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千万别问这五个问题（推荐阅读）

第一篇：领导千万别问这五个问题

领导千万别问这五个问题

提问无疑是提高领导力的有力途径。正确的问题可以帮助企业领导预测变化，抓住机遇，带领其组织向新的方向迈进。但如何提问至关重要，提得好可以极大激励员工，提高其积极性，但提不好也可能演变为对抗或责备，将情绪从正面转向负面。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问题创造的世界。”大卫·科普瑞德（David Cooperrider）如是说。科普瑞德是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教授，也是“肯定式探询”理念（Appreciative Inquiry）的倡导者。肯定式探询理念认为，对组织来说，提问时关注优势并使用积极语言，远比关注消极面要有效得多。

那么，哪些问题是领导者应极力避免的呢？最近在撰写新书时，我和科普瑞德及其他一些领导力专家交谈过，在这里给出最普遍的五个例子。这些问题往往会导致事与愿违，最终产生错误的导向。只需进行简单的调整，同样的问题即可使大家积极参与，而不是灰心丧气。

1、“问题出在哪儿？”企业领导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常问此类问题：“哪儿做得不对？什么地方损坏了？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很不幸，大概有80%的管理会议都是这么开始的”科普瑞德说。然而，如果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总是围绕着问题和弱点提问，那么整个组织都会倾向关注于此，而不是发掘强项和机遇。不要总问“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揪住问题不放，最好多问积极问题，利用优势并达成目标。比如：我们哪方面做得很好？以此为基础我们还能做点什么？理想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怎么做才能更接近该目标？

2、“这是谁的错？”在现实中，出现任何失败或问题时，通常都会出现诸多指责之辞，这个问题的目的就是寻找替罪羊。来自SYPartners咨询公司的山下凯斯（Keith Yamashita）指出，当领导们质疑到底是谁的错时，他们通常都在试图撇清自己的责任并转移指责。其实可以有更好的提问方法，比如“我们怎么来通力合作才能加强我们的弱项？”这样既指出了需要加强的弱势环节和领域，同时也避免了过多的指责。

3、“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这个问题看似只是建议，但如果出自领导之口，就切切实实的变成了一种指挥——一种将领导想法强加于他人的方式。更糟的是，如果是在事后才问这个问题，潜台词就是“你做的时候为什么不用这种方法？”。于是问题又演变成了批评。来自Aspire Collaborative Services的领导力专家玛丽乔·艾斯玛斯（Mary Jo Asmus）说道，“‘要不你这么做吧’此类的提问，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的管控。”她认为，如果一个领导已经雇佣到合适的员工，他/她就不应该管控工作完成的具体细节。最好是让员工自己考虑思路和做法，即使有时候你能帮帮他们，也请这么提问：对此你有什么想法？你有哪些思路？

4、“我们不是已经试过了吗？”还有另一个同样糟糕的问法是：“你为什么会觉得这样可行？这个之前不是已经证实不行了吗？”并不是说领导不应该对员工给出的策略有疑问，尤其是确实之前已经做过类似的尝试，但请注意你的语气。Vistage International是一个高管领导小组，其成员费尔·凯斯勒（Phil Kessler）指出，这类问题通常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甚至是挫伤士气的感觉。好比说所有情况都已经考虑到了，而且因为曾经试过的某种方法不可行，这种方法就应该永远被打入冷宫。其实领导者可能没有意识到某些方法在过去效果不佳，也许是因为时机不对或是执行力不好，并不是因为这种思路本身是错误的。最好这样发问，我们这次仍然这么做，会有什么不同吗？结果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

5、“我们的iPad在哪儿？”Jump Associates的咨询师戴夫·帕特内克（Dev Patnaik）注意到：通常老板在得知竞争对手推出了一款很火的新产品，感到惊慌失措时会提出这类问题。实际上，领导是在敦促他/她的员工，“你们怎么还没做出这种产品？赶紧行动啊！”问题是，这种提问只会让员工变成盲从者——他们会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应该尽快效仿他人。与其陷入模仿的境地，不如这样提问：为什么我们竞争者的这款产品如此成功？它满足了哪些需求？我们如何来利用我们独特的优势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

除了以上这些具体问题，还可以通过其他测试来判断你经常问的那些问题是否合适。通常来讲，领导者应避免“主张式而非探询式”提问，来自管理咨询公司Peer Insight的提姆·欧吉利维（Tim Ogilvie）说到。“避开那些感觉像父母和孩子的问答，”Vistage的凯斯勒（Kessler）说道。最后，博客“领导力狂热分子”的博主丹·罗克韦尔（Dan Rockwell）补充道，“对于你不想知道答案的问题，还是让它烂在肚子里吧。”。

第二篇：讲五个问题

讲五个问题

我们八年级老师，师资力量强，师德素质高，奉献精神足 各班力量均衡，没有大的落差。所以，我们有信心，能创造一个比着干的好局面。加强学科交流，资源共享。平时检测后，各班之间多交流，多横向比较，多思考问题，多研究解决方法。

一、“我们应该有恒心，尤其是要有自信心。”树立自信心，对学生进行自信心的教育具有重要意义。说过：“人不可有自负，但不可无自信。”自信心在学习中以及一个人成才过程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学生的自信心来自哪里？来自教师的自信心。要全面启动教师、学生心理自信系统。

二、教师的目标决定学生的目标。

你必须首先确定自己想干什么，然后才能达到自己确定的目标。明确的目标是成功的基础。

在走向成功的过程中，要增强进取心，必须克服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墨守成规、抱残守缺的处世观念。要增强自己的进取心，必须克服或铲除保守思想。我们教师和学生都有有明确的目标。特别是要指导、帮助学生制定目标，并朝目标不懈努力。为九年级做准备。

三、教师的质量决定着学生的质量。

毫无疑问，教学质量教师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我认为它至少在这样几个方面要能过得硬：一是道德风范。具有良好的道德情操，热爱教师这个职业、钟爱教育这项事业。二是学识水平。具有较高的驾驭所教学科的能力和水平。三是传授能力。具有学科教学的魅力，讲得清，讲得准，讲得活，讲得精，讲得学生兴趣盎然。四是勤奋态度。具有倾情投入的情怀。潜心于教学，致力于课堂，埋头于学生，心系于质量。这四个方面，是教师质量的主要方面。这些方面，做得优秀了，学生的质量何患不高？我曾经讲过，衡量教师的标尺有三把，一看你的学生喜欢不喜欢六中这个大集体，你这个班级集体，二看学生喜欢不喜欢你这个教师，三看你的学生喜欢不喜欢你教的这门课。这是有道理的。学生能不能喜欢，在于你这个教师的质量。你的质量高了，学生就一定喜欢了，学生喜欢了，学生的质量何患不高？

四、教学的过程决定教学的结果。

教学的过程是付出，教学的结果是收获。没有人不想丰硕的收获。但没有付出，肯定没有结果，付出的越多，收获的就越多。这是一个朴朴素素而又富有哲理的道理。付出的过程，是一个艰辛的过程，而教育的付出，不仅需有汗水、时间和精力，更需要有爱心、智慧和灵性。

五、教学的策略决定教学的行为。

崔校长办学宗旨：一切为了学生 为一切学生的发展”办学思想，是指导我们教学行为的基础思想。我们学校的教学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平等尊重理解宽容 ”主要是：第一重情感投入。以情换情，以情感人，从培养他们的兴趣做起，从培养他们的习惯抓起，循序渐进，积极引领。第二树身边榜样。就是树好中下等生层面的榜样。可以是全面的，可以是某门学科的。第三抓自我激励，就是要努力挖掘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充分肯定他们的点滴的进步，细微的成功。多说点鼓励的话，多给点赏识的眼光，多给点温暖关爱，不训斥，不打击，不惩罚。

各位老师，我们面临着挑战，肩负着责任。八年级是关键年级，学生容易分化，心理和生理会发生变化，我们要根据这个年级的特殊性，切实加强管理，努力做好引领，为升入九年级打实基础。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努力付出，一定会实现全面快速的提升，一定会实现新的突破，一定会创造新的辉煌。

第三篇：全球化的五个问题

1、全球化是否真的发生了？

文章翻译：

在本章中讨论的大多数的书籍和文章，简单地认为，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全球化，更加相互关联。无数的决策者，政论家和学者把它作为不言自明的，全球化实际上是发生了，但却没有提出支持他们的观点的数据（如大前研一1990年，奈斯比特Aburdene1990的）。比如，政治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罗伯特·赖克（1991），声称“国家经济”正在消失，公司不再有国籍的，只有公司中的人属于这个国家。然而，这些观点又很多值得怀疑的地方。

也许对全球化持反对态度的争论做出最好的记录的案例是保罗·赫斯特，牛津大学的与政党有联系的政治科学家。在最近的一本书中，赫斯特和汤普森（1996年，第1-3页18-98）认为，全球化的趋势，作为一个过程，在过去的20年里已经被夸大了：这是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他们说，外国投资和贸易都集中在所谓的黑社会——西方的欧洲，北美，和日本。总之，他们认为，经济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但是并没有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学家罗伯特·韦德（1996年，页66-84）回应：贸易量相对大多数经济体的规模而言较小，（见alsoKrugman 1994年，第146-148页，256-67）;国内投资比国外投资的数量要大；跨国公司将资产主要投入在国内；业主，高层管理人员，和R＆D的活动也大部分在本国（见也多雷米等1998）；世界的广大地区都没有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比如，南亚、中亚和非洲的大部分。

对于微弱的全球化的争论是有用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纠正，假设有其必然性和不可逆性的全球化的视野和神话。不过，有两个关键的问题。首先，针对异质性传播的全球化世界，卡斯特（1996年，第102页）正确地指出，全球经济并不意味着覆盖整个地球。相反，它仅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某些领域的活动组成（科布林1997年）。第二个反驳是，对于微弱全球化的观点的支持者的讨论几乎完全集中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各个方面以及对于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损害。文献提供并讨论了证据支持，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就整体而言，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卡斯特，1996年，第66-147页，1979年，迈耶和汉南劳奇等1998年，彼得雷拉1996，页63-66）。此外，全球变暖，艾滋病的流行，以及全球化的媒体加深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Held等人1999年）的认识。总之，学者们争论的全球化微弱，揭穿某些神话和假设的过程，往往被不加批判地具体化，在这些方面做出了贡献。然而，他们也许是过于执着于全球化这一个铁板钉钉的概念而忽略了全球性其实是一个建立相互了解的网络关系。

两方观点：

全球化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讲，从物质形态看，全球化是指货物与资本的越境流动，经历了跨国化、局部的国际化以及全球化这几个发展阶段。货物与资本的跨国流动是全球化的最初形态。在此过程中，出现了相应的地区性、国际性的经济管理组织与经济实体，以及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力量的跨国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

总的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全球化”可概括为科技、经济、政治、法治、管理、组织、文化、思想观念、人际交往、国际关系十个方面的全球化。支持方

 罗伯特·赖克（1991），声称“国家经济”正在消失，公司不再有国籍的，只有公司中的人属于这个国家。  卡斯特（1996年，第102页）正确地指出，全球经济并不意味着覆盖整个地球。

对于微弱全球化的观点的支持者的讨论几乎完全集中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各个方面以及对于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损害。文献提供并讨论了证据支持，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就整体而言，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卡斯特，1996年，第66-147页，1979年，迈耶和汉南劳奇等1998年，彼得雷拉1996，页63-66）。此外，全球变暖，艾滋病的流行，以及全球化的媒体加深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Held等人1999年）的认识。他们也许是过于执着于全球化这一个铁板钉钉的概念而忽略了全球性其实是一个建立相互了解的网络关系。

反对方  赫斯特和汤普森（1996年，第1-3页18-98）认为，全球化的趋势，作为一个过程，在过去的20年里已经被夸大了：这是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他们说，外国投资和贸易都集中在所谓的黑社会——西方的欧洲，北美，和日本。总之，他们认为，经济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但是并没有 越来越全球化。

政治学家罗伯特·韦德（1996年，页66-84）回应：贸易量相对大多数经济体的规模而言较小，（见alsoKrugman 1994年，第146-148页，256-67）;国内投资比国外投资的数量要大；跨国公司将资产主要投入在国内；业主，高层管理人员，和R＆D的活动也大部分在本国（见也多雷米等1998）；世界的广大地区都没有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比如，南亚、中亚和非洲的大部分。

2、全球化是否产生了趋同？

支持方： 文章翻译：

关于全球化是否导致趋同的争论颇多，不同学派的结论分歧较大。

市场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传播使得趋同化成为可能，但不会完全同质化。Jeffrey William用事实证明了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头十年的收入和劳动力市场的趋同性。Daniel Bell主张在后工业时代，趋同化是由技术驱动的。社会学中的世界社会分支（the world-society approach）：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展示了社会中日益增长的结构同质性，尽管还存在着目的与结构、意图和结果的分离。

有一些社会学家反对趋同化的观点，他们认为全球化过程中的同质化并没有消灭当地的特殊性，全球化并非排除多样性或与之对立，像Robertson所指出的，地球是各个地区相连而组成的，全球化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影响程度逐渐加深，有些人认为是全球化加剧了社会中的不平等状态，然而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是否真的导致了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以及失业问题还不得而知。相反，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在过去三十年里是有所增长的。Kapstein反对全球化是收入两极化原因的观点，他认为贸易额占GDP的比重太小不足以产生巨大影响，而且技术的发展才是收入两极化的最终原因。Baldwin&Martin认为尽管所有的研究都有发现了国际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但是研究得出的影响程度却从10%到100%不等。有证据表明，伴随着国家逐步全球化的进程，经济贫困率是有所下降的。在讨论全球化对国家内部工资和收入不平等性的影响时，有一点不能忘记——尽管国际贸易和投资时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国内的政策及其施行过程仍是关键。

全球化和趋同化

“全球化”现象随处可见，“趋同化”虽然不像全球化这般显而易见，但还是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比如二战后成立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有效促进了趋同化进程的发展，1960年成立的东亚联盟见证了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所能看见的收入增长和生产力水平提高、产业核心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变都是中国和印度在全球化过程中逐步趋同化的印记。虽然在两次大战之间，苏联、加纳殖民地和阿根廷不断缩小它们和世界工业中心的差距，但是这只是例外。把世界当做一个整体来看，趋同化进程是受到地理和时间的限制的。鲍莫尔和沃尔夫认为如果以一种“趋同化群体”（convergence club）的视角来分析全球经济的发展模式一定会成果颇丰，在这一群体中会产生一种强大的趋同化力量。1870年到1914年间，在西欧以外的地区，全球化并没有为它们带来趋同化而只是促使它们发生结构的转变、经济融合以及大范围的人类迁徙，结果，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收入和生产力方面同世界经济的差距步步加大。贸易的扩张、外国资金流入和移民使得“趋同化群体”获得了显著发展，然而相对而言，在非趋同化群体（即使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发展则落后了。在二战后，对外贸易的开放激发了趋同化的发展，与此同时，那些没有对全球市场开放的国家，诸如拉美地区和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因此遭受了重大损失在20世纪初。

经济发展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趋同化。

全球化下的文化趋同

全球化包含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迫使社会、文明和传统的代言人在全球性的文化场景中，寻求与他们认同相关的思想和象征。但是文化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尚不确定，因此我们可以从中推演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及其相关的观念。围绕这一问题有三种不同的观点：趋同、冲突、融合。

趋同论认为，在美国大众文化和西方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世界文化的未来是同质的。全球日益紧密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使得不同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在相遇后趋于相似。不难看出，该理论的倡导者强调经济全球化对文化的带动作用，主张全球文化以美国或西方的文化模式为标。也就是说，趋同论就是文化的“西方化”或“美国化”，说得更确切一些，趋同论就是西方文化改变非西方文化，强势文化欺凌弱势文化，以西方为中心推行文化霸权，进行文化殖民。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一直在全球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全球化与西方化的历史是部分重合的。从历史上看，正是资本追逐利润的扩张本性推动和开启了全球化的进程，并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建立起一个囊括全球的世界体系——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因为西方世界在全球化进程中一直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才使一些人得出了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化，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的结论。

文化趋同并不是简单地意味着同一的价值观，正如市场经济的概念下，并存着不同的经济体制一样，如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英美的自由放任经济和受到政府干预的东亚市场经济等。文化趋同的过程是个渐进的发展过程。首先要靠媒介宣传和倡导来促进全球意识和普遍价值观念的形成。然后在人们接受这种全球意识和进步的普遍价值观念之后,迅速扩展并内化, 使其成为自我身份和认同的一部分。在讨论全球传播影响的同时,既要考虑到在共同的生存空间里形成的,对普遍价值的趋同,也应考虑到文化中较为稳定的内核部分和受众的主动性。不同的文化群体会根据其社会文化环境来理解和诠释从全球媒介传播中心发出的信息。

全球化的进程是一个民族多样性与全球统一性并存的过程。在形成对普遍价值观的文化趋同过程中,需要各国协调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各个环节,正如全球化本身就是个矛盾统一体一样,它所引发的文化变迁也应是基于多维度的探讨。

总结

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原则普遍化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交 流日益频繁，相互依存日益密切，这种趋势必然导致同一性的增强，似乎一切都要以是否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国际准则来决定弃取。然而，把全球化归结为同质化仍然是片面的。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同质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过程，它既包含一体化的趋势，又包含分裂化的倾向。

Robertson强调，全球化将是一个统一性和多样性、同质化与异质化共存的局面，全球化过程包含着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的双向运动。“我自己的论点，包含了既对特殊性、差异性又对普遍性和同质性保持直接关注的尝试„„我们是一个巨大的两重性过程的目击者和参与者，这个过程包含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二者的互相渗透。”“全球化本身产生变异和多样性，从许多方面来看，多样性是全球化的一个基本方面。”他甚至说，“多元主义必须成为全球体系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且这本身必须合法化。”吉登斯也认为，“全球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各种过程的复合，这些过程经常相互矛盾，产生冲突、不和谐以及新的分层形式。”

反对方： 文章翻译：

社会和政治理论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阐述了一个全面的对全球化趋同结果的批判。政治历史学家认为：“经济的社会和伦理的内容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组织在世界的各个部分。” Historian Bruce Mazlish认为“没有单一的全球历史被预期。” 吉登斯认为，全球化就是一个各个部分内部相互协调而不一致、有差异的发展过程。结果会有很多变化和差异出现。全球化应该被作为一个辩证的现象来看。Jonathan Friedman认为：“全球化是文化片段的产品同时它是现代化同质性的结果。”但是社会和政治理论学家没有对他们的观点进行实证检验。然而仍然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全球化产生了异致性和多样化。政治学者Geoffrey Garrett 在实证上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些贡献：驳斥了关于趋同的简单观点，相反地，主张应该将左-右政治力量的平衡和劳动力市场机制看做分析经济表现的两个关键变量。最好的宏观经济表现是把两个变量都考虑的时候。比如再分配和干预政策结合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机制所产生的宏观经济行为从增长和失业与自由放任的政策结合虚弱的劳动力市场机制相比是相同甚至是超过的。他认为国家间的不同将会持续保持。他在对1985-1995十年间的上百个国家的经验研究中发现，这十年当中并没有因为全球化结果而出现政府开销模式上的趋同。出现的是，很多政府实施了不少减缓国民在全球市场和自由资本主义下带来压力的政策。

研究资本主义多样性的学者们也长期致力于证明不同国家的公司在全球化背景下追求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德国、法国、日本和美国的公司在全球经济当中都是竞争对手，但却很少在产业和市场部分出现一致性。德国公司擅长高质量、工程密集型行业，如先进的机器工具、豪华汽车和特种化学品。法国公司在大规模技术事业如高速列车、卫星发射火箭或核能上很突出。日本企业在大多数种类的组装产品上很突出，如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和汽车。美国公司的特长则在软件、金融服务和生物技术方面。比较组织社会学家已经用大量有质量的证据证明，公司们都在追求经济行动的不同模式，并且基于本国的组织和社会结构去接受不同的组织形式。另外，他们已经收集了除了最先进的国家之外的新工业化国家的相关数据。Orr`u et al对比了东亚和西欧国家，证明了独特的国家组织模式不仅一直持续着而且也有利于促进国际公司的竞争力。Guill´en提出了系统化的案例研究和量化证据证据在阿根廷、韩国和西班牙的公司和工会他们不同的行为模式、组织形式和增长情况，即使他们的国家在二战以后因为全球化经济变的更加一体化。

观点

1、我们根据现代化发展的历史, 根据其不同的标准可对现代化划分不同的类型。下面我们分类反驳“趋同论”。从社会形态来分。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类史上最根本的、最重要的现代化道路有两条: 一是资本主义现代化, 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现在是学者们坦率地承认现代化过程有两种路线的时候了, 正如彼得·沃斯利正确指出的, 现代化本身不象任何其他事物, 它既有采用资本主义路线的现代化, 也有采用社会主义路线的现代化, 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含义,这两条道路在某些过程上具有共同性。在其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一些截然不同之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过程中也呈现出不同的模式, 典型的有三种: 苏俄模式—— 高度集权的重工业化模式;南斯拉夫模式—— 高度分权的地方自治模式;中国模式——中央计划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向轻、重工业并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这些模式的不同所导致的结局也是各不一致的, 这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而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进程中, 其差异性就更多更明显了。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存在两种模式: 盎格鲁—— 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前者以英美为核心, 注重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个人财富的积累。后者以德法为中心, 强调社会平等、福利保障。而这两种模式其本身就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强调经济的过度膨胀, 必然只注重刺激个人发财致富的欲望, 而社会平等、福利保障就难以企及, 反之也是一样。如此看来, 资本主义世界都趋同不到一块来, 那么世界其他国家向西方模式趋同则又从何说起? 普尔说: “根本就不存在纯粹的西方现代化进程, 非西方社会并未遵循西方那种发展模式”。因此, 趋同论只是一种臆测, 是一种天真的想法, 是经不起检验的。

2、全球化产生趋同化么？答案取决于“趋同化”的定义。如果趋同化是指城市化、工业化、民主化，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和全世界都在向这个方向趋同。但是，趋同化并不等于同质化。参议院、天皇、女皇（或者皇帝）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趋同。同样，中国的社会体制终将保留先秦和秦以后积淀下来的一些中国特色。全球化不会是美国化。

3、亨廷顿提出“文化个性”（cultural identity）作为他的核心概念。亨廷顿认为今天世界上存在六、七种主要文化或文明。这些文化不会同化融合到一种“世界文明”，相反将长期保持各自的“文化个性”，甚至相互对抗，发生“冲突”。亨廷顿和莱维·斯特劳斯还都注意到，人类文化交流不仅带来“趋同”，还有“趋异”现象。莱维·斯特劳斯说，人类各文化在相互碰撞和交流过程中，有时趋于同合，有时则相反趋于离异，互相拉开距离，突现个性。亨廷顿则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举例，当一个女心理学家在跟其他十几个从事不同职业的女性在一起时，她会用“我是一个心理学家”来自我确认。但当她跟另一些男心理学家在一起的时候，她会用“我是一个女人”来自认。这说明，人始终是以自己区别与别人的个性来自我确认。

4、经济全球化与上市公司治理的国际趋同研究

虽然21世纪以来，为适应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和资本市场发展一体化的进展，以及在包括世界银行、OECD和ECGI（欧洲公司治理机构，European Corporate Governance Institute）等国际机构的推动下，各国政府均着力采取措施改造或修缮本国的法律体系，使其朝向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的方向发展，并导致公司治理准则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趋同。但是各国的公司治理模式还是不尽相同：其中英国和美国以“外部人”、“股权分散型”或“自由市场”治理模式为代表，秉承股东利益至上的基本理念；日本和德国的治理模式以“内部人”模式、“股权集中型”和“共同治理型”为代表的，秉承利益平衡和相关者共同治理。

5、Williamson 认为在1870-1939年间，在富裕的国家贸易是不断增长的，然而在贫穷的国家贸易则是不断下降的。这样的发现说明长期的贸易在发达和贫穷国家之间是有很大分歧的。因为全球化，世界贸易的增长带来了这个国家根据比较优势而产生的人均收入的不断增长。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增长方式是不相同的。比如，资源丰富的国家倾向于从事初级商品的生产，减少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推迟了人口结构的转变。另一方面，资源稀缺国家的致力于投资人力资本，从而刺激了人口结构的转变，并且将其转变为一个持续发展的阶段。

Zeira认为，每当技术的采用取决于价格因素时，全球化会导致不同国家人均收入上的分歧。事实上，发达国家专注于技术商品的生产，诱导了更加快速的技术的转变。然而落后国家生产了非技术性商品，从而技术更加不会进步。

我们发现在1870年至2003年是以不同国家的增长行为两极化为特征的。一种是有很多发达经济体所组成，其特征是人均收入的趋同。另外的一种是由其他国家组成的，是以低发展和发展状况的分散不一致为特征的。

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商业周期可能趋同，但两者之已出现离散趋势。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国家更紧密的经济联系会使它们的商业周期结合得更紧密。但更重要的是新兴市场经济体自身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意味着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发展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减少，因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使世界商业周期避免了发达国家经济低迷（和繁荣）的影响。

我们得出的最惊人的结论是全球因素对于工业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波动的相对重要性都在随时间而下降。在过去20年，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有没有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而变化？为了验证这个问题，我们把样本分为两个阶段：1960—1984年和1985—2005年。贸易和金融流动的全球一体化实际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时许多国家为促进商品和资本跨国自由流动做出了更大的努力。例如，在我们的样本中，过去20年取消贸易限制（如关税和配额）的国家的比重从30%跃升到80%。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发展使全球贸易和资金流动的绝对值和相对于世界收入都出现了迅猛增长，从而我们有理由把样本划分为两个阶段—全球化前和全球化。趋同假说认为全球因素的重要性将随着时间而增加，而离散假说预测它会下降。我们有什么发现？最惊人的结论是全球因素对于工业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波动的相对重要性都在随时间而下降（见图5）。对于工业国，全球因素的平均贡献从28%迅速下降到9%。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下降幅度也很大，从13%下降到4%。相对而言，组别因素对于这两个国家组越来越重要，几乎完全抵消了全球因素重要性的下降。组别因素对于工业国的相对贡献从17%增加到31%，而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从3%增加到9%。因此，在工业国和新兴市场两个组别内部存在商业周期的趋同，但是在两个组别之间则存在商业周期的离散。对于全球范围商业周期趋同程度的一个有效测度工具是全球因素和组别因素的份额差异之和。这两个共同因素的重要性对所有3个国家组都相当稳定。换句话说，国际商业周期的同步性并没有改变，但是同步的层面已经从全球层面转变为特定国家群体层面。我们在观察消费和投资波动时得出了类似结论。我们也检验了结论的灵敏度，以确保我们的结论并不只是由危机事件或一小群国家导致的（比如在亚洲）。我们也确认这些结论对于是否改变样本划分为全球化前和全球化阶段的年份并不敏感。最后，我们考察了每个国家的结果，而不仅是分析各组国家的平均值。以上讨论结果在国家层面上更具说服力——全球因素的重要性下降了，而各个组别因素的重要性对于大多数工业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是增加的。例如，在工业国中，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有16个国家全球因素的方差贡献是下降的，有6个国家保持不变，只有1个国家是增加的。组别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恰好相反，有13个国家是上升的，而2个国家是下降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十分相似，全球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对于12个经济体是下降的，只对其中两个经济体是上升的。相对而言，组别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对于14个新兴市场经济体是增加的，对于任何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没有下降。

3、全球化是否削弱了国家主权？

YES: 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发展进程和趋势，与经济全球化相伴而行的是政治全球化，政治权力和政治关系跨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延伸并形成各种复杂的全球性和区域性治理网络，民族国家在这个复杂的权力网络中行使着自己的权力。经济全球化和相应的政治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权力特别是国家主权产生了多方面深刻而持久的挑战，主权国家能否采取适当对策应对全球化的冲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权力的冲击。全球化是指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日益跨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和各种制度和文化等社会障碍，人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自由而快速的流动、活动、交往和联系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整体性的过程，它不仅包括经济全球化，还包括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与信息的跨国界流动的规模与形式不断增加和通过国际分工和全球市场配置经济资源加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趋势。经济全球化主要体现为市场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跨国公司经营全球化、信息全球化、人员流动全球化等，所有这些方面都对国家的权力构成了严重的冲击。美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受到经济全球化冲击的国家权力的内容。她指出，经济全球化使十种过去曾被认为是国家独享的权力受到削弱或约束，它们包括：国防的重要性和规模的下降；无法独立维持本国的货币；难以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纠正市场波动的能力下降；提供社会保障的能力的有限；征税能力的不足；制定整体发展战略的能力下降；无法独立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无法维持国内市场竞争以及垄断暴力。这些权力受到多方面的冲击，无法再按照传统的方式行使。我们下面具体论述一下经济全球化的五个方面对国家权力的冲击。

1．市场力量的全球扩张制约着国家权力的边界。冷战结束后，中欧、东欧、苏联后继者二三十个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60多个发展中国家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改革或革新战略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实行对外开放战略；大多数发达国家采取进一步释放市场力量的政策方针。市场经济体制开始成为一种全球性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向全球的扩展解放了市场的力量，加速了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张力。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等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直接妨碍着市场作用的发挥。因此，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往往伴随着国家从微观经济活动领域的退出。私人经济部门由于产权明晰对市场调节的反应远比公共部门灵敏得多，因此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率。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要求缩小公共部门的规模，在更大程度上发挥私人经济部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和私人经济部门的成长壮大，被称为“第三部门”的非营利、非政府的民间组织成长起来，它们成为实行社会自治自律的主要力量。市场调节和社会自治侵蚀着国家权力的边界，促使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要求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冲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和各种贸易壁垒形成一种“无国界经济”和全球化的贸易，这就使得主权国家的“经济国界”弹性越来越大，“行政国界”的作用越来越模糊。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对向全球性市场开放其经济的压力和发展机遇，越来越难以依靠关税和配额限制等传统手段保护本国经济，市场和贸易全球化限制了国家权力特别是经济权力的边界和政策选择范围。2．资本的全球运动约束着国家的经济管理权力。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资本的身影。追逐利润的天性促使资本奔走于世界各地，市场全球化极大地便利了资本的全球运动。资本积累和私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哪里的投资环境有利资本就会流向哪里。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各国不得不展开吸引私人投资包括国外直接投资的激烈竞争。这样，在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力量平衡关系发生了明显有利于资本的变化。在一些发达国家，高税收、高福利、高工资的福利国家政策越来越难以为继，因为生产成本的提高和利润率的降低会使资本流向利润更高的地方。为了吸引国外直接投资和本国私人资本，各国政府不得不实行减税政策，同时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水平。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资和私人投资，尽力改善投资环境，不得不竞相减免税收，同时尽量压低工资水平和限制工会活动，并增加对人力资本开发的投资及技术研究和开发的投资。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而快速的流动，促进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形成和金融全球化，增加了各个国家所面临的金融风险和资本控制的难度，同时削弱了各国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等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3．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影响着国家的自主性和政治权力。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生产和销售的全球化主要是靠跨国公司实现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战略影响着各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投资布局。跨国公司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目前，跨国公司占据着全球生产总量的40%、全球贸易总量的60%、全球技术交易总量的80%、全球跨国投资的85%、全球研发投资的90%、全球高技术的95%。全世界3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控制着世界1/4的生产资金，约5万亿美元。如果以联合国的正式成员188个民族国家为计，那么就有130多个国家要比5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的经济实力小。跨国公司的强大经济实力和庞大的国际网络使其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作为一种“无责任的权力”，这种公司权力对于国家权力形成了强有力的制约。跨国公司作为一种压力集团在其母国各级政府的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它们的全球生产经营活动也日益脱离母国的约束。跨国公司对于投资东道国的影响更为强大。跨国公司通过政治谈判、政治游说、政治贿赂、政治压力和增资或撤资等多种方式影响着东道国的决策，使之符合跨国公司追求利润的目标。跨国公司创造的税收还使东道国主动限制自身权力的行使，以便吸引和留住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对技术转让严格而有效的控制，使得技术落后的东道国处于被动的依赖地位，形成依附性经济发展，从而削弱了国家的经济自主性。4．信息的全球传播限制着国家的权力。科学技术是推动全球化的动力之一，同时它也改变着国家权力行使的范围、方式和空间。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日新月异，信息网络化程度越来越高，交通和通讯费用迅速降低，信息传递即时化和信息来源多样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这一切都对国家权力的行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信息和观念的全球传播赋予了作为其载体的媒介特别是电视和互联网以极大的权力。媒介特别是全球性媒介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对国家权力构成了极大的制约，媒介权力被称为“第四种权力”。全球媒体巨擘的政治影响力更是难以估量。其次，信息来源的多样化和信息传递的即时化，使国家封锁消息和暗箱决策的能力大打折扣。在信息时代，公众对知情权的要求空前迫切，信息公开化、决策透明化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时代潮流。这无疑改变着国家权力的行使方式，促使国家权力的行使走向公开、透明。第三，交通和通讯费用的大幅度降低，信息网络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大大提高了公民跨地区、跨国家组织政治活动的能力和对国家行为做出政治反应的能力，这无疑对国家权力构成了制约。最后，信息跨越国界的全球传播所产生的国际舆论和国际反应对政府决策的压力空前增加，促使政府决策更加慎重，更加考虑国际影响和国际形象。5．人员的全球流动削弱了国家对人口和边界的控制能力。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塑造了当代人口的全球性和区域性迁移模式。人口全球流动的核心是经济因素驱动的向经合组织国家的移民，在50年代，全球性迁移的目标主要是西欧，后来转向了北美和澳大利亚以及中东。在区域性迁移模式中，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成为主要的迁移目标。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从1945-1990年间，有1800多万人迁往美国，而从1990-1995年每年有近100万合法移民进入美国。此外，从80年代以来每年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数约为100万-150万。而从1945-1990年，非美国的迁移总量约为8000万。专业技术人员迁移和投资移民对于迁出国是一种巨大的损失。非法移民的不断涌入则削弱了迁入国对移民的控制能力。通过出国留学、旅游等多种形式进行的全球流动在90年代以来有了很大的增长。仅以国际旅游业为例，1990年国际旅游人数为4.548亿人和旅游支出为2550亿美元，到1995年分别上升为5.61亿人和3800亿美元，另据世界旅游组织估计，到2010年全球旅游者的总数将在10亿人上下。人员全球流动机会的增加提高了个人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削弱了公民对民族国家的忠诚感和文化认同，国家对人员全球流动和领土边界的控制力减弱。同时为了争夺国际旅游者、专业技术人员和投资移民，国家积极采取各种鼓励人员全球流动。

政治全球化是全球化整体进程和趋势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政治全球化包括政治价值普世化，政治主体多元化，政治决策跨国化和国际合作制度化，政治规制全球化及其约束力强化，政治行为及其影响的全球化等方面。政治全球化的所有这些方面都对国家的权力特别是国家主权构成了严重的挑战。1．政治价值和政治评价标准的全球化，对国家的权力构成了强有力的约束。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市场经济全球化促使那些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价值和政治评价标准的全球化。民主、自由、人权、安全、和平等政治价值随着媒介和政治交流的日益增多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逐步成为普世性的价值规范和政治评价标准。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但在民主、自由的价值成为评价各国政治制度优劣主要标准的情况下，走向民主化成为大势所趋，尽管民主化道路和民主制度的具体形式各国不尽相同。人权的价值得到了举世公认，“对人类尊严的维护没有国界”（阿根廷人权斗士埃米莉诺·米娘语）。只有维护民主、自由、人权等基本价值的国家才是一个合法的国家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并得到当代国际法的确认。国家垄断着有组织的暴力，发动战争权和镇压国内反叛是国家的基本权利。但在军事全球化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情况下，由于国际和国内暴力冲突和战争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威胁到全球经济活动的开展，和平与安全成为普世性价值并受到人们的珍视，国家发动战争的权利和暴力镇压的权力受到了约束。民主、自由、人权、安全、和平这些全球性的政治价值对于国家权力的行使设立了无形的屏障和道德的底线。民族国家的政府不能再以主权权力或内政事务为借口肆意侵害这些基本的政治价值，否则就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舆论谴责甚至面临各种制裁。当这些政治价值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遭到毁灭性破坏时，例如发生种族灭绝性的暴力行为，国际社会的干预得到越来越多的道义支持，特别是得到联合国授权的国际干预更是得到国际法理的支持。2．政治主体和政治权威的多元化，非国家行为体政治数量、规模和影响力的迅速增加，促使国家向政府间国际组织让渡部分主权并与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分享对全球和区域性事务的管理权。全球性管理是多层的和多元的政治主体组成的复杂的结构性网络。首先，它是多层的，由五个层级组成：全球性组织（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区域性组织（如欧盟）、跨国组织（如公民社会和商业网络）、民族国家和亚国家组织（如公共协会和市政当局等）等。其次，它是多元的或多头的，政治权威分散在不同的政治主体中，不存在单一的权威中心。“全球政治舞台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多头政治的'混合主体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政治权威和政治行动的源泉广泛分布”，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纷纷登上全球竞技舞台并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全球和区域层次上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也包括次国家或亚国家组织如地方或市政当局、私人企业、民间组织等，同时还包括各种松散的联盟、网络以及社会运动等，以及公民个人特别是全球性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和知识精英等。这些非国家的权力主体和行为主体的数量迅猛增长。据统计，国际非政府组织数量已经由1914年的1083个增加为2000年的37000多个，其中将近1/5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成立于1990年以后。现在，全世界总共有2万多个跨国的非政府组织网络。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 2001》提供的数据，2000年，跨国公司的总数已达到63312家，国外分支机构数量为821818家，分别比1990年增加了73.0%和369.5%。各种次国家组织也纷纷登上国际舞台，在全球或区域范围内活动的私人企业和民间组织数量也日益增多。各种社会运动如绿色和平运动、反核运动、女权运动甚至各种反全球化运动无论其活动和影响都日益具有国际性并活跃在国际舞台上。那些全球化精英如比尔·盖茨、乔治·索罗斯、丹尼尔·贝尔等个人的影响力无人能够忽视。冷战结束后，联合国体系、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性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这一方面是国家主动让渡部分主权特别是经济主权以便协调对全球事务管理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这些机构在发达国家的支持和操控下本身的权力日益膨胀而对国家权力进行挤压的结果。在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纷纷登上全球竞技舞台并竞相争取发言权的情况下，民族国家及由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不得不吸收它们参与全球事务的管理并与它们分享全球事务管理权。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主动与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建立了协商与咨询机制。3．跨国决策活动日益增多，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制度化程度不断提高，模糊了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内政与外交、国家主权与国际考虑之间的界限。在全球化时代，国内问题国际化是一个普遍的趋势，跨国政策问题日益增多，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众多问题。跨国政策的制定无疑超越了民族国家的领土管辖权并要求进行国际合作与协调。正如莫伊斯·内姆所指出的那样，毒品走私、军火走私、知识产权侵盗、非法移民和洗钱等非法交易在全球范围内日益猖獗并形成非国家的网络组织。这五场战争的全球化意味着任何政府如果囿于主权而拒绝采取多边行动，就必将在全球化的五场战争中从失败走向失败。只有世界各国政府团结起来，支持强大有力的多边组织的行动，打击这五场战争的努力才会取得进展。最近流行的沙斯（SARS）疾病表明，疾病传播的全球化，同样需要全球各国政府在边境检疫等方面的通力合作和协调各自的政策。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新形势相适应，跨国决策和国际合作制度化程度日益提高。这具体表现为各种双边外交或多边外交空前活跃，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区域性组织不断涌现，由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发起的国际会议的频率越来越高，各国首脑会面的次数也越来越多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都是这种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产物并在协调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由政府间国际组织发起的国际会议自90年代以来每年已达到4000多个。一个极端频繁的和相互重叠的全球性、区域性和多边性的治理网络和政策网络已经隐然成形。国家置身于这一复杂的、重叠的权力网络和命运政治共同体中并受制于这种权力网络。这种全球权力结构对于各个国家主权的制约程度并不相同。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权力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受制于这种权力网络的程度很低，它更多地是利用这种复杂的治理网络来制约别国的权力。欧洲、日本等次强国家虽受制于美国，但他们也能娴熟地利用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来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国家利益。发展中国家由于实力和能力有限而更多地受制于这种跨国决策和权力网络。4．政治规制全球化及其约束力的“硬化”，对于国家主权构成一种强有力的制约。政治规制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全球规制或国际规制的出现和发展。所谓全球规制是指调节国际关系和维护世界秩序的规则体系，它是国际生活中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制度性安排，包括所有跨国性的条约、协定、议定书、协议、公约等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文件。国际规制或者说全球规制是跨国决策活动以及国际协调和合作机制的产物，在全球性管理机制中居于中心地位。这种国际规制的数量这些年来有了迅速的增长。在1946--1975年期间，政府间生效的国际条约的数目从6351个发展到14061个，而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这样的条约则从623个增加到2303个。正如罗西瑙所说，国际规制的迅猛发展表明在当代世界秩序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治理体制，即“没有政府的治理”的体制。负责监督其实施的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保证这些规则体系约束力“硬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国际人权规制为例，它包括各种全球的、地区的以及国家的人权条约和公约等，在190个国家中有140多个已经签署了所有主要的人权条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负责监督条约的实施，国际劳工组织负责维护工人的权利。国际刑事法院可以越过一国的主权，直接逮捕和审判被指控为犯战争罪或种族屠杀罪、暴虐侵犯人权罪的有关国家的将军或总统。各种各样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如大赦国际、人权联盟、国际法官协会等在推动人权事业方面不遗余力。同时，自70年代以来，“有关人权的非政府组织的数目及其行动的层次都有迅猛的增加”。目前，在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各自活跃着200多个与人权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在发展中国家这种组织也在不断增加，它们形成一种人权组织的全球性网络，监督和公布各国发生的践踏人权的行为。在过去30年里，关于环境的国际规制数目已经从零增加到接近100个。作为国际规制基础的国际法，对国家主权构成有力的约束。国家在享受国际法的权利的同时，也承担着法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同时，国家还需要根据自己所承诺遵守的国际法对本国法律进行必要的修改甚至废止，国际法也成为国内司法的重要参考。国家会发现，违反国际法的规定，不履行国际法的责任和义务，会面临难以承受的国际制裁甚至国际干预。如世界贸易组织就专门设立了贸易争端处理机制，受理贸易争端案件并做出具有约束力的裁决。从国际法向世界法的发展趋势对国家主权提出了多方面的限制。“国际法，因其不断扩大的规范范畴，不断扩展的执行现状以及不断增强的制度化，成为全球化现象的例证。” 世界法与传统的国际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尽管它也是由国家创造的，但它更加强调基于世界秩序组织原则的权利要求和强调公民权利本位而非国家权利本位意识并寻求保护基本的人道主义价值。人权法、战争法、防止战争犯罪和反人道主义犯罪、环境法以及保护“人类共同遗产”等都构成世界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世界性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资源，限制国家主权权力的范围和行使方式，从而对国家的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政治行为及其影响的全球化，制约着国家的主权权力。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深深地卷入各种相互交织的和复杂的全球性和区域性政治经济关系和活动的网络之中。全球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程度越来越深。民族国家所作的政治决定和所发生的政治行为会迅速地影响到世界各个角落并会相应地引起世界性反响。各国政府对本国汇率、利率、货币政策以及公共服务价格的调整，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经济，从而促使其他国家做出反应。在信息化时代，因特网、越洋电话、传真、电视直播等技术的发展，使得一个国家发生的政治事件会迅速地传遍全世界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卢旺达发生的种族大屠杀事件为媒体报道后，引起全世界的震惊并促成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进行干预。这样，国家会发现，由于自己的政治决定和政治行为会对外部世界产生影响，因此很难以互不干涉内政为由拒绝接受外部世界的关注和反应。政治行为及其影响的全球化，使得国家在行使其主权时必须考虑国际影响和国际反应，必须考虑自身的国际形象，从而有所节制或自我加以限制。作为对政治行为及其影响的全球化的一种反应，90年代以来，国际干预行为日益增多，以联合国名义进行的维和行动越来越多，一些发达国家绕开联合国而自行组织的国际干预也屡见不鲜。这种国际干预的加强无疑也是制约国家主权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原来在经济运行中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政府的影响力将逐步下降。政府的部分决策权力将根据市场规则和全球化原则转移到新的市场主体手中：一是国际组织，二是跨国公司。政府应从“裁判员”转变为“服务员”，向以顾客为导向的可选择的公共服务领域转型已是大势所趋。政府管理职能的转换也将成为全球化的一大亮点。目前，各种型态的国家政府在这场全球化进程中展开“拔河”角逐，纷纷提倡注入企业精神，寻求降低成本和减少支出的方法，提倡建立“小而能”、“小而强”的政府，摒弃“万能政府”而向“精简政府”迈进。公共管理并未因全球化而失色，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发挥作用：一方面，为了实现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政府仍然需要引导本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导正经济全球化对本国经济带来的副作用，“防弊”与“兴利”已成为当代公共管理的重要职能。

全球化也同樣削弱了政府的權力，一方面，跨國公司的企業是和國家分離的，它無形之中削弱了對其影響的力量以及政府權力的向下轉移，例如跨國企業的活動不受到母國約束，不以母國利益為準繩，使得跨國企業的權力越來越大。另外一面，它也改變縮減政府的權利，政府的權利會被超國家（supernational）所代替，全球化不僅使得政府權力無形之中向上轉移到跨國性組織當中，例如政府被世界貿易組織（WTO）等集團所代替（汪永成，1998：227）。所以，它既擴大了、強化了政府的職能與角色，同時，它又弱化了、縮減了政府的權力，這就是二律背反的影響。

全球化如何弱化主权国家的政府？西方比较典型。全球化在西方首先发生，其出现的问题具有标志性。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就有很多学者开始观察到，经济全球化对主权国家的挑战。历史地看，西方的民主已经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或者说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而每一次转型都不是强化政府，而是使得政府更加弱化。

西方民主的三大转型。在西方民主的历史上，第一波民主化可以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化。在民主化之前，西方大多是君主贵族政权。资产阶级是第一个有能力和君主贵族分享权力的社会群体。第一波民主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精英民主。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民主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配合得非常好，即政府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很融洽。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政权本身是资产阶级所产生，前者是后者的代表。从经济形式看，这个相当长的阶段属于原始资本主义阶段。政府和资本往往站在一起，对雇佣工人（劳动者）进行剥削。这种“人吃人”资本主义可以从马克思、狄更斯、雨果等等作家的描述中看得非常清楚。

第二波西方民主化的动力是工人阶级。资产阶级为了利润，大力发展产业，到处拓展市场。结果，不仅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且也培养出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队伍。这个阶级早期受资产阶级的剥削，但随着其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其“人口”力量越来越强大。他们开始要和资产阶级分享权力，要求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等等。工人阶级运动开始发挥政治影响力。工人阶级运动的崛起，为西方民主引入了巨大的变化动力。

首先是西方民主开始从原先的精英（资产阶级）民主向大众民主转型。工人阶级凭借其“人口”的力量，要求政治参与，要求普选权。继资产阶级之后，工人阶级也变成进入了政治过程的社会群体。其次，促成了劳动关系的变化。之前，政府和资本结合在一起，对劳动者进行剥削。工人阶级崛起之后，政府开始和资本分离。这种分离符合资本和劳动者双方的利益。对资本来说，这种分离有利于政府在劳资双方做一个比较中立的角色，来缓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冲突，调和两者之间利益。这尤其表现在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制度安排上。

第三，政府和资本分离也促成了西方政府对经济的监管制度（regulatory regime）的确立。这一点很重要。在原始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根本不顾工人、消费者、社会的利益。今天在中国发生的一切现象，也曾经在西方长期存在，环境污染、工业事故、毒食品等等。但随着政府和资本的分离，政府开始有条件来确立制度，规制资本的运作。很显然，一旦开始分离，政府开始把权力基于工人的选票之上，从而至少减少了政治权力对资本的依赖。没有这种分离，没有工人阶级对政府权力的支持，西方规制型政府不可能产生。

第四，在社会制度上，西方开始从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制度转型。资本的唯一目标是利润。西方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不是资本本身的逻辑，而是西方政治和社会改革的结果。工人阶级运动扮演了主要角色。社会主义产生于西方是有其道理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是确立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等。当然，这些社会目标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通过长期的发展而得到确立的。最初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只局限于最低劳动保护、工资等方面。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西方确立了一整套市场制度，社会主义的发展则为西方确立了一整套国家社会制度。NO:

国家主权是指一个国家独立处理其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利,其内涵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国家安全、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经济全球化打破了原有的国家界限,商品和生产要素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资源配置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对原有国家主权观念造成严重冲击,导致国家主权弱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行使传统国家主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对政府的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国政府必须增强对本国经济的调控能力,增强应对经济突发事件及解决国际矛盾和争端的能力,使本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更大利益。

一、经济全球化向传统的国家主权提出挑战(一)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组织在某些领域部分取代了国家主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在协调各国经济、应对全球突发性经济事件、稳定国际金融秩序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这些国际组织的发展壮大,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经济全球化在统一制度和规则的基础上健康有序地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国际组织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力和经济主权的渗透性也越来越强,逐渐成为对世界各国进行强有力经济干预的机构。

对于政府来说，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经济全球化为政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主权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性既有利于用规则贸易取代强权贸易，从而给予发展中国家自我保护的手段，也将为国际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由于在客观上要求分工的深化与市场规模的扩张，全球化也推动着生产从国内区域间分工向国际分工发展，推动着销售从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扩张。在追逐规模效益与分工效益的过程中，跨国公司通过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协调其生产与经营活动的格局，推动产业内贸易和公司内贸易的高速发展。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向哪个地区，就会加速哪个地区的发展。同时，全球化也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各国都在力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加速自身发展。因此，全球化无疑拓宽了政府活动的空间和领域。

而经济全球化也为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从而巩固国家的权力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首先，贸易的自由化与全球化有利于为本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同时也使本国消费者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到同样的商品和服务，国际贸易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增长和增加本国经济实力的重要发动机。实行对外开放和积极签署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成为许多国家首选的经济政策。其次，生产的全球化和海外投资可以绕过一些国家政府保护本国经济的贸易壁垒直接进入当地市场，并利用当地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和销售活动。第三，资本的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战略为各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前来投资设厂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各国可以更好地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方法来发展本国经济。因此，各国在这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第四，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各国政府信息收集和分析处理能力，便利了各国政府利用电子政务、网上办公等现代科技手段提高工作效率、增加透明度的努力。最后，人员的全球流动也为各国吸引自己所需要的人才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人才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重要环节。政治全球化在挑战和限制国家的权力特别是国家主权的同时，也在强化着主权国家的权力。首先，国家在广泛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对全球和区域性事务的管理的同时，国家权力也在延伸，越过了国家的领土界限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的权力也在“全球化”。其次，国际合作的制度化增强了国家处理各种跨境问题的能力。例如通过签订国际引渡条约和反洗钱协定，国家打击跨国犯罪的能力大为增强。第三，国家在承担各种国际义务和责任的同时，也相应地享受着国际权利，如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接受国际法的保护，获得国际组织的技术援助和贷款，获得其他国家的协助与合作等。第四，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包括非政府组织在侵蚀国家权力的同时，也在为国家分担着处理全球性或区域性问题以及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责任，国家如能与它们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善于借助它们的力量，将有助于增强国家的能力。最后，政治交流的全球化使得国家的信息获取途径更加灵敏更加快捷，交流渠道更加多样化，从而有助于提高国家的反应能力。

4、全球化与现代性问题

A: 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延续。

吉登斯：现代性是内生在全球化中的，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先决条件。由于全球化，现代性波及了全球。

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B：全球化是一种新的趋势。

1、马丁 阿尔布劳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变形，是一个新的领域。现代性是：通过政府和市场机制而强加给其他国家的操作理性，并有一个关于世界多样性的普遍认识。全球化是：一种无涯的文化，促进了无尽的可再生性和多样性文化的表达，而不是同质化或杂交。意味着跨国界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网络。

现代性是一个结果：他们把全球化看成是多元概念，不仅仅是文化或范式的霸权主义。是西方世界观价值观的副产品

他认为，“从根本上说，全球时代意味着以全球性来取代现代性；对于个人和团体来说，这也就意味着一种在行为基础和社会组织方面的全面变革。全球性至少在五个方面使超越了现代性的种种假设。这五个方面是：由全部人类活动形成的全球性的环境后果；由具有全球破坏性的武器导致的安全感的丧失；通讯系统的全球性；全球性经济现象的涌现，以及全球主义的反省性。

2、Kobrin认为全球化经济是被价值链上的跨国界的企业的合作、科技的扩张和跨界融合的信息流推动的；之前的国际化的经济则通过跨界的贸易和投资将分离的地理意义上的国家市场联系在一起。全球化更多地是融合而非联系。5.一个全球文化是否在形成? 翻译

也许最流行和有争议的讨论是全球文化的兴起。实际上,只有少数学者支持全球文化正在形成中。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马歇尔麦克卢汉的 “地球村”的概念(麦克卢汉1964,麦克卢汉& 菲奥雷1967),后来一些有影响力的营销人员也提起这个概念(莱维特1983)认为,世界正变得日益充斥着世界性的消费者。社会学家莱斯利Sklair(1991年,页751998年期间的跨国数据发现, 民族文化和价值随时间变化的,尽管在“路径-依赖”而不是收敛方法。即使世界社会关于“教育个人选择和责任的世界文化”的争论(Meyer & Hannan 1979,p。3)缺乏宣布全球文化一个拉麦克卢汉，然而,他们认为世界文化 “通过合理化的系统(不完全)平等的正义和参与性代表，交单时承兑付款,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互动”把社会和个人绑定在一起的(梅耶et al 1997年,p.162)。其他研究人员已经发现,大众媒体的传播并不足以解释崛起的跨境团体(凯克&吗Sikkink 1998,pp。3211,),虽然跨境交流的主要方面——“全球治理”已经在1850年以来崛起(墨菲1994)。政治和社会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已经指出了，现代主义所谓的“特殊主义”的身份可作为反对全球文化崛起的证据。Cox考克斯写到全球化产生一个“复苏的肯定的身份,“而waters对比一个文化和“宗教马赛克”与全球文化的音乐、图片和信息的生产和消费。Mazlish(1993,p。14)指出,“民族的感觉是一个强大的债券,”并且怀疑地问,“什么劫匪可以有全球水平?”政治科学家黛博拉Yashar(1999)反对了“全球文化”和“全球公民”的概念,但也能在其全球化已经诱导扩散的民族运动的争论中发现错误。在她对拉丁美洲原住民运动的比较,Yashar清楚展示了,没有全球化的哪方面——经济、政治、社会、或规范可以解释 激进主义自1960年代种族的崛起,。相反,全球化改变了激进分子所面对的国家结构的特点,当他们做要求时。

跨境迁移创建一个异常丰富的实验室来评估全球文化的崛起。社会学家Alejandro Portes(1997,p。3)提出了 “跨国社区” 这个术语，指跨境网络的移民不相干但同时在同一个地方”(参见波特斯et al 1999)。然而,不同的跨国社区,表现出不同的起源、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他们当然不会构成一个世界公民的单一组织。同样,波茨,弗里德曼(1994)接受了Appadurai提出的文化碎片的基本概念, 但史密斯,泽利泽认为, 如果没有解释当今世界存在的部落社会如何嵌在全球网络，他们是不能被正确理解。在他看来,在一个全球环境下必然会出现文化多样性。

一些最有说服力的反对全球文化出现的论据来自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他指出,世界是“在同一时间增长更加全球和更加的分裂,更彻底的互联和更杂乱无章。无论它是定义了的身份在无边界的资本主义和全球村不太深会深入协议事项, 但一些更复发的熟悉的分歧,坚持的论点,站威胁,即无论可能发生,不同的秩序必须以某种方式保持”(国务院1998年, pp.107—110)。像,社会学家安东尼·史密斯是怀疑的，并且注意有趣的“初始问题”与“全球文化”的概念:“我们能单讲 “文化”吗? 如果 “文化”指的是集体的生活方式,或一个剧目的信仰、风格、价值观和符号,那么我们说文化,从不只是文化;因为一个集体的生活方式在宇宙的模式和剧目的不同的 模式和剧目。因此,这个“全球文化” 的想法是实际不可能的 ,除非在星际条款”中(史密斯1990年,p.171)。

最终的关于所谓的全球文化的崛起问题与全球语言是否正在形成有关。世界语的扩散显然不会在早期的期望中传播,并且“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论点 看起来有些牵强和站不住脚的。像马(1993,p。16)所观察到的, 英语”正在成为一种通用语言[但是] 使用英语作为日常语言的一个全球文化有严重的限制。“此外,英语作为主导语言在美国部分地区和联合王国受到挑战。即使在网上,只有少于50%的全球用户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而随着新媒体的遍布世界的扩散，这一比例是稳步下降的。回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世界语言,拉丁语, 在它的各种通俗化后传遍整个地区罗马帝国，演变成一个马赛克式的浪漫语言，这种回顾是有益处的。史密斯(1990年,页185-86)指出，我们看到的是“文化领域”的出现——不一定争执或互相冲突，而不是出现了一个“全球”文化结合，像亨廷顿的观点(1996)。因此, 在世界各地某些组织、社区或各国位于特定的人口，西班牙语,俄语, 阿拉伯语、法语、斯瓦希里语,和中国话已经成为共享语言,即拉丁美洲,独联体,阿拉伯世界,Subsaharan 非洲、东非洲和东南亚,分别有各自的。

搜集资料：

美国学者彼得•伯杰概括了文化全球化的四种载体，一是被称为“达沃斯文化”的国际商业精英群体；二是被称为“学院俱乐部文化”的国际知识精英群众；三是“麦当劳世界文化”；四是“福音派新教”或任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通常指宗教性群众活动，所谓全球化就是文化性的物质及观念借助这四种载体从西方向世界其他地区的运动传播。（2）在抽象的意义上，文化全球化意味着一种超越国界、超越制度、超越意识形态的全球价值和全球伦理开始具有现实存在的品格，最终趋向全球文化共同体。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多种因素和力量都将在其中发挥作用。就目前阶段而言，它首先由于文化产业化而获得动力。

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文化全球化主要是指文化产业全球化。

从理论上说，不同区域的文化产品都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都有面向全球市场的权利和条件，全球文化互动的内在动力正在于不同文化在形式与意义上的互补，但就现实来看，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化却不是全球各种文化的抽象和平均，而是经济技术发达的西方国家通过一些支配程序而展开的全球作业。在文化霸权的驱使之下，西方国家的文化产业以一种诱导的姿态来迫使民族文化对其认同，同时排斥民族文化对自身的认同，从而形成了一种“话语霸权”。

确实，在全球化的诸种当代形式中，几乎没有什么像国际品牌、大众文化偶像和工业品以及卫星向各大洲成千上万的人的现场直播重大事件那样如此、覆盖面广并且渗透力强。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迪斯尼乐园、威卡姆集团、贝塔斯曼集团、美国电讯公司等成为文化产业的全球性垄断寡头；美国的电影、欧洲的摇滚、英国的音乐喜剧、巴黎和米兰的时装、德国的图书等均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支配地位。文化从强势的西方发达国家传播出去，大举占领海外市场，催生了全球性需求，几乎使全球消费者对其欲罢不能。在这种实际上是“麦当劳化”的全球化压力下，一些发展中国家或文化弱势国家的市场被并不能反映他们生活的符号和形象所占领，甚至难以讲述自己的故事和经验，现阶段的全球化确实具有文化殖民的特征，这种意义上的全球化确实在威压着自古形成的文化多样性。

人们对全球化的关注越来越聚焦于全球化的文化维度或全球文化的争论，虽然具有“多维度的”(multidimensional)全球化依旧是人们热烈讨论的主题之一。这样，全球文化的问题就不仅被罗伯森确认为全球化主题的中心或焦点，而且也被他确定为《全球化：社会理论与全球文化》一书的主题。压缩性全球整体是可能的吗?

罗伯森不同于罗尔斯，他采取的正是罗尔斯所忌讳的一种完备性理论姿态，在方法上更亲近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而非现今全球化讨论中占主流地位的“工商研究”。这种理论姿态和方法上的选择基于罗伯森的下述学术判断，即：文化的维度已经成为全球化问题的多维度探究中最为重要的一维。在近几十年的全球化研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有两种：其一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其二为国际关系理论。罗伯森认为，这两种研究的理论贡献和影响是值得注意的。然而，它们似乎都没有给予全球化中的文化问题以足够的重视.当代全球化研究的确出现了罗伯森所说的“向文化转折”的趋势，这一转折趋势与其说是由于研究者们“对文化关注的扩大”，不如说是全球化研究已经触及到问题的核心，以至于不得不扩大或改变原来占支配地位的“工商(经济)研究”的单一思路。

然而，文化问题恰恰是全球化课题的“硬核”，任何触及这一“硬核”的全球化研究都不得不面对最为尖锐复杂的理论挑战：一种以普遍化为根本目标的全球化运动如何面对并解决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地域差异性矛盾?文化的多元差异是事实性的。现代人类是否可能且用何种方式来解决这种矛盾和冲突?更进一步说，全球化的寻求是否必须以克服这种文化的多元差异作为其前提和代价?罗伯森自然明了这些问题的艰巨性。他知道，不用说在不同的“世界”之间，就是在被人们通常以为最具“文化同质性的”欧洲共同体内部，关于文化的概念也是各具其独特性的。不过，他依然乐观地持守着一种全球化的价值立场。其理据是，通过他谓之的“普遍性的特殊化”与“特殊性的普遍化”的双向推动，某种全球化的认知理念和文化价值理念将是可以特殊化的，他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全球地方化”(glocalize)；与之相对应，只要各民族或本土群体放弃某种形式的文化本质主义，开放地融入全球化进程，或者不再固执于对某种过度的族群性和地方知识权利的吁求，其特殊的或地域性的文化认同同样可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普遍性意义。按照罗伯森的推理逻辑，这一过程或可称之为“地方全球化”(locglobalize?)。因此，罗伯森把全球化看成了一把双刃利剑，一面刺向为本土而本土化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另一面则刺向了西方中心论的文化普遍主义。不管他的这柄两面剑是否有某种类似于阴阳剑的剑法功能(一面真刺，另一面假刺?)，其双向推理过程似乎并无大谬。

文化全球化并不等同于文化一元化或同质化，相反，它在许多场合下类似于文化多元化或异质化。这是文化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及政治全球化间根本歧异所在。事实的真相是：强者比弱者在文化上更关心对方。文化多样性的逻辑正像生物多样性的逻辑一样，保护稀有物种，拯救濒危物种，是一个战胜了其它物种，赢得了整个地球的物种——人类所需求的。

哪伯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先识之士相信物质生活的全球化必然要导致精神生活的全球化，例如1983年在蒙特利尔召开的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就十分强调“人类统一和世界文化统一的最高价值”。但是我们毕竟离这个阶段还相当遥远，这正是《文明的冲突》这样的文章得以在今天这个时候出笼的原因（虽然可以合理地希望不用再花上500 年的时间了）。如果我们不以虚幻的愿望来代替切实的行动，那幺当务之急就是要振兴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并且从中发掘其最本质的，也必然是与其它各民族文化共同的价值观念，并且加速和加深使汉民族文化与其它民族的文化的交流融和，从而促使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逐步融入全人类文化的普遍性之中。

全球化与多元化的关系

反方：从现状来看，虽然多元文化的现象从来就存在，但“多元化”的提出本身却是全球化的结果。全球化一般是指经济体制的一体化、科学技术的标准化，特别是电讯网络的高度发达，三者不可避免地将世界各地连接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使庞大的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全球化使某些强势文化遍及全世界，大有将其他文化全部“同化”和“吞并”之势，似乎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发展很难两全。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全球化，多元化的问题显然也是不可能提出的。

针对全球化的文化同质论，我们可以问一问：在全球化之中，究竟什么是统一的？事实上，当我们面对全球化的时候，不是感受到一致性，而是感受到了异质性：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来说，当他们不期而遇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准则和价值观念遭遇到了挑战，因为面对“他者”，出现了更多的可选择的可能性。就目前的全球化进程而论，虽然的确存在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优越地位，但是影响终究是相互的。即使是15世纪欧洲殖民主义者发现美洲的时候，其影响也不是单方面的。正如保罗•利科所说：“当我们发现存在着多种而不是一种文化，并且又最终承认某种文化的垄断时――不论这种文化垄断是虚幻的还是真实的，我们都会为自己的发现之幻灭而感到恐慌。猛然间，我们意识到完全可能存在着„他人‟，而且我们自己也只是众多„他人‟中的一个„他人‟而已。这时，所有的意义和目的都消失了，漫游各种文明就像穿越遗迹和废墟一样成为可能”

全球化时代的多样性不但理由充分，而且也有多种实践方式。但是，如何理解多样性，如何在认同全球文化主流、普适价值的同时，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也同样是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必须承认，文化趋同虽然以“全球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从根本上讲，人类及其文化有超越国家、民族、地区、社群、个体的共通性。

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每个民族、每个社群都有自己的特有文化形态和文化个性，这种特有的文化既是群体亲和力和民族国家凝聚力的重要源泉，也是生命和生活的意义之源，也是文化得以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封闭和孤立的环境下，各种文化的自我意识并不总是清晰和强烈，全球化使不同文化之间拥有更多的体认、交流、沟通的机会，尤其是各文化共同体成员在本传统内学习、模仿之外更多地学习、模仿其他文化的机会，将使诸文化趋于接近，然而也正是交流与学习，凸显了各种文化的历史传统和特殊价值，而全球文化的趋同也理所当然地激活了对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关注，由此出现本土化、区域化与全球化、产业化齐头并进的势头。现代性既可以带来文化趋同，也可能强化各种地方文化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

第四篇：五个竞聘问题

创造地产奇迹

主管竞聘经理五个问题

问题1：你的成长历程及在例外的收获？

------此问题主要为了更进一步详细了解此竞聘者的经历，及加入例外团 队后的收获，由此知道他是否真的进步，都有哪些进步。

问题2：对销售经理职位的理解及职责？

------此问题主要是想知道他是否真的很清楚自己竞聘的职位和以后的工

作职责，为以后的工作做好了准备。

问题3：如果您竞聘成功了，那么你将如何开展自己的工作？大致的思路和目

标？

------此问题主要是了解竞聘者是否真的有自己的职业规划，为自己竞聘的职位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整装待发；更加详细了解他今后开展自己工作 的思路和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问题4：在工作中，你的下属根本就不服你（也就是你不服众），怎么办？

------此问题主要是看此竞聘者在今后工作中，是否有威信，能否处理好

具体的事宜，方法是否得当。

问题5：如这次竞聘失败了，那么你将如何继续你的工作？

------此问题主要是看此竞聘者是否自信，心态等。

例外地产---策划部：李秀敏

2012-5-8

第五篇：求职信的五个问题

求职信的五个问题

当你下笔写自己的个人求职信的时候，是否附和式的写写就算，应该有针对性的。清楚认识求职信会遇到的五个问题。而且应该为雇主设计求职信。让雇主清楚的认识知道你，让你的优点写在求职信上，使雇主更好的了解你。写一封自信有个性的求职信，大放求职信的光彩。或者真的没有头绪时候，参考一下大学生求职信范文，参考一下怎样写，但拒绝参考。

写求职信之前须考虑的5个问题：

1.未来的雇主需要的是什么？在你期望得到的职位中什么样的技能、知识和经历是最重要的。我们从很多的优秀求职信范文中，很多都会秀出自己的本事，用以吸引雇主。

2.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写求职信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获得一个具体的职务，一次面试的机会或仅仅希望有人通过电话花10~15分钟与你谈一下有关机构的总的情况。写一份完美的求职信为雇主解答这些问题吧。

3.你以为此雇主或职位提供的三至五个优点或优势。如果你是针对某个具体的职位而写此信，那么所列的你的优点应该就是招聘广告上需求的；如果你不是针对具体的职位的话，就按通常的所需知识和经历来考虑。看招聘广告写求职信展示与职位相符的技能。

4.如何把你的经历与此职位挂钩？ 请列举二个具体的你曾获得的成就，它们能证明你在第三问中所提的你的优点。

5.你为什么想为此机构或雇主服务？ 你对他们的了解有多少？关于他们的产品或服务、任务、企业文化、目标、宗旨等一切与你自己的背景、价值观和目标相关联的东西。当你对以上5个问题考虑成熟之后，就可以开始写求职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