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视域中的少数民族英语教育探析5篇

第一篇：文化生态视域中的少数民族英语教育探析

文化生态视域中的少数民族英语教育探析

贵阳学院大外部张柏兰（贵州贵阳550005）

内容摘要：本文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对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生态体系、英语教育的文化生态失衡以及少数民族地区英语教育的文化生态发展进行了探讨，提出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英语教育及文化生态环境建设，以促进少数民族英语教育文化生态平衡发展。

关键词：文化生态英语教育少数民族生态平衡

一、引言

生态学是德国动物学家赫克尔1866年在《有机体普通生态学》中首先提出的，它表示生物体同其周围有机或无机环境之间的关系。语言生态学、文化生态学都是借鉴于生物生态学发展而来的，文化生态学主张从人、自然、社会和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及发展的规律，它主要分析和研究各种文化生态环境生态因子对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以及文化对生态环境的反作用。文化生态学体现的是一种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念，追求文化与环境的和谐，并追求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外语教育的文化生态是以生态学的理论观点对外语教育进行的综观和整合性研究。其文化生态系统大致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教育为中心，综合外部教育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组成的单个的或复合的教育生态系统；二是以单个学校或某一个教育层次为中心构成的，反映教育体系内部的相互关系；三是以学生的个体发展为主线、研究外部环境组成的系统。”（胡庚申，2009）对于少数民族的英语教育而言，它还直接受本民族特有的语言、文化和思维方式等文化生态系统诸多方面的影响，所以具有其特有的外语教育的特点和规律。

二、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生态体系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传统文化。每个民族与其自身的文化特 是紧密相联的，一个民族固有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使它与其他民族区分开来。语言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既能反映民族文化的特征，又折射出民族文化的发展。因此，要发展少数民族的英语教育必定要了解其独特的文化生态体系。

1.少数民族特有的语言文字

我国少数民族绝大多数都有自己的语言，在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和满族使用汉语外，其余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其中藏、蒙、维吾尔等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各少数民族间语言之间差异较大。对于少数民族来说，除本族语为自己的母语外，汉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而英语则成为第三语言。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特性，它们所依赖的生态环境也各自不同，对生态环境都有特定的要求。同样，人的语言习得和语言运用水平的提高，依赖于一定的文化生态环境，否则人们要获得语言能力是不可能的。

2.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习俗

习俗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中发展和沿袭下来的，是一种文化形态的 象征和体现，因此习俗带有明显的民族特点。中国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形成受到生态环境、社会关系、历史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具有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表现在衣食住行、婚葬、礼仪、节日、信仰等特有的文化习俗，带有明显的民族特点。

3.少数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

少数民族长期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以及传统的生活、生产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从而形成独特的思维方式。由于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比较落后，封闭和半封闭的自然环境仍还未改变，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仍停留在落后的水平。其突出的表现是思维方式的封闭性，如以农耕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地域民族文化里，人们敬重土地，而以游牧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地域民族文化中，人们则敬畏大自然，以维护人类

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为准则。单一性、直线性则成为少数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

三、少数民族英语教育的文化生态失衡

1.课程文化生态失衡

课程与文化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一方面，文化造就了课程，它作为课程的母体决定 课程的文化品性，并为课程设定了基本的逻辑规则和范畴来源。另一方面，课程又精炼文化。它作为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为文化的增值与创新提供了核心机制。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课程其实可以看作是一个动态的文化过程，它在传递文化的同时，也创造文化。《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指出，大学英语教学要“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流为主要内容”，为此，外语教育界强烈呼吁在外语教学中要加强外语所依附的文化教学。然而，我们却在外语教学中过度关注西方文化，出现忽视中国的本土文化的现象。

2.少数民族英语教育内部结构的失衡

少数民族英语教育内部结构文化生态的失衡现象主要表现在教育体制和教学观念上。民族地区的英语师资不但在数量上严重缺乏，而且在师资结构上也存在问题。国内专门为民族地区培养英语教师师资的院校极少，而且民族地区英语教师大部分只是专科，他们绝大多数对所教民族学生的母语结构及其文化不太了解，难以对民族生学习英语的特点具有针对性。此外，民族地区英语课程的设置及教材的使用欠合理。有的学校并未考虑到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的特点，给少数民族学生开设的课程及选用的教材与汉族学生一样，采取与汉族学生相同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从而抹杀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3.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和英美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

少数民族学生从中学升入大学，从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到非少数民族聚居区，从本民族 文化环境到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中，需要一个适应过程。英语教育中语言与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英语教育者既要传递目的语文化，又要了解本族语文化。汉语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与英语所代表的英美文化又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了解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差异成为教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外语过程中，既要接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又要接受英美文化的影响，因而造成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文化冲突现象。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冲突现象严重影响其学习效果。

四、促进少数民族英语教育的文化生态平衡

1.加快普及基础英语教育

要解决少数民族英语教育的文化生态失衡问题，首先在观念上要充分认识到加强英语教育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在少数民族地区加快普及基础英语教育，尤其是在西部偏远贫困农村的少数民族中小学应开设英语课程，使每一位学生都能享受到接受英语教育的平等机会和权利。其次，要根据地域差异和族群语言文化差异，因地制宜地编写适合各少数民族学生的教材，制定不同的课程大纲与教学方案。同时要改变传统的教育体制和教学模式，遵循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采取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少数民族的英语教学除了汉语文化背景下的英语教学，还应包括少数民族语言背景下的外语教学及多语言背景下的英语教学，应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英语教育的投入和政策的倾斜力度。

2.有针对性地开展三语教育

民族地区开展三语教育是民族文化保留和传承的重要手段，也是民族经济发展和民族振 兴，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需要。在民族地区开展三语教育，其实质是发展民族地区的多元文化教育。其中包含本民族文化背景的学生接受其他文化的教育，也包含学习者在两种及几种文化的共同作用下接受的教育。我们培养的少数民族学生不仅要具备本民族的语言文化背景知识，还要有扎实的英语和汉语基本功，以致完成英语学习过程中的三重语言文化的转化，有的放矢地解决英语理解和表达上的困难。因此，我们要有针对性地对少数民族学生开展三语教育，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宽容性，有针对性地开设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其他

国家文化的英语课程。

3.更新培养观念，建立具备良好文化素养的英语教师队伍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要注重文化知识的导入，使学生不仅学会语言和了解英美国家的文化，还要帮助学生克服在学习时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引起的理解障碍和克服语用失误，注意到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异族文化与本族文化的敏感度与意识。同时，教师应选择合适的文化方面的内容，结合课文介绍讲解有关背景知识，适当地把目的语文化与母语文化作对比，将英美文化及少数民族文化介绍给学生。加强英语远程教育工程建设，利用网络进行英语学习信息交流和文化信息交流。加强民族地区英语师资的培训力度，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从少数民族中多培养自己的教师。

4.依托英语第二课堂，营造大学少数民族文化氛围

英语第二课堂活动则指学校在常规的授课教学活动以外为学生营造的接触英语、学习英 语和使用英语的环境和活动，是整个英语教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王绍钦，2000）。它与英语第一课堂教学相辅相成以顺应英语素质教育要求。

为营造大学少数民族文化氛围，提高学生对民族文化的参与和热忱度，民族地区高校在开展英语第二课堂活动时，可以拓展其活动内容，合理有效地融入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如可举办“少数民族文化英语大赛”，要求参赛选手在定题演讲和才艺表演中都要体现少数民族特色。这样既能加深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也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五、结语

文化生态环境对英语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起着制约作用，同时英语教育生态系统的各组成部分又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英语教育的文化生态建设与发展，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少数民族英语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持少数民族地区和谐、平衡、健康的文化生态，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英语教育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和经济和各项事业的稳定与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Baker, Mona, In Other Words: A Course Book on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2.2.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翻译生态体系[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2009年第4期.3.刘雪莲.中国少数民族外语教育的文化生态环境[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2008第6期.4.腾星.《族群、文化与教育》, 民族出版社, 2002.5.王绍钦.对第二课堂活动定位的思考[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0(6).6.乌力吉.少数民族三语教育的纵横解读[J].贵州民族研究, 2005年第4期.作者简介：张柏兰（1980.11），女，苗族，贵州福泉人，贵阳学院大外部教师，职称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对比语言学。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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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第四次教育革命视域中的智慧教育生态构建

第四次教育革命视域中的智慧教育生态构建

本文由《远程教育杂志》杂志授权发布作者：钟晓流、宋述强、胡敏、杨现民、李海霞摘要随着人类社会由工业时代步入信息时代，在教育领域，信息技术及其广泛应用正在引发人类历史上教育的第四次革命。与以往历次革命一样，第四次教育革命也将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经历过以程序教学、广播电视教育和多媒体教学等为代表的电化教育阶段以及以计算机辅助教学、网络教育和数字校园等为代表的数字教育阶段之后，第四次教育革命正在向智慧教育阶段演变。智慧教育是基于移动互联与应用、物联网、云计算与服务、大数据分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而构建的新型教育生态系统，包括基础支撑系统、智慧教育环境、智慧教育资源、智慧教育管理、智慧教育服务等子系统。智慧教育既是第四次教育革命的最新发展态势，也是这场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关键词：教育革命；智慧教育；微课；MOOC；智慧校园；大数据；翻转课堂；创客；创客教育；互联网+教育起源于原始人类在渔猎过程中无意识的劳动模仿。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原始人类逐渐开始有意识地把劳动技能和生活经验通过言传身教、口耳相传等形式传授给下一代。回顾人类教育的发展史，社会形态的更替和媒介技术的发展，一直是推动教育产生变革的根本性力量。按照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为标准进行划分，人类社会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四种形态。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经经过三教育的革命。随着人类社会由工业时代步入信息时代，在教育领域，信息技术及其广泛应用正在引发人类历史上教育的第四次革命。

一、人类社会的历次教育革命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教育革命发生在原始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过渡期。这次革命的标志是文字和学校的出现。一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和最早的学校是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和”泥版书屋”。文字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和最早的学校都出现在夏商。《汉书?儒林传》说：”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这里”校”、”庠”、”序”就是那时学校的名称。学校是专门进行教育的场所，伴随着学校的出现，教育才变成了有计划、有组织地活动，同时也出现了专职的教育人员。

人类历史上第二次教育革命发生在农业社会。这次教育革命的标志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造纸术的国家，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纸张出现在西汉时期。到了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我国唐朝初年就有了雕版印刷术，《金刚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明确时间记载的雕版印刷品。北宋时期毕升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术。在欧洲艺复兴前期，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出现，有利于书籍的出版和知识的传播，由此带来了人类教育史上第二次革命。

人类历史上第三次教育革命发生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期。这次革命的标志是班级授课制的出现。班级授课制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欧洲，并在17世纪乌克兰的兄弟会学校逐渐兴起。1632年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出版了《大教学论》，自此影响深远的系统化班级授课制理论开始形成。班级授课制把学生按照年龄和接受教育的程度编成了相对固定的班级，由教师对同一班级的全体学生进行内容和进度相同的教学。班级授课制可以大规模地进行教学，扩大了个体教师的教学能量，有助于提高教学效率。这满足了工业大生产对人才的大量需求，也保证了知识传授上的系统性和连续性。

人类历史上第四次教育革命发生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期。由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引发教育系统的全面变革：教学对象由”数字移民”变为”数字原住民”；教学环境由线下的教室课堂变为线下线上融合的020环境；教学资源由纸质的教材课本和辅导材料变为广泛的在线学习资源；教学模式由课堂中以教师为中心的单向知识传递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混合式教学和翻转课堂等。与历次革命一样，第四次教育革命也是一个变革教与学的漫长过程。

二、第四次教育革命的趋势及热点

第四次教育革命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ENIAC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诞生为人类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在经历过以程序教学、广播电视教育和多媒体教学等为代表的电化教育阶段以及以计算机辅助教学、网络教育和数字校园等为代表的数字教育阶段后，第四次教育革命正在向智慧教育阶段演变。智慧教育是第四次教育革命的未来趋势，当前主要有如下热点：

（一）微课

微课具有“微课件”和“微课程”两层含义：从资源的角度看，微课是“微课件”的缩写，是以阐释某一知识点为目标，以短小精悍的在线视频为表现形式，以学习或教学应用为目的的在线教学视频[1]；从课程的角度看，微课是“微课程”的缩写，是以微型教学视频为主要载体，针对某个学科知识点（如重点、难点、疑点、考点等）或教学环节（如学习活动、主题、实验、任务）而设开发的一种情景化、支持多种学习方式的新型在线网络视频课程[2]。本文倾向于将微课视为“短”、“小”、“精”、“撼”的在教学视频：“短”是指每段视频的播放时间短，一般不会超过20分钟，以10分钟左右宜；“小”指为了兼顾呈现效果和下载播放的速度，视频文件的大小一般不会超过百兆，以十到几十兆宜；“精”是指选题相对聚焦，教学设计精心，视频制作精湛，每段视频都包含了较为独立完整的知识内容；“撼”指视频具有震撼性的视听效果，能够打动学习者并提供良好的学习体验。微课能很好地满足学习者自定步调的个性化学习，既可查缺补漏又能强化巩固知识，是课堂学习的重要补充。

（二）慕课（MOOC）

慕课（M00C）是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的简称，暴课浪潮是全开放教育资源运动（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0ER）的最新动态。慕课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诞生于2008年加拿大曼尼托巴（Manitoba）大学开设的“联通主义与联通的知识（Connectivism & Connective Knowledge）”课程。这门课程由乔治·西蒙斯（George Siemens）和斯蒂芬·唐斯（Stephen Downes）设计和组织。课程有25名付费注册学生和2300多名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免费在线学生。学生可以通过RSS订阅课程内容，通过课程管理系统Moodle和第二人生（Second Life）参与课程学习以及参加同步在线会议等。课程的两位注册学生布赖恩·亚历山大（Bryan Alexander）和戴夫·科米尔（Dave Cormier）创造了M00C这个术语来描述这种大规模在线开放的课程形式。2012年，由美国顶尖大学发起并由商业力量推动的M00C网站Udacity、Coursera、edX相继上线，引发了全球教育领域的广泛关注。《纽约时报》更是把2012年称为“M00C之年（The Year of the M00C）”[3]。2013年5月，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相继宣布加入edX，7月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先后加入Coursera。2013年10月，清华大学基于edX开放源代码研发的中文在线教育平台“学堂在线”投人运营。2014年4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自主研发的中文慕课平台“好大学在线”上线发布。2014年5月8日，由爱课程网和网易公司联合建设的“中国大学M00C”平台开通上线。2015年2月，由北京大学与阿里巴巴集团联合打造的“华文慕课”上线发布。慕课有助于优质教育资源的广泛共享，能够促进教育公平和学习型社会建设，有利于国际化和信息化的教育生态的形成。基于慕课，学习者可以进行自主学习，教师可以开展翻转课堂教学，而基于慕课平台记录的学习大数据及其分析有助于客观科学地评价教学过程。

（三）智慧校园

智慧校园是由数字校园发展而来，是移动互联、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校园环境与功能业务的深度融合的必然产物。黄荣怀教授等认为，智慧校园是指一种以面向师生个性化服务为理念，能全面感知物理环境，识别学习者个体特征和学习情境，提供无缝互通的网络通信，有效支持教学过程分析、评价和智能决策的开放教育教学环境和便利舒适的生活环境。智慧校园具有环境全面感知、网络无缝互通、海量数据支撑、开放学习环境、师生个性服务等特征[4]。胡钦太教授等认为，智慧校园的内涵可以用“以人为本、深度融合”进行表述，智慧校园的特征包括感知与预测、多业务网络、平台资源整合、智慧决策、开放学习环境、环境融合等，智慧校园的主要技术包括物联网与环境感知、移动互联与移动应用、基于云平台的教育资源整合与组织、社交网络与学习协作、大数据与数据挖掘、智慧课堂与未来教室等[5]。

（四）教育大数据

大数据是指数据量极大，以至于无法使用常规数据软件进行获取、存储、管理和分析的数据。国际数据公司（IDC）认为，大数据是符合4V特征的数据集，即海量的数据规模（Volume）、快速的数据流转和动态的数据体系（Velocity）、多样的数据类型（Variety）、巨大的数据价值（Value）。教育大数据和学习分析是大数据技术在教育和学习领域的应用，其目的在于通过测量、收集、分析和报告有关学习及其学习情景的数据集，以理解和优化学习及其发生情景。“数据驱动学校，分析变革教育”的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利用教育数据挖掘技术和学习分析技术，构建教育相关模型，探索教育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为教育教学决策提供有效支持将成为未来智慧教育的发展趋势[6]。

（五）翻转课堂

课堂是在信息化环境中，教师提供以教学视频为主要形式的学习资源，学生在上课前完成对教学视频等学习资源的观看学习，师生在课堂上一起完成作业答疑、协作探究和互动交流等活动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7]。首先，从教学流程的角度看，翻转课堂颠覆了“教师讲授+学生作业”的教学过程，知识内化由课外到课内。其次，从师生角色的角度看，教师由“演员”变为教学活动的“导演”和学生身边的“教练”，学生由“观众”变为积极主动的参与者。再次，从教学资源的角度看，短小精悍的教学视频（也称“微课”）是翻转课堂教学资源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最后，从教学环境的角度看，翻转课堂通过学习管理系统（LMS）整合线下课堂与网络空间，形成020环境。

（六）创客运动

创客一词源于英文单词Maker或Hacker，指那些乐于动手实践和分享交流，努力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的人或群体。《连线》杂志前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Anderson）[8]将创客描述为：“首先，他们使用数字工具，在屏幕上设计，越来越多地用桌面制造机器、制造产品；其次，他们是互联网一代，所以本能地通过网络分享成果，通过互联网文化与合作引入制造过程，他们联手创造着DIY的未来，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创客运动（Maker Movement）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创客理念和创客精神的时代潮流，其中包括了开放分享的精神、动手实践的习惯，以及对技术的极致钻研和对自由的不懈追求等。创客教育强调行动、分享与合作，并注重与新科技手段结合，逐渐发展为跨学科创新力培养的新途径。在创客教育中，学生被看作是知识的创作者而不是消费者，学校正从知识传授的中心转变成以实践应用和创造为中心的场所[9]。过去教材是学生的世界，今天世界是学生的教材[10]。创客运动正在创造一种教育文化，鼓励学生参与其中并针对现实世界的问题探索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透过微课、慕课、智慧校园、教育大数据、翻转课堂和创客运动，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第四次教育革命所带来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的变化，即基于班级授课制，以教师为中心、教材为中心、教室为中心的知识传授模式逐步让位于基于广泛学习资源，以学生为中心、问题为中心、活动为中心的能力培养模式。这种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的变化才是第四次教育革命浪潮中智慧教育的实质与核心。

三、智慧教育的概念特征

智慧教育的思想由来已久，并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印度著名的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在其专著《一生的学习》中阐述了自己的教育观。他认为，教育并非只是获取知识，聚集事实，将之编集汇合；真正的教育应该充满爱、自由和智慧，真正关注“人”，把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而明白其中的意义。教育的价值在于帮助受教育者认识自我、消除恐惧和唤醒智慧。每个人的智慧都是与生俱来的，但是智慧如果未经觉解，将永远处于沉睡状态。而通过真正的教育，智慧已经处于觉醒状态的教育者将通过启发、诱导，来点燃受教育者的智慧[11]。享誉海外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总结其一生的道德、学问和事业，提出了大成智慧学。

“大成智慧”的特点是沉浸在广阔的信息空间里所形成的网络智慧（Wisdom in Cyberspace），是在知识爆炸、信息如潮的时代里所需要的新型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体系。大成智慧学 指导下的智慧教育内涵包括：打通学科界限，重视通才培养；掌握人类知识体系；实现人机结合，优势互补；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大成智慧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大批顶尖的创新型人才，服务于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对教育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12]。

今天，随着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日益深入，受智慧地球、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校园等提法的影响，智慧教育也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关注。祝智庭教授等[13]认为，智慧教育是当代教育信息化的新境界、新诉求。智慧教育指信息 技术支持下为发展学生智慧能力的教育，旨在利用适当的信息技术构建智慧学习环境（技术创新）、运用智慧教学法（方法）、促进学习者开展智慧学习（实践创新），从而培养具有良好的价值取向、较高的思维品质和较强施为能力的智慧型人才（人才观变革，要培养善于学习、善于协作、善于沟通、善于研判、善于创意、善于解决复杂问题的智慧型人才），落实智慧教育理念（理念创新），深化和提升信息时代、知识时代和数字时代的素质教育[14]。

杨现民[15]则认为，智慧教育是依托物联网、云计算、无线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所打造的物联化、智能化、感知化、泛在化的教育信息生态系统，是数字教育的高级发展阶段，旨在提升现有数字教育系统的智慧化水平，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主流业务的深度融合（智慧教学、智慧管理、智慧评价、智慧科研和智慧服务），促进教育利相关者（学生、教师、家长、管理者、社会公众等）的智慧养成与可持续发展。基于前述观点，本文认为从哲学的角度看，智慧教育是通过具有智慧的教育活动或教育形式，培养和激发学习者自身智慧的教育实践过程。通过一系列直至人性思维的帮助程序，智慧教育帮助人类排除干扰、放开心态、开拖思维 和创造性思维。从技术角度，智慧教育是依托移动互联与应用、物联网、云计算、数据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所打造的泛在化、感知化、一体化、智能化的新型教育生态系统。通过实现教育环境的智慧化、教育资源的智慧化、教育管理的智慧化，最终为教育活动所涉及到的各类主体（学生、教师、管理者、家长、社会公众等）提供智慧化的教育服务。

智慧教育的功能特征可以概括为3A+W，即与教育相关的任何人（Anyone）借助互联网，在任何时间（Anytime）、任何地点（Anywhere）都可以获取所需要的教育资源或教育服务（What）。智慧教育的技术特征可以概括为5I，即信息化（Informatization）、网络化（Internet）、全交互（Interactive）、智能化（Intelligent）、—体化（Intergration）。

四、智慧教育的体系结构

从体系结构上看，智慧教育是一个复杂的集成性大平台，包括五个系统，分别是基础支撑系统、智慧环境系统、智慧资源系统、智慧管理系统和智慧服务系统，具体如图1所示。

（一）基础支撑系统

基础支撑系统是智慧教育平台建设与运行的基础，既要为上层的智慧教育环境、智慧教育资源、智慧教育管理和智慧教育服务等系统提供统一门户、统一身份认证、统一接口和统一数据中心等基础支持服务，同时又要通过标准的接口规范与智慧城市中的其他智慧系统（能源、医疗、交通、物流等）共享基础数据。

（二）智慧教育环境

智慧教育环境为智慧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空间和场所，由物理环境、虚拟环境和混合环境组成，包括智慧校园、智慧云课堂和智慧教室等应用场景。物联网、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简称RFID）、人体识别系统（Human Recognition System，简称HRS）、情景感知（Context Awareness）等技术为物理环境的智慧化提供了技术基础；移动互联与移动应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为虚拟环境的智慧化提供了技术基础。

（三）智慧教育资源

智慧教育资源系统是在现有各种教育资源业务系统已有功能基础上，增加体现教育智慧性的新功能，以实现教育资源的智慧化管理。教育资源的智慧提升主要体现在更方便的资源转换和分类编目、更充分的聚合策展、更深入的社群互动、更个性化的推送和更加可持续的发展等方面。

（四）智慧教育管理

智慧教育管理是在现有的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基础上，通过统一规范，数据共享，在大数据分析和可视化技术的支持下，逐步将现有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升级成为包括务管理、动态监测、教育监管与决策等功能的智慧化教育管理系统。智慧教育管理系统主要包括教育可视 化管控、教育智能决策支持、教育安全预警以及教育远程督导四个子系统。

（五）智慧教育服务

智慧教育服务包括运维云服务和业务云服务两个子系统。运维云服务系统为智慧教育平台中各种教育业务系统和教育环境提供运行维护保障服务，主要提供设备智能管理服务、智能监测与排除服务以及运维培训服务等。业务云服务子系统为智慧教育活动所涉及到的各类主体（学生、教师、管理者、家长、社会公众等）提供智慧化的教育服务。

五、智慧教育的技术特征 智慧教育的核心技术特征体现在六个方面（如图2所示）：智能感知（情境感知）、无缝连接、全向交互、智能管控、集群推送（推需推送）、智能视窗（可视化）[16]。智能感知包括，在实现远程控制、管理、分析、决策中是很重要的，它是基于互联网才能实现的。智能控制又叫基于互联网的智能化控制，它的职能是对系统、设备、平台进行操作、纠错。智能管理是行政决策机构或者服务机构对直属范围内的职责进行管理，包括智能化互动反馈、智能分析。智能分析是数据汇集了之后进行智能挖掘、智能分析，提供决策的依据，智能感知是位于最底层的，最终体现是在智能视窗上。

（一）智能感知

智能感知是智慧教育的技术底层，依据感知数据自适应地为用户提供推送式服务。通过装置在各类物体上的射频识别电子标签（RFID）、二维码、红外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可穿戴设备等组成的智能传器，经过接口与无线通信网络、因特网互联，以实现人与物、物与物相互间智能化地获取、传输与处理信息。智能感知的对象包括设备运行、教学环境以及学习者的状态等。

（二）无缝连接

无缝连接是智慧教育的技术特征。无缝连接的具体体现为：在跨级、跨域教育服务平台之间实现数据共享和系统集成；通过增强现实等技术实现物理环境与虚拟环境的无缝融合；支持多终端设备无缝连接到各种教育信息系统，获取学习资源与服务；学习者的多个学习终端之间实现数据同步、无缝切换，学习过程实现无缝迁移；为特定学习情景建立学习社群，为学习者有效连接和利用学习社群提供支持。

（三）全向交互

教与学活动的本质是交互，智慧教育系统支持全方位的交互，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人与物之间的交互以及物与物之间的交互。全向交互的具体体现如下：自动记录教与学互动的全过程，为智慧教育管理与决策提供数据支持；通过语音、手势等更加自然的操作方式与媒体、系统进行交互；实现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随时随地的互动交流，促使深层学习发生。

（四）智能管控

智能管控基于标准协议，实现信令互通，进而实现对环境、资源、管理和服务的智能管控。具体包括感知物理场所的环境，依据教与学的实际需求，动态调节声、光、电、温度、等环境指标；记录和汇聚各类数据，进行挖掘分析，为数据共享和业务流程的升级提供决策依据；基于采集到的数据和分析结果，辅助管理者 准确地诊断和解决问题；基于智能诊断和分析的结果，科学调度教育资源、调整教育机构布局、分配教育经费等。

（五）集群推送 利用集群技术可以在付出较低成本的情况下获得在性能、可靠性、灵活性方面相对较高的收益，任务调度则是集群系统中的核心技术。按需推送是智慧教育的另一重要技术特征，具体体现如下：根据用户的学习偏好和学习需求，个性化推送学习资源或信息；按需推送活动：根据用户的现有基础、学习偏好以及学习目的，适时推送学习服务（解决疑问、提供指导等）；根据用户学习过程记录，适应性推送用户学习所需 的各种认知工具；根据用户的兴趣、偏好、学习的内容等，适应性推送学伴、教师、专家等人脉资源。

（六）智能视窗

可视化是信息时代数据处理与显示的必然趋势。智能视窗是智慧教育观摩、巡视、监控、管理的用户可视化界面，其技术功能主体现为：通过图形界面，清晰、直观、全面地呈现各类教育统计数据；通过视窗可以监看智慧教育应用系统的运行状态，为用户提供最优化的系统建议，从达到最佳的节能效果；提供具有良好体验的操作界面，以可视化的方式操作教育设备和应用系统，体现使用的方便性和管理的灵活性。

六、智慧教育生态的构建

智慧教育既是第四次教育革命的最新发展态势，也是这场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新兴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持续深度融合，正引发教育理念、教学模式、教育评价、教育制度等的全面创新与层次变革。同时，智慧教育生态的构建也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构建和可持续发展有赖于政府部门、行业企业、研究机构、一线学校等多方力量的协同参与。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制定好上中下相衔接的智慧教育推进策略和实施方案，建立有效的协同机制，做好智慧教育的顶层设计，完善教育信息化的基础支撑平台，建设智慧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明确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智慧教育要在统一规划和总体设计的基础上，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逐步推进。

行业企业在智慧教育生态系统的构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行业企业要找准本企业在智慧教育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面向智慧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和未来趋势，结合企业的特长和优势开展研发工作，为智慧教育提供多样化的、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同时要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之间的关系。

研究机构要发挥智慧教育建设智囊的作用，围娆国际动态、教育政策、发展策略、关键技术、运营模式等方面组织专题专项研究，定期发表研究报告。发挥专家专业的优势，向政府部门、行业企业和一线学校提供智慧教育的咨询服务。接受委托对重点项目的完成和运行情况进行跟踪研究，参与智慧教育发展水平的评估工作。

一线学校要积极应用，提升学校教育信息化软硬件系统的智慧化水平，探索智慧教育情境中的教育教学创新模式与典型案例。制定有效的激励措施和评价体系，鼓励广大教师、学生、管理人园参与到智慧教育环境、智慧教育资源、智慧教育管理和智慧教育服务的应用和建设中来。总之，智慧教育有助于面向全社会不同群体提供智慧型和个性化的环境、资源和服务，有助于国家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升级发展，有助建设实现学习型社会。智慧教育生态的构建要充分发挥政府部门、行业企业、研究机构、一线学校的作用，共同完善智慧教育生态圈。

七、结语

智慧教育是第四次教育革命的最新发展态势，也是教育信息化建设在“互联网+”时代的必然选择。如果说微课是智慧教育的教学资源，慕课和智慧校园是教学环境，教育大数据是智慧管理的依据，翻转课堂是创新的教学方法论，那么创客则是智慧教育要培养的目标主体。我们期待通过智慧教育生态的构建，能够实现3A+W的目标，即在互联网能够延伸和覆盖的范围内，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3A，Anyone、Anytime、Anywhere）都能得到所需要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服务（W即What，既表示资源，也表示服务）。作者简介：钟晓流，清华大学信息化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智慧教育教育技术行业标准；宋述强，清华大学信息化技术中心工程师，硕士，研究方向为信息化教学环境与教学活动设计；胡敏，南昌工程学院副校长、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水力机械及其自动化装置设计与制造；杨现民，江苏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智慧教育理论与实践；、李海霞，清华大学信息化 心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信息化教学环境与教师教育技术培训。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4BKS097）的阶段性成果。转载自：《远程教育杂志》2015年第4期／总第229期排版、插图来自公众号：MOOC（微信号：openonline）

第三篇：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与森林资源管理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与

森林资源管理

摘 要：我国少数民族有大量保护生态环境和森林资源的传统观念、法制、规定和习俗。这些内容是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生态保护特征，反映了我国少数民族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进行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情况，同时也体现了文化对森林资源保护和经营管理的影响和作用。该文从文化推动社会发展的视角出发，对我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及其与森林资源管理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提出挖掘和借鉴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促进我国林业建设，是林业工作者的紧迫任务之一。

关键词：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森林资源管理

一、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在多层面上的体现

（一）精神层面——以藏族的自然观与神山崇拜为例

在远古时期，藏族先民在适应高寒缺氧的严酷生存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本教，其中就包含有神山崇拜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意识。佛教传入藏族后，其行善、惜生、因果轮回等观念与原始宗教信仰相结合，就形成了以神山崇拜为核心的生态保护文化。其主体观念是“万物一体，众生平等，崇敬自然，尊重生命”。藏族人民认为“宇宙一切生物与非生物的环境都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其中一切因素都处于相互依存、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因果关系网中。……大自然有自己的生命权利与生存功能，作为人类，应该尊重自然界的生命权，顺从自然生存的规律。……一切生物生于此时此地，都有其生存权，人类只有保护的义务而无损伤侵犯的权利。”[1]在这种自然观的作用下，藏族人民以神山为单位，自发地、自觉地保护着山中的森林、草场、动物、河流、山石等自然物，以极少的物质所取维持着生存。

（二）制度层面——以蒙古族习惯法和 “成吉思汗大扎撒”为例

蒙古族是游牧民族。其自然保护法制传统渊源于公元前3世纪，迄今已有2000余年历史。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蒙古族人在蒙古族法制的习惯法时代就非常重视对草原的保护。蒙古族人的习惯法（蒙语称“约孙”）中把生态保护纳入了法制的轨道，其内容包括保护草原、牧场，保护水资源，保护野生动物，保护树木、森林，节约血液食物资源。13世纪初，成吉思汗在确立自己的立国安邦政策时，颁布实施了一部综合性法典，即著名的大扎撒，把世代沿袭的自然保护习俗提升为国家根本大法。之后，大扎撒的自然保护传统在蒙古各汗统治时期颁布的法律法规中得到了继承，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2]。

（三）习俗层面——以白族的封山、植树俗规与本主崇拜为例

白族开发利用森林资源有久远的历史，同时养成了植树护林、保护环境的优良传统，形成了自己的环境保护文化习俗，主要内容是：①定期植树、封山禁伐。相传古代白族人每年都有植树、封山育林的节日，如插柳节、缀彩节、祭山节等，都是集体植树的节日，进入农历七月，各地便相继封山，禁止任何人进山采伐、放牧。②本主崇拜。对生态环境保护，白族人普遍认为人手不如神手，人管不如神管，因而凡是传说中有神“居住”的名山、宝刹和遍布白族村寨的众多本主庙，以及有龙 “居住”的众多龙潭水系，都成了白族地区大大小小的“自然保护区”。③用传统的村规、民约来约束村民，加强森林和水源管护，违者将被处以重罚。例如，把森林分为公山林和家族林两种，各派有护林员常年居住在林区管护，护林员的生活由全村每家付米麦1 L予以维持。为了切实保护好公山，一些乡村立碑以定规。碑的内容都是关于保护山林的禁忌和处罚条款，如金华山麓的公山碑、剑川县沙溪乡石龙树本主庙中的乡规碑[1]。

二、生态文化与森林资源管理的关系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反过来文化对人的活动又产生反作用，且同样表现在文化本身所体现的各个层面上。文化与少数民族森林资源管理的关系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论述。

（一）文化对森林资源管理的作用

1.森林资源保护

1)森林保护 少数民族对保护森林的重要性早已有了认识,瑶族谚语云：“万树千棕，一世不穷”；佤族谚语亦说：“毁了山，破坏了地方”。各少数民族对保护森林形成了许多习俗，其中主要是宗教习俗。在我国西南，许多民族地区都有神林、鬼林和神山，如基诺族代表寨神的神林、傣族的神山等。这些神林和神山上的草木得到了良好的保护。西双版纳傣族的“垄林”在1958年之前有1000多处，总面积约有10万hm，约占全州总面积的5％[3]。２

2)大树保护 水族人对生长在河畔、井边、路旁及村寨门口高大挺拔、粗壮雄伟的古树，如银杏、古榕、巨杉、苍松和倒鳞树等，敬若神明，加以保护。广西隆林的仡佬族通过宗教祭祀来保护神树, 八月十五日过拜树节时，用牛和鸡等祭祀树祖。土家族每年腊月二十九或三十过赶年，都要给房前屋后的果木树喂年饭。

3)树种保护 即对特殊树种的保护。如纳西族神山中的大栗树，不得任意砍伐和践踏，据说只要动它的一片叶子，都会招来莫大的灾难。侗族对樟树、松柏、紫檀木、猴栗木等一律不许砍伐。

4)幼苗保护 在侗族地区，凡是寨子、凉亭、道路边的乔木，特别是常绿乔木，一旦发现幼苗,不论老少，都主动把它保护下来[3]。

2．森林资源培育

1)植树造林 少数民族不仅保护野生森林，而且还积极植树造林，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壮族有谚语说：“荒山变林山,不愁吃和穿”；苗族谚语说：“种树就望树成材,种竹就望竹成林。”在许多民族地区，人工林的比例很大。新中国成立之初，广西金秀大瑶山的森林总面积为42970hm2，其中人造林约14800hm2。其所造之林主要是经济林、水源林等，并且一般都是成片营造的。

2)绿化环境 许多民族有在村寨、路边等处植树的习惯,以营造家园、绿化环境、造福子孙。如傣族在村舍种植芳香的缅桂花和仙人掌类植物；侗族喜在风雨桥附近栽树，供行人纳凉、休息；水族常在桥头、河溪两岸种柏树、榕树或樟树等树木。

3)营造特用林 除营造经济林外，少数民族还有一些造林的特殊习俗。侗族、土家族等民族都有种植“十八女儿杉”的习俗。根据侗族习俗,婴儿出生后,家里人就在坡地上栽100棵杉苗，直到18年后才准砍伐,作为男婚女嫁的费用。土家人若婴儿降生在春季，按照习俗须栽下几株或十多株椿树苗,称为栽“喜树”；婴儿若出生在秋季或冬季；主人就得在当年的冬季或次年的春季补栽喜树。另外，在坟山、墓地植树也蔚然成风。如水族群众有在坟山种植枫树的习惯，他们认为，坟山上树木葱茏可以使风水更好，从而可庇佑后人[4]。

3.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

1)分类管理 哈尼族的传统农业有其完善的生态系统。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懂得了森林与水源、森林与农业的关系。他们将森林划分为7个类型的林区：一为寨神、勐神林区（神居之地），二为公墓、坟山林区,三为村寨防风、防火林区，四为传统经济植物区，五为传统用材林区,六为国境线防火林区，七为轮歇地林区。其中，四、五类林区可以适时封育，定期开放和开发；一、二、三、六类林区具有祭祀、护寨和维护村寨环境等功能；七为恢复区，一般不能进入这几类林区进行伐木和樵采等，违反者将受到严惩。特别是寨神、勐神林区和公墓、坟山林区更是神圣不可侵犯，人畜未经许可一律不准进入，更不准伐树和垦殖。在哈尼族聚居地，这两类林区是历代保存最为完好，至今仍处于原生状态的森林，几乎无人敢犯禁。历代哈尼族人还严禁砍伐溪河两岸和山箐的森林，以保护水源。即使在历史上盛行刀耕火种的哈尼人聚居区，都要在村寨周围预留不少于千亩的风景林，其作用一是防止野火延烧村寨，二是将刀耕火种的轮歇地与村寨分隔开来。凡到过哈尼族村寨的人们，无不为该民族历来对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所形成的独特的梯田风光所陶醉和折服。同时，哈尼族人在历史上就有“立寨植树”、“为子孙种树”的民谚和风俗，凡栽植藤、茶、竹、树者，历来是谁种谁有，永久继承。一般是父辈，甚至祖辈种下的林木，在儿子、孙子成家立业时已成为大宗财富[5]。

2)林粮间作 这是云南僳僳族传统的混农林方式。在长期的实践中，僳僳族意识到农林间作是利用森林的防护效应，实现农业良性发展的有效途径。其传统农林混种模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间作类型：麻栎＋小麦／荞－玉米／水稻／黄豆；竹＋水稻／蔬菜；香果＋玉米／蔬菜／水稻－小麦／蚕豆；棕榈＋玉米－小麦／蚕豆／蔬菜；桤木＋茶／荞／小麦（注：“＋”为同一季节种植,“－”为不同季节种植,“／”为几种作物可以同时种植）[3]。

（二）生态文化对森林经营活动的影响

1.对森林经营活动的约束

文化的约束最明显地体现在制度层面上。制度文化是反映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由人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行为规范、准则和组织形式，是文化体系中最具权威性的因素，规定着文化整体的性质。”[6]约束性是制度的特征，法律则是特殊的制度。因而，文化的约束作用首先体现在法律上。在蒙古族人的习惯法中，包含很多禁止条律和处罚规定，涉及放牧、采猎、生活、环境保护等方方面面。成吉思汗之后的蒙古法律法规继承了习惯法和大扎撒的内容，甚至在很多方面还有所发展和创新。在清朝时期的蒙古喀尔喀三旗法典中就明确、详尽地规定着保护树木、森林的具体内容，包括什么范围内的、什么样的树木（林）不许砍伐——甚至连树枝也不许采摘，砍伐后如何处罚，等等[2]。其次，文化的约束作用也体现在民规、俗规上。在白族的公山碑、乡规碑、村碑上，刻载着很多成文的禁忌，其内容是保护森林等自然资源。

2.对森林经营活动的指向

文化的指向也同样表现在法制和俗规上。事实上，制度的约束性和指向性往往是并存的。蒙古人的法制不仅对不该做什么做出了详尽的规定，同时也对鼓励做什么做出了规定。上述白族关于定期植树和公山林保护的俗规便是最典型的行为指向。不难看出，文化的指向性不仅表现在制度层面，同时也充分表现在精神层面上，前述宗教与对山神的崇拜便包含了充分的指向性。

（三）生态文化对森林经营者——人——的作用

文化的直接作用对象是人。人类历史证明，文化作为人的属性，其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上，即表现在精神文化上。“精神文化是由人类在社会和意识活动中长期育化出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因素构成，是文化整体的核心部分。” [6]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精神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对人产生压倒性的精神统御作用。

1.精神统御的外在形式——宗教、信仰

宗教是精神统御的形式之一。我国很多民族都有各自的宗教信仰，其中以藏族最为突出。藏族是全民信教的民族，其所信奉的宗教为佛教密宗。11—12世纪，藏族著名的热罗多吉扎**（即热罗上师，也称热译师）在全藏境内传法时，每到一处便向该地发放布施、修公房、建茶坊、赈济穷人和朝圣者，“捐资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等，……凡受热罗上师保护的森林、野生动物，谁也不敢砍伐、捕杀……。由于热罗上师造福的功德，各地风调雨顺，森林水草茂盛，五谷丰收，人畜两旺……” [7]可见宗教对藏民族精神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宗教的自然观成为藏民族精神文化的主体观念。在这些观念的强力作用下，藏民族对森林等自然资源的保护是最彻底的。在宗教思想的统御下，藏民族对森林采取了积极保护的态度，其森林经营以森林保护为主，众多的神山形成了众多的森林保护区，神山崇拜便成了藏族保护森林的主要形式。历史发展到今天，神山崇拜已不再是藏族独有的文化了，而是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广为流传。由神山文化衍生出来的拜树、拜石、拜敖包、转山等习俗更是屡见不鲜。

泛神崇拜是精神统御的又一形式。我国很多少数民族都有多神崇拜的文化现象，白族的本主崇拜就是典型的一个。白族的本主是多质的，有山神、龙神、河神，还有很多不同时代的民族英雄被后人奉为本主。这些不同性质的本主成为这个民族的精神寄托，以多种方式统御着族人的精神活动并在多个层面影响着人的行为。白族的本主崇拜是民俗性的，不同于藏族的宗教信仰，主要表现为没有佛教的僧人那样的专职人员从事宗教活动，也没有寺庙那样的专门活动场所，其本主庙更没有佛教寺庙那样雄伟、华丽。族人的信仰活动往往是以家族或村屯为单位，或个人自发地进行。由于对本主的信奉，作为森林经营者的白族人民就形成了“人手不如神手，人管不如神管”的森林经营观念，因而但凡有本主神居住的地方便被划定为大大小小的自然保护区，区内的山、水、林、草、动物均得到良好的保护。这种观念把人对森林资源的利用摆在了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使利用程度和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处于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保持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从而使得该民族能够世世代代在生态良好的环境中生存与繁衍。

在这种精神统御下，全民信教的藏族人民和崇拜本主的白族人民对包括森林在内的自然环境的保护是自发的和自觉的，其民族行为真正体现出“人的群体自觉行为”的文化特征，同时也表现出了“人们自觉地循规蹈矩”的文明特征。

2.精神统御的内在本质——人的内在动力——文化动力

一种文化，在还没有被人所接受和奉行，并最终成为人的自主观念和自觉行为的时候，其对人的作用表现为外在的、强制性的约束和指向；而当它成为人的自主观念和自觉行为之后，文化的作用便发生了质的变化，即成为了人的内在的行为动力。表现为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范式内，人们不约而同地、自觉地、自发地在向该文化范式所规定的方向前进。显然，这种文化作用下的人的内在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从少数民族对森林进行保护的自觉程度上便可明显看出，其文化作用已不是外在的、强制的约束和指向，而是已经变成了一种民族的、人的内在精神力量——文化的动力，也正是这种精神力量推动着民族与社会的前进和发展，规定着民族的社会和文化的特征——对森林及一切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

文化的动力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体现的。从文化的演进过程来看，文化的动力是文化范式发展的终极态势，而人类文化建设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要使文化发展成为人的内在动力，进而使文化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文化与少数民族森林资源管理紧密不可分割。文化在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自然的协调方式（保护森林等自然资源）等多方面，左右着这些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显然，各民族传统的保护生态的意识、行为、习俗，即文化,是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是理性思想的产物，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也适用于现代社会。联合国《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指出：“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未来的竞争将是文化的竞争，文化将在未来21世纪发挥重要的作用，成为21 世纪最核心的话题之一。”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曾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8]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9]由此可见，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境遇中，在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下，深入挖掘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并使之转换成现代文化范式,发挥其新的功能，进而探讨文化对我国现代林业建设的作用以及如何利用文化发展林业、保护森林资源、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将是我国现代林业建设面临的紧迫任务之一。

第四篇：村民自治视域中的新农村政治文化模式构建

村民自治视域中的新农村政治文化模式构建

戴玉琴

摘要:由参与型政治文化、民主型政治文化和法治型政治文化所组成的政治文化模式,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又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政治建设进程的推进。这种政治文化模式,在当下村民自治制度框架中具体体现为村民对自治制度运作规则的适度信任、对村民自治功能的良好心理预期、对民主权利的恰当认知、对民主规则的足够熟悉、对民主价值的广泛认同、对自身政治主体角色的明确认识、对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统一性的全面理解等内容。

关键词:村民自治;政治文化;参与型;民主型;法治型

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是我国民主政治价值在乡村付诸实践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政治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自治就是以村民委员会为依托组织开展的群众自治性活动,其主要内容就是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渠道和形式,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此,与村民自治目标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也必将是参与型、民主型、法治型的政治文化,即在村民自治实践中,每个村民都有管理本村庄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参与热情、责任意识和主人翁精神,在村庄管理中能够自觉突破传统的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伦理规范和基于地缘关系的乡土规范的藩篱,自觉地依法治村、合理治村,并在村庄主体行为的互动中不断提升对村庄政治体系的认同感、信任感等,这些都是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政治建设中民主目标实现的一个重要条件。否则,“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1]。

一、参与型政治文化

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有关政治参与方面的积极的心理反应。就参与型文化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来看,一方面,公民只有形成实际表达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的需要,才会形成政治参与的心理动力;另一方面,公民的政治参与过程,又是民众进一步增强政治认知、积累政治情感、学习民主政治知识的过程。“一个社会仅仅从理性上接受民主并不难,但是要将民主价值结合进公民的人格系统,仅仅有对想象中的民主的欲求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在实际民主制度下的体验和由这种体验而产生的认同。”[2]所以参与型文化与政治参与实际上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村民自治制度作为村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一种尝试,不论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还是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都从国家法律层面上规定了村民政治参与的权利和途径。但这些最终能否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又与村民是否自觉自主地参与村政有着很大的关系。而村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是否自主、自觉,又离不开心理上的相关认知,这正是村民自治运作所需的参与型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

首先,参与型政治文化要求村民具有参与村民自治运作的自主意识、平等意识和对村民自治制度实施效能的理性认识,即这种参与不是响应国家号召型或惧于某种权威的被动型政治参与,而是建立在个体对自身政治权利、政治主体性地位理性思考的基础上有意识的、自觉的、主动性的政治参与。从对我国村民自治制度开展现状的研究可以看出,虽然许多村庄在村委会选举中有着较高的参与率,但村民真正出于对自身政治权利和政治利益认知而有意识参与的却是少数,长期生存于小农经济和小农思想汪洋大海中的村民还没有形成自主地以政治权利和政治利益作为是否参与政治的价值判断。

其次,参与型政治文化要求村民有较高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效能感。这种政治责任感和政治效能感是指一个人参与政治活动的责任意识和对自身政治行为对政治过程有或能有影响的感觉,这是促使村民将政治参与意识提升到实践层面的直接动力机制。当前村民自治过程中,许多不规范的现象已直接影响了村民对自身政治效应和政治能力的主观评价,如有的村庄选举中多数人意志“不算数”,监督中渠道“不具备”,罢免中措施“不得力”;有的村庄村委会职能异化、功能不全,其中一部分已形同虚设,无法真正起到保护农民利益、反映广大村民呼声和要求的作用。如果人们对这些政治结果不满意而又不能以自身行为改变这一结果时,就会出现一种冷漠主义的文化和低效能感的评价;如果这种评价长期处于负数的状态,村民即使有政治参与的愿望也会在多方面权衡比较中选择不参与或不负责任的参与。“只要低效能感仍是文化的磐石,民主的政治体系都不会奏效。惟有当政治文化把臣民变成参与者或公民时,民主的政治运作才能厚植根柢。”[3]

最后,参与型政治文化还要求村民对村民自治的民主价值和规则有相当程度的认同和信任。而这种认同和信任又是建立在村民对村民自治这一制度安排所带来的利益实现认知基础上的。如果乡村政权在组织协调农民行为、保护农民利益方面老是给村民带来心理上的挫折感,必然影响农民对村民自治制度的信任感和认同感,致使农民产生无所依托的心理失落感,这时村民就可能把本该对乡村政权组织的依靠和信任移情到家族身上或村庄强人身上。而如果对血缘的认同高于对村民自治制度安排的认同,村民都以家族利益或派系利益而不是以正义和公理作为决定个人参政态度与行为的评判标准,那么村民自治制度的规则很难推行,民主的价值目标很难实现。目前乡村选举中存在的种种不规范现象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

所以,村民自治制度顺利运行所需的第一个重要政治文化资源就是参与型政治文化,它是建立在村民对村民自治制度运作规范和运作效能的认识和感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参与政治的主动意识和责任意识,它包含了村民对村民自治价值的认同、对村民自治制度运作规则的信任、对村民自治功能的良好心理预期。当然,并不是村民政治参与强度越大越好。经验证明,村民政治参与的强度过强或过弱,或者说,政治参与的过剩或缺失,都会对村庄政治稳定及村民自治制度本身的运作形成挑战。为此,这里所构建的参与型文化应该是对政治有兴趣而不过分,对政治系统有理性认同而不狂热,对政治参与有要求而不过度,对政治系统有期望而不脱离实际的政治文化环境。

二、民主型政治文化

关于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动机和价值取向,虽然目前政治学界和社会学界还没取得共识,但实际上随着村民自治制度在乡村的实际推进,民主取向已越来越成为主要目标之一,不论是中央领导层对基层民主化的政策强调,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法律规定,其目标都是要在乡村社会构建社会民主。正是从村民自治制度的民主取向这一角度,我们提出了民主型政治文化构建的重要性,因为

健全的民主政治离不开民主政治文化的支撑。

关于民主政治文化与民主制度相关性的论述,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在分析美国民主共和制度形成的原因时曾给予了充分关注,他提出了一个类似于我们今天称为“政治文化”的概念,即民情,“它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4]332。在影响民主制度的因素中,他认为“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4]358。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达尔在分析一个民主政治制度得以延续的条件时也曾经作出相关的论述:“如果公民和领导人对民主的观念、价值和实践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一种稳定的民主的全景就更加光明;如果这些信念和倾向落实到国家的文化中,并且大部分能够在代际之间传承,这就是最可靠的支持。换言之,就是国家拥有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5]这些见解都说明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要形成民主政治,离不开民主政治文化的支持,离不开这个国家、这个地区的政治人对民主的观念、价值和实践所给予的足够认同和支持。同样在中国乡村要推行民主政治,也断然离不开一定民主政治文化的建构。而目前乡村政治中正缺乏这样一种政治文化。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在分析中国社会时就曾指出:“中国农民很难发展出一种政治民主的平等理论,因为中国不存在自己的民主传统。”[6]同样的观点也多次在邓小平同志的论述中体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7]这些论述都反映了在中国乡村村民身上,现实的或潜在的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相适应的附庸意识还远远大于民主政治所需的政治主体意识,在村庄范围内还没形成村民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精神状态,村民对行使民主权利的自我意识与要求还缺乏,所以民主型政治文化就成了村民自治制度顺利实现民主价值目标的另一重要政治文化资源。

那么民主型政治文化到底包含哪些内容?按照托克维尔对美国人的概括就是:“他们将告诉你,他们的权利都有什么,他们应当怎样去行使这些权利。他们也知道按照哪些惯例在政界活动。”“他们对行政制度十分熟悉,而且很懂得法律的机制。”[4]353这种认识运用到我国今天的村民自治中,就是指村民在村民自治活动中所具有的对民主权利的恰当认知、对民主规则的足够熟悉、对民主价值的广泛认同、对规则运作规范性的适度信任以及在政治活动中村民自身所表现出来的对民主规则的自觉遵从。显然,这种文化的塑造离不开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代表政治权威的领导人对民主的观念、价值和实践的强有力的支持,这种支持有着直接的示范作用。俗话说:上行下效,即为政者只有把自身对民主的认识、情感、价值评价等心理层面的东西体现在具体的政治措施上,才能形成对社会的引导、示范效应。二是作为村庄政治主体的村民自身对民主所应有的认识和态度,村民作为村民自治制度承载的主体,对民主价值、民主信念的认知状况直接影响着村民参与现代乡村民主政治实践的自觉。所以民主型政治文化在村庄政治实践中的要求就具体表现为两方面:

首先,村庄外和村庄内政治权力执行者要形成民主工作的自觉意识,而这正是当前我国政治系统中所需要努力构建的东西。虽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了村民自治运作的主体是全体村民,村庄内和村庄外权威只起一种指导———协作的作用,但是在实际情形中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如有些村的村委会主任,把村民自治错误地理解成“村官自治”、“村委会主任自治”,村里的大事小事完全由“村官”说了算;有些乡政府不愿放弃以往的行政权力,或是明放暗不放,虚放实不放,这些都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村庄民主意识的发育。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出现的乡村多元化的利益群体必然会导致不同的利益需求,而行政权力的膨胀或村委会的越位又使得村民表达利益的渠道不畅,在这种情况下,利益表达的内驱力和多样化的需求与行政控制的外压力的冲突就会抑制村民政治民主意识的发育。另一方面,采取正当渠道实现政治利益可能性的降低也可能使一些具有较强政治主体意识的人为了实现个人现实功利目标而采取非正常途径进入权力的“互联网”,如果获得比正常渠道多的利益,就会进一步助长村民的机会主义心理和对权力的依附心理,已有的一点点民主意识也会被扭曲。另外村庄外和村庄内政治权力执行者的民主意识还在于在村庄社区营造一种宽容的政治气氛,允许不同声音、不同意见的合理存在,而不是动辄采用非正常手段来压制。“培育国家的酵母和营养品,是差异而不是划一。”[8]民主的前提就是有不同声音的存在。

其次,村民自身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民主意识。从当前农村的实际来看,村民虽然不具备多高的文化知识水平,但已有的乡村制度及政治实践足以为他们提供培育民主意识的机会。一个村民可能并不了解国家层面的制度形式,但是他完全可以理解村民自治制度的有关知识;一个村民或许不能对国家层面上的选举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是他完全可以对村委会的选举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村民自治制度及村委会选举是在他所生活的“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内展开的,而且与他的个人利益紧密相关,所以村民完全可以借助于这样的途径培育起自己的民主意识,提高自己的民主技能。村民只有从内心相信,民主和政治平等是可以实现的目标,自觉把民主视为一种政治信仰和指导人们政治实践的规范,理性选择自己的行为,才会与村民自治活动相得益彰。当前村委会选举中政治冷漠心态的出现,固然与政治权威的某些作为有关,但村民自身缺少民主意识的需求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之一。

三、法治型政治文化

村民自治目前存在的诸多困境及不相协调的现象,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还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乡土社会没得到足够尊重和充分实施的结果,所以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村民自治制度的顺利推进离不开法治型政治文化的支持。

关于法治型政治文化,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9]这段话用我们今天的话语来表达就是法治型政治文化应包含如下两方面:一是指法律体系本身反映着对现代社会所倡导的平等、自由、公正、正义价值的尊重和保护;二是指公民对法律与自身的利益关联有足够的感知和觉悟,对自身公民角色及其价值理想要有一定的自觉认知,对法律条文设定的权利义务权威性要有相当的认同和服从,这两者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不足以保证法治目标的实现。

法治型政治文化反映在乡村村民自治生活中,则表现为:一方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要充分反映乡村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和充分尊重村民的首创精神、自治精神;另一方面要求村民对自身政治主体角色要有明确的认识,对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要有全面的理解,对村民自治制度价值合理性要有普遍有效性的认同。就目前乡村现状来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不论是对“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个民主的规定,还是对多数决定规则、协商一致原则、定期轮换原则、罢免机制以及责任义务规则的引入,都表现了对村民主体自由和自主精神的尊重,对村民权利和利益的捍卫,对乡村治理理性化和规范化的追求。但这只是法治型政治文化的第一步,而当前多数乡村缺少的正是法治型政治文化的第二层含义。例如,在政治认知上,大部分村民在现实生活中还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缺少应有的认识,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民主价值缺少应有的理解,从而使《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缺少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在政治角色上,村民还更多停留在对臣民、子民角色的认知上,关心政治运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都不够,即使有些人具备权利意识,也因责任意识和义务意识的欠缺而鲜有主动采取对乡村社会负责的行为。又如,在乡镇和村庄这两级权力机构运作中,权力本位和特权思想的巨大惰性还阻碍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顺利实施,村民对自身自由、权利某种程度的疏忽,对乡镇政府和村两委会组织权力机构的不合规范不合目的运作的宽容,还阻碍着乡村民主政治格局的建构、乡村社区民主的实现。为此,当前乡村法治型政治文化的构建就是要立足于村民自治制度的承载主体,从主体自身寻求一个根本上的思想改变。

首先,法治型政治文化要求村民具备相应的法律常识和法律意识。法律常识的要求就是指村民首先要知法,知道《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知法是法律意识的基础,一个对法一无所知的人,法律意识便无从谈起,只有对法律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对法律现象有一定认知,才能形成法律意识。村民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与自身利益的关联度要有理性认识,这是法治实现的重要心理基础。村民自治的稳健运行,离不开村庄政治理性人的广泛存在作为其运作的微观基础,而政治理性人的特点就在于能够运用法律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实现自己的合理利益,个人如果没有充分的法律意识,不但很难保障自身合法权利的实现,而且还极容易侵犯他人的权利,威胁到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对村民法律意识的塑造只有深深扎根于民众的利益结构之中,才能实现。例如,我们在加强农民维权意识的培养中,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围绕土地使用权的维护来提高农民的维权意识。“农民教育要进行维权意识教育。农民的贫困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贫困,农民维权意识的淡漠才是更大的贫困。农民维权意识增强了增收才有保障。”[10]确实,只有将法律意识的培育与村民的现实生活挂起钩来,村民的法律意识才会养成。

其次,法治型政治文化要求已颁布施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获得村庄政治主体的普遍服从。固然,法治实现的前提必须要有法律,而且这种法律是以保障民主为原则,因为没有法律、法令和条例,依法治国就失去了实现的物质载体,但是,法治的实现仅有法律条文、法律意识还不够,法还要有权威,即整个社会对法律所形成的遵从不是因为害怕法律的惩罚而是因为认可法律自身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同样,村民自治的相关事宜也是以法的形式颁布的,村民只有树立了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共同信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和存在才有可能;村民只有培养起崇尚权利这一现代民主政治运行的习惯,村民自治制度的民主化目标取向才会趋于实现。

最后,法治型政治文化还需乡村礼治文化的支撑,尤其当法治型政治文化还没取得普遍认同时,更需发挥礼治文化的整合功能。乡村社会具有深厚的礼治文化的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都市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其社会秩序的维系更多是靠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礼”来达成的,“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之中”,“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11]在当前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这两种文化都有其生存空间和调节功能。尤其当法律的作用显得力不从心时,就为“礼”的功能的发挥创造了一定的空间。例如,费孝通先生所讲的“无讼”精神在今天村民中的体现就反映了法律治理的限度。所以,在制定和执行有关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体系时要考虑乡村社会自身的特色,将乡村传统的“礼”和现代社会的“法”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做到依法治村和以德治村相结合。相反,如果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忽略乡村社会的特殊性,忽略村民心理的可接受性,一味用现代社会的法治型政治文化来强制替换传统礼治文化,或者如果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地方传统相差太大时,那么法律不但不能发挥调节社会秩序的作用,还会破坏原有的礼治秩序。

总之,参与型政治文化、民主型政治文化和法治型政治文化构成了当前新农村政治建设进一步深入开展的重要资源。当然参与型政治文化、民主型政治文化和法治型政治文化在政治生活实践中是很难真正分开的,它们实际上是同一心理层次的不同方面,是对同一心理现象的不同表述,我们上述所作的分类仅仅是为了理论上的分析需要。同时,我们在讲政治文化模式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影响时,并不是赞成某种形式的心理或政治文化决定论,固然我们强调没有相应的政治文化支撑,村民自治制度不能健康地运作,也难以巩固和维持,但是,我们同样承认,没有民主制度的实践训练和教育,没有对民主制度的最初的感性认识,村民自治制度所需的民主政治文化也不会发育成熟。所以,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由参与型政治文化、民主型政治文化和法治型政治文化所组建的政治文化系统,既是村民自治过程中的要求和对村民自治过程的促进,又是村民自治自身奋斗的目标和结果。

参考文献:

[1]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4.[2]丛日云.民主制度的公民教育功能[J].政治学,2001(3):41-45.[3]潘一禾.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185.[4]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5]罗伯特·达尔.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65.[6]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409.[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2.[8]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325.[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99.[10]靳晓燕.教育是新农村的文化基础———访北京师范大学985工程聘任教授袁桂林[N].光明日报,2006-02-20(01).[1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53.2009年9月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Sep·2009（原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第五篇：浅论公民社会视域中的公共管理

浅论公民社会视域中的公共管理

齐亚芬

[内容提要]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公民社会具有管理主体与管理对象的双重身份,并以其这种双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扮演着政治民主的捍卫者、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公共服务的提升者、公共价值的维护者、社会稳定的支持者的多种重要角色。这种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模式下的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多元化的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极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其责任边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这种基于伙伴关系多元管理主体参与的公共管理是一种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在这种公共管理网络中政府扮演着“元治理”的角色。

[关键词]公共管理 公民社会 公共治理 合作管理

一、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都是指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活动,尽管这三种称谓有着大致相同的指涉对象,但是它们之间却有着彼此理念的不同。如果我们从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模式的角度去看,随着时代的发展,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它们依次铺就了管理模式由统治、合理分工的专制社会时代,行政就是政治的落实,其功能是依靠暴力和强制负责国家政务的推行,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公共行政出现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相分离、行政与政治相分离的现代社会,其功能是按照代议制民主体制、非人格的法律体系、官僚制组织原则以及职业化的文官制度统揽社会公共事务,以实现统治者的统治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管理则出现在公民社会自治能力与要求不断扩展、市场机制不断成熟与市场力量不断壮大、政府独揽公共事务的“不可治理性”危机日益加重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和管理方法的多样性,适应了当今时代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化及其管理民主化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公共事务管理的“公共性”与“管理性”的有机统一,无论在合法性还是在社会资源方面,都为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开辟了新途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壮大等原因,治理理论出现并发展起来。公共治理逐渐成为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一种新模式,其的理念也逐渐成为了公共管理的新内涵,同时,它也使公共管理进入了区别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的新时代。

二、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中的双重身份与多重角色

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它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是

民社会的自愿合作和其对权威的自觉认同。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管理主体和管理对象的双重身份,而且这种双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又以其各自的特征优势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公民社会与政府一道对社会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社会以它那种来自基层、灵活多样的特性正好弥补了政府的种种不足和有限性,从而可以大大提升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同时,公民社会在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到政府的权力运行,从而可以起到对政府更有效的监督作用。此外,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健康有益的社会组织可以得到政府和社会更好的认可,这些组织以共同目标和信念把人们聚集到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增强了彼此的信任、提升了公益精神,从而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的对象,公民社会在参与管理的同时可以切身的感受到公共管理的效果,从而可以以公共管理接受者的身份对公共管理的效果做出判定以利于公共管理渐至最优。其次,通过公民社会组织,公民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同时又以普通社会成员的身份为政府增强了合法性。公共管理的过程也是公民社会完善的过程,公民社会的完善又可以促进更好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最终是要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当代公共管理,公民社会以其特有的双重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又扮演着多重的重要角色,以其特有的价值诉求与功能表达影响着公共管理的成效。

第一,公民社会是政治民主的捍卫者。公民社会的自主发展能有效的分割和制衡国家的权力,从而能有效的遏制公共权力的专断倾向;公民社会可以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多样的表达形式和途径,保障公民利益表达的通畅,从而提升民主政治的代表性与生命力;此外,公民社会对培育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具有积极的作用,能够强化民主的社会基础从而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

第二,公民社会是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公民社会是一个以契约、法制、自由、平等、竞争为价值准则的社会,这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此外,公民社会中的工会、行业协会等团体组织可以起到规范行业行为、稳定经济秩序的作用。

第三,公民社会是公共服务的提升者。由于公共需要的多样性和政府的有限性,政府并不能为社会做好所有的公共服务。而以第三部门为核心的公民社会因其具有来自基层、灵活多样的特征和其“去私存公、取私为公”的“非营利”特性以及其服务社会、自助自主的公共精神,使之恰好成为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良好渠道,并能有效弥补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缺限和不足,公民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委托,去做那些政府未做、不想做或不宜做但却符合大众需求的公共服务,从而使社会公共服务的水平大大提升。

第四,公民社会是公共价值的维护者。与其他领域一样,公共生活领域同样存在着对善的追求。公共生活领域的善就是公共价值,它包括公民对公共生活的态度、责任与义务,对他人的尊重与关爱,对社会正义的维护以及公民的公益思想与修养。公共管理的核心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公共利益和福祉,这实际上就包含了对公共价值的追求:公民社会是公共管理的对象,它同时又是公共管理的主体构成之一,公民社会的精神与价值必然会影响到公共管理的目标和价值。公民社会所倡导的诸如参与、友爱、信任、互惠、宽容、合作、平等、公正、开放、多元等价值理念,对于维拼良好的公共价值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五,公民社会是社会稳定的支持者。公民社会能够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提供一种有益的中介结构。通过这一中介结构,它可以为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的利益诉求提供表达途径,同时又可以对他们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通过这一结构,它还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宽松的活动空间,满足他们多样性的愿望要求,同时这一中介结构还起到了排解社会怨气、释放社会压力的作用。可以说公民社会是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稳定器”、“缓冲器”和“调节器”。

三、公共管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管理

公共管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社会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在这种管理模式中,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应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关系,通过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对公共事务实施管理。具体来讲,这种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管理模式下的公共管理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认识。

第一,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政府并非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除此之外,私营部门、第三部门等公民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在介于市场经济与公共部门之间的“社会经济”领域内积极活动并依靠自身资源参与管理共同关切的社会事务,在某些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甚至比政府拥有更大的优势。公共管理主体可以是公共部门,也可以是私营部门,可以是第三部门,还可以是三者多种形式的合作。这正如着名的治理理论研究者斯托克指出的那样;“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它对传统的国家和政府权威提出挑战,政府并不是国家惟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

第二,公共管理的责任边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公共管的进军,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区分已不像以前那样明显。在市场和公共部门之间被称之为“社会经济”的领域中,涌现了所谓非营利组织、志愿团体、社区企业、合作社、社区互助组织等大量公民社会组织,它们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伴随着这些公民社会组织能够满足多方需要,解决社会问题而无需运用政府资源和权威的优势日益显现以及传统上由政府执掌的部分公共管理权向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转移,传统上法律和制度规定由政府承担的公共管理责任便呈现出交由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来承担的趋势。

第三,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依赖关系,因为这些公共管理主体“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能够拥有解决综合、动态、多样性问题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与信息,也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应用所有有效的工具”,电们必须相互依赖,进行谈判和交易,在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实现各自的目的。正是由于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这种权力依赖的关系,所以公共管理的过程便呈现为一种互动的过程。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各个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合作伙伴关系。

第四,公共管理是多元化公共管理主体基于伙伴关系

及其相互间的权力依赖与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其中的协商、谈判和交易机制,最终必然会推动公共管理向自治自主的网络化发展。在这种网络化公共管理系统中,参与公共管理的各方主体为了获得他人的支持和帮助而必须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利,对于社会组织和个人来说放弃的是部分经济自主权,对于政府而言放弃的是部分行政强制权。这些公共管理主体依靠自己的优势和资源,通过对话以增进理解,树立共同的目标并相互信任,建立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合作关系以减少机会主义,相互鼓励并共同承担风险,最终建立一种公共事务的管理联合体。这种网络化公共管理的特征不再是监督,而是自主合作;不再是集权,而是权力在纵向和横向上的同时分散;不再是追求一致和普遍性,而是追求多元化和多样性基础上的共同利益。

第五,公共管理主体中的政府在社会公共管理网络中扮演着“元治理”的角色。在社会公共管理网络中,虽然政府不具有最高的绝对权威,但是它却承担着建立指导社会组织行为主体的大方向和行为准则的重任,它被视为“同辈中的长者”,特别是在那些基础性工作中,政府仍然是公共管理领域最重要的行为主体。

公共管理基本问题初探

内容摘要：公共管理（学）的发展，需要我们对公共管理的主体、客体和方法等基本问题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尤其要注意我国公共管理与西方公共管理的本质不同。公共事务是公共管理的起点，决定了公共行政走向公共管理的必然态势。我国公共管理要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领导原则；要立足中国国情，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体系。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公共管理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总体上看，公共管理对我们还是一个新课题，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对于公共管理领域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公共管理的主体、客体和方法，仍然需要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一、公共事务——公共管理的起点

公共管理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没有公共事务，就没有公共管理。所以，研究公共管理，首先要明确公共事务的内涵、性质与范围问题。

在西方，公共事务是与私人事务相对的概念，是指提供关涉全体社会成员公共利益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相关活动。从根本上讲，这种观点来自社会契约论。个人经

判纠纷等自然权利让渡给国家，形成政治权力，由此，国家的基本职责就是管理这些个人无法完成或不愿承担的事务，即公共事务。在这样的逻辑下，国家管理公共事务就是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需要，当然也就是符合全体社会成员“公共利益”的。这种看法片面强调了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相关性，没有揭示出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本质，也没有反映出国家是为谁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是在保护和实现谁的利益。

我们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所谓公共事务，是指该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了把社会控制在“秩序”范围内，推动社会发展，所进行的满足社会成员共同需要与要求的一系列社会活动。它具有四个主要特征：一是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公共利益必然反映出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公共事务的具体内容也必然满足统治阶级的根本需要。二是公益性。公共事务的表现形式是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不能只为供给方单独享有，而是会使社会成员普遍受益。因此，从形式上看，公共事务的受益对象是一定范围的社会公众。三是多样性。公众对公共物品和服务质与量方面的需求偏好千差万别，而且呈现出不断变化的趋势。这就决定了公共事务种类繁多。内容广泛，同时也决定了公共管理方式。方法的多样

题，所涉及的社会成员范围有大有小，由此，公共事务可分为全球性公共事务、全国性公共事务和地方性公共事务等不同层次。其中，阶级性与公益性是公共事务的本质属性，多样性与层次性是公共事务的表现形式。

由于不同的公共事务在阶级性和公益性特征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可以根据这一点从理论上把公共事务分为政治性公共事务和社会性公共事务两类。所谓政治性公共事务，是指与国家政权建设紧密相关，涉及国家政权稳定和国家政治发展的，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加以解决的公共事务，如军事、外交。司法、维护公共安全等。政治性公共事务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特征，但同样具有公益性，比如，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不仅对统治阶级有利，也对被统治阶级有益。社会性公共事务是不必然依靠国家强制力来解决的公共事务，如教育。科技。公共交通、医药卫生等。这类公共事务与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显示了较强的社会公益性，但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社会性公共事务同样具有阶级性，都必然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

在阶级社会，国家承担着管理两类公共事务的职责，对政治性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称为政治职能，对社会性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则称为社会职能。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治职能是为了人民当家作主，社会职能是为人民服务，并列的，处于同等地位，其活动方向、总作用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在政府职能转变问题上要注意防止一种错误倾向，即把我国当前政府职能的转变片面理解为以社会职能代替政治职能，强化社会职能必然要以弱化政治职能为前提。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国家职能的内在统一性。事实上，强化社会职能只是政府职能重心的转移，并不意味着要弱化国家政治职能，相反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政治职能，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公共事务管理的历史沿革及公共管理的产生

伴随着公共事务的产生，人类社会就出现厂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社会活动。从历史上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在主体、客体和手段方面有所不同，根据这些方面的差异，可以把公共事务管理的发展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早期成长阶段，从公共事务管理产生之初起一直到19世纪中叶。这一时期还可以分作两个阶段：门）在原始社会中，仅存在简单的社会性公共事务，社会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自我管理；门）在国家产生之后，政治性公共事务产生并日益突出，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由于当时社会发展条件的限制，主要运用的是经验式的管理手段。

第二阶段是公共行政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80年代。在这一阶段中无论是政治性公共事务还是社会性公共事务，其内容和范围都迅速扩大，迫切需要通过有效管理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政府最终成为公共事务管理最重要的主体，主要运用行政手段，保证公共事务管理的有序规范。

第三阶段是公共管理阶段，从周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在这一阶段，社会性公共事务的内容和范围更为扩大，复杂性大大提高。主要依靠政府管理公共事务暴露出诸多弊端，由此引发了西方发达国家大规模的政府改革浪潮，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日趋多元化。另外，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许多管理方法被引入公共管理之中，公共管理手段趋于多样化。

可见，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古已有之，但长期以来，或者是特定的社会条件限制了政府参与或不需要政府参与，或者是政府力量过于强大而拒斥了社会参与，一直没有形成政府与社会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社会条件，换句话说，一直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当然也不会产生单独的公共管理学科。今天我们所说的公共管理实际上是指对公共事务管理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形成了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的。开放的管理体系。具体来说，公共管理就是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满

定方式。方法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活动。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将越来越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在国家消亡之后，国家权力复归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将完全依靠社会自身力量来完成，公共管理这一特定的历史范畴也就会结束其使命。

在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也开始了行政管理改革。其根本的动因来自于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国家与企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变化，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模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必然要求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从观念。方法。体制等方面进行彻底变革。尽管这种变革和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改革的背景和原因不尽相同，但总体上看，我国的行政改革也开启了公共管理的进程，这一进程与国际上从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相契合，同样需要我国学者和实际工作者重新思考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和方法等问题。

三、公共管理的主体分析

公共管理是以公共事务为主要对象的管理活动。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公共事务本身的层次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公共管理主体的多样性。

在我国，依据管理主体与公共权力中心的距离，可以将其划分为六类：第一类是直接掌握公共权力处理公共事，也可称为权力组织；第二类是执政党，它在权力组织的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有着正式的。合法的。重要的地位与作用；第三类是政治团体，它们与国家权力不具有正式的。直接的。法律程序上的联系，但是也与国家权力相关，如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第四类是依靠法律和政府授权来处理公共事务的公共部门，如各类事业单位等；第五类是在政府指导下，由基层群众组成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组织；第六类是不依靠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事务的民间组织，一般分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类。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中介组织将伴随政府职能的转变而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成为不可或缺的公共管理主体。可见，随着与公共权力直接联系的紧密程度由强至弱，不同主体所处理的公共事务的性质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政治性趋于减弱，而社会性趋于增强。总之，公共管理的主体应该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开放式体系。目前，这一体系的构成是：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主体，各种非政府公共部门。自治组织和社会团体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这种公共管理的主体体系与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主体范围不尽相同，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公共管理的重要主体，党的领导保证了公共管理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在西方国家，激烈，充满权力倾轧，因此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共事务管理主体。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在公共管理中的领导地位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历史经验所证明的。当然，党在公共管理中的领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党要作为一个权力组织直接管理公共事务。党的核心地位和领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人民群众接受党的领导并不是因为党拥有权力，而是因为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所以，党要依靠正确的纲领和政策来发挥其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一切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都要把党的领导原则贯穿始终。当然，党的方针政策要在全社会实施，必须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人民行使权力的过程。

其次是关于政治团体的问题。西方国家的工会组织、妇女组织等社会团体，基本上是互益性质的，主要是为某一特定的人群服务，代表和维护这个人群的利益。在这一既定目标的基础上，或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这些社团承担。参与和影响着公共事务的管理。而我国的政治团体，也称人民团体，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的社会团体，特指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八大群众团体。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团体，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指出，务中发挥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作用，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人民团体在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中，既体现党的政治性的要求，又要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与支持，从而发挥组织、参政、监督和教育等功能。因而，人民团体在公共管理中承担着特殊的功能，即寻找党和政府需求与其所代表的群众需求的结合点，这与西方国家社团只谋求其内部成员的整体利益有着严格区别。最后，自治组织也是公共管理的主体之一，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发挥着特定的功能。但在西方，自治组织一般在法律框架内实行自主管理和活动。在我国，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主要包括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和企业单位中的职代会，这些自治组织在政府指导。支持和帮助下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在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扩大群众政治参与等方面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也承担着一定范围内的公共事务管理任务。这些基层自治组织自身的发展，行为的规范，以及效能的发挥，都取决于能否接受党的正确领导和政府指导。尤其是目前基层自治组织尚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还需要大力培育。健全和发展，只有其自身力量得到充分提高，其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才能真正显现出来，才能协助、补充和延伸党与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马克思主义认为，管理具有两重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一方面，管理普遍存在于一切社会协作生产和社会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具有自身的一般规律，这使得管理活动和方法具有可学习和借鉴性。另一方面，作为～种社会活动，管理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必然体现出生产资料占有者的意志，这使得管理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性质，使得管理活动和方法具有特殊性。管理方法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依据管理与管理方法的两重性原理，我们可以把公共管理的方式与方法概括为两个层次，即实质方法与技术方法。实质方法是由于社会属性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采用的适合各国实际情况的管理方式，必然体现该社会的特定生产关系。它包括法律手段。政策手段、思想政治手段等。技术方法则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更新，但与社会生产关系属性的相关性不大，可以为不同社会制度中的人们共同采用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管理技术方法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既采用了资源与支出控制的技术，也使用了用于保证个人和团体绩效的技术。其中，收支预测。财政趋向监控。战略计划。零基预算。目标基础预算和方案预算被西方发达国家认为是最有效的几种方法。另外，纯粹的管理技术手段也获得了极大发展，应用方面。我国同样处于公共管理的发展时期，对于这些技术方法，应该积极借鉴。吸收，使之为我所用。

在实质方法方面，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性质。政治体制和发展阶段上的不同，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发展道路，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模式和方法。

在我国，最具特色的公共管理方法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002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又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木可偏废。”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从治理国家的大局出发，指明了我们党治国方略转变的根本方向。法治是要求党和国家机关的活动必须依照法律，管理的目的是保护公民权利。德治是指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既包括提高人民群众道德素质，也包括提高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廉洁自律、奉公守法意识，尤其以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官德”建设为核心。只有把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依法活动和“官德”密切结合起来，才能贯彻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公共事务除了要应用法治和德治手

社会条件下，对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就要由政策来加以解决。公共管理学所要研究的政策，是党和国家把解决全局性问题的方法细化、具体化的结果。在当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国际国内情况瞬息万变的条件下，决策就成为各项事业成败的关键。为了避免和减少决策的失误，就必须要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科学化是对决策的共性要求，在中西方没有本质区别。民主化则必然反映一个国家的阶级属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的公共管理决策必然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公共决策在名义上反映的是全民的公共利益，事实上所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五、立足国情，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体系 公共管理学以公共管理活动为基本对象，主要研究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管理什么以及如何进行管理。从这个角度看，公共管理学不是对公共行政学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公共行政学的积极发展。我们主张积极借鉴经济学。管理学乃至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先进成果，但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决不能脱离政治学和行政学这个学科基础。由于目前对公共管理的研究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里开展起来的“管理主义”倾向，即仅仅把公共管理看作是管理学，而切断它与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内在联系。这种倾向是十分有害的。公共管理学应该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体，不仅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也要解决“为谁做”的问题；不仅要回答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如何解决的“管理”问题，同时更要回答“为何做”和“为谁做”的“公共”问题。

从研究对象来说，公共管理学不再像传统公共行政学那样更多地将自己限制在对政府行政机关的研究上，而是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其他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方面。从研究焦点来说，公共管理学从以往公共行政学的“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由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的研究转到重视项目。环境。战略与绩效的研究。从研究方法来说，公共管理学要改变以往以规范研究为主的做法，重视量化方法与案例方法的应用，广泛吸收经济学。管理学和政策分析方法等学科的理论与技术手段。因此，公共管理（学）的发展，离不开更开放的学术视野和更广阔的学科发展平台。就我国而言，既要从西方相关学科的发展历程中吸取经验教训，更要容许国内多种意见和看法的争鸣，从而把整个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发展，建立在全面而充分的学术交流与讨论基础上，使其理论成果能够更好地为中国社会主义现

明白了公共管理学与公共行政学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按照公共管理活动的主体。客体与方法等三个基本范畴，建构起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概略地说，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应包括如下三个部分；

一是主体篇，主要内容包括：公共组织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党政关系理论；政社关系理论；政事关系理论；政企关系理论；社会中介组织理论；社区发展理论等。

二是客体篇，主要内容包括：公共事务的基础理论；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公共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公共安全与公共秩序维护；新兴公共胜社会问题；公共财政与预算管理；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组织外部关系协调等。

三是方式篇，主要内容包括：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从统治到治理：管理模式的转换；战略管理；项目管理；绩效管理；新技术对管理方式的影响等。

我们相信，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公共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一定会为公共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注入持久的活力；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的成熟与发展，也必然会为我国的公共管理事业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与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