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大全5篇）

第一篇：抚顺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

抚顺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

文物资源是先人留下的无价之宝，是历史的见证，是历史的再现。有效地保护和利用文物资源，是显示一个城市深厚博大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品位，也是每一个部门、每一位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由于城市的特定因素，抚顺市文物资源呈现了古往今来的历史脉动，许多文物也多少带有历史浓重的色彩和记录符号，既有五千年前的烽火炮台，清王朝开国帝王的陵寝，又有日伪时期采矿各种建筑机构与惨案发生后的纪念地，还有解放抚顺老区战斗纪念物，更有抚顺建国初期大工业集群，再有全世界闻名的改造日伪战犯管理所，也有现代英模雷锋的纪念馆等等，这些文物也构成了抚顺城市历史发展各个时期的一道特别的风景画线，有的也成为了国家、省市的重点文物和红色旅游经典风景，是值得抚顺人民骄傲的。

近几年，在抚顺市委、市政府的关心重视下，在各级文物部门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文物管理部门也秉承“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在地区城市建设的繁荣、社会进步的良好环境中，积极开展文物保护工作，使我市的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与城市建设相得益彰，文物保护也走上了有序的发展轨道。特别是日伪时期的特殊建筑，当时的建设与目前城市的发展，基本都位于市中心地带。随着城市的建设开发，旧城区的改造，这些特殊年代、特殊位置、特殊建筑的都得到了有效保护。例如原日伪时期炭矿俱乐部的煤都宾馆，现今也被市政府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并挂牌进行重点保护。

发展城市建设与保护文物并不矛盾，既然是文物就要赋予文物的历史价值，这种价值就是城市的品位和文化。城市的建设也更重要，将城市建设好，表现城市形象的外观所在，也是人民的期待，但这不是城市的主要内涵。一个城市再多的钢筋水泥所构成的瓦屋，如果缺少了基本文化作为支撑，这个城市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苍白无力的，更是不吸引人的！

第二篇：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浅析

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浅析

摘要：文物是最宝贵的财富，是重要的旅游资源，为旅游活动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内容。一方面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利用可以相互促进 , 共同发展;另一方面旅游开发利用同时也给文物保护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所以协调文物保护与旅游资源开发并存的矛盾应当坚持有根据复原的原则，保持与文物本体相协调的环境风貌，以实现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双赢战略。要以文物保护促进旅游开发, 以旅游开发带动文物保护, 走出一条旅游开发和文物保护协调发展之路。

关键词：文物保护；旅游开发；相互协调；旅游开发利用

一、引言

文章针对旅游开发中涉及到的文物保护问题，提出只要我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运用科学的方法，制订科学的方案，建立一套科学的机制，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完全可以齐头并进。

二、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

2.1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是急需调和的矛盾

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各历史时期、各民族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不仅极为丰富，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内容丰富的各类文物、文化遗迹，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的风范，也因此而成为文化旅游的热门。陕西的秦始皇陵、秦兵马俑坑、北京的故宫、颐和园、八达岭长城、承德避暑山庄、山东曲阜的孔庙、湖南的岳阳楼、江西南昌黄鹤楼等，无一不是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就广西而言，目前已发现不可移动文物点10000余处，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造像、岩画、近现代纪念建筑、代表性建筑以及少数民族文物等，其中兴安县灵渠、宁明县花山岩画、桂林石刻、靖江王府、靖江王陵、忻城县莫土司衙署、容县真武阁、恭城瑶族自治县文庙、武庙、周渭祠、湖南会馆、灵川县江头村及爱莲家祠、凭祥市友谊关、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永济桥、鼓楼等，都是久负盛名的旅游热点。正因为这些历史文化古迹所具有的深沉历史积淀，所产生的独特韵味及其个性和唯一性，吸引着广大的游客群体，使其与旅游业的发展产生了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依托文物古迹的文化旅游活动日渐兴旺，以文物为主体的景点、景区旅游、开发、建设项目也越来越多。

不言而喻，旅游开发使大批文物的作用得以发挥，提高了文物景点、景区的知名度，增强了群众热爱文物、保护文物的意识。同时也拓宽了文物保护资金的

来源渠道。但是，不可否认，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的确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旅游开发的过分商业化超出了文物“合理利用”原则所能承受的范围；不规范的旅游开发行为，超出了法律框架所能允许的范围；对文物的过度使用，使文物的生存造成极大的威胁；而破坏性的开发、建设，会给文物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等等。一些所谓旅游开发实质上是在对文物“竭泽而渔”，或者违反“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对文物本体、附属建筑或环境大兴土木，结果“旧貌换新颜”，给文物及周边环境带来灭顶之灾，同时也给旅游带来不利的影响；或者不考虑文物的保护，而只想依托文物建设景区或者占有文物的经营权，获取经济利益，导致对文物过度开发；有的无视国家文物保护管理体制，把依法属文物行政部门管理的文物点或者文物保护单位，特别是较为出名、收益好的文物点、文物保护单位划给旅游企业或公司管理，将文物管理部门扫地出门，改变文物管理体制，使文物保护处于失控状态；或者以新成立机构、企业、公司取代文物部门管理文物的职能，将国有并投入大量财、物、人力而保护好的文物转移到公司、企业，作为企业资产无偿经营，有的甚至以开发为名，将文物点和文物保护单位交由个人承包或干脆由私人开发，从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在旅游开发中，文物国有资产的价值常常被忽视，或在旅游收益中得不到应有的合理回报，或者根本无任何回报，严重影响了文物的永续性保护工作；或只注重文物的经济价值，不重视文物的保护，旅游开发规划、方案缺乏对文物本体及环境保护的投入，致使文物在开发、使用过程中无维护、维修资金，得不到及时抢修，造成文物损失；还有的旅游开发对文物的保护“越俎代庖”，无科学方案、规划，不听取或不重视文物部门的意见，以旅游规划代替或否定文物保护规划，以行政意见代替专家意见，不服从国家对文物保护管理的规定，不履行法定报批手续„„这些都是文物保护所不允许的。当然，也存在一些文物管理部门消极对待、简单堵截旅游开发，反对对文物进行合理利用的现象，显然也是不符合文物保护精神的。

上述种种情况，反映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所表现出来的现象，都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及国家有关文物保护规定的。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导致了毁坏文物及其环境的严重后果，同时也给旅游本身造成了不良影响和经济损失。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问题和矛盾，在一些地方长期得不到妥善、有效的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原因，从管理的层面来说，是相关部门法律意识淡薄，在项目决策、旅游开发时，不深入调查研究，不经专家论证，不听取文物部门的意见，以权代法，盲目拍板，造成严重后果。从旅游方面来说，片面强调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只考虑旅游开发项目，不考虑文物及其环境保护，急功近利的因素在起作用。于投资者而言之，只求尽可能获得最大限度的收益，而不愿对文物保护有所

投入，因此，常出现不依法履行报批手续，强行施工，或者在旅游开发中过度经营，以致文物遭到损失。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对于因违法开发、破坏性开发而造成文物损失严重后果的决策者、当事人处罚不力，甚至不予任何处罚，以至一些违法者有恃无恐，文物保护开展困难。从文物管理部门方面来讲，存在宣传工作做得不够，对合理开发认识不足，主动介入性差，工作常常显得比较被动，或者一概反对文物的利用等问题。如此种种，从整体上分析，表面上是有关各方协调不一致，而实质上则涉及到国家、部门、地方、个人和公众之间的利益冲突。回避、无视这些问题和矛盾，任由问题和矛盾存在和发展，就无法使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和谐发展。

2.2 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和谐对策

文物事业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文物保护工作是文物事业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益性事业。因此文物保护要坚决贯彻《文物保护法》规定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其着眼点是文物的保护、抢救。其职责主要是依法将文物、文化遗迹保护好，管理好，并创造有利于社会效益实现的环境和条件，并争取使之存在“合理利用”的条件，世代相传，持续有效地发挥文物的作用。文物保护需要按照自身固有的特点及规律运作，充分保证文物保护作为公益性事业的性质、方针、原则、任务、目的等不受影响。

旅游是经济产业，旅游开发是市场行为，属经济学范畴。其着眼点在经济效益。其任务是开创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国家创汇增收。其工作必须按市场规律运作。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不同性质，决定了二者不同的方针、任务、目的、工作内容和运行机制。二者间发生的问题和矛盾，必须从双方的角度考虑其全面性及合理性，如果不顾双方的客观规律去处理其间的问题和矛盾，就达不到最佳的效果。如何妥善处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问题和矛盾，使之达到最佳效果，使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和谐发展呢？这就需要有关各方不仅从理论上，而且要在实际操作中，诚心相待、至诚合作，共同创造和谐发展的平台。

2.3依法处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

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产生的问题和矛盾的产生、发展以致无法协调、解决，直至最后出现不良结果，导致文物损毁或者经济损失的现象，大多是人为的因素在起主导作用。也就是说矛盾是可以避免的，也是可以解决的，但必须克服不良人为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文物保护及旅游的有关法律，而“有法可依、依法办事、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也是防止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产生矛盾，避免矛盾激化，解决矛盾的基本原则。

《文物保护法》第四条规定：“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第九条规定：“基本建设、旅游发展必须遵守文物保护工作的方针，其活动不得对文物造成损害。”法律的条款很明确，无论是文物保护还是旅游开发都必须遵守文物保护工作的方针。虽然旅游强调的市场，但是只要是开发涉及文物，依法办事就不能例外。这就要求文物、旅游等各相关部门，以及各项目所在地政府，项目开发商、当事人在项目决策、策划、规划、运作时，要减少人为违法因素，必须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及相关法律的要求，科学论证，履行手续。法律规定可以干的，才能干，规定不可以干的，不能干。要杜绝以权代法，不可盲目拍板、强行蛮干。我国已颁布的文物保护及有关旅游的法律规定，是解决上述矛盾与问题最有效的途径和手段。因此只有在法律框架内的旅游开发，才可能最大限度的避免因开发而导致的矛盾。即使在开发的过程中产生了矛盾，只要各有关方面都减少人为因素，树立法律共识，依法办事，就可以找到适当的解决矛盾的办法和措施。当然，对于以权代法，视法律为无物，造成文物损失的当事人要依法予以严惩。

2.4旅游开发应立足于文物保护的前提

《文物保护法》已经明确了文物“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任何对于文物的旅游开发都必须严格遵循这一方针。这是减少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矛盾的有效保证，也是两者和谐发展的基本保证。

从旅游的角度言之，文物则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旅游资源。因此，无论是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还是从旅游开发的角度，都必须重视文物的保护。文物的珍贵在于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在于它的不可再生性、唯一性。文物同时也是脆弱的、易于损坏的，破坏一件就永远消失一件，毁掉一处就无法再拥有它，也无法再利用它。因此，需要精心的维护。文物的这些属性，决定了有关文物的任何决策都不允许失误，包括旅游开发在内。因此，任何有关文物的旅游开发特别是在文物密集的区域，在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村镇的旅游开发、建设项目都必须认真、周全地考虑文物保护的问题，不允许开发性破坏文物及其环境的现象存在。否则，就容易产生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造成文物部门与开发者之间的冲突，造成文物及经济损失。因此，在旅游开发涉及文物时，必须把文物保护放在重要的位置进行考虑。要正确认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正确执行文物保护“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在这个方针下，文物的有效保护、抢救是放在首位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够对文物进行合理利用。合理利用，就是要掌握一个“度”，于旅游开发而言，也就是适度开发，而不是盲目开发，超度利用。加强管理，就是既要管“保

护”，又要管“利用”，即要按照国家的法律对文物及涉及文物的活动进行管理，而不能随心所欲。根据国家保护文物的方针，旅游开发是不能以文物损失作为代价的，而是必须在保证文物的安全，不改变文物及其环境原貌的前提下合理进行。否则，连文物及其环境都保不住了，破坏了，怎么谈得上利用呢？这恐怕也与开发的初衷相违背了吧。因此，笔者认为，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和谐的关系应该是：文物保护是旅游开发的前提和基础，“开发”必须接受“保护”的制约，而旅游开发的目的和结果，必须确保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

2.5 要统筹兼顾各方利益

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并不是提倡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文物管理机构与旅游企业之间，或者其他部门之间的利益争夺，而是要充分考虑旅游开发涉及各方的实际情况，对于所获经济利益进行尽可能合理的分配，这是符合市场规律要求的，也是创造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和谐发展的基本条件。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反映了国家、部门、地方、个人间的利益冲突。其中包含了部门之间的经济利益之争，也存在效益分配不公的问题。对于旅游开发者或者说旅游企业、公司来说，资金的投入要求得到回报，创造效益，这很正常，也符合市场运作的规则。问题是不能因此而牺牲文物、国家应得的回报，也不能要求文物、国家少获回报或者不用回报。长期以来，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用于文物的保护、管理、维修、抢救，至今日才有了许多可用于旅游开发的文物存在，当开发商或旅游企业、公司利用这些文物来进行旅游开发时，当然应当考虑国家的这些投入。坦然说，开发商或者旅游企业、公司所选择的用于旅游开发的文物景点、文物保护单位，或者以文物为主题的景区，大都是经过文物部门的长期宣传培育，精心保护，已具初步规模和市场的较大影响，有的甚至已经是旅游的热点，并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旅游部门的介入，理应使这种经济效益更为扩大，因此在利益分配时也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另外，作为国有资产的文物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其对旅游市场所具有的吸引力，应该在旅游收益中得到体现，不应流失。同时，由于游客的增多，文物的损耗加大，保护、管理、维修工作的难度增大，任务加重，保护投入也随之增加。这种文物维护经费的开支、积累也必须在旅游的收益中予以考虑，得到保证，也就是说，对于文物资源的旅游开发所获收益中，必须确保文物保护、维修经费的份额。总之，应该明确的是：国家应该享有利用文物资源创造的经济价值的收益。但是，国家的这部分利益在一些旅游开发所产生的利润中，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体现。文物被开发商、旅游企业、公司无偿使用，收入为经营者据有；文物管理部门不仅管不了，而且还要承担文物遭受损失的责任，国家则还要继续为保护、维修这些文物拨款花钱。如此等等，能不产生矛盾吗？所

以，根据各方的实际情况，客观地统筹考虑各方利益，合理分配收益，有益于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和谐发展。

2.6 科学论证、科学规划

旅游开发对于文物的消耗是绝对的，是不可逆转的。文物景点一经规划、开发，是难以改变的。因此，一个文物景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否需要搞旅游开发，能不能搞旅游开发，如何搞旅游开发？需要经过专家论证、策划、科学规划、可行性评估。即要做好调研、立项、论证、规划、评估等各项工作，才能避免破坏性开发，确保开发项目的正确性，这也是保证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文物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旅游资源，对于进行旅游开发的有关各方来说，树立“文物不可再生”的观念尤其重要。也就是说，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其破坏是不可挽回的。毁掉一段城墙、一处遗址、一座古墓葬、一栋古建筑、一通古碑刻，在今天固然很容易，但要恢复它，不仅要耗费巨大的财、物、人力，而且效果也不好，即使重建了，也不是真文物，因为作为文物特征的“历史、科学、艺术”三大价值已不存在，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假古董。如果一处文物点或文物保护单位经旅游开发之后，其建筑或文化原貌发生了改变，它所蕴涵着的文化传统、文化内涵逐渐消亡，它所赖以生存的特定环境不断减弱，那么它作为历史文物古迹的价值就会大大降低，甚至消失，对于外界和游客的吸引力也会随之丧失，这对于文物及旅游的损失都是巨大的。所以，“文物不可再生性”决定了任何旅游开发的决策都必须以文物保护、文物安全为前提。这就要求每一个涉及文物的旅游开发项目必须建立在科学论证、科学规划、可行性评估的基础之上。这样做，可以避免急功近利和对文物的过度开发，保证文物的安全及合理利用，取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效果。

文物的精髓在于其深层的文化与历史内涵，旅游开发的结果必须保证其博大精深的内涵、载体及所依托的环境不受损害。文物能否用于旅游开发，能开发到什么程度，取决于：①《文物保护法》及国家有关文物保护规定；②地方性文物保护法规的相关规定；③文物保护规划；④文物的存在状况及现状；⑤文物保护的情况等等。当然，还有环境保护法、城镇建设规划等的其他法律、法规的制约。如果对于文物旅游开发的策划不符合上述规定的要求，如法律不允许开发，或文物状况不适宜旅游开发的，强行开发；当地无权审批的，越权审批；或旅游开发规划无视文物保护规划的存在，与文物保护规划不衔接，或者相冲突；或不经专家论证，不征求文物及相关部门的意见等等，都可能导致文物破坏的严重后果。所以，对于文物保护单位及以文物为主要载体的景点、景区的开发规划，首先必须符合国家保护文物法律的规定，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进行。

文物能保存至今已属不易，且为数已不多，如果因为我们不依法行事，不进行科学论证，轻率决策，盲目开发而导致珍贵的文化遗产遭到破坏和毁灭，我们将愧对历史，愧对祖先，愧对后人。因此，旅游开发涉及文物时，必须慎之又慎。

2.7 创新文物开发的管理模式

对于文物旅游开发、营运的管理，是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矛盾的又一个焦点。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也是保证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能否协调发展的关键之一。文物在目前还不能等同一般意义上的旅游资源，而是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它的开发利用受到法律、法规的制约，而它的唯一性、不可再生性使其开发利用必须以合理、确保安全及不改变原状为前提，其利用的过程也必须保证不受到损害。这就要求在开发的全过程中，文物保护法律的实施和文物保护机构的职责履行得到保证。而目前旅游开发的管理模式，大多是以企业、公司为主导，而文物管理部门通常被排斥于管理之外，或对其涉及文物的经营活动一无所知，待发现之时则已造成事实，对文物造成的损失已无可挽回。发生在山东曲阜孔庙的“水洗三孔”、山西平遥“古城坍塌”，以及发生在《中国文物报》与秦始皇陵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间的“秦始皇陵的诉讼” 等事件就是比较突出的例子。因此，对于文物这种特殊的旅游资源来说，旅游开发单一的企业、公司的管理模式存在需要改进和探索的地方。如旅游景点、景区内的文物点按照国家的规定由文物管理部门自行管理，游客购票参观；由景点、景区统一售票的，文物点仍由文物部门管理，但不再另行售票，票价打入景点、景区统一门票。属于文物的门票收入由景点、景区按售票收入按月或季度按实数拨给文物管理部门；或者文物、旅游双方合作，共同开发；或者在景点、景区内由文物部门委派若干专职的管理人员，负责对涉及文物的旅游、经营活动的监督，对文物景点游客流量的控制，实施对文物的保护、管理，其工资、福利由开发者发给，文物保护管理经费由开发者承担等等都可以作为探索的参考。当然合理的旅游开发管理模式的形成要有一个在工作中不断完善的过程，但无论如何，文物管理部门的参与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这里要强调的原则是：任何管理运行模式都必须确保文物的安全和利益，对文物的保护有利。否则，就是失败的，就无法消除保护与开发间的矛盾，也就很难创造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双赢的局面，更达不到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协调发展的效果。

文物与旅游之间，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和谐相处，是保证上述关系双赢的关键。而这种和谐相处的基础，就是

要按照国家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要求，在确保文物的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兼顾各方的利益，这也是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和谐发展的平台与基础。

三、结论

如何确保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做到双赢，如何妥善处理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这需要旅游管理部门与各级政府共同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指导方针，如此才能使各方面的人力资源在一个共同的指导方向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使文物的保护工作与文化旅游事业同时保持良性的可持续性发展。怎样处理好文物、风景与旅游的关系，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最科学的规划来实现，保护文物、保护景区，最后的防线就是把它们规划好，一个规划要经过实地考查、讨论研究、科学规划、精心设计直到专家论证、行政报批、政府审议等严格的程序，才能完成与实施，经这样下来，不会造成对文物、景区的破坏，也不会产生不利于文物、风景保护的后果。只要规划做好了，才能真正处理好文物保护、风景保护与开发、利用、环保及旅游的关系，从某种角度来看，搞好规划就是对文物、风景最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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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文物保护与利用情况汇报

芒砀山景区文物保护与利用情况汇报

芒砀山汉文化旅游景区是一处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于一体的综合性景区，政府的开发政策是“保护为主，合理开发，永续利用”。

一、文化遗产情况概述

芒砀山是一座古老的山，文化的山，自商周即有文化记载，秦置砀郡，汉设砀县。孔子在此讲学演礼，刘邦在此斩蛇兴汉，陈胜长眠山中，张飞筑寨山上，西汉梁国八代九王安藏于芒砀群山之中，先后有九位天子级人物登临芒砀。悠久的历史、传奇的人物为芒砀山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1、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汉梁国王室陵墓群 自汉高祖刘邦之孙梁孝王刘武起，西汉梁国的八代九王 被安葬在芒砀山中，目前区内已发现大小汉墓二十多座。刘武之妻李皇后之陵“斩山作廓，穿石为藏”，规模宏大、结构独特、工程浩繁、世之罕见。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大的石室地宫，被专家赞誉为“天下第一石室王陵”。汉陵墓群文物出土丰富，其中的“四神云气图”、“金镂玉衣”已成为河南博物院中的镇馆级文物。

“西汉梁国王室陵墓”被列入“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1996年被定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被秦汉文化研究专家誉为汉梁文化博物馆。

2、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胜墓园

陈胜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之墓，位于芒砀山主峰西南麓。现存墓冢高6米，周长约200米。周围筑有青石围墙，高顶，下有须弥座，正中镌刻郭沫若书“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之墓”。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被与阳夏人吴广在蕲县大泽乡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举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大旗。在陈县（今淮阳）建立张楚政权，声势浩大，震撼暴秦。起义失败后，被车夫庄贾杀害，部将吕臣又斩庄贾，迁葬陈胜于芒砀山。

陈胜葬于芒砀山，《史记》、《汉书》、《水经注》都有明确的记载，方位与今墓地完全吻合。权威的地理书《水经注》写道：“山有陈胜睹秦乱，首兵伐秦，费终厥谋，死葬于砀。”

3、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夫子避雨处、文庙、郭塔

⑴夫子避雨处

春秋末年即公元前495年，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去曹适宋”时途经芒砀山，天降大雨，孔子及弟子在此避雨而留此遗迹。夫子避雨处自古为永城胜境，名曰：“石岩积翠”。

后人为纪念孔子在此避雨，雕石像一座，置于洞中，现面部已残。为再现当年孔子及弟子避雨之场景，我们聘请孔

学专家雕制孔子及弟子避雨群雕。

⑵文庙

芒砀山文庙亦称夫子庙，始建于宋代，明未曾遭兵焚，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十年、咸丰十年（1860年）和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数次对文庙进行重修，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庙坐北面南，由大成殿、东西配房和大成门组成。大成殿内塑有孔子及四配塑像，东西厢房有七十二贤泥塑像。

⑶郭塔建于清代康熙年间，据史籍记载：“清代沛县人郭自高来芒砀山重修夫子庙继为主持，死后归葬于塔。塔身由64块砖雕镶嵌而成。砖上雕刻的有花卉、西游记神话人物（孙悟空、猪八戒、唐僧等）东侧的石塔上刻有“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等字样，大家请随我走近参观。

4、商丘市文物保护单位——汉代礼制建筑基址 ２００６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永城市芒砀山的主峰上发掘的一处汉代大型建筑基址。此建筑保存有平面近方形的石台基，南北长33.5、东西宽31.5米，面积为1055平方米，其东部已遭破坏。台基四边用凿制规整的条石垒砌成石墙，中间为原始岩体，顶部为夯土。遗址地处西汉梁王墓地的中心，是一处以石、木结构为主的建筑，其建筑结构可能是四周有回廊，中间为夯土或岩石墩台，上部有顶的高台建筑；也可能是四周有回廊，中间为

露天高台的建筑，类似于东汉洛阳灵台，有可能是一处非常重要的祭祀场所。专家评价：芒砀山建筑基址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同类型建筑在我国的考古发现中并不多见。它的发现，为研究西汉早期的建筑特点和祭祀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5、商丘市文物保护单位——张飞寨遗址

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春，曹操刘备战于徐州附近，刘备败绩，张飞逃到芒砀山安营扎寨。山寨位于芒砀山西峰，当地群众称之为张飞寨，西峰内外两道寨墙，都是利用自然山形，用青石垒砌而成。外寨墙南残高0.5～1米,墙 宽约1米,南北长约250米,周长900米;内寨墙南北长约40米,东西宽25米,周长130米.外寨西墙有张飞’饮马泉’,相传是张飞取水和饮马的地方,泉圆形,直径4.5米。

6、高祖庙遗址

汉高祖庙位于芒杨山主峰东南山麓，从斩蛇碑向北300米折而向西即到了高祖庙旧址。

汉高祖刘邦于芒砀山前斩蛇起义，开创汉室四百年帝王基业，深受后世景仰。汉文帝时在刘邦隐于芒杨山紫气岩前建立高祖庙，绘高祖刘邦和萧何、张良、韩信等大臣像，唐永隆年（公元680年）改建为“王宫寺”；大历元年（公元 766年）赐名静林寺；宋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真宗游览芒砀山，又赐名均庆寺；清朝乾隆丁亥年间（1767

年）永城知县周梦龙在均庆寺旧址东建立芒山书院，文风盛极一时。

7、商丘市文物保护单位——汉高祖刘邦斩蛇处 汉高祖刘邦秦末沛县丰邑人。早年任沛县泗水亭亭长。一次他带一批民夫到骊山给秦始皇筑皇陵，途经芒砀山人已跑掉大半。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在山泽之间赶路，突然有人禀报：“前有大蛇挡道，请回！”刘邦大喝一声：“男子汉大丈夫怕它作甚！”立即拔出七尺宝剑上前把大蛇斩为两段，斩蛇之后，有一老妪啼哭说：“我儿是白帝之子化为蛇挡道被赤帝之子杀死。”说罢人突然不见。从此斩蛇处生出一片红草来。刘邦斩蛇之后自量继续去骊山定被头判处死刑，于是就隐蔽于芒砀山中，后又返回家乡沛县杀了县令扯旗造反，终于成为汉朝的开国君主。为纪念刘邦芒砀山斩蛇起义，后人立庙祭祀，并在斩蛇处立碑铭文。

8、永城市文物保护单位——砀城遗址

砀城遗址在芒砀山山城集。秦时砀郡、砀县治所，城墙尚存。现存夯筑北墙，西起书店院后40米处，东至芒山中学东北侧，长890米，宽约30米，最高处2米，东、南、西城墙地上无存。城内有制陶，冶铁遗址。

8、永城市文物保护单位——三星观

三星道观旧址位于芒砀山主峰东南侧，相传为水浒英雄攀瑞、项充、李衮三个在芒砀山聚义的地方。《水浒传》第五十九和六十回介绍了公孙胜收伏三位好汉的故事。因他们三人在72地煞星之列，所以他们三人聚义的地方被称为三星道观。

二、文物保护与利用工作

1、封山育林，全面保护

芒砀山的文物保护工作很早就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重视，进行全面性整体保护则始于1996年。

1997年永城市政府下达了封山禁采的命令。发布了《芒砀山文物保护区封山禁采公告》，《芒砀山严禁放牧布告》，《保安山文物保护实施办法》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相继出台，组建了文物执法大队，加强巡逻，严厉打击破坏山体、盗窃文物的违法行为，通过近三年的强力制止，芒砀山开山采石的行为被彻底禁止，同时对三大山体进行了绿化，3年间投入绿化资金1500余万元，荒山体绿化率达95%以上。文物得到了全面有效的保护。

2、利用文物资源，开发文化旅游，进一步保护文物。封山保护，使文物避免了遭受灭顶之灾的危险，但却影响了影响了当地老百姓的既得利益，保护工作举步维艰，如何做到两全齐美，此事引起了永城市委市政府的沉思，通过反复考察与研究，永城市委市政府起动了开发芒砀山旅游的

战略规划，这样既能更好地保护利用文物，又能给当地带来经济收入。

2000年，保安山景区修筑了南北中心游览干道和南北仿汉门阕，芒砀山文物旅游区初见成效，2001年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AAA级旅游景区。

2004年7月，永城市委市政府适应时代要求，顺应发展潮流，按照“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市场运作、公司化运营”的工作思路，成立了芒砀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企业模式对文物景区进行经营管理。并编制了《芒砀山文物旅游区总体制规划》与《芒砀山文物区可行性报告》等。后经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城市规划设计所实地考察论证，从文物保护，生态旅游、永续利用、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的，把景区定为汉梁文化特色，把旅游区的框架定义为“三区、两园、一基地”。

2005年景区三大景点建设顺利实施，旅游开发走向正轨。至2006年累计投入资金1.5亿元，建成了汉文化广场、登山大台阶、斩蛇园、陈胜王陵、王后墓西墓道出口，修筑了游道台阶，建造了休息亭和石雕围栏；对新建景点充填了展示内容，进行了彩绘，增加了景点观赏性；新建了两处近百米汉代风格游廊，制作了声光电等技术的高科技立体投影剧——刘邦斩蛇起义情景剧；对景区内的配套设施进行了新建、整修。

2006年底景区被晋升为国家“AAAA”级旅游区

2008年起，景区又投资1.8亿元开工建设了展示汉文体化为主体的文圣园、汉梁文化博物馆、汉风商业街等工程。

目前以高祖庙、张飞寨、三星观遗址复原为核心的“汉文化宫主题公园”建设丰在设计建设当中，预计投资3亿元。

三、保护与利用成果

经过旅多年的努力，不仅芒砀山的文物得到了全面的保 护，而且旅游开发建设已初见成效，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使群众自觉地参与到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当中，2009年门票收入1459万元，综合收入8950.5万元。文物保护推动了文化遗产的深层开发，近年来，芒砀山景区进行了进行了以汉礼仪为核心的汉文化遗产开发。在重点开发“穿汉服、习汉礼、赏汉舞、食汉宴”的汉代礼仪体验活动，先后在景区为游客组织了几百场开笔礼、成童礼，成人礼、汉式婚礼、敬老礼等礼仪活动，深受游客好评，得到了河南省礼仪文化发展促进会的充分认可。

第四篇：考古研究与文物保护

国宝蓝釉灯回归之路的反思

摘要：文物是人类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是重要的文化遗产。每个中国公民都有义务维护、保护这些先人们留下来的贵重文物。国宝蓝釉灯是我国唐朝时期的一个重要文物，然而蓝釉灯的经历却让我们沉思，文物保护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关键字：蓝釉灯回归反思问题及原因解决方法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丰富的科学的艺术文明。保存在地面上和地下的文物，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极其丰富。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和智慧的结晶，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但是，这些历史文化遗产，随着时间的流逝，都经受着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害，如：金属文物锈蚀、陶器、瓷器破碎等等，自然原因的破坏，已然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最令人心痛的是人为的原因造成的破坏。

这些古老的文明在地下静静躺了上百上千年，一遇到现代人，它们便有了各种各样颠沛流离、惊心动魄的命运。

国宝蓝釉灯，便是这样经历的亲历者。

一、蓝釉灯的被盗经历

蓝釉灯，唐代陶瓷制品，是唐朝太子李弘的皇后——哀皇后的陪葬品，千年来，它一直平平静静的躺在洛阳偃师的唐恭陵哀皇后的身边。然而，似乎不平凡的东西注定要以不平凡的方式与世人见面。

1998年1月21日黑夜，洛阳偃师一片僻静的山中悄无声息，突然，一辆汽车疾驰而过，奇怪的是，这辆夜行的车并没有打开车灯„„

车子停下来了，六个黑影从车里跳了出来，他们拿着铁锹，对着一块空地一阵挖凿。没错，这块空地，正是中国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唐恭陵其中的一处皇妃墓穴——哀皇后墓。唐恭陵位于河南省洛阳东南约20公里，是今天偃师市西南的景山之巅。这个山坡名叫“太子冢”，是中国唐朝时期武则天长子李弘的坟墓。

公元675年，一件震惊朝野的事情发生了，年仅24岁的太子李弘被武则天毒死。高宗闻讯，悲愤不已，却又无法将武则天治罪，无奈之下，他只好诏令天下，给李弘冠以尊名，追封为“孝敬皇帝”，并下令以皇帝标准厚葬李弘。就这样，唐恭陵开始修建，整个陵区呈正方形，边长440米，陵墓四周有神墙维护，神墙四周有角楼，南神门外还有一条宽50多米的神道，规模宏伟，耗资巨大。

据传说，李弘死后，皇后一直清灯独照，直至终老，她的墓室也是崇荣繁华，随葬品甚多。而国宝蓝釉灯，也正是深藏这处大墓之中。黑夜中，被六个黑影一通猛凿的空地，位于唐恭陵主墓东北，这是一个方形的土冢，正是李弘的妃子哀皇后的墓室。

显然，这群疯狂的盗贼早有图谋，为首的盗墓贼名叫张少侠。然而，一阵忙活儿，天已渐亮，他们一无所获。无奈之下，张少侠决定先行撤退。

初盗未果，他们又想出了一个胆大妄为的罪恶计划。此时，包括蓝釉灯在内的国宝仍旧静静地躺在哀皇后墓中。可是，一声巨响，打破了隐藏了千年的寂静。国宝蓝釉灯也随之开始了险象环生的经历。

1月22、23两天，张少侠带领同伙继续盗墓，可还是一无所获。24日下午，张少侠想到过几天就是春节了，他突然心生歹念，立即叫来同伙商议，最终，这一伙人决定铤而走险：用炸药爆破！

1月30 日，又是一个黑夜，趁着农历大年初三的爆竹声，张少侠又带人驱车上了山。不久，随着一声沉闷爆炸，唐恭陵哀皇后墓被炸开了。经过商议，他们并没有在当晚实施盗墓，而是掩盖好坑洞，迅速撤离。

几天之后，张少侠等人全副武装又来到哀皇后墓第二次对坑洞实施爆破。墓道被严重破坏，墓坑也显露出来了。面对一米见方的黑洞，六个盗墓贼打开手电开始了盗掘。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张少侠发出了一声疯狂的低吼：“挖到了！”众贼围过来观看，夜色下一抹剔透的蓝颜色闪闪发亮，虽然张少侠不知道这是一件什么宝贝，但还是马上就把它塞进了怀中。被张少侠盗处的正是哀皇后墓中的稀世珍宝——蓝釉灯。这件唐朝时期的陶瓷制品，通高33.6厘米，不仅性质特别，而且通身施蓝釉，灯上有小盘，灯盘内还有管柱形灯纤，下有灯柱，灯柱下有一大盘，盘下有喇叭形圈足，造型优美，釉色纯正，胎质精细，颇具皇家风范，是难得一见的国宝。其他盗墓贼见状，也都开始趴在地上疯狂的扒拉着，最终将哀皇后墓室的宝物洗劫一空。

二、国宝的回归之路

2月15日，管理陵墓的工作人员发现墓室被盗，立刻报警。此时，天还没有亮，但惊闻此事的各级领导已经出现在了案发现场。此时的哀皇后墓被洗劫一空，墓中只剩下一些残存的陶俑和唐三彩的碎片，在被炸开的洞边发现了一些电池、雷管和编织袋。看着哀皇后墓被盗的洞口，专家们为之叹息，公安干警更是攥紧了拳头。案发墓坑旁，田野寒风中，破获“2·15”文物盗案的第一次会议召开了。

洛阳警方勘察现场后，立即做出决定：控制海关出口，抓紧侦查，划定重点，进行地毯式排查。排查进行到第五天，警方获得了侦破“2·15”大案的重要线索。循着线索审查，得知工龄被盗文物已经倒卖到了北京，蓝釉灯已经脱手。国宝蓝釉灯和众多文物的下落基本明晰。专案组立刻赶赴北京，请求公安部协助寻找线索，追回国宝。1998年2月27日上午，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大力协助之下，抓捕小组赶赴天津将重要文物贩子于润明逮捕归案。于润明交代，他是在北京某酒店收购这批文物的，大部分文物分别卖给了北京、天津的文物贩子，只有国宝蓝釉灯和一些比较贵重的文物卖给了香港的翟某。

随后，经请示公安部，并动用国际刑警，经过一连7天的抓捕，24件被盗文物分别从北京、天津追回，数名犯罪嫌疑人落网。消息很快传到了远在香港的翟某耳中。翟某自知案件重大，非一般文物所比，遂派人四处活动甚至远渡重洋，设法将已经卖出的文物高价收回。最后。翟某委托中间人将购买的文物逐一退回，并派专机将国宝蓝釉灯送往北京。

国宝被追回后，众多文物专家被请到现场鉴别，看着一个个精美绝伦、很多见所未见的文物，专家们不由自主地一起惊呼：国宝！全都是难得的国宝！

在收回的61件文物中，有19件国家一级文物、30件国家二级文物、12件国家三级文物。这些文物是唐代社会生活的形象载体，是研究唐代经济、习俗、墓葬制度、服饰以及雕塑、烧烧制、施釉、彩绘工艺的珍贵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这批文物代表了中国初唐时期陶瓷艺术的最高水平！

这些文物的价值实际已经宣告了11名犯罪嫌疑人的末日。1998年10月1日，在唐恭陵前，11名盗墓贼被就地正法。

历经劫难的蓝釉灯被送回故地洛阳，珍藏于洛阳市博物馆，给前来参观的游客带来无尽的美的享受。同时，也静静地无语诉说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风风雨雨，引人深思„„

三、蓝釉灯回归之旅的反思

文物是人类祖先在社会生产活动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是劳动人民汗水和智慧的结晶，是历史的见证和再现，是“活”历史。

历史文物源自人民群众的集体创造，人民群众保护自己创造的文化遗物是两者之间本原关系的必然要求。众多藏于地下的史前及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被今人发现、挖掘，他们都在向世人诠释着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历史文物为全人类所创造，历史文物为全人类所共有，历史文物理应得到全体民众的共同保护。简言之，历史文物之于社会，应当是“源于民众，归于民众，全民保护，权益共享”。

套用最简单的一句话：“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然而对于那些盗墓贼来说，他们早已脱离了人这个群体，只是空余这么一个躯壳，行的是禽兽的行径。盗墓贼的行为无疑是天理难容的，是背弃于道德准则的，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是污蔑先人的罪恶行为，是令人发指的。当他们掘开墓葬的时候，同时也为自己挖好了坟墓。文物是属于全体国民所共有的，它所具备的不仅仅是经济价值，还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然而，当文物遇见了红眼黑心的盗墓贼它便仅仅只保留了经济价值，只剩下了金钱交易。

近年来，由于文物经济价值的渐渐凸显，诱发了大量盗掘古墓葬的案件，而且盗掘活动日渐呈现出集团化、专业化、暴力性等特点。在文物被盗现象频频发生的同时，政府、公安等各界都在致力于文物的保护工作，然而始终不能有效禁止这类事件的出现。原因在于：

一、文物本身高价值的诱惑；

二、宣传力度不够，人们没有从更深层次认识文物保护的重要性；

三、各级政府在文物保护方面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运行体系；

四、国家在立法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有待于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国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总之，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复杂、系统、艰苦、持久的工作。当下，文物工作中文物保护仍然是重中之重。然而，文物保护工作如何有效开展，是摆在政府、文物保护部门及文物保护工作人员面前的首要难题。政府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对于文物保护部门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完善管理体制：完善已划定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工作、逐步建立健全文物保护单位专门管理机构、严格执法，依法推进项目管理工作。为保护祖先留下的文物古迹免受破坏，我们更应加强认识。在政府重视的基础上，提高我们文物保护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也是其中的重要条件之一，而且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和文物部门的终极目标。历史文物是重要的文化符号，表征的是人类自身亘古至今的发展历史，体现的是人类社会的各类文化创造。文物的存在，是对历史的证明，是对我们民族过往的记录，通过这些珍贵的文物，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历史，了解历史。文物本身就是历史，保护文物就是尊重历史，是对历史的最好认知。因此，文物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且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共有·共保·共享——关于社会参与文物保护的思考》王运良

《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0年03期

2、《国宝档案：蓝釉灯》http：//v.ku6.com/show/BwZWODO-20P_oxoh.html3、《蓝釉灯》http：//baike.baidu.com/view/1684335.htm4、《文化科学》怀特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5、《关于文物保护与管理的思考》王翠玲《大众文艺》2010年第05期

第五篇：城市建设与民生

处理好建设城市与改善民生的关系

关注民生和改善民生是建设区域性特大城市过程中形成集聚力和辐射力最核心的要件。从社会学角度看，民生的质量,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民生是否具有一种可持续的推动力量。抓住了民生问题也就抓住了经济民生建设和发展的根本。而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是否具有强大的集聚力和辐射力关键就在于这座城市的民生问题能否得到了持续的改善。如果是在片面的政绩观主导下搞形象工程、花架子工程、重复建设甚至决策失误，而惠及全城民众的民生问题不能得到改善,那就谈不上集聚力和辐射力。民生状况的改善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个逐步推进的长期的过程，为此必需正确处理改善民生与建设区域性特大城市

之间几个重要关系。

1、正确认识和处理改善民生和城市建设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规律告诉我们，经济发展是城市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保障。改善民生是经济建设的重要目的，也为经济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和支撑。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城市经济实力，增加民生财富，从而为关注民生和改善民生、加快和谐建设奠定物质基础；否则，改善民生和和谐建设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民生建设，使民生建设和城市建设相协调。如果民生建设滞后，各方面民生矛盾必然增多，城市建设的制约因素也就会增多；而且城市建设如果不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归宿，也就会失去动力和支撑。总之，要坚持合理统筹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和民生建设，使三者相互适应、协调推进。

2、正确认识和处理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关系。合肥现时仍处于欠发达和加快发展的关键阶段，因此，解决民生问题和发展民生事业需要作长期不懈的努力。我们既要积极进取，尽最大努力加快民生建设，抓紧解决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又要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条件和承受能力。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随着经济发展逐步解决问题，稳步提高民生事业发展和民生保障水平，而不能要求过高过急，那样既不利于解决问题、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会影响经济民生协调发展、损害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要坚持从办得到的事情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工作。必须清醒认识到，建设成为充满活力、独具魅力、创新发展、宜居宜业的区域性特大城市，还需要继续奋斗相当长时间。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必须始终提倡和坚持艰苦创业，发扬勤俭节约、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坚决反对各种奢侈浪费现象。

3、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主导和民众参与的关系。城市的教育、医疗卫生、民生保障等民生事业具有公益性质，直接关系民生公众利益和福祉，直接关系民生公平正义。推进这些事业，要从指导思想、制度建设和资金投入等方面，坚持体现公益性原则，切实强化政府职责，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特别要不断增强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减轻群众在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住房等方面的支出负担。调节收入分配、扩大民生就业、加强民生管理也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理应更多地承担起责任。同时必须认识到，多样性、多层次和不断变化的民生需求不可能完全由政府直接提供，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公益性事业发展形式不是单一的，运行机制也不是一样的，政府不应当也不可能包办一切。要充分发挥各类市场主体和群众组织的作用，对能够实行市场运作的公共服务，应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现存问题是：一方面，有些民生事业的发展，政府还没有履行好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有些该由市场和群众组织解决的问题，政府却包揽过多。必须按照政事分开、经营性与非经营性分开的原则，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积极引导和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和群众组织参与民生管理和公共服务，建立公共服务供给的民众参与机制。要把那些适合或可以通过市场、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以适当的方式交给群众组织、中介机构、社区等基层组织承担，引进竞争激励机制，以扩大公共服务的供给，并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4、正确认识和处理增加投入和深化改革的关系。加快发展民生事业，要靠增加投入，也要靠深化改革。不增加投入，民生事业就不能加快发展；而不深化改革，增加的投入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所以，必须把增加投入和深化改革这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随着合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明显增加，我们现在有条件较大幅度地增加用于改善民生和民生事业建设的投入。要进一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切实增加对民生建设的投入，为加快民生事业发展提供更多、更有力的支持。同时，要实行有利于加快民生事业发展的财税、金融政策，鼓励和引导民生力量增加对民生发展领域的投入。既要扩大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又要大力调整供给结构，特别要注重向农村、向困难群众倾斜，努力改变公共服务设施分布不合理的状况。

5、正确认识和处理民生建设领域中事业和产业的关系。既要加快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的各项民生事业，又要发展那些面向市场需求的各类服务产业，以事业带产业，以产业促事业，逐步形成民生事业和服务产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局面。民生事业的发展必须针对社会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存在的弊端，加大管理体制改革力度，推进体制机制制度创新。否则，增加投入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就难以有效地转化为增加公共服务，也难以实现改善民生的持续健康发展。还要加强改善民生的法制建设，把改善民生纳入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只有这样，才能在建设区域性特大城市过程中，使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得到持续提升，幸福感和尊严感得到持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