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

第一篇：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

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

政治文化是围绕当代社会政治、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过程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与社会心理反映，它包括政治意识、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心理、政治观念、政治道德、政治信仰、政治价值观等方面。每个国家都有与自己的政治体系和历史发展阶段相关的政治文化系统，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改革开放多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一、主导政治文化的形成好范文版权所有

政治文化是由多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因素构成的一个文化系统，在整个系统中各种政治文化因素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其中有一种政治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其他政治文化居于从属地位或次要地位。我们将政治文化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主导政治文化，居于次要或从属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政治亚文化。主导政治文化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为整个政治文化体系摄定基本的政治价值观，使整个政治文化形成一种基本的政治文化倾向，并因此而影响整个政治文化的面貌。在主导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各种政治亚文化间的认同和共识得到有效的发展，各种政治亚文化有了协调的基础。

建国以后，在文化上我们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政治文化。马克思主义适合了时代的要求以及新中国政治文化转换的需要，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思想凝聚和整合功能，主导着中国政治文化的前进方向。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不断探索、试验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所包含的集体主义观、民主观、法治观和爱国主义等构成了我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应当说，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是符合时代和历史要求的。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加上建国以后所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严重的个人崇拜使得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蒙上了传统专制主义的阴影，等级观念、人治观、义务观等等封建政治文化的观念大量沉积，造成了主导政治文化的严重扭曲，给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害。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在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创立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使过去曾一度被扭曲的政治文化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轨，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理论成为人们解放思想的理论动力，凝聚人心的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精神支柱。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五大在肯定邓小平理论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同时，在党章中载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明确提出了在新的世纪要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目前，邓小平理论已成为我们的主导政治文化，这种主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它对其他政治文化的指导作用体现出来的。主要表现在：第一，政治观点上的统一作用。政治文化就其性质而言，属于观念上层建筑，它必然会涉及到一系列的政治现象，并提出有关的政治观点。在我国的现有政治文化体系中，多种学说并存。针对一定的政治现象，各种学说必然会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因此就有必要对这些学说在政治观点上加以统一。在当代中国，我们是用邓小平理论来加以统一的。这就是说，对于其他各种学说，在重大的基本政治方面必须要求它们跟邓小平理论保持一致。比如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第二，政治文化活动方面的规范作用。政治文化是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背景，因此，政治文化不仅仅表现于理论观点方面，而且表现于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活动方面。这种政治文化活动通常具体表现为具有不同思想意识的人运用不同的观点对政治和社会现象进行评价，政治文化活动还具体表现于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在多种学说并存的条件下，必须要求有一种主导政治文化来对政治文化活动发挥一种规范作用。正如伊斯顿所说：“任何系统都具备一定的主导政治价值，它们会给政治行为规范和结构排列确定基调和方向”。在当今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才能起到这种规范作用。第三，方法论上的引导作用。邓小平理论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学说或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对其他学说均具有引导作用。例如，邓小平理论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利益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全面看问题的方法等等，都是政治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科学方法，这些方法对其他政治文化

理论研究社会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政治合法性的变迁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合法性主要是指政治权威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并通过特定时空条件下适当的决策及政策实施来塑造政治秩序和适应环境变化，保持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因此，合法性一方面取决于

政府的活动，包括国家政权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运用意识形态的、法律的和道德伦理的力量为自身所做的种种论证，另一方面其更为实质的内容是国家政权在大众当中赢得广泛的信任和忠诚，从而使人民自觉地把对政府的服从当作自己的义务。因此，政治合法性表现为人们对政治体系、政治权威的认知、评价和态度等方面，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研究合法性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的变迁。

中国政治合法性经过了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其合法性类型的更替经过了大致封建社会身份趋向的传统合法性到建国后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时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领袖魅力型合法性基础，再到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时期的以经济增长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合法性类型，最后到第三代领导集体时代中国领导层一方面继续巩固邓小平时代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探索新的合法性基础等几个不同的阶段。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政权都是建筑在传统合法性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合法性危机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王朝，也动摇了王朝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身份取向的传统合法性。但从破坏传统合法性到建设理性民主型的合法性，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新中国建立前，民族独立与国家的统一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这期间中国的政治势力不得不从民族主义中寻求合法性的来源，但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则是我们党要求民众支持和统治合法性的支柱。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自然地，不可避免地成为新政权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过程中，由于长期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片面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人的思想政治领域中的问题，而忽视经济建设，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单纯化为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调控，这一合法型诉求加之对领导人个人魅力和威望的盲目崇拜，终于导致了“文革”的混乱。“文革”结束后，随着传统合法性的消失，“两个凡是”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形势的发展表明，执政党的合法性面临新的挑战。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深切地感到我们党统治的问题。早在～年的一系列讲话中，他就强髁司贸删投杂谡挝榷ǖ墓丶饔茫骸吧缁嶂饕迦绻鲜乔畹模驼静蛔！薄熬霉ぷ魇堑鼻白畲蟮恼危梦侍馐茄沟挂磺械恼挝侍狻！薄罢喂ぷ饕涫档骄蒙厦妫挝侍庖泳玫慕嵌壤唇饩觥！薄拔颐歉锩哪康木褪墙夥派Γ⒄股Α！薄吧矫娴母锩亲罡镜母锩！盵显然，经济增长作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途径，被邓小平视为好范文版权所有新时期我们党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但是，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没有忽视既有的意识形态基础。针对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他明确提出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的底线，即无论经济增长有多重要，它必须与此原则保持不冲突的状况，这就是以经济增长为合法性来源与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

经济的增长所提供的合法性资源适应了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客观需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所提供的政治合法性是有限的，这是因为经济的增长在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也使其对政府的期望值不成比例的迅速膨胀。许多“政治系统不能很快提高满足要求的能力以适应来势快的多的政治抱负和期望的高涨，这样就使政治体系陷入了困难”。事实上，许多政府保持了较高的政绩，但其政权合法性还是受到了削弱，原因在于经济增长中民主化、社会公正、自由等价值观目标受到了忽视，这种代价与该政权有关，从而减少了公众对该政权的支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自由、民主、契约、公正等价值观正在上升为人们的普遍追求、信仰的东西。加之政治世俗化对人精神的解放，“人民已习惯于根据公民的经常性利益来评价政治”。因此，经济增长所能提供的合法性资源可以说在逐渐削弱。世纪年代以来，一方面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继续维持合法性现状，另一方面则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进程明显加快。特别是在党的十五大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依法治国”的方略是我们党适应时代要求，探索建立现代法理型合法性的一项重要举措。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法理型合法性基础正在建立。

三、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世俗化的政治文化是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对称，是根据现代社会模式实施自我民主性更新的政治文化。帕森斯认为，世俗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主要区别在于：世俗文化用明确的方式而不是用笼统的方式、用中立的方式而不是感情的方式来观察客观事物，世俗文化向普遍性的标准和概念而不是与某些单一独特的标准看齐，在评价和录用个人担任社会角色时世俗文化重视成就，而不重世袭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越来越移向世俗化、理性化的端点。

公民民主法制观念增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强调各市场主体依照规律平等竞争、公平交易。随着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公民的平等、自由、民主意识逐渐增加。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成为新时期人们的共同理想和追求。与社会主义民主观相适应，人们的法治观也逐步增强，社会生活法律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人们诉诸解决问题的方式逐渐由找“长官”转向找“法官”，这表明公民开始确立依法有序表达意志和要求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政治价值观念日益世俗化，利益成为人们判断事物的主要价值尺度。在个人方面，人们更倾向于追求知识、财富和个人的自我实现；随着经济与科技的进步，人们拥有更多的信息、机会、生活方式和社会化渠道；公众对政府的评价更具有现实性，更看重政府的实际作为；在政治生活中，人们不再盲目绝对服从

第二篇：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演进方式

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演进方式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推进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恢复性重构、创造性建设、体系化发展和大众化表达，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话语支撑。

关键词：改革开放;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演进方式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5）-09-0025-03

马克思主义原理表明，主流意识形态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因此，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反映、适应和服务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它具有高度的整合力、强大的传播力和普遍的感召力。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推进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恢复性重建、创造性建设、体系化发展和大众化表达，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话语支撑。

一、主流意识形态的恢复性重构

20世纪60～70年代，新中国经过了一场“文革”十年灾难的重创，期间偏离了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应然轨道，消解了社会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社会主义制度的忠实信仰与执着追求。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党的执政目标，必须率先开展思想领域的解放运动，彻底消除“文革”意识及思维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和破坏作用，有效规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意识形态危机。

科学认识和客观评价毛泽东思想，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不可回避的首要话题。1977年7月，邓小平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2]只有确保毛泽东思想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严格划清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论与毛泽东本人晚年错误之间的界限，才不至于割裂、歪曲和损害毛泽东思想，才能回归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上来。“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定位和全新提法，为冲破“两个凡是”之思想迷障提供了有力的批判武器。要纠正和扭转“两个凡是”的谬误方针，就必须进行“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3]邓小平公开地支持1978年5月刊发在《理论动态》（中央党校内部刊物）上的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加快了拨乱反正的步伐，“逐渐汇成一股解放思想的潮流，对‘两个凡是’的禁区形成了强大冲击，从而加速了党和国家历史性转折的实现。”[4]

重新恢复、确立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性转换找到了着力点。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回击了当时出现的淡化、拒斥、消除、替代主流意识形态等攻击共产党执政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适时地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伟大号召，这个号召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思想内容，具有划时代的战略意义。邓小平认为，“解放思想”是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保持勃勃生机的前提条件，“事实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底色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只有不懈坚持“解放思想”和切实做到“实事求是”，才能顺利发展党的指导思想和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指出，必须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开展现代化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向其他国家学习与借鉴，但学习借鉴的目的不在于一味地模仿他国经验和照搬他国模式，而是在综合其失败教训与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批判性吸收，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社会实践，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和主体内容，成为指导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石和思想源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与践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焕发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机与活力，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场域。

二、主流意识形态的创造性建设

20世纪90年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纷繁复杂、变幻莫测的国际国内环境。从国际环境来看，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导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及其意识形态遭受了严重挫折，“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社会主义失败论”等论断对社会主义持悲观情绪甚至诋毁态度，“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等社会思潮迅速充斥和力图抢占全球意识形态市场，特别是“历史终结论”宣称，“在历史的终结点上，自由民主已经没有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强敌。”[5]从国内环境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和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社会在经济成分、社会阶层、组织形式、文化意识、就业方式、利益分配和精神生活等各个方面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复杂、多样和尖锐的矛盾与冲突，考验着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挑战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为了有效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发起的文化攻势，切实处理我国社会转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吸取苏共垮台、苏联溃败的历史教训，始终不渝地从“管党治党”角度加强执政党建设。通过加强执政党建设，提高党统领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能力，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从而引领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牢记和不负邓小平关于“聚精会神抓党建”的政治嘱托，开启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代背景下的党建新征程。党的十五大对党的建设进行了总体部署，强调“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要从思想、组织和作风等三个方面协调推进，以提高党治国理政的水平和增强党拒腐防变的能力。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这是江泽民首次完整地全面地表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精炼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性质、执政宗旨及历史使命，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源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由三个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理论命题构成的有机统一体：“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物质保障;“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思想引领;“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价值归宿。这三个理论命题的内在联动，破解了长期执政过程中“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密码，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丰富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内容。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并列写入党章和共同纳入指导思想。江泽民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而这种一脉相承就是既不断继承又不断创新的发展过程，是我们共产党人不断继承、不断发展着的科学真理的统一体”。[6]“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创新的又一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和提出了新要求，展现了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以执政党建设为依托，创新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新理路。

三、主流意识形态的体系化发展

进入新世纪，国际社会发展呈现出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态势，为我国融入全球经济发展、参与国际政治对话、进行跨国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机遇和广阔平台，同时也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文化领域进行意识形态输出提供了便利条件。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把我国尚处起步阶段的意识形态工作卷入了和世界不同国家意识形态相互竞争、斗争、借鉴的一个新舞台。”[7]裹挟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及其行为方式向我国进行强势渗透，旨在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和平演变或整体置换。面对挑战与机遇共存的文化生态及意识形态环境，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紧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时代课题，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体系建设，以服务新世纪新时期新阶段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基本国情，总结国内发展的实践探索和借鉴国外发展的有益经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和新要求，逐步构建了系统的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2003年4月，胡锦涛在广东视察时提出“全面的发展观”，旨在从全局战略高度来思考发展问题，以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2003年8月，胡锦涛在江西考察时开始明确使用“科学发展观”概念，提出“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发展新路子。”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对“科学发展观”进行完整的明确的表述，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有关发展的观念、思想及理论，集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及方法论，全面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等“三大规律”的认识，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价值导向、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的过程中，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日趋系统化和体系化。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发展”明确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要求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强调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在尊重差异和包容多样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产生社会思想共识。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共同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全党、全国和全社会有了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崇高的道德规范，为激发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奠定了价值基础。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课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再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走向体系化的发展范式。

四、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化表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梦进入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汇聚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涉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近代以来中国无数志士仁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目标愿景，是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及发展过程中最为突出的鲜明的时代主题。2012年11月，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以“中国梦”来表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的提出，展示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自觉和使命担当。

习近平于2013年3月在人大举行闭幕会上，深刻地阐释了中国梦的本质内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习近平还从方向、动力和主体等维度，勾画了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即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继“美国梦”和“欧洲梦”之后，“中国梦”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中国梦不是他国梦的翻版或复制品，而是植根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精神、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锲而不舍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艰辛探索的成功实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魅力。

中国梦作为中国主流政治话语受到了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和赞誉。意识形态话语权，对于一个政党或阶级来说具有极端重要的价值和功能，只有掌握了意识形态话语权，才能影响社会舆论的走向和引领时代发展的潮流。“在一个文化多元、意识形态纷争的时代，在人类还没有超越阶级社会以前，一个阶级如果忽视甚至有意无意地放弃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意味着另一个阶级对它的占有和另一个社会对它的渗透。”[8]为了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和赢取国际竞争优势地位，中国共产党必须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和领导权。“中国梦”在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容和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将相对抽象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用更加形象、通俗、朴实、亲切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化话语方式表达出来，拉近了普通的人民群众与崇高的共同理想之间的距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更加清晰、具体及亲和的呈现在人民群众面前，产生了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社会效应，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凝聚共识和汇聚力量。因此，“中国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进行大众化的话语转换，既有利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又有利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项目来源：四川省教育厅“全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专项项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川教函〔2013〕96号）。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8.[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2.[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9.[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1037.[5]（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24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8.[7]敖带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热问题与冷思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86.[8]李红军.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确保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J].思想理论教育，2007（1）.

第三篇：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

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

摘要：改革开放的成功使得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都有了飞速的发展。正是当时领导人的正确决策以及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入认识，将其思想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效地相结合，是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有效地原因。关键词：改革开放

经济 政治 思想 文化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的成就，可以说惊天动地，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而且慢慢得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在经济方面，我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获得高速增长。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跃升为中等偏下收入的行列。其中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开放政策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运行机制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改革开放前，中国长期以来物资短缺问题，不仅生产资料靠计划分配，生活消费品市场化程度也很低。如今商品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调节机制也已基本形成。经济体制的破旧主张和彻底转型。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一个很严的转变。是经济体制的破旧主张和彻底转型。我国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基制度的优越性又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活力。在资源配置中也发挥了灵活性和有效性，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举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又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的根本的原因。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也必然要政治体制、文化体制进行改革。以巩固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改革。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结合。我国的改革，是把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改革促进开放，开放反过来又促进改革，形成了改革开放良性互动的局面。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经之路，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改革与开放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鲜明的特点，也是改革取得成就的必要原因。

不但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思想上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在思想方面，毛泽东思想转向邓小平理论、自力更生理论转向对外开放理论、国际战争理论转向国际和平理论、阶级斗争理论转向经济建设理论、社会公平理论转向社会竞争理论、农村化理论转向城市化理论、绿色经济理论等。国民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得到了提高。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就是实事求是，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来改革。胡锦涛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多种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前苏联改革不是从思想上着手解决问题，不联系当时苏联的实际情况，是通过撤换干部来解决问题，结果没有促进改革，反而阻碍了改革，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论的核心是全面现代化的思想。与此前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思想相比，它既强调工业化的重要，也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工业化、政治民主化 和思想文化现代化的统一，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不能只看重其中的一方面，而导致现代化 过程中的种种失衡现象出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的思想，在党的十三大报 告中被规范地表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 表述被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所沿用，并被固定下来，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在文化上，建国后对我国政治经济学影响颇大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虽论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但只讲前苏联阵营内部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排斥这些国家向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没有对外经济关系的分析发展到在社会主义部分的某一章中加进了少量有关介绍，再发展到单独设置了“对外经济关系”一章，直到我国将对外开放确定为重要国策，才开始从真正意义上阐述了经济对外开放的理论。但是，受教科书的性质、篇幅等限制和影响，书中展开的是一般原理，往往概括介绍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原则、形式等。因此，对我国经济开放理论从发展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考察与分析，将有利于展开和深入研究对外开放的基本理论，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这一越来越显示出重要地位的部分得到充实。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吸纳和借鉴了 世界的和我国的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找到了一条真正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道路，实现了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的全面发展。

第四篇：论中国合同法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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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合同法的演进

陈小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 , 易军 中国政法

大学 副教授

肇端于清末法制改革的中国法律现代化历程迄今已有一个世纪,今日中国所进行的声势浩大的立法活动依然是这场运动的延续,除非中国法制实现全面的现代化,这场运动将无停息之日。在对中国合同法历史变迁的考察中,我们可以体味百年来法制变革所经历的困境与艰辛,并为我们苦难的中国逐步摸索到步入康庄大道的路径以及在近20 年的法制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进步深感庆幸。一部合同法史,就是一部浓缩了的法制变革史与经济社会变迁史。

一、中国合同立法的回眸

我国古代合同法的表现形式为礼制中的有关规定及民事习惯,现代意义上的合同法始于1911 年第一次民法草案,从1911 年到1929 年国民党民法典通过并公布,是我国民事立法的主要时期。此期间我国合同法完成了由习惯法到成文法的过渡。中华民国民法具有现代资本主义民法及债法的特点,能够适应资本主义经济需要。(1)但在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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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作为旧法统在祖国大陆被废止,现在仅在台湾地区有效。

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合同立法史崭新的一页。半个世纪来我国合同法的发展表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与经济发展的进程相适应,合同法的发展呈现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建国初至70 年代末,是合同法艰难徘徊的时期,合同法表现为法规性或规章性文件,效力层次低下,其发展陷入“前进—停滞”的怪圈。第二个阶段从80 年代初开始至90 年代初,是合同法取得实质进展的时期,整个80 年代我国合同立法蔚为壮观。《民法通则》及三大合同法以及有关规章、司法解释相继颁布,中国合同法体系初具规模。第三个阶段从党的十四大召开一直持续到现在,并包括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此间发生了两件对合同法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即十四大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以及十五大依法治国方略的实行。市场经济要求统一市场活动的法律规则,重新构建合同立法的基本内容;依法治国方略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合同法在建设法治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及树立合同法权威的迫切性。可以说进入90 年代以后,摆在立法机关和民商法学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制定一部集科学性、统一性、现代性为一体且系统明确的合同法。围绕着合同法的制定,学者和司法界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从而使合同法成为民商法各具体制度中理论研究最为成熟的领域。经过长期的酝酿、探讨与论证,在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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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后的第7 年即1999 年的3 月1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终于诞生。

年来合同立法的实践充分表明:包括合同法在内的民商法的产生和发展是一国社会生活诸条件互动作用的结果,其中以经济生活条件的影响最为深远。合同法是涉及财产或劳务的私人转让的法律。(2)合同法调整动态财产关系,本质上是交易法,而交易关系只是在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才会发生,因此合同法与商品(市场)经济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合同法与商品(市场)经济同命运共兴衰,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商品(市场)经济的基本关系。人类文明史已经充分昭示:一部合同法史即一部商品经济发展史。商品(市场)经济经历了由古代→近代→现代的发展,合同法也随之实现了从古代→近代→现代的过渡。从制度角度而言,合同法的规范只是商品交换关系的内在要求在制度上的反映;从观念层面论之,契约精神只是商品交换关系的本质要求在观念上的体现。我国古代私法制度的粗陋、私法观念的淡薄与商品经济的缺失关系甚大。建国后实行排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体制,20 多年基本上未有变化。虽因社会分工的存在时有物资让渡关系的发生,但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关系;虽然仍采用合同的形式,但合同并非当事人追求利润的手段,没有丝毫的平等、自由、权利的色彩。合同法经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近20 年的改革,实质上是一个对市场重要性的认识逐步深化从而对商品市场经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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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承认到无限承认的过程。市场体制的确立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换关系是最普遍的社会关系,合同法从而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法。市场制度的确立与实行,使合同法的繁荣不可避免。以至于当我们在展望下一世纪中国合同法前景的时候,能够满怀信心与希望。

二、统一合同法的进步性

我们认为,统一合同法是中国民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与现行民法的其它组成单元相比,它最具进步性。甚至可以断言,这部合同法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未来民法典的某些面貌。合同法的进步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立法模式上的进步。计划经济体制下财产流转关系实际上被分割为两部分,即纳入计划范围的财产流转关系和与计划无关的财产流转关系;与之相适应,在立法上实行经济合同法与民事合同法分开立法的二元立法模式。各具体合同实际上被分割为两部分,分别受不同法律调整。统一合同法的出台废止了此种立法模式,取消了经济合同与非经济合同的划分,实现了对各种具体合同统一的规范和调整。

2.立法体系上的进步。改革开放后,我国先后制定了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三部合同法律适用于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合同关系,相互独立并行不悖,在立法层次上是同一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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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行法,除受宪法统率外,谁也不统率谁,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与80 年代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分不开的,其根本原因是经济起飞时期发展不平衡所致。三足鼎立的弊害可谓众人皆知,统一合同法的出台使得三足鼎立的格局不复存在,实现了合同立法天下一统的局面。

3.立法技术上的进步。广义的立法技术包括立法体制技术、立法程序技术与立法表达技术。在这几个方面,统一合同法较过去均有很大改进。以往的三部合同法均由国务院所属部委起草,这些机关往往不可能从全局考虑,而是较多考虑本部门利益,导致法律规范互不协调、相互抵触、规定重复。统一合同法的立法工作由全国人大法工委承担,从而克服了上述弊端。并且此次立法系由学者提出立法方案并拟定建议草案,学者参与此次立法所受到的重视远非以往所能比。值得一提的是,1998 年9 月,《法制日报》及《人民日报》分别刊登了合同法草案第五稿全文,公布法律草案进行“全民公决”并非我国立法必经程序,将一个尚未生效的法律草案公诸报端,给公众提供一个实实在在地参与立法的机会,这一举措本身即蕴涵着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合同法在立法体例上沿袭了传统民法的样式,从而具有科学性;在立法语言上,通俗而不失规范,易懂而不失严谨,用语准确清晰,文字流畅;立法内容的归纳分布和条目的排列基本上依从了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顺序。特别是在起草学者建议草案时,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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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方面较严格地依循了立法方案的要求,条文规整、条理清晰、逻辑线索明确,另一方面,每个条文都撰拟了相应的立法理由,为后来的立法在技术的操作上提供了较大便利,也肯定会对今后合同法适用、解释等实务活动提供若干依据,显示了立法的较高水准。

4.法律规范内容上的进步。在具体制度上,合同法的进步性表现在以下方面:(1)吸收、借鉴、移植国外的先进制度,力求完备。合同法大量采纳了反映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共同规则,从而基本上能适应建立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后对法律调整的需要。合同法构筑了许多崭新的制度,其数量之巨,不胜枚举。如仅就合同履行而言,即创设了第三人利益合同、第三人负担合同、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代位权、撤销权等制度。并且合同法在继受具体制度时不拘于严格区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而是兼容并蓄,凡实用优越的制度通通拿来为我所用。此点在总则中表现尤为明显,如根本违约、预期违约等均为英美法系的固有制度,合同解除中引入了根本违约,严格限制法定解除权的滥用;将预期违约纳入违约行为形态,使非违约方获得了即时寻求法律救济措施的权利;不安抗辩权的适用要件及法律效力上吸收了默示毁约制度的合理内核,从而使我国法上的不安抗辩权制度成为世界各国相应制度中最为完善的制度。即使是分则,也采纳了英美法系的某些制度,如委托合同中规定的委托人的介入权与第三人的选择权系英美代理法中的特有制度。(2)对于过于原则、简略的规范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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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具体化,增强其可操作性。如合同转让中,明确规定了债权转让、债务转让、债权债务概括转让三种形式,就债权转让而言,详细规定了其成立要件及对内对外效力等内容。(3)废止过时、错误、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规范。如以往立法对无效合同的规定极为宽泛,合同法明确地将欠缺有效要件的合同分为三类,与传统民法趋于一致,并且扩大了可撤销合同、效力未定合同的范围。这既避免了财产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又有利于尊重当事人意志、保护当事人利益,并且有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鼓励交易目标的实现。(4)对于发生矛盾、冲突的规范予以整合协调。如对于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表述互不相同。(3)诚如王泽鉴先生所言,合同的基本原则是否是因其为一般合同、经济合同、涉外经济合同或技术合同而异? 上述规定的不同,究竟仅是文字上的差异,强调的不同,抑或具有实质的意义? 经济合同是否不受诚实信用的规范?(4)在具体制度的构建上,合同法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尽享后发利益。如合同法对格式合同的规制是较为先进的,在日本,至今还没有制定出有关约款的一般性质的法律,就是说,日本不存在类似德国法约款规制法这样的法律,只是在证券交易法、分期付款销售法、住宅房屋交易业法等特别法中,对约款进行一定的规制。(5)再如合同法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附随义务、后契约义务、融资租赁合同等制度,这些规定都是20 世纪民法实务和理论的较新成果,迄今只有很少几个国家将之纳入民法典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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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立法精神上的进步。旧法过多的反映计划经济要求,计划色彩浓厚,如1981 年经济合同法明确将“保障国家计划执行”作为立法的基本目标之一,该法的诸多制度、规定都体现了这一要求,(7)合同只是执行国家计划的形式。当然1993 年修改经济合同法,删除了大部分有关计划的条文,使之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状况有所改善,但此次修改仅触及皮毛,还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合同法以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为使命,因此市场经济社会所应倡导、弘扬的鼓励交易、维护合同自由、注重兼顾交易便捷与安全等价值在合同法中均有其体现。这里着重探讨合同自由原则。因为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生命和精髓,正是由于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我国合同法才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决定合同法基本原则的重要因素是经济体制。(8)与上述“保障国家计划执行”的立法目的相适应,计划体制下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为计划原则。市场经济体制则要求实行合同自由原则,因为合同自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换关系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契约自由的概念包含了两层紧密联系但却又有区别的意思。首先,它表明契约是建立在相互意见一致的基础之上;其次,它强调契约的产生是不受诸如政府或立法干涉等外来因素影响的自由选择的结果。(9)契约自由在19 世纪以来,随个人主义及市场经济的兴起,成为私法理念,使个人从身分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发挥其聪明才智,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对社会进步,具有重大贡献。(10)中国合同法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这是无可置疑的。合同法领域的最大思想解放就是合同自由成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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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规则的基本精神以及诚信原则及制度对信用危机的制约。(11)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契约法出现了一种反自由主义倾向的同时,在契约自由的衰落被认为是现代契约法相对于古典契约法最重大发展的时候,我国合同法却毅然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似乎是不趋潮流的。然而,这个原则的确立对我国这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并有深厚底蕴的传统文化背景从而极端缺乏经济自由、政治民主的国度将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当然,合同法不能无视现代的社会生活条件而不得不对当前契约法领域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有所反映,如对格式合同的规制、承运人强制缔结义务的确立、扩张性的合同义务的认可等。因此,合同法所确立的合同自由是建立在具体人格基础上的实质的自由,而不是建立在抽象人格基础上的绝对的自由;(12)是从社会本位出发受有一定限制的自由,而不是从个人本位出发的绝对的自由。由是观之,中国合同法一方面在补上已经拉下的近代合同法的课程,另一方面又肩负着迎头赶上现代合同法的使命。一部合同法,却要完成西方合同法近两个世纪走完的路程,似乎承受了太多太多的重负,饱含了太多太多的期冀。

三、合同法当前所面临的任务

法制的现代化,不仅指法律制度的现代化,还应是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也就是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的现代化。这部合同法虽然并非尽善尽美,未能实现预期的“领导21 世纪合同法发展潮流”的目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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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成为一部“21 世纪序曲而非20 世纪尾声”的法律,但是将它定位为一部现代化的合同法,从而认为中国合同法在制度层面上已实现了现代化却并不为过。因此,如何实现契约法观念和意识的现代化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为此必须大力弘扬契约观念和契约精神。弘扬契约观念不仅应在经济生活领域进行,在政治生活中弘扬契约观念意义更为重大。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社会合意,因而应以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为其存在的根本,以服务于人民的权利为其宗旨。此有助于摆正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实即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从而确保权力平稳运行。只有实现政治生活的契约化,充分发挥人民主权对政府权力的监督约束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清除和遏制腐败,保护和巩固经济契约化的成果。(13)

契约与合同的内涵不同,以契约取代合同更有利于平等、自由、独立人格、协作和权利的观念与精神的传播。契约或合同在西方语言中的对应词为Contract ,其用法极为广泛,既可表示关于商品交换的协议,也可表示关于变动身份关系的协议,还可指关于政治安排的协议。从使用领域来看,它广泛运用于经济法律、政治学、宗教神学、道德哲学等领域。Contract 一语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内在价值与理念,它的广泛使用意味着它所承载的平等自由诸精神的普及与更大范围的传播。西方社会素有法治传统,民主、人权观念深入人心,这与Contract 的普及有莫大关系。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无论合同还是契约，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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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使用范围均极为狭窄,主要是一个经济法律术语,是关于商品交换的协议,不曾有其它方面的涵义。在政治生活方面,契约思想未曾萌芽,并且契约也从未踏入神学、哲学的殿堂。当然,严格探究起来,合同与契约是有差别的,合同是能将“同”字合起来的契约,只是契约的一种类型,其使用范围比契约更为狭窄。(14)如果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契约与合同的区别无足轻重,两者在适用范围的狭窄上具有一致性的话,则最近百余年来,契约与合同的差异已经加剧。自近代以来,或者更确切一点说,从翻译卢梭的《The Contract of society》一书开始,契约的使用范围逐步扩大。在该书中,Contract 一词意为“数人通过达成协议以建立国家和政府”,但在中国的汉字库里竟找不出一个术语来表达它,因为此种含义为中国人闻所未闻,只有表示“数人达成协议进行商品交换”涵义的契约一词与之稍为接近,因此万般无奈只得用“契约”来表示“Contract”,从而使之获得了崭新的内涵,成为一个政治学术语。相继的,契约的使用领域逐步扩展到其它领域,如圣经中描写以色列国重建时说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们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而不是合同),学者们用“契约”来表示康德、黑格尔、罗尔斯等人著作中作为道德哲学概念的“Contract”,因此,时至今日,契约与合同的差异已十分明显。合同仅表示商品交换的协议,其含义一直未曾变化,是不折不扣的经济术语,而契约一语,运用广泛,除具备有合同的涵义外,还可表示关于“政治安排的协议”等意义,其使用范围已扩展至政治、神学、哲学等领域。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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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至今已耳熟能详的术语命题“社会契约论”、“从身分到契约的运动”,从未见被表述为“社会合同论”、“从身分到合同的运动。”只有“契约精神、观念”、“契约神圣”的称呼,并无“合同精神、观念”、“合同神圣”的提法。合同蕴涵的信息没有契约丰富,合同未进入上述领域,其使用范围的局限性限制了其所承载的价值产生的影响,不利于平等自由诸观念的普遍弘扬,因此,以契约取代合同,意味着契约在更多领域得到运用,从而表明契约观念和精神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弘扬与传播。

四、中国合同法之最近的未来

中国合同立法以及理论研究业已取得的成就,为合同法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尤为关键的是,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已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社 会生活诸因素所形成的强大合力必然推动合同法走向新的辉煌。

当以一种乐观的心态去展望下一个世纪合同法发展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本世纪以来中国合同法发展的延续,置身于世界性发展潮流中的中国合同法必然会表现出更为鲜明的国际化、开放化趋势。合同法本身有国际性,这主要是由于合同法是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则,受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以及所有制形式的影响远远不及其他部门法及民法中物权、亲属等制度那样突出,具有天然的共通性。随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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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交流的日趋频繁、科技发展的全球化及经济一体化,使各国合同法融合、统一趋势更为明显。科桑蒂尼教授已提出了一个“世界债法草案”,(15)世界范围内合同法的统一虽不是指日可待,但也不再是天方夜谭。合同法是市场经济生活的百科全书,总是密切关注经济发展实践,注重对新型经济关系及时确认,极富时代气息。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会带来许多亟须合同法调整的新课题和领域;其它学科如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对合同法的渗透也会全面展开,合同法会出现许多新的术语、规则和制度,合同法开放化趋势进一步增强。

这里着重探讨几个与合同法未来有关的更现实的问题,即合同法与物权法的关系、合同判例作用之发挥以及合同法的归宿。

物权法的制定工作已被立法机关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国物权法学者建议草案业已拟定,最近,李鹏委员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法制讲座时明确指出,要抓紧起草物权法。(16)由此完全可以乐观地估计,一部完善的物权法的出台已为时不远。由于物权制度与债权制度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此物权法的创制必然会对合同法产生相当的影响。虽然物权法尚未出台,中国物权制度到底如何设计尚难预料,暂时还无法对这种影响作出确切、具体地描述,但物权法制订中某些重要制度的选择取舍将会对合同法的适用甚至某些制度的构建产生影响应是毫无疑问的。聊举数例以作说明。第一,所有权变动的标准不同,直接影响合同的效力。关于所有权之变动,向来有不同立法例及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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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有人主张,种类物所有权自交付时移转,特定物所有权自合同成立时移转。若立法采纳此种观点,出现特定物双重买卖的情形时,因物之所有权已移转于第一买受人,则第二个买卖合同无效。但是在不区分特定物与种类物而统一适用交付主义时,在上述情形下,第二个买卖合同亦属有效,应依债权平等性原则予以解决。第二,是否采纳物权行为之独立性和无因性理论,影响到合同法第58 条之适用。依尚未采纳该理论的现行法之规定,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已发生之物权变动也归于无效,债权人对其已交付标的物享有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如采纳上述理论,则即便债权合同无效,债务人仍依物权合同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债权人仅得依不当得利制度请求返还标的物。第三,合同法第51 条确立了无权处分制度,但存在疏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缺陷。当物权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建立后,无权处分制度应与善意取得制度配合使用,使真权利人与善意第三人之利益得以兼顾。

判例虽然是英美法系法律的主要渊源并因此而号称判例法被作为法系划分的一个标准,但绝非英美法系所独有。20 世纪以来,大陆法系在借鉴并活用英美判例法的基础上形成了风格独具的“判例法”。这些判例虽然不具备法律的拘束力,从而与英美判例大异其趣,但是大多数法官在实际上是尊重先例的,特别是对上诉法院的判例,因此判例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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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法系有些国家的某些法律领域,司法判例地位和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与英美法系国家并无二致。判例作为成文法的辅助与补充,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我们留意一下德国司法判例发展的诸如‘情势不变条款’、‘交易基础消灭’、‘滥用权利’、‘与事实真象不符’、‘失效’等概念,就不难理解法官是如何修正民法典中僵化的契约法条文了。”(18)作为一个深受大陆法系法律传统影响的国家,我国自然无法抗拒此种法律渊源方面的国际趋势。日本学者后藤武秀在考察了判例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后认为,即使正从人治走向法治之转换时期的中国现阶段虽说不承认判例的法源性,但重视判例的时代即将到来。(19)

事实上,判例的巨大作用在我国已有所显现,如合同法规定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免责条款无效,就是采纳了天津法院关于工伤概不负责案判决所确立的裁判规则。此即为判决促进法律发展的明证。就合同法而言,通过判例来弥补合同法的漏洞或许是目前最急迫并最具现实意义的事情。法律漏洞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在所难免,合同法也不例外,统一合同法虽十分详备,但诸如情事变更原则、第三人侵害债权等重要制度尚付阙如,特别是情事变更原则,由于合同法对显失公平合同制度作出了修改,即只有在订立合同时就存在显失公平的,才能适用第54 条第1 款第2 项规定的显失公平规则,使得原来通过对显失公平规则进行扩张解释以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尝试成为不可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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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留下了更难以弥补的法律漏洞。并且,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在合同法施行中必然会产生诸多新型的难以受合同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法律漏洞不可能完全消除。作为一种重要的漏洞补救方法,充分发挥合同判例的漏洞补救作用将有利于克服由于频频修法所造成的打断法律发展连续性使社会发生震荡的弊端。如德国法院创设的附随义务、后契约义务、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等制度已历数十载迄今尚未在法典上作出规定,但已为德国国民意识所支持,具有习惯法上之效力,并被认为是契约理论上判例促进法律进步之一项重大成就。(20)因此,在短期内不可能修改合同法增补新制度的情况下,实有必要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或收集并公布有关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第三人侵害债权、附获奖机会合同,损益相抵等制度的典型判例,使各级法院裁判案件时有所依循。最高人民法院自1985 年开始即定期公布典型案例,但该制度尚待规范与完善,其效力还有待提升,其作用还有待加强。

关于合同法的归宿,实际上是指合同法与民法典的关系及其在民法典中的地位。

自清末变法修律运动以来,中国对素有法典化传统的大陆法系表现出了更多的亲睐。建国以前出现的三部民法典是德国民法典的翻版;建国后,新中国第一次民法起草工作的成果即1956 年民法草案虽直接继受了1922 年苏俄民法典,但苏俄民法典本身乃是参考德国民法典,这就决定了新中国第一个民法典草案及此后民事立法及民法理论，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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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旧与大陆法系民法一脉相通,并有着相同的立法体例、基本概念、基本制度。(21)因此,如同法、德、日等诸国编纂出一部民法典从而实现民商法现代化以至法制现代化一直是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目前新中国第四次民法典起草工作已经启动,中国民法典之梦即将成为现实。作为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合同法之融入民法典终究不可避免。不难想象,在民法典出台后,中国社会将不会存在直接冠以“合同法”名称的法律。法典化后的中国,只有“实质意义的合同法”。可以这样说,消灭“形式意义上的合同法”是最近一段时期内中国学者与立法者所要完成的任务。• 在两大法典编制体系中,学说汇纂式较法学阶梯式对中国影响更为深远,中国已出现的数个民法典全部或部分采纳学说汇纂式即为明证。中国未来民法典采纳何种模式,虽有激烈争论,但学者在偏重德意式的倾向上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22)法律行为、债是从合同关系中被抽象出来的制度,对法律行为、债的规定实际上是对合同的规定,如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实际上是对合同有效要件的规定。在民法典体系中,既要保存法律行为、债等作为人类抽象思维结晶的概念,又要使合同法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存在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虽然合同法在现存的法律关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把所有的合同问题作为一体归纳成的体系,在学说汇纂体系中却没有存在,(23)因此,保存合同法在民法典中的相对独立性,即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存在有相当的难度。在现在的大陆法系各国,合同法并不一定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在法律秩序内确定了它的地位，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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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很遗憾的。(24)由于合同法在学说汇纂体系中特殊的地位,现实中发生的合同现象作为全体来掌握,就不一定容易了,有时虽然是重要的合同现象,但在学说汇纂的抽象体系下,就可能被无视或被轻视。(25)看来采纳学说汇纂体系的民法典的出台,是以牺牲合同法体系的完整性为代价的。因此,在民法典的框架中,如何兼顾民法典的体系价值与合同法的体系价值是值得深思的。

合同概念的界定与合同法在民法典中的地位是密切相关的。国内学者对合同的理解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合同是变动债的关系的协议,二是认为合同是变动民事关系的协议。如果采纳第一种观点,合同作为变动债的手段之一,属债的下位概念,从而在未来民法典中将关于合同的规定置于债的体系之内为理所当然。但是,我们认为合同应采纳比变动债的关系的协议更为广泛的概念。实际上,我国合同法已采纳了此种观点,合同法将合同界定为变动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而非变动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已扩张合同的运用领域。(26)合同的本质是合意,合同是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最普遍的联系形式与最经常的行为方式,是当事人利用自己的创造热情形成法律关系的有效手段,当事人不仅利用合同创设债权,而且利用它取得物权、人格权、身份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此种意义上的合同具有极大普遍性与广泛性,类似于“双方民事法律行为”,采纳此种观点后,将合同法完全置入债法是不妥当的,鉴于合同的普遍性与重要性,我们认为，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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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借鉴德国民法的作法将合同置于双方民事法律行为的地位从而在民法典法律行为制度中为合同留出一席之地。(27)

注释:

(1)参见王家福:《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 年版,第20 页。

(2)参见[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张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314页。

(3)参见民法通则第3 条、经济合同法第5 条、涉外经济合同法第3 条、技术合同法第4 条的有关规定。

(4)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7 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20 页。

(5)参见王晨:《日本契约法的现状与课题》, 《外国法译评》1995 年第2期。

(6)参见谢怀木式:《合同法的统一是我国民事立法工作的一个重大进步》,《中国法学》1999 年第3 期。

(7)参见1981 年经济合同法第1、4、7、27 条的有关规定。

(8)参见李开国:《民法基本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第4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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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英]伊特扬:《现代契约法的发展》。

(10)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7 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22 页。

(11)参见杨振山:《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民商法学获得向前发展的进军令》,《政法论坛》1998 年第5 期。

(12)参见傅静坤:《二十世纪契约法》,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第259 页。

(13)参见蒋先福:《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化及社会条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1995 年第1 期。

(14)参见贺卫方:《法边馀墨》,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第101 页。

(15)参见[法]勒内·罗迪埃文:《比较法概论》,陈春龙译,李泽锐校,法律出版社1987 年版,第115 页。

(16)参见《法制日报》1999 年9 月1 日第1 版。

(17)美国法学家梅利曼认为,大陆法系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对待判例的态度同英国的法院没有多大区别,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法官深受先前法院判例的权威的影响;第二,法官懒于独立思考;第三，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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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冒自己所作判决被上诉审撤销的风险。参见[美]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等译,知识出版社1984 年版,第53 页。

(18)任强:《判例法与判定法的运作与未来》,《判例与研究》1996年第2 期。

(19)参见[日]后藤武秀:《判例在日本法律近代化中的作用》,《比较法研究》1997 年第1 期。

(20)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第2 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35 页。

(21)参见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63 页。

(22)就目前已掌握的资料来看,反对学说汇纂式最有力者是徐国栋先生,但在徐先生所提出的中南政法学院民法典立法方案中,分编在结构上仍采纳了德国民法模式,并保留了德国民法最优秀成果——法律行为制度。

(23)参见[日]北川善太郎:《中国的合同法与模范合同法》，王辰译,《国外法学》1986 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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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参见[日]北川善太郎:《中国的合同法与模范合同法》,王辰译,《国外法学》1986 年第3 期。

(25)参见[日]北川善太郎:《中国的合同法与模范合同法》,王辰译,《国外法学》1986 年第3 期。

(26)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 条的规定。

(27)德国民法典将关于契约的普遍规定纳入总则编,即德国民法典第一编第三章三节,在第二编即债的关系编仅规定债务契约的特殊情形及各种债务契约。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视合同为债权合同,在民法典体系上将合同法的规定纳入债编。有学者已对此种立法提出异议,如梅仲协先生在其著作中将台湾民法债编第153～156 条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放入法律行为制度中加以阐述,参见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121 页。

出处:《法商研究》199906

第五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

联合改革开放34年来，谈谈我国和自己家乡的变化

回望祖国大地，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4个年头了。34年来，从城市的景色面貌到普通人的着装饮食，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真真切切地目睹和感受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巨变。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由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无疑成为中国历史的标志点，是改革开放，是解放思想，实现了中国当代发展历史性的转折，中国命运由此改变，社会转型也由此开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中国社会实现了由封闭、贫穷、落后和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和充满活力的历史巨变。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基本达到小康、主人翁意识显著增强、受教育水平和文明程度明显提高，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不断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成效显著、社会整体文明程度大幅提升。

以我的家乡沧州市河间市为例，34年前，我们县城城区面积只有7平方公里左右，主要道路仅5公里。看看34年后我们的县城吧！光是建城区面积就扩大到三四倍之多，新增绿化区域，大楼林立，街道宽广，基础设施日臻完善，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童年时，很少有品种多样的蔬菜和肉食，玩具是父母手工做的，穿着的衣服更是颜色单一，样式简单。少年时，各种新奇的图书逐渐出现于我们的视野，但是可望而不可及。以前的连环画已经被现在的录像DVD和装帧精美的漫画小说所取代，五分钱一根的冰棍消失了，各种味道的雪糕占据了少年青涩的眼球，14寸的黑白电视已经换成了29寸的高清液晶大彩电，里面播放的已经不仅仅是新闻联播和动物世界了。走入青年时代的我们，尽管对街边数不清的零食不再感兴趣，却发现路上的汽车比自行车还要多，超市的蔬菜比肉类更受欢迎，大背投和等离子早已不再稀奇，电脑和网络悄然地构架起了我们生活的点、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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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近几年来，由于九年义务制教育政策的彻底落实、国家在基础教育方面的重点投入，家乡昔日那设施简陋，千疮百孔的校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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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吃、穿、住、行有太多的变化。从没的吃到你想如何吃就如何吃；从没的穿到下衣当上衣穿，上衣当下衣穿；从出门步行、自行车到现在的高铁、飞机；从土房到现在一家人享受着上百平米的居室等等。这就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变化，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我们告别旧时代的一缕春风。

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科技发展方面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1、1990年北京亚运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自己的土地上举办的第一次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也是亚运会诞生以来的40年间第一次由中国承办的亚洲运动会。来自亚奥理事会成员的37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的6578人参加了这届亚运会。代表团数和运动员数都超过了前十届。2、1997年7月1日，是一个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日子。历经百年沧桑的香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香港同胞从此真正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首先被用来解决香港问题，香港的发展也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因为改革开放，让香港与大陆有了更多的契合点，香港回归后港人消除了“马不能跑”、“舞不能跳”、“股不能炒”的疑虑，香港在祖国的山河大地上依然璀璨生辉！

3.1999年12月20日零时，中葡两国政府在澳门文化中心举行政权交接仪式，国家主席江泽民宣告：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回归祖国。4、2008年，对于中国而言，是骄傲的一年。从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到汶川大地震，从奥运圣火传递受阻到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中国以另一种形象和气势出现在世人眼前。

5、从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中国人几千年的飞天梦想终成现实，到今天2011年11月8日神州八号与天宫一号的成功对接，中国实现了从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到开展深空探索的巨大跨越。

三十四年的改革开放，有了如今黄河猛，长江壮，泰山雄，昆仑莽，万河山河浩浩荡荡以天安门前走过，走过一队队徐洪刚，走过一队队雷锋，走过一队队李向群，走出中国人民最风流最风光最风情的步伐，走出中华民族最壮观，最壮美的方阵。仰望蓝天，神州飞船太空穿梭，俯瞰大地，三峡工程旷世神奇。改革开放，成就斐然。1997年1999年，香港澳门相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嫦娥奔月使我们祖先几千年伟大的梦想，奥运会成功举办，圆梦百年，这一系列成功，证明了今天我们的强大实力，改革开放特大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变得更加自信和成熟的中国人民，必定能突破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复杂矛盾，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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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像一个巨人，屹立在世界东方。为了实现我们的光荣使命，我们必须努力学习，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人类的灿烂文化武装自己。学号将设祖国的本领。在明天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奉献聪明才智。我坚信，在我们不懈的努力下，祖国的明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经济更繁荣，人们更幸福，国力更强盛，祖国的明天更美好，继往开来的中华民族会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