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乐府”的现实主义

第一篇：论“汉乐府”的现实主义

论“汉乐府”的现实主义

摘要：乐府民歌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朵奇葩，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 的现实主义艺术传统，发展了《诗经》叙事成分。本文通过与《诗经》的对比，来论及乐府诗的现实主义风格及其影响，班固在《汉书》中对这些民歌的评价：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乐府诗这种“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实际上是对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诗经》中“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的继承，对后代诗歌也有其更具体、更直接的巨大影响。关键词：现实主义比较汉乐府影响

《诗经》是我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对后代诗歌发展有深远影响。汉代乐府民歌的出现，不仅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且它的许多艺术表现手法，以及在诗歌形式方面，都得到进一步发展，对后世影响深远。第一，揭露和反抗阶级剥削和压迫的诗篇。在《诗经》民歌中，通过描写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劳动场面，表现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所占篇幅最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豳风·七月》，诗中描述了奴隶们一年到头劳碌痛苦，仍不免饥寒交迫，描绘出了一幅奴隶受压迫剥削的悲惨画面。深刻地揭露奴隶主的残酷和暴戾：“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曰杀羔羊。”但奴隶们终生忙碌，“为公子裳„„”“为公子裘”，而他们却是“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九月叔苴，采茶薪樗，食我农夫”。他们整年收获得果实，送给了奴隶主享用。自己的生活却是吃“苦菜”，烧“臭椿”。“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白天去采茅草，晚上要搓绳子，赶紧上房复盖屋顶，春一开始，又要下田播种百谷。这是当时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描述。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和生产工作者即奴隶。奴隶被束缚在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北山》）即，普天之下，都是周王的土地，循着王土到海滨无人不是周王的臣民，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春秋初期，当时还有“民不迁，农不移”的说法。

《伐檀》诗中写到“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硕鼠》中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爱得我所”。这首诗直接抒写了人民生活、社会阶级斗争；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对社会现实的态度，又提出了天真、朴素、善良的愿望。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奴隶们发誓要离开聚敛无度的统治者，想要走上乐土。他们不满剥削，要“适彼乐土”。当时奴隶饥饿、逃亡，流浪于街头，驿于旷野，入林为“寇”，落山为“盗”，反剥削反压迫的一幅连环斗争图画浮现在读者眼前。这幅图画正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于是便产生了《伐檀》、《硕鼠》这样反剥削，反压榨的诗篇，这是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的。

在“汉乐府”民歌中也有揭露和反抗阶级剥削和压迫的诗篇。如《妇病行》、《孤儿行》、《东门行》、《乌生》等。其中《妇病行》 和《孤儿行》里表现得更加鲜明而强烈。《妇病行》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

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儿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从诗中看到病妇的生活苦楚，要抱孤子无上衣，虽有短衣是单的。关门可挡风避寒，或防止野兽之类进屋伤害孩子。母爱由言语泄出，诀别之辞何等切切;父爱则由行动导出，关切之情何等拳拳！通过托孤、买饵和索母几个细节，描写了一个穷苦人家的悲惨遭遇。作者不着一字说明，而人物个性毕现，悲剧主题自生，写得沉痛凄惋，真切动人，这正是汉乐府“感人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特色的表现。

从《诗经》民歌中的《魏风·伐檀》、《魏风·硕鼠》到汉乐府民歌中的《妇病行》、《东门行》等都是反剥削，反压迫的现实主义作品，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有些表现描写的虽然场景相同，但表现形式不尽相同。《魏风·伐檀》、《魏风·硕鼠》对统治者表现的非常辛辣的嘲讽和蔑视，而在“汉乐府”民歌中的受剥削受压迫者不是“无耐”和“哀怨”，所表现的是起来反抗和斗争，是真正体现在行动上的。从“乐府”诗歌中可以看出封建社会

(汉代)的受剥削者，受压迫者是已有所觉醒。

第二，对战争和徭役的揭露的诗篇。在周代，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也是很重的。《诗经》民歌中不少的诗篇反映了当时统治者之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互相进攻的兼并之战，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和痛苦，如《豳风·东山》、《卫风·伯兮 》、《王风·君子于役》等，却从不同的侧面抒写了人民反对战争，向往和企盼和平劳动生活的思想感情。“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敦彼独宿，亦在车下。”写参加东征的战士在役满还乡的途中，除了想象回家恢复和平生活的欢乐，还悲伤地想起了从征期间象蠋一样“敦彼独宿”的痛苦生活。

关于对战争和徭役的揭露的诗篇。在“汉乐府”民歌中，《战城南》和《十五从军征》都是杰出作品。《战城南》：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鸟不食。为我谓鸟: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这首诗通过了遍地死尸，鸟啄兽食和水深草长，战士有出无归的荒凉恐怖的画面来暴露出战争的罪恶。唐代陈子昂《感遇》诗里曾经这样说：“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战城南就是很具体而深刻地把这种情况反映出来。从这诗里可以看出当时战争的剧烈，死亡的众多，以及暴骨沙场的惨状，而且也可以看出统治帝王们穷兵黩武而使广大人民遭受痛苦的情形，人民是不愿意参加这种战争的，《战城南》反映的正是这种怨恨情绪。《十五从军征》，更使我们深刻地认识过去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和广大人民所遭受的痛苦。

这两首诗和《诗经》民歌中的反战争的诗篇非常相似。《东山》是通过主人公的想象而表现出来的, 而《十五从军征》是通过主人公口吻直接描述出来的,从中可以看出“汉乐府”民歌中的思想表现比《诗经》民歌中的写实性更加鲜明,同时也看出封建社会劳动者反战争思想比奴隶社会的劳动者的反战争思想表现的觉悟程度更进一步。这也是二者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不同运用所在。

第三，反映劳动人民爱情和婚姻的诗篇。《诗经》民歌中反映当时劳动人民的爱情和婚姻的诗歌较多。有的直接抒写男女青年爱情生活的幸福和欢乐, 如《邶风 静女》;有的写出男女幽会赠送情物的欢乐情趣,如《郑风溱洧》写郑国男女三月上巳节, 在溱洧二水旁春游，自由择爱，赠送情物，女子与情人相见的欢乐，真切动人。

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妇女们往往要面临被抛弃的命运，著名的唱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主人公刘兰芝和焦仲卿夫妻感情虽好，却敌不过代表封建权势的婆婆，刘兰芝被扫地出门，夫妻劳燕分飞，最后只能以死做抗争。通过焦仲卿、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同时热烈地歌颂了兰芝夫妇为了忠于爱情宁死不屈地反抗封建恶势力的斗争精神，并最后表达了广大人民争取婚姻自由的必胜信念。由于它所提出的是封建社会里一个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这就使得这一悲剧具有高度的典型的现实意义。

“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反映爱情和婚姻的诗不算很多，但现有篇章同样能够反映当时在爱情和婚嫁现实，有的因无辜被弃，对喜新厌旧的“故夫”提出了责难，如《上山采蘼芜》：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合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有逆来顺受的弃妇，但也有敢于反抗夫权，对三心二意的男子毅然表示“决绝”的女性，如《白头吟》。诗一开头就说：“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用雪月表明自己的光明纯洁，而对方之卑鄙龌龊也就不在话下。切身的痛苦使得诗的主人公正确地提出了“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爱情理想。然而在那恋爱不自由、婚姻不自由的情况下，这理想是无法实现的。

通过以上简单的论述，可以看出，《诗经》民歌和“汉乐府”民歌，它们所反映的生活面是非常广阔的。它们从反剥削反压迫、反战争、反封建礼教方面使我们看到了一幅描绘社会现实的图画。这些图画里面都记录了统治阶级的荒淫与无耻，社会制度的罪恶，人民生活的苦难和愿望。

汉乐府民歌继承并发展了周代民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它更广泛、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对后代诗歌也有其更具体、更直接的巨大影响。许多作品都起着示范性的作用。这种影响，首先就表现在它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上。这种精神象一根红线似的贯串在从建安到唐代的诗歌史上，俨然形成一条以乐府为系统的现实主义传统，深深影响着后代诗歌的创作。

参考文献：

［1］ 杨生枝《乐府诗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5。

［2］ 吴小如, 王运熙《汉魏六明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3］ 王占威《诗经名篇集释集评》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2。［4］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第二篇：论汉乐府诗歌

略论汉代乐府诗

略论汉代乐府诗

一、汉乐府的发展

汉乐府，是设立于两汉之际的音乐机构——乐府机关搜集、保存，因而流传的民间歌谣。追溯历史，我们可以知道汉武帝是“始立乐府”的人。乐府机关的主要工作是：定制乐谱，搜集歌辞和训练乐员。这个机关最鼎盛时期，人数多达八百余人，其中设立的官吏职位也是各司其职，层级分明。

乐府的设立并不是统治者的一时兴起，而是具有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班固的《两都赋序》这样写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

结合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在长达六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此时的汉武帝，在国力渐强，开疆辟土的同时，也让中国文化与西北外族有了进一步的交流，西北外邦民族的音乐有机会传入了中国，这些音乐，形式新颖独特，得到了统治阶层和王公贵族的热烈欢迎。而另一方面，汉武帝推崇儒术，以森严的等级观念进一步巩固统治，“礼乐制度”具有其需求必然性。乐府便在统治需求和物质基础的双重支持下，诞生了。

《汉书·礼乐志》中有记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由此我们可知，汉乐府诗便是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1的叙事诗，成为了中国文学历史上闪耀的明珠。武帝通过设立乐府，得以“兴乐教”、“观风俗”，时至今日的我们，通过汉乐府，也可以还原出当时百姓生活的情况和当时社会的风貌。

然而，乐府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汉哀帝 “罢乐府”使乐府民歌有所失散，而到了魏晋，乐府机关虽然没有被废除，却没有了采诗的制度，只沿袭了已有的乐府歌辞，乐府诗的创作和搜集收到了阻碍，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使已有的两汉民歌诗辞得以推广和传播。

南朝是新声杂曲大量产生的时代，细读歌辞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代歌辞的搜集仅限于城市，而内容又无外乎是恋情，其规模和内容的丰富性都是不能和汉朝的采诗相提并论的。

综上所述，汉乐府诗的主要搜集和保存，是依靠政府的乐府机关，然而，传唱和内容的不断丰富，则得力于民间歌人和百姓的口头传唱。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顾亭林《日知录》卷二十八曰：“乐府是官署之名„„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即名之曰乐府。”随着乐府的发展和乐府歌辞的不断丰富，“乐府”从机关名称变成了诗体名称，其定义也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乐府是指汉以下入乐的诗，包括文人创作的和采集自民间的；而广义的乐府则连词曲也包括在内。此外，更为广义的乐府则又包罗了并未入乐只是沿袭了乐府旧题或是模仿乐府体裁的歌辞作品。

了解了乐府的起源和发展，我们不难看出，乐府诗是取材于民间，传播于百姓，彰显其时代风貌的叙事作品，由此我们也将对汉乐府诗的叙事性特点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在中国叙事诗的发展历程中，想要讨论汉乐府诗，我们不得不先对《诗经》中的叙事诗进行分析，并与汉乐府诗的叙事性进行比较，从而更深刻的了解，汉乐府诗对于我国叙事诗的贡献和影响。

二、对《诗经》的叙事性进行探讨

在我国浩瀚的是个历史上，远在汉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带有叙事成分的诗歌，如远古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记述了原始人制造弹弓和狩猎的过程。又如，《击缶歌》中有：“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完整地展现了原始人的日常生活。在这些原始歌谣中，虽然初步具备了叙事的轮廓，但是只专于记载，没有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所以不能称作是叙事作品。

《诗经》作为保留完整的中国早期诗歌总集，在中国叙事诗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诗经》中的叙事诗从内容上划分，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来自于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民间吟唱，这些内容多保存于《国风》之中；另一种是讲述先民历史的“史诗性断片”，多保存于《雅》、《颂》之中。内容上的不同，也决定了这两种内容有各自的叙事特色。

《诗经》中的民间吟唱在叙事模式上多为第一人称视角，且叙事多是依附于抒情，为抒情服务。如著名的篇目《卫风·氓》讲述了一位女子从恋爱到婚后被遗弃的过程，但我们不难看出，全诗与其说是女子被抛弃这件事本身，但不如说是女子在叙述这件事时所表达的哀怨凄怆、伤心欲绝。钱钟书对《卫风·氓》有“层次分明，工于叙事”的八字评价，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氓》的第三章：“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脱也。”这是女子在自身经历了悲惨遭遇和情感伤害的基础上，对世 间女子提出的沉痛告诫和对男子负心的悲切控诉。感情在叙事中得到渗透，甚至不惜打断叙事，直抒胸臆，使得在《国风》之中出现了我国较早的“感事”性叙事诗。

另一方面，从叙事内容上看，民间吟唱的歌辞中，多描述的是短小的生活片段或生活横截面的记录，在《国风》的叙事中，由于情感的抒发，把叙事阶段成了一个个短小的画面，在情节的完整性上，稍有逊色。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也有相对缺失的方面。诗经中的人物往往是以“类”的方式出现的，而在汉乐府诗中，则出现了具体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

《诗经》中的庙堂鸿音则另有特色，在这些诗篇中，往往在情节上注有奇幻的想象和充实连贯的情节，这些诗歌在当时多用于祭祀，出于对先祖的崇敬和赞颂，在叙事过程中，便使他们有了奇幻的人生经历，具有了“史诗”的性质。另一方面，这类是个在叙事过程中，则往往在侧重于总体上的宏观描述，不失对细节的微观雕刻。如在《生民》、《公刘》、《绵》、《皇矣》和《大明》记录了自发明农耕至牧野之战的历史重大事件，还原了历史风貌，既具备了生活情趣，又精准的叙述了历史事实。

三、汉乐府的叙事视角分析

在两汉乐府中，保存着大量的叙事诗作品。不得不说的是，相较于《诗经》的第一人称截面叙事方法，两汉乐府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基础上，表现出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强烈现实主义精神。

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两汉乐府诗的叙事视角有所增加。叙事角度在叙事诗中的灵活运用，也给读者带来了不同的阅读审美效果。

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最突出的特征表现是：叙述者多为故事中的主人公，出于作品的中心位置，叙述者通过自己的视角，来描写环境、叙述人物、讲述故事，他和自己所描述的世界史同质的。这一视角有其表达真情切意的优势，但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第一人称视角对作品的展现还是有一定的限制作用的。以《有所思》为例：“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它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呔，兄嫂当知之。妃呼唏，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作者用第一人称视角，描写了以为痴情的女子在遭遇爱情的波折后内心忧郁而又果决的情感变化，内容质朴自然，情感表达真切，情绪变化耐人回味。再如《长歌行》一诗：“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搅芝获赤幢。来到主人 门，奉药一玉箱。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发白复更黑，延年寿命长。”

“长歌”并不是如诗中所言是长寿之歌，也不是按照歌辞体律的长短，而是有“助长、鼓励”之意。全诗用第一人称讲述了“我”在仙人的指引下，登上太华，撷取灵芝和赤幢，制成仙药后献给主人，主人服用仙药后，身体日渐强壮，白发变成了黑发益寿延年的故事。在第一人称视角的叙事下，故事内容生动形象，富有传奇色彩，也拉进了读者和故事之间的距离。

除第一人称视角外，第三人称视角作为两汉乐府中最基本的叙事视角，客服了第一人称视角的局限性。在这些第三人称视角的两汉乐府诗中，叙述者以第三人称提及故事人物，这样的叙事所产生的是一个全知全能型的叙述者，不但可以全面详尽的讲述故事，还可以对人物和情节进行评论和情感的抒发。

如与《木兰诗》合称“乐府双壁”的唱片乐府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是第三人称视角下的优秀作品。《孔雀东南飞》主要记叙了刘兰芝嫁到焦家后，焦母不能接受她，将她送回娘家，后刘兰芝的兄长逼其改嫁他人。新婚之夜，兰芝满怀着对爱情的忠诚投水自尽，焦仲卿后殉情而死。情节曲折动人，扣人心弦。我们应该注意到，这首叙事长诗的一大成就是多条叙事主线共同进行。线索一便是建立在刘家河焦家这桩不“令人满意”的婚姻关系上的。焦仲卿长跪求母，是母子二人的首次情感冲突；刘兰芝盛装辞婆是兰芝的反抗与焦母的蛮横之间形成的第二次情感冲突；刘兰芝拒绝改嫁，是刘兰芝坚守爱情和兄长武断专横的第三次情感冲突；焦仲卿拜别焦母，是母子二人的第四次情感冲突。在这连续四次的情感冲突中，看似是独立的小片段，实际上则是冲突双方的不断摩擦，致使焦仲卿和刘兰芝最终走向了双双殉情的悲剧。

线索二是围绕着焦仲卿和刘兰芝坚贞不渝的爱情而展开的。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条线所并不是独立于故事之外的，而是建立在线索一所构架的激烈矛盾之上的。两条线索交替进行，为读者展示了一个情节紧凑扣人心弦的宏大故事和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出，两汉乐府与《诗经》叙事诗相比较，除却叙事视角的丰富，其叙事内容，也不再是简单的生活片段，而是发展为完整、立体的故事。

四、汉乐府的叙事艺术特征

以《孔雀东南飞》为例，全诗长353句，1765字，有“古今第一长诗”之称，是汉乐府民歌中故事完整，情节生动的佳作。不难看出，两汉乐府民歌的一大叙事特点是：故事性和戏剧性的增强。《孔雀东南飞》中两条主线交叉进行，跌宕起伏，极富故事性和戏剧性，在叙事诗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明代王世贞赞曰：“孔雀东南飞，质而不俚，乱而能整，叙事如画，叙情若诉，长篇之盛也。”

另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两汉乐府民歌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些鲜明的人物形象，除了完整的故事外，更多是丰满于富有个性的语言描写和灵活的心理活动，并加以社会环境的烘托。试以《陌上桑》为例：“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 罗敷前致词：‘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罗敷的聪明勇敢是在和愚笨的太守之间的对话体现的。面对使君的诱诈调戏，罗敷虽无力逃脱却依旧不肯束手就擒，急中生智以夸耀自己丈夫的方式，智斗使君，最终胜利。在罗敷美丽的外表下，填充进了聪慧的内涵，是罗敷这一“秦氏有好女”的形象得到了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所谓的“言为心声”大抵就是如此。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由多重叙事视角和丰满的人物形象构建的叙事诗骨架下，细节是叙事诗的血肉，使叙事诗为人传颂，感人肺腑。如在《陌上桑》中对罗敷的外貌描写：“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正面描写了罗敷的外貌细节，一个古典美女的形象跃然纸上，更可贵的是，在本诗中，侧面描写的运用，为罗敷的美貌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不仅烘托了罗敷的美貌，更给人以想象的空间，给读者以美妙新颖的审美享受。

五、后世对乐府歌辞的继承和发展

前文中我们曾提到，《诗经》中多是服务于抒情的叙事，而随着汉乐府的发展，叙事诗中叙事和抒情逐渐独立，并产生了主叙事兼抒情、夹叙夹议的行文特 点。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长河中，仅有这一阶段的诗歌具有主叙事兼抒情的主要特点，到了诗歌最为繁盛的唐代，一大部分诗歌基本上已经和叙事无关，作者在篇幅和词律的规则下仅通过意向抒发情感了。

我们想要探讨乐府这一诗歌体裁的继承和发展，就不得不说到一位诗人——杜甫。杜甫“本着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自创新题，即所谓‘即事名篇’，或者说‘因事命题’的作法，直接开导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2。

杜甫的新题乐府，在继承了汉魏晋古乐府的基础上，其题材选取和叙事特色都有所区别和发展。相较于汉魏晋乐府歌辞多记述百姓生活场景的诗歌内容，杜甫多选取能反应民间疾苦的社会生活片段，通过百姓生活疾苦的片段，高度概括地反应社会的无情和统治者的昏庸。杜甫多采取第三人称视角，客观全面的叙述自己的见闻，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对汉魏晋乐府歌辞的借鉴和继承。乐府歌辞因多为生活截面描写，所以在时代代表性上稍有逊色；新题乐府在以其高度概括的宏观视角，是作者所叙述的故事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时代代表性。

在对汉魏晋乐府歌辞的创新上，新题乐府克服了汉魏晋乐府歌辞的叙事单一性，立体多面的从宏观角度出发，增强了诗歌的可读性和抒情性。如《新安吏》中诗人首先极力渲染了儿子征兵入伍，母子别离之悲凉,后又以过客的身份直接出面解劝,安慰中透着无奈，怜悯中透着心酸, 又隐含着对时局的忧虑。借母子离别之小悲，感百姓疾苦之大痛。杜甫创作新题乐府, 不仅是为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内容的需要, 也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

纵观两汉乐府诗歌，这些民间歌谣在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上都对我国的历史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形成了明显区别于西方国家古典诗歌的叙事诗，是我国文学发展历史上不可缺少的部分。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第二册。

参考文献：

[1]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罗根泽：《乐府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 [3]程相占：《中国古代叙事诗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沙云星：《试论汉乐府民歌的叙事特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

第三篇：论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

一 杜甫是我国封建 时代 中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了《诗经》、乐府以来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加以 发展 和提高。他以进步的儒家思想和精湛的 艺术，深刻地、多方面地反映了国家的重大事件，描写了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生活真实，表达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从而揭露了自开元、天宝以来将近四十年间的那个**时代的 历史 面貌，为我们创造了“千汇万状”的诗歌作品，把我国现实主义的诗歌艺术推上一个新的高峰。

有人认为像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就创作 方法 上说，恐怕不是某一流派所能够概括的。诚然，杜甫自己在论诗时就说过：“窃攀屈宋宜方驾”，又说过：“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在赞美陈子昂时也说自己“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陈拾遗故宅》)可见杜甫对于我国古典诗歌中代表现实主义传统的《风》、《雅》和代表浪漫主义传统的屈原、宋玉，都曾经给以很高的评价。同时，我们在杜甫少数的作品中，也看到他们具有浪漫主义的某些因素——或者具有浪漫主义的精神，或者具有它的表现手法。如《望岳》中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现了唐代强盛时期知识分子奋发向上、藐视一切的精神；如《房兵曹胡马》中的“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以及《高都护骢马行》中的“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等处，作者都以托物咏怀的手法，表现了驰驱沙场、建立功业的英雄壮志。这也就是他在《前出塞九首》中所明白地说了出来的“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的那种精神；在《饮中八仙歌》中，他通过对八个放纵不羁的酒徒的描写，以生动的形象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藐视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要求个性解放和返于 自然 的精神；在《洗兵马》中，他说：“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在《蚕谷行》中，他又说：“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在《昼梦》中，他更说：“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在这些地方，他是幻想着在没有消灭阶级之前能够消灭战争和剥削制度，出现“男谷女丝行复歌”的和平劳动的 社会 ；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他本着儒家“己饥己溺”的精神，激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美好理想。杜甫在上述这些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和理想，虽然有一些是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但它们无疑地体现了封建社会中广大人民的美好的理想和愿望，都是鼓舞人心的，都是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表现。

杜甫也有运用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作品，但为数更少：如在《凤凰台》和《朱凤行》中，利用神话传说的幻想因素来创造形象，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在《梦李白二首》中，通过梦境的描写来表达自己与李白的真挚友谊和对于李白不幸命运的同情。他偶尔也运用夸张的手法，如在《古柏行》中，所描写的古柏是“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这样高大的柏树在现实世界里是不可能有的，但在艺术世界里，却完全可以允许它存在。

尽管在杜甫的少数作品中，或者在精神上，或者在表现手法上，曾经出现过浪漫主义的因素，但是，在杜甫的绝大部分作品中，像屈原的《离骚》，或者像李白的那些浪漫主义的名作，在精神上和表现手法上都充分地是浪漫主义的作品，却断然是没有的。他像世界文学史上许多伟大的作家一样，在他们自己的作品中，往往包含着人类艺术中两个主要流派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因素。然而，我们如果从杜甫一生对于现实的态度来看，从他在艺术道路上的主导倾向来看，从他绝大多数作品的创作方法来看，他却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中现实主义流派最杰出的代表。他对于现实主义的精神和表现手法两方面都有很大的丰富和发展。他这种成就和贡献，在我国古代诗人中是无有比肩的。二

我们考察杜甫对于现实主义的成就和贡献，是要从他诗歌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表现手法两方面来考察的，也就是从他的作品的思想 内容 和艺术造诣两方面来考察的。

为了探索杜甫对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思想内容方面继承了什么，并且发展了什么，需要把从《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传统作简略的叙述。

我国现实主义诗歌最早结集的《诗经》中的作品，它们绝大多数的作者是无从考证的，概括地说，包括两类作品：一类是人民的创作，又一类是文人之作。广大人民在诗中歌唱自己的劳动和爱情，以及描写他们被压迫、被剥削和参加战争的生活。这些作品深刻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现实面貌，是《诗经》中较优秀的篇章。尤其是那些反映劳动人民对被压迫、被剥削的生活的不满，对统治阶级表示强烈反抗情绪的作品，如《伐檀》和《硕鼠》等，虽然数量甚少，但由于它们揭露了阶级社会中阶级对立的本质，因而在思想质量上说，它们是《诗经》中最高的。文人之作的部分作者，或者是当时政府中卑小的职员，或者是境遇坎坷的知识分子，他们或者写自己工作和生活中的艰难困苦，或者写爱情上的痛苦和欢乐，或者写自己被上层统治集团所排挤所损害的愤怨，他们通过对自己所处阶层的生活描写，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如《召南》中的《小星》、《邶风》中的《式微》和《北门》、《小雅》中的《正月》和《北山》等等，在数量上是相当多的。这两类作品是《诗经》中的精华，也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最早的两支源流。所以，千百年来，我国进步的诗人们总是推崇和提倡《风》、《雅》，把它们作为自己创作上的方向和范本。

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是《诗经》中人民创作这支源流的延续和发展，其中有许多优秀的作品。自秦、汉统一 中国 以后，封建制度日益巩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在意识形态上和文化、文艺上的束缚和压制，比之封建社会的初期和它以前的时代，自然更加严密和残酷。这种情况，既会 影响 到人民在文艺创作中不能自由大胆地表达自己的阶级意识，也会影响到由统治阶级搜集起来的乐府民歌的本来面貌。现存的乐府民歌，大部分是经过当时政府的 音乐 机构——“乐府”收集、写定的，即使有一部分是依靠私家的传习而保存下来，但有能力养蓄倡优的私家，自然是“豪富吏民”，他们仍然是统治阶级的成员。可见乐府民歌，除少数由于民间传唱所留存者外，都是经过统治阶级的审查和删改的。所以，我们所见到的乐府民歌，虽然它们多方面地反映了民生疾苦，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但像《伐檀》、《硕鼠》那样反映阶级对立本质的作品，可以说是没有的。即使人民曾经创作过这种作品，也被统治阶级在搜集和审查的时候，删除掉了。

汉代的《古诗十九首》是《诗经》中文人之作这支源流的继承和发展。它们大都是当时失意的知识分子所表现的叹老嗟卑、忧生感时、怀乡感旧、伤离惜别的感情，情调是抑郁低沉的，所反映的现实面也较为狭窄。但由于它们接受了当时人民创作的乐府民歌的深刻影响，又有它们自己的创造，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成就。钟嵘称它们是“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诗品》卷上)也是对艺术上的推崇多于对内容上的赞许。它们一向被认为是五言古诗的典范，被后来历代的作者所称誉和模仿。

建安时代的作者一方面继承了《古诗十九首》的传统，一方面又自觉地在乐府民歌中汲取丰富的艺术营养，他们的作品视野比较广阔，反映了**时代的历史面貌，使我国诗歌发展史中的文人创作第一次形成了高峰——在同一时代里，出现那么多的卓越诗人，产生那么多的优秀诗篇，各人既有各自的风格，又有共同的时代风格，在我国诗歌史上的确是破题儿第一次。他们不仅抒写了自己的遭遇和抱负，并表现了广大人民的苦难。他们中间杰出的作者如曹操、曹植和王粲等都以强烈的同情描写了普通人民的命运：如曹操《蒿里行》中的“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如曹植《泰山梁甫行》中的“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以及王粲《七哀诗》中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野。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像这样内容的作品，虽然在建安时代诗人的制作中，在数量上并不占多数，但是，这些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同情人民苦难的思想在那个时代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同时，这种思想那么显著地在文人作品中出现，这也是头一次。它是这支源流在思想质量上的一个跃进。因为无论是《诗经》中的文人制作，或是《古诗十九首》，它们都只是抒写文人作者个人的遭遇，很少接触到普通人民的非人生活和惨酷命运。建安时代的作品对后代之所以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固然还有它们在艺术技巧上的发展和新风格的建立等方面的因素，但同情人民苦难的思想在作品中鲜明而强烈地表现，却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自建安时代以后，它就在文人制作的作品中不断地出现了。

魏、晋、南北朝的作者在诗歌的体制、音律和表现技巧各方面有不少的丰富，有多方面的探索，对唐诗的发展和繁荣准备了条件，其中谢灵运和谢□等人又开辟了山水诗的传统，扩大了诗歌的描写领域，但他们对于现实主义诗歌的思想内容，除陶渊明和鲍照外，却很少有人做出多少贡献。陶诗的思想内容是比较复杂的，在这里不可能作全面的 分析，我们只从现实主义的角度上来评价它们的意义。陶渊明根据他对于 农村 生活的爱好和对于劳动生活的亲身体验，结合着乡村朴质的风貌，歌唱了劳动的意义和自己参加劳动的喜悦，产生了不少卓越的田园诗，并在《桃花源诗》中，幻想着“相命肆农耕，日人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那样和平地劳动、没有剥削的美好社会。虽然他的幻想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是不可能实现的一种空想；他歌颂劳动的思想观点也夹杂着隐逸思想的因素；但像他那样士大夫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能够认识到劳动的意义，体验到劳动的快乐，并提出如上面所说的那种理想，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种思想不可能不是对于不劳而获的地主阶级剥削制度的一种抗议和否定，这是在陶渊明以前文人诗歌的传统上没有出现过的光辉思想，比之单纯同情人民的思想在现实主义诗歌传统上的出现，就思想质量上说，是一次更深刻的跃进。这也是他的田园诗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所具有的特别重要的意义。鲍照因“才秀人微”，因而他对于社会的现实生活既有深入的体察，对封建制度的不合理现象也往往流露出不满与不平，所以他在《拟行路难十八首》、《代东武吟》和《代出自蓟北门行》等作品中，反映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成为南朝优秀的作品。他在《拟古》第六首中所描写的“柬薪幽篁里，刈黍寒涧阴，朔风伤我肌，号鸟惊思心。岁暮井赋讫，程课相追寻，田租送函谷，兽藁输上林。河渭冰未开，关陇雪正深。笞击官有罚，呵辱吏见侵。”反映了统治阶级对于农民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揭露了封建社会的本质。陶渊明和鲍照的这些进步思想，不仅在六朝诗歌中特别显出光彩，也是《诗经》以来在文人制作中所罕见的，加以他们在艺术技巧上又都有高度的成就，所以他们就成为六朝中两位最杰出的诗人。

此外，在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上还出现过一种重要的思想，它不仅出现在现实主义的作品中，也出现在浪漫主义的作品中，那就是爱国主义思想。《诗经》中《黍离》一诗所表达的感情一向被人认为是这种思想的萌芽，因此，“黍离之思”在后代的文人制作中就成为爱国思想的同义语。爱国主义思想在我国浪漫主义大诗人屈原的作品中得到充分高度的体现。其后少数的作者虽然在作品中偶尔表现了这种思想因素，例如西晋永嘉乱后，北中国大部分的国土沦陷在异族的统治之下。当时刘琨身罹厄运，而且在敌后担负着对敌斗争的重任。但他的诗歌主要地是表现了个人在丧乱中的感慨和愤恨，他对于故国的“黍离之思”表现得并不太强烈。又如庾信遭侯景之乱，国破家亡，而又远居异国，仕于外族，在《哀江南》等赋中表现了强烈的恋土怀乡的感情；在诗歌中，他也表现了“楚材称晋用，秦臣即赵冠”和“李陵从此去，荆卿不复还”(《咏怀》)那样不甘身事异族的思想；但是，他的作品总是感叹个人身世者居多，发抒爱国思想者较少。因为他也和刘琨一样都没有更多地把个人的遭遇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以及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却主要地把国家的丧乱联系到个人的际遇来看待，所以他们的作品虽然具有不同程度的爱国思想因素，但还不能说他们的作品已经具有充分的爱国主义思想。

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对封建社会中阶级对立本质的揭露、对普通人民苦难的同情、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赞颂，这些都是在我国古典诗歌传统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进步思想。只有杜甫和屈原一样把自己的遭遇和国家、民族的利益以及人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结起来考察，这样，就使他在安史之乱以后的作品中充溢着汹涌磅礴的爱国主义精神，产生鼓舞人心的力量。我们从前人不少有关杜诗的评论，和杜甫不少有关论诗的作品来看，他的创作态度和作品的思想内容确实受过我国古典诗歌传统中那些进步思想的影响。但是，我们决不能说：杜甫诗歌在思想上的成就仅仅是由于他熟悉这些传统的思想材料，继承了它们，接受了它们的影响的结果。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他不仅不可能成为伟大的诗人，而且他将要成为一个最没出息的艺术模仿者和艺术教条主义者。杜甫之所以会取得这种成就，是由于他既接受了传统思想的影响，又在那个伟大而变动的时代里，他自己经历了严肃又广阔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他才能够继承那些思想因素，在某些方面还发展了那些思想因素。三

唐代的统治者，自开国以来，在对内政策上，不是采取由门阀贵族地主垄断一切的政策，而是采取一些比较开明的措施，从而使中小地主阶层在 政治 上、经济 上的力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他们又通过科举制度吸收这些阶层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以便更广泛地团结本阶级的力量，巩固统治。这是从贞观至开元年间一直行之有效的政策。那些中小地主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一般地说，出身都比较寒微，和普通人民有较多的接触和联系，但他们所从属的阶层在政治、经济上又受着门阀贵族地主的排挤和欺压，所以他们在政治上总是主张实行任用贤能、明刑息讼和减轻赋税等开明的措施，以利于他们自己阶层力量的继续发展和巩固。这些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对于代表门阀贵族地主的上层统治者来说，是一种进步的力量，对于当时的广大人民来说，也是比较有利的。然而，从本质上说，他们是属于地主阶级的，他们不仅拥护封建剥削制度，而且时时刻刻希望自己能够上升到上层统治者的行列。这就使他们不可能不具有地主阶级所固有的那些反动的和落后的东西。

杜甫正是出身于这种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在一般政治的立场和态度上说，他和他们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他幼年生活比较贫苦，像他自己说过：“少小多病，贫穷好学。”(《进封西岳赋表》)同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过着与普通人民相距不远的生活，这就使他对于普通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也使他总是希望上层的统治者能够实行开明的政治。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是杜甫的政治主张在诗歌中提纲挈领式的表白。我们还可从他的其他作品中找到这个主张的较为详细的补充。比如杜甫在《送陵州路使君赴任》中所说的：“国待贤良急，君当拔擢新。„”战伐乾坤破，疮痍府库贫。众寮宜洁白，万役但平均。”又如他在《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中所说的：“诛求何多门，贤者贵为德。„„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蟊贼。”他在《同元使君舂陵行》中，把自己的政治主张说得更为完整：“致君唐虞际，纯朴忆大庭。何时降玺书，用尔为丹青?狱讼永衰息，岂惟偃甲兵!凄恻念诛求，薄敛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飞长缨。”这些就是他所设想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就是前面所说中小地主阶层政治理想的具体表现，也就是儒家的“民为贵”、“民为邦本”、对人民要“行仁政”的那些比较进步的政治思想的体现。“大庭”出自庄子《肱箧》篇：“昔者容成氏、大庭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正和陶渊明的“桃花源”的理想如出一辙。儒家的“尧舜之治”和道家的“无为而治”都是政治上的乌托邦，所以在这点上儒道两家的理想就有一个汇合点了。杜甫的政治理想在《忆昔》第二首中根据现实用艺术形象具体地表现出来：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这就是杜甫站在中小地主的立场所亲眼看到的所谓“开元盛世”的图景，也就是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那一理想的现实化。

由于杜甫是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和理想来观察现实，他的描写就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因为自贞观至开元的百余年间，在普通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的立场来看，决不可能没有任何灾变，而仓懔也不可能总是丰实的。然而，人口兴旺、在和平的环境里劳动、大家过着较为丰衣足食的生活，却也是广大人民所要求的。因之杜甫的政治理想对普通人民还是有利的。为了在生活上寻求出路，也为了图谋实现政治上的理想，杜甫在京城长安先后差不多寄居十年之久，并且不断向上层的统治者投诗赠诗，乞求他们的吹嘘、引荐，得到官职。这些作品虽然形式精严，文字典雅，但是内容不外是对于王公大人们的赞颂和对于自己生活困苦的叙述，甚至流露出对于功名富贵的羡慕。这些作品表现了中小地主阶层对于门阀贵族地主在政治上的依附关系，思想自然是卑下的，并且有许多违反真实的地方，是杜甫作品中的糟粕部分。杜甫看见有些朋友当节度使幕府中的书记，自己在仕途上还没有着落，就发出这样哀叹：“夫子□通贵，云泥相望悬；白头无藉在，朱绂有哀怜。”(《送韦书记赴安西》)“闻君已朱绂，且得慰蹉跎。”(《寄高三十五书记》)。他为了想得到公卿们的援引，好把自己“吹嘘送上天”(《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他不惜对李白曾经讽刺过的“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的哥舒翰，称为“今代”的“第一功”和“当朝杰”，最后还说“防身一长剑，将欲倚崆峒”，把他当作自己做官的靠山了(《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这个哥舒翰，正是他在《兵车行》中所斥责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那次侵犯兄弟民族的主要执行者，也就是后来他在《潼关吏》中所谴责的“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那次败仗的主将。又如他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称颂杨国忠的爪牙鲜于仲通为“贤良”、“异才”，最后还说：“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要求鲜于仲通把自己介绍给杨国忠，以期获得怜悯。这虽然因为他迫于饥饿，不得已才出此下策，但也不免违反了儒家所提倡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道德标准了。因为杨国忠是一个怎样的人物，杜甫并不是不知道的。这个杨国忠就是他在同一时期的作品《丽人行》中所尖锐讽刺过的“丞相”。这些事实都说明：如果杜甫真的能够得到上层统治者的赏识和提拔，在仕途上飞黄腾达的话，他也会像封建社会中许多贫寒知识分子曾经做过的那样，在仕途上稍一得意，就会踌躇自满；稍一失意，也会消极颓废的。他任左拾遗时在《紫宸殿退朝口号》中写道：

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座引朝仪。香飘合殿春风转，花复千官淑景移。昼漏稀闻高阁报，天颜有喜近臣知。宫中每出归东省，会送夔龙集凤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杜甫勉强挤入上层统治集团的行列、接近宫掖生活的时候，他那种看皇帝的眼色行事和对于宰辅大臣的殷勤逢迎的态度，实在已经到了俗不可耐的程度。当他在仕途上预感到要失意的时候，那种及时行乐的颓废情绪也就不免见之于吟咏了：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曲江二首》)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傍?(《曲江对雨》)但是，唐代自开元后期至天宝年间，对农民和中小地主比较有利的均田制已经逐渐破坏了，发展了对门阀贵族地主便于集中土地的庄园制。代表这些门阀贵族地主的力量来掌握朝政的又是权奸李林甫、杨国忠和宦官高力士这种擅权自专的人物，于是造成了政治上的腐败黑暗和上层统治集团生活上的穷奢极欲的现象。在这种形势下，杜甫要代表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抱着那种比较进步和比较正统的儒家政治理想，参加政治活动，势必要遭到不断的打击。他不断地向王公大人投诗赠诗，乞求他们的“吹嘘”，却毫无结果。就是在天宝六载应唐玄宗李隆基的诏命，在京参加 考试，以及天宝十载亲自向皇帝献赋，以期得到一官半职，也都由于李林甫的从中作梗，只得悲惨的下场。他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诉说了这种打击：“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这种种的政治上的打击，使他在生活上遭到极端的穷困：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投简咸华两县诸子》)正因为杜甫被上层统治者阻挡住仕进的道路，把他踩踏在地主阶级生活的底层，使他过着和普通穷苦人民大致相同的饥寒交迫的日子，他才从血和泪的生活中清醒过来，看清像他那样出身的知识分子和上层统治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赤县官曹拥才杰，软裘快马当冰雪。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投简成华两县诸子》)他也从朋友们的遭遇中看出这种矛盾：

诸公衰衰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醉时歌》)—面是：“纨绔不饿死”、“软裘快马当冰雪”、“甲第纷纷厌粱肉”；一面是：“儒冠多误身”、“骨欲折”、“饭不足”。这就毋怪乎像他那样以儒术自任的人，也怀疑起儒家鼻祖孔子的价值了：

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也就毋怪他抱着对于上层统治者绝望的心情，产生了归隐的念头：

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曲江三章章五句》)但是，杜甫这种归隐的情绪表白，并不像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所表现的“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那样洒脱，那样“乐夫天命”的，杜甫的表白是绝望的控诉，悲愤中仍充溢着奋发的气概。杜甫在被上层统治者在政治上压得毫无出路的情况下，他有时确也抱着像李白那样的蔑视富贵的出世思想，而慨叹地说：“富贵何如草头露”(《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若耶溪，云门寺。吾独胡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此始。”(《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不过，他这种思想不像李白那样强烈而且经常地表现出来，他一生的主导思想是儒家的入世思想。有时，他又站在出世和人世的十字路口，感到彷徨苦闷：“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乐游园歌》)杜甫的这些作品所以到今天还有价值，是由于它们通过诗人的抒情，深刻地表现出封建社会中一个正直的、有才能、有进步政治理想的下层知识分子，在黑暗势力的压制下所受到的屈辱、不幸、悲辛和苦恼，并且通过他的遭遇反映出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和它所带来的罪恶，帮助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正因为杜甫过着“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这样和普通穷苦人民几乎相同的生活，他才通过对于饥寒的亲身感受，逐渐注意到一些重大的社会 问题，把视野扩展到广阔的现实生活，使他在思想感情上逐渐接近人民，树立了较进步的世界观。

杜甫既看到上层统治者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也看到了“农夫田妇”、“失业徒”和“远戍卒”等普通人民的苦难，并进而认识到上层统治者的穷奢极欲正是人民苦难的根源，认识到封建剥削社会中阶级对立的本质现象。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他这个时期写成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后《出塞》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重要作品。《兵车行》反映了穷兵黩武对于农业生产的破坏，给人民和士卒带来的无尽苦难，因此，他在《前出塞九首》中提出“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那样对待战争的正确主张，而对于“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的侵略战争加以反对。在《丽人行》中，他对于当时上层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杨国忠和他的姐妹们的奢侈荒淫的生活给以深刻而无情的讽刺。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他更揭露了以唐玄宗李隆基为核心的上层统治集团的荒淫无耻是建立在对人民的剥削上的：“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最后，他以极鲜明的形象和极强烈的感情揭露了封建剥削社会中阶级对立的本质现象：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是自《诗经》以来，在文人的制作中第一次出现的、以极概括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最光辉的思想。这以后在《驱竖子摘苍耳》中所写的：“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和在《岁宴行》中所写的“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都是这种思想的再现。不过由于杜甫晚年对人民的现实生活不如这个时期深入和密切i所以在同一思想中所表现的感情就不是如此强烈了。基于阶级对立本质的认识，杜甫在许多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进步思想，已经不仅仅限于对普通人民的苦难的同情和怜悯，而是已经接触到更深刻的内容。例如他在《三绝句》中所写的“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在《白帝》中所写的“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在《又呈吴郎》中所写的“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都已经认识到人民的苦难正是统治者压迫和剥削的结果。这比建安时代的诗人们同情人民的思想，已经跨进了一大步。然而，杜甫由于阶级出身的限制和时代的限制，他是不可能拿出彻底解除人民苦难的药方。他只好把解除人民苦难的希望寄托在最高的压迫者和最大的剥削者皇帝的身上，如在《宿花石戍》中说：“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他或者幻想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能够出现“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写怀二首》)那样“等贵贱、均贫富”的社会。自然，这是幻想而不是有效的救世药方。

杜甫自安史之乱前后至弃官入蜀这一段时间，经受着极多的忧患和极深的艰苦。虽然在天宝十四载他做过右卫率府曹参军，在至德二载做过左拾遗，但以疏救房琯触怒了皇帝，不久又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这些都是卑小的官职。他的政治地位对自己的“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固然很难施展，就是俸禄对于他的穷困生活也不能改变多少。在这个时期，他的幼子饿死了，弟妹在战乱中离散了，家小安顿在荒僻的鄜州，直系近亲都处在饥饿之中：“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得舍弟消息二首》)他在安禄山攻陷潼关后，带领家小避难北走时，既经历“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彭衙行》)的艰苦生活；当他只身通过叛军的防线到灵武去投奔唐肃宗李亨的时候，中途又被俘获，带到沦陷的长安。以后他以这样两句诗描写他陷贼的忧患：“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北征》)，等到他终于从长安逃到李亨当时政府所在地凤翔的时候，已经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了。他在任华州司功参军的时候，又曾经到当时接近前线的洛阳来回一次。在辞去华州司功参军携带家小由秦州入蜀的途中，更是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他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抒写了自己的艰苦生活和悲愤情绪：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发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长□长□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邻里为我色惆怅。

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

第四篇：论汉乐府诗歌的艺术成就

论汉乐府诗歌的艺术成就

两汉乐府诗歌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最初用楚声演唱的乐府诗是《安世房中歌》。继《诗经》、《楚辞》以后，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两汉乐府诗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的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一下是对两乐府诗歌的艺术成就进行一次简单的概括。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关注现实，构成丰富多彩的艺术画面

《汉书•艺文志》：“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两汉乐府诗歌作者关注现实、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激发乐府诗作者创造热情和灵感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乐府诗所表现的大多都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当中的内容包括了对当时社会的苦与乐、爱与恨、生与死的人生态度，构成了一幅幅丰富多彩的艺术画面。

a、苦与乐：汉乐府诗歌的作者来自不同阶层，诗人的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此，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在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例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描写的都是平民百姓的疾苦，寄托了作者深切的同情，以恻隐之心申诉了下层贫民的不幸遭遇。在《东门行》中“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衣裳”，逼得男主人公不得不拔剑而起，走上反抗的道路；《妇病行》写妇病连年累岁，垂危之际把孩子托付给丈夫，妇病死后，丈夫不得不沿街乞讨，遗孤在家里呼喊着母亲痛哭；《孤儿行》写孤儿受到兄嫂的虐待，尝尽人间心酸。这些作品用白描的笔法揭示平民百姓经济上的贫穷，劳作的艰难，并且还通过人物的队会，行动，内心独白，表现他们心灵的痛苦，感情上遭受的煎熬。而《相逢行》、《鸡鸣》、《长安有侠斜行》展示的是与苦难世界完全不同的景象，反应的是富贵子弟的奢侈生活。《相逢行》描写的是一个黄金为门，白玉为堂的富贵家庭的生活。《鸡鸣》和《长安有侠斜行》则对富贵家庭地位进行了大肆渲染，“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 展现了一个富贵家庭不只是一人做官，而是兄弟几人同时做官，所任官职也不限制在俸禄为四百石的侍郎，而是高达二千石的大官。一面是饥寒交迫，连自己的妻儿都无法养活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群，一面是锦衣玉食、妻妾成群的富贵人家，两组诗形成对比鲜明，反差极大的两幅画面。让读者领略到人间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两极世界。

b、爱与恨：汉乐府诗歌对男女两性之间的爱与恨作了直接的袒露和表白。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在两汉乐府诗中占有比较大比重，这些诗歌大都来之民间，或是出自下层文人之手，因此，在表达婚恋方面的爱与恨时，都显得大胆泼辣，毫不掩饰。例如《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当中接连例举了5种千载不遇、极其反常的自然现象来表现古代女子对自己意中人真挚、强烈的爱，来表白自己对爱情的矢志不渝。《有所思》反映的是未婚女子发现对方移情别恋后由爱变恨的变化和表现。女主人公思念的情人远在大海南，她准备了珍贵的“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想要送给对方。当听到对方有二心，她就依然决定毁掉这份礼物，“拉杂摧烧之”，并且“当风扬其灰”，果断地表示：“从今以往，勿复相思。”女主人公爱得热烈，恨得痛彻，她的选择是痛苦的，同时又斩钉截铁，义无反顾。

c、生与死：两汉乐府诗还表达了强烈的乐生恶死愿望。如何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是古人苦苦思索的重要课题，两汉乐府诗在这个领域较之前代文学作品有更深的开掘，把创造主体乐生恶死的愿望表现的热别充分。例如：《薤露》认为人的生命短暂，不如草上的露水。露水干了大自然可以再造，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死亡使生命有去无归，永远消失。恶死和乐生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在表达人们对死的厌恶之情的同时又以虚幻的形式把乐生愿望寄托在与神灵的沟通上。《日出入》就是一个典型，由太阳的升降联系到人的个体寿命。太阳每天东出西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远没有尽头。然而人的个体生命却是有限的，生为出，死为入，一出一入变走完了人生的历程，从而和反复出入、永恒存在的太阳形成鲜明的对照。作者大胆地想象，期待能够驾驭六龙在天国遨游，盼望神马自天而降，把自己载入进入太阳运行的世界。《艳歌》则描绘出衣服进入天国的理想画面。诗人自己幻想自己升上云霄，来到神界仙乡，成为那里的贵宾。各路神仙纷纷为他而忙碌，诗歌超越个体有限的生命，到大彼岸世界之后的至乐。两首诗歌都把人神仙化，表达作者沟通天人的理想。

二、娴熟巧妙的叙事手法

两汉乐府诗歌中既有叙事诗又有抒情诗，但以叙事诗的成就更为突出，它的叙事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的叙事诗的成熟。

a、两汉乐府诗叙事诗大多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当中大多数叙事诗多具有完整的情节，不局限于一两个生活片段，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描述的一般都是一个有头有尾、有连续情节的故事。例如：《孤儿行》通过行贾、行汲、收瓜、运瓜等诸多劳役，突出了孤儿苦难的命运。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情节更是波澜起伏，扣人心弦。通篇分三条线索进行讲诉，一条是刘兰芝与婆婆、兄长的矛盾及冲突；一条是刘兰芝和焦仲卿相互同情和日益加深的过程，这两条线索纠结在一起，情节跌宕起伏，让读者无形中去关注矛盾的发展和男女主人公的命运。

b、当中叙事诗详略得当，繁简有法。详与叙事而略与抒情诗其的一大特点。两汉乐府诗的作者具有比较自觉的叙事意识，在创造实践中努力吧叙事诗和抒情诗区别开来，是两者的形态呈现出明显的差别。当中的许多叙事名篇，都因叙事详尽而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例如：《十五从军行》对复员老兵家园荒芜的景象渲染得非常充分，对老兵回家后的行动也有详细的叙述，老兵内心的感受病没有进行详细的描写，全诗以叙事为主。繁简有法表现如《陌上桑》中详写了众人观罗敷、罗敷夸耀夫婿的场面，其余则略写；《孔雀东南飞》首尾略写，中间太守家迎亲的场面详写，铺张扬厉，大肆宣扬。

c、叙事时注意场面描写，例如：《战城南》描写了将士战死后的景象：“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驾马徘徊鸣„„”作者极力渲染战场变成牧场之后死寂、悲凉的战场画面，勾画出一幅近乎死寂的阴森画面，寄托对阵亡战士的哀悼之情。

三、促进中国古代诗歌诗体的演变

两汉乐府诗歌对于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向四言诗向杂言诗歌和五言诗的过度。相继出现了五言歌谣、乐府五言诗和文人五言诗。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歌样式的变革往往和流行乐曲的声调有关。两汉乐府诗最初是配乐演唱的，它之所以在诗体形式上不同于《诗经》的四言句，既是诗歌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有乐曲的因素发挥作用。

汉乐府用楚声演唱的诗歌，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三言句和七言句，从而导致诗体的演变，这种迹象在汉初就已经出现，例如《安世房中歌》就是用楚声演唱的，其中第六章是七言和三言相杂：“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大山崖，百卉殖，民何贵？贵有德”。这首诗是用楚声演唱的三言七言相杂之诗，是对骚体诗歌的改造。汉代楚声的流行，对三言和七言诗句的大量出现起了催化作用。除了楚声外，另外在北狄西域乐和中土流行的五言歌谣这两种乐声的催化作用下，对乐府诗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东汉开始就有较多的文人五言诗。从西汉五言歌谣到乐府五言诗，再到文人五言诗，早期文人五言诗基本形成。

第五篇：论《狂人日记》中的现实主义手法

论《狂人日记》中的现实主义手法

【摘 要】作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通过“狂人”之口，揭露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制度及其礼教的“吃人”本质。对于这篇小说的创作方法，不同批评家受不同审美观念的影响，对其也做出了不同评判。我们认为，《狂人日记》是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的杰作。

【?P键词】鲁迅；《狂人日记》；现实主义手法

《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的《新青年》上，恰好是十月革命胜利半年之后，五四运动爆发一年之前。它对几千年封建宗法制度，用“吃人”两个字做了概括，召唤人们从根本上推翻它；通过“狂人”之口，公开宣布：“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对于这篇小说的创作方法，不同批评家受不同审美观念的影响，对其也做出了不同评判。我们认为，《狂人日记》是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的杰作。

一、《狂人日记》的现实主义精神

现实主义文学的首要特征是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因此，现实主义作家创作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忠实于现实生活，按照生活本来的面貌真实地、具体地反映现实，塑造形象。鲁迅笔下的狂人，就是遵循现实主义的这一特点，按照生活的固有样式来塑造的。

鲁迅笔下的这个狂人，不像是一位根本不疯而装疯的清醒战士，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如作品小序中所指明的“迫害狂”患者。狂人的心理活动，他的惊惧、猜忌、偏执，不正常的推理和错觉，完全符合一个“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特点。比如，“全没有月光”就认为“不妙”；看见别人张嘴朝他“一笑”，就认为不怀好意要吃他；死鱼眼睛也被看作“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等，都说明他不是一个正常人。再从狂人所处的生活环境来看，大哥、陈老

五、医生等对狂人的照顾和治疗，路人、看客、女人、小孩等对狂人的围观、议论和哄笑，都是生活中必然和确实存在的人物和事件。这些都足以说明，鲁迅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规律，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塑造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迫害狂患者”的形象。

二、《狂人日记》追求细节的真实与典型的统一

现实主义注重写实，追求细节描写的真实与典型的统一，要求把细节的真实和生活的整体真实联系起来，要求运用典型化的手段提炼和强化细节的意义。这就牵涉到了现实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真实地、具体地反映生活、塑造形象时，必须深入到现实的本质，真实地揭示出现实社会的本质关系。

就《狂人日记》所反映的内容来看，鲁迅笔下的“狂人”首先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经过典型化了的狂人形象，再者就是一面反映现实生活的镜子。首先，鲁迅借“狂人”这面镜子，映照出旧中国普遍存在的愚弱的国民性。狂人发病初期，总是怀疑周围人同他作冤对，似乎怕他，又似乎想害他，为探究其原因，他思索研究，夜不能眠：“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显然，这是通过狂人失去理智后的“妄加推测”，形象地折射出封建礼教已深深毒化了人们的灵魂，麻痹了人们的精神，造就了一大群愚昧落后而又不思觉悟的民众。其次，鲁迅又利用狂人尖锐泼辣的语言，无情地撕下了封建统治者吃人的假面具：这些吃人的家伙“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他们心怀鬼胎，“自己想吃人，又怕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鲁迅借狂人的语言，列数吃人者的种种伎俩和花招，使食人者的嗜血成性暴露无遗。

三、《狂人日记》内向地表现作者的理想

现实主义要求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但不是不要作家表现自己的主观倾向性，只是要求这种主观性和理想深隐在对客观对象的描绘之中。一部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除能真实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社会关系的本质外，还必须在所表现的内容中倾注进作家从心灵深处迸发出来的真情实感。

鲁迅在谈及《狂人日记》成因时说：“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的民族，因此成篇。”强烈的责任感使鲁迅产生了压抑不住的创作冲动，驱使他急于要把这一发现公诸于众，以惊醒“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愚弱国民。当狂人醒悟到“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就不顾自己“被吃”的危险，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不难看出，在狂人错杂无绪、荒诞不经的“自省”中，蕴含着鲁迅对几千年封建制度及其礼教的僧恶之情，出于对纯真下一代的关切和爱护，即使自己成了传统社会的牺牲品，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去拯救“没有吃过人的孩子”。郁积在鲁迅心中的这种炽热强烈而又矛盾痛苦的爱僧感情，都通过狂人所反映出来的一幅幅“人吃人”的画面，尽情而又含蓄地表达了出来，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四、结语

《狂人日记》的现实主义手法运用精到，是鲁迅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的底层，借助于现实生活触发的灵感而创作出来的。因而，我们说，《狂人日记》是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的杰作，“狂人”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形象。

参考文献：

[1]鲁迅.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2.[2]王德林，王克仁.现实主义表现领域的新开拓――论《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D].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3]鲁迅.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鲁迅小说全编（插图本）.漓江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