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裁定房抵债对所有权

第一篇：法院裁定房抵债对所有权

房抵债裁定具转移所有权的效力

2005年3月17日，黄某与魏某签定一份借款合同，约定黄某借款10万元予魏某，期限2年，到期还本付息共计15万元。二人到公证处对合同进行了公证，并在合同中载明了债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条款。黄某随后交付了借款10万元。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魏某并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双方几经协商未果，黄某遂向B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黄某向法院提供了魏某在A区有一房产的线索，法院随即对该处房产进行了查封。经查，魏某并无支付金钱履行义务的能力，随后法院对该处房产进行了拍卖，因无人竞买导致流拍。后经黄某同意，B法院裁定将该房产以物抵债给黄某。但在办理过户手续的过程中，A法院又以魏某系其一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为由对处其辖区内的该房产进行了查封。黄某当即提出了执行异议，认为B法院已经将该房产裁定以物抵债给了自己，A法院无权查封。

[意见分歧]

在本案的处理过程中，A法院与B法院对裁定以物抵债但尚未办理过户手续的房屋能否进行查封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A法院认为，房屋属于不动产，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转移，系采取登记要件主义，同时以登记为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在本案中，B法院虽已裁定将A区的房产以物抵债给黄某，但黄某并未履行法律规定的过户手续，所以该房屋的所有权并未转移，实际上仍由魏某所有。为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A法院依法对魏某所有的财产进行查封，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

B法院则认为，法律虽然规定不动产物权转移以办理过户为标志，但其系对私法行为而言的，而法院以物抵债的裁定系基于公权力而作出的，代表了国家司法机关对A区房产权属的实质性判断，不应受不动产物权转移登记要件主义的规制。法院裁定一经作出，房屋所有权即告转移，虽然仍需办理过户手续，但过户登记在这里只具有作为公示方法的意义。[法理评析]

笔者同意B法院的意见。

首先，从《民法通则》及《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的规定来看，其对房屋所有权的变更系采取登记要件主义，即只有办理过户手续，房屋所有权才能转移。但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上述规定显然只是针对作为物权变动原因之一的民事法律行为而作出的，如对基于买卖、赠予等法律行为而引起的物权变动，法律要求当事人必须履行登记过户手续，只有这样方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但在执行中以物抵债的裁定显然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因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公民或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具有表意性、目的性以及主体间平等性的特征。

其次，从民法理论上分析，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可以区分为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事实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具有特殊性，它不以登记为要件，仅以其作为公示方法，物权的变动则自相关事实行为完成之日起即告成立。

就本案而言，自B法院以物抵债的裁定生效之日起，A区该房产的所有权即应从魏某变更为黄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五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以物抵债，强制以物抵债的裁定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裁定生效后将抵债物交付给申请执行人。根据这一规定，在本案中，B法院以物抵债的裁定一经送达，A区该房产的所有权即转移于黄某的名下。这一点在新颁布的《物权法》中也得到了体现，其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可见，本案中A法院对已经裁定抵债的房产进行查封的行为，实质上是对案外第三

人合法权益的侵害，黄某在执行过程提出异议，A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人与债权人约定以房抵债，抵债协议是否有

效？ 发表时间： 2010年10月06日 20时40分

 阅读次数： 83简要描述: 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合同性质属债务承担。因为林某首先是自然人，然后才是西埃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某在 《协议》上签字，表明他作为自然人有承担西埃西公司债务的意思表示，且这种意思表示并不违反《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也没有侵害第三人或社会的公共利益，所以，应当认定他是本案合同的当事人，与西埃西公司一起就合同的履行承担民事责任。林某应将涉案房屋过户给北京第一机床厂，房屋的增值部分是机床厂应得的。”第三人与债权人约定以房抵债，抵债协议是否有效？上海房产律师张浩律师咨询电话***

第三人与债权人约定以房抵债，但未及时办理过户，后房屋价值飞涨，抵债协议是否有效？是否仍应以原约定价款抵债？

法院认为，本案协议属于“新债清偿”，亦称间接给付或新债抵旧或为清偿之给付，是指债权人与债务人协商一致，由债务人负担新的债务以履行原有的债务，在新债务未履行之前，旧债务并不消灭，当新债务履行后，旧债务同时消灭。协议有效。

并应按照原约定价格抵偿债务，房屋升值利益由债权人享有。

值得注意的是，新债清偿在我国无任何相应法律规定，法院是根据新债清偿这一理论进行审理判决的。

以房抵债后翻悔 责任如何担？

——运用“新债清偿”理论妥善处理争议案件

2008.09.24B07版：法治特刊 稿件来源:上海法治报

案情追溯

A 抵债房屋价值翻一番

2000年3月6日，北京第一机床厂与上海西埃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一份 《偿还欠款协议》，林某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该协议上签字。

协议约定：西埃西公司结欠北京第一机床厂货款147万余元，机床厂同意西埃西公司用林某所有的地处上海的两套房屋计99万余元，偿还部分欠款；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上述房产的产权、使用权和支配权即转为北京第一机床厂所有，双方应在上述房产交付后，配合办理产权转移手续等。此后，房屋因其他原因被法院限制转让过户，双方一直未能办理过户手续。

2003年7月，这两套房屋被允许转让，但价格已随上海整体房价的变动而上涨至200万元左右。林某因此未按约履行房屋过户。于是，北京第一机床厂起诉至法院，要求林某将两套房屋过户，并支付房屋过户的相关费税等。法院一审支持了北京第一机床厂过户房屋的诉讼请求，对其要求林某支付房屋过户费税的诉讼请求则不予支持。

判决后，林某向市二中院提起了上诉。

B 协议性质成断案关键

林某始终认为，当初签订的这份协议应该被认定为无效。理由包括：系争房屋为法院查封房屋，不得擅自处分； 《偿还欠款协议》是两个法人之间签订的，他只是代表公司在协议上签字，并不代表个人，对用自己的房屋冲抵公司的债务并不知情。

同时林某的妻子也提出，协议所涉房屋是林某婚后购买的，因此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林某擅自拿去抵债是无效的。

“本案纠纷发生在上海新一轮房地产价格上涨前后。涉案房屋在签订协议时价值仅为99万余元，而在2003年却上涨至200万元左右，对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支持机床厂的诉请，意味着其原有债权发生了大幅增值，看似有不当得利之嫌。但如果驳回机床厂的诉请，则意味着林某对以私有房产冲抵公司债务的意思表示可以不负任何责任。”这份协议的法律性质和效力应如何认定，给承办法官周庆余出了一道难题。

“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合同性质属债务承担。因为林某首先是自然人，然后才是西埃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某在 《协议》上签字，表明他作为自然人有承担西埃西公司债务的意思表示，且这种意思表示并不违反《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也没有侵害第三人或社会的公共利益，所以，应当认定他是本案合同的当事人，与西埃西公司一起就合同的履行承担民事责任。林某应将涉案房屋过户给北京第一机床厂，房屋的增值部分是机床厂应得的。”

但是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合同性质属代物清偿。西埃西公司用林某的房产冲抵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债务，是典型的以物抵债协议。机床厂对西埃西公司的99万余元的债权，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已物化为林某的两处房屋。但由于合同双方是机床厂和西埃西公司，林某的签字只能代表西埃西公司，且林某也不是合同的当事人，所以在林某不愿意履行该以物抵债协议的情况下，北京第一机床厂只能对西埃西公司主张99万余元的债权，而林某本人不应承担本案的合同责任。”

C 缜密分析维持原判决

经过缜密分析，周庆余法官提出第三种意见。

“我认为本案合同的性质属新债清偿。北京第一机床厂对西埃西公司享有的147万余元的债务是旧债。之后，林某作为西埃西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协议上签字，并愿意用自己房产抵债，说明林某此时的身份已出现混同。他既代表西埃西公司，又代表其个人，所以上述协议可以认为是三方协议。协议签订后，在林某和机床厂之间成立一种新债，债的履行标的是系争的两套房屋。林某负有向机床厂履行新债的义务，新债不履行，旧债不消灭。至于涉案房屋价

值的增减不影响本案合同性质的认定，房屋价值的增减风险均应由机床厂承担，这样才符合公平合理原则。”

至于林某妻子提出房屋是共同财产，法院认为：购房合同、支付房款凭证及房地产登记册的记载均显示林某为房屋的完全权利人，其妻也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因此她以协议签订时未经其同意侵犯其权益为由，认为协议无效的观点也不能成立。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最终作出了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

法官阐述

新债清偿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与处理

张新 周庆余

审理中有观点认为，本案合同性质属债务承担，林某在协议上签字，既代表西埃西公司，又代表其本人，故林某系本案合同的当事人，应依约定承担合同责任；也有观点认为，本案合同性质属代物清偿，林某仅代表西埃西公司与北京第一机床厂签订协议，非本案合同的当事人，依法不应承担合同责任。

笔者认为，本案合同的性质属新债清偿，林某是本案合同的当事人，应依约向北京第一机床厂办理系争房屋过户手续。

理由是：债务承担的本质是合同的债务人发生变更，或由一人变为数人，或由新债务人代替原债务人，而债的本身不发生变化。代物清偿的本质是一个要物行为，债务人除了必须和债权人达成以他种给付代替原有给付的合意之外，还必须现实地履行债务，且这种履行为债权人所实际受领。

本案中，北京第一机床厂与西埃西公司的原有债务为金钱给付之债，而现在变为交付房产之债，债的本质内容已发生了明显变更，故不成立债务承担。当事人双方已就他种给付代替原有给付达成了合意，但双方并未实际履行，故合同的性质亦不属于代物清偿。

所谓新债清偿，亦称间接给付或新债抵旧或为清偿之给付，是指债权人与债务人协商一致，由债务人负担新的债务以履行原有的债务，在新债务未履行之前，旧债务并不消灭，当新债务履行后，旧债务同时消灭。

笔者认为，成立新债清偿必须具备以下法律要件：

（1）须有原债务存在。新债清偿系以清偿旧债务为目的而负担新债务。

（2）须债权人与债务人协商一致。新债清偿系合同行为，须由债权人与债务人订立契约，始能成立。如第三人与债权人订立新债清偿合同，自愿承担原债务人的债务，在新债务与旧债务内容同一时，成立债务转移；新债务与旧债务异其要素时，成立新债清偿。

（3）新债务与旧债务之内容必须异其要素。新债务之给付内容、种类必须合法确定而且可能履行，且给付之要素必须与原债务不同。司法实践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协商以物品或劳务抵还金钱债务。由此看来，新债清偿的本质特征是在新债务履行以前，新旧债务并存。

本案中，从表面上看是北京第一机床厂与西埃西公司签订 《偿还欠款协议》，林某并非合同当事人，但林某在协议上签字，不仅代表西埃西公司同意上述还债协议，同时也代表了其本人愿意用自己所有的房屋部分抵偿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债权，原审及二审据此认定本案合同系三方协议并无不妥。

从本案合同的性质来看，本案北京第一机床厂与西埃西公司之间原有的债权债务关系是金钱给付之债，林某作为第三人与机床厂达成用其私有的房屋抵偿西埃西公司原有部分债务的合同，构成一种新债，且这两种债务的内容已发生了明显变化。从机床厂与西埃西公司签订的偿还欠款协议内容来看，双方均没有消灭原有债权债务关系的意思表示，此时新旧债务并存，故本案合同的性质符合新债清偿的法律特征，构成新债清偿。林某将系争房屋过户给北京第一机床厂后，西埃西公司原有的99万余元的债务才归于消灭，否则该部分债务不消灭。

至于涉案房屋的价值增值部分，理应由北京第一机床厂享有，这是正常的市场交易风险。因为如果房屋价值减少，这一风险也同样是由北京第一机床厂承担。

案件背景

本案涉及原、被告达成的“以房抵债协议”的性质。一般以房抵债协议无抵押的意思表述，也不进行抵押登记，所以不应认定为抵押。当这类协议因故未及时履行而房价却大幅上扬时，债权人是否有权按协议主张对房屋的所有权，还是只能主张将该房屋折价或拍卖、变卖实现其债权及利息损失，都是实践中的疑难问题。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案时认为，“以房抵债协议”属于民法理论中的 “新债清偿”。本案的处理对于在 “以物抵债”的商事交易中抵债物价格波动较大的情况下，价格风险、收益如何正确分配以有利于守信一方具有指导意义。根据本案撰写的案例分析 《本案以房抵债协议构成新债清偿》也在 《人民法院报》“案例指导”专栏发表

执行中以房抵债的裁定具有所有权转移效力

陈国利

[案情简介]

2005年3月17日，黄某与魏某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黄某借款10万元给魏某，期限2年，到期还本付息共计15万元。两人到公证处对合同进行了公证，并在合同中载明了债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条款。黄某随后交付了借款10万元。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魏某并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双方几经协商未果，黄某遂向B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黄某向法院提供了魏某在A区有一房产的线索，法院随即对该处房产进行了查封。经查，魏某无支付金钱履行义务的能力，随后法院对该处房产进行了拍卖，因无人竞买导致流拍。后经黄某同意，B法院裁定将该房产以物抵债给黄某。但在办理过户手续的过程中，A法院又以魏某系其某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为由，对处

其辖区内的该房产进行了查封。黄某当即提出了执行异议，认为B法院已经将该房产裁定以物抵债给了自己，A法院无权查封。

[意见分歧]

在本案的处理过程中，A法院与B法院对裁定以物抵债但尚未办理过户手续的房屋能否进行查封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A法院认为，房屋属于不动产，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转移，系采取登记要件主义，同时以登记为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在本案中，B法院虽已裁定将A区的房产以物抵债给黄某，但黄某并未履行法律规定的过户手续，所以该房屋的所有权并未转移，实际上仍由魏某所有。为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A法院依法对魏某所有的财产进行查封，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

B法院则认为，法律虽然规定不动产物权转移以办理过户手续为标志，但其系对私法行为而言的，而法院以物抵债的裁定系基于公权力而作出的，代表了国家司法机关对A区房产权属的实质性判断，不应受不动产物权转移登记要件主义的规制。法院裁定一经作出，房屋所有权即告转移，虽然仍需办理过户手续，但过户登记在这里只具有作为公示方法的意义。

[法理评析]

笔者同意B法院的意见。首先，从民法通则及《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的规定来看，其对房屋所有权的变更系采取登记要件主义，即只有办理过户手续，房屋所有权才能转移。但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上述规定显然只是针对作为物权变动原因之一的民事法律行为而作出的，如对基于买卖、赠与等法律行为而引起的物权变动，法律要求当事人必须履行登记过户手续，只有这样方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但在执行中以物抵债的裁定显然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因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公民或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具有表意性、目的性以及主体间平等性的特征。其次，从民法理论上分析，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可以区分为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事实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具有特殊性，它不以登记为要件，仅以其作为公示方法，物权的变动自相关事实行为完成之日起即告成立。

就本案而言，自B法院以物抵债的裁定生效之日起，A区该房产的所有权人即应从魏某变更为黄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五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以物抵债，强制以物抵债的裁定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裁定生效后将抵债物交付给申请执行人。根据这一规定，在本案中，B法院以物抵债的裁定一经送达，A区该房产的所有权即转移于黄某的名下。本案中A法院对已经裁定抵债的房产进行查封的行为，实质上是对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侵害，黄某在执行过程中提出异议，A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篇：对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若干问题的探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逐步健全，人民法院审理各类经济、民事、行政案件逐年增加，而法院判决、裁定生效后“执行难”的问题亦日益突出。有的当事人在法院执行中采取“拖、躲、磨”方式拒不履行法律义务，有的无理取闹，甚至谩骂、围攻、殴打法院执行人员，加上地方保护主义不同程度的干扰，使不少已生效的判决、裁定形成实质上的“空调”、“空判”，客观上等于给胜诉一方当事人打了个“法律白条”。这不仅使抗拒执行者形成了对人民法院的藐视，同时也导致了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的不信任，更重要的是它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因此，利用刑罚手段全面有效地从严惩治抗拒裁判犯罪行为，对于维护法律的尊严，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刑法虽然对原刑法第157条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作了部分修改，但在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中的“有能力”、“拒不执行的行为”以及“情节严重”的理解和认识仍不尽一致，争议颇大。为了全面理解和准确地适用新刑法第313条，及时惩处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行为，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现就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的几个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关于对本罪的修改问题

新刑法第31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与原刑法第157条相比，其修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条文单列。原刑法第157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或者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罚金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不难看出，原刑法157条中包括两个罪名，即妨碍公务罪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新刑法为什么将这两个罪分别单列条文？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原条文立法技术不规范、不科学，由于两罪规定在一个条文，不仅造成法学理论界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概念上的争议，而且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该罪构成认识的异同，新刑法将此罪单列，克服了以上缺陷，体现了立法者对人民法院裁判的特殊保护。新刑法颁布前众多刑法专著中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概念主要有两种表述：其一，“所谓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当事人以暴力、威胁或无理取闹等手段，公然抗拒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的行为”。其理由是，从语法上分析，“或者”是个连词，用在叙述句里，表示选择关系。因此第157条中的“以暴力威胁方法”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的同样是紧密关联的。其二，“所谓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抗拒执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行为”。其理由是：两个罪名用逗号加以区分，“以暴力、威胁方法”只是用来限定妨碍公务的客观方面，而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不存在修饰、限制。由于两个罪名在同一条文中引起理论上的争议，给司法实践带来操作上的困难，因此，新刑法将两罪单列其意义也就不言自明。

2、客观要件明确。新刑法对本罪的修改主要表现在客观要件上，一是要求行为人必须有履行能力；二是拒不执行的行为必须是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新刑法虽然不要求此罪必须以暴力、威胁方法为抗拒行为的前提，但对其客观要件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首先，行为上必须有履行能力而拒不执行，这是构成此罪的前提，因为如果行为人确实没有能力，而法院却强制其执行，行为人主观上不存在有过错，所以，即使行为人在执行中有拒不执行的行为，也不能按犯罪处理。其次，拒不执行的行为必须是情节严重，因为当事人即使有能力，也会因种种心态而拒绝执行，其行为往往是多种多样，程度上有轻重之分，危害也有大小之别，因此，不能因为当事人拒不执行就轻易定罪科刑。

二、关于对“有能力”的确认问题

按照新刑法第313条之规定，对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要处以刑罚。由此可见，“有能力”是构成本罪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有能力”的概念比较抽象，难以界定。在办案中究竟如何确认行为人是否有能力，目前，法学理论上尚未有统一的认识，做对“有能力”的确认上作些探讨尤为重要。

所谓“有能力”，是指行为人在客观上具备了承担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书上的裁判义务的能力。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有无承担法院裁判文书上义务的能力，不能简单地从表面现象上轻易定论，应当客观全面分析判定。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把有能力从“时”和“度”上进行确认。

1、从时间上确认。所谓“从时间上确认”，是指对行为人从什么时间开始审查确认有无履行能力。概括起来，目前有三种认识：（1）诉前说。即认为确定行为人有无能力应从诉讼前开始审查。理由是：如行为人借款后即将之挥霍一空，即使法院判决其偿还，也是一纸空文，说明行为人借款后即有借款不还之恶意

第三篇：法院速裁庭工作总结

法院速裁庭工作总结

为践行“司法为民”审判宗旨，便利人民群众诉讼，合理配置审判资源，维护司法公正，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xxx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8日成立速裁组，此举实现了案件繁简分流，提高了办案效率。

一、组建专业团队，提供组织保障

本院挑选了1名审判经验丰富、调解水平高的法官，并按1:2:3的比例配备了法官助理、书记员，组建了“1名员额法官+2名法官助理+3名书记员”的速裁团队。高强度的速裁工作催生出“要速度，也要温度；更高效，也更公平”的“速裁精神”，速裁庭干警苦口婆心忙调解，争分夺秒赶结案，勇挑重担提质效，为群众在案件审理过程切身感受“速度与温度、效率与公平”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明确受案范围，实现繁简分流。

本院速裁组主要审理危险驾驶、小额诉讼、支付令、司法确认及符合轻刑快判条件的其他刑事案件。

三、详述办案流程，确保程序正当。

1、危险驾驶：立案当日，案件材料从立案庭转交至速裁组，收到立案材料后用一个工作日的时间审查，对于案件是否适用刑事速裁程序及被告人是否判处缓刑作出初步判定；第二工作日，传唤被告人到庭，征求其是否同意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若其不同意，案件转交刑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若其同意，则向其送达《权利义务告知书》与开庭传票等材料。此外，如果被告人初步判定可能判处缓刑，则向其户籍所在地司法局送达公函，对于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征求其意见。当日，向检察院送达出庭告知书；第五或第六工作日，接收司法局出具的意见书；第七工作日，开庭审理案件，并当庭宣判，同日向被告人、检察院、公安局送达判决书；第八工作日至第十七工作日，被告人提出上诉或检察院抗诉，案件整理后移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十八工作日，被告人服判且检察院未抗诉，传唤被告人，将其移送服刑机关。

2、小额诉讼：立案当日，案件材料从立案庭转交至速裁组，收到立案材料后用一个工作日的时间审查，对于案件是否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作出判定，若不符合，案件退回立案庭；第二至第四工作日，联系、查找被告，若被告无法联系，案件退回立案庭，若能联系上被告，则询问原、被告双方是否同意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案件，双方有任何一方不同意，案件退回立案庭，双方都同意适用，向双方送达开庭传票等材料，确定举证期限与开庭日期，举证期限一般不超过7日；第十一工作日，开庭审理，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无异议的，当庭宣判并于当日送达格式化判决，对于案件事实有争议的应及时作出判决。

3、支付令：立案当日，案件材料从立案庭转交至速裁组，收到立案材料后用一个工作日的时间审查；第二工作日，支付令不符合发出的，制作裁定书驳回申请，符合发出的，制作支付令；第三至第五工作日，向被申请人送达支付令，能直接送达的，询问其是否有异议并做记录，不能送达的，制作裁定书终结本次督促程序；第二十工作日，被申请人若无异议，支付令生效；若提出书面异议，则就此进行审查，异议成立，裁定终结督促程序，异议不成立，裁定驳回异议申请，支付令生效。

四、集约审理模式，提高审判质效。

本院速裁庭科学利用时间，善用巧劲，逐渐摸索出审理速裁案件的一整套方法。采取集约化的管理摸式，集中开庭审理案件、集中调解案件、集中撰写裁判文书，将碎片时间集中起来，科学谋划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2018年5月29日，速裁组审理的被告人曹某、冯某等四人危险驾驶罪案，采取四案统一审理的模式，从开庭到宣判，四案用时30分钟，大大的提高了审判效率。

2018年6月11日，陈某等22人诉被告尚某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立案受理后，转送至速裁组。速裁组全体办案人员收到材料后，积极与原、被告联系，听取双方意见，统筹双方的差距，并积极与劳动部门衔接，了解22案的缘由和先期处理过程。2018年6月19日，速裁组办案人员将双方23人及原告方代理律师召集在一起进行集中调解，经过三小时的努力，最终调解了该22案，并当场集中制作法律文书于当日向原、被告送达。此举提高了审判效率，节省了审判资源，也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

五、困难不足明示，促进效率更高。

速裁组成立以来，现有困难不足之处有以下几点：1、小额诉讼与支付令送达困难，因速裁程序审限时间短，为确保不超审限，就要求上述两类案件需在三、四日之内送达，但委托本院送达组送达，因其承担全院文书、材料送达，故送达速裁组文书、材料往往超出上述日期；速裁组自行送达，则存在占用审理案件时间，送达与审理相冲突的矛盾，再者本院公务车辆有限，也存在外出送达不能及时调配车辆的问题。2、危险驾驶案件，与检察院、司法局协调统一需进一步提高

第四篇：对法院工作意见

关于对全省法院工作的意见

近年来，全省法院在省委的坚强领导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力指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指导思想，认真践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坚持突出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全面加强审判执行工作和队伍建设，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一是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提出了一些符合司法规律、符合大局要求、符合群众意愿的理念和办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二是紧紧围绕大局，把履行法院职责与推动科学发展紧密结合，充分发挥职能优势，依法保障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三是全面发挥审判职能，大力加强刑事审判工作，认真落实宽严相济的形势政策，完善大要案和敏感案件审理机制，有效的化解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四是大力推进队伍素质工程，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加大人才引进和教育培训力度，坚持从严治院、人才兴院、从优待警，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五是坚持司法为民，面向基层，服务基层，努力做好群众工作。牢固树立以当事人为本的司法理念，使司法做到为了群众、方便群众、服务群众，基层基础建设不断加强，许多困难得到了逐步解决，实现与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现对全省法院工作提几点意见：

一是积极应对社会治安形势变化，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多发性犯罪，着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责任，把促进和谐作为第一目标，全力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认真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稳定、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充分发挥诉讼调解的优势，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注重依托案件审判加强法制宣传，增强群众的法制观念和规则意识，最大限度的增加社会和谐因素。

二是以人为本，执法为民，切实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难题，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树立群众观点和“当事人为本”的工作理念，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有关问题，真心诚意的为群众解决好问题。依法妥善处理与群众权益密切相关的案件，坚持阳光司法，全面实行立案、庭审、执行公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三是加强和改进涉诉信访问题。对法院判决正确、上访无理的当事人，在做好耐心细致地思想工作和法律宣传的同时，敢于维护生效裁判既判力，维护司法权威，对于长期无理缠访的，该打击的一定打击，减轻各级党委、政府压力。

四是提高法院队伍的整体素质。通过加强教育培训，不断提升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着力解决好法官队伍在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司法文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例如

工作方法简单，不善做群众工作，办案效果不好，存在“案结事不了”现象；“关系案、金钱案、人情案”仍时有发生，“执行难”问题仍然存在等等。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是展示司法形象的重要窗口，应高度重视基层队伍建设，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司法公正的法官队伍，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人民法院的新变化、新气象。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也是人民司法事业处于全面发展的大好时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人民法院肩负着重要的责任，承担着神圣而光荣的使命。全省法院应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在山东工作的要求，认真学习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姜异康同志在省法院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明确任务，振奋精神，全面提高司法能力和司法水平，为“十二五”规划的实施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服务。

第五篇：基层法院适用速裁方式审理案件情况的统计分析

基层法院适用速裁方式审理案件情

况的统计分析

“>基层法院适用速裁方式审理案件情况的统计分析2007-02-02 21:55:08

完善速裁机制契合效率与公正之平衡

——七台河市基层法院适用速裁方式审理案件情况的统计分析

孙国红

××年初，七台河市中级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商事案件审判方式改革的要求，在借鉴其它地区法院实施速裁方式审理民商事案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市法院实际特点，对全市各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的部分民商事案件试行速裁机制进行审理。下面笔者就全

市法院适用速裁机制审理案件的基本情况作以总结，希望通过对本地区速裁机制运行中的基本作法、制约因素、存在争议问题的分析，进一步挖掘更深层次的审判规律性特征，从而对进一步完善速裁机制，契合效率与公正的平衡有所裨益。

一、基本情况

我市基层法院及法庭对案件实施速裁审理，以简易、便捷、迅速、低耗为理念，两年来共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民商事案件件，占基层法院审结的民商事案件总数的。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平均结案天数为天，民商事案件整体平均结案天数由××年的天缩短为××年的天，降低了诉讼成本，优化了审判资源，减轻了当事人诉累，社会反响较好，当事人评价较高。实施速裁的模式主要是以简易程序的流程管理为主导和特征，通过依法减少流程环节、加快运转速度实现快调快审：

⒈随立随调，当日结案。对于双方

当事人同时到法院请求解决纠纷，符合立案条件，案情简单，双方争议不大的，当即立案，由立案庭当即进行调解，如果双方当事人能够达成调解协议，当即制作调解书，当即送达。对于调解没有达成协议的，则按流程管理规定移送相应的业务部门，由业务部门按照简易或普通程序的有关规定设定举证期限，在适当时间正式开庭审理。

⒉简便传唤，即来即审。业务庭在接到立案庭移送的案件后，依据《民诉法》第条关于“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用简便方式通知当事人、证人到庭”以及条关于“基层人民法院和它的派出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用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当事人、证人”的规定，通过电话、传呼等简便方式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庭，在争得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当即开庭审理或迳行调解，改变了以往不分案件性质、难易程度一律给天答辩期限、一个月举证期限的作法，省略了送达、公告等环节，使一部分案件在立

案后一周内得以审结。

⒊压缩期限，简化庭审。我市各院普遍实行在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将格式化的书面诉讼权利、义务须知、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以及法庭纪律等一并送达，庭审中则不再重复读，既给当事人以充分了解自己诉讼权利、义务的时间，又减少了庭审环节，使每次庭审平均节约时间约分钟。在送达上述相关通知的同时，询问当事人双方关于举证期限、答辩期限的意见，在尊重当事人意愿和权利的前提下尽可能压缩期限，突破答辩期的限制，尽快开庭。

二、制约因素

速裁机制在我市实施两年来在表现出效率优势的同时，也有一些不协调的制约因素从中显现，主要是：

⒈审判人员认识不统一。有的法官认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已经相当简化，再简化就会突破程序公正的底线，从而无法实现司法公正，况且关于

速裁，法无明文规定，缺乏法律依据，因此，对速裁的实施运作相当保守，基本上只是扩大了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加大了调解力度，减少了庭审的某些环节，与以往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区别不大，效果不明显。

⒉效率与质量难以平衡。我们的法官来源复杂，法官素质差参不齐，许多法官缺乏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缺少较好的法律业务能力和丰富的社会生活阅历，习惯于集体合议、领导把关、审委会定夺，缺乏单独决断、当庭判决的能力，不能也不敢当庭下判。适用速裁审理的案件为调解、撤诉结案，判决案件所占比例仅为左右，当庭判决案件更是凤毛麟角有的法官对公正与效率缺乏深刻的理性认识，为单纯提高审判效率，不应缺席判决的缺席判决，不愿调解的强制调解，应予保障的诉权未予保障，当事人想充分阐述理由和主张而被粗暴制止。更有的法官由于职业道德和纪律的因素，在追求审判效率的名义下，违

反法定程序，枉法作出裁判，损害了司法公正。不以质量为保证，效率的提高只能加速不公正案件产生的机率。

⒊速裁机制缺乏规范性与可操作性。目前，关于“速裁”的概念、性质、适用范围、操作规程等法律并无明文规定，各地法院均是互相借鉴经验，自行制定规则，且均在试行之中。通过调研我们发现，我市各基层法院及人民法庭对速裁的理解不统一，做法上亦不统一，对于速裁到底是怎样的概念，是属于简易程序还是独立的诉讼程序，审限如何计算，速裁可以免去一般诉讼程序的哪些步骤，当速裁程序无法进行是转为简易程序还是转为普通程序，程序的转换需履行何种手续等等均存在不同的看法和做法。事实上，规范性与可操作性是程序法律的生命力之所在，如果对已经出现和频繁发生以及可以预见将会发生的各种程序问题不能作出具体规定，这种程序必然是不成功的，而无需争论，速裁属于审判程序的范畴。在这种立法

局面下，笔者认为，速裁急需以法律明文的形式被做以详尽的、可操作性的规范。

⒋物质装备难以保障。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缺乏经济上的保障，在送达、传唤、庭审等环节的交通、通讯、微机设备等方面均不能给速裁机制的运行以良性支持，难以真正、全面实现速裁。

三、两点争论

由于上述制约因素的影响，在速裁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关于实施速裁有无法律依据和是否必要的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关于实施“速裁”有无法律依据

有观点认为：速裁程序缺乏法律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民商案件根据其难易简繁程度以及对程序的适应性不同，分别实行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审理，也就是说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两种审判程序，并

没有规定速裁程序，因此，速裁程序对简易程序的再简易也就缺乏应有的法律依据。审判活动是一项保守的司法活动，只能按照立法已有的规定去操作，司法脱离立法或者司法高于立法，都会有损于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将法无明文规定的速裁程序运用到审判实践中不利于法律的统一。而笔者认为，坚持司法公正与效率，就是要求人民法院在司法评价尺度相同的情况下，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取得同样好的司法公正的效果，或在司法资源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以同样多的资源耗费取得最大的司法公正的效果，而要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价值的最大化，必须对现有制度中妨碍司法公正与效率价值的习惯与做法进行改革创新，积极稳妥地推行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和体制创新。同时司法的特征之一——及时性体现了国家、诉讼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诉讼过程和结果时间上的期望与要求，关系到司法的公信度。司法的操作及时包括法院操作及时和法官操

作及时，法院操作及时与整体管理有关，法官操作及时与个体素质有关，及时体现了诉讼行为的有条不紊，从而保证诉讼行为的快速和有效，而速裁运行模式的绩效正体现了操作的及时性。同时，最高人民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司法解释的出台及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更为构建案件速裁运行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关于实施速裁是否必要

有观点认为，简易程序已相当简易，况且速裁程序的核心依据是双方当事人均同意放弃或缩短法律规定的有关应诉答辩和证据交换期限等诉讼期间。因此，速裁程序不是应然性的而是或然性的程序，要受当事人的意志所左右，只要有一方当事人不同意速裁，法院就无法启动该程序。缺乏了程序应具备的强制性，速裁也就不能称之为程序，那么审判实践中的速裁程序即会彻底夹失其诉讼地位。司法实践中双方均要求法院快速处理，即时解决的案件并不多，专门设置速裁没有必要。而笔者认为，从法院现实的人员状况以及受理案件的状况看，构建速裁程序不仅时分必要，而且切实可行。⒈必要性：（）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法律知识的普及，传统的社会内部非正式的调解和处理矛盾的手段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易于被人们所接受，越来越多的公民更愿意利用诉讼手段解决纠纷，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迅猛增长，这些案件的％集中在基层法院，且其中小额钱债案件、法律关系简单明了的案件所占比重较大，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和诉讼案件无限增长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仅靠扩编增员即不是现实选择，也不是司法改革的方向，构建速裁机制，使案件得到快速处理，有利于减轻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的负担。（）实践中，因结案周期过长，案件积压、超审限和反复开庭、当庭宣判率不高，以及简单案件不能以较为简化的程序速审速结，而导致诉讼迟延，诉讼

成本过高和诉讼资源浪费，几乎成为制约法院确保公正、提高效率的普遍性问题。在当事人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对小额诉讼速裁速结，从而降低诉讼成本，方便群众诉讼成为解决问题的迫切需要。（）国外许多国家设有简易法院和小额法庭，英美法系的不少国家制定了专门的小额裁判法，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均以较为简化的程序达到迅速裁决，解决纠纷的目的。简易、快捷、低费已成为国际范围内现代民商事审判的趋势和主要特征。及时更新理念，及时完善立法，我们才能在立法和司法上与国际接轨。⒉可行性：（）速裁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基层法院所审的小额民商事案件，且速裁的启动完全基于当事人双方的自愿选择，是民事简易程序的再简化，符合当事人自愿原则和民事诉讼法设定民事简易程序的立法宗旨。（）当事人对适用小额诉讼速裁机制裁决的案件不服，可以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件的质量能够得到保证。（）我国许多省市已经

进行了诉讼速裁机制试点，且运行效果良好，这为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构建小额诉讼速裁机制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理论依据。

四、对速裁的完善

综上，我们必须通过立法，用法律条文的形式将简易、快捷、低费的速裁理念固定下来，使其具有强制性、统一性、可操作性，使们的审判实践更规范、审判活动更科学。在完善关于速裁的立法中，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应当受到充分注意：

（一）、准确界定速裁的概念和性质

关于速裁的概念，可以表述为：速裁是人民法院对法律关系明确，争议不大，证据充分的简易民事案件迳行调解，不开庭审理或直接开庭审理，迳行判决的审判活动。同时应明确，速裁属于简易程序范畴，是对简易程序的再简化。

（二）、明确速裁适用范围

对于速裁的适用范围，可以采用双

轨制的划分标准，一方面以诉讼标的为基准，另一方面将满足以下条件的案件适用速裁审理：⒈法律关系明确，诉讼请求单一，无争议或争议不大的下列案件：（）无担保和时效争议的借贷纠纷。（）结婚时间短或分居时间长，无财产、债权纠纷，子女抚养争议不大的离婚案件。（）扶养、抚养、赡养案件。（）法律关系明确，证据充分，争议不大的其他民商事案件；⒉无需法院依职权举证；⒊诉讼当事人的相对方对另一方的诉讼证据无异议，且表示放弃提交反证，放弃举证期及答辩期；⒋双方当事人可以随传随到，或者被告送达方式明确简便；⒌当事人合意选择适用速裁程序，不受适用范围限制。

（三）、规范速裁审理流程

⒈统一审判组织设置。为减少案件流转环节与时间，同时避免立审不分现象发生，应在立案庭统一设立速裁组专门负责速裁案件的审理，并配备必要的通讯、交通、办公工具。速裁案件的审

理由一名法官和一名书记员主持。⒉突出调解环节。速裁审理方式应采取调解前置，并将调解贯穿于整个庭审活动；速裁法官应当加强与地方民调组织的联系，设立办案联络员及联络点，实行就地办案，巡回办案等诉讼方式；当事人自行和解或经调解组织调解达成协议，要求法院发给调解书予以确认的，由准备法官书面审理，如调解协议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立即制作调解书，并在小时内将调解书送达给双方当事人；双方当事人同时到法院请求调解纠纷，且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速裁法官应主持双方迳行调解，如达成协议，应及时制作调解书，于小时内送达双方当事人。对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经调解未达成协议的，应立即转为开庭审理程序。⒊扩大迳行判决范围。对于下列案件（）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没有争议，只是因一方的履行能力有限而产生纠纷；（）当事人对事实没有争议或经过庭前证据交换对事实的争议已经解决，只存

在法律上的争议。对此类案件不必开庭审理而应当迳行作出判决，以避免一方当事人利用诉讼程序选择权达到拖延诉讼的不合理目的，引起新的不公正。⒋明确审结期限。适用速裁程序开庭审理的案件，审结天数一般为天，如当事人需要进行答辩和举证的，审结天数为天；对适用速裁审理无法进行时，应立即移送业务部门，视案件难易程度转为简易或普通程序进行审理。⒌适当简化程序。对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原告可以口头起诉或填表格起诉；速裁法官可以口头告知被告起诉内容，可以口头、电话通知诉讼主体到庭；速裁案件调解书应尽量简明和格式化；书记员、速录员应当将速裁案件的全部诉讼活动记入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