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权必有责 用权受监督

第一篇：有权必有责 用权受监督

现阶段，领导干部树立并坚持正确的权力观，其侧重点应该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出发，确立权力两重性的理念，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崭新观念。

《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一开篇就向世人宣告：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紧接着又告诫全党：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两段话耐人寻味，令人深思。它说明：历史选择不是一劳永逸的，它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现在，更不能说明未来；人民选择也不是永不更改的，任何政党都不是天生下来就应当掌权，就能够执政，也不是执了政以后，就千秋万代永远属于你一个政党，而是面临着人民的再次选择或重新选择。当今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为什么也会面临着兴衰成败、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和重大危机？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并掌握政权，是因为它不仅代表着世界上最受剥削、压迫的阶级，而且代表着世界上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因而它比资产阶级政党更革命、更先进，它能够始终代表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而资产阶级政党之所以出现相互倾轧、相互争斗、派系林立的现象，是因为它代表的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阶级，所以它即使夺取了政权，也会下台。这一理论便成为共产党执政的理论根基。然而现实却让我们看到，由列宁亲手缔造的、由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布尔什维克，也会在执政７４年之后，像资产阶级政党一样，分裂、解体，乃至下台。这一活生生的现实，对我们原有的理论根基提出了挑战：无产阶级政党既然代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阶级，为什么党内也会出现“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也会像资产阶级政党一样，解体垮台，乃至被人民和历史重新选择？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共产党执政后手中掌握的权力，除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之外，是否还具有人类某些共同的特性。

过去，我们较多从权力的阶级性出发，去区分剥削阶级与无产阶级政权的不同之处，教育广大干部要时时牢记共产党是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献身、而奋斗的，因而必须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而不能像剥削阶级那样，当官作老爷，甚至为个人牟取私利。这一认识与教育的侧重点，在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十分正确并卓有成效的。这一理念支配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涌现出了“居高位而一贫如洗，理万财而分文不沾”的方志敏，“心里装着人民，惟独没有自己”的焦裕禄。在这些英烈和楷模的身上，无不闪耀着共产党人为民献身、为民掌权的光辉品格。然而，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随着权力的下放与分散，执政的领导干部手中仍然掌握着更多而更广泛的实权。说得具体一些，就是领导干部手中具有的审批、调拨、分配、人事任免等各种权力，而这种调动人、财、物等资源的大权，在体制转换的条件下，极易出现“以权换钱、权钱交易”等严重的腐败现象。这一现状，使我们不得不从更广阔的视野，也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去探究权力自身的特性，从而开辟权力观的新视角，树立适应新时期需要的崭新权力观。

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无论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党，还是无产阶级政党，只要你执政，都摆脱不了一个共同的难题——权力的腐蚀。不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姓“社”、姓“共”，具有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显著的阶级性，因而权力就难以对共产党发生腐蚀作用，或者说共产党天生就具有防范权力腐蚀的免疫力。实际状况并非如此，而是因为权力本身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权力具有整合性和强制性。权力是以专政机器和行政力量为后盾、为基石的，离开了这些，权力将失去威严，丧失威慑力，也就无法将分散的人群和社会组合起来。然而另一方面，权力又具有利益性和诱惑力。因为权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在特定的时期内，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这一资源，而多数人不可能得到。这样，少数人便可以享受到多数人所得不到的名誉、地位和特权。这种名誉、地位和特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便可以产生某种机遇——权钱交易的机遇，这种机遇，对任何人来说都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就是权力的两重性特征。自古以来，有了国家，这种权力的两重性就像人的影子一样，不可分离地摆在执政者面前，对统治者产生着双向的作用。一方面，统治者既可以利用它治国安邦，为民造福，实现宏伟的志向和社会价值，得到民众的认可与追记。另一方面，又可以利用它祸国殃民，巧取豪夺，为自己、为少数人获取并垄断高官厚禄，甚至不义之财。统治者所产生的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便是权力两重性作用的结果。在这种权力共性特点的作用下，任何人都逃脱不了它的桎梏。特别是一个党长期执政，时间越长，其早年的励精图治，可能就会逐步转向惰性发展。

由权力的两重性的特点出发，要求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就必须深化“执政为民”的观念，将其具体化为：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它包含以下四层含义：

一是权为民所属。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主权在天的神权政治，主权在君的君主政治。资产阶级思想家在批判和反对“神权至上”和“君主至上”的封建专制意识的斗争中，针锋相对地提出“全部主权的源泉根本上存在于国民之中”，“一切权力只能来自国民”，即“主权在民”的思想。为什么主权在民而不在天、不在君？人民手中的主权又是从哪里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大自然所赋予每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是生而就有的，是不可剥夺、不可侵占的。因而，人人生而平等，人人拥有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人人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同等权利。这一思想中所体现出来的精华，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

二是权为民所授。既然权力的主人是人民，那么，授权的主体自然就是广大民众，而不是少数人甚至个别人。人民当家作主，不可能１０亿人都掌权，只有将自己的主权暂时让渡给自己信得过的人。这种让渡的方式，只能是民主选举，而不能由少数人包办代替。这就要求必须树立授权主体是人民，而不是少数人，授权方式是“群众公认”，而不是上级个别人认可的观念。

三是权为民所用。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就必须对人民负责，就必须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但是，长期以来，在“官本位”体制及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潜规则”，即领导干部“位高权重责任轻”。领导干部可以享受特权，可以一言九鼎，可以超越法规，却不可以被民众质询、问责。这种“潜规则”，极易造成权力层充斥“逐利者”，而非“干事者”，充斥“为己谋利者”，而非“为民谋利者”。只有树立起权责统一的施政理念，才会促使领导干部小心翼翼、兢兢业业地行使手中的权力。为此，必须实行民主用权、科学用权、依法用权，将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等置于党规国法之内，用严格而具体的法规、条例界定和限制权力的范围、边界与主体。

四是权为民所控。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公共权力，因此，要时时处处受到公众的监督和管理。这种监督和管理的前提与条件，一是过分的权力必须分解，只有分解了权力，实行权力主体之间的相互制衡，才能达到相互监督和制约。二是落实公民的质询权、问责权、撤换权、罢免权等一系列权利，权力既是人民授予的，人民就具有收回权。选举权与罢免等权相联系，相作用，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管理与监督的链条。上述前提，既包括建立监督和管理的一系列方式与手段，也包括构建权力结构、权力层级、权力运行程序等一整套机制。

由此可见，“权力观”既是一门亟须深化的老课题，也是一项刚刚开启的崭新系统工程。加强思想教育，促使领导干部转变观念，树立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内涵，仅仅是树立正确权力观的一部分。而构建这种崭新观念生成的有效机制，才是治本之策。这同样需要我们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出发，去探寻执政党分解、制约和监督自我权力的有效机制。

第二篇：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

现阶段，领导干部树立并坚持正确的权力观，其侧重点应该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出发，确立权力两重性的理念，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崭新观念。《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一开篇就向世人宣告：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紧接着又告诫全党：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两段话耐人寻味，令人深思。它说明：历史选择不是一劳永逸的，它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现在，更不能说明未来；人民选择也不是永不更改的，任何政党都不是天生下来就应当掌权，就能够执政，也不是执了政以后，就千秋万代永远属于你一个政党，而是面临着人民的再次选择或重新选择。当今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为什么也会面临着兴衰成败、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和重大危机？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并掌握政权，是因为它不仅代表着世界上最受剥削、压迫的阶级，而且代表着世界上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因而它比资产阶级政党更革命、更先进，它能够始终代表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而资产阶级政党之所以出现相互倾轧、相互争斗、派系林立的现象，是因为它代表的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阶级，所以它即使夺取了政权，也会下台。这一理论便成为共产党执政的理论根基。然而现实却让我们看到，由列宁亲手缔造的、由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布尔什维克，也会在执政７４年之后，像资产阶级政党一样，分裂、解体，乃至下台。这一活生生的现实，对我们原有的理论根基提出了挑战：无产阶级政党既然代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阶级，为什么党内也会出现“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也会像资产阶级政党一样，解体垮台，乃至被人民和历史重新选择？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共产党执政后手中掌握的权力，除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之外，是否还具有人类某些共同的特性。

过去，我们较多从权力的阶级性出发，去区分剥削阶级与无产阶级政权的不同之处，教育广大干部要时时牢记共产党是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献身、而奋斗的，因而必须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而不能像剥削阶级那样，当官作老爷，甚至为个人牟取私利。这一认识与教育的侧重点，在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十分正确并卓有成效的。这一理念支配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涌现出了“居高位而一贫如洗，理万财而分文不沾”的方志敏，“心里装着人民，惟独没有自己”的焦裕禄。在这些英烈和楷模的身上，无不闪耀着共产党人为民献身、为民掌权的光辉品格。然而，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随着权力的下放与分散，执政的领导干部手中仍然掌握着更多而更广泛的实权。说得具体一些，就是领导干部手中具有的审批、调拨、分配、人事任免等各种权力，而这种调动人、财、物等资源的大权，在体制转换的条件下，极易出现“以权换钱、权钱交易”等严重的腐败现象。这一现状，使我们不得不从更广阔的视野，也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去探究权力自身的特性，从而开辟权力观的新视角，树立适应新时期需要的崭新权力观。

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无论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党，还是无产阶级政党，只要你执政，都摆脱不了一个共同的难题——权力的腐蚀。不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姓“社”、姓“共”，具有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显著的阶级性，因而权力就难以对共产党发生腐蚀作用，或者说共产党天生就具有防范权力腐蚀的免疫力。实际状况并非如此，而是因为权力本身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权力具有整合性和强制性。权力是以专政机器和行政力量为后盾、为基石的，离开了这些，权力将失去威严，丧失威慑力，也就无法将分散的人群和社会组合起来。然而另一方面，权力又具有利益性和诱惑力。因为权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在特定的时期内，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这一资源，而多数人不可能得到。这样，少数人便可以享受到多数人所得不到的名誉、地位和特权。这种名誉、地位和特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便可以产生某种机遇——权钱交易的机遇，这种机遇，对任何人来说都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就是权力的两重性特征。自古以来，有了国家，这种权力的两重性就像人的影子一样，不可分离地摆在执政者面前，对统治者产生着双向的作用。一方面，统治者既可以利用它治国安邦，为民造福，实现宏伟的志向和社会价值，得到民众的认可与追记。另一方面，又可以利用它祸国殃民，巧取豪夺，为自己、为少数人获取并垄断高官厚禄，甚至不义之财。统治者所产生的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便是权力两重性作用的结果。在这种权力共性特点的作用下，任何人都逃脱不了它的桎梏。特别是一个党长期执政，时间越长，其早年的励精图治，可能就会逐步转向惰性发展。

由权力的两重性的特点出发，要求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就必须深化“执政为民”的观念，将其具体化为：有权必有责，用权受

第三篇：学习《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例警示录》心得体会--“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

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

——学习《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例警示录》心得体会 翻开《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例警示录》2016年第2期中的“案例警示篇”，广西区纪委通报9起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典型案例，无一不是突出反映了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不力的典型问题。

1、防城港市防城区区委书记莫小林等人因下属单位发生严重违纪案件受到责任追究。

2、北海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黄健等人因该局班子成员和下属单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受到责任追究。

3、贵港市交通运输局原党组副书记、局长宁德林等人因交通系统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受到责任追究。

4、防城港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吴永明因局系统多名领导干部赌博问题受到责任追究。

5、桂林市兴安县直属机关工委书记蒋远钧因单位出纳多次挪用党费用于个人开支问题受到责任追究。

6、崇左市宁明县扶贫办原主任李耀军因单位违规发放专项资金问题受到责任追究。

7、玉林市兴业县城隍镇第一初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覃季秋因下属违规操办升学宴问题受到责任追究。

8、钦州市钦南区久隆镇党委书记郑世鑫等人因镇、村干部违规接受宴请并饮酒致人死亡问题受到责任追究。

9、钦州市统计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刘洋因单位公款旅游问题受到责任追究。以上这些典型案例反映了单位的领导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范围内的违法违纪问题和违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行为失察、失教、失管、失查，导致管理对象出现严重违法违纪问题。究其原因，就是履职不力，没有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没有强化责任落实，监督不到位而造成的。

作为单位或部门的第一责任人，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必须坚持以上率下，管住“关键少数”，监督班子成员和下属要切实履行“一岗双责”。要加强检查考核，推动“两个责任”落到实处。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出现区域性、系统性腐败案件的发生。

纪检部门对上述案件作出严肃处理，充分体现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只有做到警钟长鸣,才能保证警笛不响。

2016年3月14日

第四篇：坚持严以用权 有权不可任性

坚持严以用权 有权不可任性

在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严以修身是基础、严以用权是核心、严以律己是保证。对党员干部而言，严以修身和严以律己，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从信念和价值观上打造了“金刚不坏之身”，就是为了当好人民公仆，自觉做到严以用权；也只有做到严以用权，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才有了基础和保证，才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真抓实干，才能在求真务实中不断提高自己。因此，进一步弄清严以用权、如何做到严以用权，有助于我们着力解决好以权谋私、滥用权力、无所作为等各种“不严不实”问题，真正做到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关于如何用权，李克强总理在今年3月全国人代会上说：“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这句话是李克强总理自己加进报告的。“有权不可任性”是很通俗的说法，简单易懂，实际上可看做是依法治国的新表述，体现了总理对各级公职人员的谆谆告诫，至简，至真，至诚，至善。

一、有权不可任性，要做到心存敬畏

权力是把双刃剑，“挥”之不慎可能会伤及自己。严以用权，最关键要对权力心存敬畏。常言道：“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领导干部只有敬畏权力，才能谦虚谨慎、如履薄冰，心有所止、行不逾矩。敬畏权力、不让权力越轨 逾矩，是廉洁从政、成就一番事业的重要保证。一些领导干部把手中的权力当作谋私的筹码，遇到事情总想着跳出来、耍特权，这是非常典型的“有权任性”行为。实践证明，越是狂妄自大越容易出事，越容易触碰红线。相当一部分落马官员都是栽在这个坎上，最终被打回原形。因此，对权力心存敬畏，说到底就是做人做事的德行、规矩和准绳，关乎做人行事的操守和品行。有权有就责，有一份权力就承担一份责任，就多一份风险。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原副省长张平谈到权力时，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他说：“在山西任副省长期间，我分管的是教育、科技、文化、体育这些十分缺钱的部门，如果让我主管那些掌握重大职权，持有众多款项的政府部门，或者让我做了市长书记，说实话，我也不敢保证自己能否过五关，斩六将，最终也不走麦城。所以，党员干部一定要敬畏组织，敬畏权力，敬畏法律，牢固树立“规矩面前没有特权、纪律约束没有例外”的意识，守住了自己的“口袋线”，做到不越“雷池”、不乱“章法”；要做到慎始、慎微、慎独、慎行、慎权，管好自己的口、手和脚，算清政治账、经济账、名誉账、家庭账、亲情帐、自由账，自觉抵制各种诱惑和歪风邪气，清清白白做事，堂堂正正做人。

二、有权不可任性，要做到自觉接受监督

监督是最好的“防腐剂”。严以用权，还要求领导干部主动接受监督。习总书记强调：“我们的领导干部，无论职务高低、2 权力大小、贡献多少，都没有法外之地、法外之人，都不能搞法不责众、法外开恩。”从山西省塌方式腐败看出，一个权力集中，又很少得到监督的地方主要领导，稍一疏忽，或者稍一放松，就会身陷深渊，以致万劫不复。从当前政治生态和政治环境来看，全国上下没有不受监督的部门，没有不受监督的人和事。有权不可任性，要求领导干部要主动接受监督，要习惯在“阳光”下用权，在“探照灯”下工作和生活，不搞大权独揽、独断专行，自觉接受组织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发现问题就及时改正，不断增强“免疫力”。当干部乐于接受监督，严以用权就会成为一种自觉，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就会形成。

三、有权不可任性，要做到公权不能私用

习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这就明确告诫我们，严以用权，既要做到用权为民，又要坚持依法用权，为各级领导干部严以用权指明了方向。领导干部是人民公仆，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自觉做到用权为民，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牟取个人私利提供便捷，必须实行权力的职责作用和利益作用相一致。特别是讲到作风问题时，总书记讲到：“作风问题都与公私问题有联系，都与公款、公权有关系。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领导干部必须 3 时刻清楚这一点，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从中纪委通报的违反“四风”的案例看，都是与公权、公款有关系。我们每一名国家公职人员，就是要充分认识自己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明其源、思其责，明确权为民赋、权为民用、利为民谋、为政不私等道理，正确对待权力和行使权力的问题，彻底破除“官本位”等特权思想，彻底打消升官发财的思想，真正当好人民公仆。

四、有权不可任性，要做到敢于用权

权力就是责任，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大。慎于用权和敢于用权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权力有风险，用权须谨慎，手握权柄，如履薄冰，要负责任地使用权力。反之，不敢负责不敢用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宁可权力放空，以不作为而保证不犯错误的惜权思维，也是违背权力的本意的。因此，严以用权，不仅要做到用权为民、依法用权、廉洁用权，而且要做到勤政为民，敢于用权。为官重在“为”，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尽其责，主动作为、开拓创新，理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就领导干部而言，身在岗位不作为，该负的责任不负，害怕干事出事，拿着俸禄不干事，庸政懒政怠政，这也是一种腐败。如果说贪污腐败是党和国家的“致命伤”，那么，庸官懒官则是党和国家的“慢性病”。无论“致命伤”还是“慢性病”，都威胁着党和国家肌体的健康。因此，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一定要自觉践行“三严三实”，始终 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努力做到严以用权，敢于担当，“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努力做到用好权力，为人民谋福祉。

第五篇：政府受监督

事例：山东临沂市政府副市长侯晓滨在临沂日报撰文阐述建设美丽城市，环保已成城市建设主题的观点，并对临沂市的环保工作，向广大市民做了一次详实汇报，主动接受市民对市政府环保工作的监督评审。(大众网6月6日)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当前，环保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发展路上最为棘手的一个现实问题。城市发展却没有幸福生活感，环保问题作为发展后遗症，已经成为许多城市面临的挑战。

中国梦的实现摆在眼前一个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就是环保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我们的城市管理者首先必须要认识到解决环保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环保职能单位的环保工作究竟做了哪些，有什么突破，取得了哪些成绩，还存在哪些不足，这些问题都是市民最为关注的问题。敢不敢拿出来给市民做一个汇报，接受广大市民监督，管理者与市民的互动要是行之有效开展起来，环保问题便有了一个很好的应对模式。

市政府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市长，在报纸上做环保工作汇报，接受广大市民监督评审，至少表明了政府对环保工作的重视。除了是政务公开的需要，也会让市民主动参与到环保工作中来，而不是有了问题因为没有反映渠道而抱怨政府环保职能部门无作为。“喊环保局长下河游泳”在网上兴起背后是城市环保危机恶化，市民对政府环保工作不满，又没有被重视的渠道反映问题之下无奈之举。

别让市民“喊环保局长下河游泳”，政府主要领导主动站出来，与市民就环保问题开展互动，这本身就是一种端正工作态度的勇气，定然赢得市民支持。政府一年中环保工作做了哪些行之有效的举措，开展了哪些整治和治理工程，取得了何种成效，这些问题不只是向上级汇报，而更应该主动向市民汇报。节能减排数据，城市污染指数，河水等级状况，这些数据不仅要写在报告上，更要让市民在现实生活中去监督，政府环保工作只有坦诚相待，才能在环保问题上最大可能消除市民误会。

市民手捧一份报纸，对政府环保工作有了个全面了解，对工作不满，存有的环保漏洞，可以直接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反馈。市民可以督促市政府环保工作，指出城市环保工作存在的其他问题，这确实是应对环保问题的一个良策。市民不在是政府环保工作的局外人，开始真正发挥自己监督实效作用，而政府就环保工作主动向市民做汇报，减少误解赢得支持。

哪条路脏乱差，哪条沟渠存在污染问题，哪家工厂有偷排嫌疑„„这些大大小小的环保问题，如若能得到广大市民的反馈，也是对政府环保工作的支持。如何解开环保工作中与市民之间存在的误会，取得市民的谅解，并形成官民共同努力应对环保问题的良好局面，政府环保工作必须坦诚接受市民监督。

市政府主管领导，就环保问题在报上向市民做专题汇报，并能主动接受市民监督，这是解决环保问题迈出积极有效的第一步，有这样真诚的工作态度，打造宜居幸福美丽之城，才能有一个脚踏实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