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迷失与追寻
迷失与追寻
——论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根”性情结
（专业：现当代文学）
摘要：旅美华人於梨华被批评家称为“无根的一代”的表现者，她的名字更是成为“留学生文学”的代表，纵观其作品我们能深深地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根”性意识。她的作品《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更是以独特的气质，把这种“根”性意识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在《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於梨华用一双中国人的眼睛观察移民美国的中国人的生活，向我们展示了“无根一代”的困惑与追寻，也使我们体味到了海外游子们浓浓的“根”性情结。关键词：於梨华、寻根、情结、困惑、追寻
关于“寻根”现象无论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在台湾文学中都有重要阐述。一些文人学者更是借“寻根”，试图寻找在新的历史境遇下回归精神家园、解决精神危机的道路。正因为如此，对于想回归精神家园，回归祖国怀抱的早期美华留学生，“寻根”便成了反复吟咏的主体。这也使我们了解到了那个时代海外游子们浓浓的“根”性情结。被誉为“留学生文学的鼻祖”的台湾作家於梨华，更是以其赴美留学经验作为创作的首选，成功表达出了“留学生”们的这种“根”性情结，引起了文坛广泛的注意。於梨华从1953年去美国留学后一直旅居美国，这段生活成为她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中一段独特的记忆，也自然成为她创作的素材。她结合自己的丰富阅历，以其细腻的笔触展示了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痛楚以及与传统文化失去联系后的“缺失感”。她的代表作《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则真实描写了海外游子的思想、情感、心态，反映了“失根一代”的迷茫与困惑，表现出了海外游子们的“寻根”情怀。下面就从两个方面论述《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的“根”性情结。
一、失根后的困惑
“根”的意识不是狭隘的，不是某一个民族所独有的，而是全人类所共有的一种文化情结。它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得以延续的必要条件。可以说“根”是任何一个民族的灵魂。作为台湾人也好，作为香港人也好，也同样是中华儿女，需要有民族共同的“根”维系他们的生命。《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无论是海外游子牟天磊，还是与丈夫在美国生活的佳利，他们身处美国强势人群中，远离母体文化，会感到孤立，他们在精神上是被放逐的一群。正因为如此，他们虽然身在异地，心却在他们生命开始的地方——中国，并且是深深根植的地方，在美国他们有一种难以言明的“失根感”。而隐藏在“失根感”的背后，则是深深的困惑。《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处处描写了牟天磊从美国回到台湾后，面对眼前的一
景一物、一言一行触景生情所引发的感想，那种“觉得自己仍是一个客人，并不属于这个地方”的感觉时时环绕着他。在他的意识深处不但抗拒着美国，也同样抗拒着带有“崇洋之风”的台湾。文中曾写到牟天磊隔海眺望大陆，在他眼里“祖国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想起来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哀伤又欢喜的乡思的一种凌空的梦境”。在牟天磊的内心始终隐忍的是对祖国的向往之情，正是这种向往，让他倍感自己的生命之根似有似无，也深深地传达出了一种“失根”后的困惑。这种困惑带来的是苦闷彷徨的心情。像牟天磊这样的一代，他们因为崇洋风气席卷台湾，加之对台湾政治和经济的双从失望，纷纷涌入欧美，去往异地他乡圆黄金梦。然而当他们带着美好的理想来到美国，却最终发现美国“既非乐土，也非天堂”。这批台湾青年，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加上生活环境的突然转变，他们只能以“边缘人”的身份徘徊于东西两种文化之间。一方面是与其所熟悉的传统文化失去了联系，另一方面又无法融入西方的文化氛围中，加上生活习惯、伦理道德、风俗人情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使他们在美国强势人群中无所适从。正如像牟天磊所说：“和美国人在一起，你就感觉到你不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起劲的谈政治、足球、拳击，你觉得那与你无关。他们谈他们的国家前途、学校前途，你觉得那是他们的事，而你完全是个陌生人。”正是这样的感觉使牟天磊这样的留学生对自己在美国的生活产生了迷茫。当他回想他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后，竟没有喜悦而是“只觉得心里充塞着的仅是惶然，仅是空茫。”十几年在美国，牟天磊捡过垃圾，当过搬运工，扫过厕所，各种辛酸苦辣都尝试过了，但最后这位新闻学博士只能教初级汉语。他不明白在美国想要什么，难道仅是学成业就。不，这不是他想要的。他的理想是当作家。可在美国轮不到他去施展才华，因为他的“根”在中国。在异地美国“无根”可扎的“失根感”紧紧包围着他。为了寻求解脱找到真正的自我，他借机回到台湾，然而台湾的变化又使他有种脱节的感觉，种种所见所闻更是引起了他心里的波澜，除了校园里那几棵棕榈，一切都变得陌生。在美国没有归属，在台湾也找不到“根”，大陆过不去，就像夏志清所说，“故土大陆遥不可及，台湾太小又没有机会，而美国又不是自己的文化的土壤这些原因所带来的志气消沉”，于是，牟天磊这类无处为家处处家的漂泊者就深深的陷入了迷茫、困惑和悲怆中。他的困惑、他的迷茫我想也正是代表了那时赴美留学的所有海外学子的心声，典型突出了“失根一代”的精神苦闷。正如於梨华所说“别问我们为什么回去。为什么回去与为什么出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迷惑。”我想在苦闷、迷惑的背后隐藏是他们无法割舍的“根性”情结。
二、寂寞中的追寻
在整部《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寂寞感就一直缠绕在天磊的左右。在美国，潜在于美国社会各种场合或隐或显的种族歧视以及美国人毫不掩饰的民族自豪感，阻碍着牟天磊身
上的中国式的情思和思想行为，使他产生“失根”的孤独与寂寞，同时也使他抗拒对美国的认同。牟天磊不认同别人把美国当天堂当乐土。他对意珊说过“才回来不久，我发现一般人崇拜美国的心理到了畸形的程度，一样东西，只要沾上美国两字，就都是好的。”他更曾开玩笑嘲讽的说：“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美国的西瓜当然比中国的甜罗！”这些都是牟天磊在美国历经了沧桑和寂寞的折磨，看透了美国的现实后的真实心态。他认为美国再好，也不是中国人应该扎“根”的地方，中国才是中国人真正的“天堂”。正是这种心态使牟天磊在美国备受煎熬，他觉得“我是一个岛，岛上都是沙，每颗沙都是寂寞”。在美国他深深感到了融入不进去的寂寞，这种寂寞“比雾还迷濛、比海还浩瀚、比冰还要寒心”，为了逃避寂寞他也做过努力。他尽量不使自己闲下来，不去人多的地方，忙学校的事情，骑车兜圈子，直到深夜才回寓所，累得不能想，只能沉沉睡。但寂寞无边无际，任凭什么都填不满。回到台湾的牟天磊本来渴望在这里找到归属和安慰，从而消除那无边的寂寞，然而在这里天磊看到的是上自大学生下到厨师，都以洋为荣，以洋为美。他发现“自己仍是一个客人，并不属于这个地方”，他仍然是站在“漩涡之外的陌生客”。其实，这种寂寞感归根到底是“无根”所带来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有着共同的“根”，然而当时台湾极度的崇洋，这严重的削弱了它的“根性”。这样的时代就造成了牟天磊这一代人成了“失根的一代”。当然“失根的一代”知道他们的“根”在哪里，台湾割断不了与祖国血浓于水的亲情，他们的“根”深深的根植在中国。就如当天磊在美国佳利住处听到几张旧中国唱片时“眼泪匆促地奔流下来。” 毫无疑问“根性”情结在这里获得了一个最为真切的显现。牟天磊回到台湾虽然这里的变化让他游离在去留之间，但他从犹豫到坚定的留下来，就是坚信凭借几代人的努力，他们曾经深深值下的根会找到的。
总的来看，《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在“寻根”的出路问题上虽然表现得不是十分明了，天磊最后决心留下来为祖国的文化建设做点事，多少是因为邱尚峰的死。但是不能否认天磊这“失根的一代”对“寻根”始终抱有着梦想。有梦想就有希望，总有一天这一代人会找到自己的“根”。同时《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也传递出了台湾同胞要求叶落归根的信息，道出了他们回归大陆，祈求实现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心声，而且台湾回归大陆也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刘桂茹．在中国记忆与北美经验间游移[J]．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007○
2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
3夏志清．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序[M]． 香港：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1989○
4李斌，李英姿．“无根一代”的感伤代言[J]．林区教学，2008○
第二篇：小村官的迷失与贪婪
小村官的迷失与贪婪——太原市公布三起城中村
干部腐败案件
阅读提示
眼下在太原，“城中村”已经成了城市化进程中绕不开的一道坎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儒林近期在太原调研时对城中村问题格外关注，要求开展“太原城中村调查”。太原市委、市政府和各级党委、政府、纪委、司法机关把查办城中村腐败案件作为反腐败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大案件查处力度，确定了一批城中村重点案件，责任到人，一查到底。太原市纪委继11月初公布3起涉城中村案件后，11月27日再次公布3起已查结的城中村干部腐败案件。借机违规合作，沆瀣一气入牢笼
土地开发利润丰厚，特别是借城中村改造“133”政策，违规合作、共同开发，可以说是一本万利。
2008年9月，山西世纪龙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人杜卫东为了能够与小店区小店街办范家堡村签订合作开发该村“133”项目城中村改造工程协议及工程的顺利进行，先后分3次向该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杜润根等3人行贿234万元，其中，杜润根160万元；支部委员赵贵林40万元；报账员边培强34万元。2014年11月，赵贵林、边培强均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杜润根目前在逃。边培强、赵贵林因受贿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和五年六个月。
杜卫东的另一个身份是太原龙城电影发展（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理应模范遵守党纪国法，但却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杜卫东被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司法机关以行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房地产项目未开发，先收好处费500万
2010年4月，为了保障滨河西路南延工程的顺利进行，晋源区晋源街办北瓦窑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就地安置方案正式获批，这本是一件有利村集体长远发展的好事，可是却有人打上了歪主意。
2010年6月，时任北瓦窑村村委会主任的牛计娃，利用其协助政府对北瓦窑村进行城中村改造的职务便利，代表村委会与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城中村改造联合开发意向书及补充协议，打算对该村所属土地进行联建开发。随后，牛计娃及其妻子李润兰伙同村治保主任李海燕，副主任牛已生、李四全和出纳王建平等人，在村民、村委会不知情的情况下，以前期开发费用的名义，收取该房地产开发商好处费500万元。司法机关以受贿罪判处牛计娃有期徒刑14年，李润兰有期徒刑11年，李海燕有期徒刑7年，牛已生有期徒刑5年，李四全有期徒刑5年6个月，王建平有期徒刑5年6个月。占地冒领中饱私囊，监管不力一同问责
2007年，杏花岭区中涧河乡东涧河村被太原市政府列为 “城中村”，2012年改制为社区居委会。东涧河村原书记贾月清、原主任贾全顺，未经村民会议讨论通过，非法占地475.76亩进行开发建设牟利，并采取虚报冒领手法骗取国家退耕还林补助款56.51万元，同时对土地承包人欠缴土地承包费、租赁费2605.87万元承担直接责任。贾全顺利用职务之便，私自挪用公款14.5万元借于他人。贾月清被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贾全顺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领取国家退耕还林补助款需要层层审核，可就这中间的“把关”环节稍微松一松，造成的便是国家的损失，丢的就是自己的“饭碗”。中涧河乡经管站站长杨世卿，在处理东涧河村申领退耕还林补助款时审核不细，为其发放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知情后既不制止，也未向相关领导报告，其行为已构成失职错误，被给予行政撤职处分；中涧河乡农业办主任聂利胜把关不严，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杏花岭区林业局原副局长张国生履职不到位，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同时，对虚报冒领的退耕还林款56.51万元，责成全额退还财政。该案共涉及区、乡、村干部11人，移送司法机关5人，追缴涉案款2605.87万元。
编 后
城中村腐败露头就打
“城中村”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一种特殊的二元地域空间，村民变成了“失地的农民”，土地又变得寸土寸金。从征地、拆迁补偿到修路、建桥，村干部协助政府分配利益的项目、金额越来越大，隐匿于其中的腐败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城中村改造变成滋生腐败的“沃土”值得警醒！
从此次公布的3起案件来看，杜润根等身居服务群众最前沿的小村官，本应担当起改善民生、维护群众利益的重任，然而，他们却一步步迷失了自我，丢失了理想与信念，坠入腐败的深渊，为党纪国法所难容。太原市迅速形成并持续保持反腐败、狠刹“四风”、扫黑除恶的“三个高压态势”，对城中村中的腐败问题露头就打，必将为打赢“城中村”改造这场硬仗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
第三篇：人性的迷失与回归
人性的迷失与回归
——析《罪与罚》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形象
[摘要] 拉斯科尔尼科夫是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罪与罚》中的主要主人公。作品展示了主人公犯罪前后混乱、近乎癫狂的心理活动，从主人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堕落、迷茫、纠结、摇摆以及最终的回归。本文拟聚焦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从犯罪到自首乃至最终获得精神的新生这一坎坷漫长的心路历程，旨在探讨人性迷失的原因及其回归的途径。
[关键词] 人性的迷失；人性的回归；《罪与罚》；拉斯科尔尼科夫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一个高峰，是其第一部成功的社会哲理小说，酣畅淋漓地剖析了一个罪犯大学生的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描写了挣扎在城市底层的“小
前人物”们窘迫的生活状况及其扭曲的不幸的心灵，是一部“浸透着血和泪的社会悲剧”[1]（言1)。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罪人”拉斯科尔尼科夫出身于外省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家庭，在彼得堡的大学里读书。由于生活拮据，暂时租赁了一间狭小寒碜的陋室，后被迫中途辍学。平日主要靠母亲省下来的微薄的抚恤金勉强度日，还欠了女房东一身的债，整日“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仅怕见女房东，甚至怕见任何人。”[1](2)尽管如此，但在母亲和妹妹的眼中，他却是她们的一切，她们的“全部希望和寄托”，是她们的“天神”。因此，他苦思冥想，希望将自己和亲人以及一切受苦受难的贫穷的人们从绝望的挣扎中拯救出来。在他脑海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生存“理论”。按照他这种理论，“所有的人都被分为‘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两类。平凡的人必须俯首帖耳地过日子，没有犯法的权利，不平凡的人有权犯各种各样的罪，有权肆意犯法。”[1](256)并且他打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是可以为所欲为的“拿破仑”，而不是一个任人践踏的“虱子”，于是他残忍地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及其无辜的妹妹丽扎韦塔，继而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与内心的煎熬之中，开始怀疑起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他犹豫彷徨、苦闷抑郁，无法自拔。最终，在笃信基督的姑娘索尼雅的规劝和感化下，投案自首，被判流放至西伯利亚，获得精神的新生。
由此看来，正是上述错误的“理论”将他引向犯罪的悲剧之路的。我们认为其犯罪的主要根源就是人性的迷失。
一．人性的迷失
人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人性的这种二重性决定了人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善恶组合的矛盾统一体，矛盾成为人类生存状态的本质。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总是体现出善恶对立的两面性，正是人身上这两种因素的并存及其动态变化推动着人物性格不断向前发展并逐步走向深入。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写照，作品中人物的活动是上述两种对立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体现。深入剖析人物性格内部善恶之间的激烈冲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内核，从而更准确地理解人性迷失的根源。就《罪与罚》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而言，虽然他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大学生，但他却能够在自身十分困顿的情况下毅然慷慨解囊，倾力救助得了痨病的同学；试图保护一个陌生少女不受侵犯；他多次用自己身上少得可怜的钱来救济濒临绝境、几近绝望的马拉美多夫一家，这些行为鲜明地体现出主人公人 1
性纯洁善良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他又显得“性格孤僻，有时甚至冷漠无情，麻木不仁到了毫无人性的地步”，尤其是在其“病态”的犯罪过程中，主人公集“拿破仑”、疯子、偏执狂等类型的人物性格特征于一身，残忍、麻木、偏激的特点与其善良纯洁的天性形成鲜明对比，显得格格不入。拉斯科尔尼科夫人性中潜在的善恶两极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其重心显然在潜移默化中已经开始偏斜。
“社会的罪在于不办义务教育；它负有制造黑暗的责任。当一个人的心中充满了黑暗，罪恶便在那里滋长起来，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2](18-19)可以说，周遭环境是导致拉斯科尔尼科夫犯罪的重要原因。尽管他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聪明才智以及精神自控能力，无奈“心比天高，身在下贱”[3](53)，现实的窘迫使他无法继续完成学业，更无从谈起自己的远大抱负。他的妹妹为了接济哥哥，迫不得已，情愿牺牲自己的幸福，答应嫁给虚伪吝啬、自以为是、甚至心理变态的律师彼特·彼特洛维奇·卢仁。对他而言，亲人对他的关爱、付出和期望反而都变成了他不得不背负的一种沉重的负担。生活带来的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压抑感与长期以来形成的自卑孤僻和与生俱来的高傲——这一切令他倍受煎熬，无法排遣。他试图从中摆脱。
最终，他以自己所臆想的一套“理论”为支撑，开辟了一条挣脱困境的出路。“用一个人的死来换取一百人的生——这是很简单的算术啊!”这套理论“都是一些最普通、最常听到的血气方刚的言论和思想”。而作为大学法律系学生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曾写过一篇关于分析一个罪犯在犯罪的全部过程中的心理状态的文章。这篇文章透露出他对犯罪异乎寻常的“新见解”，这种见解认为，“不平凡的人”为了“美好未来而破坏现在，为了实现自己的思想，需要跨过一具尸体，或者涉过血泊时，他在内心，良心上允许自己涉过血泊。”也就是说这类人有权杀人，而不受惩罚。因此，正如我们上文所说，由于畸形的社会和丑恶的环境，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了荒谬反动的“理论”，直接导致他去杀人犯罪。世俗的审判并不能使他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过，反而让他下意识地不断试图进行自我保护。虽然犯罪之后他一再承受道德的谴责和良心的拷问，整日处于低迷混沌的状态，但是，一俟听到关于案件的消息他就表现得极其反常，内心深处的高傲让他一次次的运用他高明的反侦察能力来击破怀疑，暂时带来的成功喜悦并不能使他从罪孽感中挣脱出来，他一再陷入无法自拔、不能自恃的理论与道德的冲突深渊之中，他将无法驱逐的内心折磨发泄到周围人身上，甚至用不逊的言行来践踏、伤害亲人对他的关爱。他开始反省，开始怀疑自己一直以来所坚持的理论的正确性。他不知所措，惊慌恐惧、心神迷乱。他认为自己和虽然受苦但却具有博爱精神的索尼娅一样都是被社会遗弃的“罪人”，相似的境遇拉近了两个人的心灵，在索菲亚的影响下，不知不觉中拉斯科尔尼科夫开始逐渐学会接受良心的审判，并且为赎自己的罪过前去自首。
二．人性回归
与索菲娅·谢苗诺夫娜·马尔美拉托挂的相识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精神复活的开始。索尼娅是《罪与罚》中不可缺少的“道德核心”，[4](52)是衡量善恶是非的标准，是人民道德规范的化身，她仿佛一生下来就注定是一个受苦受难的人，她从来不考虑自己的生活处境是否公平，对待一切人都抱有仁爱之心与宽容态度。每个人都可以任意侮辱她，她对任何苦难、凌辱和诽谤都默默地承受着，并善于以她那顺从、容忍的道德精神和宗教信仰去化解和消除。拉斯柯尔尼科夫清楚地意识到只有承受苦难、忍受不幸才能拯救自己的良心，进而才能消除社会罪恶、实现人类幸福。索尼娅身上闪耀着的爱的光芒像冬日雾霾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迷途人的回归之路，熔化了这个孤独无助、顽固冰冷的灵魂。
拉斯科尔尼科夫在自己所臆想的“理论”和道德良心之间纠结徘徊，他思绪纷乱、狂躁不安，在极其痛苦的内心煎熬中对索菲娅坦白说：“那时我想弄清楚，快些弄清楚，我跟大家一样是虱子呢，还是人？我能不能跨过障碍？我敢不敢弯下腰去拾取权利，我是个发抖的畜生呢，还是我有权„„”，“我想向你证明的只有一点：那时是魔鬼拖我下水的，过后他就
向我说明，我没有权利走那条路，因为我和大家一样不过是一只虱子！”[1](414)显然，此刻，拉斯科尔尼科夫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自己“理论”的错误。虽然如此，但是，心灵无限疲惫的拉斯科尔尼科夫进退维艰，感到无路可走。不过，他却在精神上信赖索尼娅的指引，将“一切希望和出路都寄托在她身上；他期望她能多少分担他的一部分痛苦”，[1](417)在索尼娅面前进行自我剖析和忏悔，他迫切希望找到自我解脱的途径，因为只有索尼娅身上所具有的博爱精神才是他走向光明未来的必经之路。索尼娅对他付出的深沉的爱心令他感到一种负罪感，可以说正是索尼娅这种无私的善良和博爱彻底击破了他一向坚持的那种“穷人的骄傲”，最终，他在索尼娅的感召下投案自首。
但是，这种自首对他而言并非发自内心，对于他这样心性高傲、不甘平庸的人来说，回归谈何容易。他从不满足于生存本身，而是有着更为远大的生活目标，因此，他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认为自己应该享有比他人更多的权力；虽然由于无路可走而投案自首，屈服于“荒谬”的判决，但实际上，在他引以为耻的自尊里从未认识到自己犯有什么“特别可怕的罪恶，除了那个任何人都会碰到的简单的失策”，他无论如何都无法彻底说服自己的内心，同时内心又深受良心的折磨，“要是命运能让他忏悔多好啊，那种使他肝肠寸断、彻夜不眠的炽热忏悔，那种使人想要上吊或者跳进深渊的痛不欲生的忏悔！”[1](533-534)
在文章最后部分，主人公在发烧昏迷不醒时做的那些久久萦绕在他脑海里的梦里，梦到全世界注定要遭受一种可怕的瘟疫，那些“具有智慧和意志精神的微生物”，侵入人体，使人发疯，失去理智，每个人都认为只有他自己才拥有真理，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惊恐万分——这些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心灵意识的真实写照，也是主人公自我审视的过程，是对自己“理论”的否决；同时，也暗示着他从幻想的迷雾向现实生活的回归。他在病态混沌的状态中所构想出来的独特的“生存理论”又在自己模糊的潜意识中崩溃瓦解。
其实，生命本身就是一场善与恶的紧张角逐，在一定的伦理底线下，坚守人性，最大限度地抑制人性之恶，彰显人性之善；同时，放下对自我的过分执着，转而关爱身边的人。果若如此，那么，为迎接崭新曙光而受苦受难、痛苦等待也不啻为一种自我精神的救拔与人性的超越。
参考文献
[1]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M]，朱海观、王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 [法]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M]，李丹、方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3]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4] 刘翘：陀思安那夫斯基的哲学、宗教观——谈《罪与罚》的思想论争性//吉林大学社会学科学报[J]，1986年第1期。
第四篇：迷失女人心观后感
浴室春情·观后感
文化管理学院·唐梦云·201314027 影片出来时候看到《浴室春情》这个电影名，顿时在我的脑海中出现的是一部情色片，或者可以说是一部委婉的爱情故事，但当我完整的看完后，我可以肯定这不是一部表现复杂曲折爱情的电影，也不是一部偏好姐弟恋扭曲心态的电影。
从剧情来说，Mike第一天上班是在女宾客的房间里，那个胖女人狠狠地抓住Mike的衣服和头发，自我陶醉地讲述着足球，每一个激动的情景、动作或者时刻的描述语言都充满着丰富的欲望，激动而膨胀，闭上眼睛就像是一场性爱足球赛般精彩，还有一个场景是Mike在游泳池里面和“梦中情人”畅泳的两场戏，赤裸的身躯在淡蓝色的池水里面胶着，彼此柔软缠绕而紧贴伸展，动作缓慢却令人心跳加速，想象无限。
这主要说明15岁的Mike看似单纯却充满矛盾的心灵，Mike虽然生活在社会的低层，但却毫无顾虑地将自己挣来的工资花费在“梦中情人”身上，他平时面容斯文俊朗腼腆，但却极其主动积极表达自己对“梦中情人”的爱意，他年少无知心智单纯，但却充满着对“梦中情人”私有的遐想和苛刻的要求，他性格忠厚直率，但却隐藏着执着的破坏冲动和报复心理。电影通过Mike心理及行为的细腻描写，鲜活地表现出他丰富多变的情绪心理和专一执着的爱慕态度，这也为电影最后酿成悲剧结局而奠定了扎实有力的宿命基础。Mike的爱是纯净的、专属的、盲目的，更是痴狂的。他从未想过需要破坏和报复，只是这种感觉让他无法自拔。但当他一走进这个公共浴室工作、当他一迷上这个公共情人的一刻开始，便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大人们的复杂善变、时冷时热的漩涡，把持不住单纯而幼小的心智，越陷越深越难自拔，爱恨交缠，不顾一切地为爱痴狂着。
前面的节奏还是比较缓慢的 但中间开始铺垫 以至后面开始慢慢升华 第一段是在水中抱着海报板 以及最后那段裸体在泳池 都让影片升华了不少。
开始看的时候我真的想不出来结局会是这样的，感觉女主角像是突然的以及不小心的就死了。在那一霎那，生命对于一个人来说，我觉得并不算什么。电影中也没有很刻意的表现出当这个女主角死的时候是有多么的震惊，感觉像是早就预谋好的，插曲还有红色的油漆把这种情景表现的既不夸张又有一种沉默震撼心灵的感觉。
这所有的一切，我认为，这个主要归责于小男孩mike的一种未成年的心理以及女主角令人难以捉摸的个性，女主角的样貌和神态还是很迷人的，对男主角的态度总是若即若离的，这一点对于十五六岁的小男生来说真的是太有杀伤力了，这更是一致命的一点。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这部电影的叙事节奏还不错，稳稳的一条剧情线，把故事讲得很明白，整个故事少的是做作，多的则是难能可贵的情感。
第五篇：价值迷失观后感
关于当今中国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的思考
为何在全国宏观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社会不稳定因素仍然不断增加？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重大成果，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仍有一种社会生活上的不安全感？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十多年来的历史性巨变，原有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价值观念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迷失、迷离后的拜金主义、实用主义，成为现今中国社会一种主流的价值取向。任剑涛教授关于《社会结构断裂和价值迷失》的讲座深度剖析了在社会结构断裂的中国社会现状下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以及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不稳定因素的深层价值诱因。
当今中国的社会结构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中国社会正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到都市社会，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转变，这种剧烈的转变的交织不仅考验着中国社会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也同时在考验着人们内心的价值标准。改革开放以来，封闭、半封闭社会的绝对价值已经逐渐沦落，取而代之的开放社会所接纳的各种价值。当我们习惯了和周围的人持有相同的价值观，因而害怕异于他人，害怕自己出错，这种不安的具体表现就是价值取向的从众心理。事实上，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个缺少个性的民族，但是现在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却被绝对主义的价值习惯、价值取向的从众心理所扼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体制像流水线，生产出一摸一样的产品。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一种崇高的价值观，一种英雄主义的崇高——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牺牲自己利于他人，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这种崇高的价值观教育往往过多的关注了人们非常时刻的价值评判，却忽视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价值和生命价值。我们在社会转型的生存竞争中很难做到完完全全的利他，于是我们偶尔利他的时候我们需要掩盖这一次的崇高。而大多数我们利己的时候，我们又会受到自己从前所谓崇高价值的谴责。这种价值的摇摆让我们的内心仿佛很纠结。因此，过于理想的价值观念教育往往导致人们对日常生活中价值选择的迷失。
这从一个现实的角度反应出我国的价值教育体系存在着问题。教育是要使人社会化，是要使人尊重秩序，是要成为社会化的人。但问题在于只是崇高的政治教育，就免除了政治教育之外，比如政治教育之外的经济教育，做人的教育，规则的教育，对他人处理人际关系的实际日常生活智慧的教育就没了。因而在以政治教育替代了所有教育的情况下，我们以现代教育楔进传统教育里头的时候呢，增加了一个政治教育之外的知识训练。然而人的价值判断，既不因政治控制，也不因知识教育可以摆在我们面前。因为知识越多，并不见得价值判断就越准。因为政治教育越强，不见得你价值判断的是非准则就越明晰。因而在这样的一种教育选择的情况下，由于日常生活教育的缺失，我们跟人一旦发生冲突，我常常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就是忍耐；要么克敌制胜，所以这样两种判断，就使得我们这个社会的忍耐和恶性事件两极跳。平常的恶性事件少，就在于我们都能忍耐。就像我们改革开放30年，30年来的社会矛盾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忍耐，因为明天会更好，所以我能够忍耐。当我发现明天不会更好的时候，我的幸福生活指数直线下降的时候，我就逮着谁看不顺眼我就想把他砍掉。这样的一些悲剧事件的背后的文化教育基因缺失，确实我们要深刻反省。
说到反省，中国人缺少一种反省精神。人们往往习惯评判别人的行为同时，却忽视了其自身的错误。孔子曾经说过，吾日三省吾身，然而现在的人们仿佛已经丧失了这种能力。缺少反省精神的人们，很容易接受绝对主义的价值观，但面对各种各样的价值理念冲击的时候，往往会丧失其价值评判能力。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体制。几千年封建社会，儒家的绝对主义价值观一直占据着制高点。改革放开以前，崇高的价值观一直是价值观教育的重点。我们的文化从来通过一种登高一招，叱咤风云的气势，而掩盖了具体的判断。而这样一种具体的判断，使我们对于爱的教育，对于尊重的教育，基于过程的相互尊重，和对于后果本身的日常担忧，这些问题都被掩盖起来。我们对于生命和爱的价值的追究，比之于我们对某种社会悲剧性事件的恨，要来的弱得多。因而才发生我们在价值判断当中，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价值失准。
当中国现代社会提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时候，人们混淆了这一概念和规则至上的关系，导致在日常生活中人往往凌驾于规则之上。如此，社会法律和日常规则得不到尊重，社会秩序也就得不到保障，人们也就得不到安全感。社会不公平、社会财富分配不当这对建设和谐社会的构想非常不利。之所以会不断发生群体性事件、自杀和凶杀事件、仇富等现象，和我们日常生活漠视社会规则有很大关系。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完善社会各项不健全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树立遵守正当的社会规则下的价值取向。而构建和谐社会，并不是思想的一个催促，思想的一个驱迫。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更要强调的，和谐不是国家包办。我们要敢于正视冲突，敢于正视矛盾，敢于正视国家和社会，各有自己的领域，在自治领域里头，国家不要去干预。而在国家权力里头，社会要提供理性精神，使国家权力能够得到有效地引导，得到有效地规范，得到有效地约束。在和谐社会目标感召之下，我们给予社会行为的现实期待，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现实的和谐社会。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中国社会处于现代化转型最关键的十字路口，要建立一种什么社会的结构的答案，油然浮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应该通
过政治上的理性，思想上的互动以及社会自治来建设我们所提出的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新时代社会理念构建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
为什么我们不能以培养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而不是所谓的“好人”来作为我们教育体制的目标呢？我觉得这里面既有历史传承的原因也有国家机器的价值教育体制原因。历史原因是我们忽视了对人作为社会主体的关注，而价值教育对日常生活价值教育的缺乏也使得我们忽视了日常的小恶以及由小恶积累起来的大恶。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之中。经济改革的核心便是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政治变革的核心则是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变革的核心相应的便应该是建立起和谐的社会结构。
要化解社会结构断裂情形下的价值迷失，以及由此发生的种种社会不稳定因素，任剑涛教授提出了两个建议：重构国家价值观，发挥国家机器强大力量，做出正确的价值导向教育；反省人际关系和义利关系。但是除此之外，作为社会公民的我们，应该如何做到价值不致迷失？我想我们至少应该做到的就是一日三省吾身，凡事三思而后行，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价值判断能力，不盲从、不盲目，勤于独立思考，把握好最终的价值兜底原则，保持可持续的学习能力。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