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遏制网上贩枪的法律对策
近些年来，犯罪分子利用网络平台进行枪支贩卖活动的案件有所增多，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网络贩枪行为手段新颖，要对其进行规制需要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上做出相关改进以惩治犯罪，并营造安定有序的法治环境预防犯罪，以期实现“网上灭枪”的综合治理目的。
一、网上贩枪呈现的新特点
1、涉枪信息更易获取
网络的信息搜索引擎让涉枪信息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公开、透明”程度。不仅是枪支的种类、型号、产地、性能有相关介绍，甚至是枪支零件的图纸，枪支制造、修理、改造、拼装方法在网上也有所涉及。网络已成为获取枪支相关信息的最便捷途径。
2、枪支品种更新迅速
在网络上，能够贩卖的枪支品种更新换代加速。现在一些电池击发的枪支，以及灭火枪、消防枪等用于特殊场合的所谓“枪械”在网上也大量兜售，并受到买家追捧。网络让一般意义上的枪支范围概念被冲淡，死扣法律条文难以规制枪支的众多新型表现形式。
3、网络贩枪更为隐蔽
在买卖过程中，卖方将伪装好的枪支零部件邮寄给买方，再通过及时网络通讯软件，现场传授组装枪支，实现了枪支贩卖的“化整为零”。另一方面，其在网络上的犯罪信息符号也较为隐蔽。另一方面，其在网络上的犯罪信息符号也较为隐蔽。
例如在网络上对“长枪”的代号为“长狗”；标价“10元”实为“10000元”等等，如非“圈内人士”不会了解其中内涵。
还有利用网络游戏中存在着的虚拟武器装备交易平台，散布真实枪支买卖讯息，亦真亦假外人更是很难判断。
4、网络贩枪难以取证
要符合非法买卖枪支罪的构成要件，需要行为主体的买方和卖方对合存在。然而此种对合犯在网络上进行枪支交易时，联络主体均为网络虚拟名称，很难对应网下的真实行为人，让犯罪行为主体处于物理空间“缺场”的情形，给打击此类犯罪带来了难度。
二、遏制网络贩枪的刑事法对策
面对该种新型的犯罪形式，法律规制自然不能缺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1、肃清网络涉枪信息
对网络涉枪信息进行管控，应当明确网络服务商的监管义务。我国法律已经规定了网络服务商对于网络上的违法犯罪内容负有移除的义务，如《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7条规定：“从事互联网业务的单位要依法开展活动，发现互联网上出现违法犯罪行为和有害信息时，要采取措施，停止传输有害信息，并及时向有关机关报告”。只是这样的不作为案例并不多见。网络服务商应当依靠其技术优势，及时清除有害信息，履行监管义务，否则其应对不作为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2、对“枪支”概念做出更新
我国枪支管理法第46条规定，以火药或者压缩气体等为动力，利用管状器具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都应当认定为枪支。那么对于新出现的如电力击发方式的枪支是否能适用法条规定的“等”字就成为关键。首先，从文义解释入手，“动力”显然包括除“火药”和“压缩气体”以外的一切能够实现弹药发射的动能，因此，电力击发应当包含在其内。其次，从目的解释入手，刑法第125条“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和第128条“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都被归类为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一章中，足以见得立法者的意图旨在将能危及公共安全的涉及枪支、弹药、爆炸物方面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以电力为动力的枪支随着工艺的进步，杀伤力绝不逊色于以“火药”和“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如若将其撇除其外，则将违背立法者之本意。第三，从当然解释入手，以电力击发为动力的枪支当然应该纳入违禁品范围。电力击发式枪支的新颖性与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不应当成为阻碍法律消除此类社会危害性的缘由，对法条中“等”字的适用恰可以暂缓这一矛盾，实现法益最大化的保护。
3、降低刑事入罪门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触犯刑法第125条和第128条的行为规定了最低量化标准，即以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非军用枪支一支或者以压缩气体等为动力的其他非军用枪支两支以上的才能适用刑罚处罚。此处将以“压缩气体等为动力的其他非军用枪支一支”的情形排除在外，并不妥当，应当严格为“一支”为宜，同时对涉及此类枪支为对象的犯罪科以相对较轻的刑罚处罚，以符合现代刑罚所秉持的“严而不厉”的发展趋势，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
三、遏制网络贩枪的法律环境构建
刑罚能够对犯罪起到积极的震慑作用，但是这应当作为最后的手段，在此之前还需要结合社会预防、心理预防、治安预防以构建对该种犯罪的综合防治体系。
第一，“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在宏观上，需建立网络秩序，推进网络立法，提高管控网络的技术水平。在微观上，打击网络贩枪行为，需仰仗社会组成人员对该种犯罪加以警觉，加强社区参与
第二篇：医骗：犯罪特征及遏制对策
医骗：犯罪特征及遏制对策
□ 吴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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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以“行医”为幌子的诈骗犯罪案件呈逐年增多趋势，近4年共审理此类案件19件，涉及受害人460余人，造成人民群众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万元。其中，以保健品充当药品诈骗犯罪的6件，诈骗金额30余万元；以次充好高价兜售普通中药的7件，诈骗金额28万余元；以推销各种劣质治疗仪器诈骗犯罪的3件，诈骗金额20余万元；其他以“行医”为幌子的诈骗犯罪3件，诈骗金额18万余元。虽然多数构成诈骗罪的“行医”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刑罚，但给受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却难以挽回，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行医”诈骗犯罪的主要特点
通过对19件以“行医”为幌子的诈骗犯罪案件的审理和分析，发现此类案件主要有四个显著的特点。
依附大医院。从案件审理的情况分析，“行医”者80%以上是在县级以上规模较大的医院附近作案。他们在医院周围租房，以治疗疑难杂症为幌子开设“中医特色门诊”、“专家门诊”、“ 退伍老军医门诊”等。假专家坐诊，通过一番“诊断”后开出“宗传秘方”，以十倍甚至数十倍的价格向受害人兜售普通中药。
“医托”拉客。一个“诊所”一般雇佣3至6名“医托”，他们游逛在医院急诊、挂号、住院部等处，伺机选择诈骗对象，一旦发现合适目标，便迅速以患者身份与就医者搭讪套近乎，打探就医者病情，继而谎称有类似经历等，一番花言巧语，将患者诱骗到“特色门诊”实施诈骗。
“行医”者常在老年人早晨锻炼身体的公共场所“摆摊”。他们以免费量血压、测血糖为诱饵，向老年人推销各类治疗仪，以磁疗枕、磁疗椅、磁疗床、血压测控仪、血糖治疗仪居多。这些非法生产的治疗仪，动辄几百至数千元。
“特色门诊”四壁挂满“华佗再世”、“妙手回春”等锦旗，让受害人对其医术深信不疑。但“诊所”内大多医疗设备简单，药品单一，几乎是百病一药且价格昂贵。
受害人构成及心理探视
通过对19件“医托”诈骗犯罪案件进行分析，受害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城市离退休人员及其他老年人。此类受害人经济较为殷实，健康或略患小恙，养生保健心切。但由于缺乏科学知识和现代信息知识，很容易被“行医”者蒙骗。二是长期患慢性疾病者。此类受害人长年受疾病折磨，有病乱投医。受“试试看”的心理因素支配，懵懂中被“行医”者掏了腰包。三是偏远农村贫困农民。此类受害人大多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甚至是文盲，辨别真伪的能力较差，且思想上普遍带有迷信色彩，相信偏方治大病、花小钱治重病，在“行医”者的百般诱惑下，“自觉”掏出血汗钱甚至救命钱。
遏制“行医”诈骗犯罪的对策
以“行医”为幌子实施诈骗犯罪，是对中华民族传统医德的亵渎，直接侵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权、健康权。为此提出四点建议：
加大对“行医”诈骗案件的打击力度，严惩犯罪。犯罪人员诈骗的是老年人的养老钱、久病不愈者的救命钱、贫困农民的血汗钱，这些受害人受骗后的精神损害甚至远远超出疾病本身。所以“医托”诈骗犯罪性质恶劣，社会危害性大，必须严惩。
人民法院应该把医院作为司法服务的重点之一，在医院设立巡回审判点，对此类案件及时到医院巡回审判，公开审理，真正发挥庭审的震慑、教育功能。同时，依托巡回审判点定期开展法制宣传，不
断增强就医者的自我保护意识。
法院应及时向医疗行政管理部门发出司法建议，促使医疗行政管理部门加大对“行医”诈骗活动的监管力度。增加医疗行业监管人员数量，培训相关知识，发现“医托”诈骗活动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保护就医群众的财产安全。
建议医院在门诊、急诊、挂号、住院部等醒目位置悬挂温馨提示，告诫就医者克服“有病乱投医”心理，勿轻信他人花言巧语。遇到“医托”纠缠不休时，马上拨打110报警或通知医院保卫部门。在医院就医遇到困难时，应及时向医院门诊咨询台工作人员询问解决。
（作者单位：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第三篇：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及遏制对策
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及遏制对策
杨曾宪
青岛社科院研究员
腐败现象，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严重社会政治问题。眼下，除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外，几乎没一块净土了。腐败不除，难以国泰民安，其危害性怎么强调不为过；反腐问题，事关治国安邦，其重要性怎样拔高不为过。实际上，从党政喉舌到社会舆情，都在表达同样的意思：对腐败的容忍已到了极限。但是，尽管腐败高官不断落网、反腐措施不断出台，但无论百姓还是专家，共同结论是：腐败不仅仍在蔓延，且大有“越反越腐、前腐后继”之势……。这就令人深思了。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反腐制度、机制、措施不到位、不落实无疑是重要原因，但笔者认为，国人违“法”无羞、无“礼”有耻的价值观念及行为原则，是更深层的原因。
一、当前的腐败形势何以国人难容？
本文所谓腐败，泛指利用各种权力违规获利的现象。中国的腐败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权力寻租”、“权钱交易”，鲜见鲸吞国库式的贪腐行为。其中，有利用政治、司法、经济权力谋私的腐败；也有利用文化权力谋私的腐败。官员们卖官鬻爵、寻租受贿是腐败，知识分子拿了“红包”便将庸才捧为大师、把赝品定为真迹、把“草包”评为教授研究员、把各种责任事故说成技术故障、把不可行的方案改造成“可行性报告”等等行为，同样属于腐败。政、法领域中腐败之严重性，有不断落马的高官“事迹”特别是重庆文强案佐证，无须多说；科、教、文、体、卫领域中的腐败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些可能比“黑哨”更黑，只是未被揭露罢了。“黑哨”，顾名思义，还属秘密交易，而像拿下一个硕博“点”、申请一个ＸＸ基金、获取一个ＸＸ文化奖、招收一名艺术专业学生，以及在核心期刊上发篇论文、在权威媒体上发表假新闻或撤下真丑闻等等，“功夫”之外另需多少银子，都是有价可循的，这在各圈内早不是秘密了。
对普通百姓而言，公域中的腐败未必与己相关，但诸多私域中的腐败却是必然遭遇的。现在，从出生到死葬，从孩子上幼儿园、小学到大人生病就医、饮食保健、旅游度假，几乎在每个环节人们都难免遭遇腐败。这之中，各种“显性腐败”已人所共知，而许多难以识别因而难以逃避的“隐性腐败”，危害更甚，值得一说。
譬如“过度教育”问题。所谓“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名言”，既是扼杀孩子童年幸福、求知兴趣乃至健康的罪魁，也是助长教育腐败的祸首。家长们既是被腐败对象也是腐败主体，他们不仅“自愿”购买辅导材料、上辅导班，还自愿给老师、校长送礼，进行钱权（教育权）交易。与“过度教育”有一拼的是“过度医疗”。同事高血压住院，大夫诊断后便让他“搭桥”。旁边同事有质疑，大夫威胁道：他的生命出了问题，你负责吗？最后，一位懂医朋友让同事说家贫没钱，才逃过一劫。此事听说后，我毛骨悚然：如不是内行点步，我的同事岂不挨宰又挨刀！这种大疗方同样是寻租，其背后，也有一条粗长的钱权（医疗权）交易的腐败链条。
相对公域而言，私域腐败危害更甚，因为它正在摧垮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道德底线。师嘱、医嘱，师德、医德，这本该是世间最神圣的嘱托、最高尚的道德，如果这之中都塞上私货、搀杂私欲，师无尊严、医无威信，怎能靠他们塑造后代心灵、健康自己体魄呢！如此腐败不除，且任其蔓延，公民何以有尊严地生存、社会何以稳定和谐呢？面对如此腐败，怎不义愤呢！
二、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
尽管眼下中国社会的腐败已到了“人神共愤”、“左右共怒”程度：贪腐现象，人人喊打，贪官污吏，更人人喊杀——“杀贪官”已进入小学生作文中了。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国式腐败，却偏偏能在这高分贝的“打、杀”声中如“水银泄地”般地渗透到各个角落：再少的采购，也有私下回扣；再小的工程，也会偷工减料。大单位搞个装修、买个灯饰，甚至中秋节团购月饼，小科员也能回扣个十万、八万！再像建筑项目投辬、文化单位招考，所有环节的“公开、公正、透明”都搞得像真事一样，惟结果是事先设定的。这样的腐败案例，让人拍案惊奇，也令人莫名惊诧——这诸多环节中就没有一个反腐人士吗？为避开各种既有理论范式的束缚，我想结合来自日常经验的“国人排队加塞”实例，先对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做些描述。
按序排队，这是最简单公平的利益分配方式，也可视为法治民主社会中最基本的规范模式。对具有法治及公德觉悟的公民来说，面对排队，既不会有加塞意图，也不会允许加塞发生，事情非常简单。但对国人而言则不同了，凡有排队的地方，就有加塞发生；自觉排队上车，可说是稀罕景象。面对加塞，国人会采取如下六种态度及行为方式：
Ａ、如果加塞者在自己前面，少数国人会大声批评请其“自觉”、或强烈要求“有关方面”维持好秩序。
Ｂ、如果加塞者在身后，国人会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态度；即便加塞者在前方，多数国人尽管气愤，但除非事关重大，仍会做“沉默的大多数”，甚至别人出面制止时，自己仍做“看客”。
Ｃ、如果加塞现象无人阻止，排后者或后到者便会想方设法向前加塞。常用方式是寻找熟人或哥们，一旦找到，后者常会义不容辞地助其加塞，即便此前他曾义正辞严地批判过加塞行为。如果谁能走后门、不排队，则是“最牛”的加塞方式。Ｄ、如果有正直人士路过，见状大喝一声：你们这些加塞的太不自觉了！加塞行为可能会收敛一些。
Ｅ、如果加塞者势众，则会理直气壮地回击：这关你屁事！一边呆着凉快去！好像正义在他们那里一般。
排队加塞，未必是腐败；但“权钱交易”本身就是一种贿赂权力，获得优先或特殊利益的“加塞”行为。譬如给幼儿园阿姨送重礼，是让自己孩子被特殊关照，这对那些家长不送礼的孩子显然是不公的；向主审法官行贿，当然是为了判决有利自己，这对对方而言，显然是极不公的。面对此类不公，利益受损者当然会持Ａ或Ｂ态度公开或私下表示愤慨。但愤慨归愤慨，国人多数却会转而采取Ｃ态度，去效仿腐败。事实的确如此，当国人有大事与权力交集时，通常不相信经正常途径可顺利办成，而是先假设此事不找“关系”、不请客送礼行贿便办不成、办不好。于是，有钱、有“本事”的肯定“送”；没钱、没“本事”的，借钱、借“能人”的“本事”，也要送。就这样，“公民”、“顺民”便在瞬间完成了向“刁民”身份的转变。
坊间流行“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的“揭黑”民谚，实际上起着反面“教育”功效，这和《厚黑学》及官场小说一直是国人“批判”学习的教材是同样道理。眼下，主动索贿的“大盖帽”，有，不多，且很傻。真实情况是：“大盖帽两头请、原告请完被告请”，而且要下大功夫、花大价钱、借大面子请。别说，咱同胞还真令人钦佩，上千万人口大城市中，各机关的“大盖帽”，需要哪“顶”，就能找到那“顶”。接下来，电话通了：“某兄啊，我一哥们，想认识一下大处长”“大哥，有事说事，能办我肯定办，咱别搞这一套了！”“那一套？还是不给面子吧，就是一起坐坐！”“那好吧，不过今、明、后不行，下星期三吧！”……。国人当然知道“坐坐”是什么意思。中国式的腐败，多是从“坐坐”（且常在处长“小舅子”的餐馆里）开始的，只是彼此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罢了。席间，寒暄务虚阶段，也会扯到反腐败，说到义愤处，几乎同仇敌忾。但这不妨碍到了务实“办事”阶段，哥们红着脸做两肋插刀状，不惜“同腐败、共命运”。假如有谁拒酒席、永不沾，不给面子，便必定要被哥们唾死！
这就出现了更加吊诡的现象：明明腐败分子是人民公敌，全民声讨、人人喊打，弄到最后，拒腐人士却真成了“人民公敌”！一个法官，如果判了本家弟兄输，就是家族的“公敌”；如果判了本村企业输，就是全村的“公敌”；如果判了哥们输，当然是所有哥们的“公敌”。从此情断义绝，他再无颜见父老乡亲和兄弟哥们了。凡是坚定持Ａ，特别是Ｄ态度的反腐人士，则不仅是“公敌”、还一定是“死敌”，会遭到持Ｅ态度的腐败者的围攻。真正具有悲剧性的不是被围攻，而是反腐人士突然发现，那“声讨”、“喊打”的“全民”、“人人”突然不见了，自己反成了“孤家寡人”，成为“人人喊打”的对象。见诸报端的晚近实例，是吴迪先生。他因在电影艺术研究界公开点名打假反腐，结果成为圈内“围剿”对象，以至连他的汽车、学生都跟着倒了大霉！（见《南方周末》２０１０．４．１５吴迪：《学术反腐路慢慢》）但我敢保证，那些学术腐败的教授们，在他们公开发表的文章及言论中，肯定也是坚定反腐的愤世嫉俗者。现实比艺术更荒诞。2006年，笔者发表于《社会科学报》的关于泡沫学术的论断，竟被某大报记者拿去，放到他的《“学术泡沫”:学术难以承受之“轻”》中。如此反学术腐败的文章也搞腐败，令人惊诧，我便发了篇《学术警察不能用偷来的武器执法》维权帖子。结果，我也成了网民匿名围剿的对象。我最后网文题目便是：《“维权之猫”是为何“人人喊打”的》。
三、违背法理的“从众腐败有理”论
任何矛盾、吊诡现象背后必有不矛盾、不吊诡的成因。那么，国人对待腐败的吊诡态度成因何在呢？生活中，确有少数腐败分子属于台上一套、台下一套的伪君子。他们的两面派表现，属个人品质问题。但对多数国人来说，从“公民”到“刁民”、从愤世嫉俗到同流合污的转变，从反腐败到反“反腐败”的立场转变，却不能简单地个人归因，因为它几乎是普辫行为方式。国人绝非阳一套、阴一套的“两面人”；对国人而言，Ａ、Ｃ这两套都是“阳”的，没“阴”的，所以，不仅没有做“伪君子”的故意，而且，还都是“理直气壮”的。我们的分析就从这“理”入手。
当国人持Ａ态度反腐时，是理直气壮的。他们所持之“理”，有时便是法治之“理”。中国司机碰到对方违章时，大声斥责“你没学过交通法吗？”便属这种情况。这当然没错，公民有权维护法律秩序。若公民怕被打击报复，持Ｂ态度也无可厚非。实际上，只要国人都能采取Ｂ态度对各种“加塞”行为侧目以视，腐败现象也是难以泛滥的。但是，像一个刚对别人进行“法治教育”的司机，自己会立马违章且不觉羞一样，当国人持B态度参与腐败时，依然“理直”且“气壮”：别人加塞，我不加塞，这不明摆着吃亏吗？这年头，别人腐败，我不腐败，行吗？于是，送礼、行贿的“理直气壮”；受礼、受贿的同样“理直气壮”。据我多年观察，那些异常痛恨腐败一开口便“贪官当杀”的人，大半是因为他们办过事、行过贿，知道腐败官员多么地贪、内幕多么地黑。但这不妨碍他们以“这年头、都这样”为由，继续在黑幕下与腐败官员沆瀣一气为人“办事”。
那么，这种“从众腐败”的理由成立吗？根据法治之“理”，当然是不成立的；此“理”被普辫信奉，恰好表明当代国人，包括知识界的法治启蒙远未到位、甚至未“开启”。法治精神的要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权利、责任完全对等；维护法律程序正义，是公民的权力与义务。因此，只追求“自由”的，肯定不是“自由主义”者；只强调权利的，肯定也不是合格公民。因为自由、权利都是利己的，谁都想拥有，甚至无须启蒙；但法治社会中，公民权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只能根据规范，公民间通过彼此交换获取；社会自由的一半是自律，人人“自由”的结果只能是“类”的自杀。譬如，“绿灯行”的自由权利，便要靠司机履行“红灯停”的自律义务；如果纷纷抢行，所有人的权利都将化为乌有。
因此，现代公民，要享用法定权利，就必须承担法定责任、维护法治正义——不仅自己不闯，还要阻止他人闯红灯。所谓法治威力，不能只靠执法力量，更要靠公民自觉守法、护法的责任担当，靠法治信仰和道德情感。如果说，以身护法、甚至为他人权利牺牲自己，是公民的最高义务的话，那么，绝不违法、不损害其他人权利，则是公民的最低责任。西方启蒙思想家关于“为捍卫反对者言论自由宁愿牺牲自己生命”的名言，便体现着这种法治信仰。公民如遇违法现象，惟一可做的是挺身护法，而绝不能自己去违法。别人加塞，不是自己加塞的理由；别人闯红灯，不是自己闯红灯的理由；哪怕再多人腐败，也不是自己腐败的理由。即便因此而吃亏，那也是为维护法律正义应承担的责任、做出的牺牲。
当然，这要求对那些在权力寻租下生存的业主来说，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思。因为他们如不按“潜规则”孝敬“官爷”，企业将难存续。但即便是这样，从法理角度讲，“从众腐败”也无“理”可谈，企业生存并不是违法的理由。现代“法”的核心原则是：“任何人不能从自己的错误中获利”，哪怕其违法行为再无奈。被迫行贿，也要治罪；从众腐败，法理不容。既然如此，这“从众腐败”之“理”从何而来呢？
四、滋生中国式腐败的若干传统观念
当代中国，推翻封建王朝已过百年，传统礼制早已被多次革命所摧毁。但是，由于法治启蒙始终没完成，绵延数千年的礼制观念依然渗透在国人的血脉之中，形成了国人外“法”内“礼”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法治之“法”与礼制之“礼”，这是性质迥异的社会价值规范：前者是依存服务于平等契约社会的法治规范，与公民道德接轨；后者是依存服务于差等亲缘社会的礼纲规范，与儒家道德接轨。礼制规范中：上下身份讲“忠恕”，彼此权力责任不对等：君对臣有权无责、臣对君有责无权；左右身份讲“仁义”，彼此权益分享对等回报：弟兄互敬，来而不往非礼也。儒家道德，维护的就是礼制规范，先贤称之为“私德”。实际上，关于中西文化差异及国人有“私德”无“公德”等道理，梁启超等早已论述得非常透辟了。只是经当代“大师”不停地忽悠，加上彼此能指（“法”、“德”）相同，两者便被混为一体、雌雄莫辨了。这样，当代中国人、包括一些知识精英，自认为是现代公民了，脑后却盘着一条长长的传统“辪子”。只要从当代国人观念中，抓住这条“辪子”，中国式腐败吊诡现象之成因便显露出来了。
１、“州官能放火，我就敢点灯”——国人的公平观念
国人“理直气壮”为从众腐败行为辩护之“理”，从根上讲，正是反对礼制不公的“造反有理”的“理”。封建礼制造成的贵贱、贵贱地位差别，本身就是不公的；否定这种差序制度当然有正义性。但是，此“正义”非法治正义，它不以“法”定是非，而是以“劫富济贫”为目辬，因此，弱势者永远“有理”。问题是，由于缺少法治社会基础，“造反”的结果，只能是改变了造反者的地位而已，不公依然存在。换言之，国人否定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事实不公，而非礼制本身；国人一直是在礼制内反礼制、用封建观念反封建。高呼“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农民造反了，目的也只是“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绝生不出华盛顿那样卸甲归田的念头。国人即便当不上皇帝，也要回家打老婆、训儿子、行特权；而反对恶婆婆的小媳妇一旦熬出头，立马会变成恶婆婆；一些在律师帮助下讨回债来的农民工，转眼会潜伏起来让律师变成讨债人……。
与此同理，今天许多国人“打倒贪官”，也主要是痛恨腐败导致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如贪官有多少豪宅、包养多少二奶等等，而并非一定是捍卫法治正义。正因缺少恪守法治正义的信念，所以，当腐败现象难消除时，每个人都认为社会对己不公、都能为自己的腐败找到“正义”理由：“州官能放火”，为什么我就不能“点灯”！于是，反对大官用大权腐败的小官，会心安理得地用小权腐败；反对对手腐败官员的平民，自己也会托人结识腐败官员……。可见，国人反别人的腐败是真反，搞自己的腐败也是真搞。这便出现反腐败官员一转身就巨贪、反腐败学者自己搞腐败的怪现状了。
２、“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国人的权力观念
礼制中，凡权力，都是“上”对“下”的绝对特权。有了权，就有了权辖范围内的一切，就可为所欲为、言出“法”随。尽管今日“公仆”之“公权”本质上非昔日“官爷”的“特权”，但由于官本位制度缺陷及法治信仰缺失，国人对“权”的观念并未改变，“当官发财、光宗耀祖”，“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些古今“醒世名言”的流行便是证据。国人对“官”仍是既畏惧又欣羡、既憎恨又顺从，骨子里，还是极度崇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当大官，全家荣耀、全乡光荣、全县共荣。只要当过一届市长，就是终身市长，退休变成老头，还是“老市长”。“市长是我同学（哥们、战友）”，这是酒席上最牛的宣言，会让全桌人肃然起敬。
一些人习惯用阶级分析法把腐败官员与平民百姓对立起来，这是不正确的。“官”来自“民”，社会有什么“官念”、官场上就有什么官员,这是鲁迅早阐明的道理。一些人千方百计考官、买官、跑官，甚至以博士教授身份争官，看重的就是“权”背后的“势”、“威”、“名”、“利”。他们一旦当官，必将“公权”视同“私权”，拉帮结派、徇私舞弊、权为己用、利为己谋,甚至连传达都换上自己的“关系”。这样的官，要是不贪，反倒是不可思议的。许多官员大肆索贿，不仅为敛财，更为“考验”部下忠诚度并享受被“朝拜”的感觉。文强坦言：谁送钱，记不得了；但谁没送，却记得清清楚楚！
贪官必有淫威，所以，国人可痛骂八杆子够不到的巨贪，却绝不骂管着自己或自己有求的小贪。讨好而不得罪“现官”，是国人一贯处世原则。官员的孩子，从上幼儿园起，便会受到特别关照；一些官员秘书、亲戚甚至“山寨局长”都能打着官员旗号轻易谋利或行骗。为贿赂“权力”谋取私利，国人会使出浑身解数“投其所好”：爱钱的送钱、贪色的送色、好文物的送文物，办法多的是。国人不信世上有“不吃腥的猫”、不爱财的官：咱们的“神”都能贿赂、“鬼”都能收买，何况这肉身官员了（这便出现中国老太向美国移民官当场送钱、当场被捕的“纽约故事”）。那些暴发户托人办事时，总会甩出一句：哥们，钱不是问题。这样，一面是相信“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贪官，一面是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刁民，再加上众多趋炎附势者铺路、搭桥，一桩桩非法交易便谈成了。当然，巨贪们也由此一路顺风地走上了“黄泉”路。分析一下典型案例就会发现，如果没有拍马者助力，那些高官的脑袋可能还在项上呢！
３、“孩子摔了跤，首先打板凳”——国人的责任观念
封建礼制中，凡属责任，都由“下”对“上”无限承担。由于“礼法”维护的是权贵利益，护法自然是“肉食者”的责任了，百姓从来都是被强制担责的。这种强加的责任，当然不会内化为素质，由此便形成了梁启超所说国人凡事“责群不则己”，不承担或尽量推卸责任的习性。当年在文革中无论做了多少恶，一句“万恶四人帮”，就都变成受害者了。此传统延续下来，除非有强制要求，今日多数国人仍是不愿承担护法责任的——“枪打出头鸟”，凭什么我出头维权，成功后利益均占？明哲保身的结果，是姑息养奸，今天受害者是他人，明天就轮到了自己。众人皆不制止甚至纵容参与腐败，腐败者便愈加猖狂——这和某些地区小偷变明抢是同样的道理。腐败者愈猖狂、国人受害愈严重、怨气便越重，责任的板子便统统打到了“体制”上。“体制”当然有责任，但这并不能减轻公民个人的责任啊！
中国的孩子跌倒了，大人打板凳；板凳无语，孩子消气了。自己被腐败了、甚至参与腐败了，都怨“体制”；“体制”无语，自己便“正义”了。国人沿循这种逻辑思维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真正的公民责任是怎么回事。国内某些城市重复车检、且以车检为名乱收费，司机们年年骂、却年年照交费。在一些非洲国家，华人正是因此成为当地官员、警察和黑社会轮番敲诈对象的。学界一些“著名学者”，一面与学术腐败共舞，靠抄袭剽窃炮制泡沫学术盗名窃利，一面也把责任推到“逼良为娼”的学术体制上，自己装出一副“良家妇女”的样子。这种表演看着便叫人恶心！目前的学术体制反学术不假，但它正是在自觉“为娼”学者们的鼎力支持下，才得以存续并强化的。退一步说，这个体制问题再多，也没糊涂到允许你抄袭呀！
４、“违章逮不住，那叫本事”——国人的法律观念
尽管今日之“法”本质上非“王法”，但国人膜拜权力、漠视责任的传统观念，却必然导致了对法的实用主义态度。在一些官员眼中，“刑不上大夫”，立法的目的就是治民。《士兵突击》中的七连长，他定的规矩自己却忘掉了，就因为它原本是约束战士的。典型例子是某些交警：上岗严查别人违章，下班自己却开车违章。而在百姓眼中，法是强加于己、约限自己利益的，当然更不会自觉守法了。这样，无论是官是民，国人都不敬畏法律，更不会信仰法治。当法利于己时，国人会非常重视；当法约束甚至影响自己利益时，国人就会像对马路上的红灯一样，视而不见。更有甚者，国人对其公然违法行为，不仅没有忌惮，有时反而像孙悟空偷吃蟠桃一样感到骄傲呢！
从官的角度讲，行使特权，就是为显耀自己的特殊身份。现在官员出门不能鸣锣开道了，于是，弄辆警车，也照样威风。地方交警、公路收费员必须牢记当地政要的车牌号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前不久，某地三局长乘一警车牌照轿车被“收费”了，局长们便大打出手。局长震怒的原因当然不在区区5元费用，而是你小小收费员竟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
某些官员敢公开违法且自豪、百姓就敢偷偷违法且同样自豪。于是，能从监狱中“捞人”的，那是大“牛人”本事；敢酒后开车的，那是小“牛人”本事；老老实实守法，那只能表明你没本事，甚至会遭人斥责。某作家从美国接受法治精神回国，空旷马路上遇红灯自觉停下，结果后面的喇叭一起怒号连带一句京骂。在国人眼中，老实守法，绝对是傻X！当然，真正“牛人”，则是违章、违法而未被逮住的主。他们中有的已成为职业的腐败“肩客”，某些地方政府“跑部钱进”，有时还需依靠他们。在各种聚会上，常遇这种自吹其本事的“牛人”。可悲的是，尽管“牛人”违法侵犯的恰恰是其他公民的利益——譬如，酒驾者可能撞倒我们的亲人——但这不妨碍利益被损害者对其鼓掌！在此类场合中，我从未见到一个人（当然也包括本人）对其“鼓倒掌”的。
违法行为，任何国家都不鲜见；但如此违法不当事、反以为荣者，却绝对鲜见于法治国家。北欧一留学生的房东只听广播不看电视，一问方知，她停止交费了。留学生说，你就开机看一会，反正没人知道。女房东听后，瞪大眼睛，半晌没说出话来。中国法官曾向美国同行请教如何解决“执行难”问题，对方楞是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有位教授在课堂上大讲“美国人傻”时举例：自己在美国“买”一台摄像机，给亲戚录完后便“无原因退货”了。当我听说此事时，自己脸上竟感到火辣辣地红！
５、“中国人，面子要紧”——国人的面子观念
中国人的“面子”是被美国传教士明恩浦“发现”的，他的《中国人的素质》第一章辬题就是“面子要紧”。面子的确是理解中国国民性与儒家伦理的一把钥匙。“讲面子”范围限于情缘关系、“讲面子”法则基于礼义规范，这些都与儒家相关。吴思先生独具慧眼，创造了“潜规则”概念，但他将其视为与仁义道德背离的“规则”时，却不得要领。因为传统的“潜规则”，就是在情缘关系中公开实行的“礼规则”，其中便包括利益共享、彼此互敬“给面子”法则。今日中国，封建“礼纲”废除、甚至颠倒了（如“媳妇虐待婆婆”），但“礼义”规范却以“面子法则”方式承继下来了。根据面子法则办事，绝非都是腐败，但它却为中国式腐败提供了一条合“礼”有“义”的程序化路径。
眼下，各种校友、战友、同乡聚会，其“醉翁”之意大半在续结“情缘关系网”上，而“网纲”，就是“权力”。各种聚会上，按官职排位；讨论议题时，官大者份量最重：名校校庆如此、同族议事亦如此。这种官本位的“面子”绝不是白送的，它要求权力拥有者承担相应“给面子”义务，即将其权力与同学、战友、哥们、亲友分享。因此而获小利者，道一声“谢谢”便了事，这属“干巴人情”；因此获大利者，则必送厚礼，尽“打人情”的责任。这样，一套“讲面子”程序走完，某些违法交易双方既牟取了私利，又赢得了“会办事”、“够哥们”、“讲义气”的美誉。
行贿并非国粹，“黑金”各国皆有。但如吴思先生所说，国人一旦给“黑金”包上“红纸”，变成“礼敬”，就将“贿银”变成了必须“笑纳”的“礼金”了。“给面子”，把丑恶的权钱“交易”变成礼尚往来的“交情”，确是中国式腐败的一大特征。一些巨贪之所以能日进斗金，就因为只要他肯“给面子”，就有无数“关系”愿排队“送银子”。而对那些清廉官员而言，这面子法则却可能使其良心天天处在煎熬中。譬如当老同学、老战友、老领导以及哥们弟兄亲朋好友轮番出面请他“给个面子”的时候，他就是想不知法犯法都难。因为有些面子是必给、不给不行的。不少品质尚好的官员之所以在“高危岗位”上一茬茬地倒下，实际上就是被面子法则打倒的。
人们或许会感到疑惑：不畏法律的国人，为什么对这面子法则反倒敬畏如此呢？这是因为面子体现着国人的荣辱观念，丢什么，也不能丢面子。如一位德国教授“发现”的：中国人的“面子”不同于西方“体面”，它是在情缘关系中的“复数”存在。国人是否守法，只是个人行为；而是否讲面子，却牵扯到情缘关系中所有人的荣辱。如不给某人“面子”，便是不给某群人“面子”，就要受到“不仗义”的舆论制裁，这就会出现变成“公敌”的情况。譬如，文强向派出所长明说某黑老大是自己的哥们，此后，再执法得罪了黑老大，那就是不给文强面子。在这个“讲面子”过程中，党纪国法、法治正义、社会公德等等，统统被丢到爪哇国去了。当然，如有人破坏规矩，收了钱不办事，这时，行贿者就可撕破面子了；而一旦撕破面子，法律威力就彰显出来了。如果巨贪们能按“规矩”办事，在面子法则庇护下他们可能依然是“优秀公仆”呢！实际上，国内某些地区揭露出的贪官少，未必是腐败不严重，只是官员间关系网盘根错节，被面子法则罩着而已。
６、“兔子不吃窝边草”——国人的私德观念
私德是相对公德而言的。公德维护的是法治规范，私德维护的是礼制规范。是否践行公德，与面子无关；是否践行私德，与面子有关。“私德”不姓“公”，所以，对损害公共利益的腐败现象，私德不仅不制止，反而会助长、纵容。譬如国人吃请，对方是“私款”、还是“公款”，这是要搞清的“首要问题”。私款请客，点菜别太贵，意思到就行了；公款吃喝，千万别客气，“不吃白不吃”。以此类推，凡损公肥私的腐败行为，私德是不会干预的。但“私德”也是“德”，儒家伦理更是讲“爱”的，“仁者爱人”嘛。有私德约束，一些丧尽天良的腐败行为总不该发生吧！像豆腐渣工程，一旦楼倒路垮是要死人的。但给了回扣，这种工程就能评上优秀。像假药之类产品，拿了好处就批文，简直等于参与谋杀。贪官为什么缺德如此呢？这就涉及私德的外延问题了。私德或儒家仁爱是维持情缘关系的，它有“德”有“爱”，但又有“边”有“界”。《礼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而亲毕矣”。亲既毕，爱即止，道德即失效。因此，国人对“五服”之内的亲戚，是要讲仁爱的，否则便是“六亲不认”；但“五服”之外的陌生人，理所当然漠然待之了。“兔子不吃窝边草”，说的就是再缺德也不能害乡亲。至于是否“吃”了外面的“草”，甚至成为江洋大盗，乡亲们是不闻不问的。因此，那个竭力让患者“搭桥”的医生，是绝不会让自己父母“搭桥”的。基于这种现实，认识一个医生哥们还是“必须的”，关键时刻，基于私德，他会告我们实情。问题是，事关百姓生存安危的领域太多了，我们能认识如此多的懂行哥们吗？
五、中国式腐败的治理对策
反腐败是世界性难题。与国内反腐专家只盯住制度建设不同，国际反腐专家更看重文化建设。同样悠久民主政体的北欧与南美国家间的巨大廉、腐反差证明：一个国家的廉洁政治程度与其廉洁文化程度正相关。这道理很简单：反腐制度，最多能让人不能、不敢腐败，而廉洁文化，则使人不想、不愿腐败，当然也就没有腐败了。这和人们不想加塞也就不存在加塞是一样道理。制度是表，文化是本。假如人人有贪腐之心，制度再好，也将失效，包括国内许多学者迷信的票选制度。我在巴西时曾问过当地朋友：为什么明明知道是贪官，选民还选他？答曰“选民也受贿”。
北欧国家的清廉则让人吃惊。近期有报道，芬兰公务员考试，答案就在试卷背面，供考生交卷前参考，却竟然没有作弊现象发生。多年前，中国一法官培训班，请北欧国家法官授课，讲到该国二百年来无一法官枉法时，中国法官提问了：这是为什么呢？对方语塞。想了一下说：这可能与我们的廉洁文化传统相关吧！中国法官愤怒了：您这意思是中国法官枉法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对方赶紧说“不”并致歉。坦率地说，我为这位法官廉价的爱国精神感到悲哀。事实的确如此，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客观上支持着中国式的腐败。儒家中“开”不出任何现代法治民主文化基因，凡鼓吹全面兴儒的言论，都属误国误民的欺世之论。
这里绝没有全盘否定儒家的意思。我早已公开发表如下观点：其一，从维护中国封建制度角度讲，儒家曾是伟大的价值体系。它以德辅法、减少了治国成本，使中世纪中国专制而不黑暗、文明而不野蛮，这在同期人类史上，绝对是奇迹。其二，儒家在当代仍有积极方面。经济、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代中国，之所以能保持稳定，儒家伦理功不可没。其三，传统是打不倒的、“孔家店”是砸不烂的。把传统“打到”一百辫、“孔家店”“砸烂”一千次，我们仍生活在传统中、住在“孔家店”里。文革已证明，无文化比传统文化更可怕，国人一旦彻底“破四旧”、无法无天，后果必是灾难性的。
传统只能在延续中变革、文化只能在变革中发展。我们厘清中国式腐败与儒家文化的内在关联，目的就是要“顺天应变”，保留儒家的积极因素，扬弃或变革儒家不适用法治社会的内容。核心任务，是弃“礼”归“法”，去“私德”、建“公德”，以法律与公德为公民善恶荣辱的统一德性辬准。《论语》说得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近期有报道，芬兰公务员考试，答案就在试卷背面，供考生交卷前参考，却竟然没有作弊现象发生。，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遗憾的是，这里的“德”和“礼”非今日之“公德”和“法律”。如上述实例所证明的，今日“有耻”维护的，恰是礼制规则，当国人不给哥们面子时，便会感到“道德压力”；反之，今日国人“无羞、无耻”的，恰是各种违法行为。违“法”而无羞、无“礼”而有耻，这正是中国式腐败之文化渊薮。如果这种局面不彻底改变，恕我直言，任何制度反腐努力都将付诸流水。
孔子确是“至圣先师”，他的“格”字便用得妙极。“格”，就是要自觉就范、各归其位。如果国人能自觉因“有耻”而守法，彻底解决道德“两层皮”问题，那么，违法腐败现象便会大幅减少，“从众腐败有理”论也会消声匿迹。证明这一点的实例是：尽管同样违法，小偷却从不宣扬“从众偷窃有理”——我被偷了所以去偷人——更不会公开显耀偷术。原因是，对偷窃、抢劫之类犯罪行为，古今刑律一致、“礼”“法”内外一致，不存在评价分歧问题。
那么，如何对国人观念进行“格式化”改造呢？这却是一件知难行更难的事情了。鲁迅先生为此而努力了一生。当代学界新左、新右、新儒家，虽彼此争斗不已，但在否定鲁迅批判国民性这点上，众多学者却立场一致。这令我倍感悲哀。中国拥有的是鲁迅而非赛义德，这是值得我们民族庆幸的事情。如各派学者真诚期盼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文明强国的话，那就理应继承鲁迅精神，批贪官、也批“刁民”，批“精英”、也批“国粹”，无情批判社会、也无情解剖自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扬弃礼制“旧我”、塑造法治“新我”，以此促进国民素质现代化；而不是借高调反腐兜售各自“主义”药方，遮掩问题本质、作阻碍民族进步的“反动”学派。
当年的儒家精英，“修齐治平”，竟能把肯定差等礼制的思想融化到国人血脉中，把孔子诸多近乎乌托邦的“愿景”给实现了，使中国百姓能自觉克己维护了二千年的封建制度，创造了中世纪的辉煌；当代有家国情怀、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也理应继承这种“以天下己任”的精神，把肯定公平正义的法治观念渗透到国人灵魂中，完成把国人从“臣民”变成公民的启蒙使命。凭借现代比古人强大无穷倍的思想传播手段，我想，这个任务是不难完成的。
当然，我绝不轻视制度反腐的努力。新加坡和香港的经验证明，廉政文化与廉政措施同时建设，辬本兼治，是取得重大反腐成果的关键。中国在这方面是有政治优势的。解放后的革命时期，正是靠政治规范冲垮礼制规范的；今天，凡遇抗震救灾时，再贪的官也不敢寻租、再黑的医生也不敢要红包，也是靠政治纪律约束。这不是提倡运动反腐，但非常时期，借鉴重庆铁腕治警经验，借助强大舆论支持，对官员加大政治约束是非常必要且可行的。凡干部违法，罪加一等；公检法人员违法，罪加十等。这里“加”的，便包括组织纪律措施。譬如，可由警备区与警督联合执法，专查违章特权车。一经查实，相关人员一律摘去“官帽”；丢了“官帽”，还有什么“官威”呢！打击特权违法、提高法治威严、可有效削弱腐败滋生的社会基础。
各种动议、拟议中的反腐制度，如反腐败法、公务员财产公示法、监督法等等，应尽快出台。反腐败法中，要对可能影响公共利益的礼品价值上限（如上限不能超过几十元）、可能导致腐败的回扣方式（如暗扣变明扣）等做出明确限定。要惩治“单位行贿”行为，现在一些大手笔腐败行为，往往是单位甚至一级政府集体决策的，必须让有关领导因此领刑。同时，应像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一样，清理并大幅减少各种评奖、评优和基金项目（保留百分之一、二便足够了），以减少权力寻租机会。当然，法治教育是最基础性的工作了，让孩子形成违法可耻、腐败丑恶的价值观，对遏制成人腐败可生奇效。沈浩女儿给爸爸那张“不做贪官”的字条，我想，比廉政措施更管用。
此外，根据中国式腐败的特点，还需制定非常规措施。建议有二：一是借鉴美国FBI反腐经验，“卧底反腐”。即由反贪局人员潜入企业，伺机向官员行贿并取证。对于某些常规难以突破的腐败领域或腐败人物，这一手非常有效。同时，应允许公民特别是新闻记者对权力部门进行“钓鱼”取证。二是建立“廉政期箱”制度。权力部门干部每人每年可向箱内存放自己收取的礼金存单等材料，并说明情况，同时检举他人受贿情况。该箱封后存档，三或五年后开箱。期间案发，可提前开箱，以证清白。此法利用“囚徒原理”秋后算账，可有效避开面子法则，让贪官“半夜”害怕“鬼叫门”。它对遏制腐败窝案或“遵命”腐败案，保护廉洁干部肯定有效。企业也可申请此箱，被逼“进贡”时可“秘密”告状；一旦事发，可免除行贿罪责。
无论何种办法，都未必能立竿见影。但有法可依了，就可逐步上禁“法”条了。目前严打酒驾行为，只是把交通法规落实了，犯事概率加大了，哥们便不会拍胸劝酒了。同理可推，只要反腐力度加大，“出事”概率增加到3-5%，使“送礼”变成给哥们“送手铐”时，中国式腐败现象便会停止蔓延了。当然，这样做仍是“民免而无耻”，而当小学生都懂得违法可耻时，中国的腐败现象便可根除了，因为公民们皆“有耻且格”——哪些守法、护法公民感到有面子，哪些违法腐败者感到丢面子了。
第四篇：浅论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及其遏制对策解读
浅论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及其遏制对策
摘要：刑讯逼供在我国并不是一个新兴的词汇，它由来已久，随着时代和法制环境的变迁，其表现形式和价值基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4年，我国宪法确立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人权保障的加强和形式诉讼证据的完善都使人们意识到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的弊端，遏制这一现象几乎成了人们的共识和盼望。而想要遏制这种现象，就必须探究其产生的原因，并以一定合理的方法抑制这些原因的发生。但是，刑讯逼供这一现象产生的历史悠久，结合我国现实国情，想要一蹴而就地根除刑讯逼供现象，是不现实的，尚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关 键 词：刑讯逼供
产生原因
遏制对策
“毒树之果”是法律人耳熟能详的一个专业术语。这是美国刑事诉讼中对某种证据所做的一个形象化概括，意指“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所获得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口供，并获得的第二手证据（派生证据）”。以非法手段所获得的口供是“毒树”，而以此所获得的第二手证据是“毒树之果”近年来，随着赵作海案、佘祥林、杜培武等一系列刑事冤案的频发，如何有效防范和治理非法审讯尤其是刑讯逼供，成为我国刑事法制改革的重点。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已经形成共识，应当建立健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源头和动机上遏制非法审讯尤其是刑讯逼供。2012年颁布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从立法上，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遏制刑讯逼供方面迈出了重要且坚实的一步。
一、立法与实践的缝隙
尽管无精确的数据加以佐证，但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刑讯逼供引发的错案、冤案的存在仍然是不争的事实。在一项调查中，研究者对50起刑事错案进行了分析，存在“被告人虚假供述的”，高达47起，占94%；存在“侦查机关不当行为的”，有48起，占96。在这50起刑事错案中，4起已经法院或检察院正式认定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占8%；43起案件虽然未经法院或检察院正式认定但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占6%。
由上述数据不难得出，即便修法，当今刑事错案跟刑讯逼供仍然存在着很密切的关系，把刑讯逼供获得的口供作为定案根据往往是造成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①
防范刑讯逼供是所有刑事诉讼参加者的的共同追求，也是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的重要追求，但是在打击犯罪这一更为现实和迫切的司法追求和体制内不合理的政绩考察的环境下，防范刑讯逼供的共同追求并不能消除个案当中所显现的多种状态和考量。立法与实践之间出现了具有一定张力的缝隙。
二、刑讯逼供的概述及其危害
（一）刑讯逼供的概念
探求刑讯逼供的产生原因和遏制对策，首先应当理清其概念。因为程序的运作依赖于其基本概念的明确、规范与清晰。“刑讯逼供”这一概念的不清，可能会导致实践操作中出现两种偏向：一是对“刑讯逼供”进行不当的缩限解释，将“变相刑讯逼供”排除在刑讯逼供的概念之外；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对刑讯逼供进行不当的扩张解释，将凡是不规范审讯一律视为刑讯逼供②
在《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一条，对刑讯逼供做了如下界定：“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述，蓄意使某人在肉体上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的，或是在其唆使、默示或同意下造成的。”基于此界定和其他学者所作出的定义，③笔者认为：任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涉嫌一般违法行为人造成身体伤害的行为以及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涉嫌一般违法行为人睡眠、使其挨冻、受饿、罚站、长时间不间断询问等其他不人道或有损人格的行为，造成对象身体或精神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都是刑讯逼供行为。
（二）刑讯逼供的法律特征 1.刑讯逼供的主体
实施刑讯逼供的主体要求具有特定的身份，即具有特定的公职身份——司法工作人员，包括有侦察、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并且这些主体在实施此类行为时是在行使其职权。
2.刑讯逼供的手段
实施刑讯逼供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手段：一是肉刑，即身体刑；二是变相肉刑，如疲劳审问或是对感官进行不当的强烈刺激；三是精神压迫，即通过各种手段对其精神造成压迫或折 ①② 何家弘、何然.刑事错案的证据分析——实证和经济分析[J].政法论坛，2008.龙宗智.进步与问题——评关于刑事证据的两个规定[J].中国法学，2010.③ 蔡世鄂、谭明.论新刑诉法对刑讯逼供的遏制[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3.磨，迫使其不能承受而招供。
3.实施者主观上应为故意
此特征要求行为者是以逼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一般违法行为人的供述为目的，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其行为具有违法性。
4.刑讯逼供的对象
刑讯逼供的对象从实践和立法上概括，包含了以下几类主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人、证人、及其他与案件有关的人。
（三）刑讯逼供的危害
刑讯逼供的危害不仅体现在办案结果上，还体现在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和对整个国家法治文明环境的潜在威胁上。
1.对受讯者造成的危害。总所周知，身体刑是刑讯逼供最常用的手段。刑讯逼供首先会给受训者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或缺损。其次会给受讯者及其家人带来很大的精神痛苦。
2.对社会造成的危害。首先，刑讯逼供严重破坏程序公正，践踏公民基本权利；其次，刑讯逼供的存在，会阻碍案件客观真像的发现，造成冤假错案，降低刑事诉讼效率；再次，刑讯逼供的屡禁不止会严重降低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基本信仰，损害司法权威。
三、刑讯逼供产生原因探究
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任何现象的发生都有引起其发生的原因。是故，想要根除这一现象，就必须理清其产生的原因从而对症下药。以下笔者将从立法和司法两个领域阐明其产生的原因。
（一）立法上的不完善
1.立法背景。在过去的司法环境中，重实质轻程序一直是刑事诉讼的一大弊端，刑讯逼供作为一种程序性的法律现象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对比显著的是我国对实体内容的立法充分而明确。同时，立法对程序上违法行为规定的救济措施不足。
2.在法律设置上，我国《刑法》第247条明确规定了刑讯逼供罪，但对刑讯逼供这一概念的外延界定并不明确，为刑讯逼供的发生留下了很大的漏洞。在司法实践中，常会出现司法工作人员通过默示、默认的方式让警校实习生、非司法人员的协警、甚至是牢头狱霸参与到刑讯逼供中来，以逃避法律责任的追究。其次《刑法》247条对刑讯逼供行为的客观表现形式表述得也并不完整。最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不完善，司法实践中被告人何犯罪嫌疑人很难就其受到刑讯逼供进行有效举证。
（二）司法实践中合法程序的缺失 从实践发生的案例来看，易发生刑讯逼供的环节有三个，一个是确定犯罪嫌疑人时，二是采取强制措施时，三是讯问过程中。①结合对这三个环节的考察，深究其诱因，可得出以下结论：
1.侦查中心主义的诱导。我国多年来实行公检法三机关协作配合、流水作业的诉讼模式。这种模式的生命力根植与侦查机关较强的立案过滤器功能。这种过滤功能能使侦查行为具有较高的准确度，侦查结论容易赢得其后检察主体和审判主体的信任，在事实上形成了“侦查中心主义”。刑事侦查结束后的审查起诉结论与起诉结论、审判结论大体一致。如此，侦查权、法律监督权与审判权三权之间的制衡作用不突出，侦查权主导了刑事诉讼流程，边缘了法律监督权和审判权。这样就使得刑讯逼供在事后难以得到有效监督。
2.传统法律观念的催生。
（1）有罪推定思想的反复和无罪推定思想的缺失。在司法实践中，影响程度较小的案件，大多数侦查人员尚能把控无罪推定的思想。但一遇大案、要案时，“为维系侦查机关乃至地方党委政府的威信、维持社会安全感，“命案必破”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侦查机关在重大案件中采取刑讯逼供的倾向。侦查人员在获取一定案件线索之后，往往容易先入为主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有罪推定。通过事先假设侦查结果，逆向地通过线索来完成对结果的拼凑。
（2）口供定罪方式由来已久。在我国实践中，口供这种证据一直被赋予很高的评价。我国自古就有“无供不录案”②的诉讼原则。因为在人们使用司法证明手段还不多元化时，口供这种方式还是具有很高的价值。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物证技术的产生，口供的客观价值日益下降。但是在办案人员的主观认识中，依然没有摆脱口供主导案件结果的办案模式。在这种办案模式下，获取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口供，就成为了司法工作人员在侦查过程中的工作重心。面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闭口不谈、绝不承认，刑讯逼供成为了办案获取口供的最佳途径。时至今日，口供依然受到大多数司法工作人员的青睐，刑讯逼供的频频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3.客观条件的限制（1）侦查技术的落后
我国的刑事错案主要集中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这些地区侦查技术设施和手段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较大差异，对物证技术的重视和使用能力更是有明显差距。另外，国家在此 ①② 夏黎阳、王艳阳.防范刑讯逼供的制度机制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无供不录案”出自《逆臣录》，明初蓝玉党人的供词，明太祖赦命翰林官撰录.方面的司法投入不足，物证技术人才资源分布不均。在这种缺钱、缺人、缺技术的情况下，侦查人员也只能通过依赖口供的方式来进行破案，刑讯逼供也就频频走入人们的视野。
（2）不合理的侦查绩效机制
侦查机关的工作绩效是侦查人员办案的主要驱动因素，侦查绩效是评价侦查人员的标尺，“破案期限”和“破案率”是戴在侦查人员头上的紧箍咒。这些侦查绩效直接关系到侦查人员的个人收入、职位评定和级别调整。某些不合理的绩效设置，无形中给案件侦查人员，尤其是在大案要案中，带来了巨大的办案压力。为保证绩效达标，通过刑讯逼供获取证据来取得案件进展，成为了侦查人员可选的最简单的方式。效率与公正的失衡在此类问题上被体现的淋漓尽致。
四、刑讯逼供遏制对策探讨
刑讯逼供，是人类司法文明的一大毒瘤。两大法系的刑事司法制度史，都绕不开刑讯逼供这一重大问题。两个世纪以前，贝卡利亚就曾指出，“这种方法能保证使强壮的罪犯获得释放，并使软弱的无辜者被定罪处罚。„„刑讯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奇怪的后果：无辜者处于①比罪犯更坏的境地。”美国加州伯克利警察局的一名前副队长W▪R▪基德也承认，“在三级审讯之下，对犯罪嫌疑人而言只会发生三件事：1.告诉你想要的一切。2.在暴烈的三级审讯之下发疯。3.死亡。”②
刑讯逼供作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上的顽疾，是2012年颁布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所要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新法从多个角度设计了刑讯逼供的解决途径，可以视为其最大亮点之一。这些制度包括了：（1）第50条规定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2）第54、56条、57条、58条、117条确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3）第83条、91条、116条规定的限制预审讯问程序。（4）第121条规定的讯问过程中录音、录像制度。
法律的修改，虽然在立法上已经能够实现对刑讯逼供的遏制，但仔细考量会发现，防范刑讯逼供的制度机制运行得并不乐观。其根本在于新刑诉法的实施效果实质也依赖于制度的土壤，这些土壤包括的前文所述的固有办案模式、陈旧的法律思维和客观的限制因素。因此，遏制刑讯逼供，应当以一个新的视角来进行探究，即改良刑诉制度机制运行所根治的土壤——我国的刑事司法环境。
（一）从侦查中心主义向审判中心主义推进 ①②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39—40.[美]理查德▪A▪利奥.警察审讯与美国刑事司法[M]刘方权，朱奎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37.如前文所述，我国多年来实行公检法三机关协作配合、流水作业的侦查中心主义诉讼模式使得侦查权、法律监督权与审判权三权之间的制衡作用不突出，侦查权主导了刑事诉讼流程，边缘了法律监督权和审判权，使得刑讯逼供在事后难以得到有效监督。因此，需要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刑事诉讼三机关之间的制约关系，打破过去协作配合、流水作业的诉讼模式。在制度上将检察机关的职能中心由“起诉”向“审查”倾斜，加强法院独立审判能力，以形成案前预防、案中监督、案后及时救济的循环链，将刑讯逼供的监督问题落到实处。①
（二）改变传统法律观念 1.改造回溯式侦查思维
侦查过程其实是一个回溯式的复原案件全貌的过程，它通过不断的提出假说、验证假说、推翻假说、再提出假说、再验证假说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方法，排除所有合理怀疑，用现有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由于有罪推定思维的反复和无罪推定思维的缺失，办案人员往往会在“作案人假说”阶段对嫌疑人进行有罪推定，陷入“取证偏见”，先入为主、片面取证，为了证明其假说而取证。因此，改造回溯式思维的一个点位就在于要求侦查人员注意甄别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不盲信其证明力；完善检察机关审查只能和庭审阶段的质证过程，尤其是证人出庭作证极需被落到实处。通过侦查人员的自我约束、检查机关的诉前审查和审判机关的诉中监督，来改造侦查人员过去的侦查思维模式。
2.增设口供取得难度
如前文所言，侦查人员之所以如此重视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口供的取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口供的证据价值高，容易取得。“口供主导案件”依然在刑事诉讼中扮演着自己“中流砥柱”的角色。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不能否认口供作为刑事证据本应具有的价值。其次可以考虑两个点位：第一，增加侦查人员取得口供的难度；第二，增加侦查人员在讯问时的监督措施。
我国于1998年批准加入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第14条第3款规定：“任何人有权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该规定涉及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问题。“实施沉默权制度是无罪推定的必要延伸”②陈兴良教授认为：“从某种意义上，如实供述义务与是与无罪推定向矛盾的，应当以沉默的权利来代替供述的义务，保证无罪推定原则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但是，沉默权制度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法律理念以及伦理价值观念等一系列问题。就现阶段而 ①② 郑重.刑讯逼供的成因及其解决路径探究[J].法治与社会，2014.张克勤、金泽刚.对沉默权规则的理性呼唤[J].政治与法律，2000.言，一步跨越到沉默权制度上还是不现实的。因此，立足于现实，设立符合我国现阶段的“沉默权”制度就显得更为重要。在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1）变“如实回答义务”为“鼓励自愿供述制度”，沉默权既然是一种权利就既可以主张也可以放弃，建立沉默权的最终目的不是希望所有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都守口如瓶。①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刑法》也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的，可以从轻或减轻相应刑事处罚。所以在沉默权问题上，应当对从宽从严情形进行重新定义：沉默是其权利，不会因此而从严，但自愿供述可以从宽处理。（2）没有权利告知程序在场，上述制度可能流于形式，所以应当规定司法机关必须有主动告知义务，我们可以从美国“米兰达规则”中找到相应借鉴。
我国的刑讯逼供错案制造者们并非都是刻意的去陷害无辜者，而多是出于公心，亦或是侦破案件和打击犯罪的目的。经研究表明，我国刑讯逼供案件，大部分有以下特点：（1）几乎所有的刑讯逼供案件，都采取长时间疲劳讯问战术。（2）地点上均发生于基层公安机关，主要是派出所。（3）除了讯问人和被询问人以外，没有第三方在场。在这种缺乏约束的环境下，面对不肯开口说话或者所说内容不能满足讯问人员要求的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采取刑讯逼供的几率也就自然升高了。因此，适度开放刑事案件，加强讯问过程的透明度，允许律师讯问时在场，形成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格局，这将是有益的预防刑讯逼供发生的外部机制。结合目前的司法现状和律师在场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可以建立起讯问时律师或家人可以再看得见但听不见的地方监督侦查人员的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检察机关的自侦部门已经采取的折中的做法：律师不能直接进入讯问现场，而是留在录音录像监控室，通过观看已做消音处理的监控录像的方式，间接实现律师在场权。②
笔者认为，通过上述两点外部制约机制，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可以有效改善侦查人员对口供的迷恋，摆脱口供是“证据之王”的固有陈旧思维。
（三）改善客观制约的土壤
1.增加司法投入，重视物证技术的作用。国家应当针对侦查技术、侦查设配和侦查人才的培养加大投入。这对于国家法治建设、尊重和保障人权、遏制刑讯逼供的产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好在近年来侦查机关加大了物证技术设备和人才的配置与运用，尤其是加强了DNA遗传基因鉴定技术等物证技术的运用。物证技术开始在各种证明手段中占重要地位，将有望成为新的“证据之王”。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状态，物证技术科技的运用程度和效果也出现了地域化差异的现象。这一点是在国家和地方层 ①② 徐旭.构建我国的刑事沉默权制度探析[J].法治与经济，2013.夏黎阳、王艳阳.防范刑讯逼供的制度机制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面亟待改善的问题。
2.调整不合理的侦查绩效机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此消彼长。一方面，公平对效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效率提高，旧的公平观仍居于主导地位，就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为在一定时期内达到公平，就要以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为了促进效率，又要以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
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与保证“破案率”、满足侦查绩效、打击犯罪、维护和保障社会安全稳定就是一对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考虑到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被确立为《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以及刑事诉讼的特殊性，笔者认为，我们应当更偏向于公平。从过去的“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向“绝不冤枉一个好人”转变。刑事侦查绩效的评价标准，不能也不应当以“破案率”、“侦办率”等固定数字为对象一刀切，更不能以“命案必破”这样的口号来衡量。它应当结合具体案情、侦办条件、涉及到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因素来进行综合考量。
五、结语
刑讯逼供不仅仅与正当程序的价值目标背道而驰，也极大程度的损害了人权。在司法文明和侦查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今天，遏制刑讯逼供行为基本已经成为学界和实务界的一致共识。仅仅为了一时破案的效率和社会未定而牺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甚至是无辜者的合法权益，造成冤假错案将会给社会的长期不稳定埋下伏笔。只有真正还原案件真相，惩罚应当惩罚的犯罪才是刑罚的真正目的。刑讯逼供这一现象由来已久，想要短时间的、一劳永逸的将其根除实属不易。它需要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个案推进，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够得到真正遏制。
参 考 文 献 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陈光中.刑事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陈光中、陈卫东、宋英辉、卞建林等.《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笔谈[J].中国司法论坛，2012.龚祥德.论口供获取与人权保障[J].河北法学，2006.杨小宁.试论对刑讯逼供的检察监督机制[J].刑事法评论，2012.夏黎阳、王艳阳.防范刑讯逼供的制度机制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 徐旭.构建我国的刑事沉默权制度探析[J].法治与经济，2013.蔡世鄂、谭明.论新刑诉法对刑讯逼供的遏制[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3.陈卫东.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遏制刑讯逼供[J].人民检察，2007.读书的好处
1、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2、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4、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达尔文
5、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6、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7、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8、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10、一日无书，百事荒废。——陈寿
11、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一日不读口生，一日不写手生。
13、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高尔基
14、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
15、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人在交谈——歌德
16、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笛卡儿
17、学习永远不晚。——高尔基
18、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志而好学，如炳烛之光。——刘向
19、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孔子
20、读书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光彩、给人以才干。——培根
第五篇：浅谈遏制农村党员干部违纪违法行为的对策
浅谈遏制农村党员干部违纪违法行为的对策
益门工业园党工委
吴友洪
胡锦涛同志曾指出：“做好农村的各项工作，不仅要靠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而且要靠一支具有良好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素质过硬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处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第一线，直接接触农民群众，只有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工作水平，使他们始终做到爱民、为民、富民、安民，才能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谐与稳定。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坚决遏制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违规违纪行为，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是实现农村稳定、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保证。笔者认为，当前必须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加强教育工作，提高干部素质。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违规违纪现象，从根本上说都是自身素质低、自控能力差造成的。因此，加强对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全面提高党员干部素质，增强道德操守和拒腐防变能力，是有效遏制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发生违规违纪行为的一条根本措施。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2006年10月14日的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切实抓好党风廉政教育，引导广大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到办事要公、作风要实、用人要当、为政要廉，进一步树立为民、务实、清廉的形象。”笔者认为，当前，各级党组织一定要把巩固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与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按照“八荣八耻”的要求，重点强化五个方面的教育：一是强化党性观念教育。通过教育，使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认识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奋斗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时期，党和政府更加高度重视和关心农业农村农民工作，农村基层干部要在坚定信念跟党走的同时，解放思想、振奋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抓住农村发展的新机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巩固好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二是强化宗旨教育。教育广大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工作中既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又真抓实干、勤政为民，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三是增强政策观念教育。通过学习，使广大农村基层党员干部掌握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和发展部署，带头执行政策，严格按政策办事，不胡乱决策、不盲目蛮干，并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做好宣传，为村集体正确决议的顺利实施扫清障碍；四是强化法纪教育。要抓好两个《条例》、《实施纲要》和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使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自觉用党纪国法约束和规范自己的从政行为，严格依纪依法办事，尊重农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改进工作方法，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增强他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善解纠纷、善消矛盾；五是强化两个“务必”教育。通过深刻领会“两个务必”原则在我们党的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使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进一步深化对“伟大的创业必须有伟大的精神”这一论断的认识，始终保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廉洁自律，求真务实。总之，要通过强化教育，使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思想素质明显提高，工作作风明显转变，决策发展能力明显进步，真正成为群众信赖的贴心人和组织农民创造幸福生活的带头人；使广大人民群众在看到实效，得到实惠的同时增强投身新农村建设的决心和信心，形成干群团结，共谋发展的和谐氛围，更好地推动农村基层各项事业快速健康发展。
在教育形式上，可以因地制宜，灵活多样。一是由县级纪委与县委组织部共同组织对村主职干部的集中培训，重在进行方针政策、党纪法规及中央重要决定的学习；二是充分发挥乡镇党校的作用，定期组织全乡镇村级主要干部参加集中培训，重点进行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和反腐倡廉警示教育；三是利用民主生活会对村两委班子成员进行思想教育，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交流讨论，沟通思想，增进团结；四是以述职述廉的方式，进行自省教育，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修为政之德。
二、健全各项制度，强化干部管理。当前，农村基层制度建设的重点应放在五个方面：一是村务公开制度。要从群众普遍关心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入手，凡属村里的重大问题、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都应采取一定的形式定期或不定期的向群众公开。公开的内容必须真实，不摆花架子搞假公开、半公开；更不能以“维护稳定”借口，拒不公开，切实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村务公开要把重点放在财务公开上，包括财务计划及执行情况、各项收入和支出、各项财产、债务、收益分配、代收代缴费用、干部工资以及群众要求公开的其它财务事项；二是财务管理制度。主要包括钱、帐分管制度，预决算制度，民主理财小组制度，会计委派或村帐乡审、村帐乡管制度，乡镇定期对村级财务审计等制度，重点要加强“会审、联签、民评”三项制度和“职务消费公示、公款报销公开、公务接待限额”新三项制度的贯彻落实；三是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如旧村改造、引进项目、大额度资金使用等，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经村级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四是民主评议制度。村级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工作及个人廉洁自律情况，都要定期进行述职述廉，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进行民主评议或民主测评，通过评议和测评，一方面及时调整那些政治素质差、领导水平低、群众意见大，不能保持廉洁的干部，另一方面促进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改进工作、提高效率、搞好服务；五是党内监督制度。要利用党小组会、支部大会、支委会以及各种专题民主生活会等形式，针对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大力发扬党内民主，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不良风气，提高党组织的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更好地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三、加强财务监督，实行经济审计。实行村级干部任期目标经济责任审计，是一种新的经济监督形式。它通过乡镇审计机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干部任期目标责任制的规定，对村级领导班子和主要干部在任职期间所应承担的财务责任、经济责任进行审查核实，并作出真实、客观的评价。这样做，有利于客观公正地核实干部任期内经营集体资产所取得的实际成果，防止少数干部虚报经营成果、骗取荣誉；有利于客观公正地评价干部任期内遵纪守法、廉政勤政情况；有利于及时发现和查处少数干部的违规违纪甚至违法行为，避免给集体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有利于对干部的缺点错误早发现、早提醒，促其改过，从而最大限度地教育和保护干部，防止因小错酿大祸；更为重要的是，实行村级干部任期目标经济责任审计，不但可为我们选任干部提供依据，而且可以促进干部作风转变，调动和保护了那些真正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的干部的积极性。
四、推进党务公开，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和谐，关键还是基层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和谐。而要实现这种和谐，就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不断推进基层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党务公开是制约党员行为规范的一个重要部分，通过向群众公开“支委会和党员大会讨论通过的关于村级重大事务的决策情况、党员职责履行情况”等党内事务，便于群众经常地了解掌握党内一举一动，促使党员干部化压力为动力奋发向上，对转变党风、作风，是一种切实有效的形式。推行党务公开，一是可以通过社会公众对各级重大决策参与监督，避免因决策失误和工作不当引起群众不满和抱怨；二是可以通过“阳光行政”、“阳光管理”，防止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出现以权谋私等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三是有利于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四是有利于避免由于村级领导班子的决策不为大多数人知晓而产生的各种猜忌和误解，实现“给群众一个明白，还领导一个清白”。
五、加大查处力度，严格依法办案。要健全纪检监察信访工作机制，分级负责、归口管理，耐心细致地做好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依纪依法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妥善解决群体访、重复访等问题，避免因干群矛盾激化而产生群体性事件，坚决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要把查处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违规违纪作为办案的一个重点，严肃查处那些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案件，与民争利，侵犯民利的案件；作风粗暴，欺压群众的案件，弄虚作假、欺下瞒上的案件；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的案件。要进一步加强对乡镇办案工作的指导，帮助他们掌握政策界限，改进办案方法，提高办案水平，做到保护改革者、帮助失误者、严惩违纪者，使腐败分子在党内没有藏身之地。
作为一个近三分之二人口在农村地区的农业大国，农民是我们党在农村的主要依靠力量，也是我们国家政权最广泛、最深厚的群众基础，没有农村的和谐稳定，就没有全国的和谐稳定，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各级党委要正确把握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所面临的形势，切实增强做好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抓好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以改革的精神深入推进并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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