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平等理论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

第一篇：男女平等理论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

男女平等理论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

地点：高教所资料室时间：2004年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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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子教育的近代化起步于19世纪90年代。甲午战争的爆发，将亡国来种的利剑又一次高悬于中华民族的头顶之上。保种保国成为当时时代的最强音。然而要承担起这一艰巨的时代使命，需要整体民族的觉醒。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振臂奋舌，他们不仅要唤起居人类之半的广大妇女的觉醒，而且要重塑女性历史形象。为此，他们赋予女子教育十分重要的历史使命。其中，梁启超的言论最具代表性：“吾推极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教男女居其半，教妇人居其半，而男子之关，其导原亦出于妇人，故妇学为保种之权舆。”[1](P74～80)保种保国的时代召唤，就成了滋生近代女子教育的现实土壤。

一、“男女有别”基础上的男女平等观与中国女子教育近代化的起步

维新派倡言男女平等，并以此作为女子教育的理论依据。维新派男女平等观念有两大理论来源。第一种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文化背景。源于西周时期，日臻完善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儒学，以易学为其理论基础，创立出男尊女卑、男女有别、三从四德等一套伦理规范，奠定了中国几千年来女子教育的基石。这确实包含着许多糟粕和渣蘖，阻碍着女子教育的发展。然而，考诸史乘，似乎传统女子教育还有着另外一个同样值得注意并被人们忽视的侧面，那就是它的特殊助力。维新派正是利用了传统对人心的魅力。本先圣之教以立言，言必出于古圣。他们利用儒家典籍中有关三代妇学兴盛的描述，作为兴女学的佐证。考察此期发表的倡兴女学的文章多持此论。梁启超说：“圣人之教，男女平等，施教劝学，匪有歧矣。”[1](P101～102)少数觉醒的女子对此无不认同和赞许。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说：“是故孔佛之道，男女平等，孔子编诗，则首关雎，传礼则详内则，大义昭然，至可信据。”[1](P87)第二种是西方近代思想的文化背景。维新派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敞开胸襟，上下求索，不仅从中国古代思想库中找寻思想武器，而且直截了当认为要救国只有学西方。这样，西方女子教育的传入就成为维新派倡兴女学的又一个强大的思想源头。综观此期发表的有关女学的著述，都对西方女子义务教育制度进行了介绍。如“泰西学校之制，凡男女八岁不入学者，罪其父母，”其课程分“圣教、闺范、修身、教育、天文、地舆、律法、家政、医算、格致、音乐、书画、女红、各有专门。”毕业后“学成者同得优第，故美法之妇，有为臬司者，英美之女，有为天文生者、典史者，有为传电报、司文案、医师、律师、教授、传教者，类皆与男无异，”[1](P85)又如“泰西学校之兴，都城郡县党校如林，远地荒乡义塾遍设，国中无论男妇贵贱，其有七不入塾诵读者，则罪其父母”。[1](P89)等等。维新派在对西方女子义务教育制度介绍的同时，把考察的触角也伸入西方男女平等理论－－天赋人权论。康有为以其天才的感悟力得风气之先，于1885年撰写了《人类公理》一书，1886年又作《公理书》，第一次明确喊出了那个时代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最强音。他将“自由、平等”宣布为几何公理，定“天地生人，本来平等”为“实理”，定“人有自主之权”为“公法”。[2](P324～348)在1901年至1902年成书的《大同书》中又进一步指出：“以公理言之，女子当与男女一切同之；以实效征之，女子当与男子一切同。此为天理之至公，人道之行。”所以男女同为“天民”，同享“天权”与“民权”，而“女子欲求得独立之权，益务向学”，“以其学问才识备足公民之资格。”[3](P126，167)康同薇举起男女平等的旗帜，《女学利弊说》

开篇语便是：“凡物无能外阴阳者矣。光有白黑，形成方圆；质有流凝，力不吸拒，数有奇偶，物有雌雄，人有男女，未有轩轾也。”[1](P184)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维新派男女平等思想具有新旧并存、中西杂糅的二重特性。这在维新派关于女子教育的论述中也有集中的体现。深入分析这一思想实际，其实质仍然是一种男女有别的思想。虽然他们认为女子应该接受教育但又认为女子教育目的在于“相夫教子”（梁启超语）；女子教育的内容也不必如男子博雅淹通，“通书文，明道理，守规矩，达事情，参以书数、绘画、纺织、烹调之事”（郑观应语），女子学校实施的也是一种性别泾渭分明的管理体制：“堂中执事，上至教习、提调，下至服役人等，一切皆用妇人。”当然，在中国女子教育起步时期，这一思想与实践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它打破了几千年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陋习，直接催生了第一所国人自办女子学校，使两千多年来处在中世纪黑中的女子教育终于透一缕晨曦。但这一思想观念的局限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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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男女平等即男女相同”论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维新派在中国女子教育发展史上，虽不可磨来的历史功绩，但是，因为他们所具有的文化与政治特质使其女子教育思想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在救亡图存的旗帜下，通过教育唤醒的是女性为人妻、为人母的“义务意识”，这也就相对淡化了女性作为人的权利意识，不仅与西方学者在“天赋人权”召引下呼唤人性相比属于两种不同的意境，而且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女权思想比较也有不同的内涵。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在赋人权”思想的旗帜下，不仅提出女子应有“国民之母”的地位，而且要求承认“女国民”地位。“国民之母”说侧重于女子在相夫、教子“铸造国民”中的责任与义务，而“女国民”说则更强调“男女有平等的权利。”这里已含有对女性价值定位的重新思考。有识之士开始对维新派的“贤妻良母”说提出质疑，有人指出，宗贤妻良母，则专注于女子应尽之义务，结果使女子“终身为社会附属补助品，”因而丧失了应有的权利。[4]苏英在《苏苏女校开学演说》中更为严厉地指出：“说什么母教，说什么内助，还是男子的主衙奴隶，异族的双料奴隶罢了。”[5][P582]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陈以益于1909年撰写并出版了《女论》，在女子教育方面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主张。并在《女报》发表文章抨击了贤妻良母主义的女子教育思想。“谨告女学界，其勿以贤母良妻为主义，当以女英雄女豪杰为目的。”旗帜鲜明地主张“敬欲去男尊女卑之谬说，则请取贤母良妻并去之。与女子以男子同等之教育，即与女子以男子同等之权利。”

[5](P682－683)对平等的女子教育义务与权利的关注，使对女子教育的思考上升到较高的层次。这是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重要界碑。

然而，在中国，女性要获得真正的受教育权还要依托于社会广泛的变革和深层次更新。新文化运动作为以更新精神文化为标志的社会运动，对女性问题的关注是全方位、多层次、多侧面的。它为男女平等权利的获得提供了明确的参照系和更适合的环境。是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产生的重要契机。

综观这一时期催促女子高等教育诞生的背景，有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引人注目：

其一，反封建思想的浓烈和高涨，从根本上动摇了男女不平等的根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以民主与科学为武器，从深层意义上分析了产生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尖锐地批判了封建文化中那最腐朽、最禁锢妇女思想和意志的部分，正确地指出了唯有封建私有制度本身才是妇女受凌辱的真正根源。陈独秀猛烈抨击“儒家三纲之说，”指出封建道德中的忠、孝、节、烈“皆非推已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已属人之奴隶道德也。”[6]鲁迅在对妇女所受的痛苦进行无情地剖析和分析后指出：“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当作私产，当作商品，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许多衡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看作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使她奴隶的服从，同时又要做高等阶级的玩具。”[7]（P516）第二，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积极宣传妇女解放，主张还原其女性作为人的本貌。李大钊鲜明地指出：“人民”这个名词，不是男子所独占，“那半数的妇女也包括在内。”[8](P27)陈独秀则大声疾呼：“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6]五四运动显著特点即是中国妇女自身意识的觉醒。一部分知识女性对的主体地位有了比较确切的认知，并成为妇女整体的表率，起着领导作用。“我们痛心于我国

几千年来压迫女子的文明，我们应打破这吃人的腐败的旧伦理观念；我们痛心于目前法律上男女不平等，我们应改变这畸形的片面法律；我们痛心于女子教育的不发达：我们应竭力提倡女子教育；我们痛心于现今妇女经济之不独立，我们应要求这种职业之开放。”[9](P142)中国妇女自身意识的觉醒使她们深深感到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如果没有妇女自身素质的提高，何谈妇女解放？因此她们强烈要求大学开放女禁，争取男女平等的受教育权。当时甘肃一个名叫邓春兰的女学生在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信中说：万事平等，俱应以教育平等为基础。她愿负笈入京，“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恢复女性作为人的价值是女性获得教育权的必要前提。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女性获得教育权的重要保障。因此，可以说，只有以“解放人，解放人的精神”为核心主旨的新文化运动才给女性教育权利的获得带来真正的转机。

其三，男女同学的呼声随形势的发展日益高涨。对于男女同学的论证和界说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与角度进行。第一，认为男女同学的教育是实现妇女人格解放的先决条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向警予说：“男女同学的教育尤为提高女子学识能力，催促社会文化进上的唯一妙法。”[8](P284)李大钊连续著文提出：“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在教育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社会。[10]《少年中国》1卷4期载文也指出：发展女子的健全人格，其方法是“在妇女之受同等教育。”第二，以科学的眼光审视女子教育，为男女同学教育提供理论依据。从世界范围来讲，自从实验心理学发达以后，对男女智能的研究格外努力。1906年，汤?普生（H.BThompson）著有《男女智的特性》一书，认为男女的智力的差别并不比男与男或女与女的差别大。男女智力基本上是相等的。1914年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在教育心理学说中也认为，“男女平均智慧上的差别是很小的，在实际上无甚关系。男子或女子中的差别，比男女间的差别要大得多。”[11](P92)诸如此类的研究不仅给西方男女平等教育一个很大的学理上的帮助，而且对我国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我国学者也开始了男女同学步研究。对我国男女学生身体、生理、心理发育的现状和特点的揭示和研究，为我国实施男女同学提供了生理心理方面的理论依据。

在以上背景下，当时社会上的许多进步人士强烈呼吁开放大学女禁，提倡男女同校。1920年夏秋之际，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两校首先正式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这对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说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20年10月国民政府在江苏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第六次会议，决议通过了《促进男女同学以推广女子教育案》。从此，国内公、私立大学纷纷开放女禁。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正式明确了女子有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从理论、政策层面上来讲，此期人们对男女同学的论说力图揭示的一个主题即是男女平等亦是男女相同，其实质是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尺度的认同，换言之，是以消除一切领域的男女差别为根本出发点。表现在教育实践层面即从教育培养目标到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的制定都是以男性为标准的模式。“五四”消除男女差别的解放意识，作为唤起女性从封建压迫歧视中挣脱出来的平等意识的觉醒，在肯定女性自身价值和独立人格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无疑是主要的。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确保教育制度中男女享有平等的权利，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或条令。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男女平等成为主流的日常话语中使用特别频繁的词语。妇女教育作为提高妇女地位的重要内容被提高到政府的议事日程，除下大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文盲，兴办起基础教育外，又同时重视高等教育。1952年我国实行了普通高等党校统一招生、统一考试（简称高考），女性通过全国性的大规模考试进入高等学府学习的人数不断增长。一般认为1947年是解放前女性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年份，但其高等党校女生人数占当时高校学生总人数的百分比为17．8％。然而到1952年女生所占比重突升为23．7％，到“文革”前的1965年女生所占比重增加到26．9％。毋庸置疑，女性受高等教育状况的不断改善，得益于我国政府对奉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所作的矢志不移的努力。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乱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正常秩序，性别也被“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所淹没。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始了我国历史的新篇章，中国妇女运动也从而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如果说近代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以来的妇女运动开始了近代女子教育近代化的历程，那么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立法而实现的男女平等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妇女（女子）教育的发展，中国妇女教育取得的成就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妇女运动及其妇女教育的发展不能超越时代的特点。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妇女作用、妇女利益必然随同这个体系运转。但在统一、划一的模式上，必然会掩盖许多差异、多样和深刻。比如在教育领域，女子走进学校，和男子坐在同一教室里，在同一教师的授课下，读着同样的课本，是不是就实现了男女教育的平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到了新时期不期而然地呈现出来。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向给中国妇女带来了新的机遇，市场和商业文化在按照自己面貌塑造着妇女，这些与计划经济时代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向广大妇女双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现实社会生活中种种妇女问题的出现，诱发人们对男女平等理论作进一步更深层次的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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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男女平等理论的多元诠释与中国现代女子高等教育的大发展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人们对男女平等包括教育平等的理论思考和现实追求更为深入和广泛。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妇女学学科的产生和发展，“社会性别”（gender）概念逐渐向各学科渗透并日趋多元化，成为日益壮大的女性主义（Feminism）学术和理论的核心，并成为一种重要的分析范畴。在人类认识性别的世界里，社会性别已动摇甚至替代性别、自然性别构造的传统的性别神话，并开始建构全新的以男女平等为理想的性别知识体系。在人类实践的领域，社会性别也逐渐转化为人类实现性别平等的行动和主张。20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开始传入我国，借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的契机，社会性别也逐渐成为我国学者解构男女不平等社会现实的重要话语。相应地，社会性别作为一种新的视角，给我们思考男女教育平等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

建立反映男女平等的社会性别分析模式是当今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一分析模式的建立与以往男女平等的理论与实践相比，有以下特点：首先，它不再是以男性的眼光或男性的标准作为探索、解析、阐释男女平等的依据，而是强调女性的经验，强高女性的立场和女性视角。从而摆脱了男女平等即是女性男性化分析模式的偏狭。其次，对以往无视或刻意抹杀性别差异的男女平等理论提出了挑战。以动态的方式理解性别差异，它不否认两性间可能存在的深刻差异，“但它不假定这些差异是先于社会的或生理的已知物，不假定这些差异是妇女处于普遍明显的不平等和从属地位的确凿。相反，它坚持探索，不平等和从属的历史是怎样在妇女的认知和感情能力上，甚至在其身体体能上留下痕迹的。”[13]（P202）基于此，它不再把差异看成是女人弱点的依据，而看成是可能形成妇女力量的源泉。

男女平等迫使社会把经济、社会、教育机会向妇女开放。男女平等、男女和谐发展的美好社会蓝图鼓舞着人们在努力建设男女平等的社会新秩序的同时，更为脚踏实地地面对妇女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对男女平等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就男女教育的平等而言，人们开始突破以女性受教育机会均等来诠释男女教育平等的思维框架，一方面，思维触角延伸到女性如何在教育中、教育后平等地获得创造发展和成成材的良好机会。也可以这样说，人们对男女教育平等的努力，已不仅仅停留于男女受教育数量上的平等或男女比例上的平衡，而开始关注女性在受教育中，如学校教育中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式方法等方面的性别公平，以及女性在通过教育后所获得的发展能否成为她们未来平等地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之一。另一方面，人们对男女教育平等的关注点已不再停留于基础教育或扫盲阶段，而是移向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任何普通教育是妇女解放真正做到同男子平等的终极性和实质性工具。高学历不仅是知识的象征、能力的象征，从某种角度看，也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所以说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时代使然。

在以上理论背景和现实的挑战下，中国女子高等教育正在或必将获得大的发展。学术领域和高等教育中男性中心的局面将有大的改观，女子有权平等地进入各级各类学校，从而真正实现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性别比例平衡。以下数字充分展示出女子高等教育不断发展的美好前景，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普通高等学校女大学生在校生的比例是25％左右，然而到90年代中期以后快速上升到35％左右，到1999年女大学生在校生的比例达到39．66％。女研究生1978年有828人，所占比例仅为9．9％，到1997年已有5．3万人，其比例为30．25％，1999年在校研究生数达到7．6万人，其比例上升为32．4％。此外，校园内的环境和制度的性别公平问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女生在一些社会声望较高的学科和专业中明显处于劣势和女教师在高等党校管理和学术机构中的比例明显低于男性同事的状况也将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变。正视男女两性在成就、智力、动机、潜力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和差距，鼓励女学生必须重新认识自身的价值，界定自身的角色形象，树立女性意识，从而实现以“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为核心的新型女性文化的建构。目前，在现实社会中女性选择专业逐渐从师范、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向理科、工科、家林等扩展。根据有些人士的调查，主修理工类的女生是分比均为百分之二十几。女性选择专业的范围大大扩展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一批女性高级人才遍布医疗、金融、科技、文学、艺术、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众多行业中，不少女性跨进了高等物理、遗传工程、微电子技术、卫星发射等尖端科技领域，并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总之，男女平等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必将带来女子高等教育的不断进步。我们可以预见在以变革与创新为主题的新世纪发展中，女性将以新的姿态和面貌迎接时代的挑战，并必将成为社会变革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主力军。

第二篇：普通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普通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摘 要：为适应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战略目标，高等院校必须把培养创新人才放在教学工作的首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普通高等院校应发挥差异性优势，合理定位培养目标，借鉴国外经验，促进传统教学方式转型，创造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环境。

关键词： 差异优势；教学方式；学生本位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5）01-0120-05

随着世界经济与科技的飞速发展，国际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为赢得竞争优势，需要大量的发明创造，而我国现有人才队伍在数量、素质、结构、能力等各方面都显现出不适应，暴露出我国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上存在着一些问题。我国普通高校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载体，在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下，同样担负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任务。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谈到中国大学教育问题时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一针见血地揭示出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方式的问题。因此，各类高校必须建立自己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突出各自优势，改革传统办学方式，创造杰出人才“冒出”的教育环境。

一、创新办学理念，合理定位人才培养目标

我国普通高校与重点高校相比，在生源、师资、资金、规模等软硬件条件上都有很大差距。因此必须基于自身历史的积淀和特长，以应对能力、竞争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发挥差异性优势，形成独特办学理念和办学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培养出创新人才。

（一）知识更新的潜在能力培养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发生了根本变化，计算机、互联网、生物技术、材料科学、电子工程等领域的快速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产品、新的服务系统，新兴行业，这就要求创新人才的知识必须具有基础性、适应性。有了扎实的基础知识一旦融入良好的创新环境，就能激活创新潜能，产生创新智慧和能力。基础知识，是研究社会基本发展规律，有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知识，如数学、物理、化学、哲学、社会科学、历史、文学等。基础知识的学习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但是，我国普通大学普遍存在“重专业、轻基础”的倾向，强调“岗位对接”，但“厚基础”不足，不利于培养人才的创造能力。“厚基础”有两类课程必须保证：一是非大学年龄段难以学会和掌握的知识，如数学、外语、统计学等。二是必须利用学校的教学和实验条件才能掌握的知识，如物理、化学、生物和计算机等，统常称之为“学校知识”，这些是将来知识更新、新技能训练、职业转换以及发明创造的基础保证。

（二）知识多元化的应对能力培养

拥有多元化知识结构是人才培养的标准之一，多元复合知识的特征在于通过多学科知识的交融而产生新的知识，诱导新的思维方法，形成对原知识和能力的升华。职业生涯中层次越高所需知识就越具复合性。例如优秀的经济管理人才，必须掌握从企业管理到经营、从技术开发到生产过程管理、从市场营销到国际贸易等各方面综合性知识。人才培养，应注重使学生形成复合的职业能力，了解应对职业需要产生的新知识新技能体系。因此，要因地制宜地为学生创造多元知识学习机会。如综合性大学和多科性大学，注重在理工科学生课程中，安排学习经济管理学科的知识，使理工类专业学生具有基本的经济学管理学知识，使其具备承担高级管理职务的知识准备；引导经济学管理类学生履修工业制图、艺术设计、计算机基础等课程，使其将来能够借鉴理工科技能，在经济工作和企业运营方面管理精细，效率提高；提倡文学类学生选修新闻、法律、传媒等课程，为其将来拓展职业舞台做好准备。

（三）知识国际化的竞争能力培养

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要求人才的国际化。国际化人才要具备的基本素质是具有国际视野、跨文化的知识结构、符合国际化的行为模式。有超前的国际合作意识和创新精神，能够及时、迅速借鉴、吸收最前沿的理论、最先进的知识，通晓国际贸易的法律、法规，具有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普通高校实现教育国际化，培养国际化人才，必须根据自身条件，发挥特色，明确培养标准，规划培养途径、确立培养目标。第一，教育的国际化关键要明确国际化标准，要以建成能培养出创新人才的世界名牌大学为标准，通过国际间的交流，学习借鉴国外高水平大学人才培养方式。第二，要规划教育国际化的途径，一是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优势互补；二是教育市场面向世界开放，丰富教育资源；三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要更加适应国际交往与发展的需要。[1]第三，确立教育国际化的目标，通过国际化使我国教育改革“抄近路”实现跨越性发展，人才培养的平台逐步与国外大学接轨。

（四）知识活用的实践能力培养

知识活用的实践能力是将科学知识和技术成果直接用于社会生产活动，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是应用型人才的基本能力。培养大批应用型人才是普通高校的重要职责。我国的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需要理论创新、知识创新和科技研发人才，同时也需要大批高级应用型人才。相对于研究型人才来说，应用型人才强调复合知识、应用技能、实践能力，能把成熟的技术和理论应用到实际生产中。这些正是普通高校人才培养应具备的优势和特长。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德国开始创办有别于传统综合性本科院校的高等教育类型“应用科学大学”，其办学定位不是追求培养“学术型人才”，而是实事求是地把培养目标定位于“应用型人才”。实践证明，德国培养的应用型人才为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国际高等教育界所关注。我们应当学习借鉴德国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

二、改革教学方式，积极探索人才培养路径

普通大学人才的培养必须在学校教与学的方式改革上下功夫。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强化学生主体地位，使学生的学习方式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汲取，使教师的施教方式从单方面的灌输变为互动式交流。

（一）构筑跨学科专业群、导入学分制，搭建自主式学习的平台

纵观世界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都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能够为学生提供多层次、多途径的跨学科学习机会。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本科专业方向与辅修方向数量几乎同比例；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都允许学生自主设计专业，围绕一个特定知识领域，从全校课程中选择形成跨学科的课程计划，经过校方审核后开始学习，完成学习计划后，可取得特别专业的本科学位。[2]日本筑坡大学按学群招生，打破按学科、专业编制的院、系体制，设置理、工、农、医、经、管、文混合专业学群。

第一，普通类院校要更多地利用开设跨学科专业群，构建跨学科、综合性课程模块。将专业课程设置与国际社会需求相吻合，是实现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有力措施。多年来由于受教育体制的约束和既定运行模式的影响，我国大学的培养方案一般习惯于按照严格的学科、专业分类，制订教学计划，规定学生毕业时要完成本学科、本专业的所有课程学习，包括毕业论文题目和内容都不能偏离学科领域。教育的主动权掌握在施教者手里，根据施教者的要求、标准来培养学生，学生只能被动地学习，限制了学生的兴趣发展和创新思维。因此，必须打破传统的学科专业模式，突出以学生为中心（student centered）的学生本位地位，给学生以更大的学习和科研的自由空间，才能充分释放学生的创新思维潜力。

第二，实现自主式学习，完善弹性选课和学分互换制度是关键。弹性选课和学分互换制度体现了突出学生本位的办学理念，是学生享有学习自主权、主动权的前提条件，是注重个性发展，尊重个体差异，发挥学生潜能与特长的重要途径。导入弹性选课机制，采取互换学分方式，不仅在选择课程门数、类型，尤其是实践类及取得资格类的课程进行学分互换，还包括主辅课程兼选。同时在任课教师的选择上也给予学生自主权。基于我国普通高校现有学生、师资水平，要使自由选课学分互换制度能够发挥应有效果，必须建立严格、规范、有效的课程水平、学分质量及互换可行度的评估标准和管理体系。欧美国家及日本等在学分互换和选课制度上有成功的经验，如欧洲各校学生五级成绩的ECTS学分互换体系，①美国各校课程可比性评估（招生及学术双重评估）的学分互换制度。日本的平均成绩积分的弹性选课机制[2]等，根据自身的人才培养规划，形成有效的学分制管理体系。

（二）发挥教师引领作用，实施导师制，组成引导互动式学习团队

实施导师制，发挥教师引领作用，建立引导互动式学习团队是创新研究的组织基础。导师制是以教授为核心，组成共同教研室，学生通过选择确定导师，在导师指导下明确学习和科研方向。同一学科领域的学生从低年级开始，加入导师研究团队，与同研究室的高年级学生及研究生共同履修导师研究指导、学位论文指导等课程，参加所属研究室导师组织的科研活动，包括国内外研究会议、调研实践，承担实际研究课题。英国教育的一大特色是实行导师制，其特点是：以学业导师制为制度平台、以考核控制为主要抓手，以自主教学为课堂引领，以规则意识为行为底线，以网络应用为支持系统。[3]日本实施导师研究组（Seminar）制。研究组将属于同一导师的本科生与研究生组成共同研究团队，共同参与导师科研及实践活动，一起上课，由导师指导其完成论文及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我国普通高校设置有班导师、毕业论文指导导师，但与国外大学的导师制不同，班导师负责学生学习指导，论文导师只是负责指导学生撰写毕业论文，一般在学生毕业前半年被指定指导老师。学生学习研究及其他活动都以行政班为单位，教学管理形式同高中相同，常常被称为“高中后”。

能否实行导师制关键还在于教师的水平及能力。目前我国高校教师队伍当中很多人从海外学成归国，外语能力强、研究方法新，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极大的发展潜力，是实施导师制的有利条件。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经济技术的飞快发展，知识需要不断更新，教学方法需要不断创新，这些都需要有国际化环境、国际化教学管理机制作为保障。应积极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一方面引进国外一流大学的教师兼职，另一方面为教师提供出国交流、研究、学习机会，确保导师队伍的高质量、高素质、高能力、高水平，从而逐渐弱化行政班，实施导师制。

（三）推动传统教学方式转型，创造启发式教学模式

传统教育理念时常把教育与受教育者未来的社会身份联系在一起，特别关注如何对受教育者进行分类，无论大学还是用人单位，习惯性地关注考试分数。在育人过程中注重如何让受教育者获得更好的分数，因为考试分数是实现这种身份分类的最简单手段。[4]在考试分数至上的导向下，教学计划大都是围绕学生怎样取得高分而设计，要求学生按教师提示去思考和回答问题，按规定的题目和方式撰写论文。教学中过度关注如何解题，就事论事地传授知识、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从而束缚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能力。普通高校长期以来在教学方法、考试制度、评价标准等方面，注重传授结果、定论，一切都以标准答案辨别对错，培养出的学生表现为应试能力强，动手能力差，模仿能力强，创新能力差。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指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探索多种培养方式，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良好环境。”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大学的教学方式，注重学生汲取新知识能力、独立分析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教学过程中更多地重视对问题的研究，如何解释和分析非定论问题，开发学生想象力，鼓励学生敢于提出异议，将素质教育放在第一位。以会计专业的培养目标为例，美国会计教育改革委员会1990年在《会计教育的目标》中指出：学校会计教学的目的不在于训练学生在毕业时即成为一个专业人员，而在于培养他们未来成为一个专业人员应有的素质。大学会计教育并不是也不可能做到把一名经验丰富的职业会计师应具有的知识和技能都传授给学生，而是应培养他们为获得并保持职业会计师资格所需要的学习能力。实际上企业在招聘考试时，更多关注的也是学生的深造潜质和学习能力。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学生的知识来源主要是通过各种信息传导，教师的职责也应从教学“主宰”转化为“服务”（Teachers ate the facilitators），教师的教学方式是应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的主动性以及对汲取新知识的渴望。

（四）设计研究性的实践教学规划，建立探索式学习基地

实践教学是转变传统教育方式，从知识本位向能力本位转化的重要途径。实践教学的目的是使在学校课堂学到的基础理论得到验证，进而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增强以理论解释问题、说明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通过实践了解本领域的现状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关注、聚焦、锁定研究课题，为选择确定自己发展方向做好准备。目前国内各大学都将社会实践列入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组织学生进行专业实习、军事训练、参加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并将其列入必修课。但是，很多大学组织的实践活动往往流于形式，或是为学生毕业提供就职实习场所，或是为企业提供廉价劳动力，不可能达到实践教学的目的。因此，将社会实践变为研究性的实践教学环节，在实践中侧重科研成果转化，探索新知识点，才能实现实践教学的本来目的。

实践教学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只有在为社会提供有效服务的过程中优秀的创新人才才能脱颖而出。大学的实践教学应将实践场所作为学生施展智慧和才能的平台。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导师研究室为单位，参与企业经济管理相关技术项目的设计、研发、实验，既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又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做出贡献。

结 语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仅仅照搬国外方式，急于求成，反而会造成“消化不良”，适得其反。日本战后大学教育也曾经盲目引进美国的“宽松教育”形式，造成高等教育总体水平一度下滑。只有经过长期摸索、不断调整、逐步适应，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促进教育理念的转变和整体教育体制的改革，根据本国的历史及国情，选择吸收国外经验，既要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特色教育模式，又要尽快与国际先进的人才培养方式接轨。

普通高校虽在许多方面与重点院校有很大差距，但是，学校数量多、学生人数占总体比例大、地区分布广，各种人才“藏龙卧虎”，因此，培养杰出人才义不容辞。发挥差异性优势，彰显各自特色，加大教育国际化力度，积极借鉴国外大学高水平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创造出自由、宽松的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环境，才能使杰出人才脱颖而出。

注释：

①欧洲学分转换系统（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System）是由欧洲委员会研发和推行的在欧盟成员和欧洲经济区域内45个国家之间盛行的学分互认和转换系统。

参考文献：

[1]张国梁，朱泓.高等教育国际化与人才培养的若干思考[J].辽宁教育研究，2002，（10）.[2]李祖超，杨淞月.美日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制度比较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1，（8）

[3]刘恩允.基于导师制的英国大学师生关系模式与启示[J].高校教育管理，2011，（3）.[4]王树国.关于一流大学拔尖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J].中国高等教育，2011，（2）.

第三篇：立足高等教育实践 发展高等教育理论

立足高等教育实践发展高等教育理论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综述

朱晓刚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华中科技大学是国内最早进行高等教育研究的高等院校之一。1980年10月，原华中工学院设立高等教育研究室；1985年6月，高等教育研究室扩充改建为高等教育研究所；2000年12月，高等教育研究所与校内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武汉研究基地）、《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杂志等单位合并组建成教育科学研究院。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1986年获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96年获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2003年获教育经济与管理博士学位授权点。现有高等教育学、教育经济与管理、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与发展心理学、教育技术学六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自1996年正式招收博士研究生以来，我院至今已有125名博士研究生通过了论文答辩，取得了一批较为满意的研究成果。从已经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选题及具体的研究内容来看，涉及高等教育从理论到实践的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涵盖高等教育学的多数分支学科，其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丰富和深化了高等教育学科内容，促进了我国新兴的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实践的发展。据初步统计，125篇博士论文中，研究领域包括：高等教育理论29篇、高等教育政策与高等教育管理43篇、学位与研究生教育5篇、大学教学与课程理论16篇、国际与比较教育4篇、高等教育史5篇、民办高等教育2篇、高等职业教育7篇、教育心理学4篇、基础教育理论7篇、女性高等教育3篇。当然，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有些研究本身可以分属于不同的高等教育分支学科领域。综而观之，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博士论文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从选题的价值取向来看，我院多数研究以高等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为切入点，探索高等教育发展的途径和对策，体现出较强的实践性和前瞻性。

1、实践性。

我院毕业博士生在读期间，适逢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这一时期也暴露出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深层矛盾和问题，如，大众化问题、民办教育问题、教育质量问题、素质教育问题、一流大学问题、大学制度建设问题，等等。这些现实问题构成我院博士生论文选题的重要内容（高等教育政策与高等管理方向的博士论文为43篇，占论文总数的34.4%）。如：2000届陈敏博士的《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研究》根据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转移过程中出现的特殊问题，在对比分析不同类型国家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模式异同以及我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进程进行了分析和预测。2001届周进博士的《重点理工大学转型时期理科发展研究》是在我国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背景下，着重探讨重点理工大学向综合大学转型过程中理科如何建设的问题。2002届罗云博士的《论我国重点大学的学科建设》则是在深刻剖析我国 1

重点大学学科建设存在问题，并对比分析世界高水平大学学科建设的规律和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重点大学学科建设的整体思路和对策。2002届张珏博士的《中国高校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研究》以及刘卫东博士的《大学与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机制研究》分别从不同视角对中国高校日益突显的社会服务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进行了必要性论证和对策分析。2002届陈运超博士的《大学校长的治校之道：一个个案的分析》根据高等教育（管理）学和领导学的基本理论，并结合朱九思担任华中工学院领导长达30年左右（1953-1984）时间的治校案例，展开大学校长治校特别是新中国大学校长治校之道的研究。2003届吴鹏博士的《大学教师聘任制：基于“角色”概念的研究》从学术、市场、人文三个维度揭示了制约我国大学教师聘任制有效实施的症结所在，并从理念选择、制度原则、环境保障等方面提出了颇有创建性的政策建议；王怀宇博士的《研究型大学的教授与教授群体》试图从如何推动教授与教授群体发展入手，探索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途径。2003届郭冬生博士的《论大学本科教学管理制度及其改革》探讨了传统教学管理制度与新的教学环境不相适应之间的矛盾，提出重新审视和改革大学教学管理制度是当前大学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2003届孔垂谦博士的《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环境研究》着重探讨大学发展的外部条件——制度环境的建设，特别是长期以来中国大学发展一直处在较强的行政干预的背景下，这一选题更具有现实意义。2004届沈曦博士的《中国多校区大学的组织结构与管理》探讨了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高校合并所带了的多校区组织结构与管理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2005届沈华博士的《 中国国家助学贷款多元化偿还模式设计》、黄维博士的《 国家助学贷款转移支付理论与实践研究》、李红桃博士的《国家助学贷款运行机制研究》及2006届李庆豪博士的《生源地助学贷款的生成与发展》对新时期的国家助学贷款进行了较系统全面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政策咨询、制订、实施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2006届郭卉博士的《权力诉求与大学治理 ——中国大学教师利益表达的制度运作》通过对高校教代会和学术委员会的历史背景、组织结构和功能分析，揭示了高校教师利益表达的特点、利益组织化结构，以及利益表达制度的功能；李爱民博士的《职业定位与大学教育职员制度改革研究》通过对当前大学教育职员制度构建及其实践的研究分析，试图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大学教育职员制度的构想；李碧虹博士的《大学教师收入分配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的分析》试图通过对中国大学教师收入分配现实的问题分析，提出基于人力资本的分配设想。上述三篇博士论文，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以华中科技大学作为研究个案，突显了我院立足实践，发展“院校研究”的特色。

专门研究高等教育史及国际比较高等教育的选题，也是来源于对高等教育现实问题的思考以及外域经验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比照，目的是从历史的经验或国外的做法中寻找对现实问题的启示或可资借鉴之处。这方面的研究如：2005届粟洪武博士的《 陕甘宁边区高等学校教育模式研究》，2005届封海清博士的《 西南联大的文化选择与文化精神》，2005届宋彩萍博士的《 中国大学培育民族精神的历史研究》，2000届谢雪峰博士的《 从全面学苏到自主选择——中国高等教育与苏联模式》，2003届高桂娟博士的《现代大学制度演进的文化逻辑》，2004届陈利民博士的《 哈佛大学办学理念研究》。这些研究都突出极强的实践性。

2、前瞻性。

2000届刘莉莉博士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与展望》是我国较早研究民办高等教育的博士论文，她从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蓬勃趋势以及制约其发展的因素出发，明确提出“政府的控制是阻碍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等在当时来说颇为针对性的观点，我国以后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的调整也证明作者的判断的正确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而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发展忽视制度建设，特别是在资源投入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制度短缺已成为大学发展的“瓶颈”。2002届张俊宗博士的《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制度回应》在比较分析西方现代大学制度模式及改革趋势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大学制度的缺陷，并构建了未来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框架。

值得专门提出的是，2003届张晓明博士的《学术参与：中国高等教育进程中的妇女》，2004届杜学元博士的《 社会女性观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2005届王俊博士的《解读高等教育的性别符号——基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研究》，作为对中国女性高等教育的研究，她们走在前沿。.二、从研究领域及研究内容的特点来看，我院注重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专门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初步形成了具有体系性的研究成果；高等教育基本理论以及教育史的研究体现出较强的创新特色，不少研究弥补了本领域的研究空白和不足。

1、研究的系统性强。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薄弱环节，研究生教育实践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因此我院有意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寻求突破和建树，5篇研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博士论文各有特色，侧重点各异。2002届康翠萍博士的《学位论》侧重从理论层面对学位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多维度研究，重点探讨学位的本质、学位的价值等学位的核心理论问题；2003届廖湘阳博士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基于价值期待冲突与整合的分析》提出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是一个诸多利益主体互动的复杂过程，作者系统分析了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的结构、功能及战略态势，并对德国、美国、英国、日本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进行了个案分析，同时对我国新世纪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进行了可行性论证；2003届骆四铭博士的《我国学位制度问题与改革对策研究》和刘鸿博士的《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模式》则从较为实证和操作性的角度对我国学位制度以及培养模式改革进行了深入探讨；2006届邓光平博士的《我国专业学位设置的政策分析》从政策分析角度对我国专业学位设置进行了研究。

大学教学与课程论以及教学管理改革一直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与难点问题，特别是伴随着大众化的推进，教学管理以及传统的教学理论需要创新，16篇博士研究论文分别对这一领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系统研究：如，2002届刘旭博士的《论意义课程观及其对大学传统课程的改造》针对当今课程改革难以有效突破以及所面临的诸多尴尬局面，论证以意义课程观代替知识课程观对大学传统的课程进行改造，试图以此解开当前课程改革的各种症结。在当前大学课程论研究几近停滞和有创建性的成果乏善可陈的情况下，尤显作者对此问题研究的理论勇气；2003届许建领博士的《大学参与性教学的理论探讨与系统建构》从多学科角度论证大学参与性教学的理论旨归，本质上属于对传统教学的超越和创新。作者针对我国大学课堂参与性教学的现状与问题，阐述了大学参与性教学的构建途径；2003届郭冬生博士的《论大学本科教学管理制度及其改革》从不同层面论证了大学教学

管理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对策性措施；2004届李轶芳博士的《交往教学理论探讨——从本体论视界出发》探讨了有关交往教学的理论构想及有关交往教学的实现路径；2005届康全礼博士的《我国大学本科教育理念与教学改革研究》考察了不同时期我国大学本科教育理念的发展变化，并尝试提出了我国大学本科教育改革的新理念；2005届荀振芳博士的《大学教学评价的价值反思》用价值分析的方法，提出大学教学评价的核心价值是管理价值和教育价值，并运用价值冲突理论对当前大学教学评价现实问题进行了剖析和阐释。

教育心理领域的研究近年来也成为我院博士论文的亮点，2000届李小平博士的《大学创造教育的理论与方法》、2002届徐建波博士的《大学个性教育研究》和梁红博士的《高等学校素质教育中的内化问题研究》，以及2001届彭志红博士的《论语言的教育功能》和2002届李祖超博士的《教育激励论》分别探讨了大学教育心理和基础教育心理的不同领域的相关理论问题。

2、在高等教育史研究方面，体现出较强的创新特色。

高等教育是研究，包括中外高等教育、民族高等教育史的不同领域内容。如：2000届谢雪峰博士的《从全面学苏到自主选择——中国高等教育与苏联模式》考察了原苏联高等教育发展及其模式形成的历程，讨论了中国学习苏联模式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做法，并在总结主要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高等教育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若干问题。2002届宋秋蓉博士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私立大学》用较为丰富的史实研究和梳理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私立大学的性质、生存与发展、不足与缺陷背后的根源。同时作者明确提出研究这一段私立大学发展史，旨在为我国当代社会转型中的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2003届陈巴特尔博士的《文化变迁中的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演变》采用历史研究与文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演变过程进新了较系统的研究。这一研究被专家誉为填补蒙古族高等教育研究的空白之作。2002届雷晓云博士的《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及其文化透视》用比较详实的史料以文化来透视中国古近高等教育制度变迁、探究文化特质与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特征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此呼应，2003届高桂娟博士的《大学制度演变的文化逻辑》围绕现代大学制度演进历程中与文化的内在关联展开论证，从总体上考察了西方大学制度演进历程中文化的影响作用，同是对英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演进历程进行了案例分析，并以所揭示的规律为指导，重点探讨了建设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问题。这一研究揭示了文化变迁与大学制度演变相依相随的历程。2005届宋文红博士的《欧洲中世纪大学：历史描述与分析》试图系统全面地对西方中世纪大学发展历史进行梳理，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3、在高等教育原理研究方面，出现了一批力作。

2000届贾永堂博士的《我国大学素质教育理论审视》对中国大学素质教育的由来与进程进行了系统追述，论文提出大学素质教育取向主要源于大学教育内在的自我完善的要求，推进大学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以素质教育思想改造现有的专业教育。论文提出的很多观点有助于我们全面审视大学素质教育的实践和理论问题。2000届肖海涛博士的《大学的理想》是较早探讨大学理念的博士论文之一，论文在论述中（古典大学、近代大学以及华中理工大学）外大学理念的基础上，指出大学是个知识中心和精神殿堂，并且充满灵性的文化氛围。并论述了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的理想将出现的新变化。这一研究对于中国大学正确定位，以及对于大学办学活动中的过于功利化倾向具有纠偏和警

醒作用。2002届周光礼博士的《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学术自由的制度分析》依据“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是大学发展中的一对基本矛盾”的普遍规律，剖析中国大学学术自由的独特性、阐述学术自由实现的理论依据，力图客观而全面地揭示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的矛盾关系，为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这一大学发展悖论之消解提供一条思考的路径。陈廷柱博士的《学习社会的办学理念》从学习社会作为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及学习社会作为人类实现自我完善的理想追求出发，结合学习社会对教育的根本认识与基本要求，架构了学习社会“一本三促”的高等教育理念体系。2003届凡奇博士的《从边缘到中心——走向社会中心的大学使命和大学教育改革》基于对正在形成中的知识经济时代的趋势研究，力求摆脱传统的“服务工具”的观念的束缚，把大学将处于全社会支配地位而发挥主导作用的思想贯彻到底，阐述走向社会中心的大学使命，并根据所得出的结论对目前的大学教育改革进行重新定向。彭未名博士的《交往德育论》针对传统灌输德育在新时代所逐渐暴露出来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审视了大学德育在中国大学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演变及在当代的价值走向，所构建的交往德育论为提高大学德育的有效性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野。朴雪涛博士的《知识制度与大学发展》论证了大学制度本质上是知识制度，大学发展的核心机制是知识制度的变迁，知识制度创新的缺失是大学危机的根源等命题，并根据中国大学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提出创新知识制度的有效途径。2004届江新华博士的《大学学术道德失范的制度分析》从越轨社会学角度，探究了大学学术道德失范的实质、表现、产生根源和治理对策。王恩华博士的《 学术越轨与大学学术管理》围绕学术越轨与大学学术管理这一对矛盾，试图透过学术越轨现象，探寻学术越轨的根源和本质，并尝试为大学学术越轨问题的整治提供一条思考的路径和方法。马廷奇博士的《大学组织的变革与制度创新》以个体的大学组织作为制度分析的基本单元，运用组织分析方法，结合中西方大学的历史与现状，重点对大学的组织制度、运行机制、制度创新机制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刘亚敏博士的《大学精神探论》通过考察大学与宗教、政治、经济等社会诸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梳理了大学精神演变的轨迹，探讨了大学精神的现实境遇及培育问题。2005届张奕博士的《知识形态与大学建筑——教育学视域下的中国大学建筑形态演变之考察》从知识、知识活动和建筑三者间的关系出发，探讨了中国大学建筑的发展演变规律。米俊魁博士的《大学章程价值研究》对大学章程及其价值问题进新了研究，是国内第一本研究大学章程的博士论文。李金奇博士的《被学科规训限制的大学人文教育——一种学科规训制度的视角》从学科规训的视角对中国大学人文教育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摆脱大学人文教育现实困境的理论路径。

三、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来看，研究方法与视角的多元化构成了我院博士论文的主要特色，这一研究方法取向有助于从多角度、多方位对研究问题进行思考，从而能够开阔解决问题的思路。

其一，在研究方法上，根据我院“从实践中寻找问题”的选题和研究原则，除综合运用比较分析、历史透视等研究方法之外，有相当部分论文对研究的问题进行深入访谈、实地调研和顶岗实习，从而使得出的结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现实针对性。

其二，在研究范式上，我院毕业博士论文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从其他学科的视角对高等教育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对一些囿于教育学范围不能解决的问题探寻新的思路。综合分析我院博士

毕业论文中的研究范式，所运用的有政治学、文化学、新制度经济学、组织行为学、法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视角，可以看出从多学科视角研究高等教育已成为我院博士论文的主要研究范式。当然，从多学科视角来研究高等教育，在客观还存在着一个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和研究范式如何高等教育学科化的问题，我院博士毕业论文虽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可贵探索，但仍是我们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第四篇：和谐社会与男女平等

和谐社会与男女平等

姓名：0.0班级：0.0学号：0.0

关键词：和谐社会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参考文献：《社科纵横》 搜狐新闻京华时报

男女平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重要内容。男女平等意味着两性应相互尊重,优势互补,齐心协力,共同发展。

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提出十年来，妇女平等参与国家事物管理的权利受到了保障，妇女就业规模扩大，职业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善。这充分显示了基本国策的巨大影响力和生命力，证明了我们党对两性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把握和认知，标明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执政能力的增强及进一步科学化。但由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及传统文化的制约，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落实与妇女的期待、与党中央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一是男女受教育水平城乡发展不平衡。从国民教育的现状看，学历越高女性越少，男女比例的反差越大。

二是妇女参政比例偏低。女性进入高层领导职位的人数和担任政治、经济、文化主渠道的正职女性领导人很少。

三是妇女就业形势严峻，两性收入差距拉大。收入中的性别差距比较明显，高收入层中女性比较少，低收入层中女性居多。

十八大首次将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写入报告。十八大代表吕锡文和赵津芳昨天表示，从国家层面来讲，男女间最重要的还是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写入报告对女性参政议政是一个鼓舞。

我心中的和谐社会是能真正做到男女平等。男女都受到父母的疼爱，都公平地接受教育，共同参政议政，平等地就业。

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出发必然要全面推进男女平等。一是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真正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要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在社会上进行广泛的宣传，作为公民教育的内容，深入到每一个公民的内心和意识，并成为指导人们日常行为的基本原则；各级领导机关应带头增强国策的法律意识，将男女平等意识纳入制定和实施法律、政策、规划。以保证女性能和男性一样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家庭等领域平等参与和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二是建立健全促进男女平等受教育的社会机制。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提高人口素质，根本在教育。因此，各级政府在从战略发展的高度认识教育优先发展地位的同时，也应深刻认识男女两性平等享受教育权的重要性。

三是要积极发展教育，努力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男女之间占有教育资源的差距，提高妇女受教育水平，从而推动女性靠自身的高素质去争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各领域内的平等地位。

四是提高女性参政水平，切实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和谐社会的政治需要女性的有效参与，要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就必须自觉采取措施提高女性参政水平。

五是实施女性素质工程，促进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广大妇女要树立起自我意识、成就意识、成才意识、竞争意识，不仅仅把参与社会作为解决自身生存的问题，而且要把参与社会作为人生不断发展，实

现自我价值的舞台。

六是多重角色互换，巧奏家庭和谐曲。作为现代女性，那种“成就你，牺牲我” 的做法，不再是“贤妻良母”的必然选择，女性在家庭中也是“半边天”，是丈夫的 知己、情人和伴侣，与丈夫齐头并进。

第五篇：男女平等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男女平等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赵丽敏

世界由男人和女人共同组成，男人和女人共同缔造了世界，然而历史和社会却赋予了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命运，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就象一个偏坠的天平，男人高高在上，女人低低在下，在历史的长河中演绎着所谓应当有的命运。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妇女地位逐步提高，国际社会不再把男女平等看作是女权问题，而是人权问题、发展问题。中国妇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妇女成了“半边天”，有了地位和位置，可见男女平等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一、男女平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妇女解放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男女平等成为国家的宪法原则，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法律和政策保障。早在1947年，解放区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提出了男女平等。1950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1951年颁布的《土地改法》《劳动保障条例》，1954年颁布的《选举法》分别对妇女与男性的婚姻和家庭平等地位、土地所有权、劳动保护和政治权利

1等都做出过明确规定，1954年我国制定《宪法》，男女平等作为旗帜写在宪法之中。

进入9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都使推动妇女发展进程大大加快。1990年国务院建立了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1995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同年，在北京召开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各国达成共识，形成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确定了提高妇女地位的12个重大关切领域。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并移除实现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和赋予妇女权力的一切障碍。”

我们党和政府以促进男女平等协调发展，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科学把握两发展的实现规律。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江泽民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这是对“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思想的鲜明回应，表明了中国政府与国际妇女运动发展趋势同步前进的主动愿望和坚定决心，标志着我国妇女平等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石。

二、妇女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的人力资源

我国有妇女6.3亿人口，占总人口的48%。毛泽东说“妇

女是一支伟大的人力资源”，邓小平同志指出“党的事业需要妇女群众，妇女解放也只有在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过程中逐步实现”。他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极大地激发了妇女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拓宽了妇女发展的前景。江泽民号召“全党全社会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胡锦涛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是以人为本，最终目的是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多年来，伴随国家社会、家庭对女性人力资源投资的加强，妇女在社会各个领域的生产力得到极大开发，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国家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女生小学、中学、大学生数分别占在校总数的51%、49%、44%。在历届人大代表中，女政协委员，女领导的比例逐年上升，女企业家、女科学家也有相当比例的增长。妇女的就业占总数的48%。同时，妇女的健康状况，也有很大改善，平均寿命73.6岁，高于男性3.8岁。可见，妇女是社会发展重要的人力资源。

三、浅析男女平等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根源

男女平等尽管是基本国策，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原因这个基本国策的贯彻落实仍不到位，阻力很大，远不如其他国策深入人心，在男女平等上仍存在不少问题。

1、社会性别的不平等。这不仅表现在男人和女人在社会家庭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男尊女卑”这种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仍然存在。人们因性别决定社会分工，工资待遇及

行为方式。男性总是比女性得到更多的机会和资源，掌握更多的权力。这种性别歧视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制约着女性的发展，比如，妇女参政比例偏低，女领导很少，往往参加各种会议，女性仅有几人。在农村妇女很难选进村级领导班子等等。

2、社会评价标准的不平等。对于一个男性来说，把工作干好，家务什么不干也是一个好男人。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仅仅如此还不够，她还必须在家相夫教子，承担大部分家务，才算是一个好女人，使妇女的人生负荷大大超出男性。

3、社会参与上的不平等。从全国来看，妇女参政比率偏低。就农村而言，在村两委班子换届时，没有刚性的性别规定外，妇女基本选不进来。在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如何使妇女参政既实现数量保障又逐渐提高参政水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

4、就业及文化教育的不平等。从就业看，用人单位只招男不招女，或是隐性或是显性，女生就业机会远不如男生，女生失业率也高于男生。而且女生从业多是工资收入低，技术含量低，工作环境差等职业。从教育状况看，近几年来女生入学率几乎达到100%，但高等教育女生入学率远远低于男生。农村妇女文化水平低，据统计农村妇女初中以上文化仅为41.2%,不仅低于农村男性21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值也低了9.5个百分点。

在男女平等上存在问题，阻碍了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是建设和谐社会要引起注意和必须解决的，两性的和谐是和谐社会之本。

三、浅谈推进男女平等和谐发展的建议

1、要继续更加深入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在人的观念没有彻底转变和文化水平法律知识没有上升到一定高度的社会背景下，党和政府的决策法规、各种规章制度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2、政府要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政府在某些方面应当放宽对女性的选择和任用标准，给更多的妇女提供机会，提高妇女社会参与率，提高女生高等教育入学率。

3、妇女的自身素质要提高。广大妇女要发扬“四自”精神，从自身崛起，只有具备相应的文化素质与能力，才能与男性抗衡，才能胜任和适应社会需要。

4、妇女发展离不开妇联组织。妇联作为党联系广大妇女的桥梁和纽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妇联组织积极地向广大妇女宣传政策、法规，引导和服务于广大妇女，为妇女提供培训就业的机会，提供精神和生活等方面的服务，向国家各级政府推荐女干部等等，是妇女发展强有力的组织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