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政府职能要辩证看待弱化与强化

第一篇：转变政府职能要辩证看待弱化与强化

转变政府职能要辩证看待“弱化”与“强化”

近几年，但凡有轰动效应的社会事件，都和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评论之声潮水般地漫进现实社会，也浸润着、改变着现实社会。嘈杂的声音之下，有冷静的观察，也有无意识的围观；有务实的分析，也有狂躁的诘问；有理性的思考，也有极端情绪的宣泄。面对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管理的日趋复杂，有人说，政府管的越多越好，也有人反其道而论之，强调政府管得越少越好。

政府管得越多越好，意味着没有节制的去强化政府责任，政府就会变成“全能选手”。那里能赚钱，那些行业能赚钱，政府比企业更明白。社会上哪些商品过剩，哪些商品缺乏，哪些商品即将被淘汰，政府比市场更清楚。政府会变得比企业高明。政府对什么都能预知，都能计划，都能调节，服务范围就会无限放大，需要的行政人员也会无限增多。最终，职能全面只会导致效率低下，机构浮肿，人浮于事，“全能”变得“无能”。

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意味着没有原则的去弱化政府职能，政府就会变成“守夜人”。在政府领域，干部可以放松正德约束，背离清廉为民的要求。于是，腐败分子可以有理由为了经济的发展，去接受权钱色的诱惑，理直气壮地贪污受贿。在商业领域，商人可以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用卑劣的手段去欺骗消费者，利欲熏心。于是，“地沟油”、“瘦肉精”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变成社会的常态，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只是少数有良知人的奢望。于是，社会恶性发展成了再正常不过的发展模式，至此，政府失去了有效进行社会管理的地位。

全面辩证地认识政府职能转化是重要的。一定要破除和纠正一位弱化政府职能的简单片面的认识，一方面，要果断坚决地减少和弱化不适应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府职能，另一方面，同样要果断坚决地健全和强化适应和符合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政府管理职能。

因此，转变政府职能要实现政府管理由微观把控转向宏观调控，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面对发展的市场经济和复杂的社会结构，有的职能要弱化，有的职能要强化，不能简单的统而笼之，更不能形成政府职能越弱越好的思维定式。一个弱化、一个强化是同等重要的，齐头并举，彼此呼应，不能顾此失彼、厚此薄彼，忽视和偏废了一方。

第二篇：转变政府职能与[最终版]

转变政府职能与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与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 ●

政府职能转变的意义和新一届政府

主要采取的做法

●

如何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基

础上，依法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

●

全力协同推进简单政放权，放管结

合和优化服务的问题。

转变政府职能与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

一、政府职能转变的意义和新一届

政府主要采取的做法

内容为：

1、了解政府职能转变的意义及转变的政府采取的主要做法。

2、如何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做到依法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

能。

3、在新的形式下，如何进一步简

单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一）理清政府及其部门间的职责界限

我们在梳理清单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会有很多职责边界不清的地方。

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我们就要理清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间的职责边界的问。

（一）理清政府及其部门间的职责界限

所以我们指的权利清单不仅仅是“

一张写着政府部门权力和责任的纸

”，而是要通过对权力边界的界定，解决好权力配置问题。

政府与部门的职权关系

有些法律规定了政府、政府部门以及部门之间的职权关系，如《环境保护法》规定了各级政府及其环保主管部门、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环保工作中的职权或责任，以及县级以上环保主管部门责令采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等措施或经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等处罚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权关系

地方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行政工作，但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事项，包括：外汇、金融、国家税收等等，由中央政府管理。另外，跨行政区域的，包括：海洋、流域管理，外交国防等等，由中央政府管理。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权关系

我们说的能够下放的权利，都是指中央专属权力之外的共同事项，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行政的分级管理等等。垂直管理机构也要放到地方政府清单里，属于另外一个系列，一定要区分开。

省级政府与市县政府的职权关系

例如：行政审批、行政处罚（行政

处罚法规定，县级以上行政机关都

可以行使行政处罚权。）

地方政府要做好上一级政府下放权

力的承接工作。另外，省一级政府

可以具体划分地方各级政府的管理

权限。

省级政府与市县政府的职权关系

市场监管原则上由市县政府负责；对于涉及本地区重大规划布局、重要资源开发配置的项目，应充分发挥省级部门在政策把握、技术力量等方面的优势；要将基层政府承接能力作为重要考虑因素，不宜简单地“一放到底”

省级政府与市县政府的职权关系

省级政府要制定本地区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工作方案，省市县政府要明确本级保留包括直接行使、委托下级行使、授权下级行使、共同职权以及由上级决定等事项另外，上级政府要加强对下级政府的指导和督促检查。

◆ 除了要理清部门和部门之间、部门和政府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不同级之间的关系之外，还要把握好几个问题。

继承创新

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都是在原来基础上创新的。2005年国办要求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更早的是邯郸政府制定的市长责任权力清单，这些都是我们建立权力清单的探索过程和基础。

继承创新

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无先例可循，要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坚持攻坚克难，善于科学实施。

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权利清单的区别

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就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相关问题答疑》，主要执法职责分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裁决、行政确认等部分。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权利清单的区别

清单实际上范围应更广，不 限于行政执法，而主要是行政职 权行使主体对外行使的影响相对 人权利义务的活动或权力。

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权利清单的区别

理论上大致分为行政执法、行政管理、指导服务和其他，包括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命令、行政补偿、行政执行、行政征用、行政征收、行政救助、行政奖励、行政规划、行政监督等。

动静平衡

建立权力清单和运行流程 动态调整机制，及时调整 行政权力事项、优化权力 运行流程，根据机构改 革和调整的情况，相应调 整权力清单，及时在政府 网站等载体向社会公布，建立权力清单动态调整和 长效管理机制

点面配合

要在完善行政审批权力清单制度基础上推行政府及部门权力清单制度，梳理各级政府及部门的行政权，科学界定行政审批与其他行政职权，着力解决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领域社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点面配合指导服务和其他行政职权的范围和分类，规范行政裁量权，公开和优化权力运行流程

条块结合

条块关系：国务院各部门跟省 级政府的关系

块块关系：各地方不同层级政 府之间的相互关系

块条关系：地方政府和垂直管 理机构的关系

条条关系：地方政府工作部门 和国务院主管部门的关系（有 业务领导关系、业务指导关系）

条块结合目前国务院部门主要是推 行行政审批权力清单 地方政府主要是推行部门 权力清单

少数地方已推行政府权力 清单制度

◆按清单行权、履职与依法行政的关系

权力清单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体制创新也是依法行政的形式要求，但不能简单将依法行政等同于依清单行政

上下联动

推行政府及部门权力清单制度，是政府的自我革命，改革内生动力不足，而且各地的分类、范围和标准等不统一。地方政府要按照中央的要求，确定省级政府权力清单的分类标准，而且省级政府要加强对市县级的指导。

◆要及时出台中央关于推行地方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工作手册，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规划和分类指导

◆地方特别是省级在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方面有一定的自主，可以加强对县区工作的指导，明确本系统政府及部门权力事项的名称、分类、依据、实施主体等口径和标准，形成上下对应、相互衔接的职权体系。事前控制与事后监管关系 事前控制就是行政许可

一单两表:首先确定，政府有哪 些权利；再确定政府有哪些职 责；再确立不依法行使权力，不依法履行职责，应当被问责 和追责的情形。三个内容：

1、权利；

2、职责；

3、不依法履行职责，应当被问责和追责的情形。

例：行政许可既是权利又是责任，受理----审查----决定—--送达。通过核查材料、抽检、实地检查或定期检验以及撤销审批等法定方式和告知承诺、举报奖励等，履行监管责任。

◆加强事后监管，不能弱化作 为事前控制方式的行政许可

◆创新监管机制：实行综合监 管和执法，健全监管制度

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关系

按照权责一致，有权必 有责的要求，建立权力清单，同时要建立责任清单。已 经制定权力清单的，要尽快 制定责任清单；没有建立权 利清单的，在建立权利清单 的同时，也要建立责任清单，尽量做到一单两表。

浙江省成为全国最早公布省级部门责任清单（浙江模式）

四个方面：

一、部门的职责

二、相关部门的职责边界

三、事中事后监管

四、公共服务

安徽省公布省级部门责 任清单（安徽模式）

两个方面：1.职责 2.追责情形

责任、内涵、包括应尽

职责、追责、问责情形

的层面

责任的范围：包括应尽职责 和追责情形两个层面，逐一 厘清与行政职权相对应的责 任事项，明确责任主体和责 任范围（如部门主要职责、对不依法行使权力和不依法 履行职责者的问责或追责情 形），建立责任清单，明确 责任主体

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

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

负面清单由国务院来制订，地方政府需要调整，应由省政府报国务院批准，不得擅自增减市场录入负面清单的条目。具体事务由国家商务部来操作

三定规定与清单关系

“三定”规定是中央机构委会编制办公室（简称中央编办）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而对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的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等所作规定的简称

三定规定与清单关系 “三定”规定六个方面：

一、主要职责

二、职责调整

三、人员编制

四、内设机构

五、其他事项

六、附则

三定规定与清单关系

三定规定是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政策法规性文件。三定规定经过国务院常委会通过，其效力相当于行政法规。地级市以上的地方政府的三定规定，其效力相当于规章。

三定规定

县区以上的地方政府的三定规定，其效力相当于规范性文件。200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若干意见 》里指出，三定规定也是依法行政的依据之一。◆

按照原商务部的文件，开发区管委会以及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等都 应是政府的派出机构。◆根据现有的国务院等部门 文件，开发区管委会是本 级政府的派出机构。

开发区管委会的三种模式：

一、法律法规授权，又同时具有行政职权的准政府的管委会体制

二、是开发区与行政区管理合一的管理体制

三、以企业为主体的开发体制

第三篇：论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精选）

论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

邢文璟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的发展，为了进一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以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社会迫切要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并相应地进行政府机构的配套改革，这也是我国政府自我革命的重要手段。而这一进程中主要面临政府职能缺位、不到位，政府职能越位、错位，机构间职能配置不合理以及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等问题。在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重大机构改革回顾的基础之上，本文对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中的作用以及部分人群可能具有的几大误区加以简单论述。

关键词：政府职能转变 机构改革 公共服务职能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的开展与深化，我国社会得以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当前面临的行政环境较之前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面对我国社会的新形势、新挑战，我国政府要不断地适时进行政府职能转变及相应地进行机构改革，进而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最终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我国政府进行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的必要性

哲学知识让我们明白了一切事物随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不同。政府应该具有的职能与机构设置也不会例外，因而政府有必要进行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

（一）政府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

所谓政府职能，即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在一定时期内为实现国家利益和 推进社会发展而负有的职责和功能。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因而政府应履行的职能也是不断变化的。而当前政府正在履行的职能未必是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能，所以政府要适时不断调整自身职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行政环境与社会需要。而政府机构是政府履行自身职能的组织载体，是人员、职责以及权力的统一体。政府的任何职能都必须由一定的机构来履行，这样政府的职能才能够得以实现。与此同时，机构改革对政府职能也有一定的依赖，即政府机构设置是以政府职能为依据的。

上述社会历史条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国内环境与国际环境。就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国内环境而言，建国初期主要体现为政治职能，即巩固并发展社会主义政权；一段时期之后政治职能便逐渐弱化，与之相对应的应该是逐渐增强经济管理职能；就目前来说，应当是增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同样，建国以来我国的国际环境也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也就是有两大阵营的对立、逐渐开始并加强联系；进而发展到目前世界各国都无法置身世外，走上全球化、国际化道路。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

当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得以巩固之后，我国政府逐渐增强经济职能。特别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我国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之后，我国逐渐加大经济方面的改革力度。在1993年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尤其是初期国企改革的深化，使得我国政府的经济职能较以前发生重大转变。新时期，我国又致力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此过程之中，我国由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不论在哪个时期，某些政府职能已不复存在或有些职能弱化了；相反，有些政府职能却需要强化或产生了新的职能；总归都是为了适应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社会发展需要。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不断出现新问题、面临新形势，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因此，我国政府进行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以保障政府职能的全面履行。所以，对于那行已不复存在、弱化了的政府职能，政府应当将与之相应的机构加以撤销或调整；而对于需要强化、新产生的职能，政府应当将于之相应的的机构加以扩充和进行组建。只有这样，政府职能机构的设置才能够与我国逐步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相适应。

（三）我国政府自我革命的重要手段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为探索建立新型的政府管理体制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决定了“我国的国家机关是属于人民群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它同旧中国的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关在本质上相反”，“人民群众第一次看到了廉洁的、认真办事的、艰苦奋斗的、联系群众的、同群众共甘苦共患难的自己的政府”①。然而，以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现状来看，我国某些行政权力并未能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运作，有的权力运作甚至发生了严重扭曲。这些都说明我国政府管理体制还不够完善，因而要进一步推进我国政府的自我革命。而转变政府职能以及进行政府机构改革是解决上述问题和保障上述国家机关性质、作用得以实现的主要手段。

当前，我国对内改革的不断开展以及对外开放格局的不断扩大和深化，我国社会结构与利益格局不断得以调整。在此进程之中，将一些问题加以解决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因而要求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并相应地改革与调整政府机构，才能促使我国政府自我革命的已成功。

二、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要想进一步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我们就必须首先了解在此进程之中政府应当解决些什么问题。目前，我国政府在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中主要面临着政府职能缺位、不到位，政府职能越位、错位，职能在机构间配置不合理以及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等问题。

（一）政府职能缺位、不到位

当前，我国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依然相当薄弱。一些涉及人民群众的基本民生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或形势相当严峻。社会管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安居工程、就业问题、医疗体制问题、教育问题以及食品安全等等。现阶段我国社会表现出的这些问题相当突出，这些我们从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各种事件就可以得到佐证。当然，这些问题是各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会突出以及需要解决的社会发展中的常态问题，但也是需要各国政府及时进行解决的关键问题。对于社会服务职能方面：首先是社会发展中人们的基本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建设相对比较滞后；其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机构五十年》，党建读物出版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①是一些涉及几个部门交叉办理的事务没有良好的受理程序，是一些简单事务不能得到及时解决。

面临这些问题，我国政府要加快机构改革对政府职能转变的配套，及时依据社会需要新设或强化相应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机构，从而真正地做到为人民办好事、服好务。

（二）政府职能越位、错位

当前，我国政府的有些部门依然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同时也是管不好的事。生活中还存在一些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现象，特别是行政审批和审批事项仍然过多。如：政府对于车辆驾驶的管理是应当采取的必要措施；但政府应当只是设定考核标准及对其进行考核，而对于个人的这项能力习得不应该多做限制。而目前生活中有关部门却作出相关限制规定。这些规定可以说是不合理、不正当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本可以规避的行政权力不良运作问题。

此外，在许多地方直接有意扭曲行政权力运作目的的现象也是屡禁不止，不仅对我国政府形象造成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危机政府在民众当中的公信力。不论中央下发多么完善的规范性文件，最终有些政策的执行力度到了地方总是趋于弱化。针对政府职能越位、错位的现状，一些越位、错位行使的政府职能应当做出转变和调整，相应的政府机构也必须加以撤销和改变。

（三）一些政府职能在机构间的配置不合理

目前，我国政府职能在机构间的配置不够科学。首先是综合管理职能与行业管理职能配置不科学。总体来看，我国综合管理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进而造成了行业管理部门统筹协调困难。其次是决策、执行和监督功能在部门内或部门间配置不科学。许多部门集决策和执行于一身，致使监督流于形式。如一些宏观管理部门既管宏观规划，又具体执行；进而容易造成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现象。解决这些问题重在于重新科学地进行政府职能配置，以致于国家对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合理配置。

（四）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的现象

当前，我国政府机构设置未能完全解决过多过细的状态，我国政府对于有些事务呈现多头管理而产生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现象；以致一些日常 事务不能够及时解决、政府办事效率低下。这一问题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配套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就目前来说，我国呈现出的这一行政体制特点还不能得以消除。因而我国政府应以为民服务为出发点，设立一些综合行政服务中心来处理那些日常事务，进而提高行政效率。

此外，由于政府职能交叉也随之出现了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社会现象。一些部门一部门利益为行政立足点，当有利可图时就互相争利；相反，当主要是一些责任时各部门间就互相推诿、扯皮，出现了“拍皮球”现象。所以社会中就出现了两个部门人员互相斗殴之类让人啼笑皆非的情景。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历次机构改革回顾及现状

建国以来我国政府主要进行过十多次的机构改革，而前几次改革收效甚微。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开展的几次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不断取得成就，推动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健全。

（一）历次改革要点及经验

1982年政府机构改革主要是为了提高政府效率，实现干部年轻化。此次改革的成果主要有：一是废除了我国领导干部任职终身制；二是精简了中央及地方各级领导班子；三是加快了我国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步伐。但此次改革并没有触动我国固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职能未能适时得以转变。

1988年政府机构改革是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在此次改革中，我国首次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这一命题。国务院在此次机构改革中撤消了一些职能交叉较大的部门，重新组建了新的部门；此外还将一些重要的部委下属部门升格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1993年，我国首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此次改革中，我国政府将机构改革的重点放在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改革任务就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将我国政府由全能政府逐渐转变为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但这次改革并未能彻底改变政府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主导作用。1998年机构改革是建国以来中央政府实施的涉及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政府机构改革。改革中提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是目的，尽快结束专业经济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体制是目标。在此次改革中，中央撤销了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设立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从而真正地让政府放开了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控制，使得市场配置作用得到更大发挥。

2003年政府机构改革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背景之下开展的。此次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从而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制，继续推进流通体制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这次机构改革抓住了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转变了政府职能。

（二）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现状

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大部制改革下政府职能整合的经验与模式的基础上，我国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府大部制改革道路。在2008年我国开展的大部制机构改革之后，我国政府组成部门减少到27个。经过历次机构改革，我国政府按综合管理职能合并一些职能交叉较大的政府部门，目前已大体形成了大部制的政府组织体制。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我国社会形势逐渐要求政府不断增强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要全面履行这一职能，一方面还是继续改革完善中央政府组织机构；另一方面还得加大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力度，不断提升地方政府的执行力和政策的落实。

四、关于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的一些思考

在推进我国的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的过程之中，我国政府要在认清自身存在的影响因素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一些其他影响因素。此外，对于部分群体来说，一定要走出关于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的一些误区。

（一）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中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这是有历史和人民作出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中国共产 党的执政理念和行为直接决定着行政意识和行政方向。“政府的组建、官员的任命、政策的制定，都是由中国共产党这个唯一的执政党其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因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贯穿和渗透于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部过程和全部领域。

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这也就决定了我国政府的职能运行必须是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不断转变政府职能以及相应地进行机构改革来努力构建服务型政府。

（二）走出对于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的几点误区

误区之一：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转变政府经济职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经济发展，政府职能在经济方面的转变较为突出。因而，如果没有对于政府职能转变有一定的科学理论知识学习，一些人可能会认为政府职能转变就是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其实不然，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几乎将我国推向经济崩溃边缘的社会现实，才使得我国政府不得不尽快走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一些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得以迅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持续攀升。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我国区域、城乡间差距的不断拉大，广大人民没有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社会不公问题日益突显。此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建立健全。这些都表明当前我国政府应当尽快逐步增强社会管理以及公共服务职能。因而，在不同历史时期政府面临的职能转变的侧重点不尽相同。

误区之二：先转变政府职能，后进行机构改革

我国在1988年中央政府机构改革中抓住职能转变这一关键问题，取得了显著成效。之后，我国各级政府在历次机构改革中也确实把握住了这一核心。但是，在实际理解和执行中，一些政府人员、特别是一些领导人员在一定时期内没有正确把握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之间的关系，错误地将“先转变职能，后进行机构改革”作为具体操作程序来遵循。

其实，正如前文所述，政府机构是政府职能的载体。政府机构若不存在，政府职能就无法运作；同样，一个机构若不存在明确具体的职能，也 刘明，《从服务型政党到服务型政府—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因素》②②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而，转变职能与机构改革是相统一的整体；政府职能转变后就应有相应的机构设置，而机构设置要以政府职能为依据。所以政府的重点、难点任务是首先要在理念上认清其在所处社会阶段应当具备的职能，然后根据职能相应地进行机构改革。否则，不论是分解、转移还是合并，都难以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误区之三：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削减政府权力和精简机构

政府职能是政府行使权力的过程和效能，政府职能的强弱取决于行政权力的大小。因而政府职能的变化必然导致行政权力的变化。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认为转变职能就是要削减权力。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行政权力具有不断扩张的趋势。比如说：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对于网络及其相关产业的管理需求就不断显现出来；这必然就会赋予政府新的行政权力，相应地也必须要设立新的管理机构。

此外，削减政府权力和精简机构作为一种政府职能转变的手段，可以说只适用于那些政府职能越位、错位的问题。而各个时期政府职能转变问题不单单表现为政府职能越位、错位的问题。面对那些政府职能缺位、不到位以及机构间配置不合理等问题，反而需要对政府相关行政权力予以加强或调整，相应地对相关机构加以扩充和调整改变。所以，政府职能转变所带来的权力变化是双重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误区之四：机构改革必然要削减政府开支

政府要维持公共权力的行使与职能的履行就必然会有所花费，而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由税费来提供。拿西方人的观点来说，花费纳税人的钱，就要为其办事。在日常生活中，不论是办什么事，我们首先都会考虑成本问题。而政府也是一样，政府在行使权力和履行职能时要尽可能地降低行政成本。但降低行政成本并不是代表行政开支在数量上的减少，还得具体分析行政开支的事项。

一方面，政府自身存在与活动所需要的直接开支是应当削减和节制的。如果我国能够改变文山会海中的那些比必要的额外开支以及政府人员冗多等造成政府浪费现象，就可以有效地减轻我国人民的负担、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可以说，这应当也是政府进行机构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政府还有用于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保障的投入等方面的开支。由于这些开支具有不是为政府自身而是为广大社会公众 利益的特征，所以就仅存在如何合理投入使用和保障实施的问题。就目前我国社会形势来看，随着我国政府自身公共服务职能的不断增强，我国政府用于公共设施建设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方面的开支必然会逐渐增加。

新时期，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首先要正确处理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的关系，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机构的配套改革。在此进程中，不仅要坚持全面、统一、精干、效能的原则，而且也要保障政府职权回归社会之后不能形成无管理的“真空地带”。其次，我国要积极运用历次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改革的宝贵经验。之后的政府机构改革，以科学发展观为价值导向，逐渐增强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的，进而全面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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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乡镇政府职能弱化与建设服务性政府背道而驰（范文模版）

乡镇政府职能弱化与建设服务性政府背道而驰

胡海军

乡镇政府与人民群众接触最紧密。建设服务性政府，乡镇政府首当其冲。老百姓需要的服务，乡镇政府理所当然要为老百姓提供什么服务。但是，通过乡镇配套改革，乡镇政府职能不断弱化，他们能否为老百姓提供服务呢？问题之一：能不能提供服务？

乡镇配套改革以后，乡镇政府的职能大大削弱。人、财、物的权力基本消失。出现了干事无人、办事无钱、行政无权的局面。经过改革后乡镇，人口少则2万多人，多则十几万人，但是，公务员只有35—45人，甚至因为乡镇干部缺编，有的只能20多人。然而，就是这几十号人，承担了政府的所有工作。发展经济、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安全生产、信访稳定等等。试想，所有政府的职能，仅靠这些人，能办好吗？同时，办事需要钱。乡镇政府是一级政府，却不是一级财政。与县市财政同灶吃饭。乡镇的各项经费支出，既没有预算，也没有决算。财政除了工资之外，基本没有什么财力。即使有一点，也只是在保政府运转，哪有给老百姓办事的钱？遇到老百姓要解决水电路等问题，也只是当作“传话筒”，向上反映，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也就算了。再加上其它老百姓需要服务的项目，乡镇政府没有任何行政权。说白了，乡镇政府只是协调办事，不能办事；只能建议，不能决策；只能反映，不能解决。

问题之二：愿不愿提供服务？

因为乡镇政府职能的局限，乡镇政府不能为群众提供相关的服务。但同时，乡镇政府客观上也不愿为群众提供更多的服务。特别是现行的目标考核制度，对乡镇考核最主要的集中在发展经济、招商引资和计生、信访、安全生产这些内容，而对于为群众提供服务方面的考核较少。加之为民服务方面，涉及的内容多，也难以量化。所以，乡镇政府就得围绕考核这根指挥棒来做工作。问题之三：能不能服务好？

乡镇政府目前权力上收，责任下放，权力无穷小，责任无限大，致使对人民群众的服务难以到位。有时属“费力不讨好”。目前，基层群众上访现象比较突出。其中原因：一是社会转型时期导致矛盾突显。二是社会发展人们的民主意识，维权意识进一步增强。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乡镇政府的职能弱化，使群众的问题难以在基层协调解决，只能通过上访解决。比如，有的地方群众上访，主要是要求修路。国家没有立项，自己也拿不出配套资金，但还要办事。问题就是这么简单，但处理起来却相当棘手。

如果说，目前的改革思路，就是要弱化乡镇政府的职能，由县级以上的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直接为老百姓提供服务。那么县级以上的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是不是能够为群众服务到位呢？下面谈几个现象：

现象之一：农村水利建设的“抓大放小”。国家每年都有许多大型的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动则投资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修建水库。这些项目往往由县级以上政府直接实施。但这些项目产生的效益究竟怎么样呢？一方面，这些大型水库项目建设，相对于农村的千万座水库，千万亩农田，究竟能占多大的比例？另一方面，水库修好了，但配套的沟渠没有修通，农民用水还是困难，还是不能发挥多大的效益。

现象之二：“村村通”公路建设的“马太效应”。农村公路建设，首先需要村级配套建设资金。有配套资金，才能够立项建设。这就导致“村村通”公路建设“嫌贫爱富”。不是根据哪儿需要修就修哪儿，而是哪儿有钱修就修哪儿。结果是哪儿村经济发展较好，哪儿的路就越修越好。哪儿的经济发展落后，哪儿就越难以修路。

现象之三：农村学校的“整合紧宿”。现在的学校，一般都是由县市教育机构直接管理。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近些年农村学生减少，许多农村学校大规模的合并。合并的原因主要是考虑整合教育资源。但是，这种整合并没有考虑方便群众，服务群众。有的农村孩子上学要走十几里路，翻山越岭，家长很不放心，常常每天接送，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有的地方不得不让学前班的孩子就开始寄学。

现象之四：便民中心并不“方便”。便民服务中心建设，是为了方便群众办事。近几年来，各地都加快了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实际上，便民服务中心采取的重要手段就是把县市级行政机构的职能和触角进一步向下延伸。但是，实际情况怎么样呢？由于县市各行政单位的人员难以真正到服务中心上班，服务中心还是只能起到“代办”的作用，并不能起到方便群众办事的作用。

就一般情况而言，要为群众服好务，我们的政府和职能部门必须离群众的距离更近。但是，现在的乡镇职能弱化，权力上收，使我们的政府服务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如此改革方向使乡镇政府陷入了尴尬境地：乡镇政府作为一级政府，应该为群众提供政府所该承担的服务。但实际上，乡镇政府基本上不能为群众提供什么服务。长此以往，由于乡镇政府的服务难以到位，也使整个政府的形象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大打折扣。

第五篇：人民日报-辩证的看待社会发展与问题

人民日报人民观点：有“问题意识”，也要有“过程意识”

——辩证看待社会发展与问题之一

编者按

今日中国，仍在穿越历史的三峡。这样的阶段，水域开阔也暗流涌动，大河奔腾却泥沙俱下。如何准确把握时代方位、辩证看待社会发展，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从未如此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从今日起，我们刊发“本报评论部”系列文章，与大家共同探讨、共同思考。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待我们所处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关键是要把问题放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观察，与国情对接、跟现实对表

曾有学者慨叹，我们遭遇了一个“问题的时代”。从大都市恼人的雾霾到田野间空心化的村庄，从“蚁族”、“蜗居”难圆梦想到“舌尖上的安全”屡现危机。翻开报纸，相关讨论不绝于耳；打开网络，种种质疑迎面而来。一时间，问题让人烦恼，问题使人愤怒，问题令人“绝望”。

如何看待我们时代的问题？

“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总书记的要求，是对问题应有的态度。“问题是时代的声音”，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可以说正是在解决问题中步步向前。如果眼里没有问题、心里没有期待，也就不会改革、难言发展。有“问题意识”，是认识能力提升的表现；能畅所欲言直面问题，更是时代社会的进步。

然而，过犹不及。如果“唯以问题识天下”，群情激愤中，任“问题焦虑症”裹挟成极端情绪，固化为狭隘认识，演变为偏执思想，将人人变成易燃易爆品；如果“只让问题遮望眼”，心灰意冷间，让“问题悲观症”驱逐社会自信心，抵消发展正能量，吞噬我们的幸福感，“问题意识”本身就也成了问题。

今天的中国，发展很快，矛盾高发，问题不少。我们固然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但也不能期望万年之事、朝夕解决。将问题拖成历史问题诚不可取，毕其功于一役也绝不现实。任何时候不能忘了，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对各种问题，不切实际的空头支票，超越阶段的夸张口号，或是“一招就灵”的万能良药，不是天真幼稚，就是轻浮狂躁。

历史无非就是问题的消亡和解决，现实也无非是问题的存在和发展。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待我们所处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关键是要把问题放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观察，与国情对接、跟现实对表。一年一度的春运最为典型，一个多月34亿人次出行，而人均拥有的铁路，还不到一根香烟长度。现代化的速度提升了，过程却无法压缩，再加上不断增大的人口规模、水涨船高的期待诉求，都使问题的存在有客观性、必然性，问题的解决有复杂性、长期性。

希望找到一个总开关，按一下就解决所有问题，肯定是空想。但在充满纠结的生活中，几乎每一个问题的细节里，倒确实暗藏着一个“哲学按钮”，按下那个按钮，被遮盖的意义就会一目了然。比如，农民工问题。过去十几年里，2.6亿农民相继进城，接近俄罗斯和日本人口的总和。他们的生活要在短时间内超越“绿皮车、编织袋”阶段，子女教育与就业，自身医疗与住房，十几年积累的问题要一下解决，即便是奥林匹克山上的希腊诸神，恐怕也无能为力。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消化问题同样需要时间。用辩证法的方式考量社会进程，才能还原事件的真实意义。

解决问题的愿望迫切，可以理解，更应该重视。不过，如果能多点“过程意识”，会更有利于看到主流、形成共识。比如教育公平。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中，非户籍人口占三分之一强。异地高考理应破冰，可如果不加任何限制地开闸放水，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即使翻番，也无法满足如此激增的就读需求。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不正是在这样的日拱一卒中，才逐渐逼近问题的最终解决？

抽象的价值，存留在理论之中；具体的公正，则需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不像喊喊口号那样简单。医疗改革既需协调利益魔方，更需面对海量刚需和分布不均的现实；收入分配改革“分好蛋糕”理念明确，具体调整却是复杂的系统工程。知易行难，在当前中国，尤其如此。不存在一种简单化的理念，可以立竿见影搞定所有“中国式问题”。30多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正是从哲学层面上理清了问题与过程的关系，才摒弃了急于求成的冒进，拒绝了休克疗法的诱惑，找到了正确的逻辑和顺序。

风雨多经人不老，关山初度路犹长。有时候，我们的确感到被问题“追着走”、“推着走”。这可以理解，转型期中国问题一大堆，公众和舆论更加敏感，未来的改革之路肯定也充满挑战。但也要看到，正是在对问题的不断突围中，国家社会得到了实质性改善。既有“问题意识”，也有“过程意识”，才能让改革者有更多回圜余地，才会对未来更有信心。

人民日报人民观点：有“权利意识”，也要有“法治观念”

——辩证看待社会发展与问题之二

本报评论部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爬坡中，法治观念必须“跟得上”权利意识的步伐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如果说，当年一部《秋菊打官司》的电影，曾让人们充满好奇，那么今天，“讨说法”已经成为社会口头禅。从主张经济、社会、文化和消费者权利，到捍卫政治、环境、食品安全和纳税人权利，“权利意识”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深入人心、影响社会、改变国家。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由平等意识、网络媒体勃兴提供的多元表达平台、民主政治进步造就的个体意识启蒙，所有这一切，成为人们权利意识的萌发、表达和伸张的“时代注脚”。与之相伴，“权利意识”的高涨，也为树立法律权威、培养法治观念、发掘公民意识，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成为社会进步的催化剂。“一元钱”官司的较真，厘清的是社会是非观念；“物权”概念的普及，调动起创造财富的热情；“环境权”的主张，增强着生态文明的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时代的洪流往往泥沙俱下，在极短时期内高涨的权利意识，也呈现出某种“初级阶段”特征。正如《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指出的，“一部分人只注重享受权利，不注重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由此导致公众权利意识强与社会责任意识弱并存这一现象的存在”。飞机航班延误，冲上跑道拦飞机；发生医患纠纷，把棺材花圈抬到医院；网上讨论辩论，动辄粗口相向，乃至暴力威胁„„一些人为了维护个人权益，无视他人权益，罔顾公共利益，甚至更进一步，把他人权益、公共利益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这种走岔道的极端方式，将“权利意识”异化为“交相害”而非“交相利”的行为，让人遗憾，也发人深思：权利的风帆如何行进，才能抵达文明的彼岸？

“在一个多少算得上是文明的社会里,一个人所能够拥有的一切权利，其唯一的来由是法律。”法学家杰里米·边沁的结论一针见血。“权利意识”的伸张，离不开“法治观念”护航。在法律的条款中去寻找依据，权利的主张才能水到渠成；在法治的框架下予以推进，权利的实现才能顺理成章。反之，把“权利”当作为所欲为的通行证，认为有了利益诉求，就能够理直气壮地去冲撞底线、挑战规则、突破边界，整个社会又如何做到和谐运转？

一个成熟的社会，有许多不言自明的遵循：在高速公路开车，尽管车是自己的，但是不能超速行驶；在城市里盖房子，尽管土地使用权是自己的，但依然要服从市政规划。这些常识的背后，是对个人权利的清醒认知——没有什么权利是绝对的。任何个人权利的行使，都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不得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惟其如此，自己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他人的权利才能得到维护，社会的福利才会趋于最大化。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爬坡中，法治观念必须“跟得上”权利意识的步伐。一边是权利意识已经成为人们的惯性思维，一边是法治观念尚未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其间的落差，很容易造成社会生活的失序。没有对公共规则的遵从，我行我素的自由，就会导致“组团式过马路”的乱象；缺乏对法律程序的敬畏，对化工项目的异议，很可能演变成行为失控的骚乱。那种只问结果不计手段、“以错纠错”式维权，看似“高效有力”，却会让更多人不讲文明、不守规矩。在这个意义上，权利如果不能正确行使，不仅不能成为法治进程的铺路石，反而可能变成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任何社会行为一旦脱离法治视野，便不可能带来公共福利的实质增进，也难有公平正义的真正实现。今天，如果说，“权利意识”的启蒙我们已经完成，那么“法治观念”的启蒙还在路上。这也是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深层原因所在。既要“权利意识”，也要“法治观念”，二者彼此砥砺、相互促进，才能让法治精神融入社会治理和社会生活，使“权利意识”成为构建现代公民人格、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基础。

人民日报人民观点：有个体意识，也要有全局观念

——辩证看待社会发展与问题之三

本报评论部

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还需要每一个人更多秉持目光四射的全局观念，更多承担力所能及的社会责任

在今日中国的现实语境下谈全局观念，很容易招来拍砖乃至讥笑。一个传统上如此重视集体归属感的群体，又刚从“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年代走出来不远，很多人还沉浸在对“无我”的反思之中。追求个性的张扬，强调多元与多样，思想的松绑，仿佛才刚刚开始。有什么必要在肯定个体意识的同时，强调全局观念的“也要”？

这正是社会治理的复杂性所在。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哪种观念像个体意识与利益诉求一样，如此席卷人心。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到“我的地盘我做主”，从“言利未必非君子”到“无利不起早”，个人利益已经成为很多人处理社会关系的出发点。或含蓄或直白，或温和或激烈，对个体的强调，迅速在社会价值谱系中全线展开。

观念的演进，源自奔流的实践。个体意识勃兴的背后，是告别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进程。明确的权利主体和利益边界，是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也正是因为对个体利益的尊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才赢得了亿万人发自内心的推动。只有集体没有个体的时代一去不返。

然而，“全局”从来不会因为对“个体”的强调就不复存在。辩证法的伟大在于，它永远提醒我们认识到问题的另一面。垃圾焚烧厂建在你这里不行，建在我这里也不行，但它总要建在一个地方，否则必然是垃圾围城；修桥修路修车站，拆你的房子不行，动我的奶酪不许，但它不可能修在空中，除非大家都不过桥不走路不出远门。一边抱怨雾霾遮天，一边不愿安步当车节能减排；一面痛骂就医难买房贵，一面又都想挂专家号住豪宅，这样的“通吃心态”，不止是在初级阶段的中国行不通，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方，恐怕也都会碰壁。

一切都让个人听命于集体，强调个人为“全局”无条件牺牲确属苛求；但“我满足了，才是公平，我满意了，才叫正义”，肯定也非理性。如果每个人都想着一己之私的最大化，完全以自身的感受衡量社会进步，“各私其私，绝无国民同体之概念”，不仅难以发育出良好的社会，也难以长久维持个体的利益。

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利益多元的时代。如果我们承认权利和利益的多元多样，欢呼由此带来的文明进步，那么也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不同的利益都要尊重，个体与整体必须协调。近年来，无论是地铁禁食的争议，小区文明养犬的讨论，还是公共场所禁烟引发的热议，一系列公共事件无不提醒我们，个体行为并非是可以肆意奔突的河流，权利是有边界的。正如谚语所说，你挥舞拳头的权利止于我的鼻尖。懂得不同主体的妥协沟通，才能形成多元共存的利益格局。

社会的发展，将个体的尊严和福利推上了空前的高度，但也要看到，超乎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的个人主张，可能成为国家之痛。对“从摇篮到坟墓”高福利制度的过度追求，让欧洲国家掉入高成本、高税收的陷阱，社会危机由此而生。同样地，在中国进入快速城镇化的当下，要求取消所有城乡差别，在教育、医疗、户籍制度等方面实现绝对的均等化，不仅是脱离历史的，也是超越时代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以后，传统的权利概念经历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即绝对的、排他的权利须受到某种限制，以服从公共利益的需要。这个过程也是作为个体的公民重新进入社会的过程，是意识到权利之上还有社会责任的过程。无视他人权利和社会整体利益，脱离时代的语境，抽象的权利只能在现实中逐渐风干。

不要总让“个体”与“全局”彼此排斥、互相追尾，不要总将对“全局”的考量，放在“个体”的对立面上。标签盛行的地方，理性容易枯萎；思维陷入绝对时，真理即成谬误。如果说，个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只是公民意识成熟的第一步，那么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还需要每一个人更多秉持目光四射的全局观念，更多承担力所能及的社会责任。

人民日报人民观点：有“批判精神”，也要有“建设心态”

——辩证看待社会发展与问题之四

本报评论部

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不是置身事外的冷嘲热讽，也不是痛快一时的情绪宣泄，而是破与立的对立统一、批判与建设的相得益彰

曾有人说，批判精神，是呼唤进步的闪耀火花，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沉沦；批判精神，是追求真理的神圣之光，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堕落；批判精神，是面向未来的热切向往，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绝望。

诚哉斯言。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批判是思想进步的活水、社会发展的源泉。没有哥白尼的批判精神，就没有神学大厦的坍塌，也就没有我们所生活星球的真相；没有费尔巴哈的批判精神，就没有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登场；没有共产党人的批判精神，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中国的拨乱反正，也就没有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正是在批判中，我们突破一个又一个禁区，从必然王国一步步逼近自由王国。

如果说问题是时代的呼声，那么批判则是对这呼声的回应。在认识论层面，批判是认识问题的逻辑起点；从方法论角度，批判为解决问题、推动进步提供了契机。然而，仅仅有批判精神，混沌的世界是否就一片澄明、丛生的问题是否就迎刃而解？

比批判更进一步，费尔巴哈贡献了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哥白尼勾画出太阳系运行的真实图景。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毛泽东说得清楚：“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这样的态度，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态度，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在他们眼中，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不是置身事外的冷嘲热讽，也不是痛快一时的情绪宣泄，而是破与立的对立统一、批判与建设的相得益彰。他们懂得，当批判精神异化为“为批判而批判”，不加分辨地否定昨天、鄙薄今天、怀疑明天，结果只能陷入历史的虚无：昨天一无所有，今天一无是处，明天一无建树。

社会总有不完美，值得批判的事情岂止车载斗量。13亿人口的中国，快速发展的转型期，有问题，甚至有很多问题，都再正常不过；即便是已经“熊抱”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也不得不承认，“今天，技术的进步已经使得人类可以往返于地球与月球之间，但我们在处理人类事务方面依然捉襟见肘”。对这些问题拿起批判的武器，正确而且必要。问题是，如果人人都坐而论道，谁来为我们解决问题？

与解决问题相比，做个“批判家”并不难，对照理想，现实的缺憾俯拾即是。做个“愤青”就更容易，只需加一句“这个社会怎么了”，微博便会“很有气质”。但是，复杂的矛盾不会因批判自然遁形，社会的正义更不会因批判自动实现。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德尔诺夫舍克说得好，“单靠政治人物的努力是难以改善世界的”。社会的每一根毛细血管，都不能放弃对肌体健康所负有的责任。

批判是通向正义感的捷径，是体现存在感的绝佳方式，但历史的责任不允许我们满足于道德飙车。中国的进步，不只需要“好不好”、“该不该”的判断，也需要“行不行”、“能不能”的探寻。制度的改革，社会的改良，人心的改善，有待众人一起发力。鞭挞黑暗时，点亮蜡烛；蔑视贪婪时，拒绝同流；痛斥冷漠时，伸出双手„„我们不仅要做提出问题的共同体，更要做解决问题的共同体。

“颠簸于批判主义的无边波浪之中，我们需要寻找一块陆地建构自己的理想。”令人欣慰的是，在我们的时代，有18名路人漠然而过的佛山街道，也有大学生司占杰倾注爱心的麻风病村庄；有彭宇案莫衷一是的质疑，也有硕士生李英强兴办乡村图书馆的志向；有郭美美炫富的空虚手袋，也有志愿者行动的朴实守望；有校园里“怀疑的时代还需要信仰吗”的不休争论，也有新闻界“我是建设者”倡议的强烈共鸣„„站在这块剧烈转型的不完美土地，有人沉溺于愤世嫉俗，有人习惯于悲观抱怨，但总有一些人以行动肩起责任，用积极主动的点滴努力，积攒起改造社会的正能量。

时代不仅需要解构，更需要建构。不要把批判的自由留给自己，却把创造的权利让给别人。历史的原野如此辽阔，作为时代的一员，你完全可以栽下花草、留下芬芳，种下树木、留下清凉。不仅当一个批判者，也要做一个建设者，每个人的一小步，就是时代前进的一大步。

人民日报人民观点：有利益考量，也要有理想情怀

——辩证看待社会发展与问题之五

本报评论部

在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的当下，尤需在物质利益之外，多一份理想情怀

“如今的青年怎么了”，近来，关于青春的话题持续引发社会热议。有声音批评，本是最富朝气锐气、最有权利做梦的年轻一代，不少人却陷入利益的羁绊，精致利己而老于世故，热衷实惠而耻谈理想。

实际上，时常陷入利益羁绊的又何止青年？一事当先，做还是不做，往往悉心思忖；分内工作，竭尽全力还是敷衍塞责，尚得仔细权衡。得与失，取与予，风险与收益，付出与回报——在利益的坐标系上，很多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演绎着价值排序，精准计算着投入产出。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准确顺畅。只是，当物质的欲望填满生活，利益的喧嚣遮蔽生命的星光，在万籁俱寂的夜晚，也会惘然惆怅：为什么，我们“两手满当当，心中空荡荡”？

当今中国，利益的正当性早已“除魅”。对利益名正言顺的主张，让人人得享发展成果，“利益觉醒”可说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马克思早有断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刻意回避利益，岂止是陈腐迂阔，离开利益的齿轮，世界将空挡滑行。对个人也好，对社会也好，都如小平同志所言，“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主义”。

但是，考量利益，并非让利益的追求绝对化。表面上看，精致的利益计较未必无益于社会的进步。相反，它有可能在短期内创造出经济奇迹。利益最大化的风轮，很容易鼓荡物质的城堡遍地开花。然而，这样的城堡却精神凋敝，缺乏良性演进的可能。只在意自己的人不会在意公共问题，只关心物质利益的人不会关心社会福祉。一旦利益的巨浪吞噬了理想情怀，我们的身边便会充斥利己主义的铁杆拥趸，责任能够淡忘、道德可以离席、灵魂容许出丑。不是吗？毒奶粉泛滥，地沟油盛行，在唯利是图的利益尽头，是良知的出局和底线的崩塌。

志愿服务，主动回报社会，却被猜测其中掩藏着利益动机；应对灾难，企业献出爱心，却被揣度背后有着利益交换。杨善洲图什么，用利益的逻辑说不通，就斥为“傻瓜”；郭明义为什么，用功利的尺子量不了，就断言“神经病”。利益的风暴撕碎了悬在一些人头顶的崇高云层，人不过是欲念死海中一个小小的漩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与实利挂钩的理想不是“做作”、便是“矫情”，利益于是成为时代价值的“粉碎机”，让我们的社会只剩诛心之论，难言感动信任。

这是现代版的义利困惑，也是堕落版的利益考量。走出了“耻于言利”的时代，难道就一定要抛弃“时刻准备着”的理想？经历着“利益解放”的大潮，难道就一定要放弃“为了全人类”的信念？拒绝利益主义独步天下，理想情怀又该何处安放？

就像文学家所说的那样，“理想有如晨星——我们永不能触到，却可以借着星光在人生海洋中远航”。确实，理想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不能帮我们找一个优厚的工作，领一份体面的薪水。甚至一个有理想的人，活在当下，会比别人更觉生存的困难与尴尬。但是人若没有了理想，生命将走向何方？我们赞颂希望“让人类远离饥饿”的袁隆平，我们钦佩把汗水洒落山间邮路的王顺友，实际上是赞颂一种更饱满的意义、钦佩一种更丰盈的人生。循着理想的星光，我们才能跳脱一己得失，眼界更远、胸怀更大，找到一个更持久、更深刻的生命出口。

“唯意志论”者固然举步维艰，只有利益的人生同样苍白无力，“喻于利”不是开启幸福的万能之钥，“喻于义”才能推开梦想的必然之门。构筑精神的高地、留存理想的底色，才有灵魂的原野郁郁葱葱，文明的河流碧波荡漾。这就是为什么写出《国富论》的亚当·斯密，更看重《道德情操论》，也是为什么社会的改革者，既需要现实主义的利益考量，更需要理想主义的勇气担当。

翻开历史，越是大发展、大变动的时代，越需要有超越个人、超越利益的理想。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执着信念，法国大革命中民主自由的热烈追求，20世纪初叶席卷世界的红色狂飙，都曾是导引时代前进的旗帜。在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的当下，尤需在物质利益之外，多一份理想情怀。借用叔本华的一句话，它是对每个时代伟大事物的同一性和连续性的信心，是对一代代人的变化和衰退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