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调查报告（范文模版）

第一篇：关于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调查报告（范文模版）

【摘要】本文在分析解决我国当前收入差距以及分配不公问题的迫切性、总体估价近年来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之后，着重从税法调节、公务员工资、垄断性行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应注意研究的问题，逐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收入分配协调平衡机制。

【关键词】收入分配税收调节体制改革社会保障收入分配问题是当前社会各界最关注的社

会问题之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对收入分配领域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却存在明显分歧。由于依据不同的判断会形成不同的政策思路并会产生不同的政策效果，因此，有必要对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个人的思考。

一、关于解决收入差距及分配矛盾的迫切性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并且一直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是公认的事实。但目前问题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社会上也有明显不同的判断。一种判断认为有问题，但并非很严重，收入差距状况及有关矛盾还处于社会可承受能力之内，鉴于部分行业仍存在的平均主义，收入差距再拉大一些也没有关系；另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目前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虽然说还没有引起激烈的社会冲突，但至少已经到了可承受力的边缘。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是，大范围的收入差距拉大与部分行业内部的平均主义并存。但从宏观角度分析，收入差距及分配方面的问题已成为当前的主要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对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来说更加迫切。

从我国客观的收入差距状况看，目前得到社会各界基本认同的基尼系数（城乡合计）测算结果大概在左右。考虑到农民收入与城市收入的不可比性以及对高收入和非法收入的严重统计偏差，实际差距会更大。左右甚至事实更高的基尼系数，表明中国的收入差距状况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按照国际上公认的经验性结果，基尼系数超过就很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甚至动荡。由于中国仍是一个低收入国家，收入差距过大，必然意味着一部分甚至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贫困，而在近几年，这种扩大则伴随富有者越来越富有、贫困者越来越贫困的“两极分化”特征。因此，应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戒。

不仅实际差距状况已经到了值得高度关注的程度，分配过程中还存在严重的“不公”问题。首先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分配秩序比较混乱。寻租、设租等各种形式的不公平竞争、权钱交易等各种形式的腐败和非法收入问题大量存在，且有泛化趋势；其次是在再次分配领域，调节平衡功能弱化，甚至出现了“逆调节”的特征。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造成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严重损害了普通公众的基本利益。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可以说更为突出，使得人们更无法认同现有的分配结果。

综合各种调查研究成果，目前公众对收入分配状况的不满程度相当高，其中作为基本政治力量所依靠的工人、农民的不满程度更高，且一些不满情绪已经开始转为对政府以及改革的不认同。更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基于严重不满情绪的社会矛盾、冲突已经开始显现。目前各种群体性事件、各种经济犯罪、刑事犯罪问题都很突出，收入差距及有关分配矛盾无疑是最重要诱因之一。此外，过大的收入差距也对经济增长形成了很多负面影响，比如降低居民预期，影响消费增长等等，有关问题在近些年也已经充分显露。

总之，目前的收入差距状况以及分配过程中的各种问题都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长此以往，势必会严重影响经济与社会稳定，甚至会断送改革前程，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笔者以为：当前，我国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上的基本政策目标应是：按照十六大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通过税收、体制改革等各种有效手段，在不断提高按“效率”初次分配的合理性、科学性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保证再分配调节后的收入差距不再继续扩大，并逐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收入分配调节平衡机制。

二、对近年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估价

鉴于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客观地对改革以来在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实践进行估价，总结经验和教训无疑十分重要。从所掌握的情况看，目前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总体评价也存在明显分歧。比较积极和乐观的评价认为，虽然目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分配格局调整是成功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收入分配体制已经基本确立。批评性的意见则相反，认为分配体制改革虽有不少进展，但问题更多，当前的分配体制及分配格局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严重制约因素，很多矛盾还日趋严重。

毫无疑问，否定改革以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成就以及有关改革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贡献是不客观的。但在目前事实上存在诸多问题、社会反应日趋强烈的情况下，过分突出改革成就也是不客观的。笔者认为，这些年的改革有突出成绩，也有突出问题。最突出的成就集中体现为比

第二篇：关于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调查报告

【摘要】本文在分析解决我国当前收入差距以及分配不公问题的迫切性、总体估价近年来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之后，着重从税法调节、公务员工资、垄断性行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应注意研究的问题，逐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收入分配协调平衡机制。

【关键词】收入分配税收调节体制改革社会保障

收入分配问题是当前社会各界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对收入分配领域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却存在明显分歧。由于依据不同的判断会形成不同的政策思路并会产生不同的政策效果，因此，有必要对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个人的思考。

一、关于解决收入差距及分配矛盾的迫切性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并且一直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是公认的事实。但目前问题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社会上也有明显不同的判断。一种判断认为有问题，但并非很严重，收入差距状况及有关矛盾还处于社会可承受能力之内，鉴于部分行业仍存在的平均主义，收入差距再拉大一些也没有关系；另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目前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虽然说还没有引起激烈的社会冲突，但至少已经到了可承受力的边缘。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是，大范围的收入差距拉大与部分行业内部的平均主义并存。但从宏观角度分析，收入差距及分配方面的问题已成为当前的主要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对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来说更加迫切。

从我国客观的收入差距状况看，目前得到社会各界基本认同的基尼系数（城乡合计）测算结果大概在左右。考虑到农民收入与城市收入的不可比性以及对高收入和非法收入的严重统计偏差，实际差距会更大。左右甚至事实更高的基尼系数，表明中国的收入差距状况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按照国际上公认的经验性结果，基尼系数超过就很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甚至动荡。由于中国仍是一个低收入国家，收入差距过大，必然意味着一部分甚至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贫困，而在近几年，这种扩大则伴随富有者越来越富有、贫困者越来越贫困的“两极分化”特征。因此，应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戒。

不仅实际差距状况已经到了值得高度关注的程度，分配过程中还存在严重的“不公”问题。首先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分配秩序比较混乱。寻租、设租等各种形式的不公平竞争、权钱交易等各种形式的腐败和非法收入问题大量存在，且有泛化趋势；其次是在再次分配领域，调节平衡功能弱化，甚至出现了“逆调节”的特征。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造成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严重损害了普通公众的基本利益。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可以说更为突出，使得人们更无法认同现有的分配结果。

综合各种调查研究成果，目前公众对收入分配状况的不满程度相当高，其中作为基本政治力量所依靠的工人、农民的不满程度更高，且一些不满情绪已经开始转为对政府以及改革的不认同。更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基于严重不满情绪的社会矛盾、冲突已经开始显现。目前各种群体性事件、各种经济犯罪、刑事犯罪问题都很突出，收入差距及有关分配矛盾无疑是最重要诱因之一。此外，过大的收入差距也对经济增长形成了很多负面影响，比如降低居民预期，影响消费增长等等，有关问题在近些年也已经充分显露。

总之，目前的收入差距状况以及分配过程中的各种问题都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长此以往，势必会严重影响经济与社会稳定，甚至会断送改革前程，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笔者以为：当前，我国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上的基本政策目标应是：按照十六大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通过税收、体制改革等各种有效手段，在不断提高按“效率”初次分配的合理性、科学性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保证再分配调节后的收入差距不再继续扩大，并逐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收入分配调节平衡机制。

二、对近年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估价

鉴于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客观地对改革以来在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实践进行估价，总结经验和教训无疑十分重要。从所掌握的情况看，目前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总体评价也存在明显分歧。比较积极和乐观的评价认为，虽然目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分配格局调整是成功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收入分配体制已经基本确立。批评性的意见则相反，认为分配体制改革虽有不少进展，但问题更多，当前的分配体制及分配格局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严重制约因素，很多矛盾还日趋严重。

毫无疑问，否定改革以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成就以及有关改革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贡献是不客观的。但在目前事实上存在诸多问题、社会反应日趋强烈的情况下，过分突出改革成就也是不客观的。笔者认为，这些年的改革有突出成绩，也有突出问题。最突出的成就集中体现为比较彻底地打破了以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计划分配体制，调动了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性；而最突出的问题，在于新的、适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分配体制和分配格局还远没有形成，并因此导致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矛盾。换句话说，比较成功地完成了对旧体制的“破除”过程，但却没有有效建立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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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部门收入分配的主要矛盾

年代中期以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主要矛盾是计划分配体制造成的平均主义，对此，社会各界都没有异议。年代中期到年代初，则既有计划分配体制遗留的平均主义问题，也有随经济体制和分配体制变革而出现的差距过大问题，对此，社会各界也没有异议。那么，目前国有部门收入分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如前所述，笔者的看法是：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与部分行业内部的平均主义并存。之所以这样讲，主要基于以下两点：

第一，由于所赋予的权力、职责的不同，一些部门可能存在大量的非正常性收入，这部分收入会变相地通过福利、奖金等方式惠及本部门人员；而另一些所谓的“清水衙门”，除了国家财政拨付的工资外，基本上没有获得隐性收入的渠道，这些部门的人员的变相收入较少或者没有，客观上形成了收入上的差距。同时，也不排除在同一单位内部，一些人通过权力寻租以及管理层不合理配股所获得的额外收入。

第二，与收入差距拉大同样突出的是机关事业单位以及部分国有企业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实事求是地讲，虽然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机构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但在改革的层次、力度包括方式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总体推进的效果还不理想。因此，单位内部正常的工资收入仍然存在着突出的平均主义。这种现象的存在，仍在扼杀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要解决国有部门存在的主要矛盾，就应该运用机构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和工资制度改革等多种措施，充分引入内部竞争机制，实行人才、劳动力充分流动，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打击贪污腐败行为，双管齐下，综合治理。

关于机关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可首先从公务员工资入手。公务员工资涉及的利益方不多，全由财政出资；人员比较整齐，差别比较单一，主要是职务和级别差距；机制比较单纯，不直接由市场调节。可考虑尽快着手理顺公务员工资关系，逐步地、稳妥地实现统一的公务员工资制度。在原则上，比较一致的思路是：扩大职级差别，缩小地区和行业差别；扩大基本工资和职务津贴部分，缩小乃至取消非正式的补贴；增加透明度，加大审计和舆论监督力度。要大力加强中央权威，尽快结束自行其是，谁有钱谁发的局面。

关于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是应从产权制度改革入手，建立出资人为主决定收入分配的制度，从产权制度设计上解决出资人缺位问题；二是以经营者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重点，通过建立科学的企业效率评价体系、健全企业内部法人治理结构以及完善面向市场的选聘机制，为经营者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打下坚实基础；三是深化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力推行岗位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四是转变政府对企业工资收入分配的管理方式，进一步完善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体系。

五、关于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调节应注意的问题

本文所讲的垄断性行业，在中国的特定情况下，是指有一定自然垄断特性，同时也有很强的行政性垄断性质，通常以国有独资或控股，获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全国性、行政性的大公司或主管部门为主的行业。大致可分为技术性垄断行业与政策性垄断行业两种。前者包括水、电、煤气、铁路等行业，其垄断是由生产技术决定的；而政策性垄断则是由政策硬性规定所致，这方面行业有金融、保险、电信、民航、有线电视等行业。

垄断行业依靠国家特殊政策可获取超额垄断利润，工资高、职业稳定，自然成为许多人向往的行业。“能力强不如入对行”，这是民间流传的一个说法，“换个单位上班，工资能翻几番”的现象大量存在。像烟草、电信、民航、电力、新闻媒介等垄断性强的行业和一些资本技术密集型大中型企业，员工的工资收入和各种福利待遇快速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显示：××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年工资为元。其中，非垄断行业的农林牧渔业职工工资为元，电力、煤气、水等垄断行业是元，而金融业，职工年工资高达元。如果考虑到工资外收入，上述差距还会更大。××年的《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广州市电力集团公司一名普通职工的月工资不到元，但加上奖金、住房公积金及各种补贴后，其年薪可达到万元，相当于全国职工年均工资的倍。深圳一家证券公司的司机年薪达万元，是广东省在岗职工年均工资的倍。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纺织、煤炭、粮食、森工、军工等行业有一大批企业陷于困境，员工收入普遍下降，少数人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为继。考虑到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不少城市家庭成员就业往往集中于一个行业或一个企业，因此，公有制经济的这种分化在一定范围造成了居民家庭之间贫富差距呈加速扩张态势。

关于调节和规范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一是要制定消除垄断、鼓励竞争的法律法规，对垄断企业建立资格审查及事后监督机制。对政策性垄断行业，要加快企业改制，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使之充分市场化，取消其垄断行业的地位。而对生产性垄断行业，生产的是公共产品，应以满足公共需要为第一目标，其次才是获取利润。

二是要调控其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给垄断性行业职工以中等稍偏上的工资，以社会平均利润率作为企业利润率，最后才计算产品价位，即生产成本加职工工资，再加上平均利润。举行价格听证会无疑是公共产品定价的有效做法，但前提是听证单位的财务必须透明。

三是加强对垄断行业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和职工个人所得税的监管，主要是加强对所得额的审计，准确掌握垄断行业及其职工的真实收入。

六、关于通过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配的分析

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阶层分化是必然发生的

第三篇：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需深化体制改革

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需深化体制改革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２９日电（记者韩洁）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２９日在北京说，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需深化体制改革，亟待进一步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此间开幕的由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财经战略年会２０１２”上，王保安就财政体制改革与财政创新问题发表了主旨讲话，其中谈到了财政如何支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王保安说，当前舆论关注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这其实只是一个表象，百姓之所以有意见是因为其背后的分配不公问题。财政支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就是通过实施各种补贴政策以及建立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等政策来实现收入分配的公正化。

对于财政如何支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王保安指出，财政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财政既承担着支持体制改革的职责，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平台和信用标志。因此财政在支持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要进一步淡化行政性配置资源的色彩，支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让筹资、投资、决策与经济责任形成相符相关的运作机制，这是提升产业结构的基本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刚刚闭幕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将“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列为２０１３年财政支持社会事业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项重要内容。此次会议明确，明年将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推动实施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政策。继续做好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工作，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政策。切实减轻困难群众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负担，提高居民福利水平。

第四篇：浅议中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及对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

浅议中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及对策

XH 居民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当前内需不足主要根源是居民收入偏低。分配制度不够合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关系到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问题。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同社会群体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转型非常关键的一个趋势。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这种趋势在过去10年间显得尤为突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益发展的“国家主义”的经济结构，它所导致的权力和垄断成为收入差距的一个根本结构性来源。在新一轮的收入差距扩大化进程中，尚未完全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灰色收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后果已经远远超越分配领域，对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大部分经济学家对中国基尼指数的估计在0.45和0.5之间，远高于0.4的世界警戒标准。如此大的收入差距也将中国和东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分配结构区分开来，例如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即使是比起金砖四国，中国的收入差距也仅仅略低于巴西，而高于俄罗斯和印度。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实际的收入分化程度远远大于建立在官方统计数据之上的估值。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灰色收入”实际上并未计入官方统计，使得官方统计大大低估了最富阶层的收入水平。根据王小鲁博士过去三年对灰色收入所作的系统取样和研究，中国城市家庭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要远远大于根据官方数据所作的估计，可能远超过0.5这个危险临界点。根据王小鲁的最新估计，灰色收入可能占到国民收入的15％，其中90％更是被收入最高的10％家庭所占有。

近10年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还伴随着私人财富差距的急剧增长。经济学家们根据家庭收入和财富的独立取样调查，对当今中国的财富分配格局做出了比收入分配更加惊人的估计。即使是从最乐观的结果看，10％的家庭实际控制了私人财富的45％以上。私人财富分配与灰色收入紧密相关。

与很多人看法相反，我们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然结果。从全国范围来看，除去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当今中国城市家庭的收入差距和经济结构，尤其是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垄断密切相关。例如国有能源、电信和运输行业的正式员工的收入以及各种福利补助，就构成了家庭间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来源。社会福利体系的过度市场化，例如教育、住房和医疗的过度产业化，在导致分配体系扭曲的同时，更加剧了收入差距扩大化的社会影响。

家庭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日益不均，一方面是中国独特政治经济体系的产物，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这就包括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扭曲的国内经济结构，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以及日积月累的系统性政治风险。在房地产市场和年轻人群体当中，这种收入不均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尤为严重。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在网络舆论中充斥的不满情绪，更反映在以各种形式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尤其是暴力事件之中。

值得庆幸的是，各级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已经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例如扩大社会福利支出和修改最低工资条例，缓解贫富分化并减轻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不过，这些政策目前的成效并不很大。十七届二中全会公布的《发展规划》中，中央政府宣布要系统地提出一系列新战略，改革分配体系，以便遏制收入差距的快速扩大。虽然我们尚未看到这些政策细节的出台，但这些新政策无疑会成为下一轮社会和经济改革的重点。过去一般认为中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均主要来自不同区域、产业和所有制形式下经济效率的差别。现在，人们日渐认识到，中国城市家庭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更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比如，工资收入很大程度上并非绝对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是地位的高下、行业垄断和个体所占有的社会资源所致。这种情况在“灰色收入”主导的收入格局中就更加纷繁复杂。灰色收入是指在正式收入之外的，未计入国民收入统计的那部分家庭收入。对于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灰色收入在总体收入中的比重要大于50％。

如果我们对比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那么国有垄断行业是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来源。各种研究均表示，垄断行业的收入在全国各行业都是最高的。平均下来，一个垄断行业的正式员工的工资加津贴和福利可以达到其他行业的4到10倍。对于任何一个央企而言，一般一个人的年均劳动报酬大约是12万，这比全国其他行业的平均水平要高出4～5倍。众所周知，这并不是因为垄断行业本身效率要比其他行业更高，员工比其他行业更勤奋，而是由于国有资源的垄断收入所致。这些资源收益中的绝大部分本来应该是归一般国民所享有。

比起垄断行业员工，公务员系统和部分事业单位员工的灰色收入也不遑多让。多年以来，随着中央和地方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省市级财政的急剧扩张，再加上各部门利用行政权力寻租行为的猖獗，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已经是今非昔比，大大超过其他行业实际收入的增幅。而一般单位和私营企业员工在“劳动力买方”市场的大格局下，一方面要面对组织化的资本，另一方面又得不到国家的支持，而且又没有可靠的工会组织，最后拿到的只是维持温饱的基本收入。即使是在《劳动法》颁布这三年以来，普通劳动的实际收入增长仍然低于GDP、垄断行业与公务员的收入增长，这恰好证明妨碍劳动者收入增长的制度因素尚未革除。中国国民经济分配体系中“权钱”结合与过度市场化的“渐退”分配机制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另一个主因。根据中国家庭收入统计项目1998-2002的资料，以福利市场化为标志的上一轮社会改革就严重损害了中下层的利益，大大抑制了大部分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据估计，如果把国有单位的住房福利这部分隐形收入算进来，那么早在2002年房价激增之前，住房补贴就导致了16％的城市收入差距。当然，在房地产泡沫的驱动下，现在这一比例更高。对于政府官员而言，住房补贴只是各种隐形补贴的一种。同理，权力位置也给予公务员阶层，尤其是政府官员更多的额外获利机会，这就必然导致社会阶层间收入差距的恶化。

更重要的是，工资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持续下降，意味着大部分国民的实际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增长。换句话说，这反映了劳动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相反，企业利润尤其是垄断利润、各种租金尤其是土地和资源和国家税收一直在加速增长，除了用于积累和投资以外，这其中一部分就形成了灰色收入。正如王小鲁推测，高收入家庭绝大部分的灰色收入并非劳动收入，而很可能正是从这些渠道中获取。这些灰色收入的存在使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远比官方数据更严重；这种差距并没有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而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综上所述，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和垄断的强化可能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最为深刻的体制根源。我们必须承认，强势的国家是主宰中国“财富蛋糕”分配的关键力量。我们可以把90年代分税制改革以来的国家财政收入和工资总量在GDP中的比重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在90年代初，税收和工资占GDP比重都从15％开始下降，而月工资的比重下降得比税收要缓慢，但90年中期来，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和工资的相对停滞，已经导致财政收入达到GDP的20％，而工资总额却进一步下降到10％。中国一般民众的收入水平就是显而易见的。“内需不足”也自然成为一个永久的问题。

收入不公可能对经济、社会甚至政治体系造成一系列长期的恶劣影响。中科院前年的一项调查，采集了五个省份40个县市的城市居民对当今社会的意见。该调查表明，收入分配已经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第二严重的社会问题。持续的工资收入低迷、难以承受的房价负担和高昂的医疗成本被认为是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

另一个相关社会问题是民间相对剥夺感的急剧上升。2008年《人民日报》下属人民论坛的一项大型网络调查发现，68.5％的受访者不满意于当今社会的收入分配，并认为他们的劳动价值被低估和剥削。更重要的，绝大多数(96％)的受访者已经认识到，公权力是造成公平正义缺失的重要根源。相对剥夺感、对社会分配体系不公的怨恨以及对社会阶级固化的担忧，构成了社会和谐稳定的长期隐患。

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收入差距以及社会经济机会分配问题也是近几年来边疆省份社会冲突的根源之一，例如2008年的西藏事件和2009年的新疆事件。当小部分藏族人和维吾尔族人，尤其是日益膨胀的少数民族青年，不能很好地整合到现存市场经济结构之中，他们对经济意识更强、机会更多的汉族人就容易怀有敌意，误认为汉人在经济上的成功与他们对机会垄断相关。

另一个相关的现象就是在中国愈演愈烈的仇富仇官现象，以及底层民粹主义思潮的重新抬头。“仇富”思想是当代中国社会分配不均和公正缺失的一种病理学反应。近年来，围绕着“富二代”和“官二代”的财富和权力继承，网上讨论不断，激烈言论层出不穷。富二代和官二代往往被视为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均和社会地位不公的标本，频繁受到中下层的激烈批判。而事实上，这只是社会经济差距拉大的一种集中反映，在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这种存在于富人阶层、官员和一般民众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通过经济增长得到消解，一旦增长停顿或者物价失控，就难免爆发。

最后，当今分配体系的问题，还必然影响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导致中国经济进入恶性循环，以至最后促发危机。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目标是“消费社会”和内需经济，但随着国民收入、财富和资源不断向少数富人和政府机构集中，越来越多的资源会被导向投资、腐败和财富转移，也就是“钱生钱，钱生权和权生钱”的“内部自循环”当中，而真正建立在劳动和创新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却难以得到当今分配体系的充分支持，必须依靠广大中产阶级才可能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必然进一步萎缩。这样，中国离共同富裕的中产社会或者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会渐行渐远，而不稳定的经济结构会进一步得到强化，直到政府的动员能力遭遇到人口、资源和国际市场的瓶颈，最后面临经济发展难以为继的局面。

在改革初期，邓小平早已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而“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只是为了目标必须做出的一种不得己的选择。如果收入差距达到一种不可调和的程度，那么改革也就是失败的。现在，改革的设计师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在发生，而政府也在调整政策，只是尚未取得很好的效果，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 要想调整收入分配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调整收入结构的一个比较顺其自然的办法就是提高劳动者收入，加大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借助劳动市场力量平衡收入分配的失衡。提高劳动者收入也是当务之急。这不仅仅涉及分配体系中的不合理因素，而且能够推动整个经济体系向“科学发展观”的方向发展。这种方案的另一个优势是，作为利益集团之一的政府本身，不必从自身寻找初始动力，而是通过适应市场向市场借力。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劳动者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优势。正是这种廉价劳动力优势促成了中国过去20多年的高速发展。但是，当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不能及时实现优势转型的时候，廉价劳动力到今天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劣势，也有效地阻碍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尽管中国现在也想提高劳动者工资，中央政府已经制订了最低工资制，但很显然面对的阻力非常之大。不仅资方反对，连地方政府也反对。近年来，虽然对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讨论多了起来，但没有出现有效的政策和制度。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调整分配格局，中国要向发达经济体取经。事实上，在任何国家，资方不会自动提高劳工者工资，压低劳动者工资是资本的本质。在西方发达国家，长期的劳工运动，或者工人阶级运动在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资方和劳方的长期互动，主要是后者的抗争，西方发展出了很多劳资谈判制度。政府介入其中，因为有民主的压力，政府不能简单地站在资方一边，因此成为了协调者。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促成了资方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管理水平来增加利润。没有劳动方的压力，技术进步不会那么快。

要实现劳动者收入提高的目标，光靠政府提高最低收入标准是绝对不够的，政府能直接影响的，还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要真正改善劳动者地位，政府可能必须重新考虑工会的作用。如果政府还继续站在资方一边，帮助资方压低劳动者工资，那么在劳动者、资本和政府三边之间，力量继续失衡。表面上，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从长远看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可持续的发展。道理很简单，经济的发展应当依靠的是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人为地压低劳动者工资。所以，一个办法就是增加工会的相对独立性，允许工人发挥更多的主导作用，而政府只是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角色，这样在当前劳动力市场开始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的转型过程中，工人只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就可以快速地提高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促进劳动收入的逐步提高。

当然，顺应市场力量，提高劳动者收入，只是改革的一个突破口，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才能够全面改革分配体制，进而引领整个经济结构的改革。这就包括：限制国企垄断和恶性扩张、引入民间力量改革金融体制、拓宽民间融资渠道、加强技术教育、建立官员收入申报体系以及我们现在热烈讨论中的税制改革。通过这样的整体性改革，扭曲的经济结构能够向更有效的方向发展，灰色收入也能从源头上得以限制和管理。最终，中国的税收体系也将从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向渐进的直接税转型，收入分配也被纳入国家力量的控制之下。

第五篇：理论热点面对面2011之怎么解决分配不公

《从怎么看到怎么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1》怎么解决分配不公

进入“十二五”开局之年，一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接力赛”在各地展开：北京调高至1160元，上海1280元，广东1300元„„ “全国最高”标准屡屡易主。上半年，已有18个省区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体现“劳有所得”原则、增加普通劳动 者收入的重要举措，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分配公平的重要内容。

收入分配是直接关系老百姓“钱袋子”的大事。“钱袋子”越鼓，人们生活越有保障；财富分得越公，人们越能心平气顺。对于当前存在的普通劳动者收 入偏低，不同地区、行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等分配不公现象，人们反映强烈。在做大财富“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

◇ 调控持续加力 分配不公仍凸显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逐步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有效地激发了社会创造活力，促进了社 会财富的极大增加，人们的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但近年来，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分配不公问题凸显出来。

党和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调整分配关系。如连续7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年均增长10%；连续8年出台涉农 “中央一号文件”，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题研究“三农”问题，惠农力度不断加大；“十一五”期间，各地平均3.2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每次平均增幅 12.9%；加大对低收入群众的帮扶力度，实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覆盖，基本建立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等等。这些措施开始取得积极成效，“十一五”期间，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实际增长9.7%和8.9%，2010年农村居民收入涨幅自1998年以来首次超过城市居民。

但也要看到，收入分配领域的很多问题依然存在。比如，国民收入分配过多倾向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居民收入占比持续下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 比重持续下降，普通劳动者收入长期偏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达3.23倍；垄断行业收入明显偏高，行业 间收入差距仍然较大，2009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金融业工资是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工资的4.7倍；“灰色收入”、“隐性收入”甚至非法收入大量存在。

“莲发藕生，必定有根。”当前存在的分配不公现象，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社会历史原因。分配不公看似是近些年的事情，但实际上，有些是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问题。如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等，都是造成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

体制改革不到位。目前我国还处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法律和制度还不健全，使得一些人钻法律和制度的空 子，通过不正当手段牟取财富。而有些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因素仍然存在，比如行政性垄断等，造成了市场竞争不公平，也导致分配不公。

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二次分配中，再分配调节机制不健 全，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尚未有效发挥；财政支出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比重偏低，均衡性转移支付比例过小；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对社会困 难群体的保障力度不够，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管理机制、监督机制等还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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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分配机制

社会分配机制主要有三个层次：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初次分配是按照各生产要素对国民收入贡献的大小进行的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把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拿出来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险系统进行重新分配，主要由政府调控机制起作用。第三次分配是指动员社会力 量，建立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等多种形式的制度和机制，是社会互助对于政府调控的补充。

“事不公则心不平，心不平则气不顺，气不顺则难和谐。”如果对分配不公问题不高度重视，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妨碍经济健康运行，抑制社会创造活 力，而且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有悖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因此，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是一项十分现实而紧迫的任务。必须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深入 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下决心、下功夫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促进分配公平。◇ 提高劳动报酬 劳有所得“鼓腰包”

劳动是财富之父，是百姓致富之源。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来源出现多元化趋势，经营性收入、投资及财产性收入等不断增加，但对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讲，主要收入来源仍然是劳动报酬。

近年来，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持续下降，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这已成为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问题，引起党和政府高度重视。2010年以来，各地普遍提高一线职工工资水平，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强农惠农力度，将分配的“天平”向普通劳动者倾斜。但总的看，普通劳动者收入低的状况还未得到 根本改变。有学者统计，2000年以来，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长达35.3%，但职工工资增长只有14.1%。这不仅影响了普通劳动者生活 水平的提高，也成为拉动消费需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严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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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在统计学中，一般以年主营业务收入作为企业规模的标准，达到一定规模要求的企业就称为规模以上企业。规模以上企业也分若干类，如特大型企业、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等。目前在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

解决分配不公问题，首先就要切实提高普通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胡锦涛总书记在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强 调，“不断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两个同步”的目标：一是实现居民收入 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二是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些都体现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的鲜明导向和政策思路。今后几年，应 按照这样的思路，切实提高劳动收入占比，让普通劳动者的“腰包”鼓起来。

促工资增长。工资是劳动报酬的主要形式，提高工资收入是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的主要途径。要按照市场机制调节、企业自主分配、平等协商确定、政府 监督指导的原则，形成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机制和增长机制。健全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发挥工资指导线的作用，指导企业 依据薪酬信息，及时调整企业内部各工种（岗位）间工资分配关系。加强工资立法和劳动标准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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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指导线

工资指导线是政府对企业工资分配进行规范与调控，使企业工资增长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企业货币工资水平增长幅度的标准 线。工资指导线水平的制定应以当地政府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本地区经济增长、社会劳动生产率、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预期增长水平等为主要依据，并 综合考虑国家、本地宏观经济环境及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本地城镇就业状况、劳动力市场价格、人工成本水平、对外贸易状况等相关因素。

提最低标准。最低工资是满足劳动者基本生活需求的底线。应该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等因素的变化，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并督促企业严格执行最 低工资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十二五”时期，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将达13%以上，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40%以上。

推集体协商。一般而言，在劳资关系中，劳动者个人往往处于“弱势”。集体协商对于增加工人发言权，改变工资由企业单方决定的现状有重要作用。要 通过经济、法律、信息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积极稳妥扩大覆盖范围，使职工敢谈、会谈，企业愿谈，最终谈得拢，促进职工工资合理 增长，劳资互利双赢。全国总工会提出，2011年年底，已建立工会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覆盖率有望达到60%，2013年年底达80%以上。

工资集体协商

工资集体协商是指职工代表与用人单位代表依法就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制度、工资分配形式、工资支付办法、工资标准等事项进行平等协商，在协商一致的 基础上签订工资协议的行为。它一方面能够维护一线职工的权益，使工资增长与企业效益提高相适应，确保每个职工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有利于建立和 谐稳定的企业劳资关系，增强企业凝聚力。《劳动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明确要求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

权威声音

工资集体协商还需法律护航

张鸣起（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工资集体协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企业工资管理制度、理顺企业内部分配关系、保障劳动关系双方合法权益、解决 劳资关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手段。加强立法和政策保障，提高工资集体协商相关法律法规的完整性，是推进和完善工资集体协商的首要前提。

抓农民增收。农民群体数量大、收入低，提高农民收入是促进分配公平的重点。“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了今后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以上的 目标。为此，必须继续完善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多渠道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2011年中央将新增用于“三农”的支出1300多亿元，增加良种补贴资金16 亿元、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20亿元，并大幅提升粮食最低收购价，强农惠农政策的含金量超过往年。目前，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超过50%。要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平稳有序外出务工，努力实现农民工与城镇就业人员同工同酬，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针对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有关部门 将启动清欠专项行动，三年内实现全国基本无拖欠。

政策传真

近年来关于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文件和法律规定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2006年3月27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2008年12月20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解决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紧急通知》（2010年2月5日）

◎《关于加强建设工程管理 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通知》（2011年1月28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五部委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将“恶意欠薪”入罪（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2011年2月25日通过）

随着广大普通劳动者收入的不断提高，将有更多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扩大，将使我国的分配格局更加合理，逐渐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

◇ 规范分配秩序 强化监管保公平

西方一位哲学家说过： “良好的秩序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基础。”我国也有句俗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些说的都是秩序、规则的重要性。规范的秩序、合理的规则，是分配公平的前提；秩序被破坏、规则不合理，必然导致分配不公。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还存在一些不规范现象：同工不同酬、同岗不同酬，工资外收入、非货币性福利混乱，非法收入、“灰色收入”突出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分配公平。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就要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强化政府监管，加快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对非法收入，应坚决取缔。违法、违规获得巨额财富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分配秩序，人们反映强烈。必须进一步加大“打非”力度，坚决堵住国企改制、土地出让、矿产开发等领域的漏洞，深入治理商业贿赂。严打侵吞资产、贪污贿赂等行为，查处走私贩私、操纵股市、制假售假、骗贷骗汇等非法活动。

对“灰色收入”，应大力规范。目前，对礼金、红包、出场费、好处费及各种名目的“福利”等形式的“灰色收入”，监管存在不少漏洞。应该加大规范 力度，加快建立收入信息的监测系统，清理规范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外收入、非货币性福利等。继续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深入开展“小金库”治理工作，并逐步向社会团体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延伸，坚决切断产生“灰色收入”的渠道。

对垄断收入，应严格调控。一些行业凭借国家赋予的垄断权力轻而易举地获取巨额利润，并将其转化为员工的收入和福利，社会意见很大。对必须由国家 垄断的行业和领域，要完善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加强监管，使其行业收入透明化。目前，有关部门正抓紧研究制定国有企业工资总额改革办法。同 时应扩大国有资本收益征缴范围，逐步提高上缴比例，更好地实现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对那些不必由国家垄断的行业和领域，则应打破垄断，引入竞争。

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

2007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收取国有资本收益，对中央企业区别不同行业分别按5%、10%不等的比例收取资本收益。2007年至2009年共收取约1572.2亿元，2010年约600亿元。从2011年起，进一步扩大征缴企业范围，提 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

政策传真

央企高管“限薪令”

规范薪酬管理的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监管相结合；二是坚持激励与约束相统一；三是坚持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相兼顾；四是坚持负责人薪酬增长与职工工资增长相协调；五是坚持完善薪酬制度与规范补充保险、职务消费等相配套。

薪酬结构和水平：企业主要负责人的基本年薪与上中央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相联系；绩效年薪根据经营业绩考核结果确定。

对高管薪酬，应规范限制。2002年，国家开始推行国企高管年薪制，规定其年薪不得超过职工平均工资的12倍。但随着经济发展和国企盈利的增 长，这一比例早已被突破。2009年中央企业负责人平均年薪达68万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于2009年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 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对中央企业发出高管“限薪令”。应进一步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的薪酬管理，建立根据经营管理绩效、风险和责任 确定薪酬的制度。同时，严格控制和监管职务消费，使其合理化、规范化、公开化。◇加大调节力度 财税杠杆缩差距

134票赞成，6票反对，11票弃权„„在经过两次审议和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后，2011年6月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了广受社会关注的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这次修改，将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并调整了税率结构。调整后，工薪收入 者的纳税面将从28%下降到约7.7%，纳税人数由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大幅减轻，同时加大了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这 是加强收入分配调节、促进分配公平的重大举措，它回应了百姓期待，受到广泛欢迎。

物有所异，人亦有别。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人们能力和机遇的差异、努力程度不同、贡献有高有低，收入存在差距是必然的。同时，由于各地区、各行 业劳动生产率不同，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收入有差别也是正常的。但这种差距、差别不能无限拉大，必须通过调节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世界各国普遍运用财政、税收 等手段对收入差距进行调节。比如，1694年英国就开征遗产税，1799年又开征个人所得税；德国较早制定了《财政预算法》、《财政平衡法》，通过财政转 移支付缩小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差距。

目前，我国的财税手段在分配调节中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比如，个人所得税征收存在“逆向调节”的现象：2009年3944亿元的个税中，工资所得个税收入2483亿元，占个税收入比重约63%，工薪阶层成了实际的纳税主体。为此，“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

政策传真

个税调整的主要内容

1.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后，将大幅度减轻中低收入纳税群体负担。同时，通过调整工薪所得税率结构，使得中低收入的纳税群体实现进一步减税。

2.适当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实行提高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和调整工薪所得税率结构变化联动，将使一部分高收入者在抵消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得到的减税好处以后，适当增加了一些税负。

3.减轻了个体工商户和承包承租经营者的税收负担。其中，年应纳税所得额6万元以下的纳税人降幅最大，平均降幅约40%，最大的降幅是57%。

4.纳税期限由7天改为15天，方便了扣缴义务人和纳税人纳税申报。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财政转移支付是国家弥补市场经济缺陷、促进公平分配的重要手段。应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用于帮扶困难地区、困难群众，让公 共财政的阳光惠及更多的群体。2010年，中央财政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占到总支出的21.4%，2011年将达到22.2%。2011年上半年，中央 向财力较弱的地方政府下达了5310亿元均衡性转移支付，“十二五”期间，将进一步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增加对县级财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逐步提高县级财政 在省以下财力分配中的比重。深度解读

财政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是以各级政府之间所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为基础，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为主旨，而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转移 支付类型主要有两种，一是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是中央对地方的财力补助，不指定用途，地方可自主安排支出；二是专项转移支付，主要服务于中央的特定政策目 标，地方政府应当按照中央政府规定的用途使用资金。为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央财政设立均衡性转移支付，包含在一般性转移支 付中，不规定具体用途，由接受补助的省级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统筹安排。

加大个税调节力度。个人所得税是收入差距的重要调节器。从1980年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以来，减除费用标准经过了800元、1200元、1600元、2000元多次调整。2011年《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将进一步加大个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让中低收入群体得到更多实惠。今后，还应根 据居民工薪收入水平变化、物价因素、家庭赡养、子女教育、基本生活费的开支等因素，适时进行合理调整，推进个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加大税收征管力度。税收征缴监管力度，直接关系税收调节作用的实现。应加强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加强个人收入信息体系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扩大涉税信息来源，严厉打击偷、逃、漏、避税等行为。特别是做好高收入者应税收入的管理和监控，减少税收流失。2011年4月，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切实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管的通知》，要求严堵高收 入者个税漏洞。

另外，还应该逐步建立健全财产税制度，使税制更加健全，调节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有专家提出，要考虑适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将部分高档奢侈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加大对个人财富和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

政策传真

加强高收入行业和人群的个人所得税征管

◎加强以非劳动所得为主要收入来源人群的征管，密切关注持有公司大量股权、取得大额投资收益以及从事房地产、矿产资源投资、私募基金、信托投资等活动的高收入人群。

◎深化高收入行业工薪所得扣缴税款管理，重点加强高收入行业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奖金、补贴和股权激励所得征管。

◎切实加强数额较大的劳务报酬所得征管。加强对个人从事影视表演、广告拍摄及形象代言等获取所得的源泉控管，重点做好相关人员通过设立艺人工作室、劳务公司及其他形式的企业或组织取得演出收入的所得税征管工作。

◎加强高收入外籍个人来源于境内、境外所得的征管。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切实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管的通知》 ◇ 帮助困难群体 扶贫济困促公平

有人说，中国既富裕，又贫困。说她“富裕”，是因为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说她“贫困”，是因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100位左右，特别 是还有一个庞大的贫困人口群体。按照人均年收入1274元的贫困人口标准线，到2010年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2688万，城市中纳入最低生活保障 的还有2300多万人。对这些特殊困难群众给予更多的关爱，不仅是社会财富分配公平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加大对困难群众的扶持力度，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正成为党和政府促进分配公平的重要举措。“十二五”期间，将进一步加大扶贫力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就业帮扶、生活救助、医疗互助等帮扶制度，更好地解决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

织密城乡低保网。社会保障既是生活保障网，也是分配调节器。要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扩大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标准和保障水平，保证低 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益。“十二五”期间，将健全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合理提高低保标准和补助水平，最低生活保障在较高水平上实现应保尽保。今后 5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将年均增长10%以上，困难群众将得到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社会保险法》让人人享有社会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1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社会保险制度的综合性法律，是党和政府履行“让人人享有 社会保障”承诺的法律保证。《社会保险法》从法律上明确国家建立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制度，并对确立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制度，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统筹层次，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作出原则规定。《社会保险法》的实 施，对于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筑牢多层救助堤。社会救助包括低保生活救助、医疗救助、灾害救助、五保供养、临时救助等。应不断完善救助制度，加大救助力度，提高救助标准，建 立城乡一体、覆盖全国、能够基本满足多种困难救助需求的社会救助体系。提高农村五保供养水平，做好自然灾害救助工作，完善临时救助制度。

打好扶贫攻坚战。2011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启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 开发攻坚工程，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步伐。我国将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加大扶贫力度，提高扶贫标准，逐步提高贫困人口健康生活水平和稳定发展能力，力争到 2015年，使贫困人口显著减少，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

政策传真

今后10年将进一步加大扶贫力度

2011年4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今后10年，我国将提高扶贫标准，加大投 入力度，把连片特困区作为主战场，把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作为首要任务。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 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

倡导慈善帮扶风。“慈心为人，善举济世。” 慈善事业作为一项借富济贫的崇高事业，是通过社会力量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形式。“希望工程”、“春蕾计划”、“光彩事业”等，已成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响亮品牌。2010年,全国社会捐助总额约700亿元。2011年7月15日，民政部发布《中国慈 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提出将进一步建立健全鼓励和引导慈善事业发展的制度和政策，规范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为，培育慈善发展环境，以鼓励更多先富裕起来的人投身慈善事业。

光彩事业

1994年4月23日，民营企业家联名倡议《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业中来》，光彩事业由此而发起。它以非公有经济人士和民营企业家为参与主 体，包括港澳台侨工商界人士共同参加，以自觉自愿、量力而行、互惠互利、义利兼顾为原则，将西部大开发作为重点，面向“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地 区，以项目投资为中心，开发资源、兴办企业、培训人才、发展贸易，并通过包括捐赠在内的多种方式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的进 步。据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光彩事业累计实施项目19969个，安排就业592.85万人，带动1334.9万多人摆脱了贫困，同时各类公益捐赠金 额达到1475.38亿元。

公平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美好憧憬。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也理应共享自己酿造的甘甜果实。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公平的阳光将更加灿烂，“幸福的花儿”将开得更艳。

相关链接

1.胡锦涛:《在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0年4月28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3.任理轩:《理性看待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人民日报》2011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