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

第一篇：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

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

一、引论

对村干部角色类型作了最好概括的，当属吴毅教授，他认为，以代理人和当家人作比喻，来描述实行村民自治以后村干部处境有一定道理，问题是，这种描述有些忽视农村复杂的动态事实，尤其忽视了村干部作为一个能动主体的行动能力与倾向，这个意义上，用经纪模式来比喻村干部，可能会更准确地将村干部作为

能动的行动者的一面概括出来，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村干部在村民自治中的行动。经纪模式依据村干部行动的取向，可以分为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赢利性经纪的目的是利用所处位置谋取个人的经济利益，保护型经纪则因为村庄文化网络所构造出来的公共空间，愿意从面子和社会关系方面获取收益，而不是仅仅考虑个人经济收益的最大化。经纪模式的问题是，无论是充当赢利型经纪还是保护型经纪，村干部都会积极行动。而当前中国大部分农村的实际情况却是村干部消极对待各项事务，即不积极代理，也不主动当家，而成为村庄秩序的守夜人甚至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撞钟者”[1]。

村干部扮演何种角色，与其动力机制有密切关系。如果村干部既无预期的经济收益，又无预期的社会收益，村干部就不可能作为一个积极的能动者来扮演角色，他们即使在当村干部，也大都消极无为，也就成为吴毅教授所说的撞钟者。

从当前学术界对村干部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主体的思路依然是从村委会组织法等制度性规定来设想村干部的行为特征，缺乏从村干部这个主体的角度来讨论问题。这样讨论村支部与村委会这两个主要村级组织的关系，就容易看到制度设计上主要对上负责的村支部与主要对下负责的村委会之间的冲突，典型如樊平在一篇报告中分析的，如果不考虑村干部的个人品质，则作为宏观管理方面的村级组织的上级组织往往强调加强体制性权力建设即农村党支部建设，农民则行使民主权力积极参加村委会选举，加强村落内生性权力建设，村支部和村委会从而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2]。这样讨论的结果，就会侧重于变更制度，而忽视制度运作中的人。但实际上村干部不是制度的木偶，村干部的实际行为特征与制度安排差异极大。只有从理解村干部的实际行为出发，我们才能够较好地解释村两委关系、乡村关系，并因此理解当前乡村治理的现实。

要理解村干部行为的动力机制，就必须将讨论回归到具体的村庄而非仅仅制度之中。事实上，因为村庄本身的差异，以及与此相关的村民与村干部关系及村与乡关系的差异，而使村干部在扮演角色上表现出很大的地域性差异。地域性的村干部扮演角色的差异，又反过来影响乡村关系，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并因此影响着乡村治理的状况[3]。

二、村干部的动力机制

作为行动主体的村干部，要么因为经济性的收益，要么因为社会性的收益，而积极行动，如果什么收益也没有，村干部就不会按照制度（尤其是自上而下实施的制度如村委会组织法）行动。

1、社会性收益。

所谓社会性收益，即村干部可以从职位中获得的表达性收益，诸如获得在村庄的声望、权威，具有面子，实现个人的政治社会抱负等等。这方面的收益不同于经济收益，或者说主要不是为了获得经济收益上的好处。若作进一步细分，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声望和面子，二是实现个人政治社会抱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极少数例外[4]，村庄精英不会为实现个人政治社会抱负而当村干部。在当前体制下面，村干部本身也的确缺少实现政治社会目标的空间，以致那些希望实现个人政治社会抱负村民的前途困境重重。这就是说，从社会性收益方面，构成村干部动力机制的，主要是声望和面子方面的收益，村庄精英从村干部这个职位上获取公共决策和公众人物的地位，从而满足了他们表达性的需要。

表达性的需要是在文化网络中实现的，离开了文化网络或者离开了村庄生活的意义系统，就谈不上表达性或社会性收益。

声望或面子，来自村庄其他村民的尊重。村庄文化网络越是紧密，声望或面子会越发重要，村民精英就会越发在文化网络中追逐。村干部作为一个公共职位，可以做出一些影响其他村民的决策及行动，追逐声望和面子的村干部，就会利用此职位赋予的各种权力和可以调动的各种资源，来满足村庄生产、生活和娱乐的需要。追逐村庄声望与面子的精英们的机会成本很高，他们当村干部，大都不会在乡村关系中偏向乡镇，而损害村民的利益，他们会从村庄长远利益出发，慎重决策与行动。

但是，如果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中，强烈要求村干部做出损害村民长远利益从而影响村干部在村庄声望与面子的事务，则那些机会成本很高的村庄精英可能离开村干部的职位，而由那些机会成本较低的普通村民来充任村干部职位，这些普通村民充任村干部，既可能是因为经济收入，也可能是希望从以前不敢想象的村干部这个公共职位上获取公共人物的声誉。在内部团结较强的村庄，希望从村干部职位获得面子收益的普通村民，很快便会陷入乡镇行政要求与村民集

体意愿相冲突的漩涡之中，他们什么也无法获得。而当村庄内部团结较弱时，村干部可能满足乡镇行政要求，却不能从村民那里得到尊重与声望。他们仅仅是作为公共人物登上了村庄的舞台——这或许也是一种表达性的收益。

从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只有那些传统文化保持比较完整，宗族组织较为健全的农村地区，村干部较为看重社会性的收益，原因在于村庄具

有密集的文化网络，并因此具有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无论原因如何，在一些地区尤其在传统文化保持比较完整的农村地区，村干部职位可以带来社会性收益，是没有疑问的。

问题是，当看重社会性收益的村干部，面临着严重的乡村利益冲突，或者与村干部设定的制度安排使村干部难以从村庄中获取这种社会性收益时，村庄精英就会退出村干部职位，而可能由普遍村民乃至村庄地痞充任村干部的职位。

2、经济性收益。

所谓经济性收益，主要是指功能型的收益，即村干部可以从职位中获得多少经济收入，包括因为扩大社会关系而带来的潜在收益，和担任村干部，而可能被选拔为国家公务员的预期收益。

在当前村民自治体制下面，村干部向上升为国家公务员的可能性已不存在，因此，这方面的潜在收益已不存在。而向上升为公务员，在建国后的大部分时期曾是村干部职位最大的动力。

为扩大社会关系尤其是与上级各方面的联系，而担任村干部的例子，集中在那些乡镇掌握着各种资源和特批权力的地区。举例来说，在温州农村，村干部可以与乡镇政府及各种上级机构建立联系，从而有利于村干部个人企业获取更好的生存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是减少监控，少缴税费等等。再如在中西部农村，仍然存在村干部借与乡镇的关系，来获取信息乃至特权，从而获得经济好处的例子。如因为与乡镇比较熟悉，而比较容易获取一些特殊行业的营业许可等。

不过，以上无论是向上作为公务员的潜在收益，还是从与乡镇关系中获取潜在收益的机会，都已不再是当前农村村干部主要的收益来源，以下我们重点讨论村干部从职位上可以获取的直接经济收入。

村干部直接收入，包括正当的职业收入，主要是村干部的工资收入，也包括寻租收入，主要是村干部从职位上获取的各种灰色收入。特别是在乡村关系不配套，农村财务不健全，农民组织能力较差的地区，村干部利用职位寻租一度成为中国农村普遍的现象，并因此造成严重后果。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在绝大多数的农村，村集体经济几近于无。20世纪九十年代初，自上而下号召消灭空壳村，事实上，到了九十年代末，全国绝大多数村都负债累累，既无积累也无负责的空壳村反倒成为难得的好村。在集体经济没有收益，而乡镇又不承担村干部报酬的情况下，村干部报酬大多依托于村一级的“三提”（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作为一项政策，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农民负担不得超过农民纯收入的5，这个5，包括“三提”和“五统”。“五统”归乡镇使用，“三提五统”中，“五统”经费一般不会少于“三提”，村干部的工资收入，主要来自“三提”中的管理费，就全国平均水平而言，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村干部的年报酬在1000—3000元之间，中部地区较高的村干部报酬，可以达到每年5000元。

如果村干部每年可以有5000元有保障的工资收入，考虑到村干部仍有时间从事其他经营性的事业包括务农，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大致不会存在问题。如果在5000元收入以外，村干部还可以利用制度不健全的机会，寻找一些灰色收入，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就会更高。

村干部寻找灰色收入的机会，与村干部希望从职位上获取收益的类型（是否看重社会性收益），与村干部在村庄的地位（是否村庄精英），与村干部报酬是否有保障，与乡镇对村一级政务的期待及这些政务执行的难度，与农民的组织能力尤其是反抗能力，与农村财务制度（尤其是实行村民自治以后，农村财务到底应该是村帐乡管，还是民主理财）等等，都有关系。在缺乏社会性收益的情况下，村干部正当及不正当收益越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就越高，而在正当不正当收益都很少的时候，村干部会丧失工作的积极性。

就全国大部分农村来说，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上半期，村集体虽然收入较少，但村级负债不多，村干部的工资虽然不高，因为可以从农民那里收取比较稳定的“三提”而有保障。到1995年以后，农村的情况有所不同，一方面，自上而下要求农村消灭空壳村，各种调整产业结构及兴办村办企业的方案迅速出台，逼民致富成为时尚；另一方面，各种自上而下达标升级工程快速增加，农民负担因此迅速增加，向农民收取税费成为乡村两级的主要工作，几乎所有这个时期的农村调查都证实，收粮派款成为乡村两级最为重要甚至唯一重要的工作。

收粮派款离不开村干部的积极参与，而如果没有可观的经济收入，村干部就不会积极协助乡镇收取税费。乡镇为了完成各种自上而下的达标升级任务（也可以借此来获取工程回扣，乃至主动为获取回扣而上马政绩工程），便对村干部在完成乡镇安排的任务时，搭车收取各种费用，捞取各种灰色收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乡镇越要向农民收取更多费用，收取费用的难度越大，乡镇便越是会默许（越来越痞化的）村干部捞取更多的灰色收入。

事情总有一个极限，农民无法承受无限增加的负担。乡村为了收取税费而不得不支付越来越高的成本，包括村干部因为收税费困难而预期有越来越多的灰色收入。当村干部还可以利用村级组织既存的信用担保（高息许诺）借款上缴时，乡村合谋不会破产，而一旦村级组织高息许诺不能兑现，村级组织信用破产时，乡镇收取税费及村干部获得高收入，便会双双落空，这时候，留下来的便是双重后果：村级突然出现巨额负债，村干部高收入不再，因此动力不再。乡村关系的有效维系便会出现问题。这种描述，正是自1995年以来的中部绝大多数农村的现实。

三、村干部的角色类型

以上讨论了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以此动力机制为基础，我们可以较好地讨论村干部的角色类型。

从以上村干部动力机制的讨论来看，村干部动力机制可以有以下四种组合：

A、社会性收益为主，经济收益为次。

换句话说，村干部因为看重声望和面子收益，而担任村干部职位，这样的村干部，一定会有动力充当村庄利益的当家人和保护人，也因此构成所谓保护型经纪。

因为当村干部的社会收益较大，当村干部职位由乡镇来选择时，或者说要由乡镇来决定村干部任免时，村干部的角色扮演会有一些混乱。如果乡镇十分强大，以至不顾村庄的要求，任命那些村庄不欢迎的巴结上级的人为村干部，则这个村干部在村庄得不到承认，他会被村庄边缘化。这样的村干部，一定不会是村庄精英，因为村庄精英不愿破坏自己本来在村庄已有的声望和面子。但是，那些村庄边缘人物则可能愿意担任村干部，以期从中获得他们以前一直期望但从来没有现实可能性的公共职位，并因此期望获取以前一直附着在这个公共职位上的声誉。

村庄边缘人物出任村干部，是人民公社时期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在如江西、福建等传统文化保存较为完整的南方农村。即使如此，村干部也不得不照顾村庄利益，因此出现村干部与村民共守村庄秘密的情况。

而在乡镇较弱的时候，乡镇不能不顾及村庄本身的要求和倾向，从而不能不选择那些受到村民欢迎的村庄精英来担任村干部。这样任命的村干部，当然会处处注意充当村庄利益的代言人，乡镇难以在村庄实施任何脱离实际情况的政务。那些脱离村庄实际的达标升级工程，因为没有村干部的鼎力相助，而总是流于计划。

小结以上讨论，当村干部主要看重社会性收益时，村干部一定会充任村庄保护型经纪的角色。当乡弱村强时，情况更是如此。而当乡强村弱时，情况略为复杂：充当保护型经纪的村干部竟然可能是以前的村庄边缘人。

B、以较高正当报酬为基础的动力机制，社会性收益较少且灰色收入的空间很小。

这样动力机制的村干部，因为工资收入很稳定且较高（相对于当地预期），村干部职位对村庄精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很多人竟相争夺村干部职位。在乡强村弱的情况下，村干部愿意充当乡镇在村一级的代理人，为落实乡镇政务而努力工作。而如果村民自治制度借村民强有力的一致行动能力（村庄社会关联度较高）而有效运作，或者村庄具有一定的抵制乡镇的能力，则村干部会竭力在乡村之间寻求平衡。村干部既是代理人，又像当家人，综合起来，似乎是乡村的中间人。

因为工资收入较高，村干部会对乡村治理实际制度有着敏感的反应。乡村治理的实际制度不仅与国家颁布的成文法及自上而下的政策要求相关，而且与乡镇行政能力与村民组织化程度的相对处境有关，乡村治理的实际制度安排，往往是乡和村凭借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进行博弈的结果。

正是因此原因，同样的村民自治制度，及同样有保障的对村庄精英具有吸引力的村干部职位，在不同地区却有着十分不同的实际运作结果，也就使村干部扮演出不同的角色。强有力的乡镇政府，使村干部成为自己在村庄的忠实代理人。而如果村庄本身可以强有力行动起来，尤其是那些想当村干部的精英（以及村庄地痞）动员他们可以动员的全部村庄资源，利用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制度安排，来选举与乡镇意图不相一致的人担任村干部，则乡村之间的紧张，就可能以当前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中既有的冲突展开，也即前述樊平所述体制性权力与内生性权力的冲突展开。

C、村干部主要报酬来自灰色（及非法）收入。

如果捞取灰色收入比较容易且收入较高，村干部职位的吸引力就会很大，村庄精英或者利用村民自治制度（村委会选举），或者是走乡镇行政关系的上层路线，来谋求村干部职位。因为灰色收入几乎不可避免地与村民利益有冲突，因此捞取灰色收入的村干部不会受到村民的欢迎，村民或者充满对村干部的愤怒，因此连续上访告状，或者表现出对村庄政治的无奈，对村庄选举显得冷漠。具体地讲，在社会关联度很高的村庄，因为村民强有力的团结，必然产生对村干部面子收益的压力，而使村干部不敢放肆从村庄捞取灰色收入，如江西、福建的例子。在小群体行动能力较强的村庄，则容易出现连续上访告状的情形，如河南和皖北的例子。而在农民极其分散的村庄，村民则可能表现出对村庄利益受损的惊人冷漠（及无奈），如湖北荆门及东北的例子。也就是说，在社会关联度高的村庄，村干部捞取灰色收入的机会很少，出现村干部以灰色收入为主要收益的地区一般是社会关联度低的村庄。

在乡镇不能为村干部提供稳定的正当报酬，而乡镇又有大量政务要求村干部协助时，乡镇几乎没有选择地对村干部捞取灰色收入的行为保持沉默。假如乡镇无求于村干部，乡镇可能在村民轮番上访的压力下，对村干部的不良行为进行查处。在村民表现出无奈而冷漠的地区，具有责任心、考虑乡村治理长远格局的乡镇行政，也不会对村干部捞取灰色收入的行为听之任之。不具责任心，甚至乐于从村干部捞取的灰色收入再获好处乡镇负责人，则依然会默许村干部竭尽所能将可以捞取的好处全部捞出。

以上讨论村干部以灰色收入作为主要报偿的情况，可以列出三个要件，一是村庄整体团结解体，村庄不能提供强有力的阻止村干部捞取灰色收入的行动及舆论能力（尤其是与声望、面子等价值生产有关的舆论能力），二是乡镇有大量事务（尤其是收取税费）有求于村干部，而无法提供正当的工资收入，三是乡镇主要负责人热心从村干部捞取的灰色收入中获得再分配好处（典型之一是乡镇主要领导人借子女婚嫁、父母丧事来敛财）。

D、村干部即无法获取社会性收益（村民认为在市场经济政策下，只有傻子才愿当村干部），又无稳定（较高）正当的工资收入，且很少有捞取灰色收入空间的情形下，村干部职位吸引力就很差，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严重不足，那种由制度规定的村干部角色扮演，几乎不可能实现。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前一种村干部以灰色收入为主要收益村庄的自然延续。当村庄负债累累，村集体所有财产都已变卖一空之后，村干部就不再有捞取灰色收入的空间，村干部职位因此变得不再有吸引力。这时候，村干部就成为既不对乡镇负责，又不对村民负责的消极“撞钟者”。

总结以上讨论，我们事实上在村庄类型，村干部的动力机制及村干部角色扮演中寻找到以下一些相关关系：

1、村庄自主生产价值能力较强，村干部可以从村庄获得社会性收益的乡村，村干部一般会较为固定地扮演保护型经纪。

2、村干部职位的社会性收益较少但有可观正当经济收入的乡村，村干部较为忠实地以正式制度（以及乡村在正式制度安排基础上博弈产生的实际制度）作为自己扮演角色的依据。在村民自治制度下，村干部动摇于代理人与当家人之间。

3、村干部既无社会性收益，亦无可观的正当收入，灰色收入空间又很小的乡村，村干部乐于扮演“撞钟者”的角色。

4、村干部收益主要来自灰色收入的乡村，村干部可能扮演任何角色，但这些角色与实际的角色要求并不相符，他们利用这些扮演的角色来谋取好处，他们也就是一些赢利型经纪。

四、村两委关系与乡村关系

正是村干部动力机制及角色扮演的差异，构成了村两委关系及乡村关系的不同类型，从而也就构造出了乡村治理的不同类型。

在村民自治制度安排的背景下，村两委关系的一般图景，被描述为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代表村民利益，而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产生的村支部更多代表乡镇行政的利益，共同在村庄场域展开竞争，形成合作[5]。因为《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支部在村级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即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这一规定与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一直存在的村支书是一把手的惯例相结合，就形成了村支部与村委会之间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决策与执行的关系。等等。

正如前述，我们曾指出：“无论村支书还是村委会主任，他们都不是原则和理论的产物，而是有着私人利益和受制于既定关系之中的现实的个人。现实的情况较理论解释复杂得多。第一，虽然村委会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但作为村委会上级的乡镇行政有足够的办法来让村委会的干部服从自己；第二，虽然村支书更有服从上级指挥的理由，但因为村支书大都是本地人，他们现在和将来都要在本村生活下去，他们便不愿意在工作中充当不受村民欢迎的上级代理人形象。他们习惯于指挥村委会主任——这个过去一直是二把手的人去做那些得罪人的事情；第三，集体经济状况也是一个关键。不明确的产权规定使丰富的村集体经济资源成为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及他们背后的各自利益群体相互竞争乃至冲突的导火索。贫弱的集体经济则甚至让人失去了当村干部的积极性，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之间缺乏让关系紧张起来的经济理由与内在冲动；第四，村庄本身的性质也会对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在有些地方，民主选举出来的村委会主任只是村民用以抑制权力欲膨胀的村支书权力的一种手段。在另一些地方，村民选举村委会主任只是为了自己家族或社区的荣耀或面子”[6]。

我们因此依据村干部职位经济收入的多少和村庄是同质还是异质，区分出四种的可能的村支部与村委会关系类型。我们认为，在村干部职位经济收益较高而村庄同质程度也高的情况下，村庄精英竞争村干部职位，村民选举产生维护自己利益的村委会，而乡镇必然安排代理自身利益的村支部。也就是说，村两委关系沿着制度安排的线索展开。但是，在村干部职位收入较高，但村庄具有异质性特征，比如分为两大宗族，则一个宗族的人被选为村委会主任，乡镇就必须安排另一个宗族的人担任村支书，这样的村两委关系远比前一种复杂。

我们还指出，令人忧虑的是，“因为缺乏经济上的吸引力和地痞无赖可能广泛占据村干部职位，在A类村中的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之间的关系往往不受规则的约束，而成为表现利益群体和个人暴力的场所”[7]，“若不改变当前农村社会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和改变村干部的经济处境，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关系会越来越向无序斗争的方向发展，而非沿着乡镇政权和村民群体对立的方面发展”[8]。

而如果我们从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来讨论，则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描画出村两委的关系。

1、村干部注重社会性收益的村庄。

在注重社会性收益的村庄，无论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如何产生，他们都会取向于充当保护型经纪，并因此与村民建立良好关系。其中可能的差别是：村支书和村主任可能代表村庄不同部分村民的利益，而在村务决策（有时直接就是村干部位置所带来的本族本派的荣誉和面子）中有所对立。

2、村干部有稳定工资收入的村庄。

以可观的正当报酬作为村干部主要收益的村庄，村干部愿意敏感应对制度（包括乡村博弈产生的实际制度安排）。这个时候，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会有两种有所差异的表现，一种是村民一致行动能力较强，可以较为有效地按照村庄利益的标准选择村委会干部，则这类村庄的两委关系，会与本节开头所描述村两委关系的一般图景相合。如果村民过于分散，难以形成一致行动，或者村庄精英有能力依据自身利益来扭曲村民对村庄利益的表达，则无论村委会是否选举产生，村委会都缺少与村支书对抗的理由。在强有力的乡镇行政主导力下面，这类村庄的村委会作为村支部决策的执行者，共同完成乡镇行政安排的有时明显损害村庄利益的事务。

3、村干部报酬主要自来灰色收入的村庄。

当村干部的主要收益来自灰色收入时，村干部一定不会与乡镇行政对抗，无论村支部还是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原因是，村干部的灰色收入一定会给村庄带来损害并引起村民的不满，因此村干部尤其指望乡镇行政保护自己的灰色行为。村干部为了获得这些灰色收入而从两个方面向乡镇示好：一是坚决地执行乡镇安排的各种政务，即使这些政务明显损害了村庄利益。二是向乡镇主要负责人行贿送好处。乡镇行政在政务可以得到推行时，也愿意对村干部不良行为不闻不问。村两委之间即使有矛盾，也是因为分赃不均产生的矛盾，而非依照制度安排展开的矛盾：虽然他们有时会援引制度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4、村干部缺乏任何有吸引力报酬的村庄。

当村干部甚至不能从村庄捞取灰色收入时，村干部职位不再对村庄精英有吸引力，由地痞充斥的村干部职位，使村两委关系变成单纯的利益争斗，村两委关系向无序方向发展。

与村两委关系有相似之处，乡村关系也因为村干部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从当前乡村关系的一般图景来看，乡与村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或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乡镇党委与村支部）。

只有理解了村干部的动力机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实践（而非仅仅是制度安排）中的乡村关系状况，具体地说，只有那些生活在村庄中的村干部并不深受村庄舆论压力（社会性收益较少），且正当收入较高时，村干部的行为才会按照以上一般图景的预期展开，而如果村庄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很强，因而村干部社会性收益很高，或村干部不仅无法获得正当的预期收入，而且没有捞取灰色收入的空间时，村干部（无论村支书还是村委会主任，无论选举的还是任命的）没有理由按照乡镇行政的要求行动。乡与村之间脱节了。当然，这是两种不同的脱节。

而如果村干部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灰色收入，无论制度如何安排，村干部都会产生与村庄本身的脱节，而向乡镇行政靠拢。即使是选举产生出来的村委员主任，也会很快靠向乡镇行政，期待在任期之内多捞取一些收入，并期待利用村民的分散来收买其中一些村民，以延续下一个三年任期。

以上提供的乡村关系，显然较一般理论图景要复杂。要理解如此复杂的乡村关系，就需要进入对村干部行动的动力机制的理解之中。问题是，每一个村干部的动力机制都是不同的，如果我们仅仅在微观行动者的层面来讨论问题，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国农村宏观的状况。因此必须对村干部动力机制及角色类型的宏观原因进行讨论。

以上讨论已经提供了这种宏观讨论的线索，择要有二，一是村干部的社会性收益来自村干部生活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来自村庄社会关联度的高低，具体如传统文化、宗族组织等等。这个方面的关键是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范例是宗族组织是否存及行动能力，区域如江西、福建等南方农村普遍存的宗族村庄。二是村干部是否有有保障的正当收入来源。没有正当的可观收入，在村庄缺乏价值生产能力的情况下，村干部的行为将造成对农村长期的严重损害。

以下我们来讨论乡村治理的理想类型，并以区域状况来验证之。我们还会提供一些具体的经验指标来作为验证乡村治理类型的标准。

五、乡村治理的类型与素描

如果我们希望不仅理解村级治理的状况和原因，而且希望知道乡村治理的整体状况，我们就不能不将对乡村关系的讨论包括进来。通过讨论乡村治理的类型，可以清晰看到以上讨论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的相关性。

在另一篇文章中，我们试图从三个方面来讨论乡村治理，即村庄基本秩序状况及其维系机制，村干部的角色与动力机制，乡村关系状况[9]，事实上这三个方面又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具体地，我们可以根据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强弱，将乡村治理类型划分为两大类，四小类，具体就是，村庄自主生产价值能力强的地区，无论村干部是否有足够的正当报酬，村庄必然具有较强的内生秩序的能力，并因此决定了乡村治理的整体面貌为内生秩序型的乡村治理。而村庄自主生产价值能力弱的地区，则因为村干部报酬来源的差异，而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类是村干部有足够正当报酬的情况，因为村干部有正当的报酬，村干部对正是制度的反应应该较为敏感，乡村秩序可以正常维系，这种情况下的乡村治理可以称为外生秩序型的乡村治理。第二类是村干部无足够正当报酬，但能够捞取非正当好处的情况，因为村干部有收益，他们就有行动的动力，因为收益的非正当，他们的行为会引起村民的不满，他们又要获得乡镇的庇护，这种情况下的乡村治理可以称之为乡村合谋型的乡村治理。第三类是村干部既无足够正当报酬，也无法捞取非正当好处的情况。因为村干部既无社会性收益，又无经济型收益（哪怕是非正当的收益），村干部就不会有应对制度的积极性，而会成为消极无为的“撞钟者”，这种情况下的乡村治理可以称之为无序型的乡村治理。以下分别展开讨论：

1、原生秩序型乡村治理。

展开来讲，就是村庄具有很强的原生秩序的能力，这种原生秩序的能力不仅表现在村庄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方面，也表现在生产价值的能力方面。因为村庄具有生产价值的能力，就使村庄精英为了获取社会性收益，而愿意出任村干部，这些为了获取声望与面子而出任村干部的村庄精英，一定愿意充任村庄的保护型经纪。乡镇行政为了加强向村庄的渗透，愿意任命一些村庄边缘人物来获取对村庄的控制，但这些村庄边缘人物即使在人民公社时期，也要遵从村民的意愿，要么冒着与全村人对抗的风险。在当前体制下面，乡镇任命边缘人物来掌控村庄，更加没有可能。

在这种乡村治理类型中，乡镇行政的种种达标升级要求，在村一级都缺乏落实的帮手。明显有损村庄长远发展的乡村行为，不可能在这类乡村出现。也因此，村一级一般不会有因为自上而下的要求而建造的各种达标升级工程，除非办村办企业失败，村一级一般不会有太高的债务，乡镇行政不能从村民手中收取不明不白的费用，因此乡镇集镇建设，不仅缺少那种以农民负担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各种站所办公大数，而且乡镇政府办公的地方也很陈旧[10]。

因为村干部在乎社会性收益，村干部正式的工资收入不会太高，灰色收入几乎没有。村干部不会贿赂乡镇主要负责人，他们也不会以完成乡镇政务来取悦乡镇行政。因为乡镇财政缺少额外向农民多收的预算外收入，村干部也不会向乡镇送钱送物，乡镇干部也大多在正式工资以外，少有意外之财，乡镇干部因此不象“国家干部”，乡村关系较为温和，乡村干部之间的关系较为平等。乡镇负责人也很少是那种武断、粗暴型的气质（这样气质的乡镇干部，根本无法在村一　级开展工作）。

2、次生秩序型乡村治理。

展开来讲，就是村庄缺乏原生秩序的能力，村级治理状况较多受到成文制度及乡镇行政的决定。村庄缺乏生产价值的能力，村庄精英不能从村干部职位上获取足够的社会性收益（声望和面子）。不过，因为村干部可以获取较为可观的正当经济收入，村庄精英竟相争夺村干部职位。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一部分村庄精英走村民直选的下层路线，竭力获取村民的支持，在协助乡镇行政工作时，不愿（也不敢，因为他们愿意长期当这个有着稳定收入的村干部，因此担心村民下次不选他）得罪村民，也不会因为乡镇的要求，过份损害村庄利益，而另一部分村庄精英则走上层路线，通过乡镇行政支持来获取村干部职位，这部分走上层路线的村干部与选举产生的村干部会在若干事务的决定与执行方面有所差异，但即使是走上层路线的村庄精英也不愿意冒着村民强烈抗议的风险，去做有损村民利益的事情。这个意义上，即使走上层路线的村支部与走下层路线的村委会之间产生冲突，这种冲突也会表现得较为温和。

因为村干部有可观的稳定收入，乡镇行政要求村干部办理的政务，只要不是过于艰难，村干部一般都会照办。乡镇行政负责人在乡镇关系中处于较为主动的地位。村干部的行为因为有长远预期，而较为稳健。但是，如果乡镇行政不断将超过村庄要求的各种任务向村级下达，明显损害村民利益的政务会使村干部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有稳定收入从而愿意表现稳健的村干部，在乡镇行政要求和村民意愿之间无法找到中间缓冲地带，这个时候，就可能出现以村支部和村委会对抗为表现的乡村冲突。

3、乡村合谋型的乡村治理。

当村干部职位既不能获取社会性收益，又没有可观的正当经济收益时，村庄精英不愿竞争村干部职位，在任村干部因为缺乏稳定的预期收益，而倾向利用手中可能权力来谋取短期收益，尤其是利用村庄现实及可能的资源，来捞取灰色收入，由此造成对村庄的毁灭性损害。

村干部不能获取社会性收益，其含义之一就是村庄缺乏价值生产能力，村庄社会关联度低，因此，村民缺乏从道义上及组织阻击村干部捞取灰色收入的能力。在缺乏有保障的正当经济收益的前景下，村干部倾向以非正当的方式来获得收益。因为村民阻击能力较弱，而使村干部较为容易实施这种获取灰色收入的想法。

村干部如果要捞取灰色收入，他们几乎唯一的障碍是乡镇行政的监督。村庄也会有一些村民到县乡上访，要求查处村干部的不良行为。想捞取灰色收入的村干部必须与乡镇搞好关系，无论这些干部是选举出来的还是上级任命的。村干部与乡镇搞好关系的方式有二，一是坚决果断不遗余力地完成乡镇布置的各种任务，有些任务明显超出了国家政策的界限，二是讨好甚至行贿乡镇主要负责人。乡镇为了实施政务，也需要村干部有实施政务的积极性，因此乡镇也有意对村干部不良行为不闻不问，以构成对村干部实施政务的激励。这样，在乡村之间就形成了官官相护和常见的官场景观。

捞取灰色收入的村干部，会不顾村庄发展的实际需要，将所有可能好的发展方案，都变成捞取短期利益的手段。因此，他们会借上级的各种达标要求，向农民收取费用，或向社会借贷，然后从工程建设中捞取回扣。他们会将村庄可以支配的所有资源变成现实收入，总之，他们会利用每一个机会来获取个人的好处。村干部捞取好处的行为，村民不会不知道，村民因此对村干部严重不满，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会变得极其紧张，不信任，几乎任何村庄公益事业都会受到村民的抵制。

只要村庄还有资源，或者只要村干部还有捞取灰色收入的机会，乡村关系就仍然能有效运转，乡镇行政的要求就仍然可以在村庄得到表达。但捞取灰色收入的村干部们的短期行为，总有一天会将村庄所有资源耗尽。村干部最终不再有任何捞取灰色收入的空间，乡村治理因此进入另外一种面貌。

4、无序型的乡村治理。

一旦村干部既不能获取社会性收益，又不能获取经济收益，村干部职位就不再对村庄精英具有吸引力，成文制度如《村委员组织法》，因为不再有村民对村干部职位的积极追逐，而流于形式，乡镇行政面对消极无为的村干部，除了一再提要求以外，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使村干部积极工作。乡镇行政面对村干部，恰如将铁拳打在棉花上，感到有力无处使。除非乡镇行政事事亲为，他们不能在村庄实现任何有价值的政务。村庄大量的公共事务，也不会有村干部出面主持，面对村民的抱怨，村干部几乎唯一的应对措施是不闻不问或者无限期拖延。与乡村关系和村干部与村民关系相类似，村两委之间也不会有激烈冲突，因为无任何利益可言。

五、结语

以上从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开始，讨论了乡村关系和村两委关系，并由此讨论了乡村治理的类型。这种讨论的目的，是想为当前中国复杂的乡村治理现实提供一个描述和分析框架。今天的中国农村，因为村庄社会性质、地方财政及基层组织制度安排的差异，而出现了十分不同的乡村治理后果及乡村治理型态。本文的目的，是试图为理解乡村治理的这些不同，提供一个综合性的框架，从而将那些单纯的诸如乡村关系、村两委关系、村委会选举以及村干部角色的讨论，还原到复杂的现实中来。本文仅是一个初步讨论，我们将在更多实地调查基础上，对乡村治理的不同类型作出更为精确的描述。

[1]参见吴毅：“双重代理、经纪人、守夜人和撞钟者”，《开放时代》2003年。又见吴毅：“双重边缘化：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类型学分析”，《管理世界》2003年。

[2]樊平：“体制性权力与内生性权力”，农村基层组织课题研究报告，1987年。

[3]景跃进教授正确指出，村干部的行为方式与区域差异有关。他说：“村干部的角色认同与行为选择受到众多因素的制约，其中，制度性框架、乡村关系的类型、资源程度、政策领域、任务性质、村干部的利益考量等都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参见景跃进：《当代中国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与宏观透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243页。

[4]例如湖北枝江宝月寺村村委会主任吕邦列，参见《南方周末》2004年10月7日的报道。除吕邦列事例子外，还有山东灰村村主任崔联的例子。参见朱玲《灰村纪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

[5]参见景跃进的综述：《当代中国农村“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于宏观透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238－246页。

[6]参见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167页。

[7]同上书，173页。

[8]同上书，175页。

[9]见贺雪峰、董磊明：“乡村治理的结构与类型”（未刊稿）。

[10]除非刚好是工商业发达的乡镇，乡镇可以从工商税收中获取大量收入。

第二篇：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的角色类型与动力机制探讨

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的角色类型与动力机制探讨

向清华

企业是最具活力和带动力的社会力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强大引擎，所以中央和地方均鼓励和引导企业反哺农业，积极支持新农村建设。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企业支持新农村建设力度不一。因此，比较分析企业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不同角色，并在动力机制方面进行系统探讨十分必要。

一、角色类型

综合各地的情况，企业在新农村建设中分化为不同角色。据石门县新村办统计，近三年共有51家规模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先后投入177.8万元。其中：2006年捐助52万元，捐资5万元以上的企业3家；2007年捐助89.9万元，捐资10万元以上的企业3家；2008年捐助资金物资35.9万元，2万元以上的企业5家，没有实质性投入的企业36家。这组数据说明，企业在新农村建设中，既有舵手、伙伴类的积极主动型，也有铁鸡公类的消极应付型。

1、倍受欢迎的“舵手”型。这类企业与村居联系紧密，参与新农村建设具有自发、自愿的特点，对于村居的发展具有强力主导作用。虽然从数量上说比较少，但实际作用大、扶持效果好。具体分两种：一种是企业法人兼任村党支部书记。他们作为社会精英在经营企业成功后，又主动站出来带领群众建设新农村，并且不计得失，出钱出力。夹山镇东红村的支部书记丰光文，既经营永盛矿业，又出任村支部书记，在新农村建设中，带头捐钱修路，使全村的面貌很快焕然一新。另一种是农业企业。他们是村居的产业舵手，扶持方式上具有投资的性质。一般采取“公司+基地”的模式，把村居作为企业的生产基地，如同一个生产车间，不仅支持产业发展，而且支持设施建设，实现产业兴村。如石门县烟草公司与烟叶主产村。

2、较受欢迎的“伙伴”型。这类企业比较多，与村居关系相对较好。具体

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村企结对中，积极帮助村居解决资金、物资建设新农村，这些企业与村居如同伙伴，近三年中投入上万元的21家企业就属这种类型。另一种是企业和村居有亲密的地缘关系，村居过去为企业建设做出奉献，企业今天为村居建设出资出力，谋求共同发展。如石门三江电力和石门县楚江镇龙凤居委会，洛浦寺林场和洛浦村等。

3、不受欢迎的“铁鸡公”型。这类企业为数不少。据石门新村办统计，2008年有30多家企业没出钱也没出力，即使对村里有承诺，但最终以种种借口推诿，使这些村因资金不能按计划到位而出现新的负债。

二、动力机制

为什么有的企业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而有的企业根本就没有投入？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动力机制问题。古有“熙熙攘攘，皆为利往”精辟概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扶持新农村建设，动力机制显得更为复杂。

1、行政压力。目前，企业大多完成改制，属于民营经济。这一变革，使得企业的自由驾驭空间扩大，行政的干预力缩小。如靠一纸公文，就要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企业可能不服从，或者表面上服从，而实际无行动。现在采取“2—3个县直单位+1—2个规模企业+1个示范村”的办点模式，加强了行政单位牵头。但由于牵头单位组织力、号召力有所不同，致使企业扶持新农村建设的力度不一。一般来说，如果牵头单位具有强势权力，与企业有缕缕利害关系，企业扶持新农村建设的力度就大些，相反则会小些。

2、社会责任。所谓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或经营过程中，对社会应承担的责任或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从法律角度可分为：法定和非法定的企业社会责任；从范围可分为：企业内层社会责任和企业外层社会责任。企业支持新农村建设属于非法定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外层社会责任，不具有强制性，所以对企业约束性小，完全取决于企业的态度。有些企业认为，企业

在分担社会责任的同时，能够营造出自己赖以生存、发展的良好空间，有利自己的成长壮大。而有些企业认为，企业对社会的主要贡献是上交税收和解决就业，至于参与新农村建设，是企业的一种额外责任。由于对社会责任的理解不同，在参与新农村建设中自然就出现了不同的角色。

3、形象收益。所谓形象收益，即企业在参与新农村建设中可以获得的社会影响力，诸如获得在县、乡、村的声望、权益、影响等等。这种形象收益具有一定的广告性，能够提高企业的“光环”形象，夯实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增加企业的无型资产。实践证明，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最容易体现形象收益，企业也往往容易接受。2008年“五一”节前夕，石门县组织30多名企业人士，走进该县罗坪乡罗家坪村，开展“爱心献山区，共建新农村”活动。活动共筹资30余万元，用于该地边贸市场、农业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湖南华天矿业、双佳农牧和石门渫峰茶叶等一些企业与乡村两级还达成了劳务用工、产品销售、基地建设等系列协议，社会反响良好。相反，如果不开展活动，企业的形象收益就缺少平台，其积极性难以发挥。

4、经济收益。一般认为，企业的主要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参与新农村建设需要的是付出，根本没有经济收益可言。其实，企业在扶持新农村建设中可以获得经济收入或潜在收益。现实中“双赢”的例子不少。石门渫峰名茶公司扶持、引导石门县雁池乡西山垭村发展有机茶，今年年初评出5个有机茶示范户、10个有机茶大户、30个良种茶大户，分别奖励100元、50元和100斤菜枯。公司认为，这样做不仅有利提高茶农生产有机茶的积极性，而且有利企业靠加工销售高档有机茶获得丰厚的回报。湖南双佳农牧、石门县烟草公司等都通过建基地，既支持了新农村建设，又扩大了生产规模，一举数得。

5、企业实力。一般来说，实力强的企业扶持力度大些，实力弱的企业扶持力度小些。从石门县近三年的情况看，2007年投入最多，其主要原因是这一年企业赢利能力较强，资金面来说相对宽松，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导

致企业效益下滑，企业不得不压缩扶持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所以这一年企业扶持新农村建设资金减少近一半。

三、对策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农村的“生产发展”，农民的“生活富裕”，有赖于企业的参与和支持。一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认真总结成功的做法和经验，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多种媒体，多角度、多层面、全方位地对先进典型进行宣传报道，努力为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二要在适当时候、采取适当形式对先进企业进行表彰，激励更多的企业投身新农村建设事业，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三要搭建活动平台，利用活动宣传企业，推动“万企联村、共谋发展”的深入开展。

2、创新参与机制。一是绩效评估机制。绩效评估不能仅仅看谁送的物资多、给的钱多、建的基础设施多，还应该看解决了就业没有，发展了产业没有，培训了农民没有，做到全面而不片面。即使是情况通报，也要增加相应的内容，尽量从多个层面肯定企业的参与成效，引导企业更好地支持新农村建设。二是合作共赢机制。坚持企业与结对村互惠互利、实现“双赢”是推进企业持久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要积极寻找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共赢点”，多采取定购包销、提供担保等途径，引导企业与种养大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延伸农业产业链，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利益共增。三是慈善管理机制。把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纳入慈善事业的范畴，使企业感到参与新农村建设就是做善事，是一种传统美德，从而提高参与的力度。

3、扶持企业发展。企业支持新农村建设，先得本身有实力。一要帮助企业争取项目。通过及时提供信息，加强沟通衔接，科学编制规划，争取项目落户，达到用项目发展企业，企业用项目带动农村的效果。近年，石门县秀坪园艺场、湖南双佳农牧都受益于争取项目。二要帮企业解决发展环境问题。发展环境不好，就会耗费企业的财力、拖累企业的精力，企业发展就会受阻，而通过优化环境，可以使企业轻装上阵、安心生产、做大做强。三要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题，通过召开银企洽谈会，实现企银沟通、资金对接，今年石门县域的农业产业化企业通过这一途径解决了2000万元贴息贷款。

4、制定激励政策。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需要有政策的引导和驱动，建立刚性强、易操作的激励政策，既有利于调动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又有利于把这项活动引入健康有序的轨道。从当前情况看，急需制定和完善以下方面激励政策：一是对企业在结对帮扶中，为当地农村兴办文化活动室、农村敬老院等公益性社会事业，相关经费宜在税前列支。二是对接收安置农村富余劳动力贡献突出、抓农民素质教育卓有成效的企业，在资源配置、信贷额度等方面给予倾斜。三是对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农业龙头企业申报绿色、有机食品认证时，符合认证条件的优先受理，认证费用适当减免。

作者单位：石门县委农村工作部

第三篇：公司动力机制与激励措施

公司动力机制与激励措施

xxxx检测有限公司（简称xx公司）通过建立《公司考核细则》，形成企业与员工一致、明确细化、全方位覆盖、持续改进的目标管理机制，将企业目标转化分解为员工目标，产生工作合力；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实施“有偿使用企业资源”管理，激发员工在生产中自觉节约成本的积极性，实现企业与员工双赢；通过引入风险机制，实施“责任追究制”，推行“管理基金”制度，促进员工管理责任的形成；通过构建并实施“365”绩效考核体系，充分激发员工工作原动力,实现了基层目标持续改进，基层管理自动运行。

一、动力机制与激励措施

1.分析员工工作原动力

员工工作原动力是员工的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工作过程中被尊重并发挥自己的民主权力；符合安全标准的工作环境，和谐温馨的工作文化氛围；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与努力得到公平合理的薪资；借助企业平台来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不断提高综合能力，有培训和升职的机会。

员工期望通过工作获取物质和精神上的回报。企业必须让员工明确：工作能提供给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他们需求的东西是和绩效联系在一起的；提高自己的绩效就提高了自己的回报。充分激发员工的工作主动性，达到企业的工作目标，达到员工与企业荣辱与共的境界。

2.设计管理措施

确保企业目标和员工个人目标的一致性。从根本上说，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是一致的。企业要从整合员工目标与企业目标入手，建立新的目标机制，实现员工与企业目标合一，使企业目标能够包含员工的需求，从而把企业目标的完成看成是与自己休戚相关的事。

提升员工的工作自主性，提倡采取参与式管理。通过引入市场机制，重塑员工地位，实现员工参与管理，自觉管理，自主管理。以打造一流团队为目的，培养员工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

高效的激励考核体系可以有效激发员工的工作原动力。企业通过激励考核促进目标的完成，使员工的价值得到体现。激励应以正激励为主，同时企业应使用既定的、合理的评价方法与衡量技术，公开、科学地评价员工的工作绩效。

二、构建员工与企业合一目标

1.建立一体化管理体系

2006年，公司提出了“管理体系一体化”的概念。4年后，取得了TSG Z7003《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质量管理体系要求》等五项标准认证，并以此形成五位一体的一体化管理体系。编制的一体化管理文件，以一套制度覆盖和支撑了多个体系，确立了企业质量、安全、环境、设备、计量等符合市场需求，体现一流要求的管理目标。

在一体化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公司持续改进了《行政管理规章》。它是一体化体系文件的一个补充，主要面向行政管理，包括：行政管理要求、经济考核办法、员工行为规范等。它与一体化手册、程序、作业文件一起构建了公司完整的管理目标体系。

2.实现员工与企业目标合一

xx公司以引领员工价值实现为先导，以简洁、明确、均衡、唯一为原则，对管理目标、管理制度和一体化要求进行精炼，形成以目标为考核内容，加分、扣分为考核手段，全体员工为考核对象，目标完成为考核标准的全岗位覆盖的《公司考核细则》。

考核细则一事一条，目标明确。注重简练，强调企业需求和员工需求一致性和全覆盖。例如，公司检测报告差错率控制目标≤1%，转化为考核细则成为两条：检测报告出现笔误，被内部审核发现，当事人扣0.4分/处；如果被外部投诉或检查发现扣2分/处。

考核细则在统一企业与个人目标的同时，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团队与个人关系。只要是与团队相关的个人行为都将同时作为团队考核内容，按10%的比例奖罚整个团队成员。例如，获得公司级先进个人，本人加2分，其所在的检测室全体员工加0.2分。考核细则树立起荣辱与共的价值观。

3.创新成本控制理念

公司引入市场机制，员工有偿使用生产原料、设备、工具、能源等。

使员工成为资源的拥有者，对所使用的企业资源负管理责任，承担风险，分享利益。

4.建立实施“有偿使用企业资源”管理机制

公司对检测过程中的主要原材料X光胶片实施有偿使用管理。并以此建立起包括胶片管理、资源价格、运行控制以及计算机辅助的“有偿使用企业资源”管理机制。

X光胶片是一种特设的原材料，将原料（胶片）转化为产品（底片）需要经过曝光、暗室处理、干燥、评定四个环节十多道工序，企业建立了包括射线组员、评片员、技术员、客户、统计员、财会人员在内的材料使用的多个监督控制点。排除了造成胶片的不合格因素较多，甄别困难的影响。

公司编制了计算机管理软件，设置了多部门联动的机制，实现了从生产任务下达到产品验收评价全过程的计算机控制，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了消耗资源与每位员工的结算。员工当天上交产品，次日即可在网络上查询到劳动报酬和节约成本的回报。

公司以材料利用率作为内部资源的定价依据。材料利用率既是企业管理的主要目标之一，同时也是日常的监控指标；采取定价与管理目标结合，利于形成目标、价格联动机制；价格与日常管理相结合，便于科学定价。将85%胶片利用率作为考核的平衡点，并以此为依据按照胶片的进货价制定了价格表。同时规定,市场价格变动，内部结算价格不变；考核价格3年不变。

为了降低了员工实际预支成本，采用月头领料，月底与回收的产品对冲结算的办法减少资金占用，同时，公司借给每个射线组长800元，作为领用胶片占用资金，消除了员工的后顾之忧。

通过管理机制运作，每个工作小组都有一个胶片使用的小账本，射线检测过程中员工使用的每一张胶片都是自己花钱购买的，射线检测所拍摄的废胶片都是员工自己的成本。有偿使用企业资源系统已将企业和员工对成本管理的目标合二为一。

三、强化员工管理责任

1.建立责任追究机制，明确责任风险

公司的风险机制是针对所承担的管理责任制订的一种考核办法。根据岗位和职责的不同，将管理责任分为六级，对所有员工进行管理授权：员工担负互监互保的职责；作业组长对作业小组负各类管理责任；部门负责人负本部门的各类管理责任；挂靠职能人员对挂靠的检测室各类管理负责；职能人负责全公司范围内本职能的管理责任；经理、副经理对全公司的各类管理负总责。各级人员每月按不同的岗位责任系数进行经济考核。

在明确管理责任的基础上，公司设计了实现自主管理，相互管理，减少和消除“视而不见、见而不思、思而不为”现象的责任追究制。

责任追究制本着防微杜渐的原则，从小事开始，只要是管理问题都要追究，员工和最高管理者都列入追究范围。责任追究制分为四类追究问题，九个检查层级。四类追究问题中Ⅰ类最轻，Ⅳ类最重。

九个检查层级检查出的问题将与公司六级管理责任相对应，根据检查层级的不同，追究不同级别的管理责任。xx公司的责任追究设计了累计达线次数。追究时，根据追究问题的类别和检查层级与被追究人紧密程度不同，以月和年累计次数（经理层按年累计），达到规定数量后开始追究责任人。

2.创建管理基金，共享管理成果

管理基金是员工自愿选择、购买，年终根据员工绩效考核得分获取回报的一种风险管理机制。xx公司管理基金分为4级12档，每档100元，各类人员必须按照自己岗位和对未来一年自己的表现，检测室工作，企业发展的预估，选择购买一档管理基金。管理基金年初购买，年末兑现。管理基金与考核机制联动，工作业绩好，存在问题少，得分就高，基金回报也就高。员工购买的基金是一个希望，一种责任，一份信心。管理基金以80分为员工年终绩效考核基准分，80分以上奖励，80分以下扣本金，奖二罚一。高于基准分，每高1分，奖本金的10%，上不封顶；低1分，扣本金5%，扣完为止。

四、优化绩效考核体系

1.建立日考核，优化绩效体系

公司以《责任追究制》和《公司考核细则》为依托，将目标机制、市场机制、风险机制融为一体，建立起日绩效考核体系，将企业现有的多线条考核归结在一个考核体系下，通过对员工全年每个工作日的考核，量化工作业绩，显化存在的问题，奖罚并举，突出激励约束，使员工通过考核明确工作目标和努力方向，提升员工素质，实现对人力资源更加科学准确的考核目的。

为了突出激励效果，日绩效考核设计为加分机制，以日为基础，通过基础考核、岗位能力考核、日常检查、工作嘉奖四大板块，每天有工作，每天有得分，每天有指导，每天有激励。考核得分以日保周，以周保月，以月保年，日积月累，上不封顶。同时，日考核设计对团队的考核内容，形成个人得分与其所在团队（检测室）得分相互作用的考核架构，使团队观念进一步确立。日绩效考核具体内容如下：

“基础考核”将生产、质量、效率、安全、出勤等日常工作全部分解成考核分。例如，员工每天上班打卡，有出勤记录就可以得2.75分；请假1小时就会少得0.34分。

“岗位能力”是对员工技能、岗位职责的一种评价。例如，超声、表面检测岗位，需要超声、磁粉、渗透检测三项资质证书，少1个证书，每月就会少得0.25分。

“日常检查”采用内外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是日考核中唯一采用的扣分考核板块。32种内部考核方式，12种外部考核方式形成考核网络。尤其是外部（上级部门的检查、客户监督、资质认证等）多方监督机制参与。检查结果依据《公司考核细则》进行扣分。

“工作嘉奖”反映出员工主动关心企业做出的成绩动态。员工投稿、合理化建议、排除安全隐患、获得各类奖励都将得到加分。

团队的得分主要来自获得的各类荣誉。检测室获得荣誉，检测室全员加分，xx公司获得荣誉，全公司员工受益。

2.运用考核数据，突出激励效果

“日考核”通过日积累，便形成了个人和团队（检测室）月考核结果。月度经济考核依据日考核结果分两部分进行奖金分配。一是团队得分对员工奖金系数的影响: 团队得1分, 员工月奖金系数提高1%;团队扣1分，员工月奖金系数降低1%。二是个人得分对员工奖金系数的影响：以100分为基准，1分20元。计奖公式为：

个人月度奖金（元）=当月奖金（按工作量考核所得奖金数）×（1+本检测室考核加、扣分×1%）+（本人考核得分-100）×20

管理基金也是随着日考核得分的变化每天变化。季度与的经济考核同样按日考核得分进行考核。

公司月度、季度、的各类先进评比以日考核得分择优推荐。员工能力评价也是依据绩效考核个人得分进行。

日考核成为员工和企业业绩的晴雨表。员工一年中所有的工作业绩和存在的问题都将汇集在日考核中。每个员工都在关注自己的业绩，管理着自己每一天的工作，他们知道：得分说明收入，得分说明能力，得分说明素质，得分说明形象。公司的民主管理委员会负责对每月考核结果进行最终确认，保证了考核的权威性。

第四篇：村干部双重角色代理人与当家人探讨

政府和村民对村干部有不同的期盼，这表现在村民自治的各方面，如干部选举、对村务管理等。它实质上反映了国家与社会、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关系

村民自治在实施进程中之所以引发出截然不同的意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村干部扮演的双重角色存在着矛盾，其深刻的宏观社会背景则是国家与社会、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冲突。为了避免笼统的价值评判，本

文试以湖北省杨村的两次村委会换届选举为例加以说明和分析。

一、双重角色期待的内在冲突

80年代初，中国农村开始进行以下放权力为特点的改革。这一改革所包含的经济、政治意义主要在于：一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作为经济主体，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二是实行村民自治，农民作为政治主体，有了选举村领导、参与村级公共事务决策和管理的自主权。

实行新的体制后，国家主要通过乡镇政府对农村社会进行行政管理，其内容主要是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令和政策，办理上级政府交办的任务和本行政区域的行政工作，即通常所说的政务。

除了政务外，村内的公共事务主要通过由村民直接选举的村委会组织加以处理，村的领导人除了自主管理本村事务外，还要负责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建议。村因此成为一个由若干农户组成、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大家庭，村干部则是负责管理这个大家庭的“当家人”。

由于村干部将两种角色寓为一体，因此便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身份上的冲突。这种冲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愈益突出。

二、村委会选举过程中的博弈

杨村是湖北省江汉平原中部的一个普通村庄，它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发展方面，都能反映目前中国农村的状况，因此具有普遍意义。

1990年该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得票最多的是原村党支部副书记。此人曾经在1987年前长期担任生产大队长，与村民有着广泛联系。票居前5名的还有一位由村民在9名正式候选人以外提名选举的人。此人为第6村民小组组长，能力强，有魄力，工作出色，群众威信高。而作为正式候选人的村支部书记和原村副主任，得票都较少。

投票结束后，由村委会选举领导小组确定新一届村委会成员。根据分工，得票较少的村党支部书记和得票最多的副书记都没有进入村委会。作为非正式候选人的第6村民小组组长也没有进入村委会。在其余7名正式候选人中根据得票多少取前5人，由其组成村委会。第1村民小组组长在这7人中得票最多而当选，原村委会副主任因得票少而落选。

杨村的这次选举过程也反映出村民群众和政府组织系统对村干部的不同期盼和意向，是两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

而镇党政干部对于村委会选举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突出特点是由镇下派干部和村党支部组成的选举领导小组主导着整个选举过程。

由镇下派干部指导村委会选举，反映了村民自治在起步之初必须依靠政府的指导，否则村委会的依法选举根本无法进行。

杨村的两次村委会选举，基本上都是按照有关法律规范运作。但是与1990年的选举相比，1996年选举的民主原则精神有所弱化，村民参与的热情不高。这与政府和村民对于村干部的期盼和村干部自身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

其一，政府对村干部产生的影响力加大，希望村干部能更好地贯彻执行政府意志。

其二，村民对作为当家人的村干部的期盼愈来愈高。村民之所以对1996年的选举表现得较为冷漠，在相当程度上是不满村干部没能做好村民当家人的角色。在该村经济发展中，主要是依靠村民自身寻求致富的门路。干部多次说要富村、富组、富户，但都没有什么实际行动，村民对此深表不满，认为不更换干部便难以改变这一状况。所以，当村民拿到选票后发现正式候选人仍然是原来的村干部，便感到非常失望，因而失去投票的兴趣。

其三，村干部对代理人角色的认同程度较高，在贯彻落实政府任务方面很有办法。

(1)村干部在村庄治理过程中扮演着政府代理人和村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双重角色从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也会产生冲突，甚至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之中。

(2)政府和村民对村干部有不同的期盼，这表现在村民自治的各方面，如干部选举、对村务管理等。它实质上反映了国家与社会、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关系。

(3)应该看到，村干部角色冲突的加剧是在政府任务不断加重的特定宏观背景下出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村民自治不切实际或已经失败。村民自治的发育是一个长期过程，通过改善宏观环境，规范政府行为，调整政治体系，在“乡政村治”的总体框架下，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调适，从而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权力互强。

第五篇：互动式教学法类型及机制

互动式教学法及优点类型及机制

央视《对话》、、《艺术人生》、《实话实说》、等栏目收视率较高，节目深受大众欢迎，其成功的主要原因不外乎这么三个因素：一是内容有“卖点”，紧贴生活实际。二是形式新颖，适合成人“口味”。三是方法高明，主持人不知不觉牵着观众“鼻子”走，让观众在谈笑中获益。中学课堂教学不同于“对话”，教师也不同于节目主持人，但有一条是相通的，这就是引导人、教育人、感染人、熏陶人。如果教师有节目主持人的眼光和手法，不留教育痕迹传道授业，教书育人，不是“捏住鼻子硬灌”，那就要改革现行教育方法和手段。近阶段的教学改革实践证明，互动式教学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一、互动式教学法及优点

所谓互动式教学，是在教学中教与学双方交流、沟通、协商、探讨，在彼此平等、彼此倾听、彼此接纳、彼此坦诚的基础上，通过理性说服甚至辩论，达到不同观点碰撞交融，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拓展创造性思维，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式。互动式教学与传统教学相比，最大差异在一个字：“动”。传统教学是教师主动，脑动、嘴动、手动，结果学生被动，神静、嘴静、行静，从而演化为灌输式，一言堂，“我打你通，不通也通”。而互动式教学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真正做到“互动”，“教师主导”和“学生主动”，彼此交替,双向输入，多言堂，“我打你通，你打我通”，奏出和谐乐章。从教育学、心理学角度，互动式教学有四大优点：

1、发挥双主动作用。过去教师在台上滔滔然，学生在台下昏昏然，仅满足于学生不要讲话，遵守课堂秩序，“能否听懂”。现在教师学生双向交流，或解疑释惑，或明辨是非，学生挑战教师，教师激活学生。

2、体现双主导效应。传统教学是教师为主导、学生为接受主体的教育过程。互动式教学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教师的权威性、思维方式、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教学的深度、广度、高度“三维空间”受到挑战，教师的因势利导，传道授业，谋篇布局等“先导”往往会被学生的“超前认知”打破，主导地位在课堂中不时被切换。一个学生的主导问题可能成为课堂教学的主基调。

3、提高双创新能力。传统的教学仅对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进行“分组编码”，让学生认知。这虽是教师一种创造性劳动，但其教学效果有局限性。虽然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掌握的知识和信息在某些方面比教师有差距，但一百个学生有一百种方法，而且他们的思维不受定式的影响，对问题的答案或许会大大超出我们所料。是我们固化的大脑不敢想过的。发挥学生的集体创造力、弥补书本知识不足，这是大有可为的。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创造性，可促使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不断改进，不断创新。

4、促进双影响水平。传统教学只讲教师影响学生，而忽视学生的作用。互动式教学是教学双方进行民主平等协调探讨，教师眼中有学生，在与学生交流中形成心灵的撞击与融合，观念的趋同。教师要尊重学生的心理需要，倾听学生对问题的想法，发现其闪光点，形成共同参与，共同思考，共同协作，共同解决问题，真正产生心理共鸣，观点共振，思维共享，影响共有。

二、互动式教学法类型及机制 互动式教学作为一种崭新的适应学生心理特点、符合时代潮流的方法，其基本类型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严格地说，“教学有法，却无定法”，在日常教学中可广泛采用。就目前而言，较成功的有五种方式可借鉴。

1、主题探讨法。任何课堂教学都有主题。主题是互动教学的“导火线”，围绕主题作文章就不会跑题、跑调，类似于基础教育的“主题班会”。其策略一般为抛出主题——提出主题中的问题——思考讨论问题——寻找答案——归纳总结。教师在前两个环节是主导，学生在中间两个环节为主导，最后教师作主题发言，也可请学生代表做主题发言。这种方法主题明确，条理清楚，探讨深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创造性，缺点是组织力度大，学生所提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具有不可控制性，往往会影响教学进程。

2、问题归纳法。将教学内容在实际生活的表现以及存在问题先请学生提出，然后教师运用书本知识来解决上述问题，最后归纳总结所学基本原理及知识。其策略一般程序为提出问题——掌握知识——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学习新知识，在学习新知识中解决问题。这种方法目的性强，理论联系实际好，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快，缺点是问题较单一，知识面较窄，解决问题容易形成思维定势。

3、典型案例法。运用多媒体等手法将精选个案呈现在学生面前，请学生利用已有知识尝试提出解决方案，肯定正误方案，设置悬念，然后抓住重点、热点作深入分析，最后上升为理论知识。其策略一般程序为案例解说——尝试解决——设置悬念——理论学习——剖析方案。这种方法直观具体，生动形象，环环入扣，对错分明，印象深刻，气氛活跃，缺点是理论性学习不系统不深刻，典型个案选择难度较大，课堂知识容量较小。

4、情景创设法。依靠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设置启发性问题、提高学生思维活跃度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场景。其策略程序为设置问题——创设情景——搭建平台——激活学生。这种方法课堂知识容量大，共同参与性高，系统性较强，学生思维活跃，趣味性浓，缺点是对教师的教学艺术水平要求高、调控能力强，学生配合程度要求高。

5、多维思辨法。把现有定论、解决问题的经验方法提供给学生，让学生挑刺，提出优劣加以完善，还可以有意设置正反两方，掀起激情风暴，在争论中明辨是非，在明辨中寻找最优答案。其策略程序为解说原理——分析优劣——发展理论。这种方法课堂气氛热烈，分析问题深刻，自由度较大，答案往往没有定论，缺点是要求充分掌握学生基础知识和理论水平，教师收放把握得当，对新情况、新问题、新思路具有极高的分析探索能力。

互动式教学法是一种民主、自由、平等、开放式教学。耗散结构理论认为，任何一个事物只有不断从外界获得能量方能激活机体。“双向互动”关键要有教师和学生的能动机制、学生的求知内在机制和师生的搭配机制。这种机制从根本上取决于教师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以及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

互动式教学既不是课堂简单设问、提问、答辩，更不是课堂教学之余留下十分钟等待学生提问题、教师释疑解难，而是从根本上确立改革开放、教学相长、激活思路、讲究艺术、提高效果的教学新观念，对教师的教育观念、教学水平、教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学校教师要适应信息化、知识化时代的需求，不断学习，不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