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乡镇人大与村民自治的衔接

第一篇：浅论乡镇人大与村民自治的衔接

文章标题：浅论乡镇人大与村民自治的衔接

根据我国宪法、地方组织法，乡、民族乡、镇（以下统称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居于最高地位；而根据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主要有两点：第一，乡镇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

导、支持和帮助；第二，村民委员会协助乡镇人民政府的工作。

村民委员会由村民会议选举产生并对之负责；乡镇政府由乡镇人大选举产生并对之负责。相关法律注意到了协调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却忽视了乡镇人大与村民会议的关系，而在法理上，这两个机构应该要重要得多，因为它们分别是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母体”。协调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本质上应当是协调乡镇人大与村民大会的关系。笔者认为，对这个重要关系的忽略，影响了乡镇人大与村民会议作用的发挥；导致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无法厘清；导致村民委员会在行使权力时容易失控。本文拟就乡镇人大与村民会议之间的关系做一些探讨。

（一）

按**的看法，民主是个人把自己的自治权让渡出来，通过契约组成一个共同体，个人服从这个共同体的同时也就是在服从他自己，从而使得个人的自由获得最大的保障。一般认为，由于每个人的独特性，因而由一个人来代表另一个人总是不完整的,甚至可以说，代表本身就是不可能的。直接民主是优于间接民主的，而且间接民主的层次越多，那么它距离民主的本意也就越远。但是直接民主受诸多条件的限制，现代国家由于疆域大、人口多、事务杂，很少有直接民主的实例。以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推行直接民主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应当如何逐步扩大直接民主的范围呢？一种理想的路径是，在基层社区，由于其范围小、事务具体、人们相互熟悉，有推行直接民主的条件，因此应当在这些小型社区中实行民主自治，培养人们民主政治的习惯和技能，然后逐步向大型社区推广。村民自治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推出的。但是，由于改革开放后，人口流动性增大，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农村中仅留下老弱妇孺，人们除了春节之外少有团聚，从而形成农村的空心化。由于经济来源不在村中，导致人们对村庄事务的关注度下降；而且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下，人们从经济活动中获利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从村庄政治活动中获利的可能性，这就进一步加大了村庄政治生活的困难。在西部大部分农村社区，一年召集一次村民大会也非常不容易；即使耗费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组织一次，村民也多半派些老弱病残去参加，投票表决十分随意，其结果是组织者与被组织者双方都不满意。

为了应付这个困难的局面，各地发展出了一些代议制民主形式，有的叫“村民代表会”，有的叫“村民议事会”，有的叫“村民理财（监督）小组”等，名称繁多，但组织形式却大同小异，通常是由村民选举一些品德清誉、有办事能力、热心为民服务的人组成一个常设的、不领薪酬的小组，人数从数人到数十人不等。一旦村委会有重大决定或人们对相关问题有疑问，即可由他们去交涉，其意见被人们视同村民大会意见。如村民代表会与村委会争执不下，即可由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召集村民大会。顺便指出，这种做法不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该法认为应由村民委员会负责召集村民大会。这条法律规则授权被监督者启动监督程序，不但有违法理，也实在有违常识。虽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八条同时也规定：“有十分之一的村民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会议。”但是这个门槛比较高，难以启动。所以村民会议事实上的召集者常常就是村民委员会。法律上并未规定村民代表会有权召集村民会议。实践启发我们应该修改制度安排，但未修改之前却只能服从它。

“村民代表会”从形式上看非常类似村民大会的常委会。不过，如前所述，启动村民大会毕竟是十分不易的事情。能不能够同时赋予村民代表会议另外一种法律性质，使它能够更方便地实现对村委会的监控呢？可以的，办法就是把它作为乡镇人大的一个代表团，使乡镇人大与村民自治紧密衔接起来。

（二）

村民自治与乡镇政府的关系是基层自治的一个难点问题。

于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即使在立法上使用的概念也是含混的，“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所谓“指导、支持和帮助”是不确定的概念，村委会可不可以拒绝这种“指导”呢？“协助”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如果村委会就某一事项与乡镇政府意见相左而“不予协助”呢？“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其实也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立法者不可能以有限的条文去穷尽无限的事实，也不可能预见到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事件，那么关于某一具体事项是否“属于村民自治范

围内的事项”必然可能发生争议。

相对来说，由于乡镇政府控制了大量资源，而且是高度组织化的，而村民则缺少资源，而且组织化程度也较低，村委会一旦夹在这二者之间，通常都会选择顺从乡镇政府的意志，除了少数例外。法谚说：“法律并不作精确之规定，而委诸优秀之人作出判断。”在当前形势下，就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精

确规定是不可能的，那么就应当有一群“优秀之人”来作出判断。事实证明村委会与镇政府均不可以承担这一任务，那么村民大会可否来作出判断呢？也不可以。因为村民大会只有判断村委会行为的权利，它不可能去判断乡镇政府的行为。所以，只有乡镇人大可以对村委会与乡镇政府之间的争议作出判断。乡镇人大是本区域内的最高权力机关，这就意味着，它当然可以撤销并确认乡镇政府的不当决定。而人大是全体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公共权力的地方，当然也就是村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地方。这就意味着，用某种形式把村民自治（一种更小范围内的人民当家作主）和乡镇人大联系起来至少在法理上是可行的。最简单的方法是把村民代表会议看成乡镇人大的一个代表团。

当前村民自治的另一个问题是对村民自治内部法律问题的解决。假如不能通过召开村民大会来解决问题，村民同村委会之间的财产争议应当如何定义？它们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因此不是民事案件；村委会不是行政机关，因此不是行政案件。对类似案件，法院在受案的时候非常困难。村官的权力虽小，却事关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谁来监督五百万村官”并不是一个小问题。如果村民自治同乡镇人大能有效地结合起来，村民遇到类似情况，就可以比较妥善地解决。如果是普遍性的问题，可以召开村民大会解决；如果是个别性的问题，则可以向乡镇人大的本村代表团作出申诉，以乡镇人大的名义作出裁决。这实际上是赋予乡镇人大某种宪法裁决的权力，在今后的民主政治实践中将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

把乡镇人大同村民自治衔接起来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却只花了很少笔墨来描述二者的关系。这恐怕同我们长期以来忽视人大建设有关，也同我们潜意识里把村委会看成一级行政机关有关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具体涉及乡镇人大与村委会关系的法条只有第十五条：“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众所周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破坏选举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依刑法规定，如果在各级人大选举中有上述行为者，严重的可以处以刑罚。而在村委会选举中，却只是规定可以向乡镇人大反映，而事实上乡镇人大又根本无此权限：它既不能宣布选举结果无效，也不能对当事人进行任何处罚。选举中的贿选舞弊等行为，人大应该享有两项权力：宣布选举无效、宣布重新组织选举。而对当事人的惩罚，则应该交给司法机关处置。与此相反，规定村委会与乡镇政府关系的法条却不少，除了总纲性的第四条确立了乡镇政府对村委会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而村委会对乡镇政府应予协助而外，还有第二条规定村委会的权限包括“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第八条规定：“村委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提出，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第二十条规定村民会议制定和修改的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应当“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可见，乡镇及县级政府实际上对村委会享有广泛的上位性权利。事实上，村委会不仅应当有权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和建议，而且村民还应当有权向乡镇人大反映自己的意见。当前的乡村人大代表不能承担这个任务。村委会的撤并恐怕还是慎重些，由乡镇人大提出，由县级人大决定为宜。至于村规民约，则带有立法的性质，报乡镇人大备案可能更妥当一些。

就在乡镇人大闭会期间同村民自治事实上全无法定联系的情况下，第二十八条却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本法的实施，保障村民行使自治权利。”立法意图不错，但立法者却没有考虑，县和乡镇人大以什么实际上可用的权限去“保证”和“保障”村民自治？由于法律授权过于空洞，现实的情况，只能是乡镇人大扮演旁观者的角色。现行法律之所以作出这种规定，可能是基于两种考虑：一是担心过分削弱乡镇党委、政府对村民自治的控制会导致社会管理难度的增加。我国的国家正式权力从建国以后一直垂直深入到农户，一旦稍微后退，管理者的担心不难理解。就我国的政治传统来说，农村的政治管理一直是“两条腿走路”，一是通过保甲制度尽力使国家权力向下延伸；另一方面通过家族的自治功能来维持农村社会共同体。家族的自治基础，在五四以后，由于个人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双重觉醒，一直在不断弱化[1]；而实行村民自治之后，国家对个人的计划性控制力也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市民社会的不断成长。而在自治的市民社会成熟之前，可能存在社会控制的真空。所以法律为乡镇政府保留了一些控制手段。这可以看做是一种妥协和折中。但是，这种妥协也造成了村民自治的停滞不前。

二是怀疑乡镇人大的工作能力。现阶段法律文本上对乡镇人大权限的承认多是一种承诺。事实上，乡镇人大本身的条件确实也不允许它去承担同时控制乡镇政府和村委会这样繁重的任务。乡镇人大不设常委会，只设立主席团，至少在目前，主席团的成员多半是兼职性、荣誉性，其主动工作的动力不足，乡镇人大即使设有专职主席也不过是“一张报纸一杯茶”。有人通过实地调研指出：“目前乡镇人大履职的现状是：一方面法律规定赋权不够，另一方面既定权能也不能充分发挥。”[2]乡镇人大许多代表事实上也是“戴帽安排”的，代表履行职务的积极性不高，人民对他们的认知度、认同度也不高。要加强乡镇人大的建设，首先就应当加强人大代表的素质，其次要加强乡镇人大的实际权力和工作任务，避免它们现在这种“说起来重要，事实上无事可干”的尴尬境地。而加强乡镇人大代表的素质，除了加强学习培训以外，最重要的是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举把那些有能力、有愿望为人民办事的人选出来。当前农村选举繁多，村委会选举、人大代表选举、村民代表选举、党支部的“两推一选”，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把村民代表选举和乡镇人大代表的选举结合起来，既加强了乡镇人大，又完善了村民自治、节省了选举成本，不失为一个一举几得的方案。

（四）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考虑到了农村情况千差万别，因而不易召集村民会议的情况，故在第二十一条中规定：“人数较多或居住分散的村，可以推选产生村民代表，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村民代表由村民按照每5户至15户推选1人，或者由各村民小组推选若干人。”本条规定要求“人数较多”或“居住分散”的村才可以推选村民代表，实无必要。第一，何谓“人数较多”、“居住分散”，各地情况悬殊，实难统一。第二，之所以要求召集村民代表会议，本质原因在于村民会议召集不易，而不易召集的原因很多，不必限于“人数较多”或“居住分散”。某些省的规定涉及了村民代表会议与人大代表的关系问题。有的省份是赞成两者兼容的。比如广东省规定：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代表，村民委员会委员和居住在本村的各级人大代表构成。陕西省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是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村民代表会议既然名为村民代表的会议，应当只有村民的代表组成，其他人一律不能参加。其他人即使参加，也只能列席会议，而不能享有表决权。”[3]并接着举云南省为例，“不是村民代表的村民小组成员，居住在本村的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可以列席村民代表会议。”

在此不得不辨的一个问题是，村民代表和人大代表这两个身份可否兼容？人大代表是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是受人民监督并可以被人民罢免的。简言之，他代表了选民的利益。而村民代表也是由村民选举的，讨论决定村庄的各类事项，他也代表了选民的利益。因为乡镇人大代表和村民代表的利益是同一的，所以两者的兼容应该没有问题。另外，根据我国选举法，代表是按选区产生的，而选区“可以按居住状况划分，也可以按生产单位、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划分”。即我国是以地域代表制为基础的地域代表制和职业代表制的结合；而职业代表制由于可能引起议会内部的剧烈冲突，所受到的批评是比较多的[4]。这样，假定乡镇人大以村这个居住状况来划分的话，那么乡镇人大代表同村民代表相重合是合法、合理、合情的乡镇人大监督乡镇政府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乡镇人大监督村民自治是否会破坏村民自治的独立性？我们认为，自治并非绝对的独立于其他权力，自治只能是在宪法的框架下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不利于人民当家作主的山高皇帝远式的自治是有害的。而根据宪法的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机构。人民自治应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应有之义。人民自治受

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规范和制约，长远来看是最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的。如果人民自治真的成了一种不能制约的权力，最后受到损害最大的一定是人民的权利。因为任何权力总是倾向于自我扩张，一直扩张到它不可逾越的边界为止。假定每个行政村，下划10个村民小组，每个村民小组推选2名村民代表（同时也是乡镇人大代表），每个行政村共选举村民代表20人，从规模上看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按照每5户或15户推选1人，则将导致村民代表会规模过大而召集不易，失去村民代表会制度设计的意义。乡镇人大代表与村民代表会代表两次选举可以一次完成，效率较高。这个模式的优越性在于：

第一，每个村民小组中选取2名代表，可以有效避免家族势力或大的利益集团对村政的过度操纵。因为大家族或大的利益集团一般聚居于某些小组，受每一个小组村民代表名额的限制，大家族或大的利益集团可以获得的代表人数是有限的；其他的族姓在全村范围内可能是小姓，但在特定的小组内则可能占相对的多数。

第二，可以有效监督村委会。它一旦发现村委会的不法行为，既可以召集村民大会议决，也可以以乡镇人大代表团名义，向乡镇人大或上级人大申诉，当然，前提是人大的权限要落实。现行的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可以召集村民代表开会”（第二十一条），除此以外没有规定村民代表会的其他召集途径，这对于发挥村民代表会的监督作用是十分不利的。村民代表会应当可以根据当时的情况选择最有效的监督途径。

第三，可以有效解决乡镇政府同村民自治之间含糊不清的关系。因为村民代表会一旦对乡镇政府的决定有异议，即可以乡镇代表团的名义要求乡镇人大对乡镇政府的决定进行确认、变更或撤销。这样也避免了村委会必须在乡镇政府和村民之间作出抉择的尴尬局面。同样，乡镇政府如果认为本身决定是合法的而村委会拒绝执行，也可以提请乡镇人大议决，通过村民代表会启动村民大会来解决争议，而不必直接同村委会进行争论甚至强迫村委会服从。这样做，虽然表面上使问题复杂化了，但是，由于村委会和乡镇政府的行为和争议都被纳入了可操作的法律框架之内，对我国的民主法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第四，由于各村的村民代表同属于乡镇人大，而他们对本村村委会又具有法律控制力，那么，凡是属于跨村的问题，比如修筑道路、治理污染、社会治安、水源管理，都可以在乡镇人大的体系内协商解决。这就解决了村民自治范围过小，不能解决重大问题的弊端，也为将来的乡镇自治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可以把多数民主同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实现民主形式的多样化。

第五，还可以有效地改善和加强乡镇人大。由于人大代表由村民小组直接选出，乡镇人大的基础更为坚实，人民对乡镇人大的工作也更为了解；而乡镇人大通过在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充当仲裁者，同时拥有了对乡镇政府和村民自治的监督权限，也可以使自己的权力实化，摆脱目前可有可无的橡皮图章形象。乡镇人大权力实化之后，再以乡镇人大为依托，把民主自治的范围扩大到乡镇，使乡镇自治与乡镇人大建设重合起来，从而解决目前所谓乡镇自治没有宪法依据的问题。

注释：

[1]袁红涛：《在“国家”与“个人”之间——论20世纪初的宗族批判》，载《天府新论》2004年第5期。

[2]张斐松：《论乡镇人大主席的履职与人大制度的完善——浙江省乡镇人大调研报告》，载《人大研究》2006年第3期。

[3]王禹：《村民选举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4]周叶中主编：《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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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村民自治推荐材料

龙角镇村民自治推荐材料

“为群众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让群众满意，才是我们工作的宗旨和根本。”龙角镇龙堰村计划生育协会会长蒲东培这样说。

2011年龙角镇龙堰村成为重庆市首批“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示范村”之一，代表着该村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得到上级计生部门的肯定。计划生育村民自治一直是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龙堰村计生协会成立以来，坚持以“为群众服务”为宗旨，做到了事事为群众着想。

“多亏了我们村里的计生协会，我今年才可以纳入农村计划生育家庭部分奖励扶助对象呀”，龙堰村5组的村民谢长中这样说到。原来谢长中在2010年按照龙角镇移民政策后靠移民，户口由原来的农业户口转成了非农业户口，但是一直却没有办理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按照最新的重庆市农村计划生育家庭部分奖励扶助政策，由于政策原因户口转非，并一直没有享受城镇居民社保的独生子女户或双女户家庭，可以界定为农业户口，继续享受农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龙堰村计生协会了解到这件事情后，及时向镇计生办说明此事，并提交了申请，跑前跑后为谢长中完善了申报材料，并在截止日期之前通过了审批，成为2012年龙角镇农村计划生育家庭部分奖励扶助对象之一。

为群众服务的同时也严格按照制度办事。根据龙堰村村民自治规范，凡村内涉及违法生育的家庭一律必须先到相关部门接受处理，主动缴纳违法生育社会抚养费。龙堰村自成立计生协会以来一直坚持

宣传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并对出现的违法生育现象严格如实上报。龙堰村1组村民余洋，2006高中毕业以后就随家人常年在外打工，去年和女朋友回到家中的时候，已经生育小孩，但二人还没有达到结婚年龄，属于非婚生育，按照相关规定应该缴纳一定的社会抚养费。余洋却以不打算给小孩上户口为由一直不到镇计生办接受处理。村计生协会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派出协会会员对他们进行了半个月的宣传教育，终于说服这家人办理了相关手续。龙堰村一直都是龙角镇违法生育案例较少的村居，村民主动缴纳违法生育社会抚养费的比例也居全镇之首。

龙角镇龙堰村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一直以关注民生、维护民利，让群众满意为宗旨，以共享阳光、共建和谐为主题，经过镇、村干部的共同努力，在全村已初步形成了“阳光计生”管理服务新机制，使广大群众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大大提高了群众对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满意程度。2012年龙堰村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目标任务就是，组织和带领村民制定并落实本村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规划、工作计划，完成镇下达的人口与计划生育责任目标。不断地促进村民婚育观念的转变，教育推动群众自觉履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第三篇：论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行政管理专业

本科毕业论文

论乡镇行政管理和村民自治的关系

学生姓名： 学 号： 指导教师： 年 级： 分校/学院： 提交日期：

目 录

一、乡镇行政管理和村民自治制度的演进„„„„„„„„„„„„„„„„„„„„2

（一）乡镇职能的基本状况„„„„„„„„„„„„„„„„„„„„„„„„2

（二）“社改乡”及乡镇体制的建立„„„„„„„„„„„„„„„„„„„„„3

（三）我国村民自治的发展过程„„„„„„„„„„„„„„„„„„„„„„„3

二、乡镇政权与村民自治关系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5

（一）乡镇政权与村民自治关系的法律界定„„„„„„„„„„„„„„„„„„5

（二）乡镇政权与村民自治关系的现状及问题„„„„„„„„„„„„„„„„„5

（三）影响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关系的原因分析„„„„„„„„„„„„„„„„7

三、理顺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关系的措施建议„„„„„„„„„„„„„„„„8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8

（二）完善制度，规范运行„„„„„„„„„„„„„„„„„„„„„„„„9

（三）因势利导，多措并举„„„„„„„„„„„„„„„„„„„„„„„10

摘 要

我国的村民自治组织既是一个实行“四大民主”的自治组织，又是一个必须听命于上级政府的行政组织，其在其诞生之日起就已经深刻地打上了早几年瓦解掉的人民公社“政社台一”的烙印。实践表明，在我国推行了多年的以实行基层民主政治为宗旨的村民自治制度，尽管其培养和训练了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程序，并为中国现今的民主政治建设打下了基础，但是在乡政村治模式下，乡村治理存在着乡镇行政管理权与村民自治权两种权力的冲突。在观念层面上，政府需要转变传统的管制行政理念，村民需要转变片面的过度自治理念；在制度层面上，要明确界定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关系；从制度外因素来看，可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协调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之间的矛盾，还可通过乡镇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私人感情联络改善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

关键词：乡镇职能；行政管理；村民自治；理顺关系

论乡镇行政管理和村民自治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从前的公社管理过渡到现行的乡镇管理与村民自治的二元并存的模式。这样，在基层农村管理体制中并存在着两个处于不同层面且相对独立的权力载体：一是代表国家自上而下行使行政管理权的乡镇政权，二是代表村民行使基层社区自治权的村民委员会。乡镇行政管理更多从最基层一级政府管理的角度来思考，而村民自治是从一个村的范国内，如何更好地实现村民自主管理村内事务的问题。这种二元并存的现象导致了权力的重叠，而权力在本质上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乡镇行政管理要求强化对农村基层社会的行政控制，弱化村民自治权力；而村民自治权则必然通过村民和自治组织要求减少行政干预，甚至力求摆脱乡镇行政管理的控制。因为上述原因，两种权力之间的对抗和矛盾长期存在，这样既不利于乡镇政治文化的建设，也不利于发挥村民自治优势，更影响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事业。因此，深入研究、有机处理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对于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应当努力寻求一条旨在发挥两种组织本质精神的路径，既要充分体现村民对村务的决定权，又要充分体现基层党组织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的领导、监督和表率作用。通过合理措施，使二者有效地互相融合，共促发展。

一、乡镇行政管理和村民自治制度的演进

为了更好的理解乡镇政府和村民自治之间的关系，更有机地协调二者关系，必须搞清楚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历史背景、意义以及职能所在。

（一）乡镇职能的基本状况 我国乡镇政府职能主要体现在：

1、服务职能。负责为所辖区域内的农村和社区提供充足而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包括饮水安全工程，道路、电网改造，饮水、小型水利灌溉等。另外还有农业技术研究与指导、良种的培育、市场开发及供求信息等。接近城市的镇还应该执行许多属于城市的职能。例如排污、清理垃圾、防火筹。

2、协调职能。县级政府职能部门在乡镇一级大都设有多个派出机关。为使这些部门互相配合、统一行动，需要乡镇政府发挥其综合协调的作用。乡镇政府还要协调驻乡镇各单位、各行各业、各村、各经济组织以及个人与国家、集体之间的关系。

3、指导职能。主要是指导村民委员会开展工作。这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 中有明确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这种指导主要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依法对村委会的建制进行必要的调整；对村委会创办的某些生产、服务项目进行协调、帮助和指导；对村委会的机构设置、村委会成员的选举等进行指导；对村委会日常工作的指导。

4、监督职能。主要是指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各行各业、各部门及各项经济活动进行监督，使其遵守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遵守财政制度和纪律，监督各企业、各经济组织及村民个人的生产经营活动，使其遵守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和有关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做到遵纪守法、照章纳税、合法致富，保证经济的顺利发展。

5、教育职能。加大对农民的再教育、再培训力度，提高其吸收科技知识和驾驭市场的能力，增强法律意识和诚信道德观念，通过教育和引导来规范农民的行为，提高其整体素质。要加强对先进文化的引导，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加大投入，尽力满足农民的各种文化需求，避免文化阻滞经济发展后劲。

（二）“社改乡”及乡镇体制的建立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标志着党和国家开始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亿万农民以前所未有的极大热情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要求用政治上的民主权力来保障经济上的物质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已失去了权威基础，而变得“无法容忍新兴的社会力量，无法协调和统帅社会”，造成“农村一部分社队基层组织涣散，甚至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致使许多事情无人负责，不良现象在滋长蔓延”。

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95条规定“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第107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第110条规定“农村接居住地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从此确立起“乡政村治”体制模式。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中指出，“当前的首要任务足把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同时按乡建立乡党委，并根据生产的需要和群众的意愿逐步建立经济组织。”至此，“人民公社”终于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

（三）我国村民自治的发展过程

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三大创造之一，也是一个政治和社会层面的重大创造。作 为农村基层民主的重要形式，村民自治开启了新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序幕，也是新农村的一个重要主题。

新中国建国后逐步确立的人民公社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国家整合乡村社会需要的一种治理体制。包产到户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是人民公社的退场却使农村社会秩序陷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农村社会整合组织的缺失呼唤新的适应现代国家整合乡村社会需要的组织和机制。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促使广大农民迫切要求用政治上的民主权利来保障经济上的自主权利。

1982年宪法确立了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宪法地位。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明确要求在农村建立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并对村民委员会的设立、职能、产生方式进行了初步规定。此后，全国普遍撤销生产大队设立村民委员会。到1987《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为止，村民自治的初创时期主要解决了以村委会组织为载体的组织建设问题，明确了村委会的群众自治组织性质，并初步探索了如何用民主自治办法选择村委会干部、管理村级公共事务的形式。自此，以建立村委会为标志的村民自治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我国农村走上了一条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组织领导农民、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的新路子。

随着1998年以来《村组法》正式通过和全面贯彻实施，全国31个省（区、市）全部制定了村委会组织法实施办法，一些省还制定了《村委会选举办法》和《村务公开办法》等地方性法规和实施细则，为村民自治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标志着村民自治工作正式进入一个依法建章立制、全面提高村民自治水平的新时期。村民自治在依法治国的原则下，呈现出行政和法律两强推动的格局。此后，村民自治的不断深化，普遍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基本实行了民主决策村中重大事项；建立了以村务公开栏为主的多种公开形式，实行了民主监督制度；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实行了民主管理村中事务。村民自治的制度体系逐步完善，自治组织逐步健全，民主形式更加多样，民主自治理念更加深化，技术程序愈益完备，在改善农村社会治理，促进民主政治发展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我国农村社会和农民经由村民自治的政治实践和训练，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农村社会的组织重建；村民自治不仅有利于农村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而且可以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益，并对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产生良好的基础性作用和示范作用。村民自治也在政治上初步解决了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将乡村改造和社区重建有机结合起来的难题。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村民自治制度正内化为亿万农民群众不可剥夺和不可 转让的民主权利。

二、乡镇政权与村民自治关系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乡镇政权与村民自治关系的法律界定

关于村民自治背景下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不得干预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这些规定明确界定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首先，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上对下的行政命令关系。村民委员会是乡村基层民主自治的制度载体，而不是国家行政机关的体制延伸；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负责，而不是向乡镇政府负责，村委会有权自行处理自治范围内的村级事务，不受乡镇政府的干预，乡镇政府不能把大量的行政工作压给村民委员会，代替村民委员会决定问题。其次，乡镇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开展工作。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这是因为村民自治工作非常繁重，如果没有乡镇政府的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很难圆满自治完成。乡镇政府作为基层行政机构，有责任把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到农村社区，而村民委员会是实现乡镇政府与群众沟通的桥梁，有义务协助基层政府完成这一任务。

（二）乡镇政权与村民自治关系的现状及问题

在实际中，村委会虽然不是乡镇党委和政府的附属机构，而乡镇的许多工作都要通过村委会在行政村里得到贯彻实施。村委会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有上级政府的支持才能搞好自治范围内的事务，村委会担负的这一部分由上级下达的工作包括：计划生育、征兵、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等。这种现象导致了关系更加复杂化。有些地方未处理好这个关系，因此出现：乡镇干部抱怨说，上面还是老规矩，命令一级一级压，对下却有了基层民主，不能再把命令往下压，他们受夹板气；村干部则说，现在村民自治，乡镇管不了我们。这些言论表明他们都没有摆正自己的法律位置，没有准确把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有关法律规定的精神。现实中的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常常与法律法规存在着种种偏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组织的频繁干预与过度控制。乡镇政府把村民委员会当作自己的下属机构进行行政领导，布置各项任务并下达行政指令，从而将乡镇行政权应承担的责任和费用转嫁于村民自治组织和村民，造成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空挡与错位。一 般表现为以下四种方式：

（1）政府直接干预，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成员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对村民会议负责，乡镇政府无权任免。但实际操作中乡镇政府往往通过在选举中对村民委员会成员资格进行限制等方式，使他们认为“听话的”、“有能力”的人当选。将村民自治组织的“当家人”转变成乡镇政府的“代理人”，造成村民自治组织角色错位。表现为乡镇政府对村委会人、财、物等属于村委会管辖事务的干预，虽然便利了乡镇政府对村的管制和所属行政责任的完成，但往往压制了村民民主权利实现的构想与向往，实质上是对村民自治权的一种侵害。

（2）间接干预，村党支部或村委成了乡镇政府的代言人。通过对村党支部的领导，在相当的领域挤占或侵占了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的小区治理功能。在现行压力型体制下有时乡镇政府为了实现其行政管理职能，不仅是对村委会进行“指导”，它还直接“领导”村委会；要村民完成乡镇政府布置的各项任务，村委会仅仅协助是不行的，必须由村委会“负责”完成。所以实践中村委会承担着诸多乡镇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能，使村委会成为“准政府”，这样以来村民自治组织便陷入忙于繁多的政务而无暇顾及村务的局面当中，以至于村民自治组织的自治功能日益萎缩，村民自治原则也被消解于无形之中。在具体事项中，往往通过直接插手包办村务来控制影响村委的工作，而不是发挥思想政治、组织的优势支持村委会开展自治活动，导致有的村民认为现在农村是党支部自治，而不是村民自治。

（3）基层乡镇干部依法行政的能力与村民自治的发展不适应。一些乡镇干部传统的“以官为本”、“以权为本”、“为民作主”思想已经形成思维定势。“官”管“民”的意识在一些干部头脑中积淀很深，他们将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定位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层次上，担心村民“自治”以后会出乱子，在具体工作中不知如何依法指导村委会的工作，或存在一定畏难情绪，不知如何下手，没有正确发挥出乡镇的指导、帮助作用。

2、村民自治实践与法律法规的偏离。主要存在四方面的问题：

（1）集体经济自我造血能力薄弱，无实力自治。集体经济薄弱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不能保证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严重制约村级组织职能的充分发挥。不少村出现了“五难”现象，即干部队伍难稳定、农村工作难开展、干群关系难协调、上级任务难完成、农村社会难稳定。

（2）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不足。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自治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个环节。但大部分村在村民自治运行过程中，只注重强调民主选举，认为“对大多数村民而言，自治权利不过就是在三年中 参加一次投票而已”。村委会也片面重视村级换届选举而忽视其它环节运行；自治组织结构中除村民自治中的执行环节存在村民委员会这个“实在”机构之外，民主决策环节及相关的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等环节都是“虚位”的，因此，在自治实际运作中出现失衡现象，造成村民自治呈偏斜状态运行，使村务管理实践中出现大量的非理性决策行为和损害村民利益的现象，降低了村民自治的实效。

（3）自治程度的限制性。不少制度、措施在相当程度上只是停留在制度条文层面。如村务公开、财务公开、村务一事一议等，不少村是为了应付检查、或者平息民声而不得不公开，完全没有村民自治的理念。村民会议制度、村民代表大会、村务恳谈等制度成了摆设。

（4）村委会内部矛盾严重，无能力领导自治。有的村委干部当选者与落选者之间的矛盾，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权力之争，造成对群众利益诉求不重视、不解决、不是依法支持和组织村民发展经济和管理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本村土地和其它财产，而是热衷于拉关系、谋私利，完全听命于上级部门和乡镇政府。

（三）影响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关系的原因分析

1、经济基础的制约。经济因素是村民自治的存在与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之间是一个正相关系，乡村关系受乡镇经济制度及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影响，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经济因素不仅影响着村民的政治参与，进而影响到乡镇政府的行为及乡村关系。在经济较落后的地区，村民的文化素质也相应较差，民主意识也明显偏低，乡镇的管理工作也就更加有难度。

2、乡镇政府的行政压力过大。从宏观上讲，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地方权力的增大，乡镇政府自身承担的管理职能不断增多。同时，作为最基层国家行政机关，上级政府、各职能部门将任务层层下达到乡镇，严格要求贯彻执行。笔者在乡镇政府调研时，乡镇普遍反映有“四多”：一是“中心工作多”。无论是党的建设、发展经济，还是精神文明，到了基层，都是中心工作，一项都松懈不得。二是硬任务多。如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环境整治等都是硬任务，一件也不能马虎。三是群众热点问题多。一些地方矛盾和问题错综复杂，如个别村群众上访问题等，处理起来十分棘手，牵动乡镇政府大部分精力。四是责任状多。对许多工作，上级有关部门都明确要求乡镇政府签订责任状，并明确要求“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实行“一票否决”制。一个乡镇，要签订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党的建设等各种责任状。乡镇政府要完成这些任务，往往要面对来自村民的阻力，如果没有村民委员会的积极配合，单靠乡镇政府的人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于是，乡镇只好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对树干部进行控制和约束，把村民委员会 作为准行政机关，利用村的公共权力来完成行政任务。行政压力过大，足乡镇政府干涉村民自治，导致支配型乡村关系形成的主要根源。

3、法律制度不健全。对于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是原则性的。这种规定过于简略，使乡镇干部和农民难以有效把握。如对于“指导”关系，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理解。法律规定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之间是指导、支持和帮助的关系，其所表述的都是软约束，但行政管理需要的是强制力，基层政权如何将管理落实、下延到村和村民，法律没有规定，这也是各地乡镇政府在指导村民委员会工作对产生困惑的根源所在。从实际工作考虑，村民委员会的哪些工作需要乡镇政府的指导、支持和帮助；这些指导、支持和帮助是必须的，还是可有可无的；如果乡镇政府或村民委员会违反了相应的规定，该如何处置。这些应该根据实践不斯探索和完善，并形成相关制度加以规范。法律制度上的模糊，为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关系的不协调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4、部分乡镇干部管理观念落后。由于我国村民自治的发展周期还不长，民主氛围还不强，而且对于众多的农村干部和村民来讲，人民公社时期公社与生产大队上下级行政隶属关系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不少乡镇干部没有分析理解党中央、国务院推进村民自治的初衷，习惯于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推进工作，而不是积极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没有把工作重心放在如何加强服务、指导、帮助上来。观念的陈旧，表现在工作方法上，就是对村干部和村民的命令多，说服，教育、讨论、协商少；在工作态度上，强调政府权威多，调查研究乡镇与村的工作在新形势如何有效衔接少；在对形势的评价上，则认为村民自治后，政令没有过去那么畅通了，怀念旧的农村管理制度，要求强化对村干部、农村的行政管理。乡镇干部观念的滞后，是乡村关系不协调的主观原因。

三、理顺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关系的措施建议

虽然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现状不够理想，关系不够协调，时常存在冲突，但是乡镇政府要实现农村的有序治理离不开村民自治机构的支持和配合，而村落要获得发展、要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两种权力的合法行使缺一不可，理顺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不仅是必要，而且是可行的。两者都以为人民服务为目的，行政管理权定位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村民自治权定位于农村社会的有序治理。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1、政府需要转变传统的管制行政理念。

（1）政府工作人员要充分认识村民自治的意义，不能将村民自治视看作是对基层政权的挑战。村民自治是党领导下的依法自治，是亿万农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政 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政府工作人员应该顺应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充分尊重村民自治权利，积极发挥其作用。

（2）政府工作人员应转变观念，改变以往对村民自治反对或怀疑的态度。从目前实际情况看，村民自治制度下的村民熟悉村里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党和国家的有关农村的政策法律制度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政府工作人员要相信广大农民有民主自治能力，不能一味地认为村民素质太低，无法实现村民自治。

（3）政府工作人员应改变思维方式，以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为指导开展工作。不能将村民委员会视为乡镇政府的下属机构而想方设法加以控制，要从上下级隶属的观念转变为民主协商和服务的观念，要着力转变乡镇政府职能，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2、村民需要转变片面的过度自治理念。

（1）转变过度自治化的倾向。有的农民认为村民自治是不受任何约束的自治，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党和政府管不着，国家法律和政策也管不着，力求摆脱乡镇政府的行政管理，置政府的支持、指导、帮助于不顾。这是一种过度自治化的倾向，与村民自治的初衷背道而驰。

（2）摈弃对村民自治的悲观情绪。在偏远农村地区，个别村民自治被异化为村干部自治。宗族势力产生不利于村民自治的冲击，甚至在不成熟的村民选举中黑恶势力也可能披上合法的外衣。这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村民自治，使村民对之丧失信心。但是，这毕竟只是个别现象，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市场化、城镇化的推进，政府指导下的村民自治将回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3）提高农民的自治意识和能力。一方面，要通过宣传教育，培养村民和村委会成员的民主意识，引导他们正确认识村民自治与党的领导、乡镇政府的行政管理的关系，自觉抵御各种因素对村民自治的侵蚀和干扰;另一方面，要提高村民自治主体的自治能力和协助乡镇政府做好各项工作的能力，使农民学会正确行使权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

（二）完善制度，规范运行

1、明确界定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之间的矛盾，最关键的在于现行法律没有明确划分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权利义务。大致看来，包括《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内的一系列法律都规定了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这两个相对独立的权力主体之间在工作上是指导与被指导、协助与被协助的关系。这表明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行政隶属关系，这种关系的确认和维持无疑是村 民自治正常、规范运作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原则性、抽象性的规定并未起实际的作用。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待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但是该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哪些是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哪些是村民委员会协助乡镇开展的工作。从法律实施层面看，法律也没有规定乡镇政府侵犯村民自治权应承担什么责任，村民如何寻求救济。由此，应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改合理划分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权限，并增设救济途径和惩罚性条款

2、明确界定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关系。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行政管理和实际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村党支部来取得合法性的，即乡镇通过对村党支部的领导实现对村民委员会的领导，而不是指导。由此，明确界定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关系是理顺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章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这个规定过于模糊，在实际操作中容易产生矛盾。一方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承认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是村民自治机构，另一方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又确认了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赋予了村党支部对村务的决定权。许多村民认为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机构，其成员是全村村民通过海选的形式民主选举出来的，代表着村民民意，几千人选出的村主任理所当然要比只由几十人选出的村党支部成员更有权威。由此，部分村民和村委会成员不愿意服从党支部的领导。并且，如果村内事务的大政方针由党支部决定，村委会就只是执行机构，那么自治权主要掌握在党支部手里，村民自治会只有自治形式而无自治实质，与立法意图相违背。由此，应通过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改，合理而明确地划分两者的权限，既保证村民自治权得到实现，又保证坚持党的领导的实现。本文认为，在村民自治中，党组织应在政治上、思想上发挥领导作用，作为自治机构的村民委员会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管理具体事务。

（三）因势利导，多措并举

1、通过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协调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之间的矛盾。随着农村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社会的民间组织逐渐增多。这些组织一般都是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各自联系着一部分群众，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繁荣农村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农村社会 管理角度看，政府可以指导和支持民间组织开展活动，民间组织也可以帮助政府实施社会管理和服务，可以在政府力量所难以有效达到的事务中发挥作用。当政府的某些政策或权力可能对民间组织中的部分群众的利益造成损害时，民间组织可能充当利益代言人的角色，为群众利益据理力争，这样也可能调动农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实现政府管理与农民参与之间的良性互动。

2、通过制度外的私人感情改善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当前的农村社会仍然以熟人社会为基础，主要依靠熟人伦理调控社会关系。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衔接在某些场合可能通过制度外形式的介入更容易实现。在现有乡土社会环境下，私人感情仍可以作为改善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关系的一个因素来考虑。

四、总结

理顺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是在我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政治框架中，充分利用现有政治空间基础上诞生的创新实践，可有效促进农村和谐稳定、村民利益最大化、乡镇行政成本最小化、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关键是要强化党和政府与乡村社会的积极合作与互动：一方面，基层政府要重塑治理理念、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治理能力，把更多的关注放至乡村公共服务方面，将具体乡镇管理真正的转交给村民自治组织及村民，并注重法治、公平与民主，来增强治理乡村的民意基础；另一方面，村民自治力量要不断壮大，村民的自治、民主意识要不断增强，在村务范围内真正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可以说，理顺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是乡村治理良性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10－25(3)。

［2］王习明，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衔接的现存问题及对策。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0，(4)。

［3］麦佶妍，浅析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岭南学刊，2008，(3)。［4］王德刚，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良性互动的实现。内蒙古电大学刊，2008，(7)。

第四篇：乡镇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经验交流材料

充分发挥计生协会作用

不断提高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水平

xx镇位于红花岗区西南郊，总面积50.2平方公里，辖4个村31个村民组，总人口12408人，是一个典型的农业镇。长期以来，由于受地理位置、环境条件等制约和经济发展的限制，农民思想观念转变缓慢，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长期挂末，成为全镇工作的一个薄弱点。为改变现状，自2002年以来，镇党委、政府经过深入调研，认真分析总结，以开展计划生育“村民自治”试点工作为切入点，在试点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学习培训、总结经验，逐步在全镇推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通过几年的努力，提高了全镇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水平，有力地促进了全镇三个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连续两年获得全区综合目标考核二等奖、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目标考核二等奖。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推动计划生育“村民自治”扎实开展

几年来，镇党委、政府认真分析总结，深刻地认识到：要扭转我镇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长期挂末的现状，结合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要求，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切实转变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推进计划生育“村民自治”，提高群众的参与率、自治意识和自治能力，建立计划生育管理新机制。为此，镇党委、政府提出了“强镇升位”的目标，先后召开了动员会、宣传会、培训会，使各级干部充分认识推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然性，统一了镇、村、组干部的思想，提高了认识，专门成立了以镇党委书记任组长，镇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其他党政领导及相关人员为成员的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领导小组，各村也成立了领导小组，制定切合实际的具体工作方案。把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纳入目标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镇、村、组三级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实行责任到人、明确职责、定期检查、督促落实、奖优罚劣，促进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二、把握关键，分类指导，逐步提高“村民自治”工作水平

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章程》、《公约》、《计划生育合同》是实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的关键，也是规范依法管理服务和群众婚育行为的准则。我们在指导各村制定《章程》、《公约》时，坚持五个原则：即内容合法性原则、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制约措施和优惠奖励相结合原则、可操作性原则、程序合法性原则，取消了过去在《章程》、《公约》中以行政手段为主的一些霸王条款和不切合实际的内容，使群众认识到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他们不仅要履行义务，还充分享有权利，增强了群众参与计划生育的意识，提高了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把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落到实处，我们把村委会和育龄群众在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章程》、《公约》规定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合同的形式具体确定下来，实行合同管理，使村干部增强依法行政的意识和服务的观念，让群众感受到实行“村民自治”的好处，知道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自觉地实行计划生育，为“村民自治”铺平了道路。

由于我镇各村工作基础不一，根据各村实际工作水平，将四个村分别定为基本合格村、合格村和先进村。帮助各村认真查找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了解各村的实际困难，进行分类指导，协助、指导、督促各村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推进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针对各自的工作重点和职责要求，通过举办培训班和利用计生宣传日、活动日、计生例会、调度会等机会分别对各村村支书、村主任、村专干、村驻会会长及育龄妇女自管小组长加强业务培训，互相交流经验，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严格要求镇计生办、服务站、计生协会工作人员坚持“三到位”。即进村督查指导工作到位，到组召开群众会等宣传培训教育到位，入户调查了解群众需求、提供服务到位。针对存在的问题，认真分析、及时加以改进，不断提高工作水平。

三、整建协会，健全网络，为实现“村民自治”提供组织保证

实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从根本上讲，要依靠有效的组织和载体建设，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参与。计生协会具有联户到人的网络优势、发挥“五老人员”的威望优势和人才优势，因此成为协助村支两委实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的最佳载体。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协会建设，使计生协会组织充分发挥群体作用、主导作用、群众骨干作用和示范带头作用。

2003年，镇党委着手组建协会工作，先认真调查了解、物色人选，把五名有能力、有文化、有责任心和有工作热情的退休干部、老党员作为考察对象，组织专人对这五个同志进行考察，认真筛选，选举了镇协会驻会会长和秘书长，围绕协会五项职能，全面开展计划生育协会工作。2004年底，根据有关精神和镇情实际，全镇开展并村并组工作，将原9个村86个村民组合并为4个村31个村民组之后，结合并村并组，镇协会于2005年3月22日进行换届，选举了一名文化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的退休干部担任驻会会长，负责镇协会工作，同时认真指导各村选举有文化、有素质、热心计划生育工作的同志担任村协会驻会会长，配备一支乐于奉献、群众信赖的育龄妇女小组长，培养一批计生协会骨干会员，成立了计划生育协会评议监督小组、履约小组、生产互助小组，建立健全基层计生协会组织网络，切实履行协会工作职责。

我们把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还权于民、惠利于民，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和优质的服务，增强协会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首先，抓好宣传教育工作。并村并组后，镇协会、计生办、服务站工作人员协同各村协会、村专干到各村民组召开育龄妇女群众会，重新依法讨论修订《章程》、《公约》，全镇民主选举育龄妇女小组长78人，在原149人的基础上精简近一半，育龄妇女小组长的工资补助由原120元/年增加到240元/年，进一步提高育龄妇女小组长的文化素质和工作积极性，树立了育龄妇女小组长的主人翁意识，充分发挥其宣传职能和带动作用，提高群众参与率、知晓率，调动群众积极性。两年来，镇协会到各村民组召开育龄群众会议累计170余场。在宣传内容上，从单一的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宣传转向到以计划生育相关知识与种植、养殖、农机、卫生等技术相结合。在宣传形式上，充分利用村民议事会、村民代表会、广播、宣传栏、现代远程教育网络、镇、村图书室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在开展群众宣传培训会的同时，采取现场有奖知识抢答，并发放洗衣粉、香皂等小奖品。其次，监督评议小组定期召开评议会，认真对镇、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全面进行监督和评议，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对整改情况跟踪监督、纳入年终目标考核。第三，履约小组根据监督评议小组的评议，具体负责《章程》、《公约》、《合同》规定的村委会、群众职责的落实。第四，生产互助小组切实做好服务工作，帮助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方面的实际困难。

四、搞好服务，加大帮扶力度，促进整体工作水平提高

充分发挥计生协会的载体作用，定期或不定期深入群众，采用问卷调查、入户走访、现场了解等多种形式，认真开展群众需求调查，了解他们在生产、生活、生育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和需求，及时向镇党委、政府报告并提出意见和建议；镇党委、政府通过汇总分析，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积极主动为育龄群众提供相关服务，帮助解决困难。一是实施“少生快富”工程，帮助群众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提高群众参与计生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镇计生协会的带动下，全镇先后成立了中山辣椒种植协会、中山肉牛养殖协会、沙坪养猪协会、云台葡萄种植协会、八卦折耳根种植协会等专业协会组织，由镇党委、政府为他们提供技术支持和联系协调销售；重点帮助经济状况不好，缺乏启动资金的计生户，帮助他们协调贴息贷款。两年来，镇政府为群众协调贷款52.5万元，贴息42337.2元，解决了他们发展经济无启动资金的难题；二是认真落实群众依法应当享受的各项计划生育优惠政策。对全镇所有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妇发放一次性奖励和保健费，自2003年以来，全镇共计兑现一次性奖励费41800元，保健费20625元。三是为独生子女户和两女绝育户实行农税减免和学杂费补助。2004共计减免农税2910元和补助学杂费3440元；四是认真组织开展好一年一次免费妇科病普查和优惠普治。每年财政预算13000元左右作为此项工作的专用资金；五是针对处于不同时期的育龄群众的具体需要，开展个性化的各种上门服务，例如对符合政策新生婴儿的夫妇，每户赠送两斤白糖和一包奶粉，两女户加送一包奶粉；六是切实改变镇服务站技术服务人员缺乏的问题，调入两名技术服务人员，为群众提供优质的技术服务。

对流动人口，我镇结合自身实际，自2004年底开始，开始在全镇逐步推行流动人口个案追踪管理服务机制，对外出四种重点管理服务对象（即：大龄未婚青年、持一孩服务手册或二孩准生证人员、妇检对象和无措施对象）实行个案追踪管理服务，将四种重点对象分别落实到镇包村领导和干部、村干部、组干部头上，督促追踪管理服务到位。各村成立了流动人口生产互助小组，对育龄夫妇外出务工后，家中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在农忙季节帮助生产。同时，以村、组为单位制作了育龄妇女户分布图，分别注明不同的标记，便于管理服务。并制定相关奖惩制度，根据实际工作情况，严格兑现奖惩。今年，我镇对符合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外出的夫妇，专程寄信到他们手中，告知他们国家有关奖励优惠政策，请他们办理相关手续，共计12例。另外，我镇将流入人口纳入常住人口范畴，享受同等宣传、服务待遇。

通过帮扶、服务工作，带领群众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转变了群众的生育观念。例如xx村独生子女户xxx、xxx夫妇，自身懂得一些辣椒种植技术，在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逐步发展辣椒种植，获得经济效益后，在镇计生协会的协调下，组建了辣椒种植协会，群众一致推选xxx担任该协会会长。通过镇党委、政府协调联系，请来了农业技术学校的老师专门为该协会会员讲课，并安排镇农业服务中心技术人员具体指导，通过努力，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得到了群众的好评和上级部门的认可。xxx本人也被评选为2004年全区农村计划生育示范户。开展“村民自治”工作以来，全镇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共计163户，其中放弃政策性二孩生育29户。通过服务工作，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过去，群众只要看见计生干部甚至其他干部，都赶紧关门闭户，或远远躲开，现在，只要计生干部走村串户，到处都是热情的面孔招呼喝茶、喝水、吃饭的场景，在民意测试中对计生干部的满意率直线上升。

五、收获和体会

推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后，增强了干部群众计划生育法律意识，激发了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通过群众参与讨论、制定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章程》、《公约》、《合同》，真正体现了群众是计划生育的主人，还权于民，确立了群众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主人翁地位，调动了他们参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积极性；调动了村级抓计划生育工作的积极性，促进了计划生育工作重心下移；全面落实计划生育优惠奖励扶助政策，提高服务水平，树立了计划生育工作者的良好形象，推动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全面发展，促进了全镇整体工作水平的提高。

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组织群众积极主动参与，我们的体会是：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是实现“村民自治”的关键；抓好网络建设，让计生协会唱主角是“村民自治”的重要途径；依靠群众和相信群众，尊重群众主人翁地位是搞好“村民自治”的基础；注重宣传教育，增强依法自治意识，还权于民是实行“村民自治”的重要保证；搞好优质服务，惠利于民，让群众满意是实行“村民自治”的目的。

在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中，我们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实现计划生育“村民自治”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不能一劳永逸，必须常抓不懈。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勇于实践，敢于创新，真抓实干，扎实推进，把全镇计划生育工作整体水平再上新台阶。

第五篇：发动村民自治 共创平安乡镇

发动村民自治

共创平安乡镇

——xx镇乡风文明“综治积分银行”探索基层治理新模式

去年以来，xx镇针对群众内生动力不足、村级各类矛盾突出、民事纠纷时有发生的现状，以乡风文明“综治积分银行”为社会治理的切入点，围绕如何破难补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探索发动村民自治、共创平安乡镇的基层治理新模式，促进了村风民风的好转，成为乡村振兴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一是共商共建让村民有了话语权。

乡风文明“综治积分银行”是一个在党支部领导下，对村民综治行为进行考核打分和奖惩的公益性组织，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借鉴银行储蓄和支取的经营模式。具体为，按照自愿原则，为参与矛盾纠纷调处、网格巡查、环境整治等的村（居）民发放一本综治积分存折，然后每月根据村民德治、法制、自治等方面的表现给予加减分，每月张榜公布，每季度可进行一次积分奖励兑换物品，到年终则公布全年的积分，对突出的群众再给予综合表彰。综治积分银行在村“两委”领导下开展工作，村（居）选出代表进行监管，对加减分的情况定期审核。通过综治积分银行的做法带动群众对其它工作自治管理，使原来由几个村干部操心的事变成了村民共管。综治积分银行的建立，有效延伸了农村工作的“触角”，激活了基础组织的“神经末梢”，疏通了农村治理的“毛细血管”，得到了村民的信赖和支持。

二是以德治村推动文明水平大提升。

乡风文明“综治积分银行”立足于将基层治理工作与弘扬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在一起，在潜移默化中加强村民的道德教育，为。所有积分奖励的设置都和村（居）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主要积分归类为：参与平安乡村创建、基层党建、绿色殡葬、垃圾处理、文明道德模范等与基层治理有关的5个方面22个子项目，通过制定积分细则和章程，让群众积“德”成“分”，再通过积分兑换商品，高效快捷的引导群众了解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同时设立乡风文明综治积分银行专项基金，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积极发动社会爱心人士、本村乡贤主动捐赠，二是综治帮扶单位支持，三是村集体经济收入兜底保障。通过基层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协助、群众自发参与，达到齐抓共治的效果。乡风文明“综治积分银行”试点后，全镇已经有1500多户主动报名参与，全镇各村通过积分银行开展各类综治活动240多次，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村风民风在一些村逐步酝酿成型。

三是成效显现带动平安乡村品牌创建。

在今年抗击疫情中，xx镇的乡风文明综治积分银行发挥了独特作用，全镇有300多名村民加入志愿值班、服务行列，为疫情防控和社会稳定作出贡献，获得了综治银行加分。同时，xx镇将综治积分银行管理和网格化建设结合起来，在19个村（社区）划分56个网格，建起了280人的网格辅助员队伍和935人的综治积分银行志愿者队伍，按照“让网格长多操心，让群众少跑腿”的工作要求，以群众需求为服务导向，精细精准为群众服务，今年以来化解各类纠纷100多件，网格员上报事件6440件，办结率目前达到99.3%。通过将网格员工作成效和综治积分挂钩，使一大批基层网格员更有激情，大量邻里纠纷及时化解在基层一线，做到了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深受百姓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