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反担保研究与分析
论反担保
——《担保法》第四条质疑
陈小君、樊芃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4条规定：“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适用本法担保的规定。”显然，此法律条文的用语十分简洁、精炼，更重要的是其不容置疑。但是，它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也就是说，从担保法的机理和司法实践的角度看，它到底表现和揭示了什么问题?又能切实地解决什么问题?本文正是基于该出发点，对我国反担保诸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思考，以就教于方家。
一、反担保与担保之实质的一般性辨析
反担保的概念，无论是罗马法还是近现代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的担保立法制度均未见记载，但在今日国际贸易的实践中偶见提及，并将反但保作为与借款担保、保释金担保、票据担保等并列运作的一个担保种类。[1]唯《担保法》则直接明朗地界定了反担保的内涵。《担保法》颁行后，有代表性的著述认为：反担保是指债务人对为自己债权人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提供的担保，[2]或指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债务人应第三人的要求为第三人提供的担保。[3]上述两种定义都一致认为反担保是担保之一种，债务人是反担保关系中的担保人，第三人为担保权人。然而，从这样的原理剖析中，我们只能看到，反担保就债务人与第三人的关系来说也不
过是一般意义上的担保，即相对于原始担保(第三人就主债权设立的担保)而言的。反担保仍然具有定限物权、从权利以及价值权和变价权的特征，也完全符合一般担保所具有之不可分性和物上代位性的性质。如此识别，完全可以说反担保与担保本不应也确无质的差异，只是在形式和用语上与担保相左，因而，反担保之称谓仅具有一种界别的作用。
但是，作者的认识并非法律条文已经和所能昭示的，“第三人„„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这种强调性条款足以使人认为债务人提供的是“反担保”而不是“担保”，反担保肯定是区别于担保且有其特殊之规定性的。并且，这一认识可以立刻从《担保法》第4条第2款中得到印证。如果立法者也认为反担保是担保的话，又何须说“反担保适用本法担保的规定”呢?立法者显然在该法中有意将担保与反担保加以区分，肯定地将反担保作为特殊制度加以规范。或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个小问题，这种表述并没有引起什么‘误解’，不必钻牛角尖”，那么，我们可以先把它暂且搁一边，通过后面的讨论再来加深领会，看看实际上是不是小问题。(但是，用语的不合逻辑足以损害法律的尊严，还可以授人以柄而认为我国法律缺乏哲学内核，至少可以说是立法者缺乏深思熟虑!)
二、原始担保与反担保之方式的原则性识别
依《担保法》第2条第2款的规定，在我国有五种担保方式，依次为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担保法》接下来便是反担保条款。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原始担保及反担保方式本身都有可能采用以上任何一种方式呢?其实不然。从反担保条文的表述给我们提供的内容可知，反担保只能适用于原始担保方式为保证或抵押或质押之情形，而必须将留置和定金排斥在外。因为在留置和定金的担保中不会出现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的可能，所以，有权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的第三人，既可以是保证人，也可以是抵押人，还可以是出质人。这是针对反担保可以适用于哪些原始担保而言的。还有一点应指明的是，反担保方式本身是否也有限制呢?结论仍是肯定的。概言之，当原始担保为留置时，不可适用反担保;而反担保本身也不能容纳留置这种方式。这是由于留置是专用于担保因保管合同、运输合同、加工承揽合同等所发生的债权，具有确定的法定性，而不能担保基于追偿权而发生的债权。定金作为反担保方式时，在理论上说得过去，但定金用于原始担保时的作用并不强硬，较其他约定担保的方式要软弱得多，加之《担保法》还有特别比例的限制，定金罚则也未必十分符合公平原则让人信服。所以，实践中运用定金作为反担保以切实达到担保第三人债权的目的恐怕较难。而不加分析地认为“债务人为第三人提供的反担保方式既可以是保证，也可以是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4]则让人疑惑不解。
三、反担保方式用于原始担保的具体评判
经过上述初步的原则性梳理与论证，反担保方式适用于原始担保时，最有可能采用的是保证、抵押和质押这三种之一种。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在于，应当考虑反担保方式是否会因原始担保方式为保证、抵押或质押而适用时有所差别。
首先，如果担保方式是保证的话，那么这里的反担保就意味着债务人得担保保证人由于为之代为履行或承担责任后所拥有的追偿权能得以实现。我们可以继续假设反担保方式也为保证，那么，整个担保与反担保关系则必须作如下表述：主债保证人(第三人)代为履行或承担责任后，得由债务人保证其追偿的实现。但是，我们立刻便发现此种表述违反了保证担保的基本法律机理。因为债务人不可能自己向债权人提供保证;否则，这一保证就沦为一般担保，而非法律通常所谓反担保。因此，可以排除在原始担保方式为保证的情况下反担保方式为保证的可能。同理，也可以排除原始担保方式为质押、抵押时，反担保为保证的可能，因此，也就可以将保证整个排除在反担保方式之外了。但问题是实际运作时并非如此简单，我们的推理与想象也较容易逃离逻辑的轨迹和文字的束缚。换一个角度思索同一个问题，可否这样理解《担保法》第4条：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可以要求债务人为其提供保证中的“保证人”，由该“保证人”向第三人提供保证担保。这样解释似乎比较恰当，比较符合或接近《担保法》立法的本意和若干担保法读物作者的本意，保证又被纳入反担保方式之中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种宽容的揣度性解释也只能是通过法律条文的文字表述来展开，凡是逾越了文句内涵所作的解释，都只能是想象，而不应以此作为本文写作的逻辑底线。《担保法》第4条的“总体表述”，恰恰没有将担保人放宽到债务人之外。可让人更为难的是，司法实务领域亦存在上述理解：“例如我国国内银行受企业委托向国外贷款银行立保证书时„„往往要求其上级主管部门开立反担保。” [5]其中，反担保之保证人并非企业(主债务人)而是企业的主管部门。显然，在保证作为反担保方式的问题中，《担保法》的规定与实际理解及操作到底是有差
距还是具有一致性，应引起立法者的注意，并望通过一定方式给司法工作者和民事主体以明示，以保证执法与司法的统一。
基于此，在原始担保方式为保证的情况下，反担保只能采用抵押、质押或定金的方式，而且可以排除是债务人之外的第三人为保证人提供抵押或质押担保的情况。既然债务人可以为第三人就自己的财产设立抵押、质押或定金，为什么不直接就此向主债权人设立担保呢?依照法理，物的担保比人的担保具有更强的效力，债权人理应更乐于接受物之担保方式才是。的确，如果我们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话，那么我们甚至可以断定：原始担保为保证时不可能出现反担保。而现实生活纷繁复杂易变，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任何理论都可能是滞后和欠完整的。事实上在一定情况下确实有保证的效力被认为高于物的担保效力的情况。如债权人更信任银行的信誉，宁愿以银行作保证人设立保证担保而不愿就债务人的不动产设立抵押担保，从而避免由于市场波动可能带来的不利。这样，原始担保为保证，而反担保却是抵押或质押或定金是很自然的了。
其次，如果原始担保方式为抵押的话，反担保就意味着债务人得担保抵押人(即第三人)在其财产受偿后，其追偿权能得以实现。至于此处适用的反担保方式，我们首先可以排除保证，其余可选择的方式中，抵押为优，如果是质押，除非出质财产的价值与抵押物的价值相当时才近合理，才能保证抵押人就自己的财产替债务人履行义务后可从抵押或出质财产的变价中优先且充分受偿。反担保方式的抵押不直接用于原始担保，但可因债务人和第三人之间的特别利害关系，出于双方特殊利益考虑而发生。至于动产质押方式作为反担保也未必完全行不通。当第三人考虑到债务人无可供抵押之物，而质押担保总比没有担保还是有利得多时，第三人定会乐意接受。定金方式在反担保中适用也可基于前因而发生，但不常见。
最后，如果原始担保方式为质押时(动产质押抑或权利质押应无不同)，反担保方式可以是债务人就自己的财产设定抵押、质押甚至定金应属无异，此不赘言。
四、结语
综上，反担保只能在原始担保为保证、抵押和质押的情况下，由债务人就自己的财产设立抵押或质押甚至定金的担保方式。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反担保可选择的方式相对狭窄，至少不像《担保法》第4条所昭示的那样宽泛。并且，针对原始担保的多样性，某些可适用的反担保方式还有不便利和不充分之弊。届于此，或许有人会认为，反担保方式之可能选择的范围既然有限，而担保的方式肯定的有五种之多，你还能认为反担保与担保无本质之异吗?对此，我们认为，反担保只是担保的子概念，它们处于同一法律理念的规制之下。我们不能抽象地谈论说：“这是反担保”，而只能就某一具体案件中反担保的事实说：“这是反担保”。那么，在某个案件中的反担保或原始担保与他案中的担保之间怎么会存有本质的区别呢?反担保只是在一个法律关系中已有了一个担保再在特定条件下设一个担保而已，这两个担保之间有一定内在联系。反担保也是担保，从某种意义上说，担保的若干规定本来就是为它而设立，而不是什么可以适用的问题。我们考虑，如果《担保法》第4条这样表述，虽有臃肿之嫌却既可避免歧义又可避免疏漏：“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可以要求债务人为之提供担保或担保人，以担保其代为履行或承担责任后所得追偿权的实现。该债务人或他人为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即为反担保。”或许只有用这种稍罗嗦的描述性方法解释反担保才为恰当。
最后，笔者有一个怀疑，即是否有把反担保反映到立法上的必要。若没有规定反担保是否意味着可以否定反担保现象的存在?是否意味着法律就否认某一反担保之担保效力?也是否意味着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不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显然不能。我们认为《担保法》第4条的立法意图，在于告诉那些意欲为他人提供担保却又担心利益受损的人去放心地作担保人，因为他们可以要求得到反担保。这样的意图只会给人们一种法律是如此善解人意的印象，仅此而已。其实，法律(此处暂指民法)不应扮演母亲或保姆的角色，它只是一种公共产品，是市民们增进自己及公共福利的一种工具。
当我们作如此理解并展现自己的观点时，对前文所述反担保的思考似乎有些多余。但反担保在适用中的障碍及其形式技巧并非每个民事主体都能在自己的行为中充分认识到，并主动克服或选择而求得自己利益的最大限度的保护，那么，本文对反担保若干方面的思考就不具法律意义，至少解决了立法在反担保性质与功能模式上的模糊与混杂性，也许正充分地体现了反担保与担保的形式界别。
注释:
[1] 参见张向东：《对外担保》，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5页。
[2] 参见董开军主编：《担保法原理与条文释义》，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3]参见唐德华主编：《最新担保法实用问答》，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4]唐德华主编：《最新担保法实用问答》，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5] 张向东：《对外担保》，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5页。*出处:《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第二篇：论党的建设与反腐败问题研究与分析
论党的建设与反腐败问题
李昶
提 要：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我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党员干部防腐拒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历史性课题。在新的历史时期，正确对待党内腐败是进行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在我国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科学，技术等领域里的核心地位。这是我国近百年来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现实需要。要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完善和提高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迎接各种突如其来的挑战和国际社会的不断变化。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有其积极性的一面，也有其消极性的一面，其价值则由其积极性和消极性的比值决定。我们党的建立和发展，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政治等建设中充分体现了他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当然，在实际过程中，党内也出现了一些消极因素，这突出表现在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少数的腐败现象。但我们知道，这极少数的腐败，并没有削弱中国人民对党的信心和党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因为我们党把防止腐败，惩治腐败，打击腐败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基本内容，也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核心内容。
一、腐败和反腐败是党在新时期自身发展的一对矛盾动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律认为，任何事物是在矛盾中发展前进的，是在不断解决旧矛盾、产生新矛盾中呈螺旋式发展变化。矛盾的这种相互转化，则是事物发展的最终动力。我们党，从他的建立之初，在其自身发展的80多年的历程中，就是不断克服各种困难、迎接各种挑战、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独立，建立民主，最终发展成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
在我国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各项领域都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纵深拓展，在国际交往和合作日益紧密和频繁的新时期，腐败和反腐败这一社会矛盾的凸显，对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特别是近几年来党内极少数高级干部的伏法，为我们正确对待和认识这一矛盾提供了生动的教材。
腐败和反腐败是党在新时期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矛盾动力。
腐败显现了存在的问题和自身的弱点、不足，反腐败是正视问题、勇敢面对的体现，是克服弱点、弥补不足不断完善的过程。
腐败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不断积聚和丰富的产物，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封建残余意识及陋习是滋生腐败的历史渊源。虽然新中国建立已半个多世纪，但封建社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动机仍侵蚀着人们的思想，金钱至上、权力至上的思想残余仍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以致有些党员干部因迷信金钱万能和权能通神而陷入腐败之中。西方社会腐朽的生活方式也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因素。实行改革开放，借鉴和利用世界先进的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趁机钻进来，使一些分不清什么是人类文明进步健康的生活方式，什么是腐朽没落低级
趣味生活方式的党员干部陷入腐败之中。心理失衡也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对这一现象，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能够正确认识和对待，但少数掌握一定权力的党员干部产生了难以平衡的心态，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也陷入腐败之中。有的单位对干部选拔任用不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在干部的使用管理中不慎、不严，使一些腐败分子有了可乘之机。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虽然在法制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规章制度不健全，权力监督机制软弱，权力的运行过程缺乏有效程序制约，不能很好地遏制腐败。腐败的产生，有其客观的原因也有其主观上的因素，党在新时期的建设和发展就是不断从客观上和主观上防止腐败，防止消除客观的影响，加强个人的主观教育，不断发展和提高，以适应新时期发展的需要。
二、反腐败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核心任务
党的建设，就是不断提高和完善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提高和完善党在新时期驾驭社会主义事业的能力，不断提高和完善党迎接各种挑战和风险，克服弱点和不足的能力。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党的建设除了组织建设外，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思想建设和作风廉政建设。不断提高全党同志在社会物质财富不断积聚和社会精神财富日益丰富的时代面前拒腐防变能力。防止腐败，惩治腐败，打击腐败是新时期全面提升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增强民族信心和凝聚力的重要保证。
反腐败，首先要反对思想意识上的腐败，是党风廉政建设者的基础任务。思想意识，是人的精神境界，是一切动作行为的原动力。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坚持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极为重要。我们历来都重视党的思想意识建设。从1926年的《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到1933年《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从1942年以“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内容的延安整风到“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两个“务必”讲话，从1952年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到新时期的“继续发扬井冈山革命精神”和“三讲”教育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宣传，都是党的建设在思想意识建设上的具体体现。加强党的思想意识建设，还要加强全党同志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修养。民族传统文化是体现民族个性、展示民族魅力的舞台。是凝聚民族的胶合剂。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与世界的交流与合作日益紧密频繁。西方一些腐化消极思想观念也随机涌进了国门，这对我们党内的那些盲目崇洋媚外的人巨大冲击，最终成了民族的败类。究其原因，就是缺乏对民族文化内涵的真正理解和修养，他们根本不懂得民族文化，以致分不清什么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哪些是民族文化的糟粕。哪些应该科学借鉴、为我所用，哪些该坚决抵制、抛弃。
反腐败，其次要加强党内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党的建设的基本保证。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最终原因。治标还必须治本，才是解决问题的科学态度。随着我国社会民主和社会法治的不断完善，对各种腐败给予了沉重打击，取得了反腐工作的阶段性胜利。我们也应看到，虽然在法制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规章制度不健全，权力监督机制软弱，权力的运行过程缺乏有效程序制约，不能很好地遏制腐败。当然，反腐败是党的建设中一项长期性的工程，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贪污腐化，滥用权力等腐败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也不可能靠几个人讲几句话就见效”。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就是要保证权力的正确运用，做到“权为民所用”决不能以权谋利、谋益。只有真正做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才能从根本上、源头上防止腐败，才能真下做到“防范于未然”。
反腐败，最后要坚决打击、惩治腐败，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手段。邓小平强调：“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对大多数党员和干部主要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对极少数腐败分子必须严历惩处，决不姑息，决不手软。对领导干部中
发生的违纪违法行为一定要严肃查处，从而取信于民。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消极产物，我们必须有个正确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对待党内的腐败现象，才不会因党内的腐败而失去对党的信心，才不会失去社会主义信念。打击惩治党内的各种腐败，充分体现了党敢于面对错误，正视自身缺点和不足的伟大勇气。腐败是党内的一颗毒瘤，只有坚决打击惩治腐败，铲除腐败毒瘤，才能保证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才能保证党在新时期的核心领导地位。打击惩治腐败要注意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适应现实发展的客观要求。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提高和完善党抵御各种风险、应对各种变化、拒腐防变的能力，保持党的纯洁性、优越性、先进性。
第三篇：论程序法事实的证明责任研究与分析
论程序法事实的证明责任
唐正旭
提要： 程序法事实关系到诉讼程序的发生、发展、中止和终结，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一旦程序法事实发生争议，应当按照诉讼模式、证明能力、程序利益的归属合理地分配证明责任。文章从程序法事实与实体法事实的关系出发，将程序法事实分为竞合的、依附的、独立的程序法事实，并且分别探讨了相应的程序法事实的证明责任问题。
程序法事实是指由程序法特别是诉讼法规定的有关程序进展状况的事实。程序法事实关系到诉讼程序的发生、发展、中止和终结，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决定着侦查、检察、审判机关的行为。在程序法事实发生争议时，由哪一方承担举证责任以及事实真伪不明的时候由哪一方承担不利的后果，也就是说程序法事实的证明责任由谁承担，在法学理论界没有达成共识，司法实务中也理解不一。因此，研究程序法事实的证明责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影响程序法事实证明责任分配的因素
(一)诉讼模式影响证明责任分配。证明责任主要受各国诉讼模式的影响。“当事人主义诉讼强调法官的消极中立，鼓励双方当事人的积极诉讼行为，法官裁判的依据限于当事人举证的范围，因此当事人举证不力或者瑕疵与案件事实不清具有逻辑上的对应关系，承担说服责任的当事人所负担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结果责任。职权主义诉讼强调法官在审判中的主导作用，法官可以将调查扩大到任何他认为对形成心证
有意义的证据。案件的结局如何，取决于法官的职权调查而不是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因此，诉讼模式不同，证明责任的分配就不同。
(二)诉讼参与人的证明能力影响证明责任的分配。根据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证明责任的配置应当有利于真实地再现有争议的案件事实，而不是为此设置障碍。因此，证明责任的分配应当考虑诉讼参与人的举证能力，达到诉讼之间力量对比关系的相对平衡。为了便于发现实体真实，应当充分考虑事实存在的客观状态，将证明责任置于占有、接近证据或者易于收集证据的一方，而不是难以或者无法取得证据的一方。
(三)程序利益的归属影响证明责任分配。程序有自身独立的价值，会给当事人带来程序上的利益，比如通过程序纠正，可以给当事人带来程序上的利益，消除超期羁押的问题。与此同时，实体法的运行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才能实现，通过程序壁垒排除一些事实，从而让案件向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因此，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利益。在证明能力不影响证明效果的情况下，程序利益的归属就会影响证明责任的分配。
二、程序法事实及其证明责任分配
根据与实体法事实的紧密程度，程序法事实可以分为竞合的程序法事实、依附的程序法事实和独立的程序法事实。
(一)竞合的程序法事实及其证明责任
在诉讼的某些阶段，实体法事实与程序法事实是同一的，程序法事实同时也是实体法事实，我们称这些事实在这一特定的阶段是竞合的程序法事实。主要包括刑事立案，决定采取拘传、刑事拘留、逮捕、取保侯审、监视居住等刑事强制措施以及管辖引发争议而需要证明的事实。
1、刑事立案的证明责任。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刑事公诉案件立案还是不立案是侦查机关依职权所作出的行为，其证明责任应当由侦查机关承担;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虽然立案还是不立案也涉及到控告人的要求是否得到了满足，控告人也有义务提供必要的证据，甚至处理结果还可能涉及到控告人的利益，但是控告人并不承担证明责任，原因在于刑事公诉案件立案是侦查机关的主动行为，而不是被动行为，侦查机关有责任去查处，立案还是不立案也可能对控告人带来影响，但不是直接的刑事诉讼上的利与不利的后果，其证明责任上的后果由侦查机关承担。对于刑事自诉案件的立案的证明责任则由自诉人承担。
2、刑事强制措施的证明责任。决定采取拘传、刑事拘留、逮捕、取保侯审、监视居住等刑事强制措施应当符合法定的条件，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的证明责任应该由采取强制措施的动议机关承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五十七条规定需要变更强制措施的，由执行机关承担证明责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异议的，由提出异议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自己的主张承担证明责任。
3、管辖的证明责任。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条的规定，无论地域管辖还是级别管辖，确定的依据都是案件事实所确定的案件性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这一些都是由实体法事实所决定的。而刑事实体法事实是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责任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管辖的证明责任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承担，但是自诉案件的管辖证明责任由主张者承担。人民法院认为其已经受理的刑事案件自己没有管辖权，需要移送管辖的，由移送的人民法院就需要移送管辖负证明责任。
(二)依附的程序法事实及其证明责任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某些程序法事实并不独立存在，而是依附于实体法事实，归属于实体法事实的某一属性，那么这类事实就属于依附的程序法事实。主要是指收集证据的程序是否合法，包括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取证，鉴定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存在一人取证，笔录制作是否存在问题。由于依附的程序法事实实际上属于实体法事实的某一属性，因此，依附的程序法事实的证明责任同样依附于实体法事实，由于实体法事实由侦查机关、公诉机关承担证明责任，因此，依附的程序法事实的证明责任也应当由侦查机关、公诉机关承担。正因为如此，《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41条“在法庭审理中，对案件的程序事实存在争议的，应当出示、宣读有关诉讼文书、侦查或审查起诉活动笔录。”第343条“公诉人对于搜查、勘验、检查等侦查活动中形成的笔录存在争议、需要负责侦查的人员以及搜查、勘验、检查等活动的见证人出庭陈述有关情况的，可以建议合议庭通知其出庭。”
(三)独立的程序法事实及其证明责任
程序法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在诉讼活动中也存在一些只关乎程序价值，而与实体法无关的事实。这些事实就是独立的程序法事实。主要包括羁押期限的事实、回避的事实、诉讼权利保障的事实、法律文书送达的事实、审判公开、辩护权、上诉权是否得到保障引发争议而需要证明的事实。
1、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过程中共同存在的独立的程序法事实。这些事实主要包括羁押期限、回避、诉讼权利保障、法律文书送达引发争议而需要证明的事实。
(1)回避的证明责任：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符合法定回避情形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对于自行要求回避的，由申请回避者自行承担证明责任自不待言。对于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请回避的情形，如何分配证明责任呢?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违反了第二十九条规定，接受了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请客送礼，违反规定会见了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请回避的自行应当承担证明责任;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符合第二十八条规定但没有自行回避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请回避的应当承担说明的义务，证明责任的分配要视具体情况由被申请人承担证明责任或者被申请回避人所在单位依职权进行调查决定。
(2)羁押期限的证明责任：如果在诉讼过程中，羁押期限发生争议，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只要负责说明的义务，证明责任应该由采取羁押措施的机关承担。
(3)诉讼权利保障和法律文书送达的证明责任：法律文书送达一般都有送达回证，诉讼权利的保障也应当有相关的记载。因此如果就这两个问题发生了争议，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只负责说明的义务，由争议发生的相对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承担证明责任。
2、专属审判程序的独立的程序法事实。专属审判程序过程中发生的程序法事实主要有：审判公开、辩护权、上诉权是否得到保障引发争议而需要证明的事实。
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一般都比较好地落实了审判公开原则和保障被告人辩护权，但是个别情况下，也有被告人在二审中称一审法院违反了审判公开原则或者没有保障其辩护权。比如某区法院在审理一起未成年人强奸案件中，审判笔录有所有诉讼参与人的签名，其中记载是不公开审理，由于制作判决书的失误，在判决书中记载的是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在二审中提出一审法院违反了法定程序。公诉机关一直没有向一审法院提出意见，上诉人和一审的出庭公诉人在二审过程中都称一审法院是公开开庭的。为此，二审法院以一审法院违反审判程序为由发回重审。我们认为因为被告人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法庭审判有严格的纪律，审判公开原则和被告人辩护权发生争议的时候，单以被告人的说明进行认定显然证明力欠缺，而被告人难以承担证明责任的。事实上，这些程序法事实的争议也直接影响到法庭的审判过程的合法性问题，被告人或者上诉人只要承担说明的义务即可，证明责任应当由审理案件的法院来承担。在上述案件中，一审的公诉人存在角色冲突不能作为证人的，二审法院单独以上诉人说明否定开庭记录，显然存在问题;一审法院提供有诉讼参与人签名的开庭笔录证实是不公开审理的，其已经完成了证明责任，二审法院之所以出现发回重审的错误裁决，主要原因是二审法官没有认真阅读一审卷宗，对程序法事实的证明责任理解错误。
关于对上诉权发生争议的时候，程序法事实的证明责任如何分配呢?我们认为应当要考虑双方的证明能力，完全由任何一方单独承担都不合理，应当由被告人或者上诉人与一审法院共同承担，即法院承担一审法律文书送达时间的证明责任，被告人或者上诉人承担是否在上诉期限内提出上诉的证明责任。
第四篇：论法院经费保障制度探讨与研究
论谈法院经费保障制度
论法院经费保障制度
作者
吴旭萍
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在实现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法院肩负着行使审判权的神圣使命。
独立审判，又是行使审判权的一项重要组成部份，而要实现独立审判，离不开充足的经费保障。孙子兵法云：“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从古到今，充分的物质保障始终是进行一切活动的根本，物质保障也是法院实现审判职能的前提条件。
我国法院系统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依靠各级政府财政的拨款及法院自身收入的诉讼费作为补助经费。目前我国财政对于法院收入的诉讼费，实行“收支两条线”，即法院收缴的诉讼费全额上缴给财政专户，财政统筹后再以预算外资金的形式，根据其经济实力与法院的开支预算报告决定拨款数额的多少。
因此，不同地区的法院得到的财政拨款是各不相同的，也因此形成了有的法院经费相对有余，有的法院经费缺口很大。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的法院，诉讼费收入多，经费相对较充足，基础设施建设，硬、软件建设相对也较先进。
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法院，诉讼费收入少，财政困难，得到的经费也相对不足，人员经费尚无法保证，更何况办案经费和建设资金？而经费缺乏，已成为困扰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一个难题。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社会经济正在起着翻天覆地的变革，各类案件剧增，法院的审判业务日趋繁重，现有的经
1费保障制度已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笔者认为，在当前强调司法改革的进程中，经费保障机制也应进行相应的改革，应改变这种法院经费单纯依靠地方财政拨款的做法，应当实行全国法院系统的经费由国家计划单列，财政统一拨款，并立法保障司法经费，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其历史渊源和借鉴。
1985年8月召开的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下称“基本原则”），“基本原则”第七条规定“向司法机关提供充足的资源，以合之得以适当地履行职责，是每一会员国的义务”，在基本原则的有效执行程序解释中，“向司法机关履行职能提供充足的资源”包括根据承办案件数量任免足够人数的法官，为法院配备必要的支助人员和设备，以及向法官提供适当的人身安全、报酬和津贴。在国外，大多数国家都将法院经费独立出来，单独列入国家预算。
日本早在1947年的《裁判所法》中规定“裁判所的经费是独立的，应计入国家预算内”；美国于1939年设立了联邦法院行政管理局，专门担任联邦司法系统的行政管理职责，由它制定并向国会提出联邦法院预算，审核并分配各联邦法院的经费，借鉴外国的有益经验，针对我国的司法经费财政管理体制中的弊端，我们应该改革这种体制，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体制。
二、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利于保证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地方政府干涉支配。
我国宪法规定：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不受任何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在现行体制下，司法机关的人、财、物，都掌握在同级政府手中，司法机关往往只有与当地党政机关合作才能正常开展工作，司法权处处受制于行政权，导致司法不公，当遇到跨在区的纠纷时，只能维护本地区利益，形成地方保护主义。
由此可见，如果不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只能是一纸空谈！只有在经费保障制度上能保证法院工作的需要，不存在物质利益的干扰，法院才能够独立行使审判权，公正地实现其司法职能。
三、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利于保障法院有充足的办案经费，保证审判职能的实
现，防止司法腐败的产生，维护司法公正。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类案件不断增长，但地方政府安排给法院的经费增长率却不能与案件增长率成正比。
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有些法院为了解决经费困难，干警的住房、福利、办公用房紧张等问题，千方百计搞“创收”，或是向当事人、律师、企业单位拉赞助，或是私设收费项目，或是提高收费标准等等。司法腐败，成为妨碍司法公正的最直接敌人，成为最危险的社会公害。在九届二次全国人大会议上，代表们反应最强烈的问题之一也是司法腐败。
因此，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特别是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后，再实行人、财、物保障依赖于地方政府的体制，已很难适应社会的客观需求，只有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才能保证司法机关拥有充足的办案经费，保证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司法公正。
四、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利于保障法官们享有应有的物质待遇和福利待遇，提高法官们的社会地位，纠正少数干警的不正之风。
在西方国家，法官的社会地位比一般公务员高，待遇与福利也比普通公务员优厚，一些国家甚至将法官的工资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
而在我国，法官的工资结构与普通公务员相同，虽然《法官法》规定了“法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根据审判工作特点由国家另行规定，法官实行定期增资制度，法官享受国家规定的审判津贴、地区津贴、其它津贴以及保险和福利待遇”。
可见我国对于提高法官的待遇福利是重视的，法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掌握着对别人财产的裁判权，甚至是对个别人的生杀大权，但同时法官也是一个人，他（她）们在人群中，一样需要生活，一样有种种需求，如果法官能享受较高的待遇，所谓的“人情案”、“金钱案”、“权力案”等司法腐败现象都将大幅度减少直至消失，法官也必将会更珍惜自己所在的位置。只是，要执行这一条法律，如果没有充足的经费保障，还是无法落实。因此，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保障法官享有优厚的待遇，对于抵制司法腐败，将是一
项积极有效的措施。
五、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利于保证拨给的经费能得到充分合理的使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当前，许多法院都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办公现代化建设等更新换代的问题，而进行一切活动，都需要庞大的经费，前文中已从多方面进行分析单纯依赖于地方政府拨款的种种不妥，如果能够实行国家单列拨款，由最高法院统一计划。
那样，在资金的利用率方面必定能得到大大提高，从财务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节省许多不必要的环节，使资金得到最有效的利用，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具体应当如何实行？纵观我国至今为止，对于法院经费最主要来源之一的诉讼费的收支管理，其管理办法几经变更，大体上有三种模式。
一种是完全自收自支，法院收缴的诉讼费一概不上缴给其他部门，留作办案经费，在这种制度下，地方财政对于法院需负担的经费较少，但因此失去了宏观调控，有的法院因此而擅自用诉讼费滥发奖金，提高福利标准，造成了不平衡现象，犯了错误；
一种是按比例上缴，即基层法院留下一定比例的诉讼费作为办案经费，余下的再按一定的比例分别上缴地方财政和上级法院，在这种制度下，法院能够及时地得到办案经费，但是有的法院为了多留经费，隐瞒诉讼费的真实收入，或是多设收费项目，或是提高收费标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
还有一种是目前实行的“收支两条线”，即法院收取的诉讼费全额上缴财政，由财政统筹后，再以“业务补助经费”拨给法院。
财政在统筹时，将法院上缴的诉讼费按比例分成，大部分回拨给基层法院，再将一定比例的诉讼费作为统筹基金，分配给较不发达的基层法院，这样，在办案经费分配上，满足了发达地区法院的需求，又兼顾了不发达地区的法院。
实行“收支两条线”，使监督部门能够发挥监督的作用，根除了法院在收费上存在的种种问题。
但是，实行“收支两条线”，最大的缺点就是把经费的主动权完全地交到财政部门手中，财政拨款是否及时，
第五篇：论标志的设计与研究
论企业标志的设计与研究
绪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视觉传播在我们的生活中，占领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标志则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语言和视觉识别系统，以特定而明确的造型、图形来代表企业或产品。标志设计从无到有，从最初的原始雏形到氏族部落的图腾再到今天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象征企业或者企业品牌的标志，这些已充分说明标志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的一切领域。而运用标志独有的图形符号来传达企业形象特质，能起到引领市场的良好效果。企业标志是企业的一面旗帜，是企业形象、实力、规模、效益、价值观的浓缩和凝练表达，同样也是企业文化、理念、精神凝聚的灵魂！
企业标志在今天激烈的市场经济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作为一种浓缩的设计艺术，对于塑造企业品牌，树立企业形象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是企业无形资产。企业的标志将企业的信息概括、提炼、抽象，转换成企业识别符号，消费大众对企业标志的认同就等于对企业的认同，会形成固定的印象模式，故企业标志能使企业在产品开发和市场份额竞争中占领自己的一席之地，同样是企业的市场身份。
第一章 企业标志的研究与发展设计策略
标志作为企业视觉传达要素的核心，也是企业展开信息传达的主导工具。企业标志应当设计新颖、造型美观，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审美性，在传递信息的同时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具有良好的亲和力，能够幼小的清楚阻碍消费者走向产品的障碍，从而提升企业或者产品的品牌形象。展现企业形象，视觉接受是首要的。直接的、鲜明的、强烈的、敏感的视觉，是促使人们条件反射的第一信号，所以视觉识别就是把设计直观的独特的象征物，直接把企业的经营理念和行为理念所隐藏的具体内涵表达给公众，以达到瞬间传递企业形象的强烈视觉信号。使公众极其容易感觉，接受和记忆。企业标志的设计必须掌握企业大量的第一手信息资料，要以企业的市场区域为依据，和当地的社会文化传统相适应，从企业的性质、理念、历史、文化、地域特征、产品类型、目标对象、市场类别、销售形式等多方面去去思考和切入，对企业进行深入的了解，熟悉企业背景，分析企业内部的实态和外部特性相协调，捕捉灵感寻求最佳的出发点，把抽象的意念转化成视觉符号，创意制作出即符合企业快速宣传的作用，又能快速的深入人心的企业标志。纵观国内外知名企业、知名品牌，企业标志形态设计都是充分发挥造型新、简洁图像的视觉冲击力，达到明快、清晰、易识、易别的效果，也加深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同时能够在各大媒体、实际应用中做到放大之后不空乏，缩小之后不繁琐。例如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生产的奥迪（AUdi）轿车标志是4个连环圆圈：兄弟四人手挽手。它是其前身--汽车联合公司于1932年成立时即使用的统一车标。4个圆环表示当初是由霍赫、奥迪、DKW和旺德诺4家公司合并而成的。半径相等的四个紧扣圆环，象征公司成员平等、互利、协作的亲密关系和奋发向上的敬业精神；又如中国联通公司的标志则是由中国古代吉祥图形“盘长”纹样演变而来，迂向往复中线条象征着现代通信网络，寓意着信息社会中联通公司的通信事业井然有条有序而又迅达通畅，标志有两个明显的上下相连的“心”，展示联通公司宗旨：“让一切自由联通”，体现中国联通可以满足人们渴望与外界自由沟通的愿望，帮助人们随时随地，以多种方式进行联络和获取信息的功能需要，通过满足人们更高层免的精神需求，体现公司的品牌价值。这些就是他们运用企业标志传达企业精神的成功之处。
第二章 企业标志存在的独特意义
当前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企业标志的设计必须做到艺术与理念的完美结合。巧妙的构思能够给人以独特的视觉感受，同时具有良好的注意值和回忆度，使人过目不忘。“创意”在企业标志设计中尤为重要，那怎么样才能设计出一个成功、新颖的标志，是设计师们必须思考的问题。企业标志不淡淡是某些图形或者文字的有机组合。是要根据企业的构成结构、行业类别、经营理念，并充分考虑标志将要面对的群体和环境，把创新性思维和企业的特色意识相融合，以时代美感为切入点，从而为企业量身制作完美的视觉符号。一个好的创意点能使人眼前忽然一亮，也能使众人从欣赏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的精神风貌与理念；而美感的切入，可以创造新思维，而形式美则可帮助塑造企业外部形象。
第三章 企业标志设计中表现的的形式各不相同
1．文字式：以定型化的字母作为标志图案，在我国主要有汉字、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数字三种文字。世界上有很多标志都只是单纯采用文字设计，文字标志简约而不简单。而设计一个文字标志的前提是你对字体结构要有深入的认识，文字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字既是语言信息的载体，又是具有视觉识别特征的符号系统，不仅表达概念，同时也通过诉之于视觉的方式传递情感。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体系庞大。关于汉字起源的契机，有很多种传说，学术界也有很多观点，有资料显示，汉字的出现源于标示符号意识的产生。中国历来有书画同源之说，可见，汉字有双系起源，一象形，一记号。其实，汉字造型本身就是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成的一种图案形式，具有装饰性也图案性。站在艺术化的角度审视，汉字五一是一种巨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的视觉元素，它有其他设计元素所达不到的设计效应，在标志设计的诸多手法中。以汉字为主要元素的标志是一种有说服力与感染力的表现手法。例如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先生设计的中国银行标志，它是将古代的铜钱与“中”字想结合，赋予简单的现代造型，表现了中国的资本、银行服务、现代国际化的主题。这个标志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内涵丰富，标志本身完满大方，符合国家专业银行的身份，更包含着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具有原创性、识别性和分属性；同样标志由结了红绳的古代铜钱构成“中”字，它的造型体现着民族的特色，又表达了钱币与银行的内在意义，更重要的是设计者将一个平凡的题材赋予了新的造型，表现了创新的一年，让人倍觉清新。所以一般以汉字设计成的标志具有形简、意美、结构丰富的特点，使人通过本身就能直接了解其象征意义。
2.图形式：用简练的或者经夸张变性的图形、活用抽象的集合图形作为商标图形。图形可以暗示或者象征某些概念，也可仅以能有效的引人瞩目的形态作为单纯的标志。早期的企业标志图形是包容庞杂的产品或企业的特征信息，在形式上则表现为企业或直接描绘的具体形象，然而现代社会中，简洁的图形标志则成为新宠，因为简洁才能醒目，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某些世界著名公司的标志演变，不难看出这易变化趋势。
3.组合的式：将图形和文字有机地揉合在一起构成的标志。
有图文混合，或中、英文混合，甚至三者混合，有的采取以某一图形为主，在某些情况下附加中、英文的方式，是标志更明确和更易记忆。例如，百事可乐是继可口可乐之后美国第二大饮料品牌，在标志的设计中，以雄健的“PEPSI”字体为视觉中心，以抽象的几何形为载体，映衬出品牌文字，并形成一个整体。展现的是百事集团续往开来的面貌.给消费者带来的是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风貌和追求时尚、渴望无限，乃至突破渴望的信念。
第四章 企业标志设计题材出发点
1.以企业名称为题材，这已成为世界企业标志设计的新潮流。易识、易记是它引导潮流的关键所在。也是企业标志设计中的重要原则，美国联邦捷运公司（Federal Express）在1994年的庆功会上，把消费者对公司的昵称正式作为公司的标志设计。利用这以出发点设计所发挥出来的优点则是以通俗和直观的标志，很便于消费者辨认与记忆！
2.企业名称的首字母为题材，一般都是由单字母、双字字首等多种形式。全球以著名的快餐连锁店麦当劳（McDonal’s），就是取m作为其企业标志，颜色采用金黄色，它像两扇打开的黄金双拱门，象征着欢乐与美味，象征着麦当劳的“Q、S、C＆V”像磁石一般不断把顾客吸进这座欢乐之门。
3.企业名称与其字母组合为题材，这类企业标志具有鲜明的特征，即突出和强调了字母的形象，又有企业标志名称的丰富变化和组合，还有着直接诉求的记忆效果。创维新的品牌形象是一个国际化的文字标志，大气、没有过分夸张的标志不仅体现了创维集团多元化的包容力，同时展示了其宽阔视野和远大抱负。标志看似平实，但其中蕴含了丰富的表现力：英文字体从字首到字尾整体呈平稳上升状，一方面与英文名称――“skyworth创造价值的天空”之意相吻合，将“创造”和“天空”进一步延伸成“平台”、“发展”的概念，体现创维品牌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及其不断进取、不断开拓的企业精神。标志在细节的字角处理上也体现出丰富的内涵：直角、斜角的互相搭配；尖角、圆角的相互补充将品牌所诉求的亲和力、睿智充分展现。标志中英文的视觉感受统一协调，中文同样是在稳定中传达动感，同时利用中文字体特定的结构特征进行处理――“维”字的右半边“丶”与“丨”的结合，形成了如竹子节节高升的寓意。标志色彩是在固有的“科技蓝”范围内的专有色值，一方面传递出品牌的行业属性，另一方面此色值的视觉动向具有强烈的向心汇聚感，传达的是睿智、凝聚、正直无杂质的色彩性格，而这种性格正是创维品牌性格的展现。
4．以企业名称与图形组合为题材，这类字、图结合的标志，也是有着很强的表现力。字和图的比重关系即“心理量”要把握好，或“字”重或“图”重，有丰有次，有重有轻。
5.以企业宗旨理念或者寓意为题材，这类标志一般有着高度概括和抽象的特点。例如，被喻为“最国际化的跨国集团” 雀巢公司，该企业标志就是一个具形图形——树枝上的雀巢，母鸟正在喂养幼鸟，既形象地再现了企业的品质性能和使用方式，又形象地表现了企业经营战略和行为规范，以专用品牌标准名称图形化、负形造型为基础把专用品牌的字体图形和形象图形有机的结合起来。企业标志以乳白色为底色，映衬整个识别标志及其名称和图形，又以咖啡为主色，勾勒整个识别标志及其名称和图形。整个企业识别标志及其字母图形和形象图形，不仅充满了坚实、可靠、亲切的信赖感，而且流淌了素朴、温馨、柔和的家庭感；同时透露出产品的色、香、味。整个企业标志准确的洋溢出溢对雀巢企业产品的市场范围和企业宗旨理念的定位。
6.以行业性质、产品服务特色为题材，这类标志大多是用象形图形较直接地表现企业的性质，德国第一大汽车公司奔驰汽车公司，它的企业标志就是一个方向盘，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汽车，并且整个企业标志简洁大方，给人一稳重大气的感觉，奔驰公司的企业标志不论从那个角度去剖析，都能称作为汽车行业的经典之作。
7.以历史传说、地理风貌、人文环境为题材，这类标志的设计风格多带有传统、民族和地域特色。北京光大银行的标志主体图形取意于中国古代祈求丰年的天坛，表明北京银行在北京诞生、成长，未来将以北京为中心走向全国、迈向世界。标志设计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代表诚信的圆形红色印章造型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信用、遵守承诺的良好品德。整个标志设计动静结合，内外兼顾，有如中国书法般流畅、遒劲，寓意着北京银行顺畅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象征京行人执行有力，气魄非凡。标志中“B”的造型体现了北京银行英文名称“Bank of Beijing”的缩写要。
第五章 企业标志设计中的形式美法则
企业标志的设计形式和风格已经多种多样，我们也应从另一种角度上看，企业标志是艺术的，当然也是美的，“凡是美的东西都是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根据世界、理论界大多数人的理解，按照美的规律的创造就是即合乎客观规律的，又合乎人类的主观思维，还能在各个方面符合形式美的法则创造。企业标志设计的形式美感相同于其他设计，最根本的法则就是对立统一的，也称多样统一、变化统一，对建立统一是对自然美和艺术美的不同形态加以概括和提炼的产物，对立统一作为根本的形式美法则是客观规律性的反应和人类主观目的的要求。齐整统一的阅兵队伍是美的，因为步调统一、动作统一的方阵，统一之下的每个成员都有着威武多姿的个人形象，这是统一中的变化，方阵队形整体统一的推进，加上四肢的运动变化，构成统一的壮观美丽画面。这就是艺术形象上的绚丽动人。把我们所要认知的美感表达出来，就必须借助于不同的表现手法。
1.对比,是可以把两个明显对立的因素放在一起，加以对照、比较、互相衬托，使其更加突出各自的特征，平面设计中的对比，是把点、线、面、体、位置、空间、方向、大小、色彩等要素中差别程度大的部分并列在一起，加以比较，差别大的，对比强烈，差异小的，柔和统一，由此而来，就出现了色彩对比、大小对比、面积对比、形的对比、明暗对比等，对比强调差异，是刺激和引起注意的有效手法；
2.调和，是与对比相反的一种表现手法，它是把对比中的各种要素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强调共性的东西，调和能使画面形成主调，从而产生完整统一的视觉效果，调和与对比一样，也是分等级的，如强调和、弱调和和次调和，在世纪运用中，调和和对比往往交叉应用，以取得多样统一的画面效果；
3.反复，是相同或者相似要素的重复出现，“反复”产生于各种物象的生长规律之中，由他生成的均齐美感、秩序对称是人们长期审美体验的结晶，这种美的体验和感受经常运用到企业标志设计中。
4.对称，是人类最熟悉、最早掌握的美的形式之一，是几千历史文化创造出的构图形式，对称是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共同要求，对称布局严谨、规整，给人以合乎规律的永恒美感。5.均衡，是设计中常用到的。它以矛盾暂时相统一的视觉均衡，这种均衡是人们在长期的力学与均衡体验中得到的，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造型要素的大小、形状、重心、色彩、明暗不尽相同，均衡具有“定量的”变化美。
6.节奏，是企业标志设计中很重要的一种形式，本来节奏是对音乐和舞蹈而言，是具有时间现象的专用词汇，现在这个形式美，我们也应用到了企业标志的设计中，造型要素按一定的间隔配列时，就会有运动的节奏，节奏能给画面营造氛围和带来生气，能生成积极的、活动的视觉现象。节奏和视觉顺序有关，他能使人的视觉神经和肌肉不断地去计量和联系可见的视觉特征上的差别，如形状、位置、方向、色彩等，或通过渐大渐小、疏松密集等进行不同形式的变化和组合，形成或者跳动的、或反复的、或连续的有规律的配列关系，创造出具有强烈节奏的美感。
第六章 企业标志设计中色彩的应用
企业标志设计中色彩的应用是品牌成功的阶梯。因为除了形象的组合，最能给人深刻印象的就是颜色了。色彩能使人产生联想和感情，不同的色调会对人有不同的心理影响。在企业标志设计中，利用色彩的感情规律，可以更好地表达出企业标志的视觉效果，唤起人们的情感，引起人们对企业及产品的浓厚兴趣，最终达到影响人们倾心于企业产品的效果。在企业战略世界中，企业标志色彩的神奇力量我们到处都能感受到，可口可乐公司选用红色作为企业产品标志的主色，红底白字的搭配有一种为之跳动的形态。可口可乐的企业标志的用色传统，显得古朴、典雅而又不失活力。而百事可乐则从另一个色彩概念入手，它选择了蓝色作为企业标志的主色，总所周知，蓝色是精致。创新和年轻的象征，百字在蓝底的衬托小赫然醒目，呈现出活跃、进取之态，百事可乐企业标志颜色与企业形象和定义到达了协调且完美的统一。企业标志设计中色彩的应用好处在此就发挥的淋漓尽致。因此，在进行企业标志设计时既要把握好色彩语言的合理应用，还需要明确色彩策略的实施不只在于追随与趋从，而在于创新与引导；不仅具有美学价值，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标志信息的传播效果。
结束语 企业标志的设计要素与一般商标是不同的，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企业标志设计要素是借以传达企业理念、企业精神的重要载体，而脱离了企业理念、企业精神的标志，只能是称为一个图形，从企业的理念入手，结合企业经营内容或者产品进行企业标志设计，使人们在与企业信息沟通上变得轻松和富有特点，形式美感也区域丰富和个性化，这与全球范围内的标志设计新思潮相吻合。
现代企业标志共同的目的就是企业标志的设计是在小小方寸之间，浓缩了大量的信息，通过言、形、音、意、像的企业标志聚合体，从而达到使人们在与企业或企业产品信息的沟通上变得轻松和富有情趣。具有独特感染力的企业标志就会像视觉盛宴一样呈现在世人的眼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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