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新趋势（公共管理论文）
【内容提要】新公共管理是８０年代以来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也是近年来西方规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体指导思想之一。它以现代经济学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主张在政府等公共部门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重视公共服务的产出，强调文官对社会公众的响应力和政治敏感性，倡导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行政环节上实行更加灵活、富有成效的管理。新公共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而对我国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不无借鉴意义。
【关 键 词】新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传统公共行政
【 正 文】
从本世纪７０年代开始，曾经主导西方公共行政领域近一个世纪之久，并被誉为是行之有效、甚至是最佳的传统或称主流的公共行政，遭受到新的外部环境的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其近乎刻板、僵化的科层体制愈来愈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信息和知识密集型社会和经济生活，其赖以建立的两大理论基础——威尔逊和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科层管理论均无法回答和解决政府所面对的日益严重的问题和困难：政府财政危机，社会福利政策难以为继，政府机构日趋庞大臃肿，效率低下，公众对政府能力失去信心，“政府失败”论开始占主导地位。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在８０年代的英美两国应运而生，并迅速扩展到西方各国。与以往传统的公共行政框架内进行的变革不同，新公共管理不是对现存行政管理体制和方式进行某种程度的局部调整，或仅仅是为了降低行政管理的成本，减少行政费用开支，更重要的是，它是对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一种全面清算和否定。
一、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
如果说传统的公共行政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的科层制论为其理论支撑点的话，新公共管理则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首先，新公共管理从现代经济学中获得诸多理论依据，如从“理性人”（人的理性都是为自己的利益，都希望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利益）的假定中获得绩效管理的依据；从公共选择和交易成本理论中获得政府应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提高服务效率、质量和有效性的依据；从成本—效益分析中获得对政府绩效目标进行界定、测量和评估的依据等等。其次，新公共管理又从私营管理方法中汲取营养。新公共行政管理认为，私营部门许多管理方式和手段都可为公共部门所借用。如私营部门的组织形式能灵活地适应环境，而不是韦伯所说的僵化的科层制；对产出和结果的高度重视（对私营部门来说，产出就意味着利润，而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要获取利润就必须给顾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同时尽可能地降低成本），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产出；人事管理上实现灵活的合同雇佣制和绩效工资制，而不是一经录用，永久任职，等等。总之，新公共管理认为，那些已经和正在为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私营部门所独有，它们完全可以运用到公有部门的管理中。
二、新公共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
新公共管理是个非常松散的概念，它既指一种试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理论，又指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还指在当代西方公共行政领域持续进行的改革运动。其名称在西方各国也不尽相同，如在英国叫“管理主义”，在美国则称为“企业家的政府”或“新公共管理”，在其他一些国家又称为“市场导向型公共行政”等等，但它们都具有大体相同的特征。
首先，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响应力。近年来，英、德、荷兰等国政府采取的简化服务手续、制订并公布服务标准、在某一级行政区域和某些部门或行业开办“一站商店”服务等，就是在这种新的政府—社会关系模式下所施行的一些具体措施。
其次，与传统公共行政只计投入，不计产出不同，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由此而重视赋予“一线经理和管理人员”（即中低级文官）以职、权、责，如在计划和预算上，重视组织的战略目标和长期计划，强调对预算的“总量”控制，给一线经理在资源配置、人员安排等方面的充分的自主权，以适应变化不定的外部环境和公众不断变化的需求。
第三，与上一点紧密相联，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即主要通过法规、制度控制），而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示标（performanceindicator）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由此而产生了所谓的三Ｅ，即经济（economy）、效率（efficency）和效果（effect）等三大变量。
第四，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和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如“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等，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固然是向社会提供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公共服务都应由政府直接提供。政府应根据服务内容和性质的不同，采取相应的供给方式。
１、此项服务活动是由宪法明文规定的属政府职责范围之内，同时也没有其他竞争者，如国防，应由政府承担。
２、虽属宪法规定的政府职责，但同时有其他竞争者的存在，即其他非政府部门也在从事此项活动，如医院，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并非一定要亲自提供此项服务，而大可通过招标、合同出租等形式，将其出租给其他公营或私营部门，政府只要对其绩效目标进行测定和评估，并提供相应的报酬，便不失为一种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有效途径。这也就是《重塑政府》一书的作者奥斯本和盖布勒所说的政府应该“掌舵而不是划桨”。
3、宪法既没有规定是政府的职责，同时又没有或缺乏从事此项活动的竞争者，如高等院校，这时政府就应积极培育市场，鼓励人们参与此项活动，以提高此项服务的效率、质量和有效性。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只是典型的四种公共服务类型，在现实中，更多是介于这四种之间的混合型服务领域，因此，政府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决定自己是否直接介入以及介入的程度、范围、方式和力度。
第五，在看待文官与政务官的关系上，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存在着明显的分野。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强调文官（包括高级文官）保持政治中立和匿名原则；新公共管理则正视行政所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强调文官与政务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和渗透关系，特别是对部分高级文官应实行政治任命，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因此不应将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截然分开。事实上传统公共行政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在现实中也根本行不通，因为国会、总统等政治机构及政务官对于政策问题往往只是提出原则性目标，而具体的政策方案是由行政机构及文官制定并加以落实的，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即政治决策的过程，其间不可避免地掺杂着文官的个人信仰和价值观。当文官对政务官制定的政策心存疑虑甚至不满时，他们甚至会蓄意阻挠执行。除此以外，文官所拥有的五大优势决定了文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支配政务官的决策，一是任期优势，事务有的任期长，而政务官随政府更换任期短（美国政务官平均任期仅２２个月）。二是专业知识优势，这是事务官长期在一个部门任职而政务官调动频繁的必然结果。三是信息优势。送达政务官的信息由事务官筛选加工，而筛选加工信息大有文章可做。四是时间优势。事务官主要精力放在部内工作上，而政务官主要精力放在应付议会质询、内阁会议、联系选民等事务上。五是人数现模优势，政务官与事务官的比例严重失调，美国联邦政府现有文官２５０万，而政务官仅４０００人左右，这使得“两官”力量失去平衡，政务官基本上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部门。如英国卫生和社会保险部的七位政务官实际上根本无法控制他们的９６８５０名文官。在这种情况下，若硬性规定文官的政治中立，既不可行，也不合理，它只会使文官失去政治敏感性和对公众要求的响应力，只有正视行政机构和文官的政治功能，才能提高他们的自觉意识，即除了尽职尽责地执行政策外，更以主动的态度设计政策议程，并善用裁量权发展公共政策，使政策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
第六，与传统公共行政热衷于扩展政府干预，扩大公共部门规模不同，新公共管理主张对某些公营部门实行私有化，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即通过扩大对私人市场的利用以替代政府公共部门。需要说明的是，许多新公共管理的拥护、支持者也认为，公营部门的私有化并非新公共管理的必不可少的特征。
第七，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的僵硬的人事管理体制不同，新公共管理重视人力资源管理，提高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管理环节上的灵活性，如以短期合同制取代常任制，实行不以固定职位而以工作实绩为依据的绩效工资制等等。
三、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各国日趋流行的同时，也遭受到许多批评和指责，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１、新公共管理无视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根本差别，盲目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但两者在根本目标上并不相同，前者是提供公共服务，后者则以利润为最终目的。
２、新公共管理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待公共服务的供给，这是不适当的，把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完全等同于供方与顾客的市场关系，实际上是把前者简单化。因为相对于政府来说，公众具有彼此冲突的双重角色，他们既是享受政府服务的“顾客”，又是作为政府税收来源的纳税人。一方面，他们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务，另一方面又抱怨自己交的税太多。
３、新公共管理强调对产出或绩效目标进行精确的界定、测量和评估，但政府的许多服务项目，其产出、成本以及绩效都是难以量化的，因而也就难以准确测量和评估。
４、新公共管理主张公营部门私有化，实际上是放弃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逃避提供社会福利的责任。
５、新公共管理强调目标管理、绩效管理，实际上是一种“新泰勒主义”。
６、新公共管理主张对高级文官实行政治任命，以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控制，破坏了传统的文官政治中立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政治上的腐败和滥用职权。
７、新公共管理强调的所谓“顾客导向”、长期计划和预算总量控制很难付诸实施。
尽管新公共管理受到了各种指责和批评，但在西方公共行政领域，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８０年代以来西方许多国家开展的一系列的行政改革便是这一潮流的集中反映，从美国的“重塑政府”运动到英国的“宪章运动”，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市场导向和顾客导向的行政改革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践着新公共管理，体现出新公共管理的诸般特征。
四、几点启示
新公共管理既是西方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产物（如前所述），又在一定程度上凸现出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而对我国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具有一些可供借鉴之处。
第一，新公共管理调整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如实行“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鼓励私人投资和经营公共服务行业，打破政府的垄断，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也缓解了政府财政困难。我国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长期存在着因资金短缺而造成的“基础瓶颈”的状况，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因此，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在加强“产业管制”的同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非国有产权进入这些领域与国有产权合作或单独投资和经营，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机制和压力结构，提高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二，新公共管理注重遵守既然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向注重实际工作绩效，特别是顾客（社会公众）的满意程度方向发展。这应被视为是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更为成熟的一种标志。当然，在我国现阶段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健全一健套行政法规和人事法规（如制订《国家公务员法》），并保证这些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实现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法制化。但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政府归根到底是人民的公仆，因此在制定和实施法律法规时，应始终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取向，始终贴近社会现实，贴近公众需求。
第三，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领域，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进作用的。尽管公共行政管理与企业管理，公有部门与私有部门，在各自的目的、对象和方法上均有种种差异，完全采用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的管理方法来实施公共行政管理并不可行，但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企业管理重视效率，重视产出，重视管理的科学性，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这些方面则可为公共行政管理包括中国公共行政管理所借鉴。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同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欧美各国，由于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其实行新公共管理的进程、速度、重点及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均各有特点。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借鉴他们的做法和经验时，更应立足国情，走“内生化发展的道路”，简单地照抄照搬，无益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参考文献】
主要参阅书目
①Christopher Hood:《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public Administration》Vol 69 Spring1991(3-9).②Owen Hghes;《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③Owen Hghes：《public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An Introduction》New YorkSt Martins press 1994.④MetcalfeLes RuhardSue:《Improving(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public Management》London:Sega publication1987.⑤＞David Osborne And Ted Gaebler:《Rein-venting Government》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Inc 1992p.25.⑥＞Norman Flynn And Franz Strehl:《public Sector Management in Europe》prenticeHall Europe Campus4001996.
第二篇：当代西方哲学思潮论文
浅析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
道德，是苏格拉底哲学的精髓。他把研究道德看作是哲学的主要任务，从崇尚自然转向追问人生幸福，建立了伦理学，开启了哲学思想上的“苏格拉底转向”。“ 苏格拉底第一次将哲学从天空召唤下来，使它立足于城邦，并将它引入家庭之中，促使它研究生活、伦理、善和恶。”[1]
“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关于理性的人的品质的论述，也是关于道德伦理的论述。它大致具有三重意思: 首先，苏格拉底认为人贵在“自知”，且要困而学，因此，对智慧，对理性知识的追求是人必须具有的美德。第二，苏格拉底认为，从道德伦理本身来说，“无人故意为恶”，人们之所以恶是因为不具备“善”的知识，而具有了道德知识的人必定会选择“善”的行为，也即是说，有理性知识的人必定会是道德的，有道德的“知”就必然会导致道德的“行”。第三，苏格拉底强调“知识就是美德”，是要求人
[2]们对道德的理性把握，更具有践行美德的智慧，这里的理性已不仅是道德知识。
苏格拉底不仅向人们传播善与美德，而且对美德身体力行，严格恪守他所传教的美德。成为古希腊智慧、勇敢、自制、公正等美德的化身。
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就是美德”，而不道德便是无知的同义词。最高的知识就是对“善”这个永恒的、普遍的、绝对不变的概念的知识。美德即关于善的概念的认知。
美德一词，希腊文为 arete，其含义相当广泛，它不仅指人的优秀品质，也指任何事物的优点、长处和美好的本性。苏格拉底将人在生活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所有的优良的品格诸如智慧、勇敢、自制、正义等都称为人的 arete。[3]
柏拉图在他的《斐德罗篇》中引述了苏格拉底的话语：“我认为‘智慧’这个太大了，它只适合于神，但是‘爱智’这个词倒适合于人。”苏格拉底还认为，“爱智”是人的自然倾向。由此可以看出，它肯定了对智慧的追求无疑是人的本性。
苏格拉底承认并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是无知的，所以要不断地学习知识，“不仅要学习知识，而且要追求真知，追求真理，在追求真知的基础上要努力成为一个美德的人，在追求并努力实现美德的过程中达到“至善的人生境界”。[4]
苏格拉底的道德实践就是对“美德即是知识”的最好诠释。当他被判处极刑之后，他多次有生的选择，大家都不愿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老师和朋友，多方面替他想办法。他可以交付一笔赎金来换取自己的生命，他的朋友也愿意为他支付赎金，他还可以把妻子孩子带上法庭求情，用妇孺之情感化陪审团。在临行前夕，朋友们又为他安排好了出逃的道路。但他认为，这些行为都是与法律相抵触的不正义的行为。他知道什么是正义之后就不能再做不正义的事。他宁愿承受不正义的惩罚，也不愿意做不正义的事。因为人们对于他不正义的惩罚是出于无知，而他要做不正义的事便是出于自愿。他为“美德即使知识”“无人自愿作恶”的道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5]
苏格拉底一生参加过三次战役和一次远征。在战场上，他英勇作战，不畏强敌，两次救战友脱离险境。
苏格拉底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自制看作是一切德行的基础，首先在自己的心里建立起一种自制的美德来。如果没有自制的美德，一个人的其他才能只能会多行不义和作恶多端。[6]
在生活饮食方面，他的要求很少。他用餐总以自己能够愉快地欣赏的量为限。任何一种饮料对他都适合，因为他只有在渴的时候才进饮。他常说，“必须拒绝诱惑性的食物，如果肚子不饿还要吃东西，不渴却喝饮料，会使人的胃口、头脑和心灵失常”。[7]
美德在苏格拉底看来也是不变的、永恒的、绝对的。苏格拉底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知识,就不会懂得善的概念是什么,也就不可能为善;而一个人有了知识,就决不会作恶。“无人有意作恶”没有人自愿追求恶或他认为是恶的东西。避恶向善是人的本性。如果一个人自称知道一件事是善的,但又不去实现这件事的话,那就说明他并不知道这件事的好处,这件事的善。相反,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善,就会行善,知道善而又不行善是自相矛盾甚至是不可能的。苏格拉底相信,一切恶行都是在不知道善的情况下做出的。所以,这也是他做出人生的最后选择的原因。[8]
“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拉了回来,引入城邦甚至家庭中,使之考虑生活和道德善恶的问题。”[9]
在他看来,每个人从个人主义的立场给出关于善、正义、美德和节制等的定义都是相对主义的,是对善、正义、美德和节制等的现象的表述,因而只能是意见。关于善、正义、美德和节制等到底是什么,它们本身是如何定义的,在他看来以人类及其个体的有限性是无法认识和掌握的。这些本真的真理知识只能属于神。[10]
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的命题使西方的伦理道德建立在知识论的基础上,从“是———不是”的事实判断走向了“该———不该”的价值判断
如果说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中儒家的道德还能通过抑制人的欲望维护国家政治的稳定,那么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它刺激了人的欲望的苏醒和膨胀。道德和知识的关系越来越复杂,抽去知识论基础的传统的儒家道德在现代社会中原则上已经成为一个无处着落的幽魂。重新解读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的命题,在知识论上引发的伦理思考不论在当时还是现今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重新去认识和反思。[11]
“美德即知识”作为苏格拉底伦理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它表明美德的本性是知识，[12]人的理智本性和道德本性是同一的”。
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命题在后来遭到其再传弟子亚里士多德的批评。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如果只是一种认识的话，那么认识便不一定会导致行为。理论上对德行的认识不一定会导致实际生活中对德行的践行。他认为苏格拉底之所以提出这一命题是因为他忽视了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道德行为的做出不应只遵从人的理性，而应是理智和情感即理性和非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苏格拉底忽视了其中非理性的一个方面，因此，他的“美德即知识”命题也只能是片面的。笔者以为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苏格拉底过于强调作为类概念的人，强调人的价值、理性，人与物的区别，忽视了人也是物中之一物。他将人的情感和意志、性格等方面的特点因为其在人身上的各各不同的表现而将其剔除出去。但却也忘记了，这些不同之中隐藏的大同，即情感、意志和个性都是人所普遍具有的。[13]
参考文献：
[1] 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 李佳.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剑南文学（经典教苑）[J]，2012(02)：273 [3] 贾廷秀.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与道德实践.湖北社会科学[J]，2009(02)：106-109 [4] 何仁富.通向至善之路——苏格拉底的人生境界论[J].宜宾师专报（社科版），1997(01)[5] 赵敦华.西方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 贾廷秀.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与道德实践.湖北社会科学[J]，2009(02)：106-109 [7]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8] 李星蓉.浅谈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J].西安社会科学，2010，28(3)[9] 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3)[10]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21)[11] 张秀娟.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之解读.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J]，2006，28(03)：38~40 [12]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35 [13] 边晨.浅析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法治社会，2007(02)：605-606
第三篇：比较公共行政论文
中国农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课程论文（设计）
课程名称：01 比较公共行政
论文题目：浅析西方政府职能理论的演变
学生姓名 李依键 专 业 公共管理 层 次 专升本 批 次 132 学 号 w***3 学习中心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2015年 6月
中国农业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制
目 录 西方政府职能定位„„„„„„„„„„„„„„„„„„„„1 2 西方政府职能理论的演变„„„„„„„„„„„„„„„„„1 2.1古典经济学政府职能理论„„„„„„„„„„„„„„„„„„„1 2.2凯恩斯主义政府职能理论„„„„„„„„„„„„„„„„„„„2 2.3新自由主义政府职能理论„„„„„„„„„„„„„„„„„„„3 2.4新凯恩斯主义政府职能理论„„„„„„„„„„„„„„„„„„3 3评价与启示„„„„„„„„„„„„„„„„„„„„„„„4 参考文献..„„„„„„„„„„„„„„„„„„„„„„„„5
【摘要】西方政府职能优化包括服务理念的优化 社会、市场管理职能的优化 公共服务市场化和对社会中介组织的利用 对企业的协调与引导等。政府职能是发展变化的不仅不同社会形态国家的政府职能存在差异同一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政府其职能的重点、内容、范围和行使职能的方式即政府导向也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以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为根本目的和出发点适时的调整政府职能导向从而加快政府的转型和社会的发展。在各个历史时期国家围绕着促进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执行了不同的经济政策产生了不同的经济运行效果实现着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与物质取向。
关键词：国家政府职能 古典经济学 自由主义 凯恩斯主义
.政府职能是政府依法对国家社会生活诸领域进行管理所担负的职责和功能它揭示了政府在社会经济中的基本方向和基本作用。可回答政府在社会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一般来说政府的规模、结构、组织形态和管理方式是由政府的职能决定的。研究政府职能是研究政府管理的出发点。西方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导致政府职能的优化。
1.西方政府职能定位
政府职能的定位即解决政府“做什么”的问题它是西方行政改革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由政治压力和经济剧变 转型国家 引起的。基本定位是政府主要承担以下职能:创造和维护正常的市场运行和竞争秩序调节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关系提供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调节产业间的资源配置结构调节地区间的平衡发展和合理分工调节对外经济关系调节收入分配和组建社会保障制度维护国家安全。政府职能的市场化定位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调节与政府作用有机结合的经济 市场调节的效率 政府作用的优劣都取决于政府职能的准确定位。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职能定位的市场化特指重新检讨政府的社会福利职能、经济职能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部分社会职能、经济职能推向社会、推向市场从而减少政府负担缩小政府规模精简政府人员。压缩福利项目收缩政 2 府的社会职能放松对工商业的管制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收缩政府的经济职能这些是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职能重新定位的具体体现。政府职能定位的市场化并不是把一切交给市场收缩政府的社会与经济职能是有限度的。因为总有一些职能 特别是社会公共服务职能 必然由政府承担。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引进市场机制将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的优势进行“杂交”从而提高政府职能输出的能力。因此政府职能的市场化也称为公共服务的市场化。
2.西方政府职能理论的演变
一般的说自从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就开始了对政府职能理论的探索围绕着西方国家所要完成的主要历史任务西方政府职能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古典经济学政府职能理论、凯恩斯主义政府职能理论、新自由主义政府职能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政府职能理论的流变过程。
2.1 古典经济学政府职能理论 古典经济学政府职能理论主张政府的职能应集中在保护个人最大程序的自由及其私有财产权方面如果政府干预过多就会因影响自由竞争而妨碍社会的进步。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在这种古典经济学有限政府理论的影响下政府只承担“守夜人”的角色即政府的职能和权限仅在于为国民的自由、财产、人身等提供保障。在古典经济学政府职能理论看来除非政府干预能带来“普通的便利”否则绝不允许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政府的职能只能限定在严格的范围之内即“第一保护社会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之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简言之就是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提供公共服务。可以说古典经济学政府职能理论顺应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政府站在市场之外提供一定的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挥保护功能从而促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的充分发育和不断成长较好地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古典经济学政府职能理论却忽视和放任了“市场失灵”主张将政府活动限制于主持社会主义和建设公共设施的狭小范围内这种无为而治的政府职能理论在放任经济自由发展的同时也放任了市场的失效及其所带来的社会不公正由“看不见的手”而造成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产品的相对过剩酿成了特大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从而也导致了主张政府全面干预社会的凯恩斯主义政府职能理论的兴起。3
2.2凯恩斯主义政府职能理论
凯恩斯主义政府职能理论的核心是干预但国家干预的政府职能理论在19世纪和20世纪头20年并没有成为西方国家政府职能理论的主流而1929—1933面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大危机为国家干预主义政府职能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并由此一举在西方政府职能基本理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作为国家干预典型代表的凯恩斯主义政府职能理论认为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市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而仅仅依靠市场自发调节是无法自动扩大这种需求的。这种现实中市场机制的失灵或能力不足就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留出了空间政府应该发现经济体系中的几个关键参数对之加以控制和管理以实现政府对整个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促进经济增长。与凯恩斯主义在经济领域强调政府职能扩张相呼应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罗尔斯也从政治学领域论证了政府全面干预的合法性。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中指出“政府应通过各种手段来保证具有类似天赋和动机的人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手培养的机会在经济活动和职业的自由选择中政府应当通过对公司和私人团体活动的管理来防止对较好地位的垄断性限制最后政府还应当确保一种社会最低受惠值。而且罗尔斯把政府分成了配合、稳定、分配和转让四个部门并指出这些划分不 等于政府的通常组织机构划分而应被理解为政府机构的不同职能。” 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政府职能理论使西方发达国家再也没有出现过20世纪30年代那种经济大萧条并创造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迅速发展的奇迹。但不幸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双重社会“瘟疫”一方面商品供过于求生产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经济陷入停止之中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上升物价不仅居高不下而且继续猛涨。面对这种经济上的“艾滋病”凯恩斯主义者陷入了“两难选择”的尴尬境地根治高失业须增加通货通货的增加又会加剧已有的通货膨胀医治高通货膨胀须紧缩货币紧缩货币又必然提高失业率。在此情况下以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学派、合理预期学派、供应学派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府职能理论开始勃兴。
2.3新自由主义政府职能理论
西方世界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触发了经济停滞和高失业率凯恩斯主义一时难以解决导致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卷土重来并发起了对凯恩斯主义政府职能的批判。新自由主义政府职能理论认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结果之所以不 4 尽如人意关键在于政府本身也会失灵而且政府失灵往往比市场失灵更为普通危害也更大。“供应学派的理论学说和政策主张从本质上说是穿着现代服装的古典经济学是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在现代的重演”主张用企业的自由经营取代政府干预。公共选择理论则主张用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政治市场认为政府如同经济市场的个人也是利益最大化着没有理由相信建立在普选制基础上的政府必然维护公共利益因此政府必然会存在寻租与腐败从而也必然产生政府失灵。所以并不存在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社会生活的充分理由。然而遗憾的是英国在货币主义学派、美国在供应学派的政府职能理论指导下并没有能够有效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力主减少政府干预预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新自由主义“市场自发论”开始在西方国家受到“冷遇”历史的钟摆又开始偏向政府干预新凯恩斯主义开始登上政府职能改革与治理的政治舞台。
2.4 新凯恩斯主义政府职能理论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政府职能私有化、自由化只是达到了减少政府财政赤字的目的而公共服务质量并没哟由此而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被忽视了。并且由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失误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经济持续衰退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学者开始转向新凯恩斯主义提出了政府必须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加强社会责任的理论即有效政府职能理论。正如萨缪尔森所说“对于一个健康运行的经 济来说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必不可少的。现代经济的作用如果没有市场或政府就像一个孤掌难鸣的经济。”因此在新凯恩斯主义政府职能理论看来正确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互相替代而是相互补充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要不要政府干预而是如何增强政府职能的有效性并提出了提高政府有效性的两阶段途径模式第一阶段应将政府具有的能力集中于它能够胜任的职能上第二阶段应通过振兴公共机构来增强政府的能力。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英国、美国、欧洲各国、日本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纷纷致力于通过政府职能的改革尤其是市场化和社会化来建设有效政府。
3.评价与启示
西方的政府职能理论在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之后产生并随着国家向社会的扩展过程发展起来。对西方政府职能理论的评价似乎不应仅仅言及理论内容而应更多地考虑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及其功效。事实上在当代西方人们已经逐渐 5 认识到社会、市场和政府都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与不足。两种主要的政府职能理论之间也开始出现了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倾向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依然强调维护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自由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也不再绝对地排斥国家干预而是要求将这种干涉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政府职能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于寻求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对于我国当前政府职能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政府权力正在从一些社会领域中逐步地撤出。与此相适应学界中也出现了批判所谓“全能政府”要求政府减少干预行为的理论倾向一部分学者甚至把西方的“小政府、大社会”当成了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模式。这种理论倾向应该说有其自身的道理因为在市场逐渐代替政府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政府职能必将呈现出总量递减的趋势。然而从目标模式的角度提倡“小政府、大社会”显然是不适宜的。一方面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由于受到其自身历史与现实条件的制约很难遵循自由主义政府职能理论的基本思路。作为市场发育和社会发展主要推动者的中国政府将肯定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小政府另一方面即便是西方国家也已经部分地放弃了对“小政府”的追求容忍了行政权力扩大的趋势。因此简单地用西方某一时期的某种理论观点来指导我国的具体实践在理论上是不全面的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总之西方政府职能理论只不过为我们理论与实践工作提供了一个参照系。至于我国如何在政府干预和社会自主性之间寻求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仍然期待着政府职能理论领域更加具体、深入的探索。
【参考文献】﹙1﹚辛向阳:西方学者关于政府职能的理论.国外社会科学1995:1.﹙2﹚陈振明.政府再造——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苏祖安.发达国家地方政府职能研究及启示.理论月刊20069:165-167.﹙4﹚卓越.比较公共行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16
第四篇：公共行政论文
学号：080110078
姓名：李楠
公共突发事件应急工作中的行政决策、行政执行与行政监督问题
摘要：如何迅速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投入到抗震救灾中去，并尽可能节约成本、减小损失；如何更有效的减少受害的人数和物资，是摆在政府工作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对党和政府驾驭复杂局势、科学有效处理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难题的考验。应对工作的及时迅速有效，需要科学准确有效的行政决策；需要及时有效并且强有力的行政执行；需要有保障执行有效的健全的监督机制。灾后各项工作的迅速展开和短时间内聚集的人力物力，充分能体现了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互助友爱精神，坚强的凝聚力在这一时刻充分体现，民族空前团结。大灾面前现大爱，这就是我们的中华民族！
【关键词】公共突发事件 应急 行政决策 行政执行
行政监督
我们所说的行政决策是由国家行政机关或有行政权的组织和个人，依据国家法律与行政法规授予的决策权限，在限定的范围内，对涉及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公共行政事务进行的行政活动。因此，它必须体现国家全局的利益和意志，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有关规定进行，在任何情况下，行政机关或工作人员都必须考虑自身的决策权限、限定范围和涉及的决策内容，不能无视这些强约束条件而任意决断。在汶川，玉树地震等类似的突发事件中，党和政府的决策无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也有其不足之处。面对这样一场无情的大灾难，我们没有应对经验。如何畅通信息渠道并确保信息及时准确全面，如何科学预测并设定合理可行的目标方案、做出各项决策判断，如何迅速推进落实各项工作并尽可能不出现纰漏、不出现失职、渎职和不作为行为，如何确保救灾物资迅速足额发放到灾民手中，还要应对随时出现的新情况等等，这对决策者，对组织管理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天大的难题。如奶粉等一些急需的物资，由于信息沟通的问题导致决策者在决策各种救援行为中没有把其列入救灾物资中，导致失去母亲的婴孩挨饿；由于信息不畅导致决策偏差，比如某些灾区物资多得到处堆放而有些地区救灾物资极其匮乏，等等。由救灾物资发放引发网络上的一片责难而引起监察部门更强劲的提前介入，这些不能不说是决策失误导致的严重后果。
许多问题的出现应该是制度不完善或是缺失造成的。诚然，在玉树这一次应急过程中，人性中善的一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人们自发的或有组织或以个体行为投入到抗震救灾中，出人出力出物资，成为救灾行动中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但是，在这一种大范围全体性救援工作中，秩序必须被提到一个相当的层面上来。而秩序只能依靠一级组织去建立和维护，必须通过健全完善的制度制度体系，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合理的分工协作机制，否则，救援中也会起阻碍作用。救援中，我们看到诸多的新闻报道，大都在宣扬救援人员的行为是多么高尚，不怕苦不怕累，连续奋战了多少小时。报道这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士气，可也会让他们感觉到救人为了什么；再者，灾后各地人民的爱心奉献，或钱或物真的全都落实到灾区同胞手中了吗？政府是不是要加强对资金物资运送和使用渠道的监督呢？仔细想一想，这些也许与我们的行政决策有密切关系。
于是如何更有效的实施行政决策，加强行政执行力度和实施后的监督力度，成了解决类似地震一类的突发事件的关键问题，于是我们需要：
一、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即科学决策）。——就是在理论指导下，按科学决策原则和程序以及科学决策方法来分析事物，作出决定。而掌握和运用科学决策原则和程序以及科学决策方法，正是实现行政决策科学化的有效途径。它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1）目标原则。由于任何一项决策都是为了实现某一目标而制定，行政决策的正确与否与决策目标的明确和适中程度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在进行行政决策时,首先要明确目标，并使这一目标符合实际，这样才能使决策内容更加接近现实。目标原则可使决策避免舍本求末的现象，使整个决策过程更加有效率。以玉树地震为例，此次行政决策的目标是保障救援的人力、物力、财力，尽可能多的救人。政府应时刻贯彻这一目标，并强有力的执行，许多问题就可以减少阻碍力。
(2)信息原则。行政决策的正确化程度取决于决策过程中信息情报资料的全面性和准确性程度，信息情报资料不但是决策的原料，也是决策的基础。决策的科学性是和全面、及时、准确的信息量成正比的。决策者不但要充分地掌握信息，而且还要对信息进行分析、筛选和处理，从而得出正确可靠的决策依据。地震后的救援工作中，我们应时刻保持信息传递的准确有效，保障信息链的畅通，减少信息传递的层次性，将政府的政策方针及时有效的传达到救援第一线，配备精密准确的探测仪器，可以及时救出更多的人员。
(3)预测原则。预测是决策的基本前提。行政决策要对未来的行政行为做出设想，必然带有一定的预测性。这种预测不是盲目的，必须建立在可靠的信息和系统的分析前提下，只有在任何决策之前都对决策过程的全貌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有一个充分的估计，才能使行政决策的内容达到科学和可靠。对此原则，政府可以快速估测地震中受灾人数和面积，以便更好的决定救援物资和人力的数量，不至于使部分受灾地区苦苦等待着救援的到来。
（4）择优原则。决策的本质在于择优。由于客观环境变化复杂，行政机关和行政领导者决策时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主客观条件制定出最优方案。择优原则的实行，是实现行政决策科学化的重要保证。玉树地震的救援工作中，政府应当考虑到青海的地势问题，进而选择更好的救援队伍，而不是等到救援队伍到达时才发现高原反应症状，这样不但救援工作进行缓慢，而且还要分出医护人员来照顾救援人员。可见，在人力资源调配方面，政府择优原则做的不是太好。
(5)可行原则。如果一种行政决策最终不能实行，那麽，它就是再好也没有任何意义。这就要求经过优选的行政决策必须切实可行。这种可行性要求决策者在作出决策时充分考虑相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承受条件，从而保证决策的顺利实现。救援工作人员往往是考虑到多种救援方案，在当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行的方案便是最好的，这也充分也体现了科学决策的重要性。
二、做出行政决策要遵循科学的决策程序。所谓决策程序，也叫决策过程，是指由决策问题的提出到拍板定案所经过的主要步骤。当然突发事件中的决策往往有时间和速度的限制，需要迅速的确定目标、拟定方案、对各种被选方案进行综合评价，确定最优化方案、在决策方案实施后加以严密的监控，容不得缓慢的决策，这就需要行政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水平，掌握科学决策的方法。
三、建立健全行政决策机制
健全的行政决策机制是正确决策的基本前提。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是健全行政决策机制要实现的目标。因此要：
（一）科学合理界定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行政决策机制，完善政府内部决策规则
（二）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 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
此外，行政执行和行政监督在类似玉树地震的突发事件中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有了良好的决策，没有强有力的执行和监督，政策就不能得到贯彻，自然办事救援的效率就会降低，因此需要在科学决策的前提下较好的执行和监督决策的实施情况，保证突发事件的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玉树地震的救援工作，政府需要有强有力的执行措施和表彰措施，要有健全的监督机制，保证救援财力物力的确实到位，保证灾区同胞第一时间得到救援。
正确合理有效的协调行政决策、执行、监督的管理，使决策更好的在突发事件的救援工作中贯彻，保证救援工作的高效运作，是我国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中更好的实施行政的有效途径。相信我国政府会扬长避短，更好的实现政决策、执行、监督的协调，会在突发事件中做得更好！
参考文献：张国庆 《公共行政学》
黄孟潘
《决策的科学方法》 海洋出版社 1983 年版
胡象明 《公共部门决策的理论与方法》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张金马 主编 《公共政策分析：概念、过程、方法 》 人民出版社 2004年 版
第五篇：当代西方社会思潮论文（范文模版）
当代中国,各种西方社会思潮随着全球化涌入,给青年带来了新思想也带来了思考与困惑。下面为大家分享了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论文，一起来看看吧！
摘要：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激进主义总是与社会动荡、变革、改良、革命、战争和冲突等议题联系在一起，在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文化、政治和法律制度等层面得到充分呈现。在革命或变革年代，激进主义者提出的社会政治观点或见解，往往成为指导性战斗口号或行动纲领，也是人们告别旧观念和旧生活，迎接新思想和新生活的重要手段。当代激进主义思潮既同社会运动和街头政治有着紧密联系，反映着不同利益集团、阶层、种族、民族等要求变革社会现状的诉求、愿望和呼声，又存在重大的风险，不仅向反动保守的敌对势力发起攻击，而且会伤害积极进步的革命力量，对现有社会秩序构成挑战，需要整个社会谨慎对待。
【关键词】激进主义 社会变革 启蒙运动 社会秩序
20世纪中国是一个被激进主义思潮包围的国度。十月革命给她送来了马列主义，欧美留学回来的青年才俊给她带来了科学、民主、自由等新式的社会政治思想。对当时正处于社会剧变中的中国来说，马列主义和实用主义等激进思潮皆大受欢迎。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鲁迅等人领导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思想启蒙运动，对发展中国的激进主义思潮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不少人最终走上革命道路，成为革命领袖，对现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激进主义一般分为作为社会运动的激进主义（activism as a social movement）和作为社会思潮的激进主义（radicalism as a social current），两者虽有交集，但不是同一个东西。作为社会运动的激进主义，主要发生在种族、族群、阶级、性别、宗教信仰、宗派等充满利益分歧和价值冲突的领域，是激进主义者以极端的、暴力的、对抗的方式走上街头来表达利益和价值诉求的一种社会实践形式。它刚开始时往往是温和的，但在社会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就会趋于激进，导致社会动荡或**，影响政局稳定，影响社会秩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相比之下，作为社会思潮的激起主义，主要是发生在高校教师和大学生中间的针对社会政治现实的比较过激的思想主张。它与其他社会思潮交叉重叠，涉及社会动荡、变革、改良、革命、战争和冲突等议题，其见解在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文化、政治和法律制度等层面得到充分呈现。作为社会思潮的激进主义总体上是左翼的，也可能把激进主义社会运动作为批判对象，但其主要批判对象是陈旧落后或传统保守的思想观念、典章制度和生活方式。它可能同情作为社会运动的激进主义，主张对所有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都要进行认真的检验、甄别和批判。
我们将在本文中考察作为社会思潮的激进主义，重点考察当代西方激进主义思潮发展的一般过程和基本主张，并对它做出评价。
激进主义思潮的发展
“激进”一词英文为“radical”，来自拉丁文“radix”，表示“根部、根本”之意。①从字面上理解，激进主义思潮表达了人们不满足于现状的思想倾向，他们希望以激进或极端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原来的一切，既包括社会政治制度，也包括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他们多半在社会政治领域赞成趋于极端的社会变革甚至革命，主张全方位的根本性的社会政治制度变革。
激进主义思潮最初表现为17世纪以来的各种启蒙学说。启蒙的核心议题是摆脱传统的生活方式、传统的社会政治关系和宗教信仰，一切都接受理性的审判或考察。当然，并非所有的启蒙思想都是激进的。有些启蒙思想比较温和，它们试图寻求各种冲突或利益的和解。比如，苏格兰启蒙运动就是温和的，休谟和亚当·斯密是其代表。但是，激进主义是启蒙运动的主流，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等就是法国激进主义启蒙运动的代表，以至于有人把法国启蒙运动等同于整个西方近代启蒙运动。
英国政治思想史家乔纳森·以色列认为，18世纪启蒙运动以五种语言发声，荷兰、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构成近代欧洲启蒙运动的主要国度。②他表示，激进的启蒙运动有八项核心主张：
（1）把哲学理性、数学理性和历史理性视为评判真理的唯一标准；
（2）拒斥一切超自然力量、魔力和非实体精神；
（3）所有人皆平等（种族的和性别的莫不如此）；
（4）提倡普世伦理，标榜平等、正义和博爱；
（5）基于独立批判思想的全面宽容和思想自由；
（6）在成年人之间得到同意的个人生活方式自由和性行为自由，捍卫未婚者和同性恋的尊严和自由；
（7）在公共领域的表达自由、政治批评自由和出版自由；
（8）以民主共和主义作为最正当的政治形式。③
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全球范围内竞相瓜分殖民地，建立了各自的势力范围。随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利益冲突的加剧，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阶级压迫和民族奴役，在全世界范围内加剧了普通民众的苦难，反抗帝国主义和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呼声此起彼伏。于是，各国爆发了社会政治革命和独立解放运动。这些重大社会事件促成了激进主义思潮的变化和发展。马列主义作为激进的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理论，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激进主义思潮。
到了20世纪后半个世纪，随着二战的结束和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胜利，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高涨起来，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冷战持续，新的社会变革正在酝酿之中。激进主义同各种社会变革运动结合在一起，呈现出新形式，获得了新发展。此时，同激进主义思潮相呼应的有法兰克福学派。该学派批判现代文明，反省工业社会，成为激进主义思潮中最重要的一支，在西方国家产生了一定影响。到了20世纪60年代，爆发了美国反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法国五月风暴、中国文化大革命、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等社会运动，掀起了一场世界范围的反叛思潮。它们同大学生校园运动等各种激进社会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形成了激进主义的新形态，像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西方存在主义、女权主义、绿色政治等都可以看到激进主义的痕迹。同时也产生了一批新的代表人物，如马尔库塞、福柯、德里达、萨特、赫勒、拉克劳、墨菲、道格拉斯·拉米斯等人。随着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人类进入21世纪，进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激进主义有所退潮，但是它并没有停止对现代性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体现出对当代西方文明和主流价值的反思或反叛，诞生了托马斯·皮凯蒂、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内格里、乔纳森·波利特、保罗·金斯诺思等新一代的激进主义者。
激进主义思潮有一份著名哲学杂志《激进哲学》（Radical Philosophy）。这是一份带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色彩和左翼倾向的双月刊，经常发表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等方面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论文。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阿多诺、萨特、德勒兹、德里达、福柯、拉康等人的名字频繁出现于这份杂志的目录中，成为激进主义思潮讨论或批评的对象。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男权中心、性压抑、女性解放、屈从、统治、主宰等术语一再成为其讨论的话题。比如，它在2011年3/4月号发表了马修·波特—本维利（Mathieu Potte-Bonneville）一篇题目为《有风险的民主：福柯、卡斯托里亚迪斯和古希腊人》的论文，该文对福柯1982～1983年的法兰西学院讲稿《自我和他者的治理》（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和卡斯托里亚迪斯1983～1984年的社会科学研究院研讨课《城市与法律》（City and Laws）进行了类比。福柯和卡斯托里亚迪斯是两位杰出的左翼激进主义者，他们几乎同时对古代希腊民主政治表现出深厚的兴趣，这一点激起了波特—本维利的关注。④作者引用卡斯托里亚迪斯对古希腊民主政治灾难——实行民主政治的雅典人没有阻止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的评论来论证民主不是一种好的自我治理形式。但是波特—本维利认为，卡斯托里亚迪斯对古希腊民主和柏拉图的理解是模糊的，而福柯的解读要更进一步：民主程序不能解决雅典人渴望知道战争真相或真理的问题。⑤
激进主义的主张
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持续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其他社会危机，启蒙运动之后构建起来的现代文明神话破灭，现代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受到质疑和挑战，激进主义思潮正是这种质疑和挑战的思想表现，形成了激进主义哲学观、理性观、国家治理观、文化观、宗教观、民主观、平等观和生态观等主张。激进主义思潮具有以下基本主张：
第一，激进主义者在总体上反思现代性，全面审视和批判现代社会。随着“现代主义丧失了它作为一种相对于反动的、‘传统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性矫正方法的吸引力”，⑥现代主义已经不能再解释当下社会生活的正当性。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者、解构主义者等开始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义进行全面反思和批判。他们对近代以来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观念，如民主、自由、科学、平等、公平、文明、现代化等都作了重新解读，把当代资本主义看作主要批评对象，不仅质疑现代价值，而且质疑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实现了科学技术与官僚制度或国家机器的高度融合，实现了权力和知识、真理和暴力的合谋或共谋。
第二，激进主义者在哲学上寻求方法论变革，试图构建新的激进哲学，让哲学为哲学本身正名。从柏拉图以来，哲学就与理性、真理绑在一起，成为人类社会的最高指导。但是自从20世纪以来，科学以自身可重复的实验性和精确性挑战了哲学的统治地位，哲学和科学开始处于不断斗争当中，科学不再需要哲学作为其指导，哲学的地位和价值受到挑战。赫勒指出，哲学已经陷入合法性危机之中，它的失败在于“哲学开始给自己披上‘精确科学’的外衣，开始尝试在科学面前证实自己，宣称不仅仅像它们一样‘精确’，而是恰好与它们一样‘精确’”。⑦如何重新自证哲学的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而不是因为它是被证明成为科学的“科学”？如何唤醒哲学的内在价值，使其因自身的需要而需要？如何厘清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将二者从斗争中解放出来？这些都成为激进主义者对哲学的反思和疑问。
作为20世纪60、70年代东欧新左派运动代表人物，赫勒对当代哲学进行了反思，认为启蒙运动以来的哲学只致力于用理性来构建世界，为他者提供论证，并没有把自我反思、自我认知作为哲学的首要任务来对待。所以，在科学日益侵占人们生活的今天，这种哲学陷入了合法性危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赫勒反对用哲学去指导科学，因为哲学并不是科学的科学，“科学家不需要哲学去证实他们的方法，既然他们能够不通过任何哲学家来获得这些方法；那些绕开哲学去战斗的活动家不需要哲学家的支持，因为他们可以没有哲学家而靠自己战斗”。⑧因此，哲学价值不是因为它制定了最一般的规律，而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价值和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让我们按照自己的思想来生活并将我们的思想转化为社会行动”。⑨她呼吁哲学要脱掉任何外在的伪装，致力于创造属于自身的时代，“致力于它自己的过去和它自己的领域的真理”，“说出它自己的语言”。哲学真正需要关注的就在于“对人们究竟应该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以及如何生活这些问题的统一回答，并且的确是一个真正的哲学的回答”。⑩
激进主义者认为，哲学不是任何最高统治或超历史存在，哲学要从神坛上请下来，剥夺其统治世界的王冠。哲学因自身的需要而需要，不是为科学提供指导的理性工具。他们主张自然主义知识论，不论社会科学家还是自然科学家，都不需要哲学指导。
第三，在理性观上提出批判理论，拒斥理性至上性，反对工具理性，推崇批判理性，拒斥同一性、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他们全面抨击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批判传统的知识论，否定抽象理性的作用，否定“任何可能把一切事物联系起来和表达出来的元语言、元叙事和元理论的概念”，?否定永恒真理和理性的存在。比如，法兰克福学派以批判理性为武器，是一股对现代社会进行理论反思和文化批判的激进主义思潮。弗洛姆、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成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成为著名的激进知识分子。魏格豪斯在《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中总结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一种新范式——“关于社会的一般进程的‘唯物主义的’和‘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的典型特征就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将精神分析、叔本华、尼采、克拉格斯的理性批判和形而上学批判的某些思想系统地融入历史唯物主义之中”。?他们的批判理论“对被异化并产生着异化的社会条件进行一种特殊的批判”。?
虽然他们强调理性的作用，把理性看作透过现象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认为现实需要理性，但是他们反对像康德那样把理性看作“绝对律令”，看作超越历史的绝对至高无上的存在。西方思想长期以来秉持“理性=真理=现实”的等式，把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糅合成一个对立统一体。这不是哲学逻辑，而只是统治逻辑，带来“集权主义的技术合理性”。?因此，从霍克海默和阿诺多开始，他们就主张理性要去工具化，理性因理性自身而值得尊重，个人不再是操纵的对象，而是可以用理性反思自身和社会的存在。他们否认真理的绝对性，对各种“真理”进行批评。他们拒绝对自身的固化，赞同非同一性并承认个体的偶然性。
第四，在政治上反对中央集权和国家权威，批评大众文化，批评国家对大众传播的操纵，认为大众文化是非民主的。霍克海默的《权威国家》、波洛克的《权威与家庭研究》等都以激进方式批判权威。尤其是当霍克海默提出“文化工业”一词时，大众文化变成了一种虚假的异化的文化，很可能是操纵的，是从思想意识形态上控制人的手段。马尔库塞更是直接指出“发达的工业文化较之它的前身是更为意识形态性的”，“令人着迷的新闻娱乐产品”起到的是一种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引起了一种虚假的迷惑人心的谬误，最终使人陷入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同时，“阿多诺和洛文塔尔一再指出，个体趣味的自由观念，在现代社会中随着自律主题的逐渐消失而全部瓦解，这一转变的含义对理解大众文化是很重要的。在大众文化中，对喜好的操纵往往是完全的”。?马尔库塞消极地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想象正在让位给现实，现实正在追赶和压倒想象”。?先进工业文明和技术进步已经从思想、政治、文化、生活各个层面扼杀社会“具有内在可能性的解放”，要结束现存的社会体制从而彻底解放人类的希望已经渺茫。因为“单向度的集权主义倾向使抗议的传统方式方法失去了作用——甚至变得危险”，?以前是革命动力的“人民”已经和资本主义妥协并团结在一起。最后，他把对社会改良的零星希望寄托在了处于民主进程之外的“生活在底层的流浪汉和局外人，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被剥削者和被迫害者，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他们可以从外部对现存制度构成局部冲击，这是一种希望、可能或机会。?
第五，在国家治理层面，揭示国家权力与知识精英的合谋，反对国家机器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对人民大众的全面控制。他们“批评现代性已经造就的一切：西方文明已积累的经验、工业化、都市化、高技术、民族国家、进入‘快车道’的生活”。?他们也对“通过调动技术、科学和理性力量来追求人类普遍解放的任何规划都深怀反感”。福柯把研究聚焦于疾病、疯狂、犯罪、性等非传统领域，揭示现代社会的阴暗面。他指出，不平等和压迫已经通过现代社会的权力网络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个世纪以来，国家成为了最为引人注目、最可怕的人类治理形式之一”。他把政治权力的泛滥与理性化联系起来，认为以理性为口号的启蒙运动大大拓展了理性的政治权力，而“国家机制，即在国家权力运作中所运用的理性”。也就是说，在国家机制的支持下或者说形式下，“权力关系被理性化和中心化了，被精心地制定了”。所以他反对启蒙运动所带来的这种理性，“不应该总是求助普遍的理性化过程”。而且他主张要以新的形式考察理性化和权力的关系，即从“微观物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权力，“如果权力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后果，那么只有从下面，在它运作的最细微的点上来分析权力”。鉴于监狱、精神病院、学校等全部都是分散的权力机构，他主张从这些微观层面反思权力，强调只要存在权力的地方都应该存在抵抗，但他指出这种抵抗不能指望任何乌托邦方案，“没有任何乌托邦的方案可以指望以任何非压制性的方式逃脱权力——知识的关系”。此外，德里达在西方哲学和文化传统话语中实施解构。他在20世纪60年代末发起一场“解构主义”运动，希望以新的思维方式和阅读文本的方式打破现有的规则和秩序。因此，“从其最为极端的表现形式来看，后现代主义是革命性的；它深入到社会科学之构成要素的核心，并从根本上消解了那个核心”。
第六，激进主义者在平等观上主张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人人平等，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日益严重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差异。他们批评当前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强调要重新调整利益关系，确立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实现分配正义和社会公平。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014年出版《21世纪资本论》，成为激进主义在经济学领域的代表人物。那本著作通过对19世纪以来到21世纪初的20多个国家的经济数据，尤其是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国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探讨了当代财富和不平等的问题。在皮凯蒂看来，现实并不乐观，他在全书的一开始就指出：“现代经济增长与信息传播虽然避免了马克思理论演进结果的可能性，但是并未改变资本深层结构与不平等——至少不像‘二战’之后十年中一些乐观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尽如人意。19世纪所发生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在21世纪的今天又重新上演时，资本主义自发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这从根本上破坏了民主社会赖以存在的精英价值观。”他从微观上揭示了导致国民财富不平等的机制，包括劳动收入不平等、资本所有权不平等及其收益的不平等，并指出了两个令人堪忧的情况。一是高收入者的收入远远超过非高收入者；二是当经济增长疲软而资本回报高的时候，存在着一系列随着财富积累和集中而产生的分化力量。皮凯蒂认为，“第二种情况和第一种相比，影响更大，而且它无疑是对长期财富公平分配的主要威胁”。他甚至发出这样的担忧：“这两种分化将会在21世纪同时发生，而某种程度上已经发生了，也可能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这将导致前所未有的不平等，并产生一个全新的不平等结构。”因而，皮凯蒂提出r>g理论，认为它是造成这种分化的根本性原因，r指资本收益率，g指经济增长率，资本收益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不平等是导致分化的根本力量。而且他认为r>g的不平等不是市场机制不完善造成的，“相反，资本市场越完善（以经济学家的角度），r就更可能大于g”。由此，社会最终会走向严重的两极分化，产生极大的社会不平等。
与皮凯蒂遥相呼应的是英国左翼政治哲学家G.A.柯亨。他通过《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等著作从理论上阐释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平等观，论证了平等的优先性、可欲性和可能性。他大力反对自由主义，认为平等先于自由，而且平等是可以实现的。正义制度以及道德上的努力和改造是实现平等的两条道路。
第七，激进主义者在民主观上不满意于当下的民主状态，要求扩大和实现真正的民主。他们并不要求实现多数民主或说托克维尔所指的多数暴政，他们要求最大化所有群体和个体的自治，以反抗资本主义和国家制度的统治。道格拉斯·拉米斯提倡民主本身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工具，要实现以民主为目的的民主。他批判发源于雅典和罗马共和国的这两种传统民主模式，认为这两种模式本身存在问题，由此现代民主理论先天不足，存在缺陷。他对当下的民主状态也十分不满意，认为其非常脆弱和无力。当罢工结束，罢工者和学生积极分子将返回“一切照旧”的状态，“很快人民将返回到被管理的生活的平静的稳定之中。权力返回到管理者那里，而人民的自由的行动再次回复到制度化的行动”。对于民主自身而言，没有任何进步或者是改变。他更是直接否定了现代的代议制民主，“任何一个政权的建立，都是将权力从人民手中拿走，然后将之交给少数人”，然后由一些意识形态来论证为什么这种权力的转交是正当的，这种代议制民主及其理论论证都是虚假的、带有欺骗性的，“所有这样政权的合法化都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他强调一种激进的民主观。在这种民主理论中，民主应该是最基本的东西，从实践上看是权力的根基和政权的由来，从理论上看则是整个政治学术语发展的“根术语”。所以，要将民主直接放在政体的中心，民主是基本政治。如果仅仅考虑民主的话，“它是自我定义的：人民拥有权力”，如果民主意味着使人民有权力，那一切都要以此为目的。拉米斯认为自己的民主观非常激进，对于当下的民主实践来说是颠覆性的，将会对军事独裁政权、所谓的“民主国家”和权威主义国家的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造成剧烈的冲击。“如果民主是目的，那么像经济体系和技术一样，政治制度和安排都是手段，真正地以这种方式看待事物，将达致一场理解的革命。”在他看来，民主长期被经济学和技术垄断，为了达成所谓的效率，而牺牲民主或者说人民的权力，因此，将民主作为目的就意味着“从经济学和技术中将这些词的真正含义夺回来”，使得实现人民的权力作为人们想要达致的效果，“任何削弱人民的经济或技术安排”都将被否定。
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一书中，拉克劳和墨菲在承认并接受社会的多元性和非决定性这两个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激进民主理论，强调要“在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方向上深化和扩大民主”。他们所提出的激进民主是多元的激进民主，“这种政治形式并不建立在任何教条假定的‘社会本质’上，而是相反，建立在每个‘本质’的偶然性和不明确性上，建立在社会分化和对抗的基本特征上”。在这样的一种民主之中，反种族歧视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环境保护主义等是对抗的多样性的表现，因此它们之间就含有连接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这些反抗资本主义的各种各样的对抗形式便可通过共同追求加深和扩展现代的民主革命这一目的连结起来。实现了“激进民主”自然也就完成了种族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等自己的小目标。
第八，激进主义者在文化观上认为，社会是以多种文化元素联结的复杂体，强调平等的文化多元主义，每个个体都应该有平等的身份认同。他们倾向于“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不认为社会只有一种“根本”要素、制度或团体来决定或构成其他事物。文化多元主义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反对西方主流价值，反对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这些用来标榜自己价值观的统治语。他们主张不同文化应该在世界上并存，不以西方主流文化来主导世界。文明发展是开放的，没有终点，没有终极目标。通过文化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激进主义者希望能够改变基本的人类社会关系，如种族、两性等，实现一切内在的平等，从而保留社会文化的多元性。
拉克劳、墨菲和穆德等人是激进主义文化观的主要提倡者。他们反对西方主流文化，高举文化多元论大旗，倡导文化多样性，颂扬文化差别，主张人们之间在思想观点上根本不存在任何一致性。如果强调一致划一，就是压迫和统治，就是实行恐怖主义。拉克劳和墨菲论述了“多元决定的逻辑”。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本质主义的总体化”或者“客体中的本质主义的分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逻辑上的单一性，而是复杂的、多样的。
在强调文化多元性的基础之上，激进主义者也强调平等的身份认同。穆德在《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一书中将文化多元主义归为激进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把文化多元主义看成是差异政治或者身份认同政治的概念延伸，认为“多元文化认同和公民之间的认同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不仅都预设了互补的统一性和多元性概念以及平等和差异性概念，而且尊重群体自我认同”。他借用社会经济领域昭示平等的“社会公民”一词，提出在公共文化领域中也应该有昭示平等的“多元文化公民”，每个文化群体都有与其他群体一样拥有平等的价值、权利和地位。他把文化多元主义看成是一种进步的、动态的、明确的、充满力量的和独一无二的公民身份的发展。
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élix Guattari）则提出了“少数（minor）”观点，从另一角度阐释了自己的激进多元主义。德勒兹和瓜塔里曾对“少数”和“多数”做出区分，指出所谓“多数”只是在当时占据文化权威地位的现存模式，这些模式共同抵制社会发生改变的可能性。进一步地，他们提出，少数论的目的不是要获得多数的统治地位，而是要解除“多数”已经固化的统治地位，让所有“少数”获得自由。
总的来看，激进主义思潮主张人类价值实现形式的多元性，这种多元不仅表现在文化上，也表现在基于文化的社会制度安排上。激进主义所反对的是隐藏在西方主流价值背后的国家利益、利益集团或跨国集团。
第九，激进主义者在宗教观上呈现出复杂性和矛盾性，表现为理论的开放性与和解性，以及实践的封闭性和不宽容性。一方面，在宗教信仰上，激进主义者强调一种文化对话的宗教观；另一方面，在宗教宗派上，激进主义者也存在着宗教原教旨主义。多元的开放的宗教世界和一元的封闭的宗派教义相互并存，且一直存在着充满暴力的内外纷争。这种宗教观对他者或者异端采取的是非宽容的态度，完全拒绝对话，是极端自闭的和保守的，它背后所反映的是教派之间的不相容性。它认为教派与教派之间信仰的是不同的对象，读的也是不同的经典，遵循的是不同的教义，所以教派之间是不能并存的，让它们之间平等相待是不可能的。在现实的宗教世界里，某一教派某个虔诚的教徒不可能去信仰或者去接受去理解另外一种宗教信仰，要他能够尊重他者、尊重另一种教义，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教派与教派之间完全是封闭的。对于这种教派之间极端的对立性，英国的宗教哲学家约翰·希克（John Hick）出版了《信仰和知识》、《宗教之解释》等多部著作，提出宗教多元理论，希望能够开展不同宗教间的对话，致力于推进不同宗教之间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同时，在《第二轴心时代文丛:走向第二轴心时代》一书中，学者王志成论述了第二轴心时代的宗教，主张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是可以并存的，致力于实现一个互相尊重的、可以对话的、可以交流的信仰世界。此外，格雷戈尔·麦克伦南（Gregor McLennan）也主张多元性，强调不同宗教信仰的多种群体共存。
第十，激进主义思潮还涉及到生态观和全球政治观。激进主义思潮的生态观集中表现在绿色政治（green politics）一词上。而且“‘环境保护主义者’在今天普遍被认为是左翼（或者说激进的）”，他们主张人类也是“生态”的一部分，以此对工业社会发出激进的挑战，希望能制止人类和其他的物种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他们认为“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密切相关”或者“没有环境正义就没有社会正义”。乔纳森·波利特（Jonathon Porritt）、保罗·金斯诺思（Paul Kingsnorth）等是当代非常著名的环境保护激进主义者。保罗·金斯诺思曾发表《共同的拒绝，不同的追求》一书，把绿色政治看作是激进主义。他强烈反对工业社会，认为工业社会不仅威胁个人自由还威胁社会正义，甚至是全球生态系统。他主张我们把整个自然世界看作人类的主要关心对象，而不仅仅只关注于人类利益，因为人类也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主宰。由此他批判当前人类对自然和环境保护的不作为，强调要改变现有的以人类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要以地球为中心而不是以人类为中心。同时，激进主义把美国等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看作是主要的敌人，强调要反抗美国等资本主义强国的霸权主义。他们认为当前世界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一种新的“帝国”正在产生，民族国家正在衰颓，全球将陷入美国等强权统治之下，经受一种无形的奴役和压迫。因此，必须进行反抗和斗争。激进主义理论家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在《帝国》一书中总结了全球斗争的意义，把全球斗争看作帝国和人民之间的斗争，主张人们通过斗争来反抗在美国主导下的全球资本帝国。他们号召打破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这种二元对立区分的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从而建立一种模糊了公共和私人领域的界限的共同体，或者说全球政治，用此来反抗资本主义的强权统治。
总之，激进主义思潮以两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全面反思现代性和反叛现代社会为主要特征。具体而言，激进主义思潮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它不是一股单一的思潮，而是在不同社会思潮中表现出来的一些相近或共同观念；第二，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只是相对于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而言的，所有希望社会变革的思想都可以称为激进主义；第三，它不是一个完备的思想流派，呈现出某种跨界性，零碎地分散在社会各个领域，涉及诸领域的各种议题，表现出各种思想观念形式，既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广义区分，又包括特定的议题，如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哲学激进主义、环境保护主义等。第四，它不是一个全盘推进社会改革的思潮。激进主义者并不寄希望于实现总体上的完全改变，不再提出变革社会的“一揽子计划”，主要关注某些较有争议的特定领域，追求部分改变，要么在认识论上持多元论，怀疑权威和专家，要么在政治上要求激进民主和政治认同，如男女平等、人种平等、人与自然或动物平等，要么在在经济上主张财富公平分配，或者是主张多元性，倡导多元文化。第五，它是一个松散的思想流派。激进主义者的主张除个别学派（如法兰克福学派）以外，并无紧密的联系，彼此显得碎片化，甚至存在相异的观点。第六，根据对社会总体看法的不同，激进主义又分为积极的激进主义和消极的激进主义。积极的激进主义者认为可以改变现状、改变世界，只不过改变的方式不同，层次也不尽相同；消极的激进主义者则持有消极的态度，虽不主张推翻现有各种典章制度，但觉得现实很糟糕，并不看好未来，否定整体性变革的可能，强调只能以零碎、点滴的改良，开展治疗性活动。
几点评价
有些评论者认为，激进主义再也没有要求社会彻底变革的宏愿。另一些批评者则认为，全球变革导致危机的可能性降低，激进主义政治主要集中于微观层面。基于上面的剖析，笔者对激进主义思潮评价如下。
首先，激进主义思潮是反思性的和进步性的。从政治上讲，激进主义思潮是进步的，与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是一种交叉关系，相互间存在重叠交叉。激进主义者反对普世价值，反对普遍主义，强调特殊、例外和地方价值。所以，激进主义在政治上往往同地区利益和地方利益相结合，对西方主流价值以及被推崇为无可怀疑的东西提出了质疑，做出了重新解释。激进主义者看到了在科学、民主、理性、自由概念背后西方文化霸权的恣意妄为，西方政治、文化、军事等力量对非西方地区无孔不入的渗透和影响。他们站在当代西方主流文化的对立面上，但是他们不是反文明的，也不是反人类的。他们试图揭示多元文化的内在价值，揭示区分于西方主流文明的其他文明存在的可能性。因为当代西方主流文化或主流价值不是无可挑剔的，所以，激进主义思潮既在西方主要国家的内部、思想意识形态的核心地带生发出来，形成广泛影响，也在世界各地得到积极响应，并取得新发展。
第二，作为思潮的激进主义和作为运动的激进主义之间既存在差别，也有密切的联系。国内理论界有时把作为思潮的激进主义和作为运动的激进主义混同起来，但实际上二者是不同的。激进主义运动是暂时的，激进主义思潮则更为长久。激进主义思潮是与社会运动相关联的理论，在某种情况下是可能会导致大规模激进主义运动的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当权的保守派顽固不妥协和限制大规模群众运动之下，一些思想倾向直接把力量和20世纪60年代激进主义理想转变到新兴的权利运动——更广泛的女权主义、反对性别歧视和同性恋‘认同’运动——上去。”我们肯定激进主义思潮的合理成分，但要反对和防止激进主义运动。
第三，激进主义思潮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激进主义思潮对现代社会持批评态度，但是这种批评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主张是无产阶级革命，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它的斗争形式非常明确，就是诉诸于暴力革命。激进主义思潮虽然也希望完成对社会的批判、改革或变革，但它依靠的手段不是诉诸于暴力革命，而是诉诸于大学校园的学生运动。在激进主义者看来，工人阶级已经趋于保守，革命已经不可能。在整体社会革命或工人阶级革命已经不可能的情况下，它寄希望于年轻的大学生或社会新生力量，通过学生运动或校园运动，带动各种社会运动，改变社会现实，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所以，激进主义思潮对社会变革主力的改变有一个明确的判断：社会变革的主力已经不是马克思当年说的无产阶级。激进主义不是一种革命理论，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合理性，只是认为现代文明存在某些局限性，需要不断批判、修正和改良，不希望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激进主义思潮属于社会改良主义，虽然个别激进主义者主张革命。
第四，激进主义思潮往往反映的是社会的弱者、族群的少数派或边缘群体的呼声，这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激进主义思潮和社会极端现象、过激行为、阶级贫困、社会暴力或暴行等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往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产生贫困和发生暴行的显然不是社会上层，而往往是社会底层或边缘地带。总的来讲，除个别特殊的情况，社会上层一般来说不会走向极端，往往是社会底层会走向极端，发生自下而上的反叛。所以，激进主义反映的是基层的呼声、底层的希望，表现的是社会边缘地带的力量或要求。作为思潮的激进主义想要表达的，不是个人的思想和要求，而是底层社会力量的反映。所以，它是边缘对中心的挑战，是底层对上层的反叛，也可以说，是弱者对强者的抗争。因而，在激进主义思潮中，有些关键词——抗争、抵抗、反抗、暴力等——总是频繁地出现。可以说，不同于自由主义或者其他的任何一种主义，激进主义是跟各种社会运动、社会抗争结合度最高的社会思潮，也是最贴近社会现实，跟普通人民大众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需要和要求产生最直接共鸣的社会思潮。普通人民群众、边缘的社会团体、各种受排挤和受压迫的社会力量最容易在激进主义思潮中找到自己的思想之源和精神导师。因此，它往往与反资本主义、反现代社会、反中央集权、反政府暴力、反官僚体制结成非常广泛的联盟，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力。只要社会有压迫、有剥削、有不公平现象存在，我们就可以看到激进主义者的身影，听到激进主义者的声音。反之，我们也可以把激进主义看成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现代文明程度的反向指标，凡是激进主义有较大市场的地方，就表明这个地方的社会问题是比较严重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激进主义思潮并不是发展得越兴盛越好，因为激进主义很容易与反政府、反社会力量走到一起，成为其邻居或朋友，从而破坏国家的统一，破坏人民生活的安宁，甚至同各种极端势力走到一起。在这一层意义上，我们需要警惕激进主义思潮。
最后，激进主义思潮往往代表社会中被压迫的阶层、团体或社会力量，他们需要借助于激进主义来实行反抗和抗争。这表现了他们对未来的消极悲观态度。从这个角度来讲，激进主义并不是真的要推翻现代社会制度，否定西方主流价值，它更大程度上是想要谋求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不过，这种生存和发展空间只局限在本土和地方层面。他们不谋求将这种本土的地方的东西普遍化，而谋求“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愿望。以这种思路来看激进主义，它在很大意义上会对当下世界的秩序——现有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单极世界格局——形成某种冲击，但它不可能从根本上颠覆或改变当今世界的总体格局。因为放眼全球和整个世界来看，激进主义力量是弱小的。所以，激进主义思潮的未来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它可能慢慢地被西方主流价值收买、瓦解、吸收、分化，也就是说，从长远来看，这种革命性、破坏性和西方主流价值对抗性的倾向和趋势是不可持续的。这是我们对激进主义思潮做出的一个基本判断。二是激进主义思潮可能会完成一种自我变革，这种自我变革就是降低它的斗争锋芒，慢慢地趋向于温和，跟它本土的各种社会力量相和解，由破坏走向建设。当然激进主义不可能消解为无，因为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和不平等、不自由、不公平的丑恶的社会现象，如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区别对待等，只要丑恶现象持续一天，只要地方性饥荒、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尤其是制度不公和社会不义导致的人类惨剧一直发生，那么激进主义思潮总能够找到自己的追随者，总会有自己存在的空间，总会不断地发出反抗这个不公平世界的声音。
总之，激进主义思潮不是一个独立的思潮，它更多地表现为激进思想家们的价值取向、对待社会的态度和对待不同文明的主张。其实，这些思想家绝大多数都是现代文明的受益者，尽管他们是反叛传统的，口头上拒绝现代社会，批判现代文明，但是，他们都没有从根本上真正地否定现行文明的有效性。他们只表达了某些社会阶层、社会族群或利益集团的情绪和态度。当然，这样的情绪和态度，不可视而不见，而需认真对待。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伏佳佳是本文的第二作者）
注释
1、Jonathan Pugh(ed.), What is Radical Politics Toda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2.2、Jonathan I.Israel, Enlightenment Contested: Philosophy, Modernity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Man 1670-175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864.3、Jonathan I.Israel, Enlightenment Contested: Philosophy, Modernity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Man 1670-1752, p.866.4、Mathieu Potte-Bonneville, “Democracy Risked: Foucault, Castoriadis and the Greeks”, Radical Philosophy, 166(March/April 2011), pp.29-38;p.29.5、Mathieu Potte-Bonneville, “Democracy Risked: Foucault, Castoriadis and the Greeks”, Radical Philosophy, 166(March/April 2011), p.38.6、11、21、27、28［美］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周宪、许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64、59、65、71页。
7～10［匈］赫勒：《激进哲学》，赵司空、孙建茵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45、5页。
12、13［德］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上），孟登迎、赵文、刘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9页。14、15、17、18、19［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99、11、195、202、203页。
16［美］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5页。
20、29［美］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5、3页。
22～25［法］福柯：《福柯读本》，汪民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3、215、294、282页。
26、46［英］麦克尼：《福柯》，贾湜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7、“总序”5～6页。
30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ambridge，MA: The Belknap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31、32Thomas Piketty，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23.33Thomas Piketty，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28.34应奇主编：《当代政治哲学名著导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6页。
35Jeremy Gilbert, Anticapitalism and Culture: Radical Theory and Popular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Ltd., 2008, p.95.36～41［美］道格拉斯·拉米斯：《激进民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3、17～18、18、16、29、29页。
42、43［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8、217页。
44Jeremy Gilbert, Anticapitalism and culture: radical theory and popular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Ltd., 2008, p.96.45Jonathan Pugh(ed.), What is Radical Politics Today? p.128.47、48、50Jonathan Pugh(ed.), What is Radical Politics Today? p.161.49Jeremy Gilbert, Anticapitalism and Culture: Radical Theory and Popular Politics, pp.94-5.51、52Jonathan Pugh(ed.), What is Radical Politics Today? pp.39-40.53Jonathan Pugh(ed.), What is Radical Politics Today? pp.36-7.54Jonathan Pugh(ed.), What is Radical Politics Today? pp.77-8.55Jonathan Pugh(ed.), What is Radical Politics Today? p.8.56Bryn Jones and Mike O' Donnell(ed.), Sixties Radicalism and Social Movement Activism: Retreat or Resurg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 Anthem Press, 2010, p.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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