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上半年死刑、死缓案例判决

第一篇：2014年上半年死刑、死缓案例判决

2014年上半年死刑、死缓案例判决 南京“富二代杀妻”案判决 主审法官分析判决结果 去年4月24日晚，23岁的吉星鹏与朋友聚会饮酒时，听闻妻子与他人有染；次日早晨6时许，酒后回家的他与妻子发生争执，以菜刀、水果刀砍击、捅刺妻子数十下，致妻子当场死亡。18日下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吉星鹏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对其限制减刑。

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5月8日，被告人吉星鹏与被害人小祁(女，殁年22岁)登记结婚。婚后3个月，吉星鹏怀疑妻子与他人有染，两人产生矛盾，并数次争执。2013年4月24日晚，与朋友聚会饮酒时，吉星鹏听闻朋友讲述小祁与他人有染之事。次日早晨6时许，吉星鹏酒后回到家，即就饮酒期间所听朋友所述之事与妻子发生争执，争执中吉星鹏先后持菜刀、水果刀对妻子头部、胸背部、四肢等部位砍击和捅刺数十下，致妻子当场死亡。吉星鹏行凶期间，其父拨打110电话报警，后公安民警在其住处将其抓获并带至公安机关调查。

法院认为，被告人吉星鹏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其在父亲报警、母亲出门呼救后，虽一直留在现场，但明知有人报警仍继续行凶，而无放弃犯罪、防止危害后果扩大之意愿，不符合自动投案主动性与自愿性的实质要求，法院不采纳“被告人系自首”的辩解理由及辩护意见。

法院同时认为，被告人吉星鹏仅因听信传言而怀疑妻子不忠，持菜刀、水果刀砍切、捅刺妻子数十下致死，罪行极其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鉴于本案系婚姻家庭纠纷引发的犯罪，结合具体案情，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是，被告人吉星鹏故意杀人手段特别残忍，且未得到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有必要对其限制减刑。

为此，南京中院作出前述一审判决。

主审法官黄霞在接受采访时分析了判决结果：死缓限制减刑的至少服刑22年。

回家过年没钱花 男子抢劫杀人被判死缓

男子预谋抢钱回家过年，竟打起了按摩女的主意，假意接受服务实为抢劫，在抢劫后因害怕对方报警将其掐死。日前，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起在该市影响较大的1.30抢劫杀人案，受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作出二审宣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区绿晟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五千元；以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四千元。决定执行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九千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区绿晟预谋抢钱回家过年，于2013年1月30日下午4时许，以接受服务为由进入赣州市章贡区一按摩店内，采取双手掐颈的手段，抢得被害人小菁现金人民币650元。区绿晟因担心被害人报警，遂将小菁掐死。接着，区绿晟又将被害人包内一

部价值3825元手机及充电器拿走后逃离了现场。

2013年2月28日，被告人区绿晟被抓获归案。

赣州中院一审审理认为，被告人区绿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手段当场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抢劫罪。区绿晟实施抢劫后，为灭口而故意杀人，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区绿晟在实施故意杀人犯罪行为之后，临时起意拿走他人价值人民币3825元的财物，其行为构成盗窃罪。区绿晟在被害人无任何过错的情况下，以扼颈的方式将其故意杀害，情节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应予严惩。区绿晟虽如实供述罪行，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法院遂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五千元；以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四千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九千元。

区绿晟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但鉴于区绿晟系临时起意故意杀人、有悔罪表现、其亲属竭力赔偿等情节，对其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该院遂作出上述终审判决。

因“领导强奸妻子”将其枪杀 最高法未核准死刑 审案经过

故意杀人罪一审判死刑

王某的尸检报告显示，在他的前额偏左软组织内取出了四角形钉头式自制弹丸两枚，右侧小脑组织内提取四角形钉头式自制弹丸一枚。不过，王某身上取出的钉头式自制弹丸丢失，并且王某体内的子弹数也与当时的口供不符。朱世芳在庭审中表示，自己并非想置对方于死地，而是威胁对方承认强奸了自己的老婆，并希望在场的三人能够作证，好去县城告王某。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朱世芳先购买发令枪等作案工具，并通过实验改良增强发令枪的杀伤力，后用该发令枪朝被害人头部多次射击，具有杀害王某的主观故意，并导致王某死亡的结果，剥夺了他人的生命权，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此外，朱世芳故意伤害徐某夫妇，致二人轻伤，侵犯他人的身体健康权，构成故意伤害罪。

同时，日照中院认为，郭培花当年被强奸的情节由于当事人死亡，也无法被认定。2011年7月5日，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朱世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死刑裁定最高法未核准

宣判后，朱世芳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6日作出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2012年3月14日，最高法出具刑事裁定书，认定第一审判决和第二审裁定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裁定，不核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朱世芳死刑的裁定，并发回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随后，山东省高院将此案再次发回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去年8月31日，日照中院再次认定朱世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此后，朱世芳再次上诉。

今年4月10日，记者致电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案已经审结完毕，递交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截至记者发稿时，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并未给出答复，目前该案仍在山东高院进一步审理中。

4月13日，朱世芳的代理律师北京兆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小年表示，此案有两点无法查清，首先，因王某已经死亡，所以“强奸说”已无法认定，但也无法排除，因此此案中王某是否存有明显过错，也无法排除。其次，郭小年认为，朱世芳改装发令枪的情节证据不完整。虽然尸检报告显示，当年从王某尸体里曾提取过三枚改装的发令枪子弹，但这些子弹已丢失，证据不完整。根据最高法死刑复核的规定，在证据不足和情节不清的情况下，应该不适用于死刑。

海南一被告持刀杀害见义勇为保安一审获死刑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梁国际为吸毒而盗窃，被保安人员发现控制后，为逃避抓捕而持刀故意捅刺被害人左胸等要害部位多刀，致被害人当场死亡，其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犯罪手段残忍，后果严重；被告人梁国际因犯贩卖毒品罪，曾被三次判处有期徒刑，且第三次刑罚执行完毕后未满一年零二个月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依法应予严惩，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庭审中，王才发的父母也到庭参与了诉讼，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丧葬费18358元。法院经审理判决支持其诉讼请求。

宣判后，被告人梁国际表示不服，要求上诉。

王才发勇斗歹徒不幸殉职的感人事迹，引起强烈反响。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保铭作出批示，称赞王才发同志是海南省又一位见义勇为的英雄。王才发被海南省委追认为中共党员，同时被追授烈士、爱岗敬业模范、海南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称号。

“安医大图书馆命案”终审获死刑 一审判死缓 记者3月28日从安徽省高院获悉，备受关注的安徽省“安医大图书馆命案”已由该院改判。被告人胡某一审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缓后，检察机关以量刑偏轻为由提起抗诉，近日安徽高院二审改判胡某死刑。

安徽高院认为，胡某系预谋杀人，在被害人背后持斧砍击其要害部位二十余斧，虽然胡某犯罪后主动报案，没有逃离现场，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且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但其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严重、主观恶性极深，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检察机关抗诉不应对胡某自首从轻处罚，一审判处胡某死刑、缓刑二年执行明显不当，应判处胡某死刑立即执行的抗诉意见成立，法院予以采纳，故改判胡某死刑。

宿州协警杀人案一审宣判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

曾经轰动一时的安徽省宿州市协警杀死卖淫女案，近日尘埃落定。被告人于某某被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宣判后被害人亲属和被告人均表示服判。

专家谈南京泼硫酸伤童案判决：宽严相济罚当其罪中新网南京3月14日电 2013年5月30日，江苏省南京市一名12岁的男童乐乐(化名)在上学路上，被人泼了硫酸，导致二级伤残，凶手就是孩子妈妈的男友蔡士林。14日下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此案，判被告人蔡士林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孙国祥表示，蔡士林利用硫酸伤害一个无辜的未成年人，手段极其残忍，情节极其恶劣，造成的后果也极其严重，属于典型的以残忍手段伤害他人的身体。

“人们对犯罪感到震惊、对无辜的受害人痛惜的同时，也期盼法庭能给予被告人最严厉的惩罚。”孙国祥说。

孙国祥表示，根据中国刑法规定，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也就是说，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故意伤害罪量刑，在法定刑幅度内仍有多种选择，具体到个案如何量刑，是否应当适用极刑(死刑)，需要根据罪前、罪后和从重、从轻等各种量刑情节综合考量。

“应当肯定，本案具有诸多从重量刑情节。”孙国祥称，被告人在报复动机的驱使下，有预谋地作案，作案手段残忍，且针对的侵害对象是年仅11岁完全无辜的未成年人，犯罪实际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据此，被告人行为不但客观上属于“手段极其残忍、后果特别严重”，而且主观上的罪责也非常重，符合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条件，可以判处死刑。

“但是，具体是否适用死刑，还需要看有无其他从轻量刑的情节。”孙国祥说，从本案的情况看，被告人也有法定和酌定从轻量刑情节：一是被告人犯罪后，能够投案自首，这是

法定的从轻量刑情节，一般情况下，可以从轻处罚。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对于可以判处死刑的案件，如果被告人具有“可以”从轻处罚的法定情节，原则上应当从宽处理，即不判处死刑或者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二是本案属于恋爱纠纷这一民间矛盾引发的刑事案件，此类案件，一般掺杂感情及经济纠葛，不同于其他严重暴力犯罪，从最高人民法院的颁布指导案例来看，在量刑时也一般留有余地。

三是本案被告人的亲属为使被告人得到从宽处理，积极筹资赔偿经济损失，使本案的附带民事诉讼得以调解处理。由于被告人蔡士林本人已无赔偿能力，而被害人后继治疗、整容费用巨大，如何保障被害人今后有一个基本的治疗基础。在合议庭的协调下，被告人亲属愿意积极赔偿被害人后续医药费，这对被害人今后的生活和治疗意义十分重大。应该说，被害人的亲属本没有法定的赔偿义务，他们积极赔偿当然也有为被告人获得从宽处理(特别是不判被告人死刑)的功利目的，为了被害人这一现实利益，法院在量刑时需要也应当考虑这一情节。

“由此，我认为，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蔡士林的无期徒刑判决是合适的，充分考虑了本案的各种量刑情节和各方面的因素。”孙国祥认为判决既严惩了伤害无辜特别是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又考虑到被告人所具有的从宽量刑情节。判决效果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案件的处理，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受害的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原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周镇宏一审被判死缓 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消息，28日上午，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广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周镇宏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周镇宏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2年7月至2011年春节，被告人周镇宏在担任中共茂名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职务晋升、企业经营、当选政协常委和政协委员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何俊海等三十三人给予的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2464万元。此外，周镇宏对折合人民币3700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案发后，赃款已全部追缴。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周镇宏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周镇宏对部分财产不能说明来源，数额特别巨大，其亦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周镇宏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在被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有关部门尚不掌握的绝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态度较好，案发后赃款已全部追缴，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遂依法怍出上述判决。

安医大图书馆命案二审：律师鞠躬凶手下跪2012年12月20日上午，胡某某带着一个月前网购的斧头，制造了这起引发社会关注的校园惨案。

一审判决审理认为，这起惨剧确因感情纠纷引发。庭审中，辩护律师认同这种观点，并进一步解释称，因恋爱、婚姻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不过，检方否认了这个观点。检方出具胡某某和李某的证言说，胡某某并没有说双方确立恋爱关系，且李某非常反感胡某某的纠缠。

自首后是否必须从轻判决

二审中，检方补充了一份新证据。

这是由合肥市公安局出具的材料，称一个182的手机号码曾在2012年12月20日8时05分拨打了110报警电话。不过，当时是接处警高峰期，这个报警电话并未接通。庭审中，胡某某称，182的号码是他的手机号码。

一审判决认定，胡某某在作案后具有自首、主动供述等情节，这些是可以从轻或减轻判处的考虑因素。最终，一审判决正是综合了胡某某具有自首情节等因素，做出了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

不过，检方认为，虽然胡某某系自首，但并不能因此而获得轻判。检方说，胡某某是预谋杀人，犯罪手段极其残忍，主观恶性深，社会危险性大，属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今天在法庭上,胡某说,案发前谈某对他进行了三次言语威胁,他很害怕就买了斧头。

辩护律师认为,胡某是初犯,且没有前科。在校表现一直良好。一审认为其有自首和悔过情节。胡某在案发后立即拨打了警方电话,且案发后主动要求赔偿被害人家属30万元,并要求自己的妹妹为被害人家长养老送终,希望法庭维持一审原判。

检方认为,胡某经专业机构鉴定没有精神方面问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谈某对其实施威胁,胡某在案发前也是多次纠缠李某,胡某故意杀人事实明确,情节恶劣。且被害人家长对其不予谅解。建议撤销一审判决,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第二篇：判决案例

济南市历下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1）历民初字第1005号

原告：济南新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住址：济南市历山路138号凯旋商务中心A座7楼电话：0531-88292196

法定代表人：宋新纲

委托代理人：孙继华，山东金百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黄日生，男，1961年7月15日生，身份证号码：***18X，住址：济南市历下区十亩园小区5号楼三单元101。

原告济南新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黄日生房屋确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1年6月2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长闫云、审判员宁爽、阮斌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7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济南新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孙继华、被告黄日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济南新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诉称，2007年元月，原告拟购买位于济南市济南市历山路138号凯旋商务中心A座7楼190平方米的房屋用于办公使用。为了争取更多的销售优惠并方便办理银行贷款，与被告黄日生达成协议：由被告以自己的名义出面签订购房合同并办理房屋所有权证，购房资金及办理产权手续所发生的税费全部由原告承担；房屋交付后由原告实际使用，承担银行贷款及利息以及相关的物业管理费。二年之内双方将房 1

屋产权的过户到原告名下，被告应予以配合。被告承诺对房屋不主张任何权利。

协议达成后，被告黄日生于2007年3月12日与开发商签订房屋购买合同并办理了银行贷款，购房首付款一百一十万元及以被告名义办理的贷款均由原告通过银行转帐支付。5月10日被告取得房屋后将房屋交由原告装修使用，用于公司办公使用。约定的期限内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办理房屋产权转移手续，被告以种种理由拒绝配合。故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确认济南市历山路138号凯旋商务中心A座7楼的房屋所有权为原告所有，并判令被告立即履行配合原告办理产权转移的相关手续，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黄日生辩称，原告所诉虽然是事实，但因原、被告之间不能就办理产权转移的相关费用承担达成一致协议才拖延至今，因此不是被告违约，而是原告违背当时的口头承诺在先。

经审理查明，被告黄日生是原告济南新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2007年1月9日，原、被告签订《关于购买办公房屋的补充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经公司股东会同意，原告拟以220万元的价格购买位于济南市历山路138号凯旋商务中心A座7楼房屋用于公司经营使用，为了争取更多的销售优惠并方便办理银行贷款，由股东黄日生（即本案被告）负责以个人名义办理全部购房手续，购房资金及办理产权手续所发生的税费全部由原告承担；房屋由原告实际使用，承担银行贷款及利息以及相关的物业管理费。二年之内双方将房屋产权的过户到原告名下，被告应予以配合。根据协议约定，被告黄日生于2007年3

2月12日与开发商签订房屋购买合同并办理了银行贷款，购房首付款一百一十万元由原告从公司帐户通过银行转帐支；被告为购买该房屋办理银行贷款，自2007年4月开始每月还款3560元，款项由公司帐户转帐支付。5月10日被告取得房屋后，由原告负责装修并用于公司经营使用至今。

2010年2月21号、8月19号，原告先后两次以书面方式通知被告要求其协助办理产权转移手续，被告要求公司支付好处费十五万元，因原告未同意导致房屋产权变更手续延迟至今没有办理。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关于购买办公用房的补充协议》、《股东会决议》、《商品房买卖协议》、《房屋所有权证》、财务转帐支付凭证、物业管理费收费凭证等证据在卷予以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于2007年1月9日签订的《关于购买办公用房的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内容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其合法性应予以确认。位于济南市历山路138号凯旋商务中心A座7楼的房屋虽然权属登记在被告黄日生的名下，但是由于购房首付款以及以被告之名办理的贷款、利息完全由原告新恒科技公司出资偿还，同时，自该房屋交付后，一直由原告实际占有和使用，并承担了房屋的物业、水电等各项费用，各项费用均列入原告的经营成本，因此，房屋的实际产权人应为原告新恒科技公司。被告黄日生以自己的名义签订购房合同并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但并未实际出资，仅为房屋的顶名购买人，对这一事实被告在庭审中已经予以承认，并与《协议》、3还款凭证等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据此，原告依据协议要求乙方协助进行房屋产权的变更登记的诉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被告未在约定的期限内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在原告名下属明显的违约行为，其辩称原告违约在先因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因此该辩解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位于济南市历山路138号凯旋商务中心A座7楼702房屋所有权人为原告济南新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二、被告黄日生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原告济南新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

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黄日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闫 云

审判员宁 爽

审判员阮 斌

二○一○年九月二日

书记员曹 亚 娟

第三篇：幼儿园判决案例

保定律师承办幼儿园学生人身损害赔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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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学生人身损害赔偿案

案情简介：

6岁的小笑系光华幼儿园的学生，就在老师带领学生回教室时，小笑走路时不小心摔倒，导致右上肢受伤。家长与校方因双方的责任承担问题发生争议。律师感悟：

这是一起典型的幼儿在幼儿园遭受人身伤害而幼儿园又没有任何过错的意外事件。本律师在代理此案件有着十足的信心相信幼儿园不应该承担任何的责任，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和《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幼儿园在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最终法院的判决还是让幼儿园承担了赔偿责任，并且没有说出任何的让人信服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就在律师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全国人大通过了《侵权责任法》，在该法第38条中规定了：第三十八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

而此条规定完全修改了原来的幼儿园承担的过错原则，虽然该法律在2010年7月1日才生效，但法律的前瞻性使本律师一直坚守的幼儿园过错才承担责任的信念被动摇了。通过这个案件使我意识到对于同一事件，法官与律师虽然同为法律人，但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方式有时是差别很大的。这个案子使我意识到一点，有时仅从自己的思维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往往会陷入误区，因此发散思维、多角度考虑问题是一名律师应当具有的思维方式。

该案相关法律文书：

民事起诉状

原告：小笑，女，6岁，汉族，住...............法定代理人：副某，男，汉族，住...............，系原告父亲。

法定代理人：副妻，女，汉族，37岁，住...............，系原告母亲。被告：保定市光华幼儿园。住所地：保定市南市区光华家属院。法定代表人：洪某。诉讼请求：

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交通费109元，法医鉴定费460元，误工费5796元，营养费2000元。

二、被告赔偿原告残疾赔偿金46762元。

三、精神抚慰金10000元。

四、退还2007年7月份的保育费230元，以上各项费用共计65356元。

五、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

2007年原告到被告幼儿园上学，每月抚育费230元，2007年7月10日8时许，由于被告看护不利，致使原告在被告幼儿园摔伤右上肢，经诊断为右上肢尺、桡骨骨折。

2008年7月14日

民事反诉状

反诉人：保定市光华幼儿园。住所地：保定市烟厂路。法定代表人：洪某。园长。

被反诉人：小笑，女，6岁，汉族，住..............。法定代理人：副某、副妻，系被反诉人父母。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反诉人返还反诉人垫付医药费、交通费等共计5197.8元。

2、反诉费用由被反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

反诉人是由保定市南市区教委批准设立的合法幼儿园。被反诉人在反诉人处上学。2007年7月10日上午8时许，在老师带领幼儿回教室时，被反诉人走路时不小心摔倒，右上肢受伤。为此，反诉人立即将被反诉人送到医院救治，后又转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反诉人为被反诉人先后垫付医药费、交通费等共计5197.8 元。

针对以上事实，反诉人认为被反诉人的伤害，是被反诉人自己走路时摔倒，是反诉人不可预见的，纯属于意外事件。反诉人不存在看护不利的事实。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0条的规定，反诉人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同时，根据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反诉人不是被反诉人的监护人，也不应当然承担被反诉人任何的伤害的赔偿责任。所以，反诉人为其垫付的所有费用被反诉人理应返还。

综上所述，希望人民法院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公判，依法支持反诉人的诉讼请求。

此致

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法院

反诉人：保定市光华幼儿园

2008年7月14日

代 理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依照法律规定，受被告保定市光华幼儿园的委托和河北亚华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我担任保定市光华幼儿园的诉讼代理人，参与本案诉讼活动。通过今天的法庭调查和质证，现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被告是由保定市南市区教委批准设立的合法幼儿园。原告在被告处上学。2007年7月10日上午8时许，在老师带领幼儿回教室时，原告走路时不小心摔倒，学。2007年7月10日上午8时许，在老师带领幼儿回教室时，被申请人走路时不小心摔倒，右上肢受伤。为此，申请人立即将被申请人送到医院救治，后又转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根据病例记载，被申请人在治疗完毕后，右上肢已经达到活动正常的程度。但被申请人却提供了法医学鉴定书（保法医鉴字[2008]第1654号），鉴定被申请人为九级伤残。申请人认为该鉴定为虚假的，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人申请对被申请人的伤残进行重新鉴定。

此致

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保定市光华幼儿园

2008年7月14日

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8）南民初字第335号 原告（反诉被告）：小笑，女，6岁，汉族，住......。法定代理人（系原告之父）：副某，男，汉族，住......。

法定代理人（系原告之母）：副妻，女，汉族，37岁，住.........。被告（反诉原告）：保定市光华幼儿园。住保定市南市区光华家属院内。负责人：洪某。

委托代理人要鸿志，河北亚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小笑与保定市光华幼儿园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小笑及法定代理人副某、副妻与被告（反诉原告）保定市光华幼儿园负责人华某及其委托代理人要鸿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小笑诉称，我是光华幼儿园学生，2007年7月10日由于被告看护不利摔倒受伤，经诊断左上肢尺桡骨骨折，治疗期间的医药交通费109元，鉴定费460元，误工费5795元、营养费2000元、残疾赔偿金46762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应由被告赔偿，另外，被告还应退还我7月份保育费230元，上述各项费用共计65356元，本爱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反诉原告）保定市光华幼儿园辩称，2007年7月10日上午8时许，由老师带领幼儿回教室时，原告（反诉被告）走路时不小心摔倒将右上肢尺桡骨摔伤，被告（反诉原告）立即将原告（反诉被告）送往医院救治，先后垫付医药费用共计5197.8元，我们认为原告（反诉被告）的伤害是自己走路时不小心摔倒造成的，是被告（反诉原告）人不可预见的，属于意外时间，被告（反诉原告）不存在看护不利，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我们认为垫付的医药费、交通费应予返还，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反诉被告）小笑系被告（反诉原告）保定市光华幼儿园学生，2007年7月10日上午8时许，在老师带领回教室时摔伤右上肢，被告即将原告送往医院救治，并通知其父母到医院，后又转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经诊断为右上肢尺桡骨骨折，期间被告支付医药费、交通费共计5197.8元。原告支付医

第四篇：案例判决分析[模版]

劳动者申请辞职后劳动关系解除的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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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案劳动者于2010年9月提交辞职申请书称将在10月22日离职，但公司不能证明其已批准该辞职申请并已通知劳动者，而按公司规章制度，未经批准擅自离职视为旷工处理。10月26日，劳动者被用人单位的机器切断手指，双方对该日双方是否仍存在劳动关系发生争议涉讼。对此，法院应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差异、接近证据的远近以及日常生活经验，对举证责任作出合理分配。本案二审改判确认事发之日双方仍存在劳动关系。

【案 情】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致远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鸿飞橡胶有限公司

2010年5月7日，刘致远与上海鸿飞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飞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的期限为2010年5月7日至2011年5月7日。2010年9月，刘致远因有事要回贵州老家，提出辞职，但公司要求其提交辞职报告，否则按公司规定对不经批准擅自离职者要视为旷工。刘致远遂于9月24日递交辞职书，要求10月22日回家。后刘致远因故未于10月22日回家，而是继续留在了上海。2010年10月26日下午一点半，刘致远在鸿飞公司车间被车床切断两根手指，厂方送其至医院就医，为其支付了医疗费、10月份整月工资，并陆续支付了部分生活费，但双方对事故的赔偿未能协商一致。

2011年3月2日，刘致远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裁决确认刘致远与鸿飞公司在2010年5月7日至2010年10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鸿飞公司对裁决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称：刘致远于2010年9月24日提出辞职，公司于同年10月6日已签字同意其在2010年10月22日离职，故自10月22日后双方已解除了劳动关系，要求法院确认原、被告之间在2010年10月22日之后不存在劳动关系。

刘致远辩称：其曾提交一份离职申请，并准备在2010年10月22日离开公司，但公司一直没有对离职申请进行过批准，其手指亦是被鸿飞公司的切料机切断。

【审 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刘致远陈述公司没有人通知不同意其辞职，故2010年10月22日是否还在鸿飞公司工作取决于刘致远的意见。若刘致远打算在2010年10月22日之后继续在鸿飞公司工作，应及时通知公司，故应该由刘致远提供证据证明其在2010年10月22日之后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现刘致远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且刘致远对事发当日在切料机上操作的产品的材料、要求冲型、备胶的内容均不清楚，故无法确认鸿飞公司与刘致远在2010年10月22日之后还具有劳动关系。据此判决：鸿飞公司与刘致远在2010年5月7日至10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刘致远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其上诉称，虽然其曾提交一份离职申请，并准备在2010年10月22日离开公司，但鸿飞公司的领导一直没有对离职申请进行过批准，根据公司规定，其也不敢擅自离开，且此后公司仍安排其工作，其系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受伤。故要求改判其与鸿飞公司在2010年5月7日至10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用人单位处于管理者的地位，而相应管理资料亦为用人单位掌握。鉴于刘致远发生事故时尚在双方劳动合同有效期内，而鸿飞公司又有规定，擅自离职将作旷工处理，予以罚款直至开除。现鸿飞公司并无证据证实其明确批准刘致远辞职且该批准已被刘致远收悉，并且鸿飞公司也未与刘致远办理过离职手续、结清工资。同时，考虑到刘致远伤害事故系发生在鸿飞公司职工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刘致远受伤手指亦系为鸿飞公司机器切断，刘致远所作其在10月22日后继续为鸿飞公司提供劳动的主张更为可信。故结合双方的举证能力、接近证据的远近并考虑本案实际案情及生活常理，刘致远

主张与鸿飞公司在2010年5月7日至同年10月26日存在劳动关系的理由成立。据此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确认鸿飞公司与刘致远在2010年5月7日至同年10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评 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在刘致远提交辞职申请书上载明的欲离职时间2010年10月22日至事故发生的同年10月26日之间，双方当事人是否还存在劳动关系。如果劳动关系成立，刘致远下一步可以向鸿飞公司主张工伤赔偿；否则，刘致远无法主张工伤赔偿。因此，事发之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直接关系到刘致远和鸿飞公司双方的经济利益。本文结合本案就劳动关系存在与否的认定问题再作如下分析。

一、劳动者辞职情形下判定劳动关系是否解除的标准

通常情况下，对于劳动者一方离职的，提交辞职申请书的时间及内容是判断双方劳动关系是否已解除的重要标准。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碰到劳动者提交辞职申请书后经单位挽留或其他原因又与用人单位继续保持劳动关系等比较特殊的情况。此时，就要结合双方是否仍继续在履行劳动合同、是否办理了交接手续、是否结清了报酬等情况，对劳动关系的状态进行判定。

劳动法律关系是一种兼具平等性和隶属性特质的法律关系，集中表现为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劳动者向用人单位给付劳动，并获取报酬作为劳动给付之对价；二是劳动者要接受用人单位的工作安排、管理监督，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本案中，要认定刘致远与鸿飞公司在2010年10月22日后是否继续存在劳动关系，就应弄清双方之间的关系有无上述特征。从劳动给付的角度来说，刘致远伤害事故系发生在鸿飞公司职工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其受伤手指亦系被鸿飞公司机器切断，这与鸿飞公司所称刘致远系来办理移交手续明显不符，所以法院认定刘致远受伤系在为公司工作的过程中，而事实上鸿飞公司在事后也发放了刘致远10月份的整月工资。就接受用人单位管理方面而言，鸿飞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规定“在合同期间，未得到批准，擅自离职者视为旷工处理”，刘致远在未接到批准其辞职的通知的情况下，继续留在鸿飞公司工作亦属合理，同时也印证了刘致远接受公司管理制度约束的事实。因此，从本案审理所查明的事实来看，10月22日之后刘致远与鸿飞公司之间的关系仍符合劳动关系的主要特征，据此二审法院认定双方在10月22日后仍存在劳动关系。

二、劳动关系是否解除的举证责任分配

在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上，最基本的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但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并不完全平等，在举证能力、接近证据的远近方面，劳动者明显处于弱势。关于劳动关系是否解除的证明责任，虽然法律未有举证责任倒置的明确规定，但考虑当事人的举证能力等因素，法院应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本案纠纷中，鸿飞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处于管理者的地位，相应的管理资料为其掌握，相较劳动者而言鸿飞公司更接近于有关劳动管理的证据材料，包括办理劳动者离职手续的相关资料。本案鸿飞公司称其已于2010年10月6日批准刘致远的辞职申请，但无法提供刘致远收到单位批准的证据。二审法院在刘致远已举证其伤害事故系在鸿飞公司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发生的情况下，认为若要否定事发之日双方已不存在劳动关系，则该主张的进一步举证责任应由鸿飞公司承担。

第五篇：崔英杰案判决在即学界呼吁慎用死刑

崔英杰案判决在即 学界呼吁慎用死刑.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赵凌

最后更新：2007-04-12 11:52:03 来源：

崔英杰案正可成为检讨城管制度得失的标本

这是注定煎熬的一段等待。自崔英杰得知自己挥下一刀居然夺去城管李志强的生命起，五个月来，他一直在看守所等待可能随时而至的死刑判决。

2006年12月12日，北京海淀区城管干部李志强被害案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和李志强的形象遍为人知不同，这是摊贩崔英杰首次公开露面，他的英俊让旁听席上的部分女记者发出惋惜的唏嘘。

23岁的被告人崔英杰被控在城管人员没收其三轮车时杀死副队长李志强。与他同时站在法庭上的，是以窝藏罪被起诉、在他逃亡中提供帮助的四位朋友。

检方将公安起诉意见书中的故意伤害罪变更为故意杀人罪，这一变化意味着，如果法院认定指控罪名适当，死刑将成为崔英杰的首选量刑。

辩方反对这一指控，为崔英杰提供法律援助的两位律师认为，崔英杰的行为仅属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如果法院接受辩方意见，则暗示崔英杰保住性命。

故意伤害还是故意杀人，对崔英杰而言，两者最直接的区别就是生与死。

刑法学者：适用死刑不合适

一审中检方当庭播放了事发现场的录像资料，这被认为是崔案中最为关键的证据。“我根本没有想到，手中的摄像机没有关掉，偶然拍到的画面让人们看到了李志强被杀的经过。”在接受北京《法制晚报》采访时王金波说，王是海淀城管大队宣传科工作人员，为了留存工作资料，他参与了联合行动。

画面显示，十几个执法人员围绕在崔英杰周围，崔英杰手里紧握小刀本能地舞动，口气却软弱：把车给我留下，其他你们拿走。城管的声音在说，你把刀放下，把刀放下。争执的最后场面是崔英杰单膝跪地，左手仍死抓住三轮车不放。

“我哀求他们，什么东西都可以拿走，就是请把我的三轮车留下，因为那是我头天刚刚借钱买的。”崔英杰在庭审中形容当时心情。

城管最终收缴成功开始回撤，画面中是他们离散的背影。已经离开现场的崔英杰突然从后面迅速跃入镜头，人群一阵混乱，然后是血，然后是崔英杰转身飞快跑向小巷深处的蓝色身影。

“当时非常心痛，看到三轮车被装上卡车的那一刻。”崔英杰说，“看到过新疆卖哈密瓜的有人在最后关头还能要回车，我就又冲上去了。和李志强擦肩而过时和他的手碰了一下，就以为他要抓我，所以随手一扒拉，当时不知道扎在什么位置。”对于这一致命动作，崔英杰作出了如上解释。

起诉书表明，崔英杰因无照经营被海淀区城管大队查处时，即持刀威胁、阻碍城管人员的正常执法活动，并持刀猛刺海淀城管队副队长李志强（男，36岁）颈部，伤及李右侧头臂静脉及右肺上叶，致李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检方指控崔英杰是以暴力手段妨害城管执法人员执行公务，并持刀行凶致人死亡，“犯罪性质极其恶劣，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辩护律师夏霖和李劲松认为崔英杰故意杀人不成立。他们表示，犯罪的故意有两个特点：一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二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崔英杰与被害人李志强素不相识、无冤无仇，崔的行为是在挽救自己三轮车的同时，担心自己人身可能受到强制，急于脱身时一次随便的挥刀。

崔英杰逃到天津后，曾向朋友发短信询问李志强的伤情。律师表示，这一点可以证明崔英杰确实没有预见到李志强死亡的后果，对李的死亡结果没有主观上的希望或放任态度。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其林认为，从适用刑法的角度看，当不能证明有杀人故意时，根据疑罪从无从轻原则，就应该认定为伤害致死，这是当前适用刑法的基本原则。

“但不论是杀人还是伤害都是应当对罪行承担责任，所以关键就在量刑，如果按故意杀人定罪，判处一般是死刑，不判处死刑是例外，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只有手段残忍才是死刑，判处死刑才是例外。”

阮其林强调，对崔英杰适用死刑将不合适。因为对犯罪不仅要看结果还要对整个案件的综合考察才能作出正确的定罪量刑。“崔英杰为了谋生受到处罚，在城管执法要没收其生产工具，一时激动之下杀人，是激奋杀人，不同于有预谋的故意杀人、为情和钱的谋杀、为掩盖罪责的杀人，或者以残忍的手段杀人。”

城管执法局是否合法成立

李志强之死被广泛披露后，舆论在对其殉职表示哀悼的同时，也经由此案郑重反思历时十年之久争议重重的城管制度。超越刑事法律的讨论，正在使这一案子成为近年来评价城管制度得当与否的一个最佳标本。

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曾就崔英杰案与城管执法问题举行专题讨论。与会学者认为，崔英杰案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在行政法角度来看，更是暴露了目前城市管理中行政执法的法律缺陷。

城管执法是否有法律依据的疑问由来已久。据记者了解，尽管城管目前没有自己单独的法律或法规，但是它所涉工商、园林、交通等每一个领域都有一些自己可以适用的法律，这

些分散于各处的法律构成了城管执法的基础。

城管最直接的授权来自行政处罚法第16条：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这就是当时人们俗话说的，八个大盖帽变成了一个大盖帽。

从这个角度看城管执法的法律依据是没有争议的，但执法的行政机关是否合法又成为一个新的疑点。

夏霖律师就对北京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合法性表示怀疑。他认为，尽管法律规定可以由“一个行政机关”综合行使权力，但这个行政机关显然是指合法成立的行政机关。根据有关法律，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厅、局、委员会等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夏霖告诉记者，经其调查，北京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局的成立根本没有经过这一程序。这就意味着，既然控方指控崔英杰妨害公务，就必须先证明北京市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局是一个合法成立的行政机关。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刘松山也点出同样命门。他表示，城管把小商贩的经营性财产予以没收，禁止他们再从事这方面的经管活动，实际上是对这个行为设置了行政许可，而行政许可应当依法授予，所以行政机关到底有没有权力设定这个行政许可就是一个问题，这涉及到政府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据记者了解，2002年北京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局正式更名成立，其前身是原北京市城管监察办公室。该局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范围包括市容环境卫生、无证违法建设、无照经营、市政、公用事业、城市节水、停车、园林绿化、环护、施工现场（含拆迁工地管理）、城市河湖、黑车、黑导游等13个方面。

目前，北京城管执法局并未对这一质疑作出回应。

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相信，对城管的定性问题会对崔英杰案产生影响，如果城管执法本身缺乏合理性将必然影响到案件的量刑。

法外因素

按照法律的通常规定，此案已过审限。法院迟迟不决的状态留给所有人沉重的悬念。和法院内不得而知的平静不同，法庭外关于崔英杰案的争论和关注从案发到现在一直从未停止。

从阵容强大的法律学者到铺天盖地的网民，从痛失同行的城管群体到东躲西藏的小小摊贩，从旁听席上哭倒在亲人怀中的李志强之妻到旁听席上跟儿子目光相遇时眼中有泪的崔英杰之父———无数人都在即将而来的判决中注视着崔英杰的生死。

殉职后的李志强被北京市政府授予烈士称号，单位为他建了个网上纪念馆，有人留言—

——得知杀害您的凶手已经审判了，作为一个同行，感到很欣慰！期盼审判结果早日到来！有人留言———郭德纲师傅说天堂没有小摊贩，希望你能享受一个安静的新年。他的家人仍然谢绝采访，仍然在漫长的精神恢复中。

崔英杰的父亲崔瑞武无所适从，一次次从北京无功而返，他觉得应该做些什么却又不知如何做才能保住儿子的命。家里收到来自各地陌生人的汇款，附言里是些安慰的话。老家村民、小学中学、服役部队、保安同事纷纷写来求情信向法院证明崔英杰是个好人。“我根本不想杀他，造成伤害我忏悔，我愿意承担责任。”法庭上说这些话时崔英杰硬朗的脸上流着眼泪。

一位当了8年分队长的城管干部对记者说，崔英杰必须死，如果不死如何让城管在未来执法。“李志强现在是烈士，这个案子就不是普通案子了。”

这恰恰正是中国政法大学阮其林担心的。“我们不能因为当前要正面宣传打击暴力抗法行为而对被告人严惩，我们过去常常是这样做的，使被告人成为公共政策推行的牺牲品。不能用剥夺一个人生命的方法来教育别人。”

律师夏霖在法庭上为其当事人辩护时说：“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被生活所迫，从事这样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终善良纯朴，没有偷盗没有抢劫，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庄严地向各位发问，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

„„

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们的公民更幸福还是要使他们更困苦？我们作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这个社会更和谐还是要使它更惨烈？我们已经失去了李志强是否还要失去崔英杰？“

■法眼

不应忽视公民的经济自由权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崔英杰案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反映了城市管理的合理性、合法性和管理手段的正当性问题，以及外来人口在城市的生存权利和方式，城市秩序与外来人员基本生存权的矛盾。

根据我国政府签订并批准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即公民有从事经济活动和选择职业自由。

政府有权对经济活动进行管理，但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范围，政府没有权力加以剥夺，只能是合理限制，使它不影响秩序，不影响他人安宁，不造成公共卫生问题。就是说，对公民个人要摆小摊贩、修车、修鞋的经营谋生方式，政府没有权力禁止他们的经管活动，政府

管理只能不让他们影响交通，或小摊贩不合卫生标准的，按卫生标准加强检查，保证卫生安全；对搞欺诈、卖假冒伪劣的，就应加强检查等。政府管理的权限仅此而已。

国外政府不能禁止个人在城市的经营，只是有地点、时间和方式的选择。为此，政府提供各种场所给市民自由经管，如采取跳蚤市场、夜市、周末市场和家庭庭院销售等方式管理。所以，这个案子的悲剧从根上涉及到政府管理的权限问题，就像政府不能取消城市流浪人员的权利一样。从这个大的背景下考虑这个案子，就不应严惩。

■链接

事件回放

2006年8月11日下午5点，北京市中关村。由于维持生计的三轮车被海淀城管队员没收，23岁的河北小贩崔英杰与城管队员发生争执，随后用小刀刺进海淀城管分队副队长李志强咽喉部位。当天下午6时左右，李志强抢救无效死亡。11月27日，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崔英杰提起公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