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下一轮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线图

第一篇：中国下一轮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线图

中国下一轮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线图

在2012世界经济展望论坛上发表演讲。

由缩小收入差距与要素价格入手，推动财税和国退民进等重点改革

对话动机

十八大为我国未来5-10年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一场更为复杂和艰难的改革也正在酝酿。十八大之前，我就在研究和思考下一轮经济改革方向和路径。近日，我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详细阐述了革路线图。

对于中国经济的现状，我认为有四个不平衡，即投资、消费、净出口比例严重失衡;产业结构发展不协调;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严重失调;中国总储蓄远远大于国内投资。夏斌为此建议的改革路线图是，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两大核心”改革为“突破口”，并以此推动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体系、财税体制改革和国退民进四大重点改革。他认为，在改革方案制定的时限要求上，原则上都应在2013年内完成。

没有“顶层设计”很难推进改革

去年我提到，对当前我国经济中的一系列问题，需要“顶层设计”。但也有人认为，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一是很难，经过30多年改革，容易改的都已改或者正在改，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二是会耽误发展大局。面临各种复杂的问题，如果缺乏事先总体的谋划，纯粹出于“问题导向”，推进A问题的改革，引出B问题的改革需求。以此类推，解决了B问题，再引出C、D问题的解决。前几年的历史已证明，四平八稳推改革，功效是不明显的。我们充分估计到下一轮改革中利益格局调整将会更加艰难，加上未来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意识形态争论和短期经济不稳定的纠结，很容易又会导致改革中的就易避难、“绕道走”现象。其结果就是，在国家综合国力持续大幅提升的同时，国民仍是怨声载道，中国经济遇到的不可持续风险与挑战仍未彻底解决。

况且，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结构调整和全球需求的萎缩还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间，这决定了给予中国靠持续结构扭曲、粗放式增长来解决国内问题的空间缩小了，时间不多了。

研究“顶层设计”，必须要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有准确把脉。当前经济主要矛盾：

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近10年来投资、消费、净出口比例严重失衡;产业结构发展不协调;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严重失调;中国总储蓄远远大于国内投资。

相关结构问题的形成动因不仅仅局限于实体经济本身。其他的重要原因，一是中国经济正处于转轨过程，利率、汇率、资源等要素价格机制尽管在改革，但由于改革得不到位，扭曲的市场信号对经济结构的扭曲，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传导与推动作用。二是与要素价格扭曲相配合，体现政府管制意图的税收因素、市场准入限制因素、国企垄断因素和各种资源价格低廉的因素，同样对经济结构扭曲起到了传导和推动作用。

所以，要纠正扭曲的结构，仅靠经济体自身的运行是解决不了的，必须要纠正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过渡干预，要重新讨论政府干预在市场运行中的合理边界问题。

须真心实意落实“新非公36条”

有人认为正在推进的城镇化是改革的突破口。

全球危机后，面对主要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国外需减少趋于常态化，50%左右的高投资已不可能长期持续，因此选择“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的战略，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是否意味着城镇化就是进一步全面改革的“突破口”?城镇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第一，农民要进城，农民工要像市民那样，享受小孩幼儿园、学校、医院、养老等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福利。有人测算，一农民工变市民，财政要掏8万元，全国2.5亿农民工，合计要掏20万亿元。即城镇化意味着财政要拿出巨资。当然提高城镇化率水平是个逐步的过程，分摊到当年财政的钱也是有限的。第二，农民工进城后要在城里住下来。住下来要有住房、要配有自来水、电、气、道路、排污等设施。既要搞基础设施建设，又要有钱投资。谁投?若政府资金不够，民间资金能否投?政策又如何引导?这涉及“新非公36条”怎么去真正落实的问题。

第三，农民工进城后要长期生活下去。要把妻儿、父母从乡村接进城，就要有长期的收入。靠什么?靠就业。全国除少数城镇有条件去发展重大项目的第二产业投资外，广大的中小城镇更多的要靠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服务经济。怎么发展?主要靠民间资金，靠中小企业，靠税收、金融等政策引导，靠降低各种投资门槛，取消各种行政管制。一句话，必须去真心实意地落实“新非公36条”。由缩小收入差距与要素价格入手，推动财税和国退民进等重点改革

决策者只要是坚持改革，不动摇、不停滞、不倒退，那么今后的财政绝不是捉襟见肘的问题，而是会暴露一个“大窟窿”，会不得不倒逼财税体制进行一场大改革。当财税改革进行到一定地步，收支缺口困境决定了，不得不从国企进一步提高分红比例和出售部分国企股权为内容的“国退民进”改革中寻找出路。

下一轮全面经济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两大核心”改革为“突破口”，并以此推动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体系、财税体制改革和国退民进四大重点改革。把土地增值收入归还农民

缩小收入差距改革势必要涉及一批利益集团。我认为，在全国城乡，应尽快出台已讨论七八年的以“提低、控高、扩中”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方案。“方案”应像十八大报告提出“翻番”的量化目标那样，必须要有具体量化的数据或比例目标。

第一，未来八年中，“提低、控高、扩中”必然涉及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城镇居民最低养老标准、贫困救助线等扶弱内容;第二，明确逐年缩小城乡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水平差距的量化目标;第三，为解决居民预防性储蓄制定全面、逐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各项社会保障的量化目标。这样必然会引起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也可进一步倒逼财税部门通盘考虑财税体制的改革，制定中长期改革预算。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因长期负利率而形成的居民财产损失，也要求倒逼金融部门应结合宏观调控需求，制定利率逐年市场化的改革方案。

其实收入分配改革中，城乡差距是关键。在农村，要想真正提高农民的收入，重点是必须依法进一步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把土地级差收入和长期增值收益真正归还给农民。目前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超过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这是导致城乡居民贫富差距拉大的显著原因之一。

实施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实际上只是要求在农村经营性用地、宅基地“确权、登记、领证”的工作基础上，真正回归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早已确立的“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两大原则。改革政府垄断经营土地制度，允许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出租、出让、入股、信托等多种方式进入市场。

土地出让金骤减倒逼财税改革

长期以来，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资金来源。如果把土地的增值收益回归农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就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其实通过这一改革，财政可在规范、统一契税、房产税等税种改革基础上，形成合理的房产税制度，增加一些财政收入。但另一方面，土地出让金的骤然减少将大幅度减少城市建设资金。

按有关规定，在土地出让金扣除土地交易成本后的土地出让收益中，还必须按固定比例或非固定比例，计提农田水利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出。若土地出让金骤然减少，其结果不仅仅会影响地方城市建设，还将直接严重影响各地农村的教育、农业、水利建设等，绝大多数的地方财政将难以生存。最终必将会纷纷要求中央与地方财力和事权重新划分，要求财税体制改革。

再考虑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中新增的财政支出以及多年累积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化解等因素，国家财政必然会难以维持下去。

决策者只要是坚持改革，不动摇、不停滞、不倒退，那么今后的财政绝不是捉襟见肘的问题，而是会暴露一个“大窟窿”，会不得不倒逼财税体制进行一场大改革。当财税改革进行到一定地步，收支缺口困境决定了，不得不从国企进一步提高分红比例和出售部分国企股权为内容的“国退民进”改革中寻找出路。

只要坚持深化上述各项改革，未来的国家财政出现相当大的收支缺口肯定是难以避免的。而要真正解决此问题，最有可能实施的制度调整是动用政府手中掌握的大量现存资源，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后形成，即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的改革。

应打破政府对金融机构绝对控股

收入分配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等几乎各领域的改革，其改革的结果，最后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收入与支出。此时如果财税体制不改革，其他改革都将难以进行。在本轮改革中，涉及面最广、情况最复杂、历时最长，最需要在短期急处理、中期有安排、长期有预期的改革，是财税体制大改革。因此可以说，财税体制改革是本轮改革中最难啃的“骨头”之一。政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在配合当前收入分配改革和为稳定经济发展而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之时，认认真真地去重新思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力与事权关系，适度提高地方政府收入比重，合理测算中长期国家财政的收支缺口及动态变化，全面制定中国中长期财税体制渐进改革方案，并在各项改革的动态过程中，及时修正方案。

不少反对国退民进改革的人认为这样会影响执政基础。我认为，逐步并适当降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会影响执政基础。为什么?纵观世界各国，一国经济健康运行，靠什么?一靠法律法

规制度健全，这是基础;二靠宏观调控政策得当，这起决定性作用。国有成分比重高，并不意味经济增长必然快。民营成分比重低，也并不意味经济增长必然慢。

强调“国退民进”，在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丝毫不影响加强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只是意味着：对“重要和关键”之外的行业与领域，应该有计划地“退”;即使对“重要和关键”的行业领域，实施“控制力与影响力”仍要分门别类，未必对相关行业和领域都要实施百分之百的控股权或绝对的控股权。

改革从关键领域入手。比如，要坚决打破现有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公司等40多家中央金融机构几乎为政府绝对控股，控股权益高达3.3万亿元的局面。要处理好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市场问题、高档酒店、宾馆、招待所等非主业投资，还要认真研究处置目前国有实体企业对40多家金融企业所持约2070亿元的资本及权益。对各级地方政府及下属的财政等部门持有的国企及地方金融机构股权，应参照中央国企及中央国有金融企业股权处置办法实行。

改革方案今年内应完成具体说，在农村，重点是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在城市，重点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国家经济制度层面，重点是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改革。其中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的改革，是最终决定这轮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没有财税制度的大改革，中国这一轮经济改革之坎是迈不过去的。

当然也可以预料，“四大重点”的改革，将牵动各级政府与国民、各个领域与各个阶层，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的调整，情况相当复杂，也是最难解决的。因此，更需要决策者早早统筹安排。

在改革时机上，需要统筹安排。已有的教训证明，改革中对政府有关部门不能没有改革压力，不能允许政府部门间“无时限”的“协调、磋商”现象长期存在下去。

根据全面改革内容“先后次序、轻重缓急”的不同，在改革方案制定的时限要求上，原则上都应在2013年内完成。具体可限定在3-9个月。根据改革内容的不同，有些方案设计本身并不难，难的是具体的执行过程，如利率市场化改革方案，个别资源的价格改革方案等。对此类方案的设计，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必须拿出。有些改革还需经大量的调查与研究，方案设计的时间可稍长些，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改革。从总体上说，各项方案之间要能衔接，形成统一的时间表。

统一的时间表制定后，具体的执行操作可根据不同的改革内容，确定不同的时间目标。但是原则上应在未来3-5年内，健全或基本健全中国整个市场经济运行的机制与制度。能否取得这轮改革的最后成功，关键取决于决策者的战略勇气与历史责任的担当。

第二篇：中国经济改革

坚定的改革执行者既要破除陈规陋习的阻碍，又要解决自己思想意识深处舍与得的矛盾，同时还要担当历史和社会赋予的责任。

被称为“最后一个计划经济堡垒”的铁道部，在共和国改革史上第二次被并入交通运输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九龙治水”的局面，被新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破题;互联网飞速发展催生的复合多媒体方面的服务与管理，因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总署的合并而获得全方位覆盖。

大部制改革是政府对自己“动手术”，具体到相关部门，改革者就是被改革对象，因此容易形成“壮士难以断腕”的局面。政治学中著名的“帕金森定律”指出：首先，在行政管理中，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却越来越低下;其次，面对拥有的权力，官员希望增加部属而不是对手，因此在选人用人时，一个官员会选择两个不如自己的属下，以此类推，就会产生新的“庸政”和“懒政”。当下的政府改革简政放权，大原则已然形成社会共识，但在具体落实中，依旧需要对这样的情况保有警惕。

精简部门的改革，如何避开行政人员“膨胀—精简—再膨胀”的世界性行政机构改革难题?改革后怎样有效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权力该下放的下放，但如何预防获得管理权力的行业协会等滋生新的官僚主义?这些问题归结为一句话，即大部制改革如何跨越“帕金森定律”?

在此，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首先是“改革方式”问题。政府职能改革方案出台后，应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措施跟上，明确各个政府机构的权责界限、人员规模、经费预算，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化，避免天然的扩张冲动。同时，应结合现实中的种种案例，查找政府职能的缝隙盲区，厘清社会管理的交叉点和重合点，提高对权力部门工作效率的监管，保证各职能部门责任上的无缝融合。

其次是“改革执行者”。机构职能重新划分带来的阵痛，必然要平摊到改革者的肩上，砍掉自身多余的手，还给市场和社会，不仅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大局意识和自我割舍的牺牲精神。坚定的改革执行者既要破除陈规陋习的阻碍，又要解决自己思想意识深处舍与得的矛盾，同时还要担当历史和社会赋予的责任，这样的素质关乎改革的成败。

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开宗明义：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本届政府任期内还将削减行政审批项目三分之一以上。由此可见，政府对自身的改革没有“过去完成时”，只有“现在进行时”，而跨越一个个“帕金森定律”式的改革险滩，实现民富国强，既要一往无前，又要冷静审慎、科学应对。(武雪梅)

第三篇：中国经济改革刻不容缓

中国经济改革刻不容缓

英国《金融时报》 欧阳德 北京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告，随着快速而不均衡的增长给中国政府、银行和企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实施关键经济改革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与以往相比，IMF有关中国经济的最新报告的警示意味更强烈。报告称，中国日益迫切需要转变其严重依赖信贷和投资的增长模式。

IMF表示，中国现有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正在制造脆弱性”，同时“尽管中国仍有抵御冲击的有效缓冲器，但安全边界正在逐渐消失”。今年3月上任的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已誓言加大改革努力，但尚未采取任何重大举措。

IMF表示，有必要采取“一轮果敢措施”，以确保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成功。该机构补充称，当务之急是“遏制整体信贷增长，阻止金融行业进一步累积风险。”

中国社会融资总量的存量（衡量经济中信贷总量的一种标准）自2009年初以来增加60%以上，显示杠杆率上升，导致资产负债表状况恶化。IMF表示，尤其令人担心的是，这些信贷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非传统的金融体系安排的。

“再加上增长放缓，这不能不令人发问：这是可持续的前进道路吗？”IMF亚太部副主任马库斯•罗德劳尔(Markus Rodlauer)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6月，中国曾爆发一场“钱荒”，原因是中国央行不愿注入流动性，引发银行间利率飙升，信贷市场短暂冻结。IMF表示，这场流动性紧缩显示，中国央行有意遏制信贷扩张，抑制风险较高的放贷形式。但罗德劳尔表示，中国需要通过加快解除利率管制，来解决导致市场扭曲的根源问题。中国推动其经济转向消费拉动型模式的努力最近遭遇挫折。2011年，消费曾成为大于投资的增长贡献因素，但2012年底的一轮小规模刺激逆转了这个趋势。IMF表示，“朝向在更大程度上基于消费者的经济的决定性转变尚未发生。”

IMF还对中国政府的实际债务水平发出警告。据IMF测算，若计入政府融资工具和预算外基金的债务，去年“实际政府债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5%。罗德劳尔表示，尽管这样的债务负担仍是可控的，但政府在财政上的回旋余地小于以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出台了巨大的刺激方案，推动了经济增长，但也引发债务激增。随着中国经济再度放缓，一些地方官员和企业呼吁推出新一轮刺激。IMF敦促中国中央政府继续抵制此类呼声。IMF预测，中国经济今年将增长7.75%，明年将增长7.7%，这两个预测都处于区间高端。但IMF表示，其预测面临的下行风险在近几周有所增加。译者/和风

第四篇：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

中国经济改革的问题及应对

策略

学生姓名朱子敬

学号2120131512指导教师彭鸿斌

专业班级应用经济学13研1班

学院管理与经济学院

中国经济改革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摘要：1978年邓小平创导的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与实践探索，引领中国走上了一条坚持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强国道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经济30年来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快速增长，国际地位明显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30年来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府改革缓慢、基本经济制度不够健全和巩固、收入分配不均等，这些问题对中国经济产生极大的威胁，严重干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中国急需进一步的经济改革来破除这些问题的干扰，使中国经济能够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中国经济的改革迫在眉睫。本文研究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问题和难点，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政策举措。

关键字：经济改革、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政府

一、引言

1978 年 11 月，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在三十年来以 9%的速度持续增长，经济的高速发展让全世界瞩目。中国在经济领域先后超过了俄罗斯、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近期有可能超过德国。中国如今持有的外汇储备达到了两万多亿美元，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的头衔已经非中国莫属，还有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抛锚过的中国经济快车，历经了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前后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日本、意大利被金融海啸波及的悲惨境遇下，中国经济却冲破了各种金融的惊涛骇浪，没有收到严重的冲击。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可企及的，在经历了最近一次的金融海啸洗礼后，中国经济依然能够逆流而上，这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经济的韧劲和巨大潜力。然而在这种种惊艳表现的后面隐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与能源消耗，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环境恶化严重，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三农问题日趋严重、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多加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投资过热而消费过冷，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贸易顺差过大等，这些问题严重威胁中国经济，再拖下去，势必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引爆中国的经济危机。因此，中国必须继续推进经济改革，积极培育市场经济体系，以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增长。

二、中国的改革历程

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概可以分成五个阶段：

1.初始改革阶段。这一阶段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结束。这一阶段改革的目标模式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革的重心在农村，农村改革的中心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此相配套，实行了农产品调价、发展多种经营和集市贸易等措施。该阶段，首先是允许个体经济存在，然后在1982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规定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2.全面改革阶段。该阶段从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89年“**”**结束。这一阶段改革的目标模式变成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和“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模式。这一阶段，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由改革微观转向改革宏观，由经济领域扩展到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政治领域，改革进入了全面推进阶段。

3.曲折改革阶段。该阶段从1989年“**”**开始至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结束。这一阶段，改革的目标模式是：“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一模式提出后，理论界坚持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的思潮重新活跃起来。与此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一些部门出现了用行政计划替代市场的现象，改革的市场化进程明显受阻，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4.深化改革阶段。该阶段从1992年 “南方谈话”开始，到2002年十六大召开结束。这一阶段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该阶段，对国有经济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进行了战略性调整，特别是把非公有制经济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使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放开了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建立了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加快了要素市场的培育步伐，尤其是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有了长足发展。

5.攻坚改革阶段。该阶段从2002年十六大召开开始，迄今尚未结束。这一阶段比较容易的、浅层次的改革已基本完成，改革进入了比较困难的、更深层次的改革阶段。这一阶段改革越往前推进，难度也越大。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绩：经过这些阶段的改革，我们取得一些可喜的成就。

首先在制度方面，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已被基本废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业已确立，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基本形成，市场体系初步建立，商品和服务价格改革基本到位，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突破，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建立，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其次在经济发展方面，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改革开放30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9.7%，而世界经济同期只有3%左右的增长；综合国力极大增强，2013年和1978年比，我国GDP由3645亿元增加到56.8万亿元，在世界的排名上升到第2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07年和1978年比，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7元提高到1378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7元提高到4140元，二者平均年增长7%左右.三、中国经济改革存在的问题

1.制度方面

（1）基本经济制度不够健全和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虽然已经确立，但仍不够健全和巩固。一是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战线过长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二是集体经济不断萎缩；三是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种陈旧观念、错误理论还没有得到完全清除。

（2）市场主体没有完全到位。一是国有企业政资不分、政企不分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大型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国企产权改制方式不规范，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二是非国有企业包括个体私营企业机制不健全，经营不完善，国民待遇未能落实；三是农户作为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没有得到充分落实；四是大部分国有部门的职工和一部分农民的劳动力没有进入市场。

（3）市场体系不健全。一是商品市场发育不健全；二是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市 场、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发育滞后；三是市场封锁问题严重，全国统一市场尚未形成；四是市场垄断现象突出；五是市场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六是市场秩序紊乱，市场中介组织建设和市场法制建设亟待加强。

（4）分配体制改革滞后。一是财政支出结构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不相适应；二是同一部门、同一单位内部平均分配现象依然严重；三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大；四是劳动收入所占比重过大，按多种要素贡献参与分配收入所占比重过小；五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5）政府改革缓慢。一是政府仍以“全能者”自居，对经济无所不管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二是政府重私人产品生产，轻公共产品生产和科教文卫事业发展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三是政府重微观管理，轻宏观管理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四是政府以直接管理为主，忽视间接管理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五是政府行政层级过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一系列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

（6）对外开放水平有待提高。一是利用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的质量不高；二是对外开放的步伐不均衡，尤其是西部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过缓；三是在“请进来”的同时，未能很好地实行“走出去”战略；四是政府各级部门及各类企业适应世贸组织规则的能力有待提高；五是对外开放过程中的经济风险防范机制亟待建立。

2.经济方面

（1）经济增长相对较快，经济发展相对较慢。一是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二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得到根除，特别是城市化水平大大低于工业化水平。三是我国产业结构虽然有了较明显的变化，但第三产业的发展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四是国民经济虽然获得了高速增长，但整个社会却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如居民的生活质量低下、严重的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等。

（2）政府投资相对较热，民间投资相对较冷。我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存在冷热不均的现象。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推动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国有企业、国立大学的投资是相对过热的，而民营企业部门的投资大部分是过冷的。，虽然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30个年头，我国政府依然控制着2/3的物质资源和资金资源。

（3）国力增强相对较快，人民生活改善相对较慢。改革开放30年来，尽管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都有了较大的增强与改善。但相对而言，国力的增强要比人民生活的改善更快一些。例如，2007年和1978年比，国家的财政收入由1132.3亿元增加到5.13万亿元，增长了45.3倍；而同比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40.1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31.0倍。

(4)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精神和政治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由于目前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仍然处于温饱有余富裕不足的小康阶段，所以人民群众的所得不得不主要用于满足维持生存需要的物质消费，而不能更多地从事精神消费。至于政治生活，虽然人民群众享受到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比改革开放前多得多，但由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致使人民群众的政治需要难以得到应有的满足。

四、中国的应对策略

1.调整改革重心。在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应该尽快把改革的重心从经济基础领域转向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及社会文化体制。

2.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最终是要进行政治改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3.转变改革方式。过去30年奉行的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新时期改革面临的任务和呈现的特征表明，继续重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将难以再现以往的辉煌。因此，借鉴国内外改革的经验教训，在改革方式上，应该把总体上的渐进与局部的激进结合起来，使改革既不操之过急，又不裹足不前，确保改革能够在短期内取得重大突破，缩短改革周期，降低改革成本。用邓小平的话说:改革的胆子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

4.提高执政党的改革能力。改革既是一门复杂的科学，又是一门高深的艺术。改革者的能力决定着改革的成败。我国的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序推进的。因此，新时期，我国的改革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执政党的改革能力。由于与初期的改革相比，攻坚阶段的改革更具复杂性和艺术性，因此迫切要求提高执政党的改革能力。

五、参考文献

1.王小鲁、樊纲、刘鹏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J].新华文摘

2.朱晓青：中国经济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J].新视野

3.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4.张宇: 科学看待中国的经济改革[J]·经济学动态

5.徐长玉: 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分析[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第五篇：2014年中国改革路线图

2014年中国改革路线图

2014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这一判断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这一判断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期待。那么中国社会将在改革元年改什么，又将如何去改，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让我们感受到了改革元年的改革新气象。李克强总理讲，改革“要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从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改起。”这一宣示勾勒出了2014年中国经济社会领域改革的路线图。

7.5%：一个既推进改革又保障改革的“改革速度”

关于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是7.5%左右，尤其是增加“左右”两字更是意味深长。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告别了硬性保增长的阶段，开始着眼于化解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以利于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发展。

什么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不科学的发展方式、不协调的经济结构、不可持续的经济驱动力、低效益的产业模式等等，所有这些叠加在世界经济复苏艰难的大背景下，使得中国进入了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增长速度换挡期。要想缩短阵痛期，减缓换挡期引发的大起大落，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到实处已经刻不容缓。

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社会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要求已经20多年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进展难说明显。为什么？除了在转变发展方式过程中存在一些客观困难外，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制约因素。

如果增长速度目标定得高，各级地方政府也不敢擅自降低自己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低于平均水平，不仅会丧失一系列很实惠的利益，而且政绩上也不好看。这样就使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事实上成为了不可能。

更重要的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尤其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初始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增速的下降。因为旧产业关停是即时性的，当这些企业被关停之后，现有的这些经济总量和经济拉动速度当然也就随之没有了。可是，新产业的培育则是渐进性的。

新的企业从孵化、培育到真正能产出是要有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在过渡期产业空白不可避免导致经济增长的减速。

所以，通过降低增长速度的目标，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发展战略得以真正实践营造空间，就成为了很重要的战略举措。从这个意义上讲，7.5%其实是一个既推进改革又保障改革的“改革速度”。这可以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

让全体人民过上好日子，才能保持改革的热度

李克强总理讲，“政府工作的根本目的，是让全体人民过上好日子”，2014年的改革同样要紧紧围绕让全体人民过上好日子展开，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

什么是群众最期盼的领域？通过改革加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让公平正义得以彰显，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在其中，就业是民生之本，政府工作报告不仅提出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这两大底线目标，让人民群众有业可就，有业可创，更进一步要求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使劳动者生活更加体面、更有尊严；收入是民生之源，政府工作报告把让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感受到得实惠作为改革要求。这“普遍”两字说来不难做到却实属不易，怎么办？通过多渠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等手段来缩小收入差距；社保是民生之基，民生改善不能只瞻前不顾后，没有坚实的社保基础就没有真正高质量的民生改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通过建机制、补短板、兜底线，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为人们创业奋斗解除后顾之忧。

值得一提的是，“舌尖上的安全”这样的大众话语成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用词，以及“建立从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的全程监管机制、社会共治制度和可追溯体系，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等等举措，也凸显了新一届政府严守法规和标准，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染的决心。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清醒面对改革的难度

全面深化改革千头万绪，要改的东西，如何权衡轻重缓急，如何选择切入点与突破口，让改革从宣示真正变成现实的行动，我们要从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改起。

什么是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现在来看，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掉错装在政府身上“多余的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破除制约市场主体活力和要素优化配置的障碍，让全社会创造潜力充分释放，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共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从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源配置方面，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资源的价格不再是什么权威部门说了算，而是在市场中让市场定价，资源也不再是哪里级别高、哪里官位大就往哪里去，而是在市场中流动，听从市场的召唤；在市场准入方面，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在更多领域放开竞争性业务，为民间资本提供大显身手的舞台，昔日为非公经济所吐槽的“玻璃门”将会越来越少；更重要的是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从李克强总理“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以及“今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等等话语中，我们看到了政府自我革命的决心。这一决心之所以可贵，在于它不仅要求政府不能再“乱干事”，还要求政府不能借机“不干事”，更要求政府必须“干好事”并且“多干好事”。这也就是为什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列起来讲的深意所在。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共识可以推动改革的起步，但仅有共识尚不足以让改革纵深推进。不论是发挥市场作用、保障市场主体平等还是规范政府权力，所有这些理念都不会有人反对、至少不会公开反对，但为什么有共识的改革依然很难呢？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要难，是已经固化的不公平正义利益格局在阻碍。如果我们不能化共识为决心、化共识为行动、化共识为制度，全方位地向利益固化的藩篱猛攻，改革是很难突破的。李克强总理所讲的“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气概”，针对的就是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