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杜绝权力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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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反腐倡廉杜绝权力过大

反腐倡廉 贫困县的村官年收入几十万

权力过大就难免贪污腐败,杜绝权力过大,要有监督体制。要想杜绝腐败,须从官员财产公布做起,公布官员财产是反腐倡廉的一条最有效的捷径。公布财产可以从村官做起,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大明村村委书记,市、县、乡的人大代表陈汉忠在老百姓看来就权利过大,在村里所有事情都一把抓,村长形同虚设,他对村长及其他村干部大声训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他的年收入一年几十万元。而且他能上贿赂领导,下贿赂村里的党员,这就是村民们的好村支书。

作为一个贫困县的村支书,他的财富让人羡慕;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村支书的收入来源,1.当村委书记的工资,2.家里开了个小卖部,还卖点肉。3.家里养的几头猪。

4、在乡里承包了个水库,而且水库里的鱼不卖,过春节时都送给县、乡的领导,他在县乡都混的开,当然不只是送的鱼了。再来算算这两年他的开支,2011年村支书给他儿子买了20多万元一辆的轿车让他儿子到上海做生意,当年他儿子在上海赌博输了20多万(人尽皆知,知内情的人都认为他儿子到上海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为了洗他父亲贪污受贿的钱),2011年底他儿子结婚,2012年初书记自己又买了辆轿车20多万。1年多时间共花了70多万,还不加上他家里的两辆车的消费。

他的钱哪来的呢?其实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

1、村里贪污:

村里的糊涂账就不说:每年对上接待、常年村里的工作人员中午的工作餐、村里每次开党员会时的工作餐都是在书记家里烧饭,烟、酒、猪肉、菜都是书记家买,又没有人监督,有些东西只是走一个过场他又可以拿去卖,比如每次开会喝的啤酒吧!先让村里其他干部拿个几十件,喝不完的就每件都喝个一两瓶(故意要让它剩),剩下的就这里一箱那里一箱放在墙角,更没有人会去找书记退了。包括每次发给众党员及队长的被子、几十元一只的水壶也是书记买的,且不说他有没有在其商品中贪污,我认为书记用村里的集体财产在没有通过村民同意的情况下就把他分发(贿赂)给一小部分人,我不知道是否合法。政府年年说村务公开,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糊弄老百姓的谎言罢了!有人会说我们的书记是清白的,但请你在村务公开后,算清楚这几年村里的帐再说这些话。

2、官商勾结:

现在农村都流行把房子迁移到公路两边,想把房子建造在马路两边就要占用农耕地,审批就非常困难,书记就更抓的紧,而一些农村有能力的人就出来搞‘‘开发’’(书记在背地里合伙拿提成,找关系包审批),审批建造好了再卖给农户,从中赚取双倍的利润,十间造好的房子卖65万元,利润能达到一半32.5万元。村里修路也拿回扣,本应是村长管辖之事,支书行使监督之职,可村支书就是不怕苦、不怕累,大小事一把抓。

目前的中国虽然国力渐增,经济增长迅猛,值得国人骄傲。可是我亲爱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内部腐败却越来越严重,连一个贫困县的村委书记一年都能捞个几十万元,这就是国人挤破头都想当公务员的初衷,有权、有势、有钱。现在的中国就像一棵茂盛的大树,可是它树枝、树干、连它的根基都已长满了蛀虫,这些蛀虫给国人带了坏头,使中国风气败坏,贫富悬殊扩大,消磨着爱国志士的热情。

第二篇:高校腐败逐年升级:权力过大 制约过小

高校腐败逐年升级:权力过大 制约过小

当今中国高校困惑于这样一种现实,“高校反腐败的力度在逐年加大,而腐败烈度却逐年升级。”南京工业大学副研究员孙义在对全国高校已发生的腐败案件进行梳理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高校已成为腐败犯罪新的高发区。”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0年中国教育蓝皮书中也作出了类似的判断。

腐败多发生于体制改革启动之际

孙义的调研采用访谈、网络搜索、报刊查阅、调阅起诉书等形式进行,共建立了100份罪犯样本。在100名高校涉及基建领域的犯罪人员中,原任单位或部门“一把手”(起决策作用的分管基建校领导、基建处处长、其他部门正职负责人)的为75人;具有一定基建职权的其他人员为25人。其中,原任正厅级职务的为12人、副厅级职务的为22人、正处级职务的为41人、副处级职务的为13人。

“高校腐败多发生于体制改革启动之际。”孙义在论文中写道。

自1998年起,我国高等教育为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连续几年扩招。数据显示,1998年招生108.4万人,2006年这一数字达到540万人,是1998年的5倍,在校学生总规模超过2500万人,对研究生也连续两年扩招30%。

学生人数的扩大,直接要求高校的硬件设施发生变化,一座座大学城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位于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占地7.3平方公里,投资达50亿元;南京的仙林、江宁大学城的面积达100平方公里,投资达90亿元;广州大学城占地超过43平方公里,投资高达120亿元„„

“从1998年到2005年4月,平均每年新建校舍300万平方米,大多数学校每年完成的基建工作量都在20万至30万平方米之间。新建、改建的学生宿舍和学生食堂的面积超过了过去50年的总和。”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在一次研讨会上称。

高校教学经费来源已从过去的单一渠道转化为多渠道、多方位的筹资。高校开始频繁参与市场经济,基建规模逐渐扩大,且在工程建设、设备物资采购、招生录取等方面拥有的自主权越来越大。

“仿佛一觉醒来,高校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实体,高校的领导们突然发现过手的资金膨胀了。”孙义的访谈中发现,1998年之后的几年内,很多高校的基建项目贷款都在10亿元左右,而之前,一所不错的大学里每年的基建拨款大约只有400万元,只够校内的维修。

然而,与教学资金来源多样化不相适应的是,高校的管理还长期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高校领导干部的权力相对集中,而与之配套的法律规范、权力监督机制却没有及时有效地跟进,在这些领域的职务犯罪也不断增多。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地处我国高校最为密集的地区,区内共有39所高校、22所成人高校和民办高校。海淀区检察院曾对1998年至2008年间办理的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案件进行调查和分析,结果显示:发生在高校的职务犯罪案件为46件55人,占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85%。

在震惊全国的武汉大学弊案所在的湖北地区,高校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2003年立案5起,2004年立案16起,2005年1月至10月立案已达到20起。

权力过大,制约过小

一个不断被人提及的案例是,几年前,湖北省财政厅对一所党政一把手双双“落马”的高校进行调研后发现,该校内部管理制度“要啥有啥”,招标采购程序“样样齐备”。有人感慨,“空有制度,没有监督,也是枉然。”

“权力过大,制约过小。高校内部的财务管理像个自成一体的小社会。”时任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的周洪宇这样概括高校领导干部职务犯罪频发的原因。

在湖北一些高校里甚至流行一句戏言:“如果你喜欢一个人,让他去管基建;如果你痛恨一个人,也让他去管基建。”背后的“魔咒”就是:管基建能让人以最快速度“富起来”,也能以最快速度“倒下去”。

校外监督也相当乏力。

《人民日报》曾对此撰文分析:武汉的教育部所属高校,在十堰、恩施等武汉外市州的省教育厅所属高校,主管部门“鞭长莫及”,而当地教育、财政部门“既管不了它的帽子,又管不了它的票子”。

即使是对省属高校,湖北省财政厅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处处长周学武也曾对媒体坦陈,过去主要只管了高校经费的划拨,报表的审核等,至于怎么“花钱”,主要靠高校自主管理。“因为高校经费来源是多渠道的,不光是财政拨款,所以许多不必经国库集中支付这一关。”

“45岁现象”与带病提拔

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职务犯罪主要呈现为“59岁现象”。

孙义在调查中则发现一个新特点:100名职务犯中,初次犯罪时的平均年龄仅为45.3岁,犯罪已呈现“45岁现象”。其中,初次犯罪时年龄为39岁以下的17名,占总人数的17%;40岁至45岁的21名,占总人数的21%;46岁至50岁的38名,占总数的38%;三项合计占总人数的76%,而56岁以上的仅有14人,只占总人数的14%。

“由此可见,随着干部队伍的年轻化,职务犯罪正呈现低龄化的趋势。”孙义认为,职务犯犯罪时,基本上都年富力强,其事业和权力正处于上升期或顶峰期,这是应引起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

孙义还发现,高校基建职务犯主体所处的特定地位以及其犯罪构成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犯罪持续时间较长。由于他们的犯罪手段隐秘、形式多样,再加上其特定职务的保护,使职务犯罪在较短时间内被查处的概率十分低。

从案犯在犯罪期间原职务职级变动情况看,不少人往往是一边被提拔重用,一边疯狂犯罪。他们在被提拔重用后,随着权力资本不断的加大与扩张,牟利的胃口也逐步扩大。

在100名高校基建腐败案犯中,孙义仅根据目前公开的资料进行统计就发现,从初次犯罪到被查处止,犯罪持续时间最长的在12年以上,平均持续时间为4.56年。从犯罪次数看,人均犯罪次数为11.47次,最少的1次,最多的达74次。

令人忧心的是,职务犯在如此长的犯罪时间内,没有一个人因为实施犯罪行为影响其职务、级别,相反,还有32人因“工作实绩突出”得到提拔重用,占全部职务犯总人数的32%之多。原任职务职级未变动的为56人,占总人数的56%,未发现职务职级下降的。

落马领导曾被评“干部群众的贴心人”

孙义在调查中发现,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在实施这些犯罪时,基于保护权力、地位和利益的需要,更多地使用“智能”去完成犯罪。

比如,他们常常把受贿活动混杂在合法的公务活动之中。在实施受贿行为时,几乎是“一对一”地与行贿人进行,没有证人,不留物证;有的人在受贿过程中,边贪边退,贪大退小,或收小退大,认为就是出事也仅是违纪,以退为挡箭牌;有的人则下收上送,在犯罪的同时,千方百计地寻求保护伞。

另外,他们中的不少人随着职务的不断升迁,权力越来越大,犯罪也是不断升级,隐蔽性和诡秘性也相应升级。随着职务的升迁,他们千方百计地运用所享有的较高的权力和地位,采取各种智能化的手段掩盖自己的犯罪行为,保护自己,如转移赃物、销毁证据、订立攻守同盟等。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南京人口学院原副院长、国际培训中心主任(正厅级)朱某,为掩盖自己的受贿犯罪,她可谓费尽心机:一是贪财有方。她与行贿人单线联系,地点经常变化,不留痕迹,没有收条。二是藏赃有术。她的银行卡多,涉及8个行,有的甚至换成外币存入银行。三是退款有道。她认为不保险的人退,风声紧时退,有第三者知情的退,廉政建设时退。特别是她常边退边收,退了又收,犯罪有很大的欺骗性、隐蔽性和诡秘性。

事实上,在武汉大学的腐败窝案中,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细节是,10年间,陈昭方一直在收钱与退钱的反复中徘徊。2004年至2009年,陈昭方下属多人因贪污受贿先后被查,他担心受到牵连,在2004年、2007年、2008年、2009年,分五次将收受陈恩成的贿赂退还。而每当风声一过,陈昭方又接过了陈恩成的“感谢费”。

孙义研究大量资料发现,有不少腐败分子平时工作勤勤恳恳,生活上艰苦朴素,有公车不坐,有名牌衣不穿,在群众中口碑很好,甚至是廉政典型。

在孙义看来,职务犯罪呈现出的较高智能化特征,甚至成为当前防范和打击职务犯罪的难点之一。

今天宣判的武汉大学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在落马之初被媒体披露,2006年曾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其材料称:“龙小乐勤奋敬业,克己奉公,心系群众,廉洁自律,是广大干部职工的贴心人。”由此引来社会上一片惊愕之声。

这样的讽刺性剧目不断上演。

2006年年初,武汉科技大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自查报告会上,当时的书记吴国民、校长刘光临公开承诺:廉洁自律,从我做起;严格要求,接受监督。半年之后,2006年6月20日,因涉嫌重大受贿,刘光临被刑事拘留。两个月后,吴国民也因涉嫌受贿被刑事拘留。(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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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腐败产生的根源在于权力过大,没有监督机制

腐败产生的根源在于权力过大,没有监督机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尽管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的解放,思想的解放导致了部分人的金钱至上。无论古代的士、农、工、商,还是当今的士、商、工、农,中国自古以来当官都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最理想职业,因为大家看中的是当官带来的权力,权力带来的利益,当然也有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为民牟利!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等等,成为流芳百世的民族楷模!

腐败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显然没有权力就不是真正的官,问题就出现在绝对二字上面。何为绝对的权力?一手遮天。一手遮天就是没有任何的约束、监督,为所欲为。当然一手遮天的天根据权力的大小而划分大小,许多单位的一支笔、一言堂,许多地方的土霸王就是一手遮天的杰出代表!池塘的大小往往决定里面最大的鱼的大小,权力的大小决定官职的大小,官职的大小决定滋生的最大的腐败案件的大小。所以腐败的根源就在于绝对的权力没有监督!

晚清和申一案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反腐败案件,通过这条大鱼钓出的相关小鱼不记其数!这一案件很好的说明了,要想切实抓好反腐败工作,必须从源头上抓起。抓住个小鱼小虾永远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鱼不除新的小鱼小虾还会不断的产生,而且源源不断,等小鱼长大了就成了大鱼,而大鱼又会滋生更多的小鱼,所以无论是大鱼还是小鱼都是越来越多,尽管你在不断的、买力的抓小鱼!而且大鱼是靠小鱼来喂的,所以小鱼会得到大鱼的保护,小鱼有大鱼的保护就更难难抓!中国的池子很大,大鱼一直很隐蔽,披着各种外衣,带着各种各样的光环,有的甚至达到了权力的颠峰,正是这些嚣张的大鱼才造成了反腐败越反越腐败的根本原因!

上梁不正下梁歪。也可以说下梁的歪就是因为上梁不正。那么怎么纠正上梁的不正呢?

第四篇:权力监督制衡与反腐倡廉讲课稿

教育目的:让官兵了解我国权力监督制衡的现状,强化廉政意识,坚信党的领导。

教育重点:权力运行机制的改革

内容提要:

一、权力制约与监督释义

二、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运行机制的形成与改革

三、关于完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几点思考

授课时间:60分钟

一、权力制约与监督释义

1、权力的含义:权力与权利。权力是指政治上的强制力量或职权范围内的支配力量;而权利则是指公民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受的利益。

2、权力的来源:一切权力来自人民。牢牢树立公仆意识:“权为民所用”。

3、权力的二重性:权力是一种稀缺资源。既可以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也可以用来为个人谋私利。

4、权力制约与监督

简单讲权力制约与监督就是对权力进行监控、牵制。两者既有相似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

(1)权力制约与权力监督相似的一面

一是从权力作用范围来看,都是针对权力部门和掌权者。

二是从制度设计目的来看,都是对权力偏离正常运行轨道的一种约束。

三是从权力组织结构来看,都是一个系统工程(上下内外)。

(2)权力制约与权力监督不同的一面

一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不同。

制约是指不同的权力主体之间的相互约束、牵制(如党代会和纪检委对党委,党员和党代会代表对党代会、党委和纪检委等);(公检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的制约关系: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侦查权、检察机关的公诉权和法院的审判权。三机关分置,权力分属,这样就产生了三机关行使权力的关系问题)。

监督是指监督主体(即权力授予者如党员和党代会)对监督客体(权力执行者如党委)的监察、督促。

二是对权力约束的侧重点不同。

制约主要是对权力偏离正常运行轨道的预防(该不该你做;同不同意你做的决策);而监督主要是对权力偏离正常轨道行为的惩处(你做得怎样)。

三是权力运行方式不同。制约则是靠分散权力来行使对权力的约束和牵制;而监督是靠强化权力来行使对权力的监察、督促。

(3)从某种意义上讲,权力制约比权力监督更重要。(从源头治理;对监督者的监督。)

二、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运行机制的形成与改革

1、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制约监督理论与机制的形成(1)马恩的初步设想

第一,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充分发挥党代会的民主决策和民主制约监督作用。

第二,实行选举制,随时更替不称职的领导人。

第三,发扬党内民主,提倡批评和自由地交换意见。

马恩的思路:通过实行党内民主达到制约监督。

卡尔·亨利希·马克思(1818—1883),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革命理论家。主要著作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他是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是近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弄潮儿。支持他理论的人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最广为人知的哲学理论是他对于人类历史进程中阶级斗争的分析。他认为这几千年来,人类发展史上最大矛盾与问题就在于不同阶级的利益掠夺与斗争。依据历史唯物论,马克思大胆地假设,资本主义终将被共产主义取代。

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friedrichvonengels,1820-1895)德国思想家、哲学家、革命家,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是卡尔·马克思的挚友,被誉为“第二提琴手”,他为马克思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经济上的支持。在马克思逝世后,将马克思的大量手稿、遗著整理出版,并且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众望所归的领袖。

(2)列宁的发展贡献

第一,重视党内民主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民主就没有制约监督。

第二,建立专门的党内权力制约监督机构。

第三,监察机关应有高度独立性和权威性。

第四,党内权力制约监督重点是党的高层领导机关及其官员。(总书记的职权)

列宁的思路:通过制度建设达到制约监督

列宁(1870---1924):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是他的笔名。列宁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布尔什维克党创建者、苏联缔造者。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列宁主义理论。被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广泛认同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革命导师和领袖”,也被世人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3、斯大林对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破坏

第一,弱化专门制约监督机构的职能,架空党内权力制约监督机构的实际权力。

第二,大搞权力集中与个人崇拜,破坏苏共党内自下而上的制约制约监督根基。

斯大林的影响:矮化、弱化、虚化党内权力制约监督机构的地位与权威。

4、斯大林模式下权力运行的特点与效果

(1)特点:与资产阶级执政党(松散;决

策、执行、监督)相比,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党内权力运行机制上普遍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高度集中;

二是制约监督乏力。

(2)权力运行效果:对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几十年权力运行效果应遵循实事求是和一分为二的原则来评价。

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这种高度集中、议行合一的权力运行机制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财力物力极为紧缺,并遭受西方严密包围封锁的恶劣条件下,充分发挥了集中力量与资源办大事和高效率的积极作用;

但另一方面,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条件的变化,这种与公权力结合紧密又缺乏有力制约监督的权力运行机制也越来越不适应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从而对各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造成严重后果(个人集权、决策失误、权力腐败等现象)。

5、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改革与经验教训

(1)改革历程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

1950—1963年。1950年6月,联邦议会通过了《关于工人集体管理国家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组织的基本法》,即“工人自治法”。法令宣布将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并规定在企业中建立工人委员会,把企业的管理权交给工人,标志着自治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始。1951年12月议会通过《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法》,宣布国家计划只规定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主要比例。1953年1月,联邦议会通过新宪法,把自治原则规定为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时期,企业的自主权逐步扩大,但自治主要局限于工矿企业内的简单再生产领域。

经过30多年的建设,南斯拉夫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具有中等水平的工业—农业国。但是,过早削弱和取消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过分削弱中央权力和计划指导作用,造成经济建设中的无政府主义,比例失调等问题。

第二阶段:50年代中赫鲁晓夫的反个人崇拜。

个人崇拜即不适当地夸大个人作用,把个人凌驾于群众、阶级、政党之上,加以神化,盲目崇拜。它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遗留下的一种腐朽遗产。在理论上它完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的基本观点;在实践上它提倡盲目迷信,严重压抑和妨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它强调对领袖个人的崇拜,决不是对领袖的真正热爱,对阶级、党、人民的利益有百害而无一利。

第三阶段:8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

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1987年11月应美国出版商之约撰写并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这本书中,戈尔巴乔夫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国内政治经济改革和关于国际关系的“新思维”。他说,“改革给我们的政治实践和社会思维提出了新的任务”,必须“结束社会科学的僵化状态”,“彻底消除垄断理论的后果”,“使社会政治思维发生急剧的转折”。“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和历次中央全会为创造性思维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给这种思维的发展以有力的推动”。新思维在对苏联历史和现状进行重新评价的基础上,详细地阐述了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原因、原则、政策和目标,阐明了对时代的看法和苏联的对外政策。

第四阶段:中国与越南的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的调整和改造。在中国,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起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基本目标是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所有制方面,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在分配方面,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制度。在农村,进一步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城市,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国有企业改革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在宏观调控方面,对计划、财政、税收、金融、物价、劳动和社会保障等体制进行系列配套改革。同时实行对外开放等等。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生产资料:国有——集体所有、私有(分田到户)

分配形式:计划分配——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

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

以不改变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为前提的政治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领导体制,行政机构,干部人事制度,行政法规等方面的改革,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目的在于调整部分社会关系,提高政治与行政管理工作的效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开展了政治体制改革,但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加快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步伐,1987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议事议程。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到现在为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许多具体的成果,比如领导干部终身职务制的废除,党与政府重叠的对口部门的取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村民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的创新;人事制度的改革;公务员制度的初步建立;行政机构的多次改革等等。

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包括:

(1)实行党政分开。党政职能分开,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地走向制度化。

(2)进一步下放权力。凡是适宜于下面办的事情,都由下面决定和执行。

(3)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按照经济体制改革和政企分开的要求,合并裁减专业管理部门和综合部门内部的专业机构,使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到间接管理为主。适当加强决策咨询和调节、监督、审计、信息部门,转变综合部门的工作方式,提高政府对宏观经济活动的调节控制能力。

(4)改革人事制度。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改变集中统一管理的现状,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改变用党政干部的单一模式管理所有人员的现状,形成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改变缺乏民主法制的现状,实现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和公开监督。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

(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理顺共产党和行政组织、群众团体的关系。更充分地尊重选举人的意志,保证选举人有选择的余地。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法律,建立人民申诉制度,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

(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步一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了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进程。[4-7]

(2)经验教训

第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与党的组织领导,确保党内权力改革的正确方向。(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第二,必须坚持先党内后党外、先基层后高层、先试点后推广的循序渐进的改革策略。(村民自治、海选)

第三,必须正确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运行方式与经验。(多党制;美国的总统与国会的权力制约;军队国家化)

(3)历史启示

对现行的权力运行体制不进行改革创新必然导致权力滥用和腐败,并最终导致党和国家的垮台与解体。

但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改革也可能会加快党和国家的垮台与解体。

三、关于完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几点思考

尽管社会主义国家都建立了权力制约监督机构,但其制约监督效果普遍不佳。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本身存在一些问题。

因此,在不照搬西方多党制的情况下,如何改革创新权力制约监督机制,规范权力运作行为,改善权力制约监督效果,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中面临的一项十分重大而又紧迫的历史课题。

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党内权力制约监督运行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制本身的建设和创新。

总书记在中央党校“6.25”讲话和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为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必须“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1、明确各权力机构的功能与地位,确立党和国家决策机构的最高权威性(解决既当董事长又当总经理和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问题)。

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关于三权关系的新论述:“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中共十七大党章第二章第十条

(一)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三)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党的各级委员会向同级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在现有权力机构设置基础上,重新明确其功能与地位:

(1)权力决策机构——党代会与人代会是党和国家的权力最高决策机构,也是党和国家权力最高制约监督机构。

(2)权力执行机构——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是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具体执行机构,同时也是日常工作的决策者。

(3)权力纠错机构——纪委和监察部是党和国家权力专职监督机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三种权力机构进行功能定位和适度分离(三权分离),决不是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模式。

三权分离与三权分立有重要区别:

三权分离强调的是权力不能过度集中,并合理分离,但地位不能等同,即权力执行机构(党委和政府)和权力监督机构(纪委和监察部)都要接受权力决策机构(党代会和人代会)的领导与制约监督;

三权分立则不仅强调三权的严格分离和合理分工,同时强调三权的平等地位。对西方三权的严格分离和合理分工的理念我们要借鉴吸收,但对三权截然分开、完全并立的模式不能简单照搬。(内耗)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三权分离还是三权分立都只是一种权力配置和运行的方式,并不涉及权力的阶级属性。

2、改革现行的纪检监察领导体制,强化纪检监察机构的相对独立性与权威性。

一是变现行以同级党和政府领导为主代之以垂直领导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并逐步过渡到垂直领导。

二是建立党和政府与纪检监察机构之间的顺畅沟通机制。

三是在重要人事任免前应征求纪检监察机构的意见。

3、以高度负责和积极作为的职业精神,充分发挥纪委监察机构的制约监督作用

首先,大力提高纪委监察干部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与业务技能素质。

其次,积极主动发挥纪委监察机构对权力正确运行的制约监督作用。

最后,敢于并善于行使纪委监察机构对权力正确运行的制约监督作用。

4、创新民主选举、民主评议和民主质询机制,夯实权力制约监督的群众基础

一是要改进和创新现行的选举制度,从基层到中高层逐步实行直接选举和更大幅度的差额选举;候选人应以适当的方式与选举人沟通交流,使党内选举充分体现党员的意志。

二是建立和完善民主评议领导干部的制度。

三是建立和完善定期的民主质询制度。

结束语:

作为执政的党和政府,要保持政权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权力的严格监督与有效制约;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必须自觉接受权力制约与监督。正确处理人民的利益与个人利益、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关系。

关于党内权力制约监督问题释疑

权力制约监督一般是针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政权而言的。政党需不需要权力制约监督?尤其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需不需要权力制约监督?权力制约监督会不会导致削弱党的领导,影响党的团结和执政效率?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执政党普遍遇到而又没有很好解决的新课题。

众所周知,权力高度集中有利于提高执政效率,但往往容易造成权力被滥用和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而权力制约监督又可能导致不同权力部门之间相互扯皮推诿,从而降低执政效率。这种二难悖论的确不能不让人对实行权力制约监督产生一些疑惑与忧虑。

1、加强党内权力制约监督会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地位?

第一,有利于执政党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

第二,有利于执政党的清正廉洁建设。

第三,党的领导地位是建立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的基础上。

2、加强党内权力制约监督会不会降低党的执政效率?

第一,要正确看待执政效率。

第二,执政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能否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简单易行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

3、加强党内权力制约监督会不会影响党的团结?

第一,党的团结决不能建立在损害党的利益和党的事业基础上。

第二,严格按规则办事、按程序办事反而有利于减少不团结的因素。

第五篇:“杜绝权力寻租,依法廉洁从政”大讨论活动汇报

按照市局党组的统一部署,我院开展“杜绝权力寻租,依法廉洁从政”大讨论活动从2005年5月30日以来,在市局《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领导小组的正确领导下文秘写作网,在市局党组的精心指导下,院党委高度重视,紧紧围绕“杜绝权力寻租,依法廉洁从政”这一主题,紧密联系全院工作实际,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狠抓落实、扎实推进,历时1个多月,顺利完成了学习讨论、整改提高、总结交流等阶段的各项工作任务,取得了一定成效,全院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廉洁从政的水平有了新的提高,有力的促进了我院勘测工作的全面开展。

一、基本情况在集中开展“杜绝权力寻租,依法廉洁从政”大讨论活动中,除东莞分院的两名管理人员因地域原因未能参加活动外,实际纳入我院统一开展活动的有全院副科以上78名管理人员。包括院机关24人,各支部、各部门54人。5月30日,根据市局武规土资党组[2005]号文件指示,院党委立即传达领会精神,制定了活动实施方案;6月1日,全院召开“杜绝权力寻租,依法廉洁从政”大讨论活动动员大会,讨论活动全面展开。在学习讨论阶段,机关管理人员平均学习时间达16小时,其中院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学习时间达20小时,院属各支部、各部门学习时间均在10小时以上,全院管理人员都认真完成了规定的学习篇目,认真查摆内部和自身存在的问题,并采取各种形式展开大讨论。在整改阶段,针对查找的问题,结合本部门实际,围绕如何杜绝权力寻租,下决心革自身存在固有观念与陈旧做法的“命”,通过多轮讨论修改,院党委和院属各部门分别制定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和整改措施。院党委和院属各部门扎扎实实通过大讨论活动的开展,全院管理人员取得了思想上的明显提高,政治上的明显进步,作风上的明显改进,纪律上的明显增强,进一步促进了全院的各项工作。

二、主要做法及特点

(一)高度重视,严密组织“杜绝权力寻租,依法廉洁从政”大讨论活动前,院党委召开党委成员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杜绝权力寻租,依法廉洁从政”大讨论活动工作,研究制定了《关于在“先进性教育”活动整改阶段开展“杜绝权力寻租,依法廉洁从政”大讨论活动的实施方案》。成立了以孙国庆同志为组长的勘测院《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领导小组,明确了党群工作部和综合管理部为工作部门。各部门也相应建立了活动领导小组,明确了第一责任人,建立了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二)结合实际,责任落实

1、深入学习,提高认识全院管理人员认真地精读了《权力寻租何以屡屡得逞》——四川承建规划中的职务犯罪调查(湖北内参第16期)文章和张林局长的批示,并结合中共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提高思想认识。明确了开展“杜绝权力寻租,依法廉洁从政”大讨论活动的基本要求,从而为整改阶段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展开讨论,查摆问题院领导班子针对勘测作业的职能特点进行了反复讨论、查摆问题,院领导班子成员深入各部门,针对执法测量、红线放线等勘测生产中可能出现“权力寻租”的薄弱环节,同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交心谈心。通过交谈,部门干部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对所提出的意见进行认真分析、反思,找准并抓住存在的突出问题,对照分析,增强了针对性。

3、深入剖析,对照检查分析对照的过程是不断加强修养、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过程。为增强自我剖析的效果,从两个方面把关:一是管理人员个人从严把关。对照分析时以《实施纲要》为准绳,以身边典型为榜样,以群众满意为镜子,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勇于把自己摆进去,认真查找问题和不足,深挖思想根源,明确努力方向。二是院党委领导班子成员从严把关,逐级对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对照检查,加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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