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明市禄劝县与家庭教会团契聚会的感受

第一篇：在昆明市禄劝县与家庭教会团契聚会的感受

移民教会

2013年8月5日我从温州回乡[昆明市禄劝县]当天晚上参加了移民小区的家庭教会青年团契聚会，那晚的分享引发我很多的思考，因为自己信主十几年，也有经常去教堂。但今晚的聚会正是上帝要得着我的心，那天晚上的聚会是在4组团里的一个团契聚会[当然，1、2、3、组团里也有很多个他们教会的小组在聚会]，请了个80几岁经历文化大革命过来的老牧者分享关于他自身的经历，提到时代教会的危机。在本县城差到外面学习的青年人实在太多，其中有%30是被家庭教会所差，【而%70都是三自会所差，他们所差的%70里的%60都是以家庭教会的名誉打发到各省分去读神学；就在这样环节下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件………具体我不想在这里澄清】。听完这位老牧者的分享后我们突然发现服事上帝并不是那么容易，以此同时也带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因为他说我们的信仰必须以圣经为基准，受到嘲笑要懂得看耶稣。所以在接下来移民教会准备开学生团契的时候，必须有一批能经得起考验的青年人站起来【此城信仰不是那么开放】持守纯正的信仰，遵守上帝所发出的话语。

此后，不久我又来了温州，参加了这边的家庭教会，仍然有同样的温暖。也很怀念移民团契的聚会，在那里我得着了温暖，弟兄姊妹以基督的爱接纳了我并让我明白基督徒真的不应该活得像世界的人一样。

要说的话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如：讨论题、彼此代祷等。所以，我建议弟兄姊妹多多参加家庭教会的聚会，确实跟三自有些些不一样，在说你也不可能听到这么激烈人心的见证。另外，在那里有小组查经、团契聚会，还会有小组活动，就是出去传福音，帮忙做义工；到公园帮忙做环保、医院病人探访等。

移民教会的弟兄姊妹回乡我还会去你们团契的，愿上帝祝福大家。以马内利！

第二篇：如何正确看待三自与家庭教会的关系

如何正确看待三自与家庭教会的关系

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主的产业，里面聚会敬拜主的基督徒都是神创造掌管的孩子，神爱我们每个人！神的教会之所以被分为三自和家庭也是因为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在国外，包括在中国的香港和台湾，澳门也是没有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共产党是无神论的政党，就必然要反对所有的有神论，当然也包括基督教！再加上当时刚刚夺取了政权，就在政治上更加的逼迫有神论，因为他们怕群众以信仰为名聚会做反政府反共产党的事，基于这两点就利用手中的强权大肆的打压基督教，当时杀害，被判刑的基督徒很多，包括牧师，也拆毁教堂，烧毁圣经等等！

但他们也知道，信仰靠武力是不能解决的，这样大肆的打杀下去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当时作为总理的周恩来就提出建立三自教会的提议，三自的意思，“自制，自传，自养”，就是说，国家不给任何的经费的支持，给信徒的聚会划定固定地点，基督徒任何的活动都不能超过这个划定的区域，一切的活动要遵守政府的法规，自生自灭！这样，成立一家三自教会必须到政府部门登记注册，在政府的监管之下，这样，在基督徒的内部就出现了争论，一是说，这样可以行，可以缓解矛盾，可以聚会了，不用再被政府逼迫了，二是说，因为圣经上教导说，基督是教会的头，不能被政府管理，不能让政府做头搞政教联合，所以就在当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样的争论至今，且在三自，家庭教会聚会的基督徒互相排斥，说三自聚会的不得救，他们不纯正，等等！这是因为国家政情所造成的一种特殊信仰环境，其争论的核心就是教会应该是耶稣做头而不是被政府管理的问题！圣经是神默示的，人人都当谨守遵行！我们说耶稣做头，那耶稣是谁呢？耶稣就是爱！！就是说，不管是什么组织形式的教会，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包括讲道的传道人，或者叫牧师，长老，执事等等，也包括听道的基督徒，关键在于是不是有一颗尽心尽意爱神爱人如己的心！因为我们现在还不能见神的面，但神爱我们不因为我们的罪恶审判丢弃我们，而是用爱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也就是说，爱就是神的形象和本质！哪里有

爱就有神同在，神同在一切就都成就了，魔鬼也失败逃跑了！一个基督徒如果失去爱，就是远离了主！即使捐钱，赞美，唱诗，禁食再多再久也不是主看重的，耶和华就要我们这样一颗爱神爱人如己的心，就像耶稣一样的心！

耶和华是看人内心的神，绝不是形式主义的神！试问，如果一个政府监管的三自教会里面的牧师信徒都有一颗像耶稣一样爱神爱人如己的心且为此舍己舍命的去做；一方是大家承认其名的不是政府管理的家庭教会里面的牧师信徒懈怠，犯罪不悔改，彼此争竞毁谤，没有爱神爱人如己的心，那么耶和华会喜悦哪一个呢？ 诚然，因为三自教会在政府的监管之下，很多开始很爱主的牧师负责人，因为长期和政府打交道，就被慢慢的异化，远离了主，他们所管理的教会越来越像属世的社会机构，肢体之间的纷争越来越多，大家彼此是见面寒暄，可一旦有了矛盾，就把主爱神爱人如己的训诲忘记了，牧师越来越像这里的上帝，和不信主的官员打成一片，成了官员在教会的代言人，把有神论按着政府的意思渐渐的改变成无神论，用这样的手段在意识形态上达到消灭信徒的目的！而忘记了自己是神的仆人，甚至逆我者亡，顺我者昌！借助自己在教会的权利对真正爱主的提出批评的肢体排斥打压。。。！这些情况的确是存在的，但这种情况只说明是人自己做的不好，而不是神的训诲不好，神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不是说挂上“三自”的招牌，在政府登记了，这个教会就注定要堕落，而是人自己没有做好！也有的三自的牧师，接受政府的法规，因为知道政府这样做是要监管我，我就反利用政府给我提供的场地做神喜悦的事，到处宣讲神的福音，早已超过划定的范围，政府要我们把有神论改变成无神论，舍命也不屈服，就像基督一样满有舍己舍命爱神爱人如己的心和智慧！耶稣说：你们如同羊进入狼群，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谁是有忠心和智慧的仆人！

这样的基督徒和政府注册的教会岂不是神喜悦的吗？也有的不是政府监管的家庭教会，充满了污秽和罪恶，牧师和在这里聚会的姊妹淫乱，牧师把主的羊“请出”教会，让主的羊受亏损，弄虚作假，喜欢被人高举着，求人而来的荣耀，而不是求神的荣耀。。。等等！如果一个真的有舍己舍命爱神爱人如己的心的三自教会和一

家不是政府登记的犯罪不悔改没有爱的家庭教会耶和华会喜悦哪一个呢？

可见，耶稣做教会的头，不是在于是不是政府登记，而在于有没有爱神爱人如己的心且真正的去舍己舍命的去做，就像耶稣一样！真正爱神爱人如己的基督徒，怎么会向敌基督的屈服呢？

很多的人不明白，甚至是家庭教会的牧师一说起三自教会，就像遇见了洪水猛兽一样，对三自教会咬牙切齿，这样是不对的，就像前面说起的，他们因为长期和不信主的政府官员接触被异化远离了主，那是自己没有做好，出于神训诲的爱神爱人如己的心，我们岂不要凭爱心指出他们的罪和亏欠来，要他们认罪悔改，归义归正吗？免得将来倒毙在旷野，见神的面充满羞愧站立不住！“当面的责备强似背地里的爱情”！怎么能更加的排斥呢？神就是爱！耶和华不是要因为我们的罪和软弱惩罚，审判毁灭我们，乃是要我们认罪悔改，是饶恕，怜悯，接纳和祝福！“效法耶稣，以基督的心为心”不就是要我们要像耶稣一样的爱神爱人如己且为此舍己舍命的去做吗？耶稣说，我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合一！相爱是合一的前题，合一是相爱的结果！没有相爱就不可能有合一！这样的彼此排斥，虽然也是出于爱主的心，但因为缺乏智慧，客观上帮了魔鬼的忙，造成肢体的分裂对立，这就是没有智慧，求主饶恕怜悯我们！经上说，爱成就一切！智慧 力量和一切的美好都包含在爱神爱人如己里，为什么爱有这样伟大的力量，因为爱就是神！所以，一个爱神爱人如己的心强大的基督徒，就是更具有神的性情，这样得到的祝福也就更多，所以就能明白其中属灵的真理更多，更深！

耶稣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听了父神的训诲又去遵行的人就是爱主的就是住在神的里面，爱的里面！爱成就一切；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成就了律法。。。为什么爱有这样伟大的力量就是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是不是基督做头的教会，是不是神喜悦的教会，不在于什么三自和家庭，而在于是不是有一颗耶稣一样爱神爱人如己的心，且为此舍己舍命的去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荣耀归于耶和华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第三篇：在经典与故事中教会孩子自律

在经典与故事中教会孩子自律

在小学低年级阶段，我是这样教育学生进行自我管理的：

一、诵读经典，知晓规则

我在学生刚入学时，便选用中华传统文化儿童快乐唱读本《弟子规》对他们进行启蒙教育。在音乐声中，在不断的诵读过程中，孩子们逐步明白了怎样去做一名合格的小学生。在他们大声喧哗时，会有人提醒他们：“尊长前，声要低”；在他们偶尔有拿别人文具、零食的现象时，我会带他们读：“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为了帮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我反复讲解：“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步从容，立端正”，“斗闹场，绝勿近”，“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借人物，及时还”，“凡出言，信为先”......一句一句的经典诵读声伴随着孩子们度过了一、二年级，我相信，这些句子将在孩子们以后的生活中成为他们约束自己言行的一把标尺。

二、讲案例故事，树身边榜样

低年级阶段的孩子特别爱听故事，生硬的说教远不如用故事去吸引他们，教育他们。我经常有意识搜集一些贴近低年级学生生活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让一个个鲜活的形象走进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以榜样的力量督促自己进步。当我发现孩子们在自我管理的环节中出现一些问题时，我总会创编一些贴近他们实际生活的故事在课间或班会课上奖给他们听，每次孩子们在会心一笑后便能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从而更严格地要求自己。

从“他律”到“自律”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我相信只要教育者用心去思索、去践行，低年级阶段的孩子也同样能很好地完成这一转变。我一定会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探索，寻求更有效的教育途径，为孩子们的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

第四篇：教会医疗事业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6年第10期

教会医疗事业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顾建洋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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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宁协和康复医院基督教会医院）

摘要：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是其传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直接、间接方面对于基督教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其它传教方式所不可比拟的。但是，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教会医疗事业在基督教传播上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这一切都中国特殊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关键词：基督教

医疗事业

近代中国

19世纪以来，新教在华医疗事业（简称教会医疗事业）有较大的发展规模，规模最大时拥有教会医院330所、诊所223所[1]、教会医学院校10多所，另有众多的护士学校。关于教会医疗事业在基督教传播中的作用，有学者对医学传教士在传教中的作用作过探讨。本文拟对教会医疗事业在基督教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全面的探讨，以进一步加深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关系的认识。

一、教会医疗事业在基督教传播中的作用

（一）教会医疗事业对传教事业的间接支持

教会医疗事业是一种世俗性很强的传教事业，有很强的社会适应性，对传教事业的发展起了多方面的间接支持作用。

首先，医学传教打破了初期传教的障碍。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实际上是一个跨文化传通的过程。本土文化中心主义是跨文化传通的严重障碍。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就面临着这一严重障碍。与此同时，清政府厉行海禁和禁教政策也严重阻碍了中西间的正常往来。因此，19世纪以来的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遇到很大的阻力。马礼逊来华时托身于东印度公司才得以在中国立足，但在严守夷夏大防的社会氛围下，他很难与中国人自由往来。所以，首先取得与中国人的接触对于传教是相当重要的。教会医疗事业在这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伯驾早期行医的影响就是明证。1835年，他在广州设立眼科医院，第一天无人应诊，第二天才有一个孤寡妇人前来求治，到第三天就有6人前来求医（[2]，p.122）。此后，求伯驾治病的人日益增多，不少官员也到他的医院去求治。这样，行医为华、“夷”接触提供了方便，并为传教的进行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对此，有传教士说：“当欧洲的大炮不能拉开一个门闩时，伯驾却用手术刀打开了中国的大门。”([3],p.232）继伯驾之后，雒魏林、合信等医学传教士先后来华。他们在各处行医时都产生了与伯驾同样的影响。诚然，在清政府的禁教政策下，早期医学传教士的传教效果并不明显，他们却使西方差会从医学传教中看到打开传教局面的方法。

两次鸦片战争使传教士获得了诸多特权，他们开始进行公开的自由传教。但是，由于传统文化心理的根深蒂固，中西接触上的文化障碍并未立即消除。传教士初到一地，无不受到中国人的本能排斥。1860年以后，频繁发生的教案就是明证。教会医疗事业却起到了其它方式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虽然医学传教士在各地行医之初，也会受到当地人的猜疑，甚至引起教案与冲突；但是他们却通过先进的医术、免费施诊送药，逐渐博取一些中国人的信任。许多中国人纷纷抛弃偏见、歧视，络绎不绝地请医学传教士治病。有的中国人还与医学传教士结成友好关系。这就为传教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便利，奠定了许多地方传教事业的基础。浸信会“华东差会传道工作的始基”就是“医院工作”所奠定的([4],p.131）。

教会医疗事业不仅取得了一般民众的信任，而且逐渐取得了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官绅的认同。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在北京的京都施医院，“显宦贵官亦均有来就医者”[5]。许多地方官员在受惠于教会医院或医学传教士后，不仅对教会医疗事业和传教事业在租地等方面提供方便，而且在提供主动地为传教事业提供保护上或提供资助。因此，教会医疗事业被称为“打开传教的楔子”([6],p.252）。

不过，这里的“初期”不仅是指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初期，而且指其在华某个区域传教的初期。20世纪初，传教士永伟理在澜沧勐角董的细筒达佤族传教时，“由于治好了一个已被全寨弃置寨外、生疮将死的族人而导致全寨人的敬服和皈依，全寨的佤族群众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放弃了他们延续了几代人的鬼魂神灵崇拜而改奉耶稣为崇拜对象。”([7],p.101）到20世纪20年代，医学传教界还说：“在较边远和传教不充分占有的区域，它的先锋作用还是必要的。”([6],p.252）

因此，医学传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武力所不能打破的文化接触上的障碍，间接上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因此，1907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通过决议指出：“教会医疗事业不是打开和推广传教的暂时工具，而是整个传教事业的一个不可分隔的、永久的组成部分。”([8],p.288）

其次，医学传教在传教事业进一步发展中起了积极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教事业在华迅速发展，教会医疗事业也达到相当规模。有的传教士说：“行医只是在开辟传教的初期有作用，使用它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偏见、获取信任和建立教堂”。“当以上几点实现后，传教就毫无困难，行医这种方式也就应当取消了”([9],p.12）这遭到一些传教士的反对。事实上，教会医疗事业对于传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仍然起了重要作用。医学传教士通过行医继续与中国百姓和官方保持良好的关系，为教会医疗事业乃至其它传教事业提供了诸多便利。柏乐文在苏州及周边地区的影响就是明证。他通过行医与苏州及附近的各阶层结成了很好的关系。他不仅为别的传教士租地建房提供方便，而且为东吴大学的创办起了重要作用。1900年东吴大学创办时，柏乐文的任务就是“征集苏州、无锡、常熟和南浔等地上流人士的赞助”，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是他的病人，并对他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10],p.20）。

民国时期，教会医疗事业依然对传教起了重要的间接作用。民初，东北教会中的中国人就说：“教会与官民联络感情，得力于医院者不甚少”([11],p.48）。20世纪20年代，滁县基督教会还称：“医院方面，卓著声誉，深得社会信赖，尤为辅助本会推行教义之得力团体。”([12],p.120）

以上是从教会医疗事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来分析。就它与传教事业的关系来讲，教会医疗事业对基督教的传播也起了重要的间接作用。教会医疗事业不仅为传教士及其家属的治病提供方便，还还为其它传教事业提供保健服务，如为教会学校的学生治病、定期体检等。最为重要的是，教会医疗事业的慈善性质正是上帝关爱众生的现实表现。这比空洞地宣讲基督仁爱更为直接，更容易引起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兴趣和信任。此外，基督教是一神教，反对迷信和偶像崇拜。有些传教士主张利用科学传教就出于这种考虑，近代西医恰好有力地冲击了中国人医药观中的迷信和偶像崇拜。所以，教会医疗事业对传教事业提供了多方面的间接支持。

（二）教会医疗事业直接传播基督教的方式

教会医疗事业在直接传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其具体情况如下：

1、特殊医疗单位的传教。这主要是指在戒烟所、麻风病院、疯人院进行的传教。戒烟所中的传教常常是由传教士到戒烟所宣道，有时医学传教士也进行一些传教活动。麻风病院的情况与前者大概相同。在疯人院里进行传教，情况稍特殊一些。以创办最早的广州疯人院（惠爱医院）为例，院长恂嘉理指出该院的宗旨是：“不特疗治有形之癫狂，使能愈者得起沈疴，不能愈者亦免流离失所，更兼以基督真理，感化人心，使之知罪改恶，可获永生之福”([13],p.186）。该院积极在病人和病人亲友、医院职员、施诊送药时的病人间进行传教，具体作法是：院内附设福音堂，每天上午祈祷；并设有女传道三人、男传道一人，由他们向上述各种人传教；至于病人中的传教则是针对“留医中之颇有智识及渐渐病愈之人”([14],p.248）。

2、教会医、护学校的宗教活动。宗教教育在教会医、护学校中占有重要地位。起初，教会医学校都进行宗教教育。汉口伦敦会医学馆专门规定：来学者必须早晚礼拜，还要同牧师读圣书([15],pp.86－87）。有的医、护学校还要求学生参加医院的传教活动。后来，随着教会医学院、校的正规化，其宗教活动基本上是在学校里进行的，它们一般都将宗教教育定为必修课。在上海女子医学院，“《圣经》课在四年中都要开设。这是由一名医学教师来讲授的，以特别引起对医学职业中的宗教问题的讨论。”([16],p.757）20世纪20年代，受非基督教运动的影响，教会医学校的宗教教育有所淡化。1927年后，各教会医学校向国民政府立案，宗教教育由必修改为由学生自由选择。尽管如此，教会医学校的宗教氛围还是比较浓厚的，除学校开设宗教选修课、组织宗教活动外，学生还组织青年会进行宗教活动。在这种氛围下，教会医、护学校培养出来的医生和护士大都是基督教徒。

3、医学传教士的巡诊布道。医学传教士在医院、诊所从事活动外，有时还到附近进行巡诊。在巡诊时，他们顺便进行传教，或直接宣教，或散发随身携带的宗教宣传品。这在医学传教的早期较受重视，后来由于医院工作的繁重、医学传教的世俗化，这种方式日渐式微。

4、公共卫生教育运动中的传教活动。公共卫生教育运动似乎与传教没有关系，其实它是医学传教的特殊方式。1917年，中华博医会指出：“鉴于卫生教育运动在与知识阶级建立有效接触方面的媒介价值，它为对一个人数众多影响极大的阶层进行直接宣教工作铺平了道路；又鉴于卫生教育运动具有基督教实用教义的具体表证的价值，可以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护教办法。”([17],p.978）因此，医学传教士积极利用公共卫生教育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传教活动。

5、医院和诊所布道。教会医院和诊所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起初，一些教会医院和诊所附设于教堂，教堂与医院、诊所合二为一，难辨彼此。1891年，刘坤一指出：“美国租界里，虹口有耶稣教堂一所，即体仁医院”([18],p.711）。随着教会医院的发展，教会医院独立出来。许多教会医院都附设有自己的教堂，有的则设立宣道室。

在教会医院或诊所里，传教方式主要是直接传教、散发宗教读物等。这些活动起初主要是由医学传教士从事。同时，一些院外的传教士积极利用教会医院或诊所的特殊环境进行传教。后来，由于医学传教士医务的繁忙，各差会都向医院派遣专职布道的牧师。在此过程中，教会医院和诊所将传教活动制度化。1860年以前，雒魏林就将上海仁济医院传教制度化，“医院每天早晨七点半打铃，所有住院病人凡能走动者，都必须到大门内集合，听外国牧师讲道并参加祈祷。下午门诊开诊前，所有候诊病人及院同事的家属，也都必须集中听各国牧师的宗教灌输，不管病人愿意与否，一概先听道后看病。那些重病人起不了床的，外国牧师就到病房里去讲道。”([19],pp.105－106）晚清时期，各教会医院和诊所一般都在早上、候诊时进行传教，并向病人发放宗教读物，有时还在周末进行特殊的宗教活动。

民国时期，教会医院和诊所继续实行传教制度，苏州博习医院等教会医院设立了宗教科等管理机构，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传教形式。据1915年的调查，教会医院采用的布道方式有14种，常见的是候诊室宣道、早礼拜、病房布道、与病人交谈，其他10种是：（1）散发宗教读物，如：散发宗教小册子、提供有关消息或医药的读物（均附有《圣经》章节）、给私人病房里的文化人提供宗教著作；（2）放映关于基督生平的幻灯片；（3）教病人读书，并把《圣经》发给学会读书的病人带回；（4）通过医院布道者为病人做善事（如为不识字者写信等）把病人引向基督教；（5）周日下午举行问询活动；（6）周一早晨让病人重复一周所学的宗教知识；（7）为病人开办主日学校；（8）建立病房图书馆；（9）通过医院中职员的工作感化病人，如精心照顾病人、同情病人等；（10）为医院里的中国职员开设读经班等([20],pp.306－307）。

以上14种方法是许多教会医院所采用的传教方法。此外，两广浸会医院除运用一般布道方法外，医院“宗教组负责按月两次，请得美国新闻处放影新闻片、宗教片、教育片、医学片”([21],p.8）。有些大的教会医院在职工中进行制度化的布道活动，苏州博习医院“每天早晨全院职工必集于一处，同做晨祷（早礼拜）：先全体合唱赞美诗，后由主领牧师或朗读圣经，或宣讲福音，晨祷为时约5到10分钟。”([22],p.28）院内传教的同时，教会医院还进行跟踪传教，由医学传教士和医院布道者访问病人，或介绍受感化的出院病人到其住所附近的教堂去。

比较前述五种传教方式，前三种方式易受传教对象影响，影响范围不大；第四种方式开始较晚，且受财力所限，在传教中的影响不大。第五种在接触对象和接触范围上都比前三种有优势，较少受外界干预。因此，教会医院或诊所是教会医疗事业中的主要传教场所。

二、医学传教的客观效果分析

（一）医学传教的客观效果

医学传教与直接布道、文字布道、教育传教等传教方式一样对基督教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关于这些传教方式的效果，李提摩太认为：教堂讲道花费时间太长，传教士接触信徒的数量有限，很难影响全体中国人；用办学校的方法去传教也是比较慢的，因为传教士不可能在中国各地都建立起学校，学生经过好多年的培养才能在社会上起作用；开办医院“收效也不很大”，因为“通过医院所接触的都是病人，而病人又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他认为文字布道是最有效的，别的方法只“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23],p.7）李提摩太的说法虽有道理，但是过分强调了文字宣传的作用。比较医学传教与其它方式的利弊，可以发现它对基督教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有效作用，但也有难以克服的弱点。

首先，医学传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传教的进行起到了其它方式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一方面，医学传教在打开传教局面上起着其它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众所周知，传教士为了在华传播基督教采用了诸多方式，这主要有直接布道、翻译或散发《圣经》等宗教读物、借助文化出版布道、教育传教、医学传教、借助慈善活动传教等。在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初期，没有一种方式能够如教会医疗事业一样打开在华传教的大门。就直接布道而言，在禁教政策下，马礼逊、米怜等传教士举步维艰。因而，直接布道长期以来很难打开传教的局面。最早的华人布道者梁发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24],p.199）教育传教因关涉到价值观，中国人顾虑较多，很少有人愿将子女送到教会学校去读书。文化出版方面，传教士曾发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但收效甚微。因此，在传教初期，甚至在1860年以后，医学传教之外的各种传教方式都不能打开传教的大门。医学传教却能广泛接触各阶层的中国人，消除其偏见、歧视，取得国人信任，打开传教的大门。

另一方面，医学传教对传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起着其它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教育、慈善、文化出版在传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教会教育能够培养教徒精英以扩大教会的影响，但宗教教育一直是中国人所反对的，其宗教教育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如有的学者指出：“教会大学的宗教影响实际不如中学、小学和医院。”([25],p.263）慈善活动又太受局限，其中的育婴事业又常与迷拐儿童相连，儿童死亡较多，容易引起中国人的反对；文化出版只能在知识阶层中进行，影响范围有限。而且，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以上诸种方式所起的作用都会减弱或受到限制。医学传教则可以在诸多阶层中进行，不受时空的限制，加上中国医疗卫生事业长期落后，因此医学传教对于传教的进行可以起到长期的持续作用。民初山西教会人士还认为山西“全省之防病卫生事业，教会独负其责，而晋省教会借医病布道，亦独有之良时也。”([11],p.60）同时，治病可以使病人直接受益，从而使传教界与取得信任的中国人建立多方面的友好关系，并为传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便利。

其次，医学传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有效的传教方式，对基督教的传播起了直接和间接的有效作用。教会医疗机构可以吸引大众的集聚，为传教提供了便利。“中国教会最初的定期宣道叙集”就是在伯驾的医院里进行的([24],p.223）。许多人在教会医院的影响下皈依基督教。一些学者往往以伯驾传教的成绩不理想而认为整个医学传教是不成功的。的确，到伯驾的医院就诊的人虽多，但是差会对传教的结果并不满意。到1847年，他才有一个华人信徒([26],p.156）。然而，该看法忽视了传教的社会背景。在当时的条件下，传教事业举步维艰，到1847年中国的基督教教徒仅有9人。[27]相形之下，伯驾有一个教徒也就不足为怪了。在行医与传教的两难选择之下，许多医学传教士尽力处理好二者间的关系，加上职业布道者的帮助，医学传教取得较好的效果。在东北，司督阁在行医传教的头两年就洗礼了14人([28],p.485）。而且，因医学传教而皈依基督教的人数在教徒中占有较大比例。1884年，德贞指出：“医院病人中的入教者占教徒人数的比例大大超过通过直接布道而入教的人所占的比例”([29],p.9）。1925年，马雅格称：中国“有一半以上的教徒第一次听讲《圣经》是在教会医院里”([30],p.585）。此外，有些病人皈依基督教后积极进行布道。([31],pp.304－305）因此，1925年，马雅各说“医学传教已经被证明是教会所拥有的最为有力的传教工具。”([32],p.585）

从非医学传教士的态度，我们也可看出医学传教的效果来。不少专职传教士都主张以简单的行医辅助传教，认为这对传教“有很大的价值”([33],pp.380－381）。在台湾传教的马偕就让他手的华人布道者多少学些医药知识，从而便传教。([34],p.435）。

但是，同其它传教方式一样，医学传教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教会医疗事业是花费较高的传教事业，它往往不能达到西方差会所期望的传教效果。因为，到教会医院治病的人很多，但是皈依基督教的人所占比例并不高。然而，这些弱点并没有导致医学传教的终止，相反更多的差会认识到它是一种有效的传教方式。因此，美国学者古利克评价美国公理会医学传教政策的转变时说：“伯驾关于医学传教的观念被公理会整整抛弃了一代，但是却被其它差会拾起，并取得显著的成绩。”（[35]，p.143）

（二）医学传教现实遭遇的原因分析

医学传教虽然为传教做出了贡献，但是病人中皈依基督教的人数毕竟只占全体病人的一小部分。这种现实遭遇正是中国特殊文化背景下文化选择的产物。

首先，这与医学本身的特性有关。中国传统医学虽然有较高的水平，但是医疗卫生事业的落后使广大民众有病难医。同时，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医学被排斥在儒家六艺之外，不涉及儒家思想的核心。这些不仅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对医疗的需求，而且决定了接受西医少有正统观念的束缚。医学传教士带来的西医建立在科学之上，治病较灵验，很容易给接受西医治疗的人带来切身的利益。因此，西医初来中国时虽遇到一些抵制，但很快为中国人所接受。这正是医学传教能够广泛接触中国人，进而打开传教大门的原因。这同时也说明：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人对医学传教的认同，更多的是倾向于行医。医学传教士行医治病的功能因此得到发挥，他们往往忙于行医，很自然地将行医的地位放在传教之上。难怪，伯驾说他每天要医治大量病人，“却无暇代表他们的灵魂向天堂呼救”，他说自己身上“世俗医生的精神太盛”，而“传教精神太少”([36],p.41）。医学传教士虽然可以通过治病的影响来传教，但是病人对医生的依赖性来自医生的职业权威([37],p.228）。这决定了医生必须注意行医的质量。因此，许多医学传教士很难兼顾传教与行医的双重功能，二者发生分离是必然的。20世纪，医学传教士直接从事传教的日益减少。他们在行医中的作用日渐突现，在传播基督教上的作用日趋间接化。此外，大量病人给医院专职布道者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他们往往忙于应付，同时由于病人来源地复杂，他们很难从事医学传教士所主张的访问病人的跟踪布道。其它传教士又不能充分利用治病带来的机会。因此，医学传教固然对传教有很大影响，但是现实却决定了其影响是有限的。

其次，与中国人的宗教观有关。近代以来，伴随着传教事业的发展，教徒人数不断增加，但是无论教徒怎样增长，他们都只能占中国人口总数的很小比例。这说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困难，医学传教也不能例外。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有关。中国是一个多神信仰的国度，中国人对宗教多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临时抱佛脚”，“入仕为儒，辞官为道，身死为佛”，这些日常谚语就是最好的写照。在这种宗教态度影响下，真正能信仰基督教的很少。加上基督教是外来文化，又随西方侵略而来，所以它遭到中国社会特别是上层社会的本能抵制。同时，中国社会毕竟有着许多宗教信仰和偶像崇拜，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信奉基督教就意味对这些信仰的放弃。当一个地方对基督教尚未达到宽容的时候，放弃本土信仰就会遭到当地社会的排斥。因此，一些中国人在信奉基督教上很有顾虑。如19世纪90年代，医学传教士在苏州附近开办诊所进行医学传教，一些病人想信奉基督教，但是却不无担心地说：“如果我们放弃了偶像，民众就不会容忍我们，因为在迎神的时候，他们将会让我们为迎神捐资，如果我们不答应的话，他们会来到我们家里，拿走任何东西。”([38],p.20）所以，医学传教虽然可以用科学改变中国人在治病上的鬼神信仰，但是却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在国民心理积淀很深的宗教和信仰。这不仅是医学传教的困境，而且是整个传教事业在中国的困境。

综上所述，教会医疗事业在近代中国基督教传播过程所起的作用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政治、文化封闭的环境里，教会医疗事业对传教局面的打开起着其它方式所不可替代的间接作用。在中国社会开始走向开放之际，教会医疗事业充分发挥其直接和间接的传教功能。进入20世纪，教会医疗事业虽然仍发挥着重要的传教功能，但是它的世俗功能却处于主导地位。20世纪20年代，有传教士说：“作为传教开启之楔的医学传教的早期功能在过去的时期里减轻了重要性”，其基本目标也应转变为“现实地展示基督般的仁爱和服务，培养基督教团体对于社会的责任感，以变化的形式向基督教团体、非基督教徒展现基督教的理想”。([6],p.252）这不仅是基督教传教方式变化的产物，而且是教会医疗事业适应中国社会的结果。

〔参 考 文 献〕

[1] Kenneth Scott Latoura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9.[2]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London: 1861.[3]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XIX, 1888.[4] 吴立乐：《浸会在华布道百年略史》，上海书店，1996年。

[5] 《京都西医院》，《申报》同治癸酉六月初十日。

[6] Henry Fowler, Medical Mission Policy,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Vol.XXXVII, No.3-4, 1923.[7] 钱宁主编：《基督教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

[8]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4th issue, 1913.[9] Robert Case Beebe, Hospital and Dispensary,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Vol.XV, 1901, No.1.[10] 文乃史著，王国平等译：《东吴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

[11]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四期，1917年。

[12]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七期，1923年。

[13]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二期，1915年。

[14]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八期，1925年。

[15] 李楚材辑：《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

[16] France W.King, Woman’s Christian Medical College, Shanghai,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Vol.XL., No.8 , 1926.[17]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1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五辑

（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

[19]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0]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6th issue, 1915.[21] 《两广浸会医院卅周年纪念刊》1947年。

[22] 《苏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苏州第一人民医院院志（1883－1983）》（上册）1986年铅印本。

[23] 江文汉：“广学会是样一个机构”，《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三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

[24] “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25] 顾学稼等编：《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

[26]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27]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一期“附录C”，1914年。

[28]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XVI, 1885.[29]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XV, 1884.[30] James L.Maxwell, Medical Missions in China,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Vol.XXXVIII, No.7, 1924.[31] 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

[32] James L.Maxwell, Medical Missions in China,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Vol.XXXVIII., 1924, No.7.[33]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XX., 1889,.[34]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XXIII, 1892,.[35] Edward V.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36]（美）乔纳森·斯潘塞：《改变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

[37] F.D.沃林斯基：《健康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38] Minutes of the Eighth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1893.

第五篇：我在村中的感受与体会

我在村中的感受与体会

——早觉村

转眼间，我离开校园走上大学生村官的岗位已一年多。回顾这段时间的工作经历，感受颇深，既有对工作经验的收获，也看到了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和不足。农村既是施展才华的大舞台，又是历练人生的大学校。在农村最基层经受锻炼，通过了解和配合村支部、村委会的工作，可以帮助自己打下良好的思想工作基础，积累宝贵的精神财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让我在实践中领悟到“为人民服务”的真谛，体现自我价值，相信这对我今后的成长和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这一年多来，我力所能及地参与了村上的一些工作，也接触了很多的人与事。作为一名大学生村官，作为村委班子的一员，我既感受到了肩上的重担和老百姓对我们村干部的期待，又体会到了农村工作的快乐和成就感。现将我这段时间以来工作、学习和思想情况感受与体会总结如下：

一、学习是提高自身业务水平的根基

作为一名走出校门不久的大学生，在工作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加强自身学习、提高自身素质的紧迫性，因此，我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通过勤奋学习，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

1、向书本学习，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主动加强对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在原有的基础上，系统学习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重大战略路线方针，同时注重加强对外界时政的了解，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理论水平。

2、向周围的同志学习，工作中我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虚心求教的态度，主动向领导、同事们请教，学习他们的工作作风和处理问题的方法。

二、踏实肯干，认真完成好各项本职工作

1、这一年来，我帮助村里撰写、整理材料，参与村里大大小小的事务；此外，有上级领导莅临我村指导工作的时候，我还协同村支部书记、主任负责接待上级领导，并汇报工作。

2、远程教育是上级交给我们的又一项任务。我学习了网线连接、键盘应用等技术，认真开展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在全村干部、党员、群众中播放现代远程教育课件，定时下载有关课件，并把重要课件及时反馈给村党支部，及时通知党员群众学习。定期组织全体党员进行学习，为大家讲解相关内容，记下大家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通过学习而获得的心得体会对本村发展所提的意见建议，并把播放过程中遇到的有关问题、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给村党支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1、工作方式方法要加强。平时和村干部的沟通交流还是不够，有些问题和想法没能做到及时提出，对工作还是有些拘束，办事畏手畏脚。

2、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不够，和农民交流方式和处理工作方式上还没有完全适应和改变，与群众协商问题的能力有待提高。

四、明年工作打算：

1、加强自身思想建设，塑造自己的品格。要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积极的心态去对待每一件事情，在农村我要学习的地方很多，碰到的困难也会很多，但是思想上要自信，要有接受挑战的勇气。

2、继续强化学习，提高综合素质，成为村干部的得力助手。我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包括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做到坚持原则，明辨是非；认真学习农村政策法规，熟练掌握村级规章制度；认真学习农村实用技能，用所掌握的知识技能为村民服务。同时，继续虚心向老同志、老党员学习，向群众学习，掌握农村工作方法，提高做好农村工作的本领和能力。

3、树立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提高自身工作韧性。农村工作复杂而又富有挑战，环境的艰苦，条件的恶劣，吃闭门羹、受到冷言冷语更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是我们坚信有领导的指导和同事的关爱团结作后盾，我们就会有信心、有勇气克服任何障碍，百折不挠，知难而上，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能打能拼，韧劲十足的村干部。

一年的时间短暂但却充实，农村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热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大学生展现才华的舞台。只有不断加强自己各方面的素质，加深对农村政策的理解和运用，利用自己的各方面积极因素为老百姓谋实事，我们才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村官，我们才能够不辜负各级领导的嘱托和信任。今后，我将以村官岗位为平台，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个人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发扬主人翁精神，增强宗旨观念、提高服务意识，以更大的热情，务实工作，积极进取，继续为祖国的新农村建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新农村建设挥洒自己的青春与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