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范文模版）

第一篇：教育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范文模版）

教育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关于教育，《七个怎么看》谈到了为什么教育公平问题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影响教育公平的原因是什么、如何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如何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如何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得起学这五个问题。

通过对《七个怎么看》的学习，了解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国民受教育程度显著提升，但是当前教育改革和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期待还不适应，特别是教育公平问题还很突出。同时，《七个怎么看》中还提到，在我国许多城市，中小学择校非常普遍。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进入声誉和质量较好的学校，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家长操劳、奔波数月，通常还要支付数额很大的“择校费”。为了增加“择校”资本，孩子们不得不参加各种各样的“占坑班”、补习班，考取名目繁多的证书，幼儿教育“小学化”、小学教育“初中化”倾向愈加严重。这些现象多年来禁而不止，治而不愈，成为教育领域的一大“顽症”，除此之外，还谈到高考移民现象，这主要是由不同地区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公平，部分地区学生入学机会偏少造成的，同时社会还存在困难群体公平受教育机会尚未能得到充分保障等问题„„事实上，

第二篇：当前社会几个焦点问题

当前社会几个焦点问题 内政层面

1、张茵提案所引发的劳动合同法之争所反映的民主政治问题。、张茵提案所引发的劳动合同法之争所反映的民主政治问题。《劳动合同法》颁布以来，经济学者张五常、周其仁、张维迎、陈志武等都对其批评有加，而广大劳动阶层则欢呼雀跃。国家出此法规，表明国家有意提高劳动在与资本的分配比例，转变发展战略，扩大内需。张茵作为大资本一方的代表，三个提案之首就是“劳动密集型企 业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由此引发广大网民参与的大论战。劳动与资本有利益共同的一方面，更有利益对立的方面。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一直是 向资本方倾斜，因此才造成在劳动阶层在总体上的分配比例越来越低，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参看蔡定创《中国为何未能成为发达国家》系列文章）。劳动法中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显然是有利于劳动者，招至资本的反对本来也不奇怪。焦 点的问题在于反对的声音不是来自权力参与者的人大、政协代表，而是会场外的广大网民。已有网民大声疾呼，我们的人大、政协都已经成为“富人俱乐部”。当然，今年比往年好得多，人大代表中毕竟还有三个民工的代表。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表面上的分配比例（劳动阶层在表 面上的分配比例也太低太低），而在于话语权的代表分配比例。和谐社会的建设，不在最高 层面解决，改革就很难言成功。经济层面

2、通货膨胀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当前比较严重的通胀问题，从内因上讲，有资源性产品长期上涨的节点暴发因素，更有过去 错误的金融政策所积累的矛盾暴发因素。美元贬值是这些矛盾的外部激发。如何反通胀，存 在着二派不同意见。主流学派代表中央政府当前反通胀的作法，就是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并结合行政手法严控物价上涨，其实质与效果就是降低发展速度，降低社会消费总量增长，为美元贬值买单。另一派是非主流学者，呼吁与美元通货膨胀针锋相对，采取积极的财政政 策，增发工资和通胀补贴，调低币值，利用本次弱势美元所提供的机会，建立内需驱动性经 济构架。在这方面的代表文章有蔡定创的《宏观调控不能以抑制通胀为首要目标》《当前通、货膨胀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益西彭措的文章:《从紧货币政策不合时宜》《把控制物价上涨、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严重错误》 ；卢麒元的《致总理三策》等等。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美元通货膨胀针锋相对，在短期内有可能加大通胀，但如果有高于通 胀的工资增长和社会福利补贴，因为能

迅速缓解国内内需不足的矛盾，经济发展反而可加速，但是，从本质上说，通货膨胀涉及到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拥有财富越多越不情愿高通胀持 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采用何种政策措施，背后都会有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从反通胀政 策的选择上，与新加坡、香港全民发“红包”相比，显现出内地反而与平民社会渐行渐远。

3、股市调控问题。、股市调控问题。中国的股市从本质与美国股市不同，这在股改前后讨论得很多，也基本上形成共识。本质上 的区别在哪？本质区别就在于中国股市是服从于经济建设的目的，通俗叫“圈钱”。虽然“股 改”了，但本质并没有变，所体现的法律制度并没有变。比如，现在急于要推出的创业板，就是服从于建设“创新国家”的政治目标。因此，维持股市运转一直是靠政策的力量。股市也 一直是受着政府强有力的调控。甚至包括大资金集团的利益分配，如发行、增发政策、保险 集团的巨额资金打新政策等。由于股市先天不足，我们的股市实际上是很脆弱的，已经推倒 重来过一次了。本次诸多因素共振所引发的股市短期内大跌46%，市场信心已到崩溃的边缘，如果任由发展，有可能再来一次推倒。围绕着是否“救市”，引起空前的大讨论。以有海外大资本或留学背景的谢国忠、许小年（千 点论者）、华生等为一方，反对救市，以国内土学者（指国内学校毕业）叶檀、水皮、吴晓 求、曹凤岐、刘纪鹏、贺强为一方的坚决主张“救市”。而管理层则采取了暗救明不救的十分

暧味的态度。我曾撰《罕见的股市利益大博斗》一文，呼吁管理层应站在维护中小股民的利益角度，采取 措施，坚决稳定股市。股市大起大落，是国内外大集团资本利益的需要，任一个民权政府都 不会任其所为。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呢！

4、银行控股权问题、对银行控股权最早的争议是始于2005年初，最高管理层决定四大国有银行改制上市。2005 年4月23日我在强国论坛上发长文《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由此在 》 网上引发了国有银行是否贱卖的大争论。而本次银行控股权争论，则起于银监会《银行控股 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由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领军发文《控股中国银行——劫 难第一单》，对银监会提出质疑，警示风险。本来，银监会《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一文是迫于落实“入世”协议的需要，原在2003年银监会颁布的 《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 中的单个外资持 股中资行20%上限仍构成对外资的制约。但是，近几年来国际金融的险恶环境，

第三篇：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但是，对国有企业改革过程的系统历史分析尚不多见，有很多深层次问题尚未探讨，如国有企业改革是如何发生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动力是什么？什么因素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阶段性？贯穿国有企业改革各个阶段的主线是什么？等等。在改革已经推进二十多年而且即将步入新阶段的今天，仅仅对改革过程进行一般性描述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历史角度出发，研究上述深层次问题，探索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规律，并从中探索能够指导未来的经验和启示。

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发生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始于1978年6月进行的放权让利试点。为什么要改革国有企业？为什么要采取放权让利的方式？国有企业改革是如何启动的？这些问题涉及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启动的深刻历史背景、国有企业改革的发生学特征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初始状态。

1978年，为什么会开始探索对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的改革？这是因为，到这个时候，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内涵矛盾的冲突与发展已经发展到极限，而与此同时，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以及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开始转变，从而促成了解决矛盾的历史契机的形成。

第一，到1977年前后，传统国有企业管理模式内涵的固有矛盾尖锐化，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管理模式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实行全社会范围内的计划经济模式的设想，以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大工厂”的思路形成的。经典作家的上述思路共同的基本理论前提，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已经具备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这一计划经济的物质基础，而且具备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一经济基础。然而，这种思路还有一个被人们忽视的潜在理论前提，即社会管理者也就是国家必须具备充分的管理全部企业的能力，以及为全部国有企业担负盈亏的财政能力。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而形成传统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模式时，上述物质基础、经济基础和国家的能力基础都是不具备的。这样，传统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一开始就内涵着诸多矛盾，其中最突出的，一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复杂性与政府管理能力有限的矛盾，二是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软化与政府财政能力不足的矛盾。这些矛盾发展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

1956—1977年间，国有独立核算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都呈现下降的趋势，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在政府决策失误（如“大跃进”以后的1961和1962年）和政局**时期（如1967、1968、1974、1976年）明显下降。这种趋势既是上述两个基本矛盾的体现，同时，又反过来加剧这些矛盾。一方面，它体现了政府不具备直接管理大量国有企业的能力。企业经济效益下降，除了因为整个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活力以外，还因为在这种体制下，没有独立的企业，没有独立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及其经营管理才能的形成与积累。而政府的性质也决定了它不可能形成充分的企业经营管理能力。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与政府决策和政局状态的相关性尤其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这种趋势也表明，企业预算约束的软化迫使国家以数倍的投资换取企业的回报。到1977年，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已经到了国家财政能力能够承受的极限。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使得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与国有企业的利税回报不相称。1956—1977年间，国家投资形成的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增长9.2倍，而国有企业利润总额只增长5.5倍，利润和税金总额只增长6.3倍，整个国有部门提供的财政收入只增长2.5倍。由于国有部门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国有部门提供的财政收入增长缓慢制约了整个财政收入的增长。1957年以后，中国财政状况的总体演变趋势是，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逐渐下降，财政困难状况逐渐加剧。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一五”时期为11.0％，“二五”时期为0.2％，1963—1965年间为 14.7％，“三五”时期为7.0％，“四五”时期为4.2％。1974—1977年间，中国陷入了继“大跃进”时期以后又一个财政困难时期，1974和1976年两

年出现财政收入的负增长。可见，单纯利用国家财政投入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的模式已经受到了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

纵观中外历史，可以发现，财政困难往往是一个国家经济体制变革的基本动因。正如熊彼特所说：“社会的转折总是包含着原有财政政策的危机”。在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的财政困难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及其结束后的1977年已经发展到极点。因此，1977年前后，中国面临一个选择，要么继续采用原有模式，国家承担企业全部投资，直接控制生产经营活动，以追求企业产出最大化；要么放松对企业的控制，让企业有一部分投资、生产、经营决策权和收益享有权，促使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国家通过利税形式获得一部分收益。实践证明，第一种办法已经走到尽头，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向企业放权让利。第二，到1978年，中国选择调整权利分配关系的方式改革国有企业，还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以及人们的主观认识与理性选择有关。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证明，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着对国有企业实施放权让利的空间。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和苏联60年代强调利润刺激的改革就是突出的例子。60年代，在中国理论界，以孙冶方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了强调企业自主权和增强企业利润动机的建议；在实践上则在1958年进行了对企业扩权让利的短暂实验，60年代进行了运用托拉斯这种经济组织管理国有企业的尝试，但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局势方面的原因，没有发展成放权让利的改革。到1978年前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施放权让利改革的意识形态障碍基本排除。

实施放权让利改革也是因为历史经验的启示。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在1978年以前只是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就企业管理权限和企业隶属关系进行过调整，没有对企业实施放权让利改革。实际上，中国在1978年以前不仅进行过对地方下放企业的改革，而且在1958年曾经进行过短暂的对企业放权让利的改革。1958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规定》，6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到1958年年底，中央各部所属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由1957年的9300个减少到1200个，下放了88％；中央直属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39.7％下降到1958年的13.8％。与此同时，对企业进行了放权让利改革，扩大了企业的计划权。国家对企业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指标，由原来的12个减少到主要产品质量、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和利润等4个，其余8项指标，包括总产值、新产品试制、重要的技术经济定额、成本降低率、成本降低额、年底工人到达数、平均工资、劳动生产率等变为非指令性计划。扩大了企业的财权。1958年5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实行企业利润留成的几项规定》，决定把企业奖励基金制度改为企业利润留成制度，规定以主管部门为单位计算企业留成比例，留成比例一定五年不变。企业利润留成主要用于“四项费用”（即技术组织措施费、新产品试制费、劳动安全措施费和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流动资金、基本建设投资等，用于奖金和福利部分不得超过职工工资总额的5％。这是在1978 年以前给企业下放财权最大的一次。另外，还扩大了企业的人事管理权。除企业主要领导以外，其他职工由企业负责管理，企业在不增加职工总数的前提下，可以自行调整机构和调配人员。可见，1958年的改革带有明显的放权让利性质。这次改革时间不长，到1959年，在初步纠正“大跃进”错误的过程中，伴随下放企业的上收，放权让利尝试也终止了。

1978年前后，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对传统的国有企业体制弊端以及解决办法的认识逐渐深化，明确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基于这种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给企业放权让利。根据放权让利思路，1978年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四川省率先进行放权让利试点。二是在11月25日，国务院决定从当年起，国有企业试行企业基金制度，规定：凡全面完成国家8 项指标及供货合同的工业企业，可按职工全

年工资总额的5 ％提取企业基金；只完成产量、品种、质量、利润指标的企业，可按3 ％提取企业基金，企业基金主要用于集体福利事业。这与1958年放权让利改革实际上是大同小异。

综上所述，1978年放权让利改革的发生，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体制内涵矛盾发展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全面、科学地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理性抉择。国有企业改革的这种发生学特征决定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初始状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路径。

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主线与动力

在1978—1998年间，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与国家财政能力约束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而且发展成为更广泛的政府权利与企业权利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1978—1991年间主要表现为企业收入目标与政府财政收入目标之间的矛盾，在1992—1998年间则主要表现为国有资产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经营权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运动，决定了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

与学术界普遍认为的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与制度创新两个阶段的观点不同，笔者认为，1978—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从整体上看是一个阶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尚处在局部实施阶段，并未全面展开，构不成一个独立的改革阶段。更重要的是，贯穿1978—1998年这一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的主线都是国家与企业之间在权利分配关系上的调整。

从历史过程来看，国家与企业权利分配关系的调整始终是1978 —1998年间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1978年以来，在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过程中，国家又先后实施了完善经济责任制、利改税、推行承包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改革。但一直将放权让利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加以完善。1984年5月，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从生产计划、产品销售、产品价格、物资选购、资金使用、资产处置、机构设置、劳动人事、工资奖金、联合经营等十个方面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1986年发布《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1988年4月，国务院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明确赋予企业13项经营自主权。1992年，国务院颁发《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暂行条例》，将《企业法》规定的13项自主权细化为14项自主权。1994年开始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与推广仍然是以国家与企业在权利分配关系上的调整为核心的。以公司制为标志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是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前三个方面的要求都直接地是有关政府与企业之间在责、权、利等方面的合理界定问题。可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核心仍然是政府与企业在权利分配关系上的调整，与以前不同的是，主线是产权分配的调整，而且是试图通过法人制度框架规范这种分配关系。

为什么1978—1998年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围绕权利分配关系的调整展开？这首先是因为，在坚持国有制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国有企业的改革只是权利关系的调整。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不能采取私有化的办法。在坚持国有资产国家所有的前提下，改革的办法只能是通过公司化的形式，明确国家的出资者所有权和企业的法人财产权，以实现真正的政企分开，保证国家在获得国有资产所有者和出资者权利，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同时，发挥国有资产在公共部门和自然垄断部门的作用。

其次，在中国特定的体制条件下，国家与企业之间权利关系的调整始终是企业改革的难题。纵观改革20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些政府部门总是采取对策

反抗对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在放权让利初期，即80年代上半期，一些政府部门通过各种措施，包括卡、截、留、收等方式，阻止权利下放。80年代下半期，一些政府部门则通过设立“翻牌公司”的方式“名正言顺”地截留企业的权利。90年代股份制改造期间，一些政府部门则通过直接任命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不符合企业法人治理原则的办法控制企业。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结构决定的。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建立在国有企业的基础之上的。政府是计划者，国有企业是计划的执行者。因此，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支配者，企业是被支配者。如果失去了对国有企业的控制与支配，政府部门也就失去了直接的权利基础。这就决定了政府部门在实施对企业放权让利改革的同时，必然不自觉地对向企业放权让利实施反动。另一方面，在“双轨制”条件下，企业滋生了双重依赖的行为模式，即一方面依靠政府，另一方面依靠市场。其结果是企业形成了“内部人”控制现象。“内部人”控制现象的结果是国有资产权益的被侵蚀。这种状况也要求规范企业的权利空间。

综上所述，1978—1998年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的主线是国家与企业在权利分配关系上的调整。那么，这种调整过程是怎样演变的？或者说，是什么因素推动这一演变过程并决定这一演变过程的不同阶段？笔者认为，决定这一演变过程的因素，是政府权利与企业权利矛盾的发展。

1979—1980年间，国家主要是采取扩大企业自主权，即自上而下地向企业放权让利的方式单向地调整国家与企业的权利分配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国家与企业权利关系调整采取的放权让利这种初始形式本身，就决定了改革从一开始就不可能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相反，只会加重这种压力。这是因为，在国家新的财政收入基础尚未形成的时候，单纯的放权让利只能意味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这正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之初面临的两难困境。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过程中就暴露出这个问题。在扩权过程中，由于国家对企业的直接控制有所松动，而国家对企业的指导、调节、监督等措施没有相应加强，致使企业自筹资金项目与国家宏观投资计划产生矛盾。1979年，国有企业自筹基本建设投资为104.91亿元，比1978年的83.62 亿元增长25.5％，1980年猛增到209.62亿元，一年间几乎增长一倍。在企业收入分配中，由于企业得小头、国家得大头的原则未能实施，国有部门提供的财政收入逐年下降，由1978年的973.65亿元下降到1979年的 923.62亿元，1980年进一步下降到889.58亿元，致使国家财政收入从1979年开始到1981年，连续三年出现总收入下降。由于扩权试点是从利润分配入手的，只能局限于盈利企业，而盈利企业也只是负盈不负亏，因此，扩权试点的范围有限，内容也有限，不能真正解决企业的活力及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扩权试点沿单纯的利益刺激方向推进，企业享有的经营权和分成利润，与企业承担的经济责任是不对称的。这些问题表明，企业权利扩大对国家财政能力形成了更加严峻的挑战，而且，新的矛盾，即国家权利与企业权利的矛盾在发展。这表明，一方面，没有国家与企业利益关系的合理界定，国家的权利难以保证；另一方面，没有企业在生产经营上完整的自主权，企业无法真正搞活。这种状况要求进一步探索处理国家与企业关系的新途径。

1981年4月，国务院提出工业企业逐步建立和实行工业经济责任制的要求。工业经济责任制是对企业扩权的完善与深化。工业经济责任制的推行，进一步改变了国家与企业的权利分配格局，国有部门提供的财政收入自1982年开始由前几年的负增长转为增长。企业有了更加充分的机动财力和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同时，为了缓解国家财政困难，1981年在继续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同时，增加了若干调节税，诸如能源、基础设施税费等，这样，企业负担有所加重。为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从1982年开始，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留利比重，这又开始影响政府财政收入的提高。这种情况促使人们认识到，必须运用经济手段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特别是分配关系规范化，将企业的责、权、利规范化。

为了完善放权让利，1983年开始实施“利改税”以规范企业与国家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并配合“拨改贷”改革来规范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固定资产投资关系。“利改税”即将国有企业过去上交国家利润改为上缴所得税，税后利润由企业支配，初步把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通过税收的形式固定下来，以法律形式规范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通过税后利润全部归企业支配的办法搞活企业。但是，“利改税”以及“拨改贷”改革虽然相对规范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却又加重了企业负担，企业和政府开始讨价还价，其结果是增加国家的财政困难。“利改税”使得财政对企业的约束力增强，特别是在利税合一的情况下，企业必须以上缴税收的方式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目标的实现，上缴利润与上缴税收相比，显然后者更有力度。同时，“拨改贷”使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成本上升，财政和金融两方面的压力使企业负担加重。为了缓解压力，国有企业提出“税前还贷”的要求，实际上是把应该上缴给财政的收入，以还贷付息的方式支付给银行。尽管银行也是国家银行，但银行收回的本息是不能上缴财政的，这就加重了国家的财政困难。此外，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行政关系尚未完全割断，税制改革不仅难以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反而加重企业的税收负担。企业缺乏自我发展能力，对“利改税”缺乏积极性。产品价格不能完全由市场确定，政府不断地调整产品的比价，按原来比价确定的不同产品的税率跟不上价格调整的步伐，企业之间仍存在着非公平竞争。在上缴所得税后再征收调节税仍然是不规范的，这种调节税往往由政府根据每一企业的不同情况分别制定，因此，仍存在着企业与政府讨价还价、税率无法统一的问题。

这些问题使人们认识到，在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单纯的税制改革意义不大。税制改革虽然可以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但它不能培育起新的市场机制，它对企业的激励作用有限，更重要的是，要搞活企业，只有宏观上的改革还不够，关键在于企业微观机制的重构。

1985—1986年，国企改革开始在两权分离的原则下尝试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制、股份制、资产经营责任制等多种改革形式。承包制成为当时历史条件下比较广泛的改革形式。从实践的情况来看，承包制在促进两权分离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方面的实施效果是比较好的。但是，承包制的问题在于，承包者获得了支配国有资产的权利，但没有资产能力对所有者承担必要的资产风险责任，因此，承包制虽然要求企业“自负盈亏”，但实际上最终只能是国家作为所有者“国负盈亏”。而“包税制”又使得整个税收体制失去“中性原则”，地方政府在完成包税额度后，实际上获得了关于税收的决策权。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特别是外商投资，竞相给予投资者以税收优惠，使整个税制极不统一，极不规范，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地方政府在完成包税任务后，尽可能不争取超收，而宁愿将超收部分留在企业，以避免中央政府参与对超收部分的分成。因此，本来应该收缴的税收，在包税制下被合法地留给企业。

上述现象表明，承包制与利改税相比，只不过是在外部环境不规范的情况下，把统一税率变成一户一率，以解决长期以来国家对企业投资不均等造成的竞争条件不均等的矛盾。承包制本质上是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一种契约，是解决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一种探索，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与利改税并没有本质区别，不能作为企业改革和规范国家与企业权利分配关系的主要形式。同时，承包制没有解决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问题，企业行为出现短期化和负盈不负亏的问题，不利于将企业改革成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表明，国企改革以及界定国家与企业权利关系的具体形式，还需进一步探索。具体来说，必须从单向的国家向企业放权让利转为国有制产权制度改革与企业制度改革并举。

进入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非国有经济发展迅速，同时，伴随对外开放的扩大，大量国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这种变化一方面为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使国有企业处于日益严峻的竞争环境之中。面对这种挑战，国有企业原有单一的国有产权形式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同时，国有企业历史上沉淀下来的企业冗员、企业债务、社会保障等问题，使企业在日益加剧的竞争局面中深陷困境。人们认识到，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就是制度创新，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模式，这要求国有企业改革沿着这一方向推进，即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企业制度。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国有企业改革要进行制度创新，建立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

但是，单纯的企业制度创新并不能解决国有企业原有体制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问题。1989年以来，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急剧下降，亏损额急剧上升。一段时间中，人们对国有企业能否在市场经济中存在和发展产生怀疑。这种情况预示着，单纯从体制与制度的角度，是无法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的，国有经济也是无法真正搞好的。

有鉴于此，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思路，指出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前提下，缩小国有企业的范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提高其控制力。这一思路的创新之处在于，跳出单纯的体制与制度改革的窠臼，开始强调国有经济本身规模、布局与结构的调整。1997年，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用三年时间使大多数大中型国有亏损企业走出困境，在此基础上，力争到20世纪末，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7—1999年间，主要在控制总量、调整结构、兼并破产、减员增效、抓大放小、增资减债、技术进步、市场开拓、加强管理等方面采取了措施。1997—1998年间，这些措施没有立即产生明显的成效，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继续滑坡。到1998年11月末，在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统计的5.8万户国有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亏损企业亏损额为近千亿元。全部国有企业亏损额比上年同期增长23％，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增长30.4％。1999年上半年，情况开始改变。1999年上半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243亿元，同比增加2.8倍，全国31个省区市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效益好于1998年的有26个。石化、机械、电子、轻工、纺织等多数行业均出现增利、扭亏为盈或减亏的势头。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也由上年亏损26.87 亿元转为盈利96.63亿元，减亏增利达123.5亿元。上述状况表明，单纯的体制与制度改革是难以从根本上搞好国有经济的，必须结合结构调整、数量收缩、组织改组与内部管理等方面的改革。搞好国有经济，必须既立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更立足于国有企业的发展。这正是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将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推向新阶段的历史背景。

三、几点结论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

1.中国2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内涵的固有矛盾激化的情况下，通过人们的理性抉择启动的。改革发生过程的这种特征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初始特征，即采取放权让利的形式。

2.放权让利的初始形式决定了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必然以调整国家和企业之间的权利关系为主线展开，而调整国家与企业的权利关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体制内涵的矛盾。2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不仅没有解决这些矛盾，相反，这些矛盾不断发展出新的形式，这种矛盾的发展是2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过程的推动因素。

3.经过20多年的改革，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体制与制度问题，而是数量规模和布局超过了国家能力，正是这种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必须将国有企业改革推向新的阶段。这也正是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

第四篇：焦点关注：青少年有网瘾怎么办

焦点关注：青少年有网瘾怎么办

网瘾，顾名思义，大家都非常清楚，是指上网者由于长时间地和习惯性地沉浸在网络时空当中，对互联网产生强烈的依赖，以至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而难以自我解脱的行为状态和心理状态(平时有些人玩手机也属于此类范畴)。

首先，青少年网瘾的具体表现为：上网的时间比原定时间要长，不能控制上网时间，关注网上的事况超过自己的现实生活。如头脑中一直浮现和网络有关的事，在生活中心不在焉，有关网上的情况反复出现在梦中或想象中，只有上网时才充满兴趣。一旦减少或停止上网，即表现出消极的情绪体验和不良的生理反应，包括：沮丧，空虚，易发脾气，坐立不安，心慌，恶心，燥热出汗，失眠，从中医角度讲，这种情况出现必然影响身体，身体一旦出现问题又会导致这些问题再次出现，即为恶性循环。

其次，青少年网瘾的危害有：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所以首先要讲到的是，网瘾影响身体健康，青少年正处于身体发育的关键阶段，沉迷于网络，长时间连续上网，新陈代谢、正常生物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身体容易变得非常虚弱。即为中医角度讲的阴阳不协调(白天睡觉，晚上上网，饮食不规律)和宇宙物质以及大自然不统一;导致学习成绩下降，心思都在网络上面，有何时间学习，而且沉迷于网络，会导致智力下降;受到网络一些不良信息影响，青少年在网络世界中，缺少了以教师、家长为核心的人际关系对他们行为的监督，他们在网上自由任性，缺少道德自律，从而影响青少年的道德意识;影响青少年人际交往能力，一心只在网络上，很少言语，从而语言表达能力弱;还会影响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再次，青少年戒除网瘾的一些看法：时代需要网络，青少年也需要网络，但是我们应该积极引导青少年看待网络。指导未成年人适度、科学、合理地使用互联网，指导家庭、学校和社会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不当进行预防，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和理解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的积极影响和消极作用。电脑设置屏蔽的方法，尽量使用学生电脑;多做网瘾危害的宣传，鼓励青少年自己克服网瘾困难;还有就是丰富青少年音乐艺术思想，用音乐来治疗;鼓励青少年多运动，锻炼身体，转移意识;还有就是常见的心理治疗了。

第五篇：高年级语文教学关注的焦点

高年级语文教学关注的焦点

教海拾贝2009-02-08 19:53阅读157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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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瀍河区教研室

小学五、六年级的语文教学既是小学阶段学生语文能力的总结、内化阶段，又是小学升初中的连接点，因此，在具体教学实践中，老师们要把握好年级段特点，深入掌握课标要求，认真解读教材，大胆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朝着“一切为了学生”的目标不断思考自己的教学，凸显高年级语文教学的特点，大力提升教学效果。在这儿提出几点建议供老师们在实际教学中参考：把握小学与初中的连接点，做好三个方面的铺垫工作。一是让学生掌握一定的阅读方法。高年级语文课堂阅读教学目标，核心是培养独立阅读能力，这个能力就指学生感受语言、理解语言、积累语言、运用语言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培养又是一个较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每学一篇课文，每上一节语文课，我们的教学目标都要围绕它去确立，我们需要经常思考一下：阅读说明文，该如何培养学生学会把握文章的说明方法，阅读写人文，该如何引导学生学会分析作者怎样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精神面貌，阅读写景文、写事文、童话文等各类型的文章，教师都要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文章的表达方法，做到敢放手、能收住，逐步培养学生爱读书、会读书的好习惯。二是让学生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俗话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高年级学生面临走入初中，大量的知识学习要靠自己去独立完成，我们应该引导学生去摸索一些学习方法，如读书、理解词语、自学字词、积累语言的方法等，尊重不同学生的不同的学习方式和方法，经常开展交流、总结，采用“方法渗透、方法领悟、方法小结、方法运用”等方式培养学生会学习的习惯。三是在语文学习中培养学生学会做人。语文教学的个性特点就是“立足工具，弘扬人文”。只要我们培养的学生是一个具备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积极向上等优秀品质的人，那么他就一定是热爱学习、刻苦努力的好学生。因此，我们的高年级语文教学不能忽视学生情感的培养，而片面地追求语文成绩。“结合扎实的语言文字训练进行有效的人文

教育”还是摆在每一个语文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提高高年级学生的语文成绩，还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知识的系统性。我们要给学生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把从拼音到字词的复习渗透在日常教学中，不放松字词指导，培养学生动手习惯，做到有重点、不遗漏。对一些语文训练题目要做到归类练习，精心设计，有的放矢，提高效率，千万不能只陷入题海中。加强积累与运用，逐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二是边学新知识边复习。把握学生“先快后慢”的遗忘规律，采取多见面，常回顾的方式，抓好基础知识教学，千万不能还停留在那种“期末积压复习”的老方法上，这样的教学事半功倍，效果一定不好。三是注重语言能力培养。培养学生的语言功底，一方面是抓住文本语言，使学生读出情、品出味、悟出法；另一方面是抓好拓展性的语言训练，使学生会表达、愿交流、能体验，用通顺、流利、准确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这也是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关键所在。因此，在教学中，我们要做到：给时间，留空间，展特长，促发展。大胆改革课堂模式，精讲多练，给学生自主的时

间；拓宽知识，留足空间；尊重学生潜质，发展特长，促进每一个学生健康发展。

总之准确抓住高年级段的特点，做到教有效、习得法、激活思、养有素，就能全面提高教学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