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职能在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体现（共5篇）

第一篇：刑事诉讼职能在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体现

刑事诉讼职能在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体现

参加的两次庭审活动的若干思考

刑事诉讼职能是指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国家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所承担的职责、具有的作用或者功能。刑事诉讼职能的从分发挥，能够促进刑事诉讼价值的实现。刑事诉讼参与者所承担的职能，与其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和参与诉讼的目的密切相关。为了使诉讼参与者履行或实现法律规定的诉讼职能，法律相应的赋予了其一定的权限和诉讼权利。在现代刑事诉讼中，由于控诉与审判相分离，被狗人获得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形成控、辩、审基本诉讼职能共存的局面。

控、辩、审三大诉讼职能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缺一不可，其中，审判时刑事诉讼的中心。控诉是审判的前提和根据，审判必须限定在控诉的事实和被告人的范围内；审判时控诉的法律结果，控诉如果没有审判支持也就没了其意义；辩护必然针对控诉进行，对控诉成立其制衡作用；在审判中必须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没有辩护的控诉和审判是纠问式的武断专横的诉讼；辩护则促进审判的民主和公正。控诉、辩护和审判共同构成形式诉讼活动的主要内容，确保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

根据控诉、辩护和审判职能在诉讼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和其相互关系，根据其特点，在现代诉讼中形成了两种基本诉讼模式：当事人主义模式和职权主义模式。从我国形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和我国的形刑事司法活动实践来看，我国的诉讼模式属于后者，而且又有自己的特色。

在参加的两次庭审活动中，我们都看到了检察机关法庭调查阶段宣读起诉书，询问被告人，公诉人还可以根据案情需要，传问证人，出具证物，在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过程中，我们还看到了公诉人在法庭辩论阶段积极发挥自己的职能，争取法院给予被告人应有的惩罚：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检察机关在司法活动中的作用，具体而且生动地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控诉职能。

在司法活动的刑事诉讼活动（这里主要涉及审判活动）中，检察机关代表的是国家，代表着政治国家行使控诉职能，其目的是通过刑事控诉职能，惩罚犯罪分子，保证刑法的正确施，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所以控诉职能有其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与地位。

在庭审活动中，我们也感觉检察机关在行使其控诉职能的有着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检察机关是国际公权力机关，其工作人员有着专业的法律知识，丰富的业务素质和办事技巧，而且可以很方便的调取相关证据。而且检察机关应该根据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提供的有关证据行使其控诉活动。但是我们在两次庭审活动中，感觉检察机关使用的证据主要是公安机关所提供的被告人供词和公安机关的笔录，我们没有看到证人，没有看到证人在法庭上阐述自己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以我们认为在庭审过程中，应该严格审查审判活动中出具的证据，特别是要考察和验证检察机关出具的笔录和书面的供词和证人证言。

相对于控诉职能，形式诉讼的另一职能就是辩护职能。辩护职能就是针对犯罪嫌疑或指控经行反驳，说明犯罪嫌疑或指控不存在、不成立、要求宣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最轻或者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职能辩护职能是随着和民主思想、程序公正观念以及宪政制度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考虑到检察机关的专业性，所以辩护职能有两大主体：被告人和辩护人，辩护人是行使职能的重要主体。

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属于职权主义，而且我国法律规定允许律师以外的人员充当辩护人，也建立了为被告人提高法律援助的制度，但相对于英美法系的但是人主义，也有着自己的不足。在参加的两次庭审活动中，我们没有见到被告人与控诉方的激烈对抗，也没有见到

辩护人积极地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没有积极为自己的当事人争取公正、合理的审判，没有尽可能地去发掘对自己当事人有力的证据和情节。

我们在法庭上，看到的是被告人对控诉方的回答、对法官的回答，而且他们好像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所以面对有着专业素质的控诉方和法官的询问时，他们横容易顺着控诉方和法官的思路回答问题，从而会消弱自己为自己辩护的职能。我们也看到了辩护人在法庭上好像并没有控诉方那么主动，那么积极，而且我们感觉在辩护人队伍里，有的辩护人业务素质不高。

在参加的两次庭审活动里，我们感觉有的被告人和自己的辩护人之间关系并不是很融洽，感觉他们联系不是很紧密，这样就由于有的被告法律意识非常淡薄，从而在审判过程中，不知道怎样尽力为争取自己法律的帮助，为自己争取公正的审判。

审判职能是指通过审理确定被告人是否有被指控的罪行、应否处于刑法以及何种刑法的职能，现代国家一般规定由独立性、中立性和公正性受到宪法和法律严格保障的法院从第三者的立场行使审判职能。在我们国家，法律规定法官应独立、中立地进行审判活动，但同时又规定法官有查明犯罪事实义务，这样，又会对法官的中立性造成影响。

在参加的两次庭审活动中，法官在庭审活动中都积极行使了自己的职能，询问被告人，从而努力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过程了解并查明犯罪事实，这样法官就可以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础上正确行使审判权。

同时，我们也感觉到，法官在了解和调查案情的时候，好像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和中立性，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坚持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此外，法官在询问被告人，特别是在告知被告人享有的权利时，经管被告人听清楚了，但可能由于被告人对被告之内容的不理解而不能很好地行使自己的权利，这样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侵犯被告人的利益。

在参加的两次庭审活动中，我们看到了我国刑事诉讼职能在审判活动中的具体体现，但是我们感觉控诉方、被告人和法官三者成等腰三角形的相互联系，我们认为在以后的司法实践活动中，能够逐步加强被告人和辩护人的辩护职能。我们希望，以后的审判活动中，看到控诉方、被告人和法官三者能够真正形成等腰三角形的相互联系，他们之间更加完善地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第二篇：刍议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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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作者：张继斌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3期

【摘要】刑事诉讼自始至终都围绕证据来展开的，那么就离不开证明标准的问题，各方当事人在诉讼的不同阶段都是需要运用证明标准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证明标准是根据法律之规定，承担证明责任的人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达到的程度，具有客观性、多层次性、可操作性和最低性等特征。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的标准比较抽象，很难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加以操作，从而给办案人员留下过多自由裁量的空间等问题。而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更加细化、具体。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证明责任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

证明标准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我国法律学者的表述和用语也不尽一致。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表述：第一，从待证事实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将“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等同起来。如“证明要求，又称证明标准，证明程度，是指诉讼中承担提供责任的主体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1]第二，从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的角度来理解，将“证明标准”与“证明任务”相混同并在同一层面上使用。如“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系指对于刑事案件等待证事项的证明所需达到的尺度，亦即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事项，应当达到何种程度方能确认其真伪，从而卸除其证明责任的具体规格”。[2]有学者认为：“诉讼中的证明任务，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或标准”。[3]第三，从裁判者与当事人两个角度来理解。如“证明标准是指证明责任被卸除所要达到的范围和程度，它实际上是在事实裁判者的大脑中证据所产生的确定性或可能性程度的衡量标尺；也是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最终获得胜诉或所证明的争议事实获得有利的事实裁决结果之前，必须通过证据使事实裁判者形成信赖的标准”。[4]尽管在证明标准概念的理解上各种表述不尽相同，但对证明标准的实质性理解还是较为一致，即证明标准，是指根据法律之规定，承担证明责任的人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达到的程度。

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特征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有以下四个特征：

其一客观性。我国的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都不是从司法工作人员的主观意识状态提出要求和设立标准，而是从客观性的角度来强调证据，强调案件事实的客观方面。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在依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应当始终依据客观事实状况，而不应反求于内心，主张证明案件的结论应当是排他的、惟一的，但不用“排除合理怀疑”等带有主观色彩的概念来限定和解释排他性。

其二多层次性。一般来说，有争论点必有证明，但刑事诉讼的证明并非仅局限于某一阶段。所以，无论诉讼进行到哪一阶段，必然存在相应的证明活动。在美国证据法中，对于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将证明的程度一共分为九等：第一等是绝对确定，由于认识论的限制，认为这一标准无法达到，因此无论处于任何法律目的均无这样的要求；第二等即排除合理怀疑，为刑事案件作出定罪裁决所要求，也是诉讼证明方面的最高标准；第三等是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据，在某些司法区在死刑案件中当拒绝保释时，以及作出某些民事判决有这样的要求；第四等是优势证据，作出民事判决以及肯定刑事辩护时的要求；第五等是合理根据，适用于签发令状，无证逮捕、搜查和扣押，提起大陪审团起诉书和检察官起诉书，撤销缓刑和假释，以及公民扭送等情况；第六等是有理由的相信，适用于“拦截和搜身”；第七等是有理由的怀疑，足以将被告人宣布无罪；第八等是怀疑，可以开始侦查；第九等是无线索，不足以采取任何法律行为。[5]由此可见，美国在侦查、起诉、判决的标准也是不同的。我国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不是统一不变的，也充分体现了层次性。如《刑事诉讼法》第160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第16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

（一）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第195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刑事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应当“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总之，全部刑事诉讼活动的展开是通过大小不同的证明活动交织起来的。其三是可操作性。标准都是指用来衡量事物的准则，立法中确立的证明标准理应具有一定的现实可操作性。证明标准本身具有无形性，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一杆秤，因此，司法实践必然要求规定在立法当中的这杆秤必须具有一定的现实操作性。毕竟诉讼证明标准是由人来运用的，它理应尽可能地为人们所把握，而不能脱离人们的现实需要。是属于实然领域的一个范畴，具有实然性的特点。

其四是最低性。证明标准是立法者人为地为诉讼证明活动划定的一条最低的终点线。在具体的诉讼中，如果证据的证明力达到或高于这条最低的限度，法律裁判者就可以认定提出主张的一方所主张的事实成立，进而作出对其有利的裁决；相反，如果低于这一限度，就需要把其主张的事实归入真伪不明的状态，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负有举证不能的风险。当然，设置证明标准的最低性并不会导致定罪质量的降低。司法实践表明，裁判者总是希望获得比标准更高的确信程度，裁判者更不会因为达到证明标准所规定的最低限度而放弃对其它证据继续调查。证明标准的最低限度是为了避免其因为较高要求的不能达到而使案件陷入困境甚至采取非法手段来完成的恶果。

三、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为了准确适用这一证明标准，新《刑事诉讼法》对其进行了细化，使其更具体、更具有可操作性，第五十三条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上述三个条件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第一个方面是对证据的量的要求，它明确规定了用证据加以证明的范围和对象，即定罪量刑的事实，不仅包括定罪事实，也包括量刑事实，改变了以往在实践中重定罪轻量刑的传统做法，强调了定罪与量刑同等重要，都要有证据加以证明。这样规定，不仅凸显了证据的裁判原则，而且也对“充分”的标准更加细化了。定罪量刑的事实，是指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犯何种罪、是否需要判处刑罚以及判处何种刑罚所依据的事实，一般包括“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方、何因、何果”等“七要素”，以及有关量刑的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对于这些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都必须有办案机关经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来加以证明。

第二个条件是对证据的质的要求。强调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必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指必须经过法定程序进行查证，确认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是属实的。也就是说，证据问题也是程序问题。充分显现了程序的价值，体现了庭审的价值，体现了证据的本质属性，即客观性，这就是“确实”这一标准的注解。

第三个条件是对证据的总体评价。综合全案证据，对全案证据的运用和认定，有了一个明确的标准，即已排除合理怀疑。这是指经过对证据的综合审查和判断，本案证据与证据之间、全案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已经具备关联性，能够相互印证，排除矛盾，办案人员经过符合经验、逻辑的推理和判断，对所认定的事实已经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排除合理怀疑”一词源自英美证据法，是英美法系要求陪审团或法官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达到的心证程度。“表面上简单，实际上却是一个复杂、微妙的概念，这一概念对于那些必须向陪审团解释其含义的法官来说尤其困难。”[6]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引入这一标准，实际上是要求司法人员在实践中要确信：据以定案的证据之间不存在无法合理解释的矛盾；每一个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全案所有的证据得出的结论是唯一一致的，排除其他合理的可能性。

事实上，从刑事诉讼的渐进性来看，要在侦查、起诉、审判的各个阶段，都要符合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既难以达到，而且往往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随着证据材料的不断收集、积累，人们对证据证明的要求也是在变化的，因此就要求证据的质和量的不断变化来强化其证明效力的。证据的确实、充分，应当通过刑事诉讼的各个具体环节和阶段来逐步提高、深入，最后达到具有完全证明力的作用。因此，在实践中，我们应当根据刑事诉讼的各阶段的诉讼程序的要求和目的来分别决定其收集的证据所要达到的证明标准。

参考文献：

[1]胡锡庆主编.诉讼法学专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311.[2]徐静村.我的“证明标准”观[A].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C].（第7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2.[3]陈一云主编.证据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87.[4]闵春雷，等.刑事诉讼证明基本范畴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59.[5]卞建林译.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22.[6][加]阿兰·曼森.加拿大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J].2002年北京刑事证据法国际研讨会论文.

第三篇：刑事诉讼第一审判程序

模拟法庭合议庭程序

【查明诉讼参与人是否到场】

【书记员宣读法庭规则】

【书记员】请全体旁听人员就坐，下面宣读法庭原则：

1）所有人员都必须服从审判长的指挥；

2）任何人对合议庭及其成员有意见，均不得当庭指出，可以在休庭以后，以书面形式提出；

3）未经本院许可，不得记录，不得录音、录相和摄影；

4）不得鼓掌、喧哗、哄闹，不得开启移动电话、传呼机或实施其他妨碍法庭秩序的行为；

5）不得吸烟和乱扔乱吐；

6）旁听人员不得发言，不得随意走动和进入审判区。

违反以上规则的，依法给予警告或者追究刑事责任。

【书记员】请公诉人、辩护人入庭。

【书记员】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审判长，开庭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审判长坐下】

【审判长】请坐。

【书记员】

【审判长】

（敲法锤）

【审判长】九州市独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现在开庭。提被告人林涛到庭。（书记员把相关证明给法警，法警把被告人带入法庭）

【审判长】被告人林涛请讲一下你姓名，出生日期

【审判长】什么民族文化程度职业哪个学校的学生？

【审判长】你以前是否受过刑事处分或行政处罚？

【被告人】没有

【审判长】这次是什么时候被羁押的？

【被告人】

【审判长】什么时候被逮捕的？

【被告人】

【审判长】因为什么问题被羁押?

【被告人】

【审判长】九州市独秀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你有没有收到？

【被告人】

【审判长】何时收到？

【被告人】

【审判长】九州市广独秀区人民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审理九州市独秀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林涛涉嫌交通肇事一案。负责审判本案的合议庭由审判员____、__、____组成，由___担任审判长，书记员_____担任法庭记录。九州市独秀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_________出庭支持公诉。受被告人林涛的委托，律师事务所律师_____出庭为

被告人李涛进行辩护。

你听清楚了吗？

【被告人】

【审判长】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被告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享有如下诉讼权利：首先是申请回避的权利，回避的意思是，如果你认为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与本案有厉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理的，你可以说明理由，申请换人审理。你听懂了吗？

【被告人】

【审判长】你是否申请上述人员回避？

【被告人】

【审判长】你还有自行辩护的权利，除了你委托的律师，为你辩护之外，你还可以自己为自己辩护。你听清楚了吗？

【被告人】

【审判长】另外你还有权利向法庭出示证明你罪轻或无罪的证据，可以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

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在法庭辩论终结以后，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都听清楚了吗？

【被告人】

（二）法庭调查

【审判长】现在进入法庭调查阶段, 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审判长】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被告人林涛你听清楚了吗？

【被告人】

【审判长】与你收到的起诉书内容一致吗？

【被告人】

【审判长】被告人林涛，你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有无异议？

【被告人】

【审判长】下面你就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向法庭做简要的陈述。

【被告人】

【审判长】讲完了吗？

【被告人】

【审判长】下面公诉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对被告人进行讯问。

【公诉人】

【被告人】

（多次来回后）

【审判长】下面辩护人可以对被告人发问

【辩护人】

（被告人）

【多次来回后】

【辩护人】向法庭报告无问题需要提出

【人民陪审员1】

【被告人】

【审判长】下面进行法庭举证质证，首先由公诉人就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向法庭提供证据。

【公诉人】请求传证人

【审判长】传证人______到庭，请坐

【审判长】证人讲一下你的姓名，年龄，职业

【证人】

【审判长】证人______，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证人有如实向法庭作证的义务，如有意做伪证或隐匿罪证，要承担法律责任。你听清楚了吗？

【证人】

【审判长】请你在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上签字（准备一张纸）

【证人】签字

【审判长】交给书记员

【审判长】下面首先由公诉人对证人发问

【公诉人】

【证人】

【公诉人】向法庭表示没有其他问题

【审判长】被告人你对证人的证言有什么意见吗？

【被告人】

【审判长】辩护人对证人有发问的吗？

【辩护人】

【证人】

【人民陪审员2】

【证人】

【审判长】好，那么请证人退庭

【审判长】请公诉人继续向法庭举证

【公诉人】公诉人向法庭举证（书证等其他书面证据）

【审判长】请直庭法警将书证交给被告人看，被告人你看一下书证。看清楚了吗？

【被告人】

【审判长】下面把书证交给辩护人看一下

辩护人看完后

【审判长】交给法庭，（三位审判员互相看了之后），交还公诉人。

【审判长】被告人你对公诉人出示的书证有什么意见吗？

【被告人】

【审判长】辩护人呢？

【辩护人】没有。

【审判长】请公诉人继续举证

【公诉人】

【审判长】被告人有意见吗？

【被告人】

【审判长】辩护人呢？

【辩护人】没有

【审判长】（向公诉方说）继续吧

【公诉方】举证完毕

【审判长】被告人你有证据向法庭提交的吗？

【被告人】没有

【审判长】辩护人有证据向法院提交的吗？

【辩护人】有，证人_____

【审判长】传证人_____到庭，请坐

【审判长】证人讲一下你的姓名，年龄，职业

【证人】

【审判长】证人______，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证人有如实向法庭作证的义务，如有意做伪证或隐匿罪证，要承担法律责任。你听清楚了吗？

【证人】

【审判长】请你在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上签字（准备一张纸）

【证人】签字

【审判长】交给书记员

【审判长】下面首先由公诉人对证人发问

【公诉人】

【证人】

【公诉人】向法庭表示没有其他问题

【审判长】被告人你对证人的证言有什么意见吗？

【被告人】

【审判长】辩护人对证人有发问的吗？

【辩护人】

【人民陪审员1】

【证人】

【审判长】好，那么请证人退庭

【审判长】对以上证据，书记员已记录在案，和议庭将进行和议，对取证程序合法的证据，本院将依法采纳。

（三）法庭辩论阶段

【审判长】法庭调查阶段到此结束，现在进行法庭辩论。先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公诉人】

【审判长】下面由被告人林涛做自身辩护，有什么辩护，你讲吧。

【被告人】没有

【审判长】下面由被告人林涛委托的辩护人发言。

【辩护人】

【审判长】 公诉人还有新的辩护意见吗？

【公诉人】补充发言

【审判长】被告人你还有新的辩解意见要讲吗？

【被告人】

【审判长】辩护人还有新的意见发表吗？

【辩护人】没有

【审判长】法庭辩论终结，下面由被告人做最后陈述{被告人要站起来）

【被告人】

【审判长】讲完了吗？

【被告人】讲完

【审判长】当庭出示的证据，在休庭后交给法院，下面宣布休庭。合议庭对本案进行评议，15分钟后继续开庭。把被告人林涛带下去。（击锤）

【书记员】

【审判长】（击锤）下面继续开庭，提被告人林涛到庭

【审判长】通过刚才的法庭审理，本法庭听取了被告人林涛的供述、辩解以及最后陈述，公

诉人提请出庭的证人当庭做了证，公诉人向法庭当庭宣读、出示了有关的证据材料。控辩双方对证据进行了质证，并在法庭辩论阶段，充分地你阐述了各自的辩论意见。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认真评议，合议庭经评议后认为，证人当庭所说的证言及公诉人员当庭出示宣读的证据材料,形式来源合法，内容相互印证，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院予以承认，下面对本案进行宣判。

【书记员】请全体起立

【审判长】本院认为：（内容）

（击锤）本判决为口头宣判，判决书将在五日内向你们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接到判

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九州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被告人你听清了吗？

【被告人】听清了

【审判长】下面宣布毕庭，把被告人林涛带出法庭

（击锤）

【书记员】请审判长、人民陪审员退庭。

【审判部分】

【审判长】坐下。

【审判长（敲法锤）】现在继续开庭。本案经庭审调查、辩论，被告人做了最后陈述。合议

庭在充分听取了控辨双方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了评议并做出决定。现在进行公开宣判，被告人起立听判。九州市独秀区人民检察院（2012）粤检刑诉 号被告人林涛交通肇事一案，由九州市独秀区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林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我院认为：

被告人如不服本判决，可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南粤省九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审判员＿＿＿、＿＿＿2012年6月日。

审判完毕。闭庭。【敲法锤】

第四篇：试论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摘要】证据裁判主义决定了定罪量刑必须以证据为基础，证据的这种极端重要性决定了侦查机关为了追究犯罪必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取证，这样就容易产生非法证据问题。刑事诉讼作为一个国家公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域，公权力的行使和公民私人权利的碰撞自然也最为明显，由于现代刑事诉讼肩负着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使命，故必须对公权力的行使范围做出一定的限制，限制的方式就是通过正当程序最大限度的防止公共权力的异化，对由此而产生的非法证据予以规范，但是由于证据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不同犯罪性质的差异，决定了不能一律无差别的排除所有有瑕疵的证据，世界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一制定了不同的法律规范。随着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观念的深入发展，也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刑事诉讼，非法证据，证据能力

一、刑事非法证据的含义和种类

在刑事审判中，必须坚持证据裁判主义，对被告人罪行的确实必须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并且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那么什么是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呢?刑事诉讼证据是“事实上的证据与法律上的证据的统一，是具有证明能力的内容与具有证据效力的证据形式及收集、提供证据的人员(主体)和程序合法性的统一。’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2条的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包括七种形式: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并且规定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据此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证据的三个属性，分别是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通说认为，证据的合法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证据必须由法定的人员依照法定的程序收集;

二、证据必须具有合法的形式，也就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七种形式;

三、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来源;

四、证据必须经法定的程序查证属实。

通说认为，证据的合法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证据必须由法定的人员依照法定的程序收集;

二、证据必须具有合法的形式，也就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七种形式;

三、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来源;

四、证据必须经法定的程序查证属实。

我国《诉讼法大辞典》则将非法证据定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

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目前，理论界对非法证据的内涵有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认识。广义说认为非法证据是指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及程序、方法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材料,包括四种情形：证据内容不合法；证据形式不合法；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不合法；收集或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手段不合法。凡具备四种情形之一者均为非法证据。1狭义说认为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以违反法律规定的方式取得的证据材料。2目前司法界更倾向于狭义说，认为非法证据应该是指公安、检查等侦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超越自身权限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证据材料，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个人认为，证据本身无所谓非法与合法之分，而是取证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但为了论述的方便，姑且使用“非法证据”这一名称。虽然广义说将非法证据用合法证据的条件来衡量，凡不符合其中一个条件的就视为非法证据，这一观点较为全面，但现实中，大量存在的非法证据是由于司法人员为了提高办案效率违反法定程序或方法取得的，而且这部分证据的证据能力争议最大。所以本文采取狭义说，即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以违法的方式取得的证据材料。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第一，非法证据仅产生于刑事诉讼的证据收集过程中。收集证据就是侦查人员发现、固定、提取与案件有关的各种证据材料的活动。非法证据只能产生于这个过程中。第二，非法证据的“非法”是针对收集证据的方法和程序而言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如何收集证据有相关的程序性要求，如果违反了这些要求，收集的证据就属于非法证据。第三，非法证据的收集主体是特定人员，即负有收集证据职责的侦查机关的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非法方法也是针对特定人员，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第四，本文中所述非法证据包括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和以非法收集的证据为线索，通过合法程序收集的衍生证据，即“毒树之果”。

可见,并非所有违反合法性要求的证据都属于本文所要论述的非法证据,那些证据收集提供主体不合法,内容不合法,表现形式不合法的证据,虽然不是合法证据,但也不属于本文所论及的非法证据。

二、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证据能力是指事实材料成为诉讼中的证据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及法律对事实材料成为诉讼中的证据在资格上的限制。因此，证据能力也称之为证据资格，或证据的适格性3，即“证据之所以成为证据而在法律上允许其作为证据的资格”。在英美法系国家，称之为“证据的可采性”。在我国，则称之为证据的合法性，某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必须取决于法律的规定。证据能力属于法律问题，可以由法律加以限制，如规定以刑讯逼供方法获得的口供不得作为证据使用等。一般来说，英美法系国家基于陪审团审判和当事人举证原则，对于证据能力限制较严，大陆法系国家基于实体真1

2宋英辉：“论非法证据运用中的价值冲突与选择”，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3期,第60—64页。李学宽：“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载《政法论坛》1995年第2期,第52页。

3杨连峰主编：《中国刑事诉讼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页

实主义和职权调查原则，对于证据能力的限制较少。

三、非法证据取舍上面临的法律价值冲突与抉择

本文讨论的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是指办案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权限或以其他不正当方法获得的证据材料能否作为定案证据使用的问题。对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究竟是“取”还是“舍”？如果“取”，是全部“取”还是部分“取”？近年来，学界争论相当激烈，各种观点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与一定的法律价值取向相关联。而这些法律价值取向又与超法律的价值因素紧密相联。这些价值因素包括：国家安全、公民的自由、共同的或公共的利益，财产权利的坚持、法律面前的平等、公平、道德标准的维持等等。可见，法律的价值是一个多元的体系。就刑事诉讼领域而言，国家安全主要体现于控制犯罪观，而公民的自由则主要体现于权利保障观。当两种不同的法律价值发生冲突时，只取某一种价值都必然会以牺牲另一种价值作为代价，因而是片面的，也是与刑事诉讼发展规律相违背的。因此，在对待刑事证据的证据能力上，既考虑到诉讼证明本身的需要，又考虑到诉讼证明外的规律性，寻求冲突价值之间的利益平衡，以最大限度地兼顾两者是最佳选择。笔者认为，要协调两种不同法律价值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使两者在合乎理性的范围内保持一定程序上的兼容，就必须在理念层次上求助于“公平”这一价值观。它应当在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之间达到某种平衡，使之不至于发生价值取向上的倾斜，以做到最大限度地兼顾两者的利益。这种“公平”表现在立法层次上的基本要求是：证据规则的制定必须在两者利益发生冲突时，依照权衡原则，并综合考虑多种相关因素，如国家的政治开明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法律文化背景、犯罪率高低、公民的权利意识等，以形成一定的客观标准，即“两害相比择其轻，两利相较选其重”。总之，确定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应当体现多元的价值观，应当从社会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出发来设定一些必要的证据法规则。

四、我国非法证据证据能力的立法缺陷

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可以发现对于违法取证行为构成犯罪的，我国刑法规定了相应的刑罚。但是，对于非法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却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只是相关几个法条和司法解释体现了它的诉讼精神”。《刑事诉讼法》第42条甚至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目前只有一些司法解释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做了初步规定，而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及“毒树之果”均未作出任何规定。我国现行立法对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规定得十分简单，不仅对非法实物证据及“毒树之果”的取舍未做任何规定，就是针对非法言词证据，公、检、法机关的规定也不一致。正是由于立法上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因此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使得实践部门在实际操作中无章可循，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各地各部门做法大相径庭，司法实践中未达到犯罪程序的非法取证行为普遍存在，且侦查取证人员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上的代价。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便成为维护社会安全、控制犯罪率的牺牲品，这无疑与“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相违背。

五、规范我国非法证据证据能力的设想

我国在刑事诉讼立法上偏向于实体真实，注重查明事实，惩罚犯罪。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一直贯穿着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对能够证明案件情况的一切客观事实都认为是证据4。在对待证据的认识与采信上，注重的是证据的客观性与关联性。即使非法获得的证据，只要符合事实，与案件事实有关联，没有理由不采信，并未将非法证据与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问题必然联系起来，形成了“重实体、轻程序”，过分倚重口供的观念和做法。对于非法证据,笔者认为将它一律排除不是它的唯一途径,法律应当在充分考虑当前的法治环境、司法资源及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等因素的前提下,找准人权保障与打击犯罪的平衡点,设计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非法证据证据能力模式。

对“毒树之果”，应以排除为一般原则，同时以例外方式对特殊情形进行限制性肯定毒树之果能不能吃，关键在于摘果的行为，也即收集后一证据的行为是否合法。只要该行为合法，并且符合上述排除规则的规定，则衍生证据可以采用。作为衍生证据，“毒树之果”的线索虽然是非法的，但并不影响衍生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如果绝对予以排除，很可能会导致诉讼中必须予以排除的证据。范围过大，导致定罪量刑时可以利用的证据的数量大大减少，最终影响对犯罪的追诉力度以及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不符合我国司法实际状况5。从兼顾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角度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对待“毒树之果”的问题上，应以排除为一般性原则，同时以例外方式对特殊情形的“毒树之果”进行限制性肯定，以此来兼顾控制犯罪。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形。（1）对于直接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非法取证行为，如果一概肯定由此而取得的“毒树之果”的证据能力，则将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对于这类“毒树之果”，应当否对它的证据能力。（2）如果以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对于打击重要犯罪具有重要作用，并且排除这些证据可能引起负效应，如非法的被告人口供及以此为线索而取得的其他证据与危害国家安全或重大社会利益有关，虽然其在收集程序、方法上违法，但只要该证据客观真实且具有关联性，本着利益权衡原则，并且考虑我国司法实际，应当承认这些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3）非法取证行为虽在形式上违法，但并未实际上侵犯被告人合法权益或侵犯其合法权益情节较轻微的，可对该非法取证行为予以改正或谴责，但采纳由此获得的证据。（4）对于由“毒树之果”所得的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也应承认其证据能力。

在当今这个注重保护人权的时代，如何在中国确立一个非法证据证据能力模式已被提至法制建设的日程上来。是该根据其它国家的立法模式来建立我国的模式，还是摒弃其他国家的作法，重新探索创造一种新的模式？笔者认为，不管选择哪种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本文以促进我国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改善为目的，在提出了4

5刘珊：“论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的第11期,第133页。张红玲：“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构想”，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第62 页。

建立我国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模式的同时，对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以期能够产生司法实践意义。

第五篇：浅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浅谈我国刑事诉讼以及证据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近几年来，各地冤假错案层出不穷。1999年河南商丘村民赵作海因同村赵振晌失踪后发现一具无头尸体而被拘留，2002年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刑2年，2010年5月9日，“杀害”同村人在监狱已服刑多年的赵作海，因“被害人”赵振裳的突然回家，被宣告无罪释放。又如1994年，湖北京山县雁门口镇人佘祥林之妻失踪，后在一水塘发现女尸，当地司法机关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然而，就在佘祥林在狱中度过了11个春秋之后，被他“杀死”的妻子却突然归来。这些人是幸运的，然而，已被执行死刑的河北的聂树斌、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在“真凶”出现数年后，仍未出现清查案情的曙光。其他没有得以报道的更是不计其数，一系列离奇的冤假错案，考验着社会与民众的神经，更将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重弊端展露无遗。早年的云南杜培武案、河北唐山李久明案等，莫不如此。，在这些冤假错案的背后，到底是什么致使了这些悲剧的发生？究其原因，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缺陷占了很大一部分

首先是疑罪从无的原则，在现实案件中，这项原则几乎得不到体现，对于一些案件，很多都是按照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态度来判，基本上刑事公诉案件很少有无罪判决的，疑罪从无成了一纸空文，这一做法一方面是由于上述原因受上级机关领导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一味要求办案效率，对于一些杀人，伤害案件，造成民愤极大，秉着命案必

破的原则，为了平息民愤邀功求赏，有时没有确切的证据，就抓着一个嫌疑人顶包，草草结案，等到案件水落石出，才不得不承认，另一方面是因为长期的疑罪从有，有罪推定的思想影响着办案人员，因此也有学者推测宣布死缓案件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证据不足，不宜立即宣判死刑，根据疑罪从轻的原则来判缓期执行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刑诉中的疑罪从无原则，也是造成现实中存在大量的冤假错案的原因，严重影响了执法的公正性和公信力，不能为了盲目地追求破案效率而把公平正义弃之不顾

其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在证据法中，证据的证明力有较强的逻辑性，有的需要法官自己来判断，往往法官具有较大的自主裁量权，容易造成偏听偏信的局面，证据规则限制形同虚设，法官在法庭上对于证据问题几乎享有不受限制的自主裁量权，这是极其不合理的。再次笔录式证据广泛使用，证人证人等普遍不出庭作证，证人证言能否客观真实对司法机关查明案情有很大的影响。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一系列司法解释对于证人作证做了诸多规定，但是很多人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落后思想的影响，对所看到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只要不涉及到自身利益，就会消极的看成是别人的事，与自己无关，而不积极配合公安司法人员，与之相处的亲友邻居也会常劝其不要多管闲事，这种“避诉”思想将会对人们的作证观念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从实际情况上来看证人，被害人，鉴定人等很少出庭作证，这也就导致了庭审成了一个形式，大家都是走个过场，而控辩双方的辩论名存实亡，在这样的情况下，等于变相的剥夺了被告人对于证人的质证权和辩护权，也影响了法庭审理的可信度以及公正性。关键是要对证人作证义务的完善。首先，应当明确规定提供客观事实的证人证言是证人的法定义务，并具体规定证人拒证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其次，应当建立健全证人的保护制度和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充分保障证人享有的各种权利，为证人如实作证创造良好的条件，破除一些不正确的避诉现象，广泛宣传，确立正确的观念和义务感

不仅如此，我国对于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完善，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禁止非法取证行为，但是实际情况截然相反，什么老虎凳，辣椒油，灌凉水，不让睡觉，在外面吹冷风泼冷水，倒吊悬挂，隔着软东西打嫌疑人屡见不鲜，这些伤势都是很难看出来的，但是对于嫌疑人精神上却是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容易导致屈打成招。这也就导致了一系列的杯具，佘祥林、杜陪武等等就是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屈打成招，至于有的犯人在看守所意外死亡那也是层出不穷，什么躲猫猫死，洗脸死，喝水死等等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死因正是刑讯逼供的掩饰，只有从源头上对于非法取证的效力进行否定，对拘留刑讯等操作进行严格控制管理，才会减少这样的悲剧的发生。我国确立了有限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对于通过刑讯逼供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能否采用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正是由于这种模糊性才会导致屡禁不止，而且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也乐于采用此种方式获得被告人的口供来破案，至于是否真正破了案，反倒不是他们所关注的，最重要的是有人承认实施了犯罪，大部分的刑讯逼供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处

罚，刑讯逼供不仅是对法律公正的亵渎，影响了法庭的公信力。同时也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伤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所以我国应该一步明确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主要是应当明确非法证据的绝对排除。新刑诉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利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解释》第58条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显然，在直接的表述中，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是“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这一类言词证据。对于非法收集的物证、书证等证据的排除与否，立法及司法解释都不明确。这无疑是证据制度完善的障碍。同时我国刑诉实践中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久禁不止一定程度上与立法的宽容有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人权、法治观念淡薄以及有关刑事司法传统观念的影响；其次在于缺乏对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的监督；另外，公、检、法三机关在实际中往往过分相互配合，而忽视了相互制约，进而导致了权力的滥用。因此，我国在立法中应以更严谨的表述明确绝对排除非法证据原则。

最后，我国法律对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方面没有规定，我国目前的立法尚未确立该项证据规则。《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项规定：“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行使不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有多种方式，如沉默权和任意自白规则。不强迫自证其罪是一个总体原则，而沉默权和任意自白规则是实现这个原则的方法，在香港或者是其他英美法系国家我们经常可以

在电视剧看见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权拒绝回答的权利。”可见，我国法律不但未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而且明文否定了沉默权。这是不合理的。

律师辩护权也是个问题。辩护权是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的一项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权利。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和

第36条的规定，使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获得律师提供的帮助，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审查起诉之日，体现了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改革中的积极的一面。然而司法实践中，对法条的贯彻落实却不尽人意。主要表现为：会见难，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以及采纳律师的辩护意见难等。另外一个阻碍律师辩护权行使的原因，是近年来有的律师行使辩护权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原因是由于我国律师缺乏与法官、检察官进行平等沟通的条件，因而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律师权利不能被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地位就更难以保障，由此造成控、辩双方的失衡，影响了司法程序的公正。由此可见，我国的刑事诉讼以及证据制度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和漏洞，这也是这几年造成冤案错案屡禁不止的根源所在，只有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确立正确的司法诉讼观念，惩治罪犯和保障人权并重，明确法律规范和义务，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而不是靠人情关系，这样才能有效地减少和避免更多的“赵作海”和“佘祥林”等类似悲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