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第一篇：公众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公众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互联网以其独有的优势迅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今,由于参与的隐匿性、信息的远程共享等特征,越来越多的人们倾向于选择互联网这条新型的民意发声渠道,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在此背景下,研究网络民意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联系,对拓宽公共管理研究的范围、完善公民参与体制、加快民主政治的进程、转变政府执政理念、政策价值坚持、社会正义弘扬等方面理论知识的深化以及实践经验的丰富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鉴于此,本文选定网络民意与公共政策制定作为核心词,旨在通过对其影响过程及影响作用的分析,探索发挥政策制定过程中网络民意积极效应的路径。具体而言,本文的内在逻辑和基本框架如下：第一部分绪论主要对论文中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主要包括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和网络民意的概念及特征。接着,进一步论证在当前形势背景下,正视网络民意的必要性,并由此得出本文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第二部分从理论层面上梳理重视公共政策中网络民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后文的论证提供理论依据。分别阐述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相关理论基础：善治、协商民主和新公共服务理论。同时,立足于我国现状,介绍我国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主要途径及制度,并简略分析其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三部分主要从实证层面上列举网络民意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相关案例,着重分析网络民意如何影响公共政策,力求结合现实案例,更加直观地呈现出网络民意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动态过程。首先,针对我国网络民意发展的背景,对我国民意网络化表达兴起的原因进行了探讨,重新梳理其内在优势及缺陷,进而提出阻碍网络民意进一步有序发展的现实困境。此外,重点分析网络民意推进山西“黑砖窑”事件妥善解决的过程及网络“两会”的发展历程、启示。在此过程中,结合哈贝马斯的相关理论,对以上案例进行总结,并归纳网络民意传播的一般模式,为深入分析网络民意的影响作铺垫。基于第三部分的案例分析,第四部分则分别从直接和间接的角度,深入分析网络民意对公共政策制定的二重性影响,即网络民意直接和间接地对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具体而言,网络民意直接对公共政策具体制定过程的影响重点体现在政策问题确立、政策议题设定、政策信息资源、政策决策过程、政策执行和监督等方面；此外,网络民意中存在的“数字鸿沟”、群体极化、参与主体的非理性和从众趋势等问题,可能间接地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再者,网络民意通过对民主进程、电子政务、社会监督力、公民社会等方面的积极影响,可以间接地影响公共政策。总体来说,本章节分别从积极、消极、直接、间接四个维度上分析政策制定过程中网络民意影响作用,较为直观、和详细,同时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针对前文提出的问题和困境,第五部分从意识、技术、道德、法律、制度层面上探索有效发挥网络民意积极影响的路径,并提出具体的措施和建议。目的在于思考如何在网络语境下更好的引导和塑造民意,科学、理性地看待和分析民意,进一步探讨如何最大化地发挥网络民意的积极效应,更好地趋利避害,使网络民意的表达趋于制度化、常态化、理性化,从而将网络作为一种反映民意的有效路径融入到规范的公共政策制定的程序中。

第二篇：解读压力集团在政府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解读压力集团在政府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摘要] 压力集团源于利益集团，是指那些为实现某种目的、获取某种特殊利益而对政府施加影响的政治性组织。压力集团直接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明确强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符合本集团的切身利益，使政策的优惠尽可能多地向本集团倾斜。压力集团在政治生活中存在两面性，政府应完善其利益表达机制以削弱其消极影响。

[关键词] 压力集团；政策制定；双面性

一、压力集团概述

压力集团作为一种“政治性利益集团”，其存在和活动是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重要政治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压力集团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政治角色，对欧美各国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制度的运行发挥着重要作用。

什么是压力集团？压力集团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专用的一种政治术语。而关于压力集团的概念，西方政治学家们作过各种各样的解释和界定。尽管如今对压力集团仍然难以确切地定义和把握，但其概念框架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一般认为，压力集团的概念是从利益集团而来的。利益集团是指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获取某种特殊利益而结合而成的政治性组织。这些政治性组织通常由某个特定行业或职业群体中的一些人员组成，其成员对于某些方面的具体问题拥有共同的利益并持有相近的主张或立场，他们组织起来以集团为单位来维护其共同利益和实现其共同主张。当某个政治性组织、某一利益集团为达到它的目的而对政府施加政治压力的时候，这种利益集团就被称为压力集团。压力集团与利益集团的区别就在于，利益集团只是为了某种共同的利益、出于某种共同的目的而组织起来的；而压力集团却是在这个基础上，还将施加政治压力并对政府造成影响以实现其政治主张的团体。因此，压力集团也被称之为“政治性利益集团”。

不同于一般的政治组织，压力集团直接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明确强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符合本集团的切身利益，使政策的优惠尽可能多地向本集团倾斜。可以这么说，压力集团反映的是一国不同利益之间、不同利益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对立关系。

在欧美各国，压力集团数目极多，种类繁杂。而其中，美国压力集团的数量之多和种类之繁堪称世界的典范。各种事业、行业、阶层、民族、教派等，几乎都有自己专门的政治性组织，另外还有许多因为某种利益或主张而成立的政治社团。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压力集团中，绝大多数是以维护本集团内部的利益而结合而成的，如工会联合会；少数是以维护某种公众利益而形成的，如环保组织。可见，压力集团的存在和活动已经成为美国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组成部分。本文即以美国的压力集团为例，对压力集团在政府政策制定中的作用进行解读。

二、压力集团在政策制定中的影响

传统观点认为，政策的制定是政府单方面的决策过程。其实不然，各种由具有共同利益的特定人群组成的团体，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府是直接的决策者，而参与和影响政策制定的还有政府之外的各种社会力量和团体，其中尤以压力集团的影响力最大。因此，政策是压力集团之间、集团和政府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

以下将通过几个具体的案例，来详细分析压力集团在美国政府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一）劳联—产联促使人民币升值

2002年以来，美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之后的调整期，美元开始持续贬值，为的是能有助于美国制造商在全球贸易中的竞争，减缓美国贸易逆差的增长。但由于人民币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美元贬值的效果并不明显，美国为此要求中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实现人民币自由浮动，这对人民币形成了升值压力。而劳联—产联作为美国最大的劳工组织，为了缓解美中贸易逆差对美国国内制造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协同全国制造商协会，通过宣传，对美国国会和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在劳联—产联的压力和影响下，国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法案被接连提出来。这些法案均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从而迫使美国政府就人民币升值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压。最终，中国宣布人民币升值，实行浮动汇率制。

由此可见，对于政策的影响，压力集团的效果是肯定的。而全国制造商协会以及劳联—产联的行为就是政策形成的一种方式。压力集团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需要“包装一个问题使得它能够吸引媒体和行政部门的注意，使这个问题进入议事日程。” 由于社会问题的复杂多样，并不是每一个社会问题都能够提升到政策的高度。为此，利益集团就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和方式来表达本集团的意愿，使本集团的问题上升为公共问题，从而进入政策议程。因此，压力集团十分重视政策制定的第一个环节，即政策问题的形成和认定。对人民币升值的要求，便是压力集团对当前阶段的政策问题的判定。其后，为了获得政策制定者的信任和支持，压力集团必然会动用自身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优势，给政策制定者提供满意的方案。上述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法案被不断地提出并得到大量的支持，恰恰体现了压力集团凭借其强大的力量来谋求政府的支持，从而影响政府决策的过程。

显然，美国对华政策是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博弈的结果。而劳联—产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则主要是受其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所推动的。劳联—产联在美国政治中代表着劳工的利益，人民币升值将有利于其产品与中国产品的竞争，从而减缓制造业的衰退以保住制造业所提供的大量工作岗位。可见，压力集团的共同利益是其存在和活动的唯一目标和不变方向，它的一切程序和原则均是围绕其所代表的利益而运作的。

（二）全国步枪协会捍卫枪支权利

全国步枪协会是关注单一问题的利益集团中最典型、最具影响力的一个代表。该协会打着维护持枪者权益的旗号，在美国实施枪支管制的道路上设置了重重障碍。其势力之庞大、资金之雄厚，使之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集团之一。

枪支控制问题一直是美国政治尤其是大选的重要议题。在2004年的大选前后，恰逢1994年的禁枪令到期之际，民主党人曾作过一些努力，提出了对法案重新进行审议的议案。但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拒绝进行讨论，目的是让法案自动失

效。而很多民主党议员由于面临改选，也不敢放手去争。因而，法案何去何从就取决于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的态度。可步协这时却公开对外宣称，它将一直等到禁枪令到期以后才决定支持哪位候选人，这无异于警告布什不要轻举妄动。结果，布什一方面口头承诺支持法案延续，另一方面又按兵不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敦促共和党议员同意讨论这个问题，导致禁枪令自动失效。

上述步协的例子再次印证了压力集团在政府政策制定中强大的影响力。它反映了压力集团和政府之间存在着某种政治博弈的事实。在这种博弈之中，一方凭借自身独有的优势，来谋取另一方手中自己需要的东西。哪一方所掌握的资源更具影响力，哪一方便握有主动权，从而控制乃至主宰另一方的态度及行动。而在现实当中，拥有巨大力量的压力集团往往扮演的是占据主动地位的一方。

三、压力集团的双面性

任何事物都需要一分为二来看待，压力集团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是如此。压力集团通过其特定的手段和方式，可以有效地表达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进而推动政府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进程。然而，压力集团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府决策所造成的后果，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1、积极方面。首先，压力集团有利于表达公众诉求和体现民意。不同压力集团之间的竞争，能够给政策制定者带来充足的信息，以便在政策中更充分地体现民意。其次，压力集团有利于推动政策的形成。压力集团重视政策问题的认定，努力使本集团的问题进入议程，并给政府提供合适的方案。这些都对政策的制定和形成起到推动作用。最后，压力集团之间、集团和政府之间，存在着相互制衡的关系。多方之间的政治博弈，使得最终制定的政策是众力作用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各方的利益。

2、消极方面。首先，压力集团加剧了腐败现象的发生。金钱是压力集团的重要资本，而这些集团利用金钱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容易导致政治的腐败。其次，压力集团利益表达的狭隘性使其具有不公正、不平等和不民主的倾向。压力集团关心的只是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政策，它所反映的民意也仅仅是其内部成员的意见。而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也不能保证非集团成员的利益，因此容易损害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最后，压力集团增加了政府决策的难度。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迫使政府决策向其倾斜，并使政治过程发生阻塞。这样将会削弱政府权威，导致政府施政效率低下，损害公共利益。

针对压力集团的这种两面性，政府必须完善压力集团的利益表达机制，在国家法律法规和制度设计的框架中给予不同压力集团以平等的权利与地位，拓宽其利益表达的渠道，提高其政策制定的参与度，使各种利益得以表达，使各种问题得到解决。这都需要政府及公众在今后的政治生活中逐步深化对压力集团的认识，在政治实践中反复探寻最为贴近国情、最为符合实际的压力集团的利益表达机制。

第三篇：宽带中国配套政策制定中

宽带中国配套政策制定中 望带动六千亿规模投资

《经济参考报》记者从宽带中国战略方案起草组核心专家处独家获悉，《宽带中国战略方案》(草案)(以下简称《方案》)已制定完成。目前注册香港公司专家组和相关部委正在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部分已经完成，而外界最为关心的后续财税支持方案也在紧锣密鼓地研究制定中，据悉，如果进展顺利，这一财税支持方案，将在《方案》正式出台后公布。

宽带中国战略研究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证实了上述专家的说法。他介绍《方案》草案已在工信部和发改委之间达成共识，目前已送财政部、科技部、住建部等九部委征求意见，随后还将上报国务院。他还介绍说，《方案》是一个框架性的文件，会给出宽带中国战略的具体实施目标，以及推进时间表。但目前的《方案》草案中没有提及建设经费来源、补贴方式等具体细节。

上述专家介绍《方案》将是一个指导性文件，为未来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勾勒出蓝图，而外界，特别是承担宽带中国战略建设的三大运营商所关心的投资来源、补贴方式等细节，将会以配套政策的形式陆续制定并出台。这些方案将针对具体的问题研究制定，例如“宽带速度”、“建设标准”“农村地区推进进程”等，在经过相关部委审批后，将择机推出。

邬贺铨也向记者表示，宽带中国战略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除了建设和升级改造全国性的宽带网络外，还涉及产业建设、信息安全等其他诸多领域。因此，除了《方案》，后续的配套政策也在加紧研究制定中。

日前，工信部已经发布(尚未向社会公开)了《“宽带中国2013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明确了专项行动的主要目标、重点工作和进度安排。

其中，专项行动具体包括“城市宽带提速计划”、“农村宽带普及计划”、“农村校通宽带计划”、“应用创新推广计划”、“宽带体验提升计划”、“宽带产品研发计划”等6项行动计划；除此之外，还将进一步落实光纤到户两项国家标准，以及建立全国宽带网速监测分析机制和开展宽带城市评定等工作。据上述专家介绍，此次工信部发布的《“宽带中国2013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就是宽带中国配套政策的一部分。

记者了解到，与宽带中国建设息息相关的财税支持方案也正在制定中。据上述专家介绍，目前专家组已经提出了三套可行方案：第一种是直接从中央财政划拨专项资金，给予负责建设的电信运营商一定的补贴；第二种是从电信运营商上缴国资委的央企利润中拿出一部分返还给运营商，用于补贴从事农村和边远地区宽带普及工程建设的成本；第三种则是建立宽带普遍服务基金，由中央财政和相关利益方共同出资，分阶段和地区给予运营商补贴。据悉，目前多数专家和业内人士都支持第三种方案，并认为制定和实施期间阻力较小，容易在各利益方中达成一致。

第四篇：我国的林业政策及在发展现代林业中的作用

我国的林业政策及在发展现代林业中的作用

1、林业政策的定义

林业政策是国家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是政府在林业方面的施政目标。各级林业部门根据林业政策指导、干预和影响林业的发展方向，协调解决林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些政策还可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国家的法规,在执行过程中具有强制性。

林业政策按业务性质可分为森林永续经营政策、森林权属政策、造林政策、森林保护政策、木材利用政策、木材及其他林产品供需政策、林业劳动政策、林业科学研究及林业教育政策等；按经营过程可分为林业生产资源政策、林业生产政策、林业经营政策、木材及其他林产品的价格和流通政策、林业财政及税收政策等。

2、林业政策的制定

2.1 制定依据

林业政策主要根据各国的自然、经济条件、森林资源状况、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及趋势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对林产品的需要情况等制定，因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国情特点而异。由于社会经济情况或其他条件的变化，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林业政策也常有相应的调整。但一切林业政策都应有严格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由于林木生长周期长，用材林短则十数年、长则几十年才能成材，获得收益。因此林业政策必须相对稳定，才能使经营者乐于不断投入资金和人力，否则森林资源就有可能因经营者得不到长期经营的保证和林政管理松弛而遭到破坏。同时,林业政策与其他政策,如土地政策、水利政策、农业政策、矿业政策以及轻工、劳力、科研教育等政策的相关性也应受到重视，以求林业生产与农业、牧业、工副业等生产部门能协调发展。过去利用森林资源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木材，以经济效益为主；近则随着对森林资源多种效益的认识不断深化，日益重视森林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为了充分发挥森林在维持自然生态平衡中的重要作用，需要制订一系列保护森林资源的政策，如限制森林采伐量、提高森林覆盖率、建立森林自然保护区及有关进口木材的政策等，以适应林业生产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林业政策还应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以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植树造林和护林的积极性和责任感。

2.2 特点

各国林业政策 森林经营开始于中欧国家，统治阶级借营林而保持其土地所有权，继之有皇室森林的管理及相应的政策。有的国家以保存地方矿产用材、海军造船用材等公共事业为名，将部分森林收为国有。第一次产业革命对林业政策及林政管理有很大影响，19世纪中叶以后，各国出现不同的特征，如德国注重发展林业教育，科学管理及森林永续经营；法国及

瑞士注重防止山洪及水源林的经营；美国、加拿大则以雄厚资本开发天然森林；苏联将森林收归国有，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林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规定森林归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并允许有少量林木归个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森林一方面是公有趋势更加明显，另一方面也保护私有林所有者的利益。美国在罗斯福及杜鲁门执政时期，曾以国家全部支出的55%收买森林归国有，对私有林也加强经营管理。英国工党提出“私有林捐献林地办法”，规定凡捐献者，其所经营之森林可获得政府大量的永久的营林补助。现代林业政策趋向是森林由国家管制或直接变为国有林，对私有林则加强监督、给以奖励扶持并促进联合，如瑞典的“林主协会”、日本的“森林组合”等。

3、我国现行的林业政策

集中反映在1981年3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及《森林法》中。其主要内容是：

3.1 明确山林权属。长期稳定不变。国家、集体或个人所有的林木由县或县以上人民政府颁发林权证，具有法律效力。林权纠纷由政府组织双方协商解决，协商无效由法院裁决；纠纷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准采伐有争论的林木。

3.2 严格控制森林采伐量，对森林采伐实行统一管理。对现有森林资源严格遵循年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控制采伐，限制消费。任何单位及个人采伐自己所有或经营的森林、林木,都必须向林业管理部门申请采伐许可证,凭证采伐。以防止过量消耗，甚至乱砍滥伐。

3.3 对林业实行经济扶持政策。建立林业基金制度，把国家对林业的投资、财政拨款、银行贷款和按规定提取的育林基金和更改资金,列入林业基金,实行分级管理，专款专用。地方财政支援不发达地区的基金中也以一部分扶持林业。对集体和个人造林给以补助费或长期贷款。

3.4 提倡木材综合利用与节约代用。充分利用林区采伐、加工和造材的剩余物,发展小材小料加工,发展人造板生产。推广金属、水泥、钢铁等代用品，并鼓励研制新的代用品。用经济补贴办法鼓励林区单位和群众利用枝桠、茅柴等作燃料，并实行以煤代木，发展沼气、小水电等。

3.5 大力推广植树造林。由各级政府制订规划，确定地区提高森林覆盖率的目标，组织实施，并保障国家、集体、个人对林木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规定归个人所有的林木长期不变，允许继承，以调动群众兴办林业，代代相传的积极性。全民义务植树按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每年义务植树3～5株，系无报酬劳动，林木属于集体和国家所有。

4、现代林业的提出

4.1 现代林业的提出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生态危机的凸现，人们对传统林业经营思想和经营模式进行了反思，提出了生态林业概念，后又逐渐演化为可持续林业、现代林业。然而，到目前为止，现代林业这个概念，还未被人们真正认识和正确理

解，业外人士往往错误将“现代林业”当作“现代化”林业。业内人士也有不少人将“现代林业”抽象化，使“现代林业”远离社会，脱离实际，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林业的建设。

4.2 世界各国林业建设观念的转变

现代世界各国林业经营思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具体的经营目标和重点上，虽然千差万别，但总体思路和发展方向基本一致，都在不断重视生态环境作用，兼顾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其中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有奥地利的“森林经营新模式”，其目的是实现不破坏生态平衡的环境保护与经营；国内较早的现代林业定义是：现代林业即在现代科学认识基础上，用现代技术装备武装和现代工艺方法生产以及用现代科学方法管理的，并可持续发展的林业。后来，进一步发展，定义为：现代林业是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全社会广泛参与保护和培育森林资源，高效发挥森林的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生态、经济和社会需求的林业。

5、我国现行的林业政策对发展现代林业的指导作用

5.1 林权改革

5.1.1 林权制度改革是农村生产责任制的丰富和完善，是党在农村政策的落实，是农村生产责任制在林地上的延伸，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二次革命,是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5.1.2 农村发展空间的扩展和延伸。广西农村耕地较少，人均不足1亩，而林地达到5亩/人，林业为农民增加了新的生产发展内容。

5.1.3 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社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五个要素。林改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林改有效消除长期制约林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释放农村劳动力的巨大潜能和林地的巨大生产潜力及调动其他生产要素向林业聚集；二是改善了林农生活。林改增强了林业吸引力，增强了林农的致富信心；三是促进了农村社会稳定。通过明晰产权、核发林权证，减少了山林纠纷的发生；四是促进民主管理。林权改革的方案，必须要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必需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

5.1.4 增强林业竞争力的支撑和手段。通过林权制度改革把林木、林地、森林等林业资源资产化，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把资金等生产要素向林业聚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农民真正成为了山林的主人，他们舍得向林业投入。特别是农户以自家山林为资本和企业联营，可吸纳了大量资金发展林业。金融机构的资金也大量投向林业。从而促进林业的快速发展，增加林业的市场竞争力。

5.1.5 确保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和保障。通过林改，加速提高林业的发展，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林产品供给，从而减少对生态林的破坏，保护了公益林，实现了其可持续发展。通过改革建立和创新经营主体多元化，权责利相统一的集体林经营管理新机制，调整和创新政策，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经营体制，提高林业质量和林地的生产力，实现森林资源的期数增长，生态功能期数增强，林产品的有效供给和林农收入的期数增加，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

5.2 对林业实行经济扶持政策

2007年，国家林业局、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林业产业政策要点》，《要点》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明确了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扶持林业产业发展的政策。

5.2.1 严格执行国家出台的各类林业税费减免优惠政策。对企业从事农、林项目的所得，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对以三剩物及次小薪材为原料生产加工的综合利用产品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对进口种子(苗)、种畜(禽)、鱼种(苗)和种用野生动植物种源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免征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企业和单位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国家鼓励投资项目的进口自用设备，除《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所列商品外，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鼓励有条件的林业企业“走出去”，并在资金、信贷等方面给予支持。

5.2.2 完善并实施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扶持政策。凡符合国家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使用方向和使用条件的林业企业予以积极支持，鼓励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筹集扩大再生产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龙头企业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

5.2.3 对用于国内建设的速生丰产用材林、珍稀树种用材林等基地建设，及其森林防火、生物灾害防治和林木种质资源保存利用、林木良种选育、繁殖、推广、使用，都给予积极扶持。

5.2.4 改革育林基金管理办法，合理制定育林基金的征收标准，逐步将其返还给林业生产经营者，用于发展林业生产，基层林业管理单位因此出现的经费缺口纳入财政预算。

5.2.5 政策性银行将积极提供符合林业特点的金融服务，延长林业贷款期限。国家开发银行对速生丰产用材林和工业原料林基地建设项目，根据南北方林木生长周期不同，贷款年限为12年～20年；珍贵树种培育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经济林和其他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项目，贷款年限为10年～15年。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对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期限一般为1年～5年，最长为8年；对速生丰产用材林、工业原料林、经济林和其他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项目贷款一般为5年，最长为10年，具体贷款期限还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与企业协商确定。

考虑到林木生产周期长，贷款宽限期可适当延长，具体由银行和企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商业银行林业贷款具体贷款期限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与企业协商确定。

5.2.6 研究建立面向林农和林业职工个人的小额贷款和林业小企业贷款扶持机制。适当放宽贷款条件，简化贷款手续，积极开展包括林权抵押贷款在内的符合林业产业特点的多种信贷模式融资业务。

5.2.7 加大贴息扶持力度。中央财政对林业龙头企业的种植业、养殖业以及林产品加工业贷款项目、各类经济实体营造的工业原料林贷款项目、山区综合开发贷款项目、林场(苗圃)和森工企业多种经营贷款项目、林农和林业职工林业资源开发贷款项目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贴息。基本建设贷款中央财政贴息资金对总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和总投资3000万元以上的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转产项目给予适当支持。地方应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支持。

5.2.8 发挥信用担保机构作用，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林业信贷担保机制，各级政府应因地制宜支持开展林业担保工作。

5.2.9积极研究探索建立政府扶持的林业保险机制。

《要点》实现了四大突破姚昌恬说，《要点》在扶持政策，林业产业发展的内涵、目标、方向，林业产业发展方式，建立和完善林业产业管理新机制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

5.3 提倡木材综合利用与节约代用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人事部、建设部、铁道部、农业部、商务部、税务总局、质检总局、环保总局、林业局联合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木材节约和代用工作意见》,并要求各级政府认真贯彻执行。意见指出,木材节约和代用是缓解木材供需矛盾、实现木材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途径,也是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国家积极发展木材节约和代用,进行木材生产加工剩余物综合利用、木材防腐等保护处理、废旧木制品回收利用与再生利用,以非木质材料替代木材,取得积极成效。但是,当前木材节约和代用工作仍然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木材消费行为、消费结构还不合理,生产加工、保护处理、回收利用水平较低。我国是世界上木材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随着木材消费量的不断增加,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加快发展木材节约和代用,对满足市场需求,抑制森林超限额采伐,保持生态平衡,促进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维护我国积极保护自然环境的国际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6、总结

林业不仅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公益事业，又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产业，既能为社会提供具有生态功能的生态产品，又能为社会提供具有经济功能的林产品和具有文化功能的生态文化产品。我们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我国发展的出发点，让林业在我们的现代林业政策指导下，为我们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五篇：政策制定体制中的信息系统_政治论文

健全、合理的政策制定体制是政府公共政策科学化的必要前提和组织保证。而政策信息系统又是公共政策制定体制的基础组成部分，它所搜集和处理的信息是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和先决条件。特别是当代世界正处于信息革命把人类从工业社会引向信息社会的进程之中。这一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新趋势，要求公共政策的制定突破传统的经验框架，发展适应新的经济和技术环境的政策信息系统，提高政策系统的信息化程度和现代化水平。本文拟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信息系统在政策制定体制中的独特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探讨一下我国现阶段在发挥这种作用方面的不足之处及应采取的对策。

一、决策信息系统的职能作用从系统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把政策制定体制看作是一个大系统。其一，政策制定体制是由若干功能各异，且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机构（子系统，即信息子系统、咨询子系统、决策中枢子系统）结合而成的完整而有机的整体。各子系统分工明确，相对独立地开展工作，分别承担搜集、加工和传递信息，设计多种备选方案，统筹确定政策目标和选择最佳政策方案等不同职能。它们缺一不可，共同围绕着政策系统的整体目标相互配合，达到最佳的系统整体效应，体现了“整体大于其各部门之和”的系统原理。其二，任何系统都有层次性，一个系统往往具有自己的子系统。而这一系统又是一个更大系统的子系统。同样，政策制定系统作为若干子系统的集合，又是被行政体系、政治体系（国家机关）这个大系统以及社会环境这一更大系统所层层环绕的一个子系统。（如下图所示）其三，任何一个系统都必须与它所处环境（大系统）发生相互作用。这里有必要区分两种类型的政策系统，一种政策系统是封闭式的，主要表现在于，它把自己这个系统与环境相对分离开来，它的活动方式主要是依靠其自身所享有的垄断地位，通过掌握的国家权力把自己的行为强加给社会，它对环境的种种反映表现出漠不关心。另一种政策系统是开放式的，其基本特征是：它与环境之间始终保持着有机的动态关系，它们之间具有充分的交流。它对环境的种种反映十分敏感，并通过自身的转移，满足环境的各种需求，以保持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这两种不同形态的政策系统，对环境的作用程度不大相同。开放式的政策系统，由于充分注意了环境的各种变化，因而它能有效地引导整个社会协调发展。而封闭式的政策系统，由于它不太关心社会需求和环境的变化，因而它在对环境的调节和控制过程中，往往是不对路的，甚至会造成社会环境的混乱。因此，我们有理由强调，行政组织构建应当是开放式，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之中，显得极为重要。只有不断扩大行政组织的信息源，不断以外界的需求和变化调节行政组织的行为，才能增强行政组织对环境的控制能力，才能使行政组织自身得到充分的变革和发展，才能建立起行政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

附图其四，政策制定系统与社会环境大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表现为信息的输入、转换、输出和反馈的过程。首先，来自社会的意见、要求、支持、资源等作为信息输入到政策制定系统，后者以此为重要依据进行信息的转换，即确立政策目标，拟定备选方案，选择最优方案，然后交执行系统去贯彻实施，从而以信息输出的形式对社会施加一定的、有时是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亦即政策效果，其实质是对社会提供的服务；最后社会对政策效果所作的反应或评价信息又反馈给政府，于是便出现了新的输入，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反馈信息（新的输入信息）在必要时对政策作出调整或修正，这样借助于信息的反馈，决策系统和社会大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输入——转换——输出）就成为一个循环往复、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如下图所示：

附图在上述过程中，信息子系统作为现代政策系统的基础部分，它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把来自社会和国家其他机关（如立法机关）以及政府内部的各种意见、要求、建议等等原始分散的信息情报集中起来，进行科学处理（即通常所说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转换成适合政策咨询系统和中枢系统需要的优化可靠的信息，然后再把政策执行后取得的效果以及社会公众的有关评价等信息经过必要的综合处理，反馈给政府，从而沟通领导者和执行者，政策主体和决策客体，或政策制定系统和社会的关系。例如我国政府机关长期存在的人员素质不高，效率低下等状况，引起社会的不满和批评，信息子系统及时捕捉和搜集这方面的信息并把它输入到政策咨询系统和中枢系统，后者据此确立政策目标：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然后主要由咨询参谋系统利用信息系统提供大量有关信息，设计出至少三种备选方案：①加强行政人员的思想道德建设，②大量撤换现有行政人员，③推行公务员制度。经过综合评估、比较和可行性论证，择定第③种方案即推行公务员制度，并付诸实施。由于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因此首先应进行典型实验，即选择一些典型单位或部门进行试点。如果试点单位通过实行公务员制度提高了人员素质进而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即达到了政策效果），社会对此便作出积极的反应或评价；如果试点单位因种种原因未能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未能满足社会要求，社会对此肯定也会作出消极的反应或批评，这两种不同政策效果以及社会作出的相应的评价，就作为新的信息输入，由信息系统通过各种渠道加以搜集和整理，然后反馈给决策中心，政府就可以以此为依据，总结经验教训，对原政策方案加以修正、补充，使之更加完善，再逐步推广。由此可见，领导者制定的政策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社会要求、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决策中枢系统能否及时修正原有方案中的失误或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达到预期的决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系统的功能能否得到正常发挥，取决于它对决策中枢系统输入和反馈的信息是否充分、可靠、及时、适用。

二、信息子系统的现状分析及相应对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策制定体制包括信息系统进行了一些改革和完善，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实际情况看，仍然存在着信息源少，信息传递和反馈速度慢，失真率高，从而使信息的完整性、及时性、准确性和有效性降低，难免导致决策的失误，具体地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政策制定系统中，决策中枢系统机构臃肿，人员过多，信息系统却非常薄弱，如健全的专门化的信息机构为数不多，且零星分散，形不成完整的网络；信息人员短缺，素质偏低；信息资料量少而杂乱；信息处理手段落后，信息传递渠道不畅，下情难以上达，社会呼声传不上去等等。信息系统的弱化，造成整个政策系统难以达到最佳整体效应。

（二）政策制定系统不是主要通过专门的信息系统和监督系统而是通过政策执行系统获取有关政策执行情况和效果的反馈信息。一方面由于政策执行系统与决策系统之间存在着权力隶属关系，因此，执行系统出于切身利益的考虑容易看领导眼色行事，报喜不报忧，由它所反馈的信息自然缺乏真实性、可靠性。另一方面，任何执行系统都处于局部之中，遇到的问题往往都是十分紧迫的、急于解决的问题，而且由于忙于日常事务，往往无暇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因此许多反馈信息只能是直观的、片面的、眼前的、表面的，如果政策制定者根据这样的反馈信息去制定和修正政策，难免会造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以及朝令夕改的后果，同时也难以及时获取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反馈信息。

（三）政务不公开，政府活动特别是领导者的决策活动缺乏必要的透明度，社会公众甚至包括政府内部下级执行部门对政策过程特别是政策制定过程也知之甚少，势必妨碍社会大系统对政策系统实施必要的监督和制约（信息输入的一种形式），同时影响政策制定系统和执行系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这不仅不利于政策的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更严重的是政策因缺乏全面准确的信息而不可避免地出现失误。

（四）一些政策制定者的信息观念和系统观念淡薄，忽视信息系统在政策制定系统中的作用，不认真对待信息子系统所提供的各种宝贵的信息情况并以此作为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而往往凭个人经验和意志拍脑袋决策，这种“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的做法，导致政策制定的盲目性。

（五）政府机构庞大，人员臃肿，层次繁多，也影响信息传递的速度和质量，造成信息传递的迟缓和不必要的损耗和失真，一些正确的政策经过若干层次的层层加码或“偷工减料”，达到下级执行部门时，已经面目全非，预期的政策效果自然难以达到。针对上述问题，现阶段我国应在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1.建立现代化的政策信息子系统。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以全社会公共事务为服务对象的公共政策所涉及的信息量必然越来越大，信息面越来越广。为确保政策所必需的信息的完整、准确、及时、适用，避免信息的来源性失误、无选择性失误、范围性失误、质量性失误、时间性失误、偏爱性失误等，必须建立现代化的高灵敏度的政策信息子系统。它包括：①专门化的信息机构和专业化的信息队伍，以提高信息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充分发挥信息机构在政策制定中的职能作用；②现代化的信息工具，即以电子计算机和现代化通讯设备相结合，形成各种联络系统和电子计算机系统；③网络化的信息传输渠道，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信息网络，为大幅度提高信息传递速度和利用率提供物质保障和技术条件。2.决策中枢系统不能单纯依赖下级执行部门提供反馈信息，而应把信息反馈的职能交由执行系统和各级专门的信息系统共同承担。一方面要建立信息工作制度，明确各级信息系统及每个信息工作人员的职责范围，规定严格的信息处理制度；另一方面决策中枢系统要加强对政策执行过程和执行部门的监督检查，确保执行系统提供的上报材料、数据报表、工作总结等反馈信息能如实反映政策的实施情况和政策效果，以便及时修正政策。3.政策系统特别是政策制定系统应该是面向社会的开放性系统，因为它作为政府的组成部分，只是社会环境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必然受制于、依赖于社会环境，它的生存和发展必须适应社会环境及其变化，同时决策中枢系统也通过制定政策以及控制政策的实施对社会环境施加积极的影响。政策系统正是在与社会环境的双向作用和相互影响中达到动态平衡，政策系统乃至整个政治系统因此得以生生不息。可见，政策系统决不能把自己与社会环境隔绝开来，而应成为一个开动性的系统，这对维持系统的稳定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政府的领导决策活动原则上应向社会公开，不仅让政策内部下级执行系统而且也应该让社会公众了解领导者的决策过程，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广开信息来源，及时广泛地收集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以此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并据此预测某项政策实施的可行性和政策运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否则，不仅政策在一开始制定就是错误的，而且，即使政策方案是正确的，也会因在执行过程中受阻而未达到政策目标，与预期的政策效果相差甚远，甚至背道而驰。4.政策制定者必须具有强烈的信息意识和系统观念，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自始至终地重视信息系统的作用，保证其地位和职能的相对独立性，切忌根据自己的个人意图甚至好恶来干预信息系统的正常工作。政策制定者只有善于通过信息系统占有和利用足够性、及时性、准确性和适用性的有效信息，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并通过信息系统随时了解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和问题以及实际达到的政策效果，以便随时加以修正或完善。因此，能否充分利用和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系统的作用，是政策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也是衡量决策者政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5.缩小信息传递距离，加快信息传递速度，最大限度地减少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损耗和失真。为此就必须精减政府机构和人员，减少行政层次，克服机关中长期存在的公文旅行、划圈盖章的弊端。特别是为适应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转变职能，从直接管理企业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的烦琐的圈子中摆脱出来，重点做好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和监督服务，这实际上对政府特别是决策中枢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错综复杂、变幻难测的市场大环境，各级政府领导机关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能像过去那样把视野仅仅局限在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以及自己所管辖的那些企业的范围内，而应高瞻远瞩，统筹兼顾，这就要求领导者必须占有更全面、更准确、更可靠、更适宜的信息，因此，就必须进一步凸显和释放信息系统在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所有功能和巨大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