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财政学原理分析改革我国收入分配现状的思1

第一篇：运用财政学原理分析改革我国收入分配现状的思1

运用财政学原理分析改革我国收入分配现状的思路

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30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经济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30年间经济实现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长速度，到2010年，我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增长超过100倍，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猛增到2007年的21737亿美元，增长了104倍。这一系列的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就是说我国做大经济蛋糕的历史使命已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是再看下面一组数据：2011年贫富差距从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现在的12.66:1，电力、石油、金融等行业收入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高达10倍。到2011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为2.77:1城乡收入差距加大。另外根据世行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超过0.4为警戒状态，若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同时，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从80年代的62%下降到2008年的48.6%。这表明，我国在做大经济蛋糕的同时如何更加合理的进行收入分配，也就是分好蛋糕的问题还没有做好。

合理的收入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要求，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要求。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合理的分配能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企业自我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显著增强政府调控能力，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同时，不合理的分配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是一项极其复杂、敏感的重大改革。因此，必须站在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社会实现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人民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

财政和收入分配也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是财政的一个重要调节方面。实现收入分配改革不洗从财政政策方面入手。

第二篇：运用财政学原理分析改善我国收入分配现状的思路

运用财政学原理分析改善我国收入分配现状的思路

我国收入分配的主要现状是收入悬殊过大，久而久之就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其应对策略，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1、规范工资制度。制定最低工资标准，鼓励企业奖励政策，保障

劳动工人的基本消费水平。通过财政再分配职能对企业职工工资进行调节。

2、应用税收政策调节。对高收入的企业或个人采取高税率征税，对低收入者采取低税率或免税等措施缩减收入差距。

3、通过转移支出，如救济金，补贴等，是社会成员维持基本的生

活水平和福利水平。

4、健全公共资金管理体系。公共资金的漏失非常严重，无论是财

政预算内资金，还是预算外资金，实际上公共资金的漏失导致的都是逆向再分配，造成收入的悬殊。就是说，漏掉的这些钱可能通过非法渠道跑到少数高收入居民的口袋里了。改善国家投资结构，保证重点建设。对经济发展建立良好的经济环境，消除以前因为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带来的“瓶颈”，在财力上保障国家重大建设，使中国经济稳健发展，整体提高收入分配额。

5、适度扩展对外贸易地理方向以扩大对外贸易额。通过提升经济

增长来改善财政收入水平，以此提高宏观调控高低收入分配的控制力度。

第三篇：运用财政学原理分析我国收入分配现状的思路

运用财政学原理分析我国收入分配现状的思路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对于任何社会公平的实现都是必需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系转向市场经济体系，相应地收入分配制度从单一的按劳分配也调整适应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同时，国家的政策也在支持和鼓励一部分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全民富裕。取得的成效是卓越的，但居民收入的差距却在这样繁荣的环境中进一步拉大，贫富悬殊。中国收入分配存在差距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等，且差距有不断拉大的趋势。收入差距悬殊，收入分配缺失公平机制，极其容易聚焦社会矛盾和社会失衡，无疑对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是有阻碍作用的。根据大部分学者的观点，城乡收入差距是现今影响最大的收入差距，也是影响中国收入差距扩大最重要的因素。中国的收入不公问题的解决，或许很大程度上首先依赖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解决。但总体而言，中国收入差距问题的存在是多层面的，且极具有结构性特征。

对在收入分配差距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城乡收入差距需要做一个系统的分析和思考，其次会涉及地区和行业差距的相关解析，最后会对现状和出路问题做一个概述。引起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及造成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发展过程中本身产生收入差距；国家长期以来失衡的城乡发展政策和因此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城乡劳动力市场存在着高度的市场分割状态等等。经济结构调整、群体结构划分及出于整个国家经济战略的角度，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但随之而来的是城乡政策不平衡导致社会经济结构城乡二元化，农村的发达程度远远落后于城市，如果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是导致城乡收入存在差距的基本原因，那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则可能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的潜在根源。劳动力市场分割缺失效率且影响收入分配公平，带来的社会影响是消极的。

长期以来，国家政策对工业和城市建设有明显的偏性，不均衡的政策使得农村、农业和农民不断地为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作出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及不断的让步。在大力度的国家财政支持下，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及收入消费等体系都得到有效的改善和建设。同时，不容忽视的是长时间的政策倾斜不断在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就收入和消费而言，城乡差距是再明显不过的。此外，长期的政策倾斜还使得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环节及诸如医疗社保、就业教育、劳动保护、福利等社会层面，享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农业生产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是薄弱的，国家政策如果不能下决心加大力度支持改善现状，农业人口单纯依靠耕种而实现财富和收入的增 长是不可能的。

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效应在近十年来仍呈现增强趋势。市场分割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制造了障碍，导致劳动力在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无论是制度还是政策层面，优化劳动力的配置，推动用人制度改革，致力缩小城乡劳动力的工作和收入差距，类似的改革都是必须的。不公平政策和制度的实施给了农业人口不应有的待遇，尤其在户籍制度、公共投资和服务等方面农村地区几乎可以忽略。这里笔者做一个假设，如果转移小部分对城市的财政支出进而转嫁到广大农村地区的乡镇建设和社会保障、教育等的设施体制建设上，无疑，即便是很小的一部分，如果利用得当，取得的效果也会是显著的。拿广州、上海大城市作比，每年政府的财政支出预算如若稍稍削减一些非必要性的支出，通过与省市范围内的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市县或乡镇签订政府合约或者类似的互助协议。支持落后地区和乡镇的经济发展，改善当地收入状况，为个人或者地区的经济改善创建良好的大背景环境。同时，把这项工作作为官员的绩效考核部分，这样的激励或许会更有效。因为单纯就道德层面而言，共同富裕非政府绝对的义务，也绝不会足够吸引政府和涉事人员全力以赴的作为。但如果把事业与自身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激励机制带来的效果是可预见的。过去十年，在农民收入来源的主要组成中，农业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并没有带来实质的财富增加，增长最快的是转移性收入，也就是外出打工的收入。城市化进程继续在政策的推动下大步前行，但就整个国家而言，我们并不需要至少50%的人口都是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这样的城市化是滑稽的。城市的就业条件和环境吸引农业人口的流入，但现状是，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形成两个阶层，收入差距的存在使得存在于民工群体和城市居民之间差异的改变很难成为现实。一方面，将广大农村劳动力剩余人口转移出来是国家发展所必须的，但如果农村剩余劳动人口想要实现与城市居民相差无几的收入状况，另一方面，政府政策必须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设施的投入。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是明显的，而农村地区普遍的低受教育程度和欠缺的师资、办学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业劳动人口的收入增长空间。农民整体文化素质不高，也给依靠先进技术的引进和自主创业及剩余劳动人口向城镇转移形成了很大的阻碍。特别是第二代的农民群体，受限制的教育程度使得他们在城市的工作机会和环境，特别是收入状况受到明显的局限。存在于地区、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和拉大，最明显的成因应该是政府政策和财政支持倾斜的作用结果。

中国的经济体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府作用过大的经济体，政府的政策干预和对某些关系国计民生行业的准入限制等等，对市场的自发调解不利且某种程度上为地区经济发展设置无形障碍。近二十年来，相关统计数据单就中国城镇地区不同省份的收入增长指标而言，就出现了明显分化。地区间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异尤为突出。一方面归因于沿海地区优势的政策扶持带来的快速经济增长和便捷的区域对外经济联系吸引的大量外国资本流入和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引起的不充分的劳动力流动推助了沿海地区人口的收入的走高。但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对于地区和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度量的统计口径和因素选择存在争议。对不同地区收入统计进行调整的影响是多重的，其一便是可能会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影响总结结论。行业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特别体现在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其次还主要体现在高技术和知识要求的部门与进入门槛低的部门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行业收入阶层的稳定性越来越强，与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相比，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要高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趋势不再。同时，相关研究表明，行业部门中学历及受教育程度与收入差距有正比例趋向，学历及受教育程度的家长对下一代的养成及收入差距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即我们平时所说的穷富二代就是这样的例子。

这样的情况下，缩减收入差距不仅仅需要解决短期问题，而且还需解决长期的收入差距问题。可行的方案之一是政府加大对全国范围内尤其是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随着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差异及城乡和地区间教育差异的缩小，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也会随之减弱。

从整个社会层面看，社会分配不公及非正常的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因素还包括非法或非正常收入，这其中包括一些私营企业的偷漏税、违法的走私交易的进行和政党官员的腐败收入及灰色收入。尤其是腐败和灰色收入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很大程度上引起公众的反感心理，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潜在威胁。但无论从何种层面上，种种收入差距不公的现状是没有任何正面效应的。收入分配需要一个理想的、成体系的改革方案来解决不公和差距扩大问题。然而，收入分配的变革又是需要深层次变动体制的，在现有的分配格局下进行改革，必然触犯某些获利集团的利益而遭受阻碍。短期内能有效的是相关收入分配制度政策的适应性调整，但同时，也应有心理准备，收入差距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仍面临扩大的趋势。某些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作为是消极的，但如经济体制改革、税收体制改革以及工资体制改革等是可以做的。目前来说，缓解收入分配不均比较重要的是对财政资金的分配格局作调整。适当的财政支出政策为农村地区稍做倾斜，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并建立覆盖全民的收入保障制度，是在国家财力和能力支付范围内的，政府完全有能力建立一个更好的政策体系。前瞻性的某些认识是必须的。一个问题如果真正等到它完全显露，到时再采取政策来制止是失效的且滞后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这种收入分配格局，我们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调整。

在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应当贯彻“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2008年我国的人均G D P已经达到3266元，已经有条件实行工业反哺农业，我国应当为农业的发展提供较好的环境，抑制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向农村“过度索取”的趋势。其次，取消二元户籍制度，促进城乡融合。应该说我国的二元户籍制度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乡人口流动，人为的将农村劳动力限制在了土地上，不利于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再次，要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有必要拓宽农村社保基金的获取渠道，通过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确国家、集体、个人的投保比例，防止农民“因病致贫”。最后，中央应当加大对于农村教育、医疗、生态保护等多方面的投入力度，加大惠农支出。在解决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上，笔者认为，首先，西部地区应当充分利用丰富的矿产资源，发展新型工业。西部地区的有色金属储量居全国前列，西部地区应当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发展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其次，西部地区的旅游资源较为丰富，西部地区可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加大对景区的宣传，搞好旅游开发。最后，西部地区有较为独特的地理环境，可以发展高附加值的农产品。西部地区有充足的日照且地热资源较为丰富，因此可以发展农产品的深加工，这不但有利于增加收入，也有利于抵御市场对农产品需求波动的风险。

在解决行业间收入差距的问题上，笔者认为，首先，我国应当打破政企不分的格局，实现政企分开。政府应当转变职能，成为企业的监督者而非管理者，这样才能使企业间进行公平的竞争。其次，我国应当完善相关立法，防止垄断行业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侵害消费者的权益。尽管我国从2008年起开始实施《反垄断法》，但由于没有实施细则，使得消费者的利益没有从根本上得以保证。最后，国家可以对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进行直接的监督，建立工资指导制度，调控行业间的收入差距。

综上，我们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更加重视公平分配，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四篇：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分析及对策.

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分析和对策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随着CPI 系数的增长，我国居民的实际收入却呈现出负增长的趋势。另外，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根据相关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了0.4的警戒线，高达0.45 以上。由此看来，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成为一个凸显的社会矛盾。

一、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的现状分析，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业间收入差距较大。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经济数据可知，中国行业最高收入与行业最低收入的比值是6 倍，而国际上的收入差距标准大约为3 倍,这说明我国行业间收入差距已经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而最主要的高收入行业集中在金融、电力、电信、保险、烟草等领域，这类行业的收入要比其它行业的收入高出2~3 倍。这仅仅是实际工资的对比，如果将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等相加起来，则这种差距将会扩大到6~10 倍。且在工资增长速度方面，高收入行业要比建筑业、采掘业、农林牧渔业等行业高出很多。不难看出，在行业垄断的背景下，只有那些垄断行业才有能力大幅度增加员工的工资、福利，由此也就形成了一种工资分配秩序的“潜规则”；

（二）、分配机制落后。当前，我国的再分配机制相对落后，这主要集中表现在几个方面：税收制度残缺“, 偷、漏、逃、抗税”等非法现象普遍，执法部门打击力度不足等。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税收不断增加的同时，我国的税收流失额也随之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政府主导的再分配措施最先是为了补市场机制下初次分配方面的公平缺失，但对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而言，却有着“逆向调节”的作用通常情况下，高收入群体缴纳的个税只占个人所得税总体收入的一小部分，而中低收入者则是纳税主体，很多高收入者却没有自觉履行纳税义务；

（三）、区域收入差距显著。我国地域辽阔，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地域经济、文化特色。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较，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尤其是近年来，东西部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还在不断上升。由于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居民自然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另外，在外资流入量较多的地区,居民收入的增长空间也会相对较大。根据相关的报道，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区是上海，最低的地区则是贵州，两个地区的人均GDP 之比为1：9.6；

（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受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差异的影响，我国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要比农村快很多，于是就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08 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额的绝对值为11020 元，城乡收入比高达3.35 倍。若在经济统计分析中，将城镇、农村居民所拥有的福利及其实物补贴；如公费医疗、财政补贴、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等也计算内，那么，城乡收入的差距则会更大。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增大的原因在于：

1、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

2、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方式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平等、公平的竞争原则,使得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拉大。

3、市场中的不完全竞争、产品的行业性垄断使得石油、电信、电力能源等行业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润，这是导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若要遏制住行业间工资差距不断上升的趋势，首先就要打破行业垄断格局，真正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五）、体制改革不到位。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也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一大因素。自改革开放以来，体制改革不但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而且也为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既带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也造成了人们生活富裕程度的差别。当前，城乡收入差距明显、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

（六）、区域间收入差距拉大。自然环境是制约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不同的环境常常会导致区域间的收入差距，这也会致使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明显的差异。例如，东部沿海地区自然环境相对优越,其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快；而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相对恶劣，其经济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东南沿海一带具有发展对外贸易的先天优势，并且集中了大批的出口加工企业，每年都可为当地创造大量的税收，因此地方经济相对发达，而这些区域的居民收入水平要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另外由于东部地区实行改革开放的时间较早，因此经济结构相对较为合理，这也是造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七）、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交流，并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一方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农产品市场难以扩张，农业生产难以持续增长，农民收入的增加受到严重影响；另一方面，农村消费市场的与城市消费品市场的等级在不断拉大，农村需求结构得不到提升，必然影响与需求有关的供给结构。总之，由于旧

体制依然存在，因此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有了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二、实现收入分配科学化的有效策略发挥宏观调控机制的调节作用。

（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我国应该将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放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上来，以保证整体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可以利用规范收入分配行为、加大再分配等措施积极构建“中部大、两头小”新分配格局。例如，可以运用分配制度改革措施来增加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管理人员等群体的工资，避免出现社会分配两极分化的现象。并且，还有必要针对国有企业实施限薪措施，防止垄断行业职工收入过高；

（二）、建立工资管理机制。最低工资制度是劳动和资本间分配关系优化的重要前提, 能够维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保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而，在制定科学合理工资指导线的过程中，应该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调整,建立起政府主导、工会推动、劳资互助的协商处理模式，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稳步发展，维护劳动者的切身利益。

(三)、积极调整再分配机制。第一，增强再分配支出力度。对于城镇居民基本的福利、补贴应采取货币化措施,针对农民的养老、医疗保险等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应该给予低收入群体更多的救助补贴和优惠政策。国家应逐渐增大对农村与经济落后地区的扶持力度，尽最大努力提升新型农业技术含量、提升规模农业的竞争力和农民的实际收入。此外，还应合理运用再分配处理措施调节部分人群收入过高的问题，促进分配秩序的规范性。第二，改革税收分配制度。国家需要制定一套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分配制度，并且保证个人收入规范化、合理化的实现。这一政策可先在高收入行业实施,然后不断推广给全社会。在法治层面，立法机关应该积极推动税收方面的法律制定工作。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必须坚持公平原则，将重点目标定位在高收入人群，并做好相关的调整工作。尤其是对于高收入行业的从业人员，全面做好征税规划,严厉处罚逃税、漏税等非法行为。在税率方面，应根据经济发展的实情及时做出调整，以保证我国税收工作的顺利开展。第三，建立完善的第三次分配体系。为鼓励富裕阶层积极投身于公益、慈善事业,要适当减免捐款的所得税。通过发展慈善事业,对社会财富进行合理调配,以此缓解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

（四）、加大教育、医疗、养老体制方面的改革。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国比较重视经济发展，但对包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社会体制建设和发展重视不够。近年来，国家提出了扩大内需的发展政策，但并未取得十分理想的效果。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惠及全民的教育、医疗、养老保障制度没有建立起来，老百姓不敢轻易地将历年来的积蓄花出。

因此，建立和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加大农村改革力度。第一，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这样可以增加农村就业机会, 减少农村存在的“隐性失业”问题。通过提供各种鼓励政策,提供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投资,从而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第二，加大农业支持，增加农民收入。继续完善当前的各种惠农政策,各级政府应当定期组织农民参加农业知识培训，引导农民进行规模经营，从而进一步增加农民的收入。第三，户籍制度改革。

（五）、要建立积极的公共政策，主动接纳农民进城，构建新型的现代城市户籍制度。

结语：

当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事关我国战略目标实现。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各级政府部门应该高度重视改善民生，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加快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第五篇：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

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根据现有国情，对所有制结构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和调整。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调整、确定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结构形式。

在这同时，对分配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与调整。与所有制结构相配套的分配制度是：

“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新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 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倡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实行这样一种分配制度，是由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

水平及所有制性质和结构所决定的。

自此以后，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已初步建立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以按劳分

配为主、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

经营积极性，城乡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然而，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的同时，居民的消费水平和储蓄存款也大幅增加。在经济迅速增长和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收入分配也出现了分化的趋势。

1、要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分析分配制度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不能否认，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是分配制度改革中出现的负效应。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改革目前正处于规律性的改革负效应释放期。任何经济改革，一定会有一个正效应释放期和负效应释放期，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中，社会经济集中体现的主要是正效应，如经济增长、收入提高等，一些负效应还处于积累阶段，并没有集中释放。但是到近两年，我们的改革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改革的一些负效应开始显现和释放，尤其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这些负效应的释放可能会比较显著，中国的总体经济改革开始进入负效应释放期，分配制度表现出的一些问题是这些负效应的表现之一。

2、分配制度改革中应该坚持效率优先，注重社会公平。

在分配制度改革中，在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坚持“各种生产要素参加分配”的同时，要更加注重解决起点、机会、过程的不公平。收入差距过大不仅关乎社会公平问题，同时会影响到社会资源、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如何让普通劳动者真正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调整利益格局，缩小收入差距，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我们必须以追求起点和过程的公平为重点来进行分配制度改革。

3、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是解决分配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的惟一有效途径。

按照国际通行的衡量标准，我国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处于较大区间，但是从我国人口、幅员、改革开放以来群众生活普遍提高等具体情况，以及经济结构和体制转型的现实状况分析，目前总体收入差距仍在可承受或可控制的范围内，但是由于分配制度不完善，分配秩序混乱，分配不公正和贫困问题日益显现化，社会成员心理感受到的收入分配矛盾更为突出，各方面的反应较大。在改革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坚持改革的根本方向不动摇。

目前的改革分配制度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要加快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二是要积极扩大就业。三是要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四

是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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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要坚持正确的指导原则：一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和创造先富起来，切实保护公民合法收入和私人财产。二是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尽快扭转城乡、地区和不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第一，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主要是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关键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保障标准，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加强国家对企业工资的调控和指导，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特别要抓紧解决农民和农民工两个群体收入增长较慢的问题。第二，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强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加强个人收入信息体系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减少税收流失。研究适时开征物业税。鼓励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对公益事业的捐赠款项实行全额税前列支或抵扣。第三，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完善垄断性企业资本收益的收缴和使用办法，合理分配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利润。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建立根据经营管理绩效、风险和责任确定薪酬的制度，完善监管办法，并对职务消费作出严格规定。第四，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要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堵住国企改制、土地出让、矿产开发等领域的漏洞，深入治理商业贿赂。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偷税漏税、内幕交易、操纵股市、制假售假、骗贷骗汇等经济犯罪活动，切断违法违规收入渠道。加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小金库”治理工作力度，并向社会团体和国有企业延伸。推进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清理和规范工资外的各种津贴补贴、非货币性福利等。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深化政务公开，严禁国家机关和教育、卫生等事业单位以及供水、供气、供电等企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涨价，严厉查处官商勾结、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行为。大力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从源头上消除腐败行为滋生的土壤。第五，保障城乡低收入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这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要通过发展生产、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途径，让低收入群体有一个基本的收入，同时解决好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民生问题，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益。要保障困难群众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有效发挥和调动他们依靠自己力量改善生活的积极性。第六，继续抓好农村扶贫工作。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村有了低保制度，就不再需要扶贫了。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低保只能解决温饱问题，要从根本上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还必须坚持走开发式扶贫的路子，这一点不能动摇。现有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生存环境恶劣、生态脆弱的地区，扶贫难度大，返贫问题严重。要把扶贫开发的重点放在贫困程度较深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特殊类型贫困地区。对一些生态环境脆弱、不适合人类生活居住地区的居民，要逐步迁移到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实行生态移民、异地扶贫。继续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不断完善劳动力转移培训、产业化扶贫等政策。创新工作机制，实现农村低保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