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我县财政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的思考

第一篇：如何提高我县财政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的思考

gdp和财政收入是众多经济指标中两个关键性的指标，而税收收入又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地区综合经济实力的“晴雨表”和“显示器”，这三者已列入各级政府的重要考核内容，认真研究这三者的关系，正确把握三者的比例结构，对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我县县域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有着十分重要意义。

一、我县财

政、税收收入占gdp比重情况

笔者搜集了2001-2007年全县财政、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的统计资料如下：

表一： 2001-2007年文秘杂烩网县财政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对照表

指标名称

计算单位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gdp

亿元

41.2

12.9

46.84

14.8

55.32

16.1

67.36

16.3

80.44

16.8

93.96

14.5

110.86

15.0

财政总收入

亿元

1.29

8.8

1.62

15.7

1.96

20.8

2.19

12.2

2.55

16.3

3.2

25.5

4.07

27.2

税收总收入

万元

11525

7.87

14404

24.9

16005

11.1

19761

23.5

21980

11.23

26682

21.4

34588

30.0

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

3.1

3.5

3.5

3.3

3.2

3.4

3.68

税收总收入占gdp比重

2.79

3.08

2.89

2.93

2.73

2.84

3.13

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

89.34

88.91

81.65

90.23

86.19

83.38

84.90

注：税收总收入等于地方税收收入与上缴中央的国税收入之和

上述数据显示，我县的财政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呈平稳均衡的变化态势。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县税收收入与财政收入同步增长，财政收入的增长高于gdp的增长，而税收的增长出现曲线型回落现象，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一直保持在3%以上，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一直保持在80%以上，为文秘杂烩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可靠的财力支撑。

表二：2006-2007年南昌市各县区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对照表

县区

2006

2007

财政总收入（亿元）

gdp（亿元）

比重

财政总收入（亿元）

gdp（亿元）

比重

东湖区

8.76

169.9

5.16

10.72

200.0

5.36

西湖区

10.2

173.2

5.89

12.44

203.47

6.11

青云谱区

5.22

100.8

5.18

7.06

110.56

6.39

湾里区

2.01

15.1

13.31

2.58

18.03

14.3

青山湖区

11.35

165.5

6.87

13.56

187.5

7.23

南昌县

10.2

153.1

6.66

13.64

184.3

7.4

第二篇：能否逐年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

能否逐年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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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整理: 会计职称考试 编辑:王菲 文章来源：新浪

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导致内需的不振和经济结构的失衡。

第三篇：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逐年下降的原因

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逐年下降的原因

一．引题

近年来，在各种媒体报道上不断出现这样的说法：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连年下降，说明国民收入分配体制严重失衡。（如《人民日报》2010年10月18日的《普通民众为何不敢花钱？》，就是一例）。

从统计数据看，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的确从1978年的48.8%下降到2009年的35.6%。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居民消费真的下降了吗？仔细观察统计数据会发现，中国居民最终消费“绝对值”非但没有萎缩，反而连年上升。最终消费增长率一直在高位运行，2004年为12.31%，之后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2007和2008年都达到15%以上。2009年，消费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仍然达到9%。除了2009年之外，最近几年，消费增长速度都快过GDP增速。

和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居民消费上升的速度大大超过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巴西、印度、韩国等相比也毫不逊色。在这里，数据打架了。一方面，居民消费支出绝对值在持续高速上升，另一方面，这类支出占GDP的比重，确实在逐年下降。

表面上看，数据打架的原因很清楚：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大幅增加政府投资，基本建设投资增长速度惊人，这是导致消费占GDP比重逐年下降的根本原因。同样的，在2008年美国和欧洲遭遇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再次大幅度增加政府主导的投资，推出4万亿元刺激计划，使得消费占GDP比重进一步下降。

与此同时，因为中国居民需要为养老、医疗、子女教育和购房积累资金，不敢过快增加消费开支，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居民消费原本可以增长更快的潜力。

但以上分析的都是表面原因，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其主要原因。

二．我国居民消费比重逐年下降的主要原因

（一）导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城市化进程缓慢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动趋势看，农村居民消费是我国消费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从消费增长速度看，1979年-2007年，农村居民消费年均实际增长5.7%，城镇居民消费年均实际增长11%，政府消费年均实际增长11.2%。只有农村居民消费增速低于总消费增速(9.4%)，是总消费增长较慢的主要原因。从消费率看，2007年我国总消费率为48.8%，比最高峰时的1981年下降了18.3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了22.9个百分点，对总消费率变动的贡献度为-125.3%；城镇居民消费率上升了5.9个百分点，贡献度为32.3%；政府消费率下降了1.3个百分点，贡献度为-7%。农村居民消费率大幅下降，是我国总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从消费贡献率看，2007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只有39.4%，比1981年下降了54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居民消费贡献率下降了43.8个百分点，占比为81%；城镇居民消费贡献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占比为11%；政府消费贡献率下降了4.2个百分点，占比为8%。农村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大幅下降，是我国消费贡献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下降是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城镇化进程对提高消费率有重要促进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均呈下降态势。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91.7%下降到2007年的53.4%，对城镇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300%。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5.7%下降到2007年的20.3%，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44%。

1978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总体上也呈下降趋势。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从1978年的1.18下降到2007年的0.86，下降了0.32，对城镇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133%。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从1978年的1.03下降到2007年的0.79，下降了0.24，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26%。

1979年-2007年，居民消费率对总消费率变动的贡献度为-93%。其中，城乡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对总消费率变动的贡献合计约为-152%，城乡居民人口结构变动(即城市化率的提高)对总消费率变动的贡献合计约为135%，城乡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对总消费率变动的贡献合计约为-76%。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比重下降是我国消费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城乡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对消费率下降也有较大影响。特别要指出的是，城市化率提高是我国消费率变动的惟一正向促进因素。城镇化率偏低，城镇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程，也是我国消费率低、投资和消费失衡的重要原因。

（二）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集中，向城市集中，向少数人集中 收入是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收入分配结构决定了消费分布结构。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动趋势来看，我国国民收入在上世纪90年代后在不断向政府和企业集中。

一是国民收入向政府和企业集中，导致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在我国GDP结构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在1995年以后开始逐年下降，固定资产折旧所占比重基本稳定，而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比重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政府和企业集中。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仅为39.7%，比1995年下降了11.7个百分点；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为14.2%，比1995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为31.3%，比1995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

从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分配结构来看，也反映出国民收入在加快向企业集中。1992年-2005年，企业(包括金融部门)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从11.7%上升到20%，上升了8.3个百分点；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先降后升，2005年为20.5%，与1992年接近；居民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从68.3%下降到59.4%，下降了8.9个百分点。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企业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基本呈逐年上升的态势，而居民所占比重基本上是逐年下降。

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居民收入比重大幅下降。1983年以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占居民总收入1的比重基本上逐年下降，从1983年的66.9%下降到2007年的27.3%，下降了39.6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收入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从1983年的33.1%上升到2007年的72.7%，提高了39.6个百分点。尤其是2000年以后，二者有加速变动的趋势，城乡居民收入比重差距急剧扩大。

三是城乡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占人口比重大多数的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比重在下降。以城镇居民为例，2000年-2007年，按各收入组权重计算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加权平均增长10.9%。其中，占城市家庭60%的中等收入以下组的贡献率只有52%，占城市家庭40%的中等收入以上组的贡献率达到48%。10%的最高收入组的贡献率为14.3%，而10%的最低收入组的贡献率只有6.2%。这说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是由高收入家庭贡献的，居民收入正在向少数高收入群体集中，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增长较慢，收入比重下降。

四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社会消费倾向下降。一般来说，高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较低，而低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较高。因此,如果收入分配更加平等，则会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反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社会的消费倾向就越低。利用城、乡居民住户资料和基尼系数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收入分配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成反比关系，即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平均消费倾向越低。而且，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更大。

工资性收入增长较慢是城镇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也是城乡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从城镇看，与劳动者报酬对应的工薪收入是城镇居民收入的主渠道。1990年-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3.9%。其中，工薪收入年均增长13.7%，比重从76.1%下降到74.2%，仍是主要收入来源，也是导致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的主要因素。转移性收入年均增长14.7%，比重从21.7%上升到24.6%，是第二收入来源。经营净收入年均增长24.5%，比重从1.5%上升到6.8%，是增长最快的部分，也是第三收入来源。财产性收入年均增长20%，比重从1%上升到2.5%，增长较快但比重仍然很低。

从农村看，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1990年-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1.1%。其中，家庭经营纯收入年均增长8.9%，比重从75.6%下降到53%，仍是主要收入来源；工资性收入年均增长15.4%，比重从20.2%上升到38.6%，是第二收入来源，也是增长最快的部分；转移性收入年均增长12%，2007年比重达到5.4%，是第三收入来源；财产性收入年均增长9.1%，比重从4.2%下降到3.1%。从发展趋势看，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还会持续提高。

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看，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较大的也是工资性收入。从2007年看，工资性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接近90%。

导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还有其他原因，如历史文化、社会年龄结构、流动性约束等，但最直接、最主要的还是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城市化进程缓慢。三．改善措施

如何在确保居民消费绝对值上升的同时，提高消费占GDP的相对比重？首先，要看政府是否会长期保持高投资水平。

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美国推行罗斯福新政，加大政府投资，建设了一系列重点交通和水利工程，对经济起到了良好提振效果。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奥巴马政府却已很难模仿罗斯福新政，因为美国已经找不到多少值得大规模投资、并能带来较好经济效益的建设项目了。在美国，高速公路早已四通八达，该修桥的地方早就修了桥，连十来万人的小城市都修了机场。中国和美国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经济还在起飞阶段，有许多值得投资的基本建设项目。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就非常羡慕中国能够实施4万亿投资计划。正是由于大规模基础建设，在全球经济一片萧条的情况下，中国在2009年依然保持了8.7%的高速增长。但再过几十年，中国也会超越这个发展阶段，将很难持续采用投资基础建设来拉动内需。

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也存在很大隐患。铁路、公路和其它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政府大规模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债券融资或者增发货币。如果公共债务不断上升，对于未来经济发展很不利。寅吃卯粮，当时舒坦一阵，后患无穷。倘若以增发货币的方式扩大投资，更是饮鸩止渴。一旦触发恶性通货膨胀，很可能颠覆经济增长趋势。2009年，中国银行贷款猛增9.6万亿元，大部分贷款给了国有企业，投入了基础建设。银行不良贷款风险上升，不得不加倍警惕。

再看方程式中的另一个变量——居民消费。要提高居民消费水平，需要多管齐下。

第一，增加生产永远处于第一位。消费水平的提高应当是增加生产、增加物质财富存量的结果。在没有充分提高产出的情况下空谈提高消费水平，只不过是望梅止渴。第二，通过减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目前，中国政府财税收入占GDP比重过大，在世界各国当中名列前茅。尽管税收负担很重，但地方政府依然入不敷出，债务高达7万亿元。要刺激消费，夏季要削减政府开支，减少居民税负。第三，稳定金融，控制货币发行量和信贷总额，减缓通胀预期。只有切实保证居民的未来购买力，人们才能放心增加当期消费。第四，加速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加完善廉价的医疗、失业和养老保险，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第五，大力发展中心城市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住所，安居之后才可能增加消费支出。

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项改革配合才能见效。没有一个全面的改革安排，简单地喊提高居民消费，其结果很可能是拔苗助长，事与愿违。

第四篇：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问题的研究

龙源期刊网 http://.cn

我国财政收入占ＧＤＰ比重问题的研究 作者：孙嘉麟 刘志国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年第05期

[摘要]文章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仍有增量和存量空间，因而有必要适度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同时我国的财政收入90%来源于税收，这就更需要我们制定出一个合理的宏观税率水平，把财政收占GDP的总量和增长速度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关键词]GDP；财政收入；宏观税率；适度增长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第五篇：提高税收收入质量的思考

对进一步提高税收收入质量的思考

所谓税收收入质量是指税务机关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组织各项税收收入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客观反映。合法性是指税务机关组织各项税收收入要以国家法律法规为依据，严格遵守组织收入原则，它是税收收入质量的灵魂；真实性是指税务机关组织各项税收收入要遵从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课税要素必须明确，它是税收收入质量的基础；可靠性是指税务机关组织的各项税收收入能否直接成为稳定、可使用的政府财政收入，它是税收收入质量的核心。税务机关只有始终坚持把依法治税贯穿于税收工作的全过程，严格按照“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坚决防止和制止越权减免税”的组织收入原则，才能为各级政府提供合法、真实、可靠的财政收入，建立一个公平、公正、有效的税收环境，促进社会公平竞争，有效地提高税收收入的质量。为此，本文从当前组织税收收入工作中存在的异常现象分析，客观研究产生异象的各种因素，与大家共同探讨如何进一步提高税收收入质量问题。

一、违反组织收入原则的异象

（一）人为调节收入进度。经济发展快、税源富裕的地区和单位，存在有税不收、延缓征收，甚至暗示纳税人零申报、少申报或迟申报，达到延迟税款入库，控制税收收入进

度的目的。而经济发展慢、税源贫乏的地区或单位，则往往存在提前征收、借款交税、违法预收现象，以达到多收税款、早入库，完成税收收入任务的目的。比如，为赶上收入序时进度，要求销售普通标准住宅的房地产公司预缴土地增值税。

（二）扰乱税收管理秩序。在税款征收过程中，引税、混库最有代表性，“引税”一般采取降低税率或免征附加税种，以及政府用财政资金给予纳税人一定比例的返还，吸引外地税源到当地纳税。“混库”则是将税收收入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预算科目和预算级次及时缴入国库。比如，将应征收的省级营业税的金融利息收入按一般营业税入库，把省级财政收入转为县级财政收入。

（三）违反优惠政策规定。有些税务机关从完成税收收入任务出发或出于团体和个人私利考虑，对不符合享受优惠政策条件的纳税人给予税收优惠，或者对符合享受优惠政策条件的纳税人不办理或不按政策规定执行税收优惠政策，严重影响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实际效果，使政策调控落空。

（四）虚收空转。个别税务机关采用捏造虚假的经济业务或虚假的税收要素，多交税收，然后再通过财政返还的形式将所纳税款退还给纳税人，一交一退之间，纳税人没有损失，入库的税收金额却攀升上去了，形成财政收入的空增长。如，虚报房产原值、占地面积，多申报房产税、土地使用税；

虚开租赁发票、建筑发票、销售不动产发票；以投资、转让等形式，将大额资产和重点项目在纳税人（主要是国企或行政事业单位）之间反复交换等等，以实现虚增税收收入的目的。

二、违反组织收入原则的危害

违反组织收入原则的种种异象给法律尊严、政府形象、组织决策、民生改善和风险防范等多方面，都带来了直接和间接的危害。

（一）削弱税法严肃性。《征管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规定：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征收税款，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开征、停征、多征、少征、提前征收、延缓征收或者摊派税款。以发展地方经济为借口，无视国家法律法规，违反组织收入原则，是对国家税收法规的蔑视，直接影响并削弱了税法的严肃性。

（二）影响上级部门决策。税收是经济的“晴雨表”，税务机关是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各项税收指标是上级部门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和参考。在组织税收收入上弄虚作假，反映给上级部门虚假的税收收入指标，直接会掩盖事实真相、混淆领导视线、影响领导决策部署，进而影响地方

经济和社会发展。

（三）不利民生改善。税收收入质量不高导致财政收入“虚空”，可用财力没有增加，用于社会公益和民生改善的资金没有增加。在“漂亮”的业绩背后，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没有发展。另外，虚收的税款中有部分是与中央或省级财政共享的，虚收金额越大，流出去资金就越多，这无疑让本来就提肘见襟的地方财政雪上加霜。比如，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属于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每一笔税款中，都有60%的份额划归中央。

（四）损害政府形象。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违反组织收入原则，不顾收入质量的做法明显地是违背了科学发展观。一个忽视了科学发展的“跨越发展”，怎能推进经济和社会的繁荣进步！法制、诚信是政府软环境建设的硬指标，是评价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环境的重要依据。不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擅长弄虚作假，这必然无诚实可言，法制缺失、诚信丧失怎能让投资者放心、老百姓安心。

（五）诱发执法风险。《刑法》和《征管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违反组织收入原则行为的法律责任。各级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违反组织收入原则的行为定会引发税收执法的风险，而且有税不收、延缓征收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极易引发廉政风险，最终必将受到行政处分或刑事追究。

三、影响税收收入质量的原因

违反组织收入原则的种种表现，无论从主观行为上分析，还是从客观制度和实践结果上研究，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五大方面：

（一）法制意识不强。近年来，我国立足加强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税收法治，但仍有一部分人的思维方式还是停留在权大于法和情优于制度的错误观点上。有些地方打着发展经济的口号，假借讲政治的名义，以权压法，强行要求税务机关不依法办事，甚至违背法律原则办事。税务机关及工作人员唯地方是从，按长官意志办事，不敢坚持原则，懂法不守法，执法不依法。纳税人抱着民不与官斗的古训，对违法事件不敢说不，对违法行为不敢斗，甚至还想趁机捞油水。

（二）政绩考核变味。政绩考核注重量的方面忽视质的方面，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现象在个别地方仍然存在。不正确的政绩观助长了收入“水分”形成。地方领导不顾本地区、本单位实际，片面追求财税收入高指标、高增长，对税收收入指标层层加码，致使税收收入与经济税源严重背离，为了确保完成收入任务，“引税”、“借税”、“虚收”等方法层出不穷。个别税务机关内部考核也侧重收入数字轻收入质量，以收入论英雄，把完成任务作为考核最重要的指标。因此，任务宽松的时候，就想方设法藏税，控制收入进度；任务难以完成的时候，不顾组织收入原则，千方百计多收税。

（三）大局观念淡漠。有些地方领导及税务人员缺乏大局观念，只考虑地方利益，不考虑国家利益，只关心小团体利益，不关心集体利益，只注重个人利益，不注重单位利益，只计较眼前利益，看不到长远利益。只要有利于本地区、本单位或者本人的事，可以牺牲大局，甚至臵国家法律于不顾。

（四）财政体制漏洞。按照现行的财政政策，对贫困地区的地方税收入全部留在地方，不与中央及省财政分成，这本是有利于贫困地区早日脱贫的好政策，却被有些地方钻了空子。税务机关通过各种手段虚收税款，再由财政部门返还给纳税人，因为不与上级财政分成，所以一收一转之间，地方财政没有损失，纳税人没有损失，而财政收入数字却窜上去了。有的地方片面强调以组织收入为中心，在计划目标管理上，实行组织收入“一票否决制”，强调完成计划任务的刚性，导致一些税务机关将工作重心放在就收入抓收入上，淡化依法治税观念，致使影响税收质量问题的发生。

（五）督察内审不严。上级税务机关对下级税务机关的督察内审侧重于收入指标的完成，忽略对收入质量的督察，侧重于对收入滞后单位的督察，放松对收入增长快的单位的督察，导致“一俊遮百丑”的观念盛行，只要能完成任务，就是尽到税务干部天职了，至于采取何种手段并不重要，因为没有人来督察。

四、进一步提高税收收入质量的途径

进一步提高税收收入质量既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客观要求，更是依法治税的实践需要。为此，我们要从牢固确立法制意识的高度出发，突出组织收入原则的严格化，考核指标的科学化，财政体制的完善化，内部督察硬性化，走出一条税收收入质量全面提升的新路子。

（一）强化法律宣传。加强税收法律法规特别是法律责任的宣传，把依法治税的理念渗透到每个征税人、纳税人以及用税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法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税收征收管理工作的领导和协调，全力支持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依照法定税率计算税额，依法征收税款。进一步强化税务干部税收执法风险意识，坚持依法行政，按照法定的权限、法定的程序和法定的课税要素征税，不得作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或者与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行为。加强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宣传，提高纳税人权益保护意识，对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作出的违法行为要敢于说不，并且及时向上级税务机关或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二）科学修订政绩考核指标。当前应把依法行政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一个重要指标，切实改变“重发展轻法治”现象，着力提高依法行政意识，为税务部门依法治税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对政府官员的考核，不能光看GDP和财政收入数字，更要着重看财政收入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可靠性。要牢固树立正确的税收政绩观，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经济社会、历史检验的税收实绩。同时，要不断加强税源的预测和分析，提高税收计划的科学性，保证收入任务与税源状况不脱节。

（三）完善财政体制。现行的财政政策为虚收空转提供了便利。笔者认为，对采取虚收空转等手段虚增财政收入的，一经查出，取消地方税收入不与上级财政分成的优惠，加大虚收空转的成本。也可以在税款入库时，按比例与上级财政分成，然后再通过转移支付将上级财政收到的份额返还给贫困地区，前提条件是检查确认无虚收空转现象。另外，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地税机关的征收经费，不能让征收经费成为地方控制税务部门征税的工具。

（四）贯彻组织收入原则。要始终坚持组织收入原则，越是税源吃紧、任务繁重，越是要坚持依法征税。不得随意变通税收政策，不得混级混库入库税款，不得违规设立税款过渡账户，不得违规异地转引税款，不得违规减缓免税，不得虚假代征代扣税款，不得违规谋取不正当利益，严格防止税收执法风险。

（五）加强督察内审。督察内审工作政策性、专业性强。根据当前税收执法风险管理的需要，建议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督察内审专业团队，把政治可靠、业务熟练、作风扎实的人员充实到督察内审队伍中，通过督察内审工作查前培训、实践锻炼、学习交流、举办培训班等多种方式，加大对督察内

审人员的培训力度，切实提高督察内审专业团队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把对税收收入质量的督察作为督察内审工作的主要工作之一，坚决查处违反组织收入原则的行为，切实保证税收收入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