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的推定与法律上的推定

第一篇：事实上的推定与法律上的推定

事实上的推定与法律上的推定

事实上的推定与法律上的推定

叶自强

两种推定及其区别

推定就是根据已经存在的一定事实，假定另一事实的存在。前一事实称为基础事实，后者称为推定事实。推定包括法律上的推定和事实上的推定。

法律上的推定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当基础事实存在时，必须假定推定事实存在。至于该事实是否合乎逻辑地出自基础事实，在所不问。这种基础事实的确立，在诉讼中或是根据证据所认定，或是根据法则所认定（如由于法院认知）。推定是因该事实的确立，根据法则而作出的关于另一事实的假定。因此，推定本身并非证据，而是一种证据法则。

法律上的推定成立的条件是：没有别的证据与被推定的事实相冲突。它只能为案件事实提供表面看来确实无疑的证明，这种证明可以被否定它的证据或与它相冲突的更有力的相反的推定所推翻。例如十八世纪美国奴隶制存在的时期，在那些拥有奴隶的各州中，曾经存在过这样一种表面看来不容置疑的推定：每一个黑人或黑白混血儿都是奴隶，除非他能够证明自己是一个自由民。其他实例，如失踪满７年以上的人推定已死亡；父母以子女的名义购置的财产推定为赠与不构成信托。

事实上的推定，本质上属于推论。它是根据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进行推理而得出的结论。就是说，当事实Ｘ在诉讼中已经确立时，则事实Ｙ的存在，可以用一般的逻辑法则推出。例如，当审理事实的人，认定事实Ｘ存在时，即得推定事实Ｙ存在。事实Ｘ为基础事实，它与事实Ｙ之间，存在着合理的或然性，因而适用逻辑法则推而得之。这种基础事实，在法律上应该是明晰的事实。该事实的确立，不限于以证据证明的事实，其他如法院所认知的事实（显著事实），或职务上已知的事实，均可以作为基础事实而进行推论。

事实推定的内容繁多，如一个人生存这一事实可从他在前一个星期活着、身体健康的事实中推定出来；从一个人隐藏证据这一事实，可以作出该证据对他不利的推定等。英国学理和判例有一个未解决的难题，即可反驳的事实推定是否只影响举证或者其本身具有一定的证据力量。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如果事实推定本身并没有证据力，那么当对方提出其他证据方式时，法院将根据这些方式作出裁决，该事实推定将不产生任何效果。

事实上的推定是对事实所作的推定，但是法律并不要求审判人员必须作出这种推定，而只是提醒他们可以作出这种推定。因此，事实上的推定与法律上的推定的差别在于：法律在前一种情况下不要求法院适用推定，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法院不但可以而且必须适用推定。对事实推定的本质可以作这样的描绘：当事实Ｘ得到证明时，陪审团就可以作出关于事实Ｙ的结论--这是陪审团在每一个案件终结时都要面临的任务。基于以上描绘，我们可以认为，事实上的推定是以间接证据为依据的，因此，这种推定与法律上的推定相比而言，是一种较脆弱的推定。在一个案件中有证明力的间接证据，在另一个案件中可能没有。

对推定的反驳

无论法律上的推定还是事实上的推定，都应该允许反驳。这是由推定的不精确性或盖然性所必然得出的结论。对于两件事实，例如，一件是诉讼中发生的尚待证明的事实，另一件是人们已经掌握的有关案件的证据事实，或者简而言之，一件是待证事实，一件是证据事实，它们之间存在完全相合与不完全相合或根本不相合三种情况。或者说，同时存在真理的相合说与盖然性的相合说两种情况。但是，对于发生在不同场合的不同案件，这两种相合说的概

率决不是相同的。特别是在推定的场合，真理的相合的概率肯定要低于盖然性相合的概率，这是由推定的不精确性所决定的。从诉讼意义上来说，允许对推定进行反驳还有另外一种理由，即推定所依据的经验或常识有时沾染了理论，而理论有的是有偏见的，欠公允的。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依靠经验或常识进行推理尤需慎重。

反驳推定的方式有两种：直接反证和间接反证。例如，对某主要事实Ａ负举证责任的原告，证明能推定Ａ存在的ａ、ｂ、ｃ三个间接事实，而且根据这些间接事实推定主要事实Ａ被得到证明时，被告却直接争执原告所证明的主题ａ、ｂ、ｃ的不存在，并提出其不存在的证据，以阻碍推定Ａ的存在，这叫做直接反证。但是，被告为了阻碍Ａ被原告证明，也可以用其他的间接事实ｄ、ｅ来认定Ａ不存在。从这种方法来看，作为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被告的证明方式是反证，即把主要事实Ａ带到真伪不明的状态。然而，它不是直接争执原告所证明的主题，所以叫做间接反证。直接反证与间接反证的区别在于：在前一种情况下，被告的证明活动是把ａ、ｂ、ｃ带进真伪不明的状态就可达到其证明目的；但在后一种情况下，法官以确信ｄ、ｅ的存在为基础，适用经验法则来推理Ａ不存在的可能性，其结果使Ａ成为真伪不明的状态，从而达到被告证明活动的目的。那么，是否可以说“直接反证只适用于事实上的推定，间接反证只适用于法律上的推定”呢？否。无论法律上的推定或事实上的推定，都可采用直接的或间接的反证。不过，在法律上的推定情况与在裁判上的推定情况不同，不能只满足于达到可疑程度，动摇心证的反证，而是要达到推定事实不存在程度的证明。在日本，法律对推定（包括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的目标要求在日本民事诉讼法中有所体现，而且是把这种要求的程度差别作为区分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的标准。不过英美法上无此要求，其法律推定与事实推定的区分标准在于强求法官适用前者，后者之适用与否取决于法官的意志。

显而易见的推定

显而易见的推定是事实推定的一种特别情形，有的学者称之为过错推定。这种推定是指以高度盖然性的经验法则为基础，从侵权行为等客观事实的过程中（如医生剖腹手术把手术刀留在病人腹腔内，或因堆积的木材突然倒塌而使行人受伤等），直接推定具有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如过失或因果关系等过程要件，无须主张具体事实和证明的理论。虽然没有具体事实的主张和证明，却从外观上认定过失或因果关系已被证明，所以也叫表见证明。在通常情况下，要想认定过失和因果关系的存在，必须主张和证明相应的具体事实。但是，在假如没有那种过失或那种因果关系就不可能发生那样结果的确实性很高的经验法则成立的情况下，则可以直接推定过失和因果关系，使主张其存在的当事人无须主张和证明相应的具体事实。相反，对方当事人必须主张和证明具体事实，并推断过失和因果关系不存在。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第二篇：无罪推定原则

论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又可称为无罪类推（与有罪类推相对应），简单地说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无罪推定所强调的是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意味着，在法院依法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处于有罪公民的地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被追诉者在被起诉前处于犯罪嫌疑人的地位，被起诉后则处于被告人的地位，从而避免将其视为“有罪者”、“人犯”或“罪犯”。

2、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公诉人负有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义务。

3、疑罪从无，即公诉人不能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人的罪行，法庭经过庭审和补充性调查也不能查明被告人有罪的事实，那么就只能判定被告人无罪。

性质特点

与国外通行的无罪推定相比较，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结合中国刑事诉讼的实践经验和需要，对其进行合理的取舍，因而具有以下特点：

1、中国的无罪推定原则更侧重于实质，而不仅仅是称谓问题。在立法上没有使用“假定其无罪”和“不能被称为罪犯”等表述，而是使用“不得确定有罪”的表述。

2、在证明责任的问题上，不仅强调了国家机关在形式上的责任，而且更加强调其实质上的证明责任。在国家机关履行职责时，不是强调被告人的消极对抗，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均不享有沉默权，而是强调控辩双方的积极配合，当然，并没有要求被告人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

3、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明确规定了侦查、起诉和审判机关的行为标准，要求既注重结果又要注重过程。

相关法规

刑诉法第12条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规定为刑事诉讼制度的一条基本原则，有人据此认为中国新刑诉法采用了外国法通行的“无罪推定”原则，这种认识并不确切。首先，应该明

确，外国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包括被告人对被控罪行有权保持沉默，被告人在刑事诉讼各阶段均享有充分的辩护权，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举证责任，案件事实认定遵循“疑罪从无，疑罚从轻”原则等诸多内容，中国新刑诉法对此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进行合理的取舍，确立了自己的特色。例如，根据新刑诉法第93条，第139条和第155条之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被告人必须回答公诉人及审判人员的讯问，因而均不享有沉默权。新刑诉法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的主要含义有两条：第一，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人民法院依法独立享有对被告人的最终定罪权，具体体现在新刑诉法第12条的规定和取消了人民检察院的免予起诉决定权。值得的注意的是，这里强调的是“最终定罪权”，无罪确定权仍由公安、检察及法律规定的其它特定机关通过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等手段不同程度地依法行使。其中，对于相对不起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在“不起诉决定书”中仍应确定“其行为已构成犯罪”，因其符合新刑诉法第142条之规定，决定不予起诉。因此，检察机关对部分案件不起诉决定权仍属广义的定罪权。第二，在人民法院依法确定被告人有罪之前，任何人不得将其作为有罪的人对待。此条为无罪推定原则的关键性内容。受刑事追究的人，即使其犯罪事实已相当清楚，证据已足够充分，即使其民愤极大，即使高层已有“明确”指示，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从法律上仍不能确定其有罪，因而不能将其作为有罪的人对待。这是树立法律权威性的必然要求。任何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主观臆断和感情用事都是极其危险的。

确立意义

中国最高权力机关以立法的形式确认无罪假定原则决非偶然，而是符合刑事诉讼的客观规律和现代文明国家司法程序的实际需要，是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确认无罪假定原则，有利于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问题。

在中国，由于过去的立法没有无罪假定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不少办案人员的头脑中总是抱有“嫌疑人、被告人进门三分罪”的错误观念，因而难免先入为主和主观臆断，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左”的思想倾向和解决刑讯逼供等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权利的现象。现在以立法的形式确认无罪假定原则，就可以划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罪犯的界限，明确“涉嫌犯罪”与“判决有罪”的区别，从而自觉地以辩证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理论为指导，切实克服先入为主和主观臆断的错误倾向和做法，有效地保障人权。

其次，确认无罪假定原则，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以辩护权为核心的诉讼权利，充分发挥辩护制度的作用。

在封建专制时期，刑事诉讼奉行“有罪推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只是受拷问被追究的对象，无任何诉讼权利可言。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并确立无罪假定原则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成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才拥有与原告对等的诉讼地位，享有以辩护权为核心内容的各项诉讼权利。如果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确立和承认无罪假定原则，即使法律明文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辩护权，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形同虚设。这已是被历史证明了的而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

第三，有利于进一步明确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和疑难案件的正确解决。无罪假定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控诉方指控被告人犯罪，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事实加以证明，而且这种证明必须达到法律规定的标准，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如果控方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被告人就是无罪，被羁押的被告人就要无罪释放，并按照国家赔偿法赔偿损失，恢复名誉。在司法实践中，有时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有些案件不可能查得水落石出或者一时难以查清。对于这些证据不足、“处断难明”的疑罪案件，在实行有罪推定的封建专制诉讼中，一般是按照“疑罪从有”或者“疑罪从轻、从赎”来处理的。这充分说明封建诉讼的专横擅断和对人权的践踏。但无罪假定即要求司法机关的司法人员对疑难案件的处理不是从有、从轻或者从赎，也不是从挂，而是应当从有利于嫌疑人、被告人的角度来解释和处理的。即：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无罪一时难以确定的，按无罪处理；被告人罪重、罪轻一时难以确定的，按轻罪处理。

第四，有利于在国际人权斗争中争取主动权。

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历来倡导在刑事诉讼中必须认真贯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对被告人定罪判刑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样的诉讼要求和证明标准本来高于西方国家所谓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国际上的其它标准，然而，在过去的立法上却讳言“无罪假定”，岂不是“作茧自缚”，授人以把柄，使中国在国际人权斗争中陷于被动。同时，如前所述，联合国一些重要的人权文献和国际公约都规定了无罪假定原则，其中有些是中国参加、缔结或明确表示赞成的，如果中国刑事诉讼法不确定无罪假定原则，这同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国际地位是不相称的，也难以自圆其说。所以，新刑事诉讼法确认无罪假定原则，不仅有利于在国际人权斗争中争取主动权，也是对外开放以及同国际接轨的实际需要。

第三篇：论述无罪推定原则

论述无罪推定原则

摘要：无罪推定原则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刑事诉讼原则,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得到确认和保护的一项基本人权。无罪推定是指任何人在没有经过法定的司法程序最终确认为有罪之前,在法律上把他看作是无罪的人。随着国际社会对保障人权、司法公正与文明的日益重视,愈来愈多的国家接受了无罪推定并将其列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有的甚至在宪法中加以明文规定。[1]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个人权利和法治原则进行维护的重要手段,对于促进诉讼民主、保证程序公正,保障被告人权利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和法律价值。

关键词：无罪推定 疑罪从无 权利分立

一.无罪推定原则的含义

无罪推定原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任何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 在未经司法程序最终被确认为有罪之前,在法律上应假定无罪。

1.1控方举证规则

即控诉方承担证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控方要用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的所控罪名,这是推翻无罪推定的唯一条件。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在没有证据证明其有罪的情况下, 被推定为无罪,他们有反驳控方对他们有罪证明指控的权利，却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

1.2疑罪从无规则

指法院在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 情况下，推定被告人无罪。此规则要求控诉机关来承担证明有罪的责任，控诉机关必须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这证据达到了能够证明犯罪的标准。

二.无罪推定原则的理论基础

2.1权力分立观点

公民的权利在当今社会已成为普遍关注的热点，国家机关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权利，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恣意，经过不断的发展逐步形成权力 分立制约体系。[2]尽管权力的集中可以保证效率的提 高，但是权力的集中也会导致人的腐败，一定要制衡监 督才能维持权力的健康运作，这是历史给我们的经验。权力分立的目的是提高权利运作效率。设立职能不同的各政府部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刑事诉讼中法官不能以案件事实在实体法上没 有错误而自豪，而是要严格落实对刑讯逼供的证据绝对不能采用，贯彻落实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在二 审期间只要是违反法律程序的判决必然撤销。尽管案件复杂，遇见混乱情况，审判法官也要有毅然决然的态 度。目前，还没有有效方法可以防止因过分侦查而防止侵犯人权，作为法官必须要做到公平公正。无罪推定原则的发展就是基于权力的分立保障和保障人权而生的。

2.2宁纵勿枉的思维

错判在很多情况下，代表把有罪之人放出去却把 无辜的人关进监牢。通常而言，“宁可放纵千人，不可 妄杀一人”的理念，对任何人都有利，因为历史的教训 已经表明，假使一个人遭受到非法监禁，却无人问津，那么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遭此命运。从正义的角度出 发“一位无辜者的错误处罚可能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 谴责，而相对于十位有罪的人被判处无罪的情形，受到 非难的谴责会比预期轻微”;因而，该无罪推定法理的 存在有其无可比拟的存在价值。程序公正对于法律职业人员而言，无论是在公安 局侦查、检察院起诉、亦或是法院审判，都应当坚持程序正义。对于存在疑点不能查明时的案件宜取向宁可错放一千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严格依据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

2.3诉讼目的多元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刑事诉讼的理论和制度也在逐步的完善和发展。不管是以当事人为核心还是以法官审判为核心，程序的正当性都具有优先指导意义。[3]正是“发现真相”这个悠久的刑事诉讼目的，随着法治和人权的进步，不断受到规范。尤其是证据规则的确定，更加使得“发现真相”应当建立在合法公正的证据证 明之上。

三.无罪推定原则内容

3.1主体身份定位。

被追诉者在被判决有罪之前应当被视为无罪的刑事主体，但这里的“无罪”并不意味着其在实际上是无罪的，只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先将其推定为无罪的人，要求追诉方提供证据来推翻 该推定。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说道: “如果犯罪是不肯定的，就不应折磨一个无辜者，因 为，在法律看来，他的罪行并没有得到证实。”这一论断着眼于在被法律定罪前被追诉人应视为无辜的人。所以无罪推定原则强调了被追诉人在审判过程中，不能因被指控犯罪而遭受任何偏见，其在被法律宣判有罪之前仍是无罪之人，应该享受公民应有的基本权利。

3.2举证责任的分配。

无罪推定原则涉及举证 责任的分配问题。具体而言，在侦查阶段，由侦查机关收集相关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罪行;在审查起诉阶段，由公诉人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可以保持沉默，法官不能因为被追诉人保持沉默就认定其有罪或作出不利于被追诉人的判决。美国的沉默权制度最早体现于美国宪法第 五修正案的反对自我归罪原则，其规定: “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诉讼中作为反对自己的证人。”这里可以看出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无须承担举证责任，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进入 19 世纪，由于两大法系的相互交融，大陆法系各国也开始纷纷效仿英美法系，加强了诉讼中的对抗性，逐渐引进了沉默权制度。两大法系对沉默权的普遍认可正说明在诉讼程序中对被追诉人特殊地位的保护。[4]

3.3有利于被追诉人原则。

当追诉机关所提供的“有罪证据”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经过庭审和补充性调查还不能认定被追诉人有罪的，那么就应当做出有利于被追诉人的判决，即疑罪从无。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罪疑从无原则，即: “证据不足，不 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根据这一要求对被追诉人作出有罪判决必须是建立在确凿、充分的证据基础之上 的，否则，容易导致错判带来的冤假错案。诚如学者所述，一个罪犯是污染了整条河流，而一个错误的判决将是污染整条河流源头的罪魁祸首。为了避免错判，这就需要审判者严守证据法定规则。具体而言，当追诉机关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被追诉人有罪时，应认定被追诉人无罪;当被追诉人被法院认定为有罪，但罪轻或罪重存疑时，应认定其罪轻。

结语：

从内容上看，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司法的基石，是国际刑事司法公认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衡量一国刑事司法文明的标志性要求之一。从理论上看，无罪推定一方面发挥着分配证明责任的功能，另一方面体现着限制公权力、保障人权的精神。无罪推定原则在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重大进步，而2012年两会发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与无罪推定原则相关的各项具体条款的修正，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结合司法实践的成果。为使刑事司法改革顺利，实现我国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惩罚罪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等的目标，我们应当结合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时代的发展，解决好无罪推定原则及其相关制度在刑事诉讼法中的设置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实行的重要问题，明确无罪推定这一国际公认的诉讼原则，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它。[5]

参考文献:

[1].张崇, 论无罪推定原则.河北农机, 2021(04): 第120-121页.[2].李雪平, 论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制度完善.法大研究生, 2019(01): 第297-321页.[3].童强, 论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的现状及其发展.河北农机, 2019(06): 第111-112页.[4].杨英子, 探析无罪推定原则.山西青年, 2019(15): 第100-101页.[5].梅明珠, 无罪推定原则若干问题再思考, 2012, 复旦大学.

第四篇：“能办推定”活动工作汇报

曲周县劳动就业服务局 “能办推定”活动工作汇报

自去年6月份以来，为认真贯彻落实《邯郸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在全系统开展“能办推定”活动的实施方案》，县就业局在县人劳局的统一安排和领导下，积极开展“能办推定”活动，结合“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高为民为企办事能力，以“五抓”为载体，强力推进“能办推定”活动向纵深开展，取得明显成效。

一、结合“干部作风建设年”大力开展“能办推定”活动，转变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

为切实实践科学发展观，结合“干部作风建设年”开展“能办推定”活动，不断转变干部作风，提高办事效率。随着我县行政服务中心大楼投入使用，我县就业局在行政服务中心大厅，设立了服务窗口，凡涉及办证的业务，可直接在服务中心大厅办理，缩短了办事人员路程，提高了办事效率，增加了透明度，提升了劳动就业部门形象。

为应对金融危机对县内企业的影响，稳定就业工作，确保县内企业不减员、不裁员。按照市劳动部门安排意见，和县税务部门、财政部门一起经过认真审核把关，把我县符合困难企业标准的十二家企业上报到市局，现都已通过审批，为企业争取岗位补贴资金218余万元，涉及人员932人，为我县稳定就业工作打下了基础。

为帮助四川灾区群众实现就业，在市局统一组织下，我县带着三家企业招工简章和300多个岗位需求，到四川平武县灾区进行人力资源洽谈，给灾区人民带去了温暖和关爱，受到灾区人民的欢迎。

为建立健康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秩序，我县按照市统一安排部署，配合县劳动监察大队，对县内中介机构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整顿，共清理取缔非法中介机构9家，为2家符合条件的中介机构审核上报办理许可证材料。为经常性开展打击非法中介专项治理活动，县设立就业人员维权举报电话，并向社会承诺，县内发生的侵权案件当日投诉，当日受理，县外发生的案件派专人开展司法援助，及时帮助当事人依法解决问题，为农民工在就业权力、人身权力、社会权力等方面开展维权工作，有力推进了城乡统筹有序就业长效机制的建立，为农民工有序流动就业开辟了绿色安全通道。

积极开展城乡技能扶助计划，为户籍在我县的城镇“零就业家庭”和农村人均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特困家庭中的一名年龄在16周岁—25周岁之间，且有初中（原则上以高中为主）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有就业愿望的子女提供技能扶助，去年共有30名城镇“零就业家庭”和农村持困家庭子女，分别到石家庄技师学院，邯郸物资技工学校和邯郸劳动技工学校上学学习。今年的城乡技能扶助计划已经启动，正在组织招生工作。

为切实关注农民工、关心农民工，解决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和后顾之忧，县就业局经积极申报争取，由市劳动局、市就业局牵头，市工程学院附属医院医生组成的百日百村农民工及家属大型义诊活动，于9月份和11月份两次到我县开展义诊工作，这一活动，受到农民工及家属的热烈欢迎。

积极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计划，自去年12月份以来，为07年以后毕业的高校毕业生登记见习就业岗位，为09年5月份后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在连续稳定创业6个月后提供创业扶持资金等服务。今年8月初，共有150多名高校毕业生到见习单位上岗见习，现有20名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申请创业扶持资金。

二、创新机制、多措并举，大力抓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工作。

1、推行“三抓三制”工作法，扩大劳务输出规模 我县把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大力发展劳务经济作为破解“三农”问题的战略举措，大力实施“阳光工程”、“春风行动”，推行“三抓三制”工作法，“三抓”：抓宣传、抓培训、抓维权，确保农村富余劳动力出得去、留得住、待得好。“春风行动”突出春闲抓宣传，“阳光工程”坚持常年抓培训，派遣管理，开展跟踪抓维权。“三制”：动态管理制、互通共享制、便捷服务制，确保了劳务经济发展的更加科学、和谐，卓有成效。一是构建信息网络，实行人力资源动态管理制；二是强化信息沟通，实行用工信息互通共享制；三是注重帮扶解忧，实行“绿色通道”便捷服务制。全县形成了政府推动与市场配置并举，就地转移与向外输出并重，自由外出和有组织输出结合的格局，取得了明显成效。

3000人，我县又向山东打开了一条劳务输出渠道，这将大大缓解我县的就业压力。

三、狠抓落实，扎实推进就业再就业工作

今年以来，县委、县政府对就业再就业工作加强督导、完善服务、制定措施，落实责任目标，根据市局下达我县的就业再就业工作目标，结合我县实际，将具体任务目标分解到责任单位和乡镇基层。县政府实行一月一调度，一季一通报，半年考评、年终总评。领导的重视，各项政策的出台，有力地推动了全县就业再就业工作的开展。

为实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根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为下岗失业人员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指导、就业援助、就业培训等就业服务工作，在落实就业再就业政策方面，我县再就业领导小组定期组织再就业联席单位召开联席会议，根据当前市政府要求及工作形势，针对各职能部门职责，共同研究学习上级对促进再就业出台的优惠政策，并认真进行落实，09年劳动就业服务局对失业人员及时认定并发放《就业失业登记证》887人，其中，领取失业金的高校毕业生14人，由政府出资，购买公益性岗位，安排就业困难群体人员就业，从而使我县的就业再就业形势非常稳定，确保了就业再就业工作各项任务目标的顺利完成。

根据邯郸市出台的《邯郸市小额贷款实施办法》，稳步推进我县小额贷款工作，去年共有3家县内劳动密集型企业申请小额贷款，全年发放贷款金额为580万元。今年预计发放小额贷款两笔（劳动密集型小企业），贷款金额为400万元。

促进就业再就业最关键的是开辟就业岗位，我县围绕民营经济发展，挖掘就业潜力，结合我县晨光色素公司、新润纺织公司、新兆源纺织公司、科伦塑料公司、金赛博板业公司等民营企业上新项目，改扩建项目投产，扩大了生产能力，积极与企业联系用工事宜，并免费提供招录培训，合同签订等服务，提高了民营企业用工积极性，开辟了就业岗位，去年县内民营企业共提供工作岗位近2000多个。今年1—7月份，县内民营企业共提供工作岗位近1000个。

2010年8月17日

第五篇：工商局能办推定工作方案

为深入开展“执行力建设年”活动，推进工商行政管理的行风建设，深化民主评议行风活动，进一步优化服务理念，提升服务效能，加强全系统干部职工的执行力、创新力、亲和力，经局党委研究决定，在局系统开展“能办推定”活动，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局的中心工作，按照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廉洁型、效能型、人文型工商的要求，大力推行“能办推定”工作法，在遵守法律、尊重科学、尊重规律的前提下，通过工作理念的更新、工作作风的转变和工作方法的优化，不断增强执行力建设的内在动力，切实转变服务作风，提升服务能力，不断完善为民便民服务机制，扩大服务效果，优化服务发展环境，努力打造服务优、作风实、绩效高的工商干部队伍。

二、组织机构

成立“能办推定”活动工作领导小组。

三、工作目标

“能办推定”就是把群众提交的办事项目，按照“能办”的预设，认真听取办事群众的合理诉求，积极审验能够办的条件，想方设法办理解决，在政策许可范围内最大限度满足办事群众的合理诉求，或者对确实不能办的事项能给群众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在积极主动为群众办实事过程中“能办推定”彰显的是一种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理念；培养的是一种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的情感；体现的是一种在坚持原则基础上，又灵活地解决问题的能力。推行“能办推定”，要在四个强化上下功夫：

一是强化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以社会和公众需求为导向，在管理与服务中充分体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强调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主动、热情、耐心地为基层、企业和群众服务，待人要热诚，不许对群众冷言冷语；服务要主动，不许对群众漠不关心；工作要细致，不许对群众缺乏耐心；办事要公正，不许对群众亲疏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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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强化贴近群众的工作作风。要坚持在思想上尊重群众、行动上贴近群众、工作上帮助群众，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群众来办事，无论能办还是不能办，都要想方设法“解决”或“解释”。首先预设“能办”，能办则办，能办先办，能办快办，能办好办，能办实办，确实不符合政策不能办的，耐心解释，指明方向，合理疏导，化解矛盾。切实做到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办好事。

三是强化为民亲民的工作态度。要坚持把事关群众利益的事情，当作大事要事急事去办，紧紧围绕群众最想的、最盼的、最愁的事情，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切实把事关群众利益的事情做好、做细、做实。对群众合理诉求先作“能办推定”，先入为主，直面现实，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端正接待态度，培养耐心程度，优化办事流程，开创“积极去办、主动去办、想法去办、创新去办”的为民办事局面。

四是强化廉洁高效的办事作风。站在“为民所谋”的立场上，坚持原则，运用智慧，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地为民办事。要拉高标杆、自我加压、履职尽责，要勤于创新、敢于思变、善于思改，不断提升工商工作的回应力、执行力、创新力和公信力，突破“能办推定”工作法的“推定”范畴，切实转变成扎扎实实、便民利事、服务群众的具体方法和措施。

四、主要措施

一是集中学习培训。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组织集中学习、专题报告会、专家讲座、个人自学等各种形式，学习上级局有关执行力建设、行风评议活动有关讲话，学习市委书记张仲灿，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晓同志在全市作风暨“执行力建设年”活动大会上的讲话精神，进一步树立为民服务观念。大力开展业务培训，提高业务水平，增强为民服务本领。

二是开展三思五查。认真组织全体干部开展“三思五查”活动。“三思”即一思自己的岗位从何而来，二思手中的权力是谁所授，三思自己在为谁服务；“五查”即一查事业心、责任心，是否存在不尽其责，敷衍了事等问题，二查思维方式是否陈旧，是否存在工作方法简单、惰性严重、效率低下等问题，三查是否存在工作漂浮、急功近利等问题，四查是否存在纪律观念淡薄、对上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事不办，对内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快等问题，五查思想作风是否存在贪图享乐、吃喝玩乐等问题。在“三思五查”的基础上，围绕推行“能办推定”工作法明差距、做什么、怎么做等问题，深化认识，共同提高。

三是全面梳理流程。按照“一清、二放、三简（即清理文件、下放权力、简化程序）”的思路，以优化服务承诺公示为契机，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清理，该下放的尽快下放，该简化的最大限度简化，该废止的立即废止，进一步授权到位，坚决防止“体外循环”，通过对办理事项、办理条件、受理岗位等内容的梳理，进一步明岗定责，理清工作界面，把政策放到最宽，将效率提到最高，将收费降到最低。

四是认真建立台账。制定办事事项登记台账，对基层单位和群众的办事诉求、办结时限和办理结果及时登记。在申请要件、程序等方面存在欠缺或情况特殊推定能给予解决的，以及确实不符合政策规定、不能办理的办理事项或诉求，也要逐件登记在册，并说明原因，以备查考。

五是完善制度建设。一是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首问责任、一次性告知、AB岗工作、限时办结、办事预约、责任追究等制度。二是实行议事会审制度，按照业务科室成立议事小组，对于情况特殊、不能按时办结的事情，进行集体讨论，实行公开推定，阳光推定。三是实行定期抽查制度，市局纪委、监察室每月对登记台帐是否规范建立、是否在合理期限内办结等情况，按比例进行抽查审验，对照“能办推定”工作法要求查找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限期整改。

五、活动要求

一是精心组织，注重实效。各单位负责人要高度重视，对照“能办推定”的要求，结合实际，确定目标，拓展内涵，创新形式，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要深入基层、深入一线，了解基层、企业、群众所需所盼，并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着力点；要善于抓住重点、难点和关键，制定相应措施，增强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针对企业、群众和基层反映突出的问题，着力在创新服务模式、创新服务手段上下功夫，力争在较短时间服务水平和效率有一个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