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死刑命运的思考

第一篇：关于中国死刑命运的思考

关于中国死刑命运的思考

内容摘要：死刑又称为生命刑，是以剥夺犯罪人生命为基本内容的刑罚。正因为死刑的严厉性和巨大的威慑作用，历史上各国统治者无不重视死刑的使用，把死刑作为对付危害其统治最严重的犯罪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死刑剥夺的是人之最宝贵的权利——生命权。因此人类在适用死刑的过程中，随着对死刑认识的不断深化，死刑是否正当受

到了怀疑，在200多年前终于受到了西方有识之士的反对和讨伐，从而引发了一场延续了数百年的死刑存废之争。至今死刑到底是应该存置还是应当废除仍无最终定论。好范文版权所有

我国历来是一个死刑大国，在97年修改后的刑法典中依旧保持了68个死刑罪名。死刑在司法实践方面也常常得到司法者的青睐。但是随着世界人权观念的普及和各国对于死刑制度的持续声讨，我国学者对死刑制度也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很多学者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观点，国内要求减少死刑甚至废除死刑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本文将从西方死刑存废之争开始来探讨我国死刑制度的命运，同时提出笔者对于死刑制度将来走势的个人见解,认为在我国现阶段，死刑不应废除。

关键词：死刑废除存置

目录

一、死刑制度概述……

31、死刑的历史演进……

32、关于死刑存废问题的理论观点……

5（1）、死刑废除论……

5（2）、死刑存置论……6

二、中国刑法应保留死刑……71、中国《刑法》关于死刑的立法介绍……72、中国不应废除死刑的理由……8

（1）从物质条件看我国死刑制度……8

（2）从人文背景看我国死刑制度……9

（3）从现阶段国情看保留死刑的理由……10

参考文献……1

2关于中国死刑命运的思考

一、死刑制度概述

1、死刑的历史演进

死刑是剥夺罪犯生命的刑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实行酷刑制度，死刑被广泛应用。在所有刑罚中，死刑是最早出现的，历史上古老的刑罚。在古罗马，死刑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而且十分残酷。《汉谟拉比法典》共有282条，其中死刑就有36条。而在中国，从法律出现初起便有了死刑。“大刑用甲兵”、“中刑用斧钺”、株边、夷三族（父、母、妻族）到夷五族同与以上亲，五福以内。夏刑有三千，大群（死刑）有五百条，商承袭了夏的传统，：炮烙、醢、脯、剖心、族诛。而到了中世纪，统治者不会任意判处死刑，每次的判决，都要依据法律，但这并非绝对，就当时来说，死刑仍是一种经常适用的刑罚，种类很多，程度残酷，在英国：对于背叛国王的犯罪处以死刑，方式有绞刑、肢解、四裂（类似于中国的五马分尸，此刑对男子而言；而对女子而言则是梦刑）。亨利二世时期，有几种罪化分为特殊罪：暗杀、军队的劫掠、放火、伪造货币者均处以死刑，到英国政治革命时，应处以死刑的罪名有240种，即使在“光荣革命”之后，应以死刑的仍有140种之多，而实际上被处以死刑的人更多。在德国：以习惯法为主的日尔曼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典，当时的死刑有四种：绞、斩、梦、车裂。在《加洛林纳法典》中体现了轻罪重刑，如：对于夜间的偷窃，男子处以绞刑，女子处以溺刑，就查理五世在位来说，处以死刑的人就达十万人。而法国：在大革命前，死刑的犯罪有115种，还存在法外的执行，如1610年，有一人刺杀皇帝，身体被傲在断头台上，在俄国：17世纪，死刑包括两大类：普通死刑和特种死刑。普通死刑有：斩、绞、溺，特种死刑有焚刑、治理用熔化的金属灌入咽喉、车裂、在之后，刑罚则越来越残酷。而在历史悠久的中国，秦朝有五种死刑：车裂、腰斩、枭首、石桀、弃市。在历史记载的还有更多，如，《汉书刑法志》援引《左昭公六年》：“固有乱放，而作九刑”。韦照注：“谓正刑五及流、赎、鞭、朴也”。杜佑《通典》称九刑以墨

一、劓二、三、宫

四、大辟

五、又流

六、赎

七、鞭

八、朴九。然而自唐宋以后，死刑变得轻微化，在律里，还存在律处之刑，一般为“斩”、“绞”第三种为凌迟一此为法外之刑，用于惩治十恶不赦的人。【1】

废除死刑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共同趋势。截止到2000年10月，全世界彻底废除死刑的国家达78个，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达37个，仅对普通犯罪废除死刑的国家也有10个。与之相比，目前仅71个国家仍保留死刑【2】。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废除死刑的道路也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前苏联三次废除死刑又三次恢复，菲律宾、意大利、瑞士等均出现了死刑反复存废的问题。死刑存废的反复暗示着“死刑保留论”顽强的生命力。

2、关于死刑存废问题的理论观点

（1）、死刑废除论

废除死刑的观点最早可源于16世纪英国学者托马斯·莫尔，但是莫尔对死刑的质疑并未得到人们的关注，而与此同时，基于原始教义而由基督教提出的死刑废除观点亦未引起多大的反响。直到1764年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的面市，才引出一场死刑是存是废这个延续了几百年的疑问。

作为西方历史上公认的最早对死刑提出系统的废除观点的学者，贝卡里亚是在天赋人权与社会契约论等古典自然法的基础上，论证死刑的非正义性和不必要性，从而提出废除死刑的观点。

贝卡里亚指出：人们可以凭借怎样的权利来

杀死自己的同类呢？这当然不是造就君权和法律的那种权利。君权和法律，它们仅仅是一份份少量私人自由的总合，它们代表的是作为个人利益结合体的普遍意志。然而。有谁愿意把自己的生死予夺大权奉予别人操使呢？每个人在对自己做出最小牺牲时，怎么会把冠于一切财富之首的生命也搭进去呢？如果说这已成为事实的话，它同人无权自杀的原则怎么协调呢？要是他可以把这种权利交给他人或者交给整个社会，他岂不本来就应该有这种权利吗？【3】他认为，国家没有判处一个公民死刑的权力，因为在最初订立社会契约的时候，人们仅仅把自己一份尽量少的自由交给了当局，这份尽量少的自由中当然的不包括处置自己生命的生杀予夺的大权了。从而论证死刑的非公正性。

（2）、死刑存置论

死刑已经运用了上千年之久，在其产生和运用的前期，“杀人者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根本无须对死刑的正当性进行论证，因此并没有什么死刑正当性理论的存在。当死刑废除论产生后，才有学者对死刑的正当性进行研究。由此，伴随着死刑废除论的出现，死刑存置论也出现了。

康德是一位死刑存置论者，他主张刑罚等量报应，因此基于报应主义，康德为死刑存在的正当性作了有力的辩护。康德指出：谋杀人者必须处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法律的替代品或者代替物能够用它们的增或减来满足正义的原则。没有类似生命的东西，也不能在生命之间进行比较，不管如何痛苦，只有死。因此，在谋杀罪和谋杀的报复之间没有平等问题，只有依法对犯人执行死刑……甚至假定有一个公民社会，经过它所有成员的同意，决定解散这个社会，并假定这些人有住在一个海岛上，决定彼此分开散居到世界各地，可是，如果监狱里还有最后一个谋杀犯，也应该处死他以后，才执行他们解散的决定。应该这样做的原因是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到自己言行有应得的报应，也认识到不应该把有血债的人留给人民。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将被认为是参与了这次谋杀，是对正义的公开违犯。【4】因此，康德是个坚定的死刑存置论者，其主张死刑的理由就是现实的正义。

二、中国刑法应保留死刑

1、中国《刑法》关于死刑的立法介绍

刑事政策首先体现在立法上，死刑亦是如此。从原先79刑法的28个死刑罪名到97刑法的68个死刑罪名，正好反映了我国死刑政策的发展趋势。“罪刑相当原则”作为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之一，强调“犯罪危害性之大小，是决定刑罚轻重的重要依据，犯多大的罪就处多重的刑，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当、罚当其罪。【5】1997年对《刑法》的后订，从刑法立法上，体现了严格限制适用的精神，其主要体现在：

1、严格划定了适用死刑对象的范围。根据我国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所谓罪行极其严重，是指有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以及实施重大刑事犯罪行为致人重伤，死亡或者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或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等的犯罪，是否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应当结合犯罪行为的性质，犯罪方法，手段的残忍，残酷及其恶劣的程度，犯罪所造成的后果，犯罪的主观恶性以及前后的一贯表现，悔罪态度等综合认定。可见，这体现了伦理正义的绝对观念——“罪有应得”，同时，也体现了国民的确信，也使国民从思想上能接受，而不至于违背法律中的大众原则。

此外，为了体现对未成年人，怀孕妇女的特殊保护，贯穿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刑法第49条还规定，下列人员不能适用死刑包括死刑缓期2年执行：（1）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1997年10月1日起实施，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大家同意将未满18周岁的未成人犯罪的最高刑由可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改为无期徒行。（2）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审判的时候怀孕不仅指在法院的审理阶段怀孕它应理解为从羁押受到具体执行的整个刑事诉讼阶段，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已不孕的妇女，都不能适用死刑。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8月4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对怀孕妇女在羁押期间自然流产审判时是否适用死刑问题的批复》：“怀孕妇女因涉嫌犯罪在羁押期间自然流产后又因同一事实被起诉，交付审判的应当视为‘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依法不适用死刑”。这也进一步体现了我国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使国民更加相信法律，相信法律的公正法。

2、严格了特殊的刑事诉讼程序。

3、完善了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制度，死刑缓期2年执行，简称死缓，并非一种刑罚方法，而是死刑这种最为严厉的刑罚的一种执行方式。属于我国独立创造，其目的就是严格限制死刑的实际适用。【6】以上可看出我国《刑法》中对死刑的适用是谨慎的，合理的。好范文版权所有

2、中国不应废除死刑的理由

(1)从物质条件看我国死刑制度

我国《宪法》在序言中已经指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物质基础的滞后，人们对于财产关系、经济秩序看的十分重，以至财产关系、经济秩序与生命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甚至大于生命价值。也正是如此，人们对于经济犯罪的评价更为的接近甚至超越了侵犯生命类犯罪。而在这样的价值观引导下，对一些财产型犯罪、贪利型犯罪像人身型犯罪一样被处以死刑便是最明显的例子。另外劳动力的过剩也是导致我国对生命价值的相对轻视。人便是生产力的基础，但我国现阶段，生产力供大于求，因此也不可能出现废除死刑来保护生产力的状况。因此我国目前缺乏废除死刑的物质条件。

(2)从人文背景看我国死刑制度

从国外死刑的废除历史看，死刑的废除需要一定思想基础。基于死刑的价值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死刑不人道是死刑废除最为合理的立论，但是死刑不人道的并未成为我国民众的一个基本认识，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我国缺乏类似西方启蒙运动那样的权利思想宣扬运动。“自由、民主、博爱”为西方启蒙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广为当时民众的认可，在这些权利思想的引导下，人道性也必定受到人们的重视，最终才引发西方的死刑存废之争。但从我国的历史看，我国从未接受过类似启蒙运动的思想传播，反而数千年的封建思想禁锢着人类的文明思想，一些原始的思维如“杀人者死”“以牙还牙”等等思想长期的在社会中得到宣扬。现实中，人的权利、尊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生命并非是至高无上，人们一谈到死刑废除就以犯罪率高等因素进行反驳，生命价值的保护并没有真实的得到承认。另外数千年的非文明思想观念源远流长，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改变的。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我国现阶段也不具有废除死刑的人文思想基础。

（3）从现阶段国情看保留死刑的理由

保留死刑而坚持少杀、慎杀，反对多杀、错杀，这应是现阶段我国对于死刑运用的基本政策。这也是根据毛泽东死刑思想确立的。毛泽东同志的死刑思想主要包括：a、“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b、“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c、“判处死刑一般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d、提出死刑缓期执行制度。这是建国之初新中国领导人根据历史和现实作出的冷静而正确的抉择。这一思想的产生和确立同当时的历史现实有着必然的联系。建国之初，各种矛盾相当尖锐，为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必须严厉打击各种严重的犯罪活动，保留死刑是一种必然，事实上在当时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又必须坚持少杀、慎杀，以确保死刑的正确适用，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服务。建国五十多年来我国基本坚持了这一基本思想，这是因为：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讲，我国具有重刑传统，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法律体系，尤为强调死刑的惩戒和震慑作用。历史与现实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废除死刑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同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属于中国文化一部分的报应观念仍具有相当影响力。广大民众对严重的刑事犯罪有着强烈的报应观念，“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死刑的安抚、平息作用在一定时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从现实的角度讲，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社会经济秩序、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社会治安形势依然比较严重，犯罪呈现国际化、暴力化、智能化的走势，保留死刑有利于惩治这些犯罪，从而维护国家和人民的重大利益。保留死刑也有利于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现。死刑的惩罚、威慑、预防和安抚作用，对实现刑罚目的有着重要意义，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第二篇：对中国死刑制度的思考

内容摘要：中国的死刑问题，历来就是一个敏感而复杂的问题，死刑的多寡与存废、野蛮与文明、残酷与人道，所涉及的远不只是个法律问题，更不单纯是个刑法问题。死刑政策、死刑制度、死刑观念、死刑的理论与实践，蕴含着一个国家深刻的文化背景，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生命价值的认知态度。本文试图对我国的死刑问题作一深层次的反思和探讨。以期国人能对死刑问题有一全面的、深刻的、正确的认识。关键词：死刑立法存废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刑罚方法，包括立即执行与缓期二年执行两种情况。由于死刑的内容是剥夺犯罪人的生命，而生命具有最宝贵的、剥夺后不可能恢复的价值，死刑即成为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刑罚方法，故被称为极刑。

一、历史的回顾作为一种最古老的刑罚方法，死刑的历史几乎可以和人类的法律史一样久远。中国历史上死刑名目之多、执行方法之残、死刑范围之广、受刑人数之众，则为世界各国所罕见。从古至今，死刑之名和死刑之法有：诛、族、戮、夷、焚、烹、炮烙、腰斩、生埋、定杀、沉渊、枭首、弃市、凌迟、具五刑、绞、枪杀等三十余种。历代统治者虽然无不标榜儒家的“仁义道德”，高唱“德主刑辅”的赞歌，而实行的却是血淋淋的暴政。在推行暴政、践踏人权、窒息真理、扼杀民主的专制主义统治中，死刑的作用被一再强化，以致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一部中国死刑的发展史，对于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部难以忘却又不堪回首的沉重历史画卷。这一画卷所展示的不仅仅是一种刑罚制度和刑罚死刑的历史轨迹，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由愚昧走向文明、由专制趋向民主的艰难历程。

二、新中国的死刑立法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死刑立法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年刑法典颁布时始至1981年我国第一部单行刑法颁布之前。1979年刑法将死刑作为一个独立的刑种规定在刑法典之中，但是，规定了许多限制其适用的条件。体现在：（1）死刑适用罪种上，规定只能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2）死刑适用对象上，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使用死刑。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人，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3）死刑适用程序上，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4）规定了死缓制度，它的设立可以说是1979年刑法的最大贡献。用今天的眼光来考察，1979年刑法对待死刑的态度比较适中，规定了比较全的死刑限制条件。但是，还有某些地方不够理想。主要表现在：（1）对未成年人适用死刑的问题上规定有矛盾之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也是死刑的一种，对未成年人不使用死刑即包括不使用死缓的刑种。（2）死刑适用的具体章数和罪名相对较多。1979年刑法分则总共就有8章，规定可以判处死刑的就有4章，占总章数的50％；1979年刑法的罪名总共只有114个左右（1979年刑法采用的是暗示式的罪名立法方法，因此其罪名数量的统计难以有一个精确的数字），判处死刑的有28个，占罪名总数的25％。一部有一半分则章节极25％的罪名的刑法典，这个比例应该说是惊人的高。刑罚重重刑，重刑重死刑的死刑立法思路自始初现端倪。第二阶段是从1981年第一部单行刑法颁布时至1997年刑法出台之前。自从1981年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单行刑法——《关于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之后，截止刑法修订以前，立法机关总共颁布了23个单行刑法，增加的可判处死刑的犯罪已达46种，从1981年到1991年十年间，平均每年增加4.2个死罪，这23个单行刑法使我国的死刑立法朝着更严厉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1）死刑适用程序放宽。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和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对死刑核准权作了重大修改，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下放到高级人民法院。（2）出现了以死刑作为绝对确定刑的法定死刑条款。如1991年《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一条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第二条规定的绑架妇女、儿童罪，绑架勒索罪等罪的死刑。（3）适用死刑的章数和罪名明显增多。随着23个单行刑法的陆续颁布，适用死刑的章数由1979年刑法的4章扩大到6章，增加了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单行刑法对46个罪名规定可以适用死刑，从而这一时期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数达到74个，占罪名总数的26％。总之，这一阶段的死刑立法急剧膨胀，死刑的适用普遍增加。1979年刑法体现的刑罚重重刑，重刑重死刑的立法思路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都出现了一股泛死刑化的危险趋势。第三阶段是1997年刑法出台至今。1997年刑法对旧刑法中的有关死刑犯罪的规定作了一些修改。（1）修改了适用死刑犯罪的规定，将1997年刑法规定的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修改为“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2）修改了死刑适用对象的规定，删除了1997年刑法中“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人，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规定。（3）修改了死缓变更条件。1997年刑法将死缓减刑条件由1979年刑法规定的死缓确有悔改或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修改为没有故意犯罪，将死缓期满立即执行的条件由抗拒改造情节恶劣变更为故意犯罪。（4）修改了分则罪名适用死刑的条件，一是提升死刑适用条件，如故意伤害罪、贪污罪、受贿罪；二是明确了死刑适用的标准，如盗窃罪、强奸罪、抢劫罪、集资诈骗罪、金融票据诈骗罪和信用卡诈骗罪。（5）死刑罪名比例发生变化。1997年刑法的死刑罪名是68个，与以前的74个相比，在量上似乎有所下降。但是，这种变化纯属形式上的变化，并不是死刑罪名的实际减少。总体来说，1997年刑法的实质死刑罪名数与旧刑法基本一致，纯粹量的减少是立法技术的变化所致，在实质上并无大的变化。仔细研究1997刑法关于死刑立法的修改变化，充分体现出其主导方向是限制死刑：（1）对死刑适用对象的修改，彻底实现了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的国际社会上的通行做法。（2）对死缓变更条件的修改，大大缩小了死刑的实际适用范围。与确有悔改或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的减刑条件相比，1997年刑法规定的没有故意犯罪的死缓减刑条件无疑宽松的多。（3）对分则罪名适用条件的修改，也缩小了死刑的实际适用范围。如故意伤害罪和盗窃罪两种常见多发犯罪，以往他们判处死刑的条件较松，因而其在整个死刑案件中占相当高的比例，多数中级法院审理的因盗窃几辆摩托车、几辆汽车而判处死刑的案件比比皆是。1997年刑法虽未能废除它们的死刑，但是通过严格限制这两种罪的死刑适用条件，大幅度的减少了死刑适用范围。强奸罪、抢劫罪亦然。（4）摒弃了死刑化与犯罪化同步进行的既往做法。虽然1997年刑法的死刑罪名数在实质上并没有减少，但是，1997年刑法比1979年刑法新增了100多个罪名的情况下，已经很不容易了。没有增加死刑罪名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它充分表明了1997年刑法限制死刑的态度，并彻底扭转了死刑立法的进一步扩张的趋势。

三、《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我国死刑制度的影响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权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该公约的签署，充分说明了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一道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人权这个敏感的话题开展合作与对话，为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努力。《公约》第6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人的生命权”。第2款规定：“本条约的任何缔约国不得援引本条的任何部分来推迟或阻止死刑的废除”。《公约》并没有明文规定其所有的缔约国现阶段必须一律废除死刑，但是，纵观第6条的规定，无不蕴含了限制死刑并逐步废除死刑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在保留死刑的情况下限制其适用。我国1997年刑法在总则和分则方面对死刑作了比1979年刑法更严格的限制，如进一步明确了死刑的条件，放宽了死缓减刑的条件、明确了一些分则条文适用死刑的标准，这是我国刑法在限制死刑方面作出的重要改革。通过对1997年刑法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现行刑法的死刑立法与《公约》对待死刑的基本立场是相一致的，《公约》设定的绝大多数死刑国际准则我国都得到了遵行。《公约》所要求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死刑废止道路，即各保留死刑的缔约国都应在其原有死刑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抑制死刑，通过一步步的限制，最终消灭死刑。我国死刑立法的大方向也是朝着限制并逐步消灭死刑的目标前进而不是相反。但是，在《公约》严格的监督机制之下来看我国现行刑法的死刑立法，我们还不能太乐观具体分析现行刑法的死刑立法，还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一）死刑核准权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死刑核准权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中国历史上，死刑历来是由最高司法当局掌握的。封建统治者深知滥施刑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而鼓吹“恤刑慎杀”，并且采取各种措施，如“三复奏”、“五复奏”，“三司推事”、“九卿会审”、“朝审”、“秋审”，力避死刑案件出现差错。从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对死刑适用的情况来看，各国对死刑的适用都十分重视，死刑案件的最终确认权一般都是归属于最高法院。⑴第二，死刑核准权存在矛盾和冲突。1983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2条修改为：“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授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后来又将毒品犯罪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授予毒品犯罪严重的几个省高级人民法院行使。上述《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2条的规定，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的，而新刑法和新刑事诉讼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后者的效力应高于前者；《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在前，新刑法和新刑事诉讼法的公布在后，新法应当优于旧法。第三，死缓执行的规定还有待完善。1997年刑法规定，死缓的执行“可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死缓是死刑的一种执行方式，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而刑法已经规定死刑的核准权属最高人民法院，死缓的执行似乎不应例外。因而，为了更好的履行《公约》规定的死刑适用的国际准则，我们应该及时修改相关规定，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

（二）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适用死刑罪名过多。在1997年刑法修改之前，不少学者即对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是否应该设置死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不少学者主张废除这类犯罪的死刑，广泛适用罚金刑、财产刑等刑种。⑵学者们进一步指出，现阶段如果不能做到废除死刑，至少应该减少经济和财产犯罪的死刑。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997年刑法中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不但未能做到减少死刑，死刑罪名反而增加。这可以说是我国死刑设置上的一个最需检讨之处。以经济犯罪为例，1997年刑法只有一个死刑罪名即贪污罪，随后的单行刑法中增加到14个（它们分别是走私罪，投机倒把罪，贩毒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金融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伪造或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受贿罪，贪污罪。），1997年刑法更是增加到19个（它们是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伪造货币罪，票据诈骗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集资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用于骗取出口推税、折扣税款发票罪，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受贿罪，贪污罪）。在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中设置过多的死刑罪名，有悖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和死刑的适用条件。对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适用死刑虽然能取得有限的预防、威慑效果，但社会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允许国家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将为社会树立国家为了经济利益可以合法的杀人的坏榜样，贬低人的生命价值，瓦解人的生命尊严至高无上的观念；同时也会窒息宽松、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削弱市场活动主体的积极性，制约市场经济的发展。⑷这种无形的社会代价和有形的经济代价，将远远超过适用死刑可能产生的一时的、有限的预防、威慑作用。

（三）新刑法关于死刑绝对法定刑的规定有欠妥之处。第一，刑法总则部分关于死刑适用对象的限制和刑法分则部分绝对法定死刑有矛盾。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第121条规定：（劫持航空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处死刑。第239条规定：（绑架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如果不满18周岁的人或者怀孕的妇女实施了刑法第121条、第239条所规定的必须判处死刑的行为，法官又该如何审判？第二，绝对法定刑的设置有悖于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大千世界，各类案件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同一罪名的案件又有这样那样的情形，在处理案件中应该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方能实现刑法的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劫持航空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和“绑架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的行为固然可恨，但不论具体情节就规定如此重的法定刑——死刑，缺少一定程度的缓冲，生死之界限，理应慎重。

（四）没有规定死刑犯的赦免权。《公约》第6条第4款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可见，要求赦免或减刑，是《公约》规定的死刑犯的基本人权。为尽快和国际社会接轨，减少国际上对中国人权问题过多的责难，刑法应将要求赦免或减刑规定为执行死刑前的最后一个程序。我国规定了死刑减刑制度，即死缓制度，这是有中国特色的死刑执行制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赏。但是，我国刑法没有规定死刑赦免制度。增加死刑赦免制度，不仅是因为《公约》规定了死刑犯无条件要求赦免权，而且还有以下好处：第一，可以增设一道防止错杀的防线。我国法律规定的死刑复核制度，与古代的“三复奏”、“五复奏”相比，仍有不及。增设死刑赦免制度，能进一步贯彻我国“慎刑”政策。第二，我国审判制度与大多数国家一样，采用合议制进行评议，而且是采用多数票决定的方法，对没能全票通过处以死刑的案件规定死刑犯赦免请求权，可以留有余地，保留纠错的可能性。死刑赦免制度的具体规定，可以在现行刑法特赦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完善。

四、对死刑制度的评价剥夺生命和心理威慑，是死刑所固有的两大主要功能。前者意味着用简单、最经济的办法，从肉体上消灭犯罪人，彻底铲除重新犯罪条件；后者则意味着用执行死刑所产生的恐怖效应，阻止欲犯罪者走上犯罪之路。自从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以来，对于死刑的评价已经争论了200多年。人们大多是围绕人的生命价值、死刑是否具有威慑力、是否违宪、是否人道、是否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是否助长人们的残忍心理、是否符合刑罚目的、是否容易错判、是否容易改正、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等方面评价死刑的。其中一部分人得出应当保留死刑的结论，一部分人得出应当废除死刑的结论。⑸可以肯定的是，废除死刑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因为社会的发展决定了刑罚的惩罚性由重到轻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保留死刑与废除死刑之争，实际上是应当何时废除死刑之争。我国新旧刑法都规定了死刑，刑法理论也赞成现在保留死刑、暂时不废除死刑。因为在现阶段，手段极为残忍、方法极为野蛮、后果极为严重的犯罪还大量存在，一些犯罪分子气焰相当嚣张、屡教不改，只有保留死刑，才有利于抑止这些极为严重的犯罪，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公民法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形势明显好转，但社会治安状况没有根本好转，不安定因素还大量存在，保留死刑有利于警戒社会上的某些不稳定分子以身试法；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人们传统的生命价值观念、法律观念要求保留死刑，符合社会心理的需要。国外确实有一些国家废除了死刑，但离开中国的国情盲目照搬国外废除死刑的做法，并不可取。对死刑的评价不能离开本国国情。我们既不能立足中国的国情指责他国废除死刑，也没有必要因为有人立足他国国情或假借人权之名指责我国保留死刑，便对保留死刑产生抵触感或不安感。但是，保留死刑决不意味着可以滥杀、错杀。坚持少杀、防止错杀同样既是国家一贯的死刑政策，也是人们的共识。因为我国对犯罪人一贯采取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大量适用死刑违背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我国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以至最后消灭犯罪，而不是简单的从肉体上消灭犯罪；死刑的大量适用，不利于尊重人的生命、人权保障等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增强；犯罪现象错综复杂，犯罪原因多种多样，大量适用死刑并不能充分抑止各种犯罪；死刑存在消极作用，过多的适用死刑会引起恶性案件的增加。孟德斯鸠讲过：“在俄罗斯抢劫和杀人的刑罚是一样的，所以抢劫者经常杀人。他们说：死人是什么也不说的。”孟氏的话虽不是醒世警语，但也值得我们深长思之。如果对具有从宽处罚情节的故意杀人犯一律判处死刑，那么某个人基于某些特殊原因故意杀人后，他便成为“自由人”，因而往往连续杀人。另外，由于死刑是剥夺人的生命的刑罚，生命一经剥夺便不可能恢复，故必须杜绝错杀，而少杀、慎杀也有利于防止错杀。从废除死刑的道路上来说，一般是先减少死刑条款，减少死刑的执行，最后从法律上与实际执行上完全废除死刑。现阶段，废除死刑虽不可能，但是改进死刑立法，严格死刑适用各项条件，减少死刑罪名，进一步限制死刑的适用，则是我们应当而且能够做到的。注释：⑴参见朱建华：《论死刑核准权规定的法律冲突》，《现代法学》1999年第1期⑵参见梁根林、张文：《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理性思考》，《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赵秉志等：《中国刑法修改若干问题研究》，《法学研究》1996年第5期⑶储槐植：《刑罚现代化：刑法修改的价值定向》，《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⑷参见梁根林、张文：《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思考》，《我国当前经济犯罪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⑸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版赵芙蓉

第三篇：浅论中国死刑的存废问题

浅论现阶段中国死刑的存废问题

摘要：关于死刑存废的讨论在国内外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话题。死刑在适用了几千年后，人类对死刑的正当性及其作用产生了怀疑，自从废除死刑的主张提出后，世界上许多国家逐渐在事实上废除了死刑。关于死刑存废问题的争论主要在三个方面，即是否公正、是否能预防犯罪和是否符合人道主义。但若谈论中国死刑存废问题，就不能仅仅从三个争议来看待，更主要的是立足中国国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文从问题争议、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国情出发，综合分析后认为中国现阶段不能废除死刑。

关键词：死刑废除争议国情历史文化

一、中国死刑来源及国内外死刑废除概况

（一）中国死刑的历史沿革

中国的死刑历史一般认为是从夏朝开始。商朝的刑法规定已经比较完备了，这就是所谓的“刑名从商”，刑法还不光是针对个人，比如株连“三族”、“九族”等。直到三国魏晋时期，中国的死刑执行方法才从繁杂规范为“绞刑”和“斩刑”两种，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文明的。秦汉时期，地方官就可以判决死刑并执行了，但后来中国出现了死刑的付奏制度，死刑必须向中央上报，并得到皇帝的正式认可之后方可执行。清朝把死刑分为“立决”和“缓决”两种，相当于现在的缓刑制度，由于中国人传统的氏族观念认为血缘承继非常重要，因此法典上规定，一个家族的唯一成年男性犯罪后是可以法外开恩、免除死刑的。进入近代，受时代影响，我国的死刑也从重刑主义走向轻刑主义，死刑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党确定了我国“决不废除死刑，但要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

（二）国内外死刑废除概况

自从1764年，意大利人贝卡里亚明确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以来，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的运动从未停止过，到了21世纪，更是方兴未艾。截止到2000年10月，全世界彻底废除死刑的国家达78个，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达37个，仅对普通犯罪废除死刑的国家也有10个。与之相比，目前仅中东、北非和亚洲的71个国家仍保留死刑。贝卡利亚曾经说过：“死刑„不可能是有益的，因为它为人们提出了残忍的榜样。”我国对死刑在理论上的共识是减少死刑而非废除死刑，保留死刑而坚持少杀、慎杀，反对多杀、错杀，是我国的基本态度。我国

现行《刑法》即1997年《刑法》，是在对1979年《刑法》修改的基础完成的，虽然1997年《刑法》作了许多改进，但直到现在中国每年被判死刑的人数为世界之最，占据世界每年被判死刑总人数的大部分，这与人口同中国差不多的印度形成鲜明对比。

关于死刑的存废的谈论一直是热点问题，随着世界的发展，废除死刑成为一种潮流，国内外也就此展开了许多讨论，目前争论的焦点主要是三个方面。即是否公正、是否能预防犯罪和是否符合人道主义。但死刑的存废对于中国而言需要考虑很多因素，还得联系的中国的具体国情。本文认为死刑在中国还不能够废除。

二、中国不宜废除死刑的原因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死刑也有着很长的历史，对于中国死刑的存废也是众说纷纭，本文从三个方面来讨论为什么中国现阶段不能废除死刑。

(一)从问题争议的三个方面来说

① 死刑与废除死刑的公正性比较。

公正关系到价值判断，首先，坚持废除死刑的人认为刑罚的公正体现在与罪刑相适应，而没有规定什么样的犯罪要求判处死刑。他们认为，即使不存在死刑，比死刑轻的刑罚适用于最严重的犯罪就是公平的。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不是完全赞同的，因为死刑废除者也不否认遇到最严重的犯罪时死刑是最公正的，而没有证据能证明比死刑轻的刑罚适用于最严重的犯罪是不是就是公平的。其次，废除死刑后，在面对最严重的犯罪时，制定什么样的刑法采取什么样强有力的措施来代替死刑就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要权衡各种利益，如何对各种犯罪进行性质上和惩罚程度上的区别并不可能做到完全公正。这样相对死刑而言，在制定刑法方面难免出现不公正的现象。再次，在实施刑法方面，也会出现不公正的现象。当犯人在定刑阶段，会不会出现执法人员受贿等现象而影响公正性判断呢？答案很明显，没哪个国家能完全杜绝这种现象的产生。而死刑较废除死刑而言就显得更公正，因为有明确的，社会公认的，符合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法律条文监督，如果执法人员犯错会受到社会的监督甚至指责，因此死刑会显得更公正。另外，在犯人服刑期间，如果没有死刑的存在，那么服刑人员表现好的话，监狱工作人员在奖励或减刑的标准实施上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公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废除死刑的公正性，而如果有死刑的存在，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后就可以避免类似问题的出现。综上所述，死刑较废除死刑更具公正性。

② 死刑与废除死刑的预防犯罪效果比较。

死刑与废除死刑能否预防犯罪关键是看其是否具有强大的威慑力。死刑是 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又称生命刑。由于死刑是刑罚体系中最重的一种，因而又称极性。死刑是凭借从肉体上消灭犯罪分子的手段来惩罚犯罪并防卫社会的刑罚手段，是人类历史中应用最久的刑罚。死刑不仅在肉体上消灭犯罪，还从精神上对其他人造成惧怕，从而不敢实施犯罪。“趋利避害”是人们衡量利弊得失时的本能反应和选择，因此死刑对可能犯罪的人具有巨大的威慑作用。当然赞同废除死刑的人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死刑的存在不可能起到预防犯罪的效果，并举证当今社会有死刑，但暴力犯罪仍然没有显著下降，因此死刑不具有预防犯罪的效果。其实从历史发展来看，死刑的威慑力是很大的。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死刑是非常残酷的，比如凌迟、腰斩、宫刑、车裂等。而像诸连九族、连坐等刑法更是将刑罚的威慑力发挥到极点。到了现代，死刑进行了进化和改进，中国有些地方已经采用注射死刑的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死刑的巨大威慑力是短时间内无法替代的。而废除死刑后的国家，其威慑力能否预防犯罪也是不可而知的。因此本文认为死刑较废除死刑有更大威慑力，在预防犯罪方面有这积极作用。

③ 死刑与废除死刑在人道主义方面比较

坚持废除死刑的人往往把人道主义当做武器。的确死刑以剥夺人的生命为内容，在人的权利系统中，生命权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正由于生命是人所以成其为人的唯一标志，生命的丧失意味着对人自身的否定，因此，对生命权的剥夺构成对人本身的基本权利的剥夺与对人自身的否定。由此，他们必然得出死刑不符合刑罚的人道性的规定的结论，另外他们也赞同死刑剥夺了人生命以外的其他权利。这种观点有很大的正确性，但如果从罪犯和受害人两个方面来看，又具有一点不合理性。人并不是单独存在的，都是处在与他人的密切联系中。而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也是在与他人的联系中形成的各种价值，当离开了联系，人的价值便没有意义。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价值而损害他人或者社会的利益，犯下极其严重的罪行的时候，对他们谈人道主义是不是对受害者太残忍了么？其实关于死刑的存废不应该将人道主义作为考虑的主要因素，因为有关价值等主观因素无法用统一度量来衡量。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废除死刑才是不人道的，因为这样做恰恰贬低了犯罪所侵害的个人权益或社会利益的价值。

虽然以上三个方面的谈论对死刑存废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并不是中国死刑存废的根本原因。

〔二〕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看

首先，传统的正义是非观念在我国仍占主流地位，尤其在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杀人者死之类的报应观念源远流长，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社会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死刑的废止起着强烈的阻却作用。“对罪犯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一观念目前仍深入人心，保留死刑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对于一些动机恶劣、手段残忍、危害重大的罪犯，群众会认为其“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民意虽然不能成为完全的法律，但法律更不能完全无视民意的存在，否则法律便

不能得到民众的尊重和认同，从而有丧失公正性的危险。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历代统治者推行严刑峻罚，以达到治国平天下、遏制犯罪的目的。在统治者长期的强化下，也使民众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强烈的“杀人偿命”的报应复仇的意识，甚至“杀人偿命”是至今还流行的观念。前面说过死刑出现在奴隶社会时期，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在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对于这个经历过几个不同社会形态的事物要想把它从历史上抹去不是一帆风顺，一朝一夕的的事情。

其次，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使得中国有着强烈的家庭观念。谈死刑的存废，为什么要联系到中国传统的家庭家族观念呢？中国古代有一种刑罚叫“株连九族”，就是一个人犯死罪，家族成员与其共同承担刑事责任的刑罚制度。与其相似的还有一种刑罚叫“连坐”，即一人犯法，家庭邻居等与犯罪者有一定关系的人都要连带受罚。中国是一个家庭、家族和邻里观念比较强的国家，在古代如果一个人的亲戚邻里有人犯罪，那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到了现代，中国的家庭观念得到延续，如果一个家庭中的成员犯了罪，不仅他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家庭成员也会被其他人瞧不起，而如果一个人犯了死罪，那么对于一个家庭而言，不仅仅是失去一个亲人，在精神上的威慑力是巨大的。因此死刑才能更有效预防犯罪。而在欧美国家，家庭观念相对较弱，死刑在预防犯罪方面的效果不是很好，用其他罪行来代替死刑也是情理中的事。

综上所述，中国杀人偿命思想根深蒂固，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决定，中国废除死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死刑在中国有着极强的威慑力。在预防犯罪方面，是其他刑罚暂时无法代替的。

(三)从中国现阶段国情出发

① 中国还不具有废除死刑的经济条件。

首先，中国的经济条件和物质文明还不允许立即废除死刑。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虽然近几年在改革开放的积极激励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和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犯罪案件也随之增多，这对经济的发展十分不利，在中国死刑中，经济类案件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因因此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刑罚制度来保障中国经济运行。从目前中国现实来说，中国还不具备废除死刑所应具备的物质文明，中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条件还很落后。在这种物质条件还很落后的情况下，生命价值同样保持在一个与物质条件相对应的较低水平上，而物质文明提高后，抗制犯罪的物质条件大为改善，社会可以采取刑罚以外的条件措施有效地防范犯罪，但是中国目前物质水平低，人口众多，死刑在这一前提下是最具效率的刑罚。其次，一项刑罚的执行需要很多执法人员和监管人员，如果废除死刑后，中国需要大力加大对监狱的看管，对服刑人员的监督，这就需要加大财政投入，而废除死刑后服刑人员创造的价值远

远小于投入。中国经济不发达，虽然财政收入多但人均少，而且中国的教育、社会福利等也需要发展，如果废除死刑后在这方面投入过大势必会影响其他方面的投入，不利于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在现阶段经济条件不具备，物质文明不允许和社会稳定不允许的情况下，中国废除死刑是不明智的。

② 中国还不具有废除死刑的法制环境条件。

我国现行《刑法》即1997年《刑法》，是在对1979年《刑法》修改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1997年《刑法》作了许多改进。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行法律已经滞后，不能与社会相适应。我国现在是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我国刑法在42个条文中规定了69个死刑罪名，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规定死刑最多的国家。并且也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每年被执行死刑人数是全球其他国家执行人数之和。任何事情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立即在全社会废止死刑，全国范围内的各层人民和司法机关必定会有所不适应，容易造成社会**，并且从人民网的民众投票来看，有90以上的人不支持立即全面废除。所以中国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法制环境。

③ 中国还不具有废除死刑的文化环境条件。

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发展非常迅速，但是教育程度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很 落后，尤其是在偏僻的地方，人们的素质和法制意识不强，加之国家在法律方面的宣传力度不够，导致许多人无意识犯了死刑，因此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死刑威慑力就更能预防犯罪。其次，民主建设的落后也决定了我国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政治基础。我国曾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史且未经过近代民主思潮洗礼的国家，封建意识的影响广泛存在，不仅渗入普通公民的思想意识与生活之中，而且渗入到政治体制之中，从而出现权力的高度集中，在政治生活中国家权力至上、个人权威第一等现象，导致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虽然，我国正在建设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情况正在逐步改善，但不可否认，特权现象、人治现象依然存在。所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落后现状决定了中国尚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政治基础。

三、文章总结

对于中国死刑的存废讨论，不能过多的借鉴外国的做法，必须联系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其实不管死刑存废，只要一个刑罚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有利于国家稳定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那么就是好的刑罚。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死刑制度也要进行改革，跟上时代的发展，比如从司法程序上进行严格控制、建立死刑的正当程序、增设死刑赦免制度、加大死缓的应用等。废除死刑是刑罚制度发展的趋势，是民主法治的追求，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参考文献：

① 理想与现实:中国死刑制度报告∕康均心编著.—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出版社, 2005

② 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 胡云腾著.—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0.04 ③ 死刑制度之现实考察与完善建言∕ 赵秉志主编.—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出版社, 2006

④ 刑法学∕主编高铭暄, 马克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⑤ 死刑立法改革专题研究∕赵秉志,(加)威廉·夏巴斯主编.—北京：

出版社，2009

⑥ 死刑限制论∕钊作俊著.—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⑦ 死刑的文化史∕(德)赖德尔著.—北京： 三联书店, 1992.12中国法制

第四篇：中国的大贪官为何没有死刑

中国的大贪官为何没有死刑

近几天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案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这也顺便带出来死刑存废的话题。从我观察，除非意外，这次刘志军的案件看来似乎不会判处死刑。

死刑存废在我国一直存在着很多争论，这种争论在法学界尤其热烈，存废双方从各自角度去论证，其中主要观点可以参见赵秉志教授主编的《外国刑法原理》一书。

站在历史的角度，我希望废除死刑。就如同我希望法治完善一样。因为谁都无法否认，生命对一个人来说最为重要。但我反对废除死刑从贪官开始。

国内很多专家在研究废除死刑，国际上也有很多人在呼吁。这些研究以及呼吁确实发生了效果，其中很多贪污腐败分子直接受益。我曾经在2008年对近千起腐败案件进行过研究，发现从统计的案件看，从1996年至2008年的十二年间，受贿犯罪死刑的平均受贿金额约上涨了105倍。在统计分析的案件中：

1993年至1996年，因受贿而判死刑的4件，受贿金额在17万至60余万之间，平均受贿金额为40万余；

1997年至1999年，因受贿而判处死刑的4件，受贿金额在170余万至520余万之间，平均受贿金额为320万余；

2000年至2002年，因受贿而判处死刑的11件，受贿金额集中在500余万至900余万之间，另外受贿金额在200万余至300万余之间的有4起，受贿金额达4100余万的1起，平均受贿金额在880余万左右；

2003年至2005年，因受贿而判处死刑的8件，受贿金额集中在500万左右至3000万之间，比较特殊的是河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副厅长李友灿受贿4744万余元，平均受贿金额1500万余；

2006年至2008年，因受贿而判处死刑的4件，受贿金额在2200万至1亿之间，受贿金额较小的是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受贿649万余，2007年判死刑，平均受贿金额在4200万左右。

这些年来很多贪污很严重的官员也都没有被判处死刑。但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人权不仅是死刑本身，人权的关键是公平公正。如果在一起修建大桥的工程中，负责修桥的政府官员受贿100万元，而因为资金减少不得不偷工减料的修桥公司没有按着要求的标准将桥建好，已经受贿的政府官员将有严重质量问题的大桥验收合格。最后因为大桥垮塌导致几十人从桥上掉下而失去生命，在一个还认为死刑是最严重刑罚的国家，是应该对这位受贿的官员处以死刑呢？还是应该处以轻一些的刑罚呢？我赞同处以死刑。

很多贪污腐败的官员表面看来没有直接伤及生命。但其实，腐败的结果之一就是“豆腐渣”工程，就是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生命的不负责任，就是我们吃的食品、药品、喝的水有质量问题；就是修的路、桥有质量问题；就是空气污染严重而难以遏制；就是伤及更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国家想要纠正风气，还想要保留死刑，那就要公平公正地适用死刑，不能出现“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现象。

第五篇：死刑演讲稿

《死刑与人权保障》演讲稿

老师好，同学们好！今天我的演讲题目是《死刑与人权保障》，以下是我的演讲内容：

一.概说

死刑，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刑罚，也是我国刑罚体系中最严厉的惩罚手段，至今已存续了数千年。从它的产生、发展并盛行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其存在是有生命力的——它以最强的威慑效果在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中独树一帜。

关于死刑的产生，我国学者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死刑在原始社会末期既已存在，如蔡枢衡在其《中国刑法世中》认为死刑产生于五帝时期，宁汉林在其《中国刑法通史》中认为死刑产生于虞舜时期。另一种观点认为，死刑产生于奴隶社会，如高铭暄主编在《刑法学原理》中持此观点。当然后一种是我国学界的通说。

布鲁诺 奈德尔在《死刑的文化史》中对死刑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分析后说：“直至今日，死刑的最深刻的本质是活人祭祀这一点没有改变——无论怎样试图将其纳入理性体系，都是徒劳无益的。”

二.死刑存废之探讨

（一）死刑存废之论证

关于死刑存废观点，本文先将文献针对死刑存废之正反不同的意见整理如下，大致上可以分为人道主义的观点、刑罚目的、刑事司法及犯罪被害人的立场： 1．死刑存置论

综观死刑存置的论点，可以大致整理以下四点：

（1）人道主义的观点。罪大恶极之人释放出狱继续危害社会，对于其它人亦是相当不人道。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亦不人道

（2）刑罚目的之观点。支持死刑存置论主要在于，死刑基本上就是一种应报刑。（3）刑事司法的观点。在责任刑法的原则之下，刑事诉讼程序以及证据制度的改革将可避免死刑之滥用。此外，误判可以透过程序救济来解决，产生误判与死刑并无直接关联，不论任何刑罚，都有可能产生误判，且对于重大犯罪，只要精确的实践追诉审判程序，谨守无罪推定与罪疑唯轻原则，经过多层的反复审查，应可将误判降至最低[。

（4）从犯罪被害人的立场。被害人情感而言，受害者的亲属，面对加害人因为尊重生命的人权呼吁而受到法律保障，情何以堪。不论被害人或是被害家属的正义情感被如何解读，死刑所具有的应报功能与被害家属情感之满足，均为重要社会感受关键。2．死刑废除论

针对死刑废除论，文献中有以下的看法：

（1）人道主义之观点。死刑为野蛮、残酷之刑罚，基于人性尊严与生命的绝对价值，国家并不具有赋予生命的权能，若允许国家执行死刑，将会助长轻视生命的风潮。

（2）刑罚目的之观点。就刑罚目的之观点，死刑并没有达到一般预防的功能。从刑罚的特别预防功能来看，死刑存在并无意义。

（3）刑事司法之观点。死刑宣告欠缺客观标准，裁量未能尽合公平。死刑执行后，生命权即无法回复，如因误判，将造成无辜者无救济机会。酷刑与死刑应加以严格区分，况且，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亦相当不人道。死刑犯的处遇可以透过改革监狱制度或是矫治制度的方式来进行。

（4）从犯罪被害人的立场。死刑的存在或可满足被害人报复心理，然而，对于被害人的赔偿并无实益。若能改为长期的监禁，将加害人于监狱中之劳务收益赔偿被害人，反对被害人家属更有利。

三.死刑与国际人权保障

从20 世纪后半叶起，特别是近30 年来，废除死刑的步伐明显加快。截至 2011 年 5 月中旬，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已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这些最新的数字变化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即废止死刑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国际潮流和趋势。在全球废止死刑的进程中，国际组织发挥了突出的作用。1．《世界人权宣言》———国际组织签署的第一个全球性国际人权文件

《宣言》第 3 条规定了基本生命权: “人人有生命、自由和个人安全的权利。”尽管对生命权的规定并不完整，但《宣言》应被视为支持生命权的基本宣言。《宣言》的法律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后来据此制定的一些国际公约权利规则逐渐演变成国际习惯法，成为有约束力的合法的国际规则，可以说《宣言》是当代人权的基石。

2．《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限制死刑适用、有法律约束力的人权公约

1966 年《权利公约》获联合国大会通过。至此，联合国才真正为人权保护提供了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人权公约》对生命权作了界定，对死刑的适用作了限制。《权利公约》第 6条再一次重申《宣言》规定的基本内涵———生命权，保护生命权免受任意剥夺，寻求限制继续使用死刑的国家对死刑的适用，并鼓励最终废止死刑。《权利公约》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

3．《旨在废除死刑的 ＜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第二任择议定书》——第一个号召世界范围全面废除死刑的国际公约

1989 年 12月，希望全面废除死刑的国家最后成功地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旨在废除死刑的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第二任择议定书》。《第二议定书》是联合国采取坚定立场建立国际标准，号召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的结晶。联合国安理会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刑事法庭决定刑罚时，其审判自然受到《第二议定书》的影响，对被告排除了死刑的适用。

4．联合国废止死刑运动的最新发展

1984 年 12 月，根据《人权公约》，联合国通过了《关于保障面临死刑的人的权利的措施》，规定对适用死刑的限制以及对面临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护。尽管当时联合国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的行动，但是《保障措施》向保留死刑的国家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即国际组织承认，死刑是对人权的侵犯，需要予以规范和监控。

1997 年 4 月 3 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具有重要意义的《联合国关于死刑的决议》。为了全面废除死刑，该决议号召，所有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应考虑延缓死刑的执行，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应进一步控制可适用死刑的犯罪数量，保留死刑的国家应及时公开死刑执行情况。

2010年11 月 11 日，人权委员会第三次通过号召在世界范围内中止死刑的决议，107个国家赞成、38个国家反对，36个国家弃权。这是继 2007 年之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三次表决中止世界范围的死刑决议，与 2008 年的决议相比，该决议获得更多国家的支持，确认了终止死刑适用的世界趋势。

四.国际社会废除死刑的现状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就有着关于死刑的废除趋势。1977年，16个国家废除死刑。19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的民主化运动使废除死刑国家的数量大幅提高。东欧剧变后，大量中欧和东欧国家为了进入欧盟而纷纷废除死刑（欧盟要求其成员国废除死刑）。在这些国家中，对死刑的公共支持虽各有诉求，但逐渐减少[35]现时欧洲就只有白俄罗斯一国保留死刑。另一方面，许多亚洲国家的死刑仍然有强烈的社会及民众支持，死刑事务也很少引起政府和媒体的关注。特别是在一些非洲和中东国家，支持死刑的比例一直很高。现今有95国明确废除死刑，9国规定只在特殊环境下执行死刑（比如战争），有35国虽然规定死刑但近10年内并无死刑执行案例。剩下58国仍然保留死刑[36]。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在废除死刑问题上有反复期。譬如美国曾经在1967年废除死刑，但在1977年恢复。菲律宾，在1987年废除死刑后，于1993年重新规定，但2006年再次废除

五.中国死刑制度的现状和趋势

1.毛泽东对死刑立法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的死刑思想主要包括：(1).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2).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

(3).判处死刑一般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4).提出死刑缓期执行制度

2.邓小平关于死刑问题的基本观点（1）.死刑保留论。（2）死刑功能论。（3）.死刑正当论。

（4）.强化死刑与慎用死刑相结合 3.1979年刑法的死刑立法

“保留死刑但严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

该法共分8章，总则和分则中都对死刑做出了规定。总则中，将死刑的适用条件限定在“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同时又规定“犯罪时未满18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并将死刑核准权赋予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规定了死缓制度，以期减少实际执行死刑的数目。分则共用15个条文在反革命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四类罪中规定了28个死刑罪名。

一是保留死刑。1979年刑法的起草过程中，30多个刑法草案中始终有死刑的规定；

二是严格限制死刑。

二、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刑法制定之前的死刑立法

（一）适用死刑的罪名大幅度增强，造成死刑的适用范围急剧扩张。

（二）死刑复核程序等期限被简化、缩短，导致死刑适用的程序性限制弱化。

（三）绝对适用死刑罪名的出现。4.1997年刑法生效之后的死刑立法

一是修改了死刑适用条件的基本规定，将1979年刑法的“罪大恶极”修改为“罪行极其严重”；

二是缩小了死刑适用对象的范围，删除了1979年刑法“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规定，将不满18周岁的犯罪人完全排除在死刑适用范围之外；

三是放宽了死缓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的条件，严格了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条件，将死缓减刑条件由1979年刑法的“确有悔改或者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降低为“没有故意犯罪”，将死缓期满立即执行死刑的条件由“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查证属实”修改为“故意犯罪”。5.目前中国立法对死刑的限制

一、死刑作为相对确定的法定刑而存在在1997年刑法中，没有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二、严格限制死刑案件的审判主体及其复核程序

三、规定了严格的死刑适用条件 其一，1997年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其二，1997年刑法删除了1979年刑法关于对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可适用死缓的规定。其三，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即使属于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也不能适用死刑，四、放宽了死缓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的条件

1979年刑法第46条将死缓减刑条件规定为确有悔改或者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

五、死刑不适用于具有某些情节的罪犯

依照刑法规定，凡具有总则规定的从轻、减轻情节，便应当或者可以判处较轻的刑罚而不判处死刑。这可以分为应该不判处死刑的情节和可以不判处死刑的情节。这类应当从轻的情节包括: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犯罪中止以及共同犯罪中的从犯与胁从犯。

六.总结

第一，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赞成废止死刑和保留死刑都是基于保护人权的需要，反映保护人权的要求；

第二，即使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将死刑的实际适用减少90% 完全可行的 第三，死刑消亡是历史的必然,但死刑的消亡这一历史的进程在我国现阶段还只能体现为真正按我国参加和签署的有关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严格地限制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