的乡村，村干部可能扮演任何角色，但这些角色与实际的角色要求并不相符，他们利用这些扮演的角色来谋取好处，他们也就是一些赢利型经纪。
四、村两委关系与乡村关系
正是村干部动力机制及角色扮演的差异，构成了村两委关系及乡村关系的不同类型，从而也就构造出了乡村治理的不同类型。
在村民自治制度安排的背景下，村两委关系的一般图景，被描述为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代表村民利益，而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产生的村支部更多代表乡镇行政的利益，共同在村庄场域展开竞争，形成合作[5]。因为《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支部在村级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即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这一规定与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一直存在的村支书是一把手的惯例相结合，就形成了村支部与村委会之间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决策与执行的关系。等等。
正如前述，我们曾指出：“无论村支书还是村委会主任，他们都不是原则和理论的产物，而是有着私人利益和受制于既定关系之中的现实的个人。现实的情况较理论解释复杂得多。第一，虽然村委会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但作为村委会上级的乡镇行政有足够的办法来让村委会的干部服从自己；第二，虽然村支书更有服从上级指挥的理由，但因为村支书大都是本地人，他们现在和将来都要在本村生活下去，他们便不愿意在工作中充当不受村民欢迎的上级代理人形象。他们习惯于指挥村委会主任——这个过去一直是二把手的人去做那些得罪人的事情；第三，集体经济状况也是一个关键。不明确的产权规定使丰富的村集体经济资源成为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及他们背后的各自利益群体相互竞争乃至冲突的导火索。贫弱的集体经济则甚至让人失去了当村干部的积极性，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之间缺乏让关系紧张起来的经济理由与内在冲动；第四，村庄本身的性质也会对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在有些地方，民主选举出来的村委会主任只是村民用以抑制权力欲膨胀的村支书权力的一种手段。在另一些地方，村民选举村委会主任只是为了自己家族或社区的荣耀或面子”[6]。
我们因此依据村干部职位经济收入的多少和村庄是同质还是异质，区分出四种的可能的村支部与村委会关系类型。我们认为，在村干部职位经济收益较高而村庄同质程度也高的情况下，村庄精英竞争村干部职位，村民选举产生维护自己利益的村委会，而乡镇必然安排代理自身利益的村支部。也就是说，村两委关系沿着制度安排的线索展开。但是，在村干部职位收入较高，但村庄具有异质性特征，比如分为两大宗族，则一个宗族的人被选为村委会主任，乡镇就必须安排另一个宗族的人担任村支书，这样的村两委关系远比前一种复杂。
我们还指出，令人忧虑的是，“因为缺乏经济上的吸引力和地痞无赖可能广泛占据村干部职位，在A类村中的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之间的关系往往不受规则的约束，而成为表现利益群体和个人暴力的场所”[7]，“若不改变当前农村社会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和改变村干部的经济处境，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关系会越来越向无序斗争的方向发展，而非沿着乡镇政权和村民群体对立的方面发展”[8]。
而如果我们从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来讨论，则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描画出村两委的关系。
1、村干部注重社会性收益的村庄。
在注重社会性收益的村庄，无论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如何产生，他们都会取向于充当保护型经纪，并因此与村民建立良好关系。其中可能的差别是：村支书和村主任可能代表村庄不同部分村民的利益，而在村务决策（有时直接就是村干部位置所带来的本族本派的荣誉和面子）中有所对立。
2、村干部有稳定工资收入的村庄。
以可观的正当报酬作为村干部主要收益的村庄，村干部愿意敏感应对制度（包括乡村博弈产生的实际制度安排）。这个时候，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会有两种有所差异的表现，一种是村民一致行动能力较强，可以较为有效地按照村庄利益的标准选择村委会干部，则这类村庄的两委关系，会与本节开头所描述村两委关系的一般图景相合。如果村民过于分散，难以形成一致行动，或者村庄精英有能力依据自身利益来扭曲村民对村庄利益的表达，则无论村委会是否选举产生，村委会都缺少与村支书对抗的理由。在强有力的乡镇行政主导力下面，这类村庄的村委会作为村支部决策的执行者，共同完成乡镇行政安排的有时明显损害村庄利益的事务。
3、村干部报酬主要自来灰色收入的村庄。
当村干部的主要收益来自灰色收入时，村干部一定不会与乡镇行政对抗，无论村支部还是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原因是，村干部的灰色收入一定会给村庄带来损害并引起村民的不满，因此村干部尤其指望乡镇行政保护自己的灰色行为。村干部为了获得这些灰色收入而从两个方面向乡镇示好：一是坚决地执行乡镇安排的各种政务，即使这些政务明显损害了村庄利益。二是向乡镇主要负责人行贿送好处。乡镇行政在政务可以得到推行时，也愿意对村干部不良行为不闻不问。村两委之间即使有矛盾，也是因为分赃不均产生的矛盾，而非依照制度安排展开的矛盾：虽然他们有时会援引制度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4、村干部缺乏任何有吸引力报酬的村庄。
当村干部甚至不能从村庄捞取灰色收入时，村干部职位不再对村庄精英有吸引力，由地痞充斥的村干部职位，使村两委关系变成单纯的利益争斗，村两委关系向无序方向发展。
与村两委关系有相似之处，乡村关系也因为村干部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从当前乡村关系的一般图景来看，乡与村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或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乡镇党委与村支部）。
只有理解了村干部的动力机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实践（而非仅仅是制度安排）中的乡村关系状况，具体地说，只有那些生活在村庄中的村干部并不深受村庄舆论压力（社会性收益较少），且正当收入较高时，村干部的行为才会按照以上一般图景的预期展开，而如果村庄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很强，因而村干部社会性收益很高，或村干部不仅无法获得正当的预期收入，而且没有捞取灰色收入的空间时，村干部（无论村支书还是村委会主任，无论选举的还是任命的）没有理由按照乡镇行政的要求行动。乡与村之间脱节了。当然，这是两种不同的脱节。
而如果村干部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灰色收入，无论制度如何安排，村干部都会产生与村庄本身的脱节，而向乡镇行政靠拢。即使是选举产生出来的村委员主任，也会很快靠向乡镇行政，期待在任期之内多捞取一些收入，并期待利用村民的分散来收买其中一些村民，以延续下一个三年任期。
以上提供的乡村关系，显然较一般理论图景要复杂。要理解如此复杂的乡村关系，就需要进入对村干部行动的动力机制的理解之中。问题是，每一个村干部的动力机制都是不同的，如果我们仅仅在微观行动者的层面来讨论问题，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国农村宏观的状况。因此必须对村干部动力机制及角色类型的宏观原因进行讨论。
以上讨论已经提供了这种宏观讨论的线索，择要有二，一是村干部的社会性收益来自村干部生活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来自村庄社会关联度的高低，具体如传统文化、宗族组织等等。这个方面的关键是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范例是宗族组织是否存及行动能力，区域如江西、福建等南方农村普遍存的宗族村庄。二是村干部是否有有保障的正当收入来源。没有正当的可观收入，在村庄缺乏价值生产能力的情况下，村干部的行为将造成对农村长期的严重损害。
以下我们来讨论乡村治理的理想类型，并以区域状况来验证之。我们还会提供一些具体的经验指标来作为验证乡村治理类型的标准。
五、乡村治理的类型与素描
如果我们希望不仅理解村级治理的状况和原因，而且希望知道乡村治理的整体状况，我们就不能不将对乡村关系的讨论包括进来。通过讨论乡村治理的类型，可以清晰看到以上讨论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的相关性。
在另一篇文章中，我们试图从三个方面来讨论乡村治理，即村庄基本秩序状况及其维系机制，村干部的角色与动力机制，乡村关系状况[9]，事实上这三个方面又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具体地，我们可以根据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强弱，将乡村治理类型划分为两大类，四小类，具体就是，村庄自主生产价值能力强的地区，无论村干部是否有足够的正当报酬，村庄必然具有较强的内生秩序的能力，并因此决定了乡村治理的整体面貌为内生秩序型的乡村治理。而村庄自主生产价值能力弱的地区，则因为村干部报酬来源的差异，而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类是村干部有足够正当报酬的情况，因为村干部有正当的报酬，村干部对正是制度的反应应该较为敏感，乡村秩序可以正常维系，这种情况下的乡村治理可以称为外生秩序型的乡村治理。第二类是村干部无足够正当报酬，但能够捞取非正当好处的情况，因为村干部有收益，他们就有行动的动力，因为收益的非正当，他们的行为会引起村民的不满，他们又要获得乡镇的庇护，这种情况下的乡村治理可以称之为乡村合谋型的乡村治理。第三类是村干部既无足够正当报酬，也无法捞取非正当好处的情况。因为村干部既无社会性收益，又无经济型收益（哪怕是非正当的收益），村干部就不会有应对制度的积极性，而会成为消极无为的“撞钟者”，这种情况下的乡村治理可以称之为无序型的乡村治理。以下分别展开讨论：
1、原生秩序型乡村治理。
展开来讲，就是村庄具有很强的原生秩序的能力，这种原生秩序的能力不仅表现在村庄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方面，也表现在生产价值的能力方面。因为村庄具有生产价值的能力，就使村庄精英为了获取社会性收益，而愿意出任村干部，这些为了获取声望与面子而出任村干部的村庄精英，一定愿意充任村庄的保护型经纪。乡镇行政为了加强向村庄的渗透，愿意任命一些村庄边缘人物来获取对村庄的控制，但这些村庄边缘人物即使在人民公社时期，也要遵从村民的意愿，要么冒着与全村人对抗的风险。在当前体制下面，乡镇任命边缘人物来掌控村庄，更加没有可能。
在这种乡村治理类型中，乡镇行政的种种达标升级要求，在村一级都缺乏落实的帮手。明显有损村庄长远发展的乡村行为，不可能在这类乡村出现。也因此，村一级一般不会有因为自上而下的要求而建造的各种达标升级工程，除非办村办企业失败，村一级一般不会有太高的债务，乡镇行政不能从村民手中收取不明不白的费用，因此乡镇集镇建设，不仅缺少那种以农民负担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各种站所办公大数，而且乡镇政府办公的地方也很陈旧[10]。
因为村干部在乎社会性收益，村干部正式的工资收入不会太高，灰色收入几乎没有。村干部不会贿赂乡镇主要负责人，他们也不会以完成乡镇政务来取悦乡镇行政。因为乡镇财政缺少额外向农民多收的预算外收入，村干部也不会向乡镇送钱送物，乡镇干部也大多在正式工资以外，少有意外之财，乡镇干部因此不象“国家干部”，乡村关系较为温和，乡村干部之间的关系较为平等。乡镇负责人也很少是那种武断、粗暴型的气质（这样气质的乡镇干部，根本无法在村一 级开展工作）。
2、次生秩序型乡村治理。
展开来讲，就是村庄缺乏原生秩序的能力，村级治理状况较多受到成文制度及乡镇行政的决定。村庄缺乏生产价值的能力，村庄精英不能从村干部职位上获取足够的社会性收益（声望和面子）。不过，因为村干部可以获取较为可观的正当经济收入，村庄精英竟相争夺村干部职位。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一部分村庄精英走村民直选的下层路线，竭力获取村民的支持，在协助乡镇行政工作时，不愿（也不敢，因为他们愿意长期当这个有着稳定收入的村干部，因此担心村民下次不选他）得罪村民，也不会因为乡镇的要求，过份损害村庄利益，而另一部分村庄精英则走上层路线，通过乡镇行政支持来获取村干部职位，这部分走上层路线的村干部与选举产生的村干部会在若干事务的决定与执行方面有所差异，但即使是走上层路线的村庄精英也不愿意冒着村民强烈抗议的风险，去做有损村民利益的事情。这个意义上，即使走上层路线的村支部与走下层路线的村委会之间产生冲突，这种冲突也会表现得较为温和。
因为村干部有可观的稳定收入，乡镇行政要求村干部办理的政务，只要不是过于艰难，村干部一般都会照办。乡镇行政负责人在乡镇关系中处于较为主动的地位。村干部的行为因为有长远预期，而较为稳健。但是，如果乡镇行政不断将超过村庄要求的各种任务向村级下达，明显损害村民利益的政务会使村干部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有稳定收入从而愿意表现稳健的村干部，在乡镇行政要求和村民意愿之间无法找到中间缓冲地带，这个时候，就可能出现以村支部和村委会对抗为表现的乡村冲突。
3、乡村合谋型的乡村治理。
当村干部职位既不能获取社会性收益，又没有可观的正当经济收益时，村庄精英不愿竞争村干部职位，在任村干部因为缺乏稳定的预期收益，而倾向利用手中可能权力来谋取短期收益，尤其是利用村庄现实及可能的资源，来捞取灰色收入，由此造成对村庄的毁灭性损害。
村干部不能获取社会性收益，其含义之一就是村庄缺乏价值生产能力，村庄社会关联度低，因此，村民缺乏从道义上及组织阻击村干部捞取灰色收入的能力。在缺乏有保障的正当经济收益的前景下，村干部倾向以非正当的方式来获得收益。因为村民阻击能力较弱，而使村干部较为容易实施这种获取灰色收入的想法。
村干部如果要捞取灰色收入，他们几乎唯一的障碍是乡镇行政的监督。村庄也会有一些村民到县乡上访，要求查处村干部的不良行为。想捞取灰色收入的村干部必须与乡镇搞好关系，无论这些干部是选举出来的还是上级任命的。村干部与乡镇搞好关系的方式有二，一是坚决果断不遗余力地完成乡镇布置的各种任务，有些任务明显超出了国家政策的界限，二是讨好甚至行贿乡镇主要负责人。乡镇为了实施政务，也需要村干部有实施政务的积极性，因此乡镇也有意对村干部不良行为不闻不问，以构成对村干部实施政务的激励。这样，在乡村之间就形成了官官相护和常见的官场景观。
捞取灰色收入的村干部，会不顾村庄发展的实际需要，将所有可能好的发展方案，都变成捞取短期利益的手段。因此，他们会借上级的各种达标要求，向农民收取费用，或向社会借贷，然后从工程建设中捞取回扣。他们会将村庄可以支配的所有资源变成现实收入，总之，他们会利用每一个机会来获取个人的好处。村干部捞取好处的行为，村民不会不知道，村民因此对村干部严重不满，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会变得极其紧张，不信任，几乎任何村庄公益事业都会受到村民的抵制。
只要村庄还有资源，或者只要村干部还有捞取灰色收入的机会，乡村关系就仍然能有效运转，乡镇行政的要求就仍然可以在村庄得到表达。但捞取灰色收入的村干部们的短期行为，总有一天会将村庄所有资源耗尽。村干部最终不再有任何捞取灰色收入的空间，乡村治理因此进入另外一种面貌。
4、无序型的乡村治理。
一旦村干部既不能获取社会性收益，又不能获取经济收益，村干部职位就不再对村庄精英具有吸引力，成文制度如《村委员组织法》，因为不再有村民对村干部职位的积极追逐，而流于形式，乡镇行政面对消极无为的村干部，除了一再提要求以外，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使村干部积极工作。乡镇行政面对村干部，恰如将铁拳打在棉花上，感到有力无处使。除非乡镇行政事事亲为，他们不能在村庄实现任何有价值的政务。村庄大量的公共事务，也不会有村干部出面主持，面对村民的抱怨，村干部几乎唯一的应对措施是不闻不问或者无限期拖延。与乡村关系和村干部与村民关系相类似，村两委之间也不会有激烈冲突，因为无任何利益可言。
五、结语
以上从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开始，讨论了乡村关系和村两委关系，并由此讨论了乡村治理的类型。这种讨论的目的，是想为当前中国复杂的乡村治理现实提供一个描述和分析框架。今天的中国农村，因为村庄社会性质、地方财政及基层组织制度安排的差异，而出现了十分不同的乡村治理后果及乡村治理型态。本文的目的，是试图为理解乡村治理的这些不同，提供一个综合性的框架，从而将那些单纯的诸如乡村关系、村两委关系、村委会选举以及村干部角色的讨论，还原到复杂的现实中来。本文仅是一个初步讨论，我们将在更多实地调查基础上，对乡村治理的不同类型作出更为精确的描述。
[1]参见吴毅：“双重代理、经纪人、守夜人和撞钟者”，《开放时代》2003年。又见吴毅：“双重边缘化：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类型学分析”，《管理世界》2003年。
[2]樊平：“体制性权力与内生性权力”，农村基层组织课题研究报告，1987年。
[3]景跃进教授正确指出，村干部的行为方式与区域差异有关。他说：“村干部的角色认同与行为选择受到众多因素的制约，其中，制度性框架、乡村关系的类型、资源程度、政策领域、任务性质、村干部的利益考量等都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参见景跃进：《当代中国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与宏观透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243页。
[4]例如湖北枝江宝月寺村村委会主任吕邦列，参见《南方周末》2004年10月7日的报道。除吕邦列事例子外，还有山东灰村村主任崔联的例子。参见朱玲《灰村纪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
[5]参见景跃进的综述：《当代中国农村“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于宏观透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238－246页。
[6]参见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167页。
[7]同上书，173页。
[8]同上书，175页。
[9]见贺雪峰、董磊明：“乡村治理的结构与类型”（未刊稿）。
[10]除非刚好是工商业发达的乡镇，乡镇可以从工商税收中获取大量收入。
第三篇：教育实习双重角色的自我体会
双重角色的自我体会
经过八周的教育实习生活，我初尝了作为一名教师的辛酸与快乐。想起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让我想起了自己当初的高中生活，深感现在的学生比我们那一代多了一份顽皮，一份灵活。学生一代比一代强在这里主要体现在人品上面，这跟校长注重德育有关。学生比较顽皮，想要在学生中树立一名教师的形象，需要一段时间的努力。
实习期间我有两个身份，实习教师和实习生。
作为实习老师，我面对的是学生，如何教？教育家卢梭说过：“教的艺术就是使学生喜欢你教的东西。”如何管？简易管理学中提到：“管理的艺术在于沟通的技巧和真诚，它是一种调和，是一种严肃的爱。”
作为实习生，我面对的是原班主任，原任课老师，指导老师以及教务处、学生处等部门的领导，当然还有一起实习的同学。“三人行，必有我师”。实习期间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
下面谈谈自己在实习期间的尝试和体会。
身份一：实习教师
作为一名实习教师，在这八周的实习期间我的任务主要有两个：
一、班主任工作；
二、教底盘构造。
班主任是班级管理的组织者、管理者和策划者，也是学校管理的的中间力量和骨干分子，对良好班风和校风的形成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作用在我实习期间我清楚的看到了，不同的班主任所带出来的班级，他的风貌是完全不一样的。而经过一段时间相处之后，学生们对我的态度，对我的工作的配合程度也好了很多，因此我认为班主任对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实质上是一个与学生实行心理沟通的过程，只有真正了解了学生的内心世界，做到有的放矢，方法得到，才能达到教师对学生的成长提供帮助指导、学生对教师的工作给予配合支持的目的，从而受到好的教育效果。这一点在我班的学习委员叶泽飞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刚到云和职技校12汽修2班实习的时候，学习委员叶泽飞对我几乎算是不理不睬的，路上碰到也不打招呼，但是一个月之后呢，会打招呼，上课表现也好了，也愿意跟你聊天了。当然这点是我自己的不足，花了一个月才算是比较好的融入班级。
我的班主任工作时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的：
一、做好工作计划
为啥班主任终日不见踪影？这个是多方面的，我想有原因是因为人大了需要自由空间所以以自我管理为主，另一个就是班主任比较的忙。经过实习之后，我切实体会到了班主任工作的繁忙，大事小事要决定的通通来找你。学习要管，生活要管，总之一个字“忙”。如果没有事先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只是简单的遇事处事，就会使工作显得被动，繁重的工作就会显得更加的凌乱，以至于难以开展，不能达到目标。当然，“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做事也有难以预测的事。这样一来做出计划遇事调整就显得尤为必要。所以每周双休日的时候我都会对下周做出一个总体的规划。
二、沟通
作为班主任，一定要了解每一个学生，这样才能因材施教，更好的处理事务，布置任务。对于这方面的工作，我通过多次下寝室，多次与学生约谈，带晨跑，下早晚自习观察的方式深入学生中间了解他们的情况。在我不在的时候，则通过
班干部的反馈来了解班级情况。事实证明这样做事对的，学生逐渐对我敞开了心扉，再加上年龄相近的原因也会主动与我谈心，我布置的任务也能很好的完成。
三、为人师表
作为班级的主要负责人班主任，他的外在形象是极其重要的。俗话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高中生已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但是并不完全成熟，现在的高中生更是喜欢追逐潮流、跟风，像抽烟、染发、学暴力电影称兄道弟等等等等。如果班主任起不到表率作用，这种现象就会难以遏制，并逐步影响班风、校风，后果极其严重。所以无论在穿着打扮，还是在言行举止上都要符合班主任这个身份，这点我原先的班主任就做得很好，实习期间我也努力的向他靠拢。
四、平等对待
平等对待分两个方面，一个是我跟学生，另一个则是学生跟学生。人是有人格有尊严的，要把他们当做一个平等的主体来对待，当然身份不能乱，我是老师他们是学生。师生间建立起平等友好的关系。对于学生在处理问题上要一视同仁，不能把成绩好的与成绩差的区分开，痞的与乖的区分开，就事论事。如果让学生感到你歧视他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平等对待也体现在赏罚方面。赏的方面奖励平时分什么的只是一种手段，最主要的是用心，有时一个眼神，一句夸奖产生的作用胜过一切。人总有犯错的时候，惩罚只是一种手段，主要还是教育，对于自尊心强的同学更是要合理的对待。这点我做得还不够好，因为有些学生接触的不是很深，处理上不是很合理。
五、班级活动
班级的凝聚力主要体现在班级活动上。班级活动可以拉近师生的距离，所以作为班主任必须参加，当然我也是这么做的。像阳光体育晨跑比赛，中秋晚会，寝室教室美化比赛，校运动会等等到处都有我的身影。每个活动都有其教育意义，都要强调重在参与，就跟比赛一样，合理的竞争，例如活动中表现好坏等更是能促进凝聚力的产生，也能提升班级人员的素质。
六、班会
作为一个班主任，每周的班会课上我都会对一周的情况作出总结，并听取同学们的反馈信息，不断完善班级运行，有时也在班会上对他们谈及未来。
七、教育调查与研究
教育调查与研究意义重大，他是对你一段时间内的体会的一个总结，可以切实反应出一些班级或者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他可以作为材料，方便自己或他人在未来某段时间内自己或通过在班级内成立小组作出改正或继续研究。这部分工作我是在实习开始逐步融入学生中间开始，在实习即将结束时整理成材料，有些问题已经解决，未解决的则反馈给原先的班主任。
实习期间我教的是汽车底盘构造。由于我大学期间是汽车维修工程教育专业的，这部分内容也熟悉，所以在熟悉了他们的教材后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我是从第五周开始上课的，第一次上课时还是很紧张，当然跟学校内试讲时比好了不少。当时我的教学指导老师来听课了，因为紧张的关系事先组织过的语言有点乱了，板书也忘记写了，好在事后我的教学指导老师帮我指正了。通过一次上课，加上指导老师的指导，在教学内容的处理上已经没有问题了，细节上如例子，语言组织还有点瑕疵。在此感谢我的教学指导老师范颖。
身份二：实习生
在学生面前我是老师，在学校老师面前我是学生。两个不同的身份经常的一
秒间转换，强烈的反差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才逐渐好转。作为一个实习生，方方面面都需要向学校老师学习，毕竟自己没有他们的工作经验。两个月的实习我学到了很多。生活上，如何与人相处，如何与人交流。教学上，如何写好教案，如何组织好语言，如何组织活动，如何真正上一堂课。生活很充实，时间时紧时松，总之这两个月让我更好得体现了真实的社会。在此感谢我的母校，每年都为应届毕业生组织实习。
两个身份，两种不同的体验，强烈的转换反差令人记忆深刻，令人感触颇多，这才是真正的生活。
第四篇：教育实习报告双重角色的自我体会
双重角色的自我体会
经历了十周的实习生活，让我初尝了身为一名教师的酸甜苦辣。回顾和学生们一起走过的日子，不禁想起自己的中学时代，也深感如今的学生比我们过去多了一份顽皮，一份灵活，一份大胆。学生的能力一代比一代强，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要想在学生中树立起好老师的形象，还需要走一段不寻常的摸索之路。在实习期间，我的主要任务是英语教学工作和班主任工作。
班主任是班级工作的组织者、管理者和策划者，也是学校管理的中间力量和骨干分子，对良好班风和校风的形成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一个班主任又怎样使自己的工作上台阶、上水平、上档次呢？实习期间担任班主任工作，我有这样一个认识，班主任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实质上是一个与学生实行心理沟通的过程，只有真正了解了学生的内心世界，做到有的放矢，方法得当，才能达到教师对学生的成长提供帮助指导、学生对教师的工作给予配合支持的目的，从而收到好的教育效果。下面谈谈自己切合学生心理实际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的一些尝试以及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实习班级工作中的一点体会。
一、作好计划，繁而不乱
班主任工作繁重异常，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在开展班主任繁重的工作之前，应先根据本班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的工作计划。古语有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这说明制定计划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跟着感觉走，就会使工作显得被动，而且繁重的工作就会显得更凌乱，以至工作难以开展，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而且将来还可能出现一些不可预测的问题。因此，开展班主任工作，一定要先作好计划。
二、了解学生，交流沟通
作为一个班主任，一定要了解班上每一位学生，这样才能做到“因材施教”。我作为一个实习班主任，对学生的基本情况不了解，于是我利用见习的前三天，通过找原班主任了解情况，开班干部会议，找学生个别谈话，悉心观察等方式，来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包括学生的主体思想，学习现状，学习成绩，优秀学生和后进生。同时，还通过批改周记、作文，中下午有空找学生聊天，晚自习随堂自修或备课，深入班级，广泛接触学生，与学生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沟通。通过以上方法，我逐步了解了班内每一个学生，为做好班级辅助管理工作做好了准备。
三、做好自己，为人师表
老师的外在行为表现，对学生具有一种榜样和示范的作用，会对学生产生潜
移默化的影响。初中学生的生理、心理及综合素质还不成熟，思维不稳定，情感脆弱，对身边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有自己一定的看法，但缺乏一定的判断能力。俗话说：“身教重于言教。”无论是在穿着打扮方面，还是在言行方面，无论是在教学能力方面，还是在个人修养方面都以一名正式老师、班主任的身份要求自己，在班中得到了学生的认可与支持。只有尊重自己、为人师表的老师，才能从学生那里得到爱戴与尊重，在班中建立起学生对自己的威信，这是班主任工作的基础。
四、尊重学生，贵在坦诚
在管理班级上，应把学生当作一个平等的主体来对待，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彼此无高低、尊卑之分。老师在建立威信的基础上，应该与他们平等、友好的相处，建立起了和谐的师生关系。在出现问题时，不要采用强制手段，高压政策来解决问题，而要通过讲事实、摆道理，使学生心悦诚服的接受。人无完人，要允许学生出现这样那样的过错，只要知错能改就可以了。当学生提出批评意见时，作为老师的我们，应该虚心地接受，不能抱有“我是老师，我接受学生的批评，这样多没面子”的心理。作为班主任更要有一种大度的气量，宽阔的胸怀，不要斤斤计较，坦诚地对待学生，这样才能赢得越来越多的学生的信任。
五、善待后进，施予爱心
对待学生要一视同仁，不能有偏爱之心。影响班主任和学生之间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班主任对待好学生和差生的态度。在处理班上问题时，班主任要努力做到一视同仁，就事论事，不歧视后进学生，让他同其他学生在公平、心平气和的气氛下解决问题。当好学生和差生犯同样的错误时，不要因为他是差生而严加指责，或他是好学生而装作没看见，要坚持平等原则。在某些场合，对好学生更应从严要求，对差生反而可以多些宽容。平时多找后进生进行特别辅导，了解其家庭、学习、思想等各方面的情况，给他们爱心与关怀。并找出其学习落后的原因，耐心劝导，这样才能使后进生重新燃起他们的自尊心、自信心，积极地去发展他们自己。
六、对错分明，奖惩适当
我知道一个优秀的班主任，时刻应该用“爱”去开启学生的心灵，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个笑容，一个课余诚恳的交谈，有时是一个眼神，一句鼓励的话，都会对学生产生长久的影响。爱的奉献也会得到爱的回报，但我们细想一下，能真正用心体会老师的学生有多少？但真正能感悟到老师的爱的学生，绝对孺子可教也。常有的是你对他的宽容增加了他的放纵，淡薄了纪律的约束，这在实习中我也是有所体会的。今天我们面对的不是几个学生，而是四十五人的班级没有严明的纪律，如何有良好的班风？在我们的教育工作中，惩罚也是教育的一种手段。当然，惩罚特别要慎重，我认为当我们惩罚学生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①首先一定要注意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保护好学生的自信心、自尊心，好的就是好的，错的就是错的，不要一错百错，全盘否定；
②惩罚的目的是警示学生什么不可以做，做了会有什么后果，不是为惩罚而惩罚学生，而是为教育学生而惩罚学生，换句话说，惩罚是手段，教育才是目的；③谁都会犯错误，但不是谁都会改正错误，受惩罚不要紧，要紧的是改正错误，关键不是惩罚，关键是接受教训，改正错误。
七、组织活动，积极参与。
良好班集体的建设必须依靠活动来实现，活动可以产生凝聚力，密切师生关系，使每个学生发挥主体的积极性，这时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健康的竞争心理教育是行之有效的；在我班，凡是学校组织的活动，班主任和我都给予高度的重视，如“西点制作”比赛，班主任与我都亲身参与当中，动员学生积极参与，一起与学生训练。告诉他们不用把名次的好坏，放在第一位，只要我们尽力了就行了。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在竞赛活动中，一个人的目标期望水平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只有中等水平的期望值才能使参赛者保持最佳的竞技状态，对于我们每个同学来讲，活动的目的不是拿名次，而是看我们如何对待竞争，是否有参与意识，是否全身心投入了，是否能做到问心无愧。在活动中进行教育，同学们易于接受也能很快转化为行动。抓住“活动”这个最佳的教育时机，精心设计教育内容，就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
八、召开班会，主题突出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在第六周的周一我主持了实习期间的第一次班会。这次班会的主题是“安全教育与中段考后的打算”。在班会上，同学们积极发言，让我深深的体会现在的中学生已经有了很丰富的安全常识。例如，上体育课的注意事项，交通安全，地震、台风来袭需要注意哪些等等，他们都回答的头头是道。班会的另一个要点是“中段考后的打算”，让一些学生上讲台说出他们中段考前的不足之处和中段考的计划。这不仅让学生自己找出自己的不足以便改正，更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会反思，反思后制定大体计划，更有目的地进行学习。这也培养了学生上讲台的心态。虽然没有每一个学生在班会上都发言，但是我坚信每一个学生都有了自己新的计划、新的打算。每一个学生对上台发言的同学都深有感受。
九、钻研教学，发展自己
要教会学生知识，首先自己要有知识。常言道：“要给人家一碗水，自己就要有一桶水。”实习期间，我深深体会到，要想做好班主任工作，应首先把自己的学科教学搞好，积极钻研，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让班内学生喜欢上你教的课，进而喜欢你、佩服你，使自己的教学得到学生的认可，这对于班主任工作是至关
重要的。
教学更是实习的重点，以下是我实习的一些心得。
第一是预备阶段。先熟悉实习班级的情况，认识班上的每个学生以及他们学习情况（通过班主任或班委或直接交流）。然后，认真听指导老师上课。现在的听课的感觉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听课是为了学习知识；现在听课是学习教学方法。目的不一样，上课的注意点就不一样，现在注意的是指导老师的上课方式，上课的思想。接着，根据在大学所学的教育知识和在中学实习听课所学到的，自己在已有的基础上备课，试讲。做足了上讲台的准备。在经过了前一周半的听课、说课（试讲）后，第二周我正式走上讲台，第一次感觉自己所学的知识派上用场。作为一名教师，还有一个天职就是教书，无私地把知识传播给学生。这也是我们实习的重要内容——授课。我初次体会到当老师的辛苦。上一节课，要经过“备课（写teaching plan & verbatim plan）——上课——批改作业——接受学生反馈的信息——评讲、巩固练习”这样一个流水线。看起来简单，可其中每个环节又有很多小细节，最主要的是“上课”。这个环节，也就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的“课堂教学”。
近年来，我国英语课堂教学改革的浪潮此起彼伏，各种对提高英语教学质量具有指导意义的成果不断涌现．然而，这些成果大多着眼于如何使学生对英语知识与技能学得更多、更快、更好，如何促进与之相应的个体心理品质的形成与发展，却往往忽视了学生的个体社会化发展问题．也就是说，强调了课堂教学中以知识的传递和学习为基轴的教育过程，强调了以个体心理品质的训练与养成为主线的发展过程，却忽视了以人际互动为中心的社会过程。几乎所有的教学过程都发生在学生群体人际互动的环境之中，因此重视学生个体与学生群体的相互作用，加强和指导学生之间的合作学习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所谓合作学习是一种教学组织形式，它要求学生们在一些由２—６人组成的异质性小组中一起从事学习活动，共同完成学习任务。
课堂教学作为一种系统，需要不断地进行反馈与矫正。在班级教学中，不同的学生有着不同的学习风格和矫正需要。尤其是在初二英语教学中，班级内学生数学水平差距甚大，设计适当的矫正活动需要大量的计划时间。如果教师是矫正活动的唯一帮助来源的话，那么管理上的困难将会拖延教师对学生的帮助，从而降低他（她）的效能。如果运用合作学习，学生们则可以从同伴中迅速得到高质量的矫正活动的帮助，缩短了矫正时间，也就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完成学习任务。小组中的合作学习还能为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提供诱因，并且能降低焦虑。经验显示，在同伴辅导的过程中，向其他同学提供帮助的小组成员得益最大。这即是
说，学习困难的学生的进步并不以牺牲优秀学生的发展为代价，相反，所有的学生都能在学习小组的同伴辅导中受益非浅。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说建立起了学习小组，在课堂上进行了几次小组讨论学生就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学习，教师应对学生之间的合作学习做细致的组织工作，对学生的合作学习进行必要的指导，对小组之间的活动情况组织有效的交流，以此来提高小组活动的效率。当我们不断地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之间的合作意识，使合作学习成为学生的自觉行为时，它所起的作用就会充分地显现出来。还应指出，强调合作学习并不意味着削弱学生的自主学习。事实上，合作学习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强调个体责任，其出发点乃是强调在各种形式教学活动的互配实施中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以上所说的合作学习的教学方法，我个人认为是可行的，能够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又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
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和教学软件数量的增加，计算机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利用计算机来演示英语教学，能够使学生更直观地掌握语言知识。从而可以做到更高密度的知识传授，大大提高课堂利用率。因此，为了适应现代教学需要，我们必须掌握有关的计算机知识，制作教学课件，并把它应用在课堂上。在实习中，由于受本校传统教学的影响及约束，我只是采取把合作学习穿插进传统教学的讲授法，效果还可以。我认为，课堂上，若学生对我的提问有所反应的话，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因此，我在课堂上非常注意学生的反应，即时对他们的疑问作出解答，并使上课内容能够按时完成。
每个教师，都希望自己的学生个个学习成绩优秀，但这总是老师的一厢情愿。我认为，要随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分析原因，从而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和确立教学内容。
初二阶段学生英语学习成绩两极分化呈现出很严重的趋势，后进生所占的比例较大。这种状况直接影响着大面积提高英语教学质量。那么，造成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原因是什么？如何预防严重分化？
造成分化的原因
（一）缺乏学习英语的兴趣和学习意志薄弱是造成分化的主要内在心理因素。对于初中学生来说，学习的积极性主要取决于学习兴趣和克服学习困难的毅力。
（二）掌握知识、技能不系统，没有形成较好的英语认知结构，不能为连续学习提供必要的认知基础。
（三）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不适应英语学习要求。初二阶段是英语学习分化最明显的阶段。一个重要原因是初中阶段英语课程对学生能力要求有了明显提
高。而初二学生个体差异也比较大，学习接受能力的差异。除了年龄特征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教师没有很好地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和教学要求去组织教学活动，指导学生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促进学生能力的全面发展，提高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
减少学习分化的教学对策
（一）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二）教会学生学习
（三）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加强能力训练和培养。
（四）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总之，教师是一个崇高而神圣的职业，要当一名好的教师更不容易。在此次实习中，我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社会的不断进步，使学校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师范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内涵也在不断地深化。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充实自己，完善自己，以便全身心投入将来的教育事业。
第五篇：浅析记者型主持人的双重角色解读
以柴静为例浅析记者型主持人的双重角色
姓
名：陈俊宇
学号：20100102005
系
别：中文系
专业：文秘教育
指导教师：王山青
职称：助教
摘 要：记者型主持人是广播电视新闻节目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的，一方面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新闻传播理论不断发展，记者型主持人应运而生。记者型主持人天生具有双重角色，即主持人、记者。主持人行为主要是串联节目、配音解说等，记者行为主要是采集和调查新闻。双重角色实际上是记者型主持人的工作中的两部分。
关键词：记者型主持人；双重角色；柴静；新闻调查；电视
Abstract：Journalist anchorman is an outcome with the broadcast TV news programs developing to a certain degree.There are two reasons: First, Social economic is developing continuous;Second, News media theory is developing continuous, too.Journalist anchorman obtains dual role inherently: host and reporter.The function of the host is to connect the programs, dubbing and explain orally;while the reporter’s function is to collect and investigate the News.Dual role is actually the two parts of the Journalist anchorman’s work.Keywords：journalist anchorman；Dual role；Chai Jing News investigations；TV
前言
节目主持人从一出现就让广播电视充满了人际传播的特征，“主持人成为广播电视表达亲近性和实现交流感的一个载体””1，随着媒介市场化进程的发展，媒体面对的内外竞争，主持人的名字和形象甚至成为某一个电视频道或者广播频率的标志，他们以自己的面孔，自己独特的视角和个人魅力吸引受众，从而来提高媒体在媒介市场的份额。这当中记者型主持人就是其中的代表，柴静是记者型主持人中的佼佼者。
柴静服务的《新闻调查》是中央电视台唯一一档深度调查类节目，时长45 1 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语态开始[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 359 页.分钟，每周一期，在百姓和高端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新闻调查》时刻注重研究真问题，探索新表达，以记者主持人调查采访的形式，探寻事实真相，追求理性，平衡和深入。
本文以电视新闻调查类节目中出现的记者型主持人为研究对象，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柴静为例。柴静代表现今众多记者型主持人的最高水平。
研究方法为收集柴静出镜主持的《新闻调查》节目视频、与柴静相关的电视节目和各期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进行分析。通过逐一观看从而获得了解，得出一般规律。
一、记者型主持人初探
（一）什么是记者型主持人
“记者型主持人”这个词语由两部分组成，“记者型”是修饰词，“主持人”是中心词，再把“主持人”细分的话，有很多种类型的主持人，如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儿童节目主持人、综艺娱乐节目主持人等等。要了解记者型主持人，就有必要对记者和主持人的概念进行界定，以确定其在传播中的角色。
甘惜分教授在《新闻学大辞典》中提出“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广播电台、电视台中以某一个人的身份在话筒前或摄像机前主持某个固定节目的播讲者，是一台节目的串联人，处于节目的主导地位，是某个节目制作群体的中心人物。其特征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具有创造性的临场发挥才能。节目主持人或是参与采编、制作全过程的节目的主要编辑或制作者，或是部分参与节目的编辑、制作。”2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确定主持人是节目的串联人和主导者，并且参与采编和制作。广播电视记者，是指广播电台、电视台中专门从事外勤新闻采访报道工作的新闻从业人员。
记者型主持人是从工作内容和节目的呈现方式上来界定，广播电视工作者的工作最终都会以节目的方式呈现出来，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为例，在播出的节目中，主持人在节目中，柴静既需要在一线进行采访获取素材、出镜报道，也需要在电视节目中进行主持和配音等，还在前期就对节目进行策划构思等。这就要求主持人从节目的全局出发，高效率、高质量的完成对具有新闻价值事件的呈现，包括采访、撰写稿件、主持、配音解说等。
（二）记者型主持人的产生背景与现状
明安香.谁在当主持人——看美国电视新闻节目“老生到家”[J].中国记者，2004年版，第80-82页.主持人在我国出现不过30年的时间，中国的广播电视主持人队伍不断在发展，记者型主持人也是在主持人队伍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他的发展和壮大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广播电视事业的繁荣离不开。
一方面，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民对于新闻的需求不仅仅是简单的消息类新闻栏目，中国人民大学的郑兴东教授在其著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中写道“在我国，受众一向作为大众传媒‘为人民服务’的对象而受到重视，因为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传媒的运作受计划经济的支配，因而作为大众传播消费者的受众的需求和愿望的满足，往往因缺乏市场这个中介的调节，而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保证。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传媒在市场经济的鼓励和促进下，不能不去改变原有的生存的生存方式和服务方式。”3新闻改革近几年都在进行，从一开始的《观察与思考》到《新闻调查》，从新闻栏目到专业性的新闻频道，中国的新闻改革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不断进步。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认为，电视深度报道的出现，才标志着电视新闻在理念上真正的成熟，伴随着电视深度报道类节目发展的是记者型主持人队伍，他们已经成为电视上的电视明星，在受众心中拥有牢固的地位。
一方面，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电视传播理论不断发展。收视听率调查技术的发展，听众不再是“乌合之众”，他们的选择变得有迹可循，于是针对他们的选择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发展，电视节目的形式和电视传播的理论也在不断的发展。业内人都知道的一句话是“内容为王”，这句话被许多传媒人奉为经典。多年从事电视语言研究的黄匡宇教授提出的“形式是金，内容为王”，我认为这句话也正切中了记者型主持人的中心特质，同样一个信息，同样一个报道，会因为形式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效果。这一切都是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电视传播理论不断发展，越来越回归到新闻传播的本质。
目前，我国尚没有专门的记者型主持人的论著，仅限于论文与经验总结性的文章，例如明安香《谁在当主持人——看美国电视新闻节目“老生到家”》，当中介绍了记者型主持人在国外的发展情况，“‘记者型主持人’在美国、日本被称为‘报道员’，„„工作出了做现场报道，现场采访外，还要参与整个节目的前期采访、构思策划、和后期的剪辑，解说与录音合成。这实际上已超过一般记者的职责范围，而是一个主持人，一个面对一个完整、独立的（而不是由各个部门、3 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各个板块组合的）节目主持人。”4
（三）记者型主持人的角色分析
“在社会学里，角色也是社会角色，是人们对群体或社会中拥有某一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待，包括一整套与此身份相一致的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方式。一个人可能拥有许多身份，而每一个身份都可能要涉及到扮演几种角色。”5从这个概念中，可以把角色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即期待、身份、行为，也就是说记者型主持人有哪几个身份，记者型主持人有什么具体工作，人们（主要是受众）对记者型主持人的期待。
但是，值得指出和细分的是，在社会中，角色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角色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一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角色就是所谓的角色集。
角色集的一种是多种角色集于一人身上，强调个人的内部关系。记者型主持人这个角色也不是孤立的，柴静出现在新闻现场时多是以记者的身份，回到演播室则是播报片头导语和片尾评论的主持人，记者与主持人是记者型主持人这个角色集里的两个角色。
角色集的另一种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的角色关系。记者型主持人是主持人这个角色集中的一个角色，他与其他类型的节目主持人相互依存，没有其他类型的节目主持人就没有记者型主持人，因为当所有的主持人都是记者型主持人的时候，就不存在分类了，就没有依存关系了。所以，记者型主持人与其他类型节目主持人存在角色转换。
综上所述，具体到柴静身上，本文需要论述的是柴静是如何在记者与主持人之间进行角色转换。碍于本人学识有限，本文不讨论记者型主持人与其他类型节目主持人之间的角色转换，即柴静在《新闻调查》与其他节目中的角色转换。
二、记者型主持人的记者与主持人之间的双重角色
记者与主持人是柴静在《新闻调查》中最明显的一对角色转换，看电视的人都知道，主持人是出现在演播室的现场，记者是出现在新闻事件的现场，我们不妨通过“场”这个字为切入点，来说说记者与主持人之间的双重角色，看柴静是 45 夏春阳.浅谈电视节目主持人应具备的特质[J].北京：当代电视，2004年版，第73-74页.广播影视业务教育培训丛书编写组编.广播电视综合知识[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如何穿梭于记者与主持人两种角色之间。
电视传播是一种共时空传播，简单的说就是电视把你带到事情发生的“现场”，共同参与和见证事情的发生与发展，这里的现场包括新闻节目的新闻现场、综艺娱乐节目的演播现场等。在电视新闻调查节目的现场中，受众期待来源于受众自己的生存需求，具体表现为期待通过记者在新闻现场的采访与调查获得新闻真相，这便是记者的角色期待。李普曼认为传播媒介营造出的是一种“拟态环境”，即它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我们大可以把广播电视的线性传播作为李普曼“拟态环境”的注释。在每一个电视节目营造出的现场当中，受众希望有节目能按照受众所能理解的结构进行，同时电视是一种线性传播的媒介，这就需要有一个人进行引导和串联，才会让传播内容按照符合受众接受的顺序传播。如果说一期《新闻调查》是一个故事，记者是去发现故事，主持人按照符合受众接受的结构顺序串联好、讲好故事。也就是说记者型主持人的角色期待是通过记者型主持人的串联、调查引导观众了解真相。那么记者型主持人的角色行为呢？“《新闻调查》主持人的角色行为，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调查’。‘调查’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为了了解情况而进行考察(多指到现场)’，那么套用这个概念，《新闻调查》主持人的行为可以概括成为是到新闻现场去获取信息并形成意见。”6在过去，主持人只是在直播间里进行节目串联的主持人，很少深入到新闻现场获取信息，他们在直播间里按照记者和编导的稿件进行二度创作。但是，在《新闻调查》节目中记者型主持人拥有两个角色，即记者与主持人，这两个角色又是通过具体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以下是对柴静的记者与主持人的双重角色行为的论述。(一)记者型主持人的主持人行为
如前文所诉，主持人是一个电视节目的串联人，处于节目的主导地位，主持人的播讲串联起整个电视节目。下面以2009年3月21日的《新闻调查·以求是之名》为例。
节目一开始，柴静在演播室内进行口播，引导节目。柴静是这样说的“四个月前，国内知名学府浙江大学处理了副教授贺海波论文造假一事。但是这一切并没有随着贺海波的辞职而归于平静，反而由于大家的质疑，浙大的丢车保帅成为 6 张龙.论记者型主持人的角色行为——以CCTV《新闻调查》栏目主持人为例[J].北京：现代传播,2008年版，第69-71页.新的新闻焦点，因为有舆论认为贺海波的造假并不是个人行为，而是课题组造假。其中，贺海波的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浙大药学院院长李连达也可能介入其中，那么哪一种说法更客观可信呢，事件背后有怎样的思考，2月份我们介入调查。”这是一段柴静在演播室内口播的串联词，串联词简洁的表达了新闻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现在怎么样了？这段串联词符合新闻导语的五要素，即5W+1H，并且这段串联词，简洁的表达了本期节目的调查背景，为什么要进行调查，引起本次调查的疑惑点，以及调查的切入点。这是一个符合新闻调查类节目主持人定位的串联词，因为是新闻类节目，必须符合电视新闻的基本要求；作为一个新闻深度调查类节目，串联词需要在一开始就揭示出值得去调查的疑点，为什么去调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记者型主持人的语体基本是以新闻语体为主。
结尾的串联词，柴静是这样说的“浙江大学的前身叫求是书院，求是这两个字，在当时的解释是务求实学、存是去非、不谋其利、不计其功。这样的校风一直延续下来，到抗战期间的时候，浙大被迫西迁。就在烽火连天的1938年，当时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先生提出，要把求是这两字作为校训，他说，是就是真理，求是就是探求真理。而探求真理，科学家必须有的态度是不盲从、不附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70年过去了，时代、大学和科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术需要创新和发展，但是一个国家，要想得到真正的学术繁荣，必须来自于就是这两个字所蕴藏的尊崇真理，不计功利的科学态度。”这是一个没有下结论的结尾，因为所有的结论都蕴藏在调查过程当中了。新闻调查类节目的评论新闻事实的功能是通过调查新闻真相的过程所实现的，在受众心里已经有了一个评论。但如果不下一个结论，整个节目就不完整了，也不符合普通的叙事规律；通过一系列的调查，这个故事一定需要一个结局，才符合受众的心理期待和接受习惯，但如果只是就事论事，便不具有代表性，也不是《新闻调查》标榜的探寻时代的真问题了。因此，柴静的串联词将视野放大、抬高，从浙大校训“求是”两个字的由来和大建立的时代背景说起，无非是想告诉我们，不管时代怎么发展、科学怎么进步、学术怎么发展，都需要脚踏实地，不要走了太远了就忘记了当初是为什么出发的。这种结尾的方式是一种开放式的结尾，给人的思考空间更大。
除了在演播室中，柴静需要担负起主持人的职责外，还需要担负起解说的工作。通常解说工作分为两种，即配音解说和出镜解说。在新闻现场的外景地，柴静也需要担负起主持人的外景解说工作。例如在2009年2月28日的《新闻调查·拷问食品安全》中，柴静既配音解说，又出现在一家食用化工品商店，进行解说。柴静的外景解说词的内容是“现在很多人对于在食品当中，添加任何化学物质都觉得很恐慌。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个误解的，因为正常的食品添加剂，也是为了人类的健康服务的。比如说，像这种防腐剂，要是没有它的话，食物就腐坏了，这种抗氧化剂，咱们就连油炸的方便面、饼干都吃不着，我们吃的口香糖，其实百分之百都是由添加剂构成的。现在国家允许使用而且制定了标准的添加剂有两百多种，而现在大部分出问题的食品都是这个名单之外，违禁添加的各种化学品，目的很简单，要制造更好的食品的卖相，掩盖低劣的质量或者干脆伪造食品。”前面说到，在每一个电视节目营造出的“场”当中，受众希望有节目能按照受众所能理解的结构进行，电视传播又是线性传播，受时间限制，这就需要有一个人进行引导和串联。除了开场和结尾之外，在新闻节目进行中，需要主持人进行串联，这样在结构上才是完整的。
（二）记者型主持人的记者行为
以上是以记者型主持人的主持人行为的分析，下面来对记者型主持人的记者行为进行分析。记者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新闻发现、采集的行为，记者型主持人的记者行为还有调查的行为，记者行为也是记者型主持人区别于其他类型主持人的主要特征。
大众传播具有环境监视功能，柴静所在的团队“拍摄的选题74%涉及曝光社会问题和关注社会的边缘人群，在这些节目里镜头中的柴静38%的时间低下身去倾听弱者的申诉，62%的时间挺身而出与黑暗势力交锋，因此，有人送她一个新闻女侠的称呼。”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许多方面的问题，新闻记者需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三贴近”原则去发现社会中问题。2006年12月19日举行的中国魅力50人颁奖为柴静的颁奖致辞是“她认为转型期的记者，可以成为一个敢于捍卫自己的立场，面对尖锐社会问题的人。”
柴静自己认为“记者是一种生存方式，你不是在聚光灯亮起来的时候，你才是一个记者，它每一时刻都在发生，在你吃饭的时候，跟人交往的时候，恋爱的时候，痛苦的时候，你应该在每一分每一秒都清楚地活着。”这是一个记者的职业素养，我国新闻界公认的新闻的定义是陆定一的新闻是新进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变化，小到原子裂变，大到国际风云变化，新闻工作者是瞭望者，观测整个社会，再发挥“把关人”的作用，将具有新闻价值的新闻事件进行报道。柴静自己认为“新闻是一盆水，从演播室到现场就等于把一个人整个放到这盆水里，浑身湿淋淋的，眼睛、鼻子、耳朵、嘴巴接触到的全是新闻。当你沉浸在水里面的时候，你就不用去想你是什么，你需要怎么去问。你只要去感觉它，按正常人那样，按照欲望去发现就对了。”这是一种人性化的表达方式，电视新闻节目最终的受者还是人，也要求记者型主持人符合赞扬真善美、批判假恶丑的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我国的新闻媒体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他必须符合人民的喜怒哀乐，符合宣传思想工作“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工作要求。
在这里，我着重提出在电视传播中，记者型主持人（其实包括所有的主持人）在传播技巧上，需要大力开发有声语言和副语言的传播技巧。因为电视频道是一种稀有资源，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追求效果最大化，所以在传播技巧上需要进行提高，而许多记者型主持人、出镜记者在有声语言和副语言上功力是不够的。柴静在有声语言和副语言方面就突出了自己的采访技巧和作为一个记者的人文关怀。
以柴静的一期节目《流浪少年》为例。柴静在采访小波养母郭爱凡时，从细节入手，采用剥茧抽丝的采访方式，提问紧凑，问题设置一环紧扣一环，给观众心灵以极大地震撼。
柴静: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7 郭爱凡(小波养母):不知道。柴静:他跟家里没联系啊?
郭爱凡:不知道。他没回来咱也不知道。柴静:他当初为什么离家出走你知道吗? 郭爱凡:不知道。
柴静:你不担心他这样出去了，遇到了什么事儿，或者犯什么事儿? 郭爱凡:可担心。你担心不上他。
柴静:这么多年你觉得，你了解这个小孩吗? 郭爱凡:那咱不了解。
柴静:那你觉得这孩子心里头，对你这个养母是什么感情? 7 柴静.《看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版，第356页.郭爱凡:那咱说不来。柴静:你觉得他跟你有感情吗?
郭爱凡:咱琢磨着跟人家实心实意那个，那人家跟咱们没那个心，那咱说不来。
柴静:家里有孩子的照片吗? 郭爱凡:没有他的照片。柴静:有他以前用的东西吗?
郭爱凡:没。
柴静:你知道他今年多大吗? 郭爱凡:他今年，今年十三四了。柴静:他过了年就是十六了。
郭爱凡:十六了啊?谁知道，成天我想着他还是十三四岁呢。
这段采访堪称是柴静将采访技巧的典范，这段对话在有声语言和画面语言上充满了节奏感，很符合新闻学原理中的“用事实说话”。整个对话当中，柴静没有下任何结论，看似平常的提问，完全生活化，但通过提问，后母连自己孩子年龄都不知道的事实，让人觉得心寒，家庭的冷漠昭然若揭，小波犯罪的缘由也就不言自明了。通过这段提问，也揭示了离异家庭中家长对孩子的家庭教育观，这个社会性问题。
再以《注射隆胸》中，柴静对注射隆胸手术的受害者小草的一段采访为例，柴静充分利用了副语言，表现了柴静的人性化采访技巧和人文关怀。在经历过多年的病痛折磨、新闻媒体的报道之后产生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对于采访，小草总是抱有一种敌意的心态，当说到胸部的硬块四处移动时，柴静提出是否可以用手感知一下，在感知的过程中，柴静的脸上表现出的是同情和惊愕，正是这一系列的小动作融化了小草内心的坚冰。
以下是柴静和小草在《注射隆胸》中的一段对话 柴静：你当时有没有想到可能注射的东西有关系的？ 小草：我知道一定是有关系的。柴静：你怎么能做这个判断？
小草：不像正常的胸那样，里面是一块一块的。柴静：一块一块的？ 小草：对，有硬块。柴静：多吗？
小草：多，特别多，而且它会流动会跑的，我当时明明是让他给我注射的胸部，（可是）我的胸大肌里面，包括我这样的地方还有这里全都有了。
柴静：你是说腋下？还有胸肌这个部位？ 小草：对，全都有了！柴静：有吗？ 小草：有！
柴静：你介意我摸一下吗？ 小草：不介意。（柴静用手感知）
柴静：怎么会这么硬呢？一块一块像小石头一样，在下面都是，起码每块都有这么大。
在以上的对话过程中，柴静用女性特有的细致和温柔，让被访者感受到巨大的认同感，柴静也不再是单纯的采访者，她更像是一个听众，一个朋友，使整个谈话都在一个和谐的气氛中进行。“在我的人生里，当我有机会选择的时候，我选择了远离家乡，我选择了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节目和自己的爱情。我以为这就是自由。可是，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轻松，就像一个带着镣铐跳舞的人，永远离不开方寸之地。”8可能正是因为柴静的这些经历，让她拥有了特有的魅力，特有的感性。
电视传播是结合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人际传播的特点就是有丰富的副语言，这使得人际传播自然、富有人性。大众传播需要主持人能够传播受众需要的信息，以此来对新闻事件进行理解分析，而人际传播需要主持人具有“人情味”和人际交往中的“真诚”。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给我讲一个故事，看在老天爷的份上，让它有趣一点！”9人际传播中的副语言是让记者型主持人“有趣”的一种重要方式。
综上所述，记者型主持人的记者与主持人角色转换是一对最基本的角色转 89 柴静.《用我一辈子去忘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威廉.E.布隆代尔著，徐扬译.《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换，他体现出的是《新闻调查》节目策划人对记者和主持人的深刻理解，与记者型主持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三、记者型主持人发展存在的问题与期望
电视是信息时代最为重要的媒体之一，我国广播电视传媒业起步较晚，虽经近几十年来有了快速的发展，但与发达国家及港澳台地区相比，差距依然明显，尤其是记者性时政栏目主持人，不仅数量不多，而且其职业素养较为缺乏，概括起来，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一是记者、主持人两者合一人才缺少，难以适应广电传媒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二是部分文字记者转型的主持人，口头表达能力欠佳，地方口音浊重，镜头掌控能力弱，不良的言语表述使新闻传播效果大打折扣；三是有部分主持人虽口播能力较强，面对镜头表现自如得体，但由于其人文素养不够，又远离“新闻现场”，局限于演播室、镜头前，故对新闻事件及事件背后的东西不甚了解，认知肤浅，在报道、评论时，始终缺乏表现力，显得机械刻板。主持人素质、能力与水平参差不齐，给电视节目造成很大的影响，主持人队伍建设的重要性也因此而日渐突出。电视节目主持人从诞生到现在，其发展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正是有无数人在不知疲倦的探索、付出，才促使其成为今天的电视或任何一个传播媒体中必不可少的职位和表述方式。至于对其表现方式的创新研究，更是没有停止过。
随着中国电视理念和制作手段等方面的不断更新与完善，电视节目的内容与形式日益丰富，主持人的风格也日趋多样。在电视新闻节目中，集记者、主持人角色与一身，采编播合一的记者型主持人顺应时势的呼唤而产生发展，他们拉近电视节目与观众之间的距离，适应了电视节目制作深度化和多样化的需要，树立自身形象，越来越受到观众的认可和青睐。
记者型主持人的普及作为一种新的传媒现象必然有其不尽人意之处，但是在不断发展完善的理论指导之下必然有更大的作为。
“我愿有信仰，凭借狂热的祁祷与纯洁的献身精神得到依托。这样在人世中我不必毫无依恃。在最哀恸时可以匍匐于神足下，可以将我与最爱的人们的幸福托付给宗教，我们将得到庇护。”10这是柴静自己所著的第二本书里的几句话。在未来，人们对电视频道、节目的选择越来越多，媒体从业人员之间的竞争也会更 10 柴静.《用我一辈子去忘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加激烈，能够在行业中崭露头角并长久保持自己的工作青春，是所有主持人共同的希望，这就要求电视节目主持人要认清发展的方向，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促进发展。在新时期，生机勃勃的记者型主持人的理论研究要与时俱进;在新世纪，迅猛发展的记者型主持人将大放异彩!
读书的好处
1、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2、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4、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达尔文
5、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6、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7、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8、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10、一日无书，百事荒废。——陈寿
11、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一日不读口生，一日不写手生。
13、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高尔基
14、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
15、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人在交谈——歌德
16、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笛卡儿
17、学习永远不晚。——高尔基
18、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志而好学，如炳烛之光。——刘向
19、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孔子
20、读书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光彩、给人以才干。——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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