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文化符号变迁到看新中国60年的文化发展
从文化符号变迁看新中国60年的文化发展
刊发时间：2009-09-09 07:07:14 光明日报
主持人：本报记者 付小悦
嘉宾：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 王一川
《小说选刊》原副总编 肖复兴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颐武
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兼审美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教育部2005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首席专家。
肖复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曾任《小说选刊》副总编、《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已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散文随笔集和理论集百余部。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电影、大众文化和批评理论的教学与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文化信息通过“戏匣子”、露天电影这样的传播方式，介入到人民新的生活
记者：新中国文化60年是一个很宏大的概念，所以我们选取了“文化符号”这个角度来看60年之变迁。
王一川：我想，我心目中的60年来中国文化符号，是特别地指由我国人民在自己的60年生活中创造和使用的、凝聚着人生价值并具有广泛象征意义和感染力的符号表意系统，因而实际上是指中国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它可以是人物也可以是事物，可以是人工制品也可以是虚构作品，它曾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令我们感动，成为我们生活的共同路标，成为我们共同的历史与文化记忆。
记者：是的，文化符号的变迁对应着我们社会文化发展的脉络。各位能否谈谈您所亲历的、让您记忆深刻的文化符号？
肖复兴：我于1947年出生，可以说是新中国的同龄人。要说起来，我最深刻的文化记忆都是和收音机、录音机这些文化媒介联系在一起的。我上小学时，隔壁邻居家有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我从那“戏匣子”里听了很多相声、广播剧，对文学艺术最初的启蒙都来自这里。一天晚上，收音机里播赫尔岑的《喜鹊贼》，是由舒绣文、英若诚分角色演播的。隔着秫秸秆墙，我听得入了迷。可惜到晚上11点多时，听到一半，“啪”一声，邻居把收音机关了，现在我还记得自己当时难过的心情。
20世纪60年代，我上初中。大院里一位邻居的印尼华侨亲戚带来一个方形的老式录音机。那时正流行《林海雪原》，有一个孩子朗诵了一段，再从录音机里放出来，神奇得很。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文化信息就是通过这样的传播方式，介入到我们新的生活中来的。
王一川：我出生在50年代末期，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刻的中国文化符号很多，比如说，“大庆”和“大寨”分别代表全国工业战线和农业战线的典范。“铁人”和“铁姑娘”分别代表男人和女人的楷模。“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声则伴随了我的小学和中学岁月。
张颐武：我特别记得《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前几天看叶大鹰的电影《天安门》，激起我很多感慨，天安门，是新中国赋予了它特殊的意义。我父母是一所民族大学的教师，所以我还格外记得藏族同胞为解放军洗衣的《洗衣歌》，这些歌曲沉淀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记忆。
肖复兴：还有“三红一创一歌”，不光书的发行量大，还都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可以说是多方位立体“包装”。
说到这里，想起我刚去中国美术馆看了《新中国60年美术展》，看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老画家们的熟悉画作，我特别感慨。像宗其香的《长江三峡》，在山、水、松、云中画了江轮和迎风招展的红旗，吴镜汀的《秦岭工地》中的脚手架，刘子久的《为祖国寻找资源》在山水间画了一队地质队员正沿山脊小道攀行„„这些老画家画了一辈子的传统山水画，可是，在新生活的感召之下，在民族传统基础上，他们非常真诚地在画风中去求新求变，体现新生活、新因素，从里面，你能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艺术家们由衷的真情。
张颐武：还有露天电影。冬天穿着大棉袄，在寒风凛冽中拿着凳子、手电筒看露天电影。说起来很有意思，露天电影对我来说就是从背面看电影的记忆。因为电影正面是有组织的学生、单位，零散的观众就只能坐在背面，后来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叫《从背面看电影》。还有露天电视，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一些机关单位已经有了黑白电视，二三十人围着看。这些露天文化都是新中国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这里既是一个看的活动，又是人们交往、传递信息的公共性的群体活动空间。
伴随着春晚，在电视的欢聚中感受到生活的稳定与和睦，从而体会到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需求
记者：“戏匣子”、“露天电影”已经成为久远的记忆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有了根本性变化。
王一川：邓小平的复出以及恢复高考，改变了像我这样许许多多人的命运。李谷一用她那特有的“气声唱法”一扫“文革”音乐的抒情八股，伴随电影《小花》等插曲，吹来了新的个性与自由生活气息，征服了亿万公众。我自己就是唱着这些歌度过自己的大学时代的，那是思想解放的声音。
张颐武：中国人的日常文化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文化发展有了根本性的突破，这是很清晰的。光说电影票房，今年上半年就有25亿元，并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有每年出版20多万种图书，中国每年几万集电视剧的生产力„„总的来说，现在享受文化生活的机会大多了。
肖复兴：说到书，我就想起王府井新华书店，那也是我记忆中的一个文化符号。改革开
放初期，书店前排长队的情景蔚为壮观，经典名著一再重印，我就一堆堆地买回来。在那里你能感到，中国朝气蓬勃百废待兴，人们对文化知识真是求之若渴。
记者：您买的书里有朦胧诗吗？肖复兴：朦胧诗出版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情了。我最初是从朋友的一个手抄本上读到朦胧诗的，都是从《今天》抄来的北岛、江河的诗。
王一川：如果让我列出我所能想到的文化符号，20世纪的有：70年代末：改革开放、科学、砖头录音机、李谷一等。80年代：下海、相声、春晚、张艺谋、王朔、西北风等。90年代：追星族、卡拉OK、电脑、大哥大、小品、赵本山、金庸、上网等。21世纪：幽默短信、大片、草根、超女、网民、鸟巢„„
张颐武：说到春晚，20世纪80年代中期，电视机逐渐普及的标志就是春晚。春晚是中国人民记忆中非常宝贵的一部分，它表明，人民生活发生了重要改变，个体生命经验有了表达空间，每个人有了发挥自己能力实现梦想的可能。春晚是中国大众文化有象征意义的里程碑，人们开始以轻松心态，去过更美好、更富生趣的生活。
王一川：的确，春晚是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发生重大改变的一个标志。春晚实际上是选择了全民借助电视媒介开展文艺联欢的方式，这意味着从广播媒介到电视媒介、从唯一声音的命令式到全民参与的联欢式、从庄正话语到艺术话语等的一系列转变。也正是在这种转变中，中国文化的运行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伴随着春晚，我们在电视的欢聚中感受到生活的稳定与和睦，从而体会到改革开放以来更尊重个性因而也更为人性的生活。
肖复兴：从“戏匣子”、砖头录音机到电视机，中国人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尤其是今天，网络、多媒体的出现，对于文化发展的作用更是潜移默化的。
王一川：除了媒介的演变，还有流行的艺术体裁或样式的演变。比如说，从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歌曲”、60年代的《红岩》和“语录歌”、70年代的“样板戏”、80年代的“相声”、90年代的“小品”直到21世纪初的“短信笑话”，它们分别成为过去六个十年里全国人民的最爱或最常用。现在，赵本山的“小品”在我们的生活中绵延了20多年，影响了几代人的生活气质和幽默价值取向。来自人们集体创作的“短信笑话”，虽然是运用最时髦的移动网络媒介传输，但其功能大体相当于当今时代的口口相传、旨在全民娱乐的民间文艺，也成为当今时代文化符号中的一个代表。
奥运会开幕式呈现了承前启后的大意义。开幕式上，既有5000年中国文化的积淀，又展示了60年来新中国文化发展的递进和拓展
记者：刚才王教授提到了鸟巢。去年北京奥运会，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集中展示中国文化符号的平台。
肖复兴：最明显的就是，鸟巢担当了新北京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张颐武：尤其是奥运会开幕式，在这样一个大平台上，其格局呈现了承前启后的大意义。开幕式上，既有5000年中国文化的积淀，又展示了60年来新中国文化发展的递进。国旗、国歌、《歌唱祖国》，这些随着新中国建立而确立下来的文化符号，展现了中国人追求民族独
立、获得尊严的历程；而不拘一格、奔放开阔的鸟巢，是改革开放的新成果、新地标，是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表现。可以说，鸟巢是新中国形象的标志，也是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新的高潮的体现。60年最好的东西，都被有效地继承下来，变成我们未来发展的动力。
肖复兴：和鸟巢类似，剧场也可以看作衡量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符号。就拿北京来说，演出场所越来越丰富了。我写过《北京是一个戏剧之城》，当年徽班进京带动了昆曲、京剧的发展，那时北京有很多剧场，但是再多也赶不上今天。大的有国家大剧院，小的有“九剧场”，有湖广会馆这样的老戏楼，也有现代化的保利剧院，现在还有刘老根大舞台„„虽然剧场分布、票价还可商榷，但毕竟在发展。50多年前，昆剧《十五贯》进京大家还觉得新鲜，而现在，连世界级演出也像走马灯一样„„三大男高音不是都来过北京了吗？当然，北京比较特殊，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在别的地方也都是有这个趋势的。
记者：“文以化人”。文化符号对于民族精神的塑造功莫大焉。
张颐武：我认为这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一个国家要有象征性符号，人民必须认同，才会有凝聚力向心力，文化符号的意义即在此。第二，人民必须有记忆。宏大的国家历程与感性的个人记忆是纠结的，每个人的经验看似很小，但它是民族精神具体而微的表现。他看到大的符号会想到生命中感性的小符号。比如说，一个人看到天安门就想起他和新婚妻子在天安门前的合影，这样他对国家与社会的认识就会有一个深度。第三，体现了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中国5000年文明生生不息延续下来，新中国文化既是延续，也是新的开拓和变化。像京剧、梅兰芳，还有很多文化遗产，实际上都融入了新中国的文化记忆中。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在加快。
肖复兴：一个国家与民族如果想走得更远，光靠经济是不行的，需要文化的支撑。说到这里，我想说句题外话：国家对于文化已经有了很多投入，能不能力度再大点？文化场所对老百姓再进一步放低门槛？就像我刚才说的60年美术展，免费参观，真是大好事。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经济的腾飞是有目共睹的，而文化，可以让中国的发展更加牢靠、结实。
第二篇：从数字指标看文化发展(江苏省)
从数字指标看文化发展
（江苏省）
潘永和（省财政厅厅长）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提出财政文化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达2%以上的，只有江苏和广东两个省份。客观来说，这个目标对地方压力不小。当前，尽管我省省级文化投入占财政预算总投入已达到2.45%，但市县的地方文化投入只占到1.7%。看起来0.3%的增幅很小，但考虑到地方财政的总体量，这一增幅对地方还是很有压力的。它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要付出真金白银的，意味着在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的培育引导等方面，地方政府都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当然，建立公共财政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非常必要。加强文化建设不仅是一项具体工作，更是重要的战略部署，是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举措。只有重视政府的财政投入，才能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向文化产业，带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谢芳（苏州市文广新局副局长）我们在做“十二五”规划时，提出了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6%—6.5%的目标，今年，根据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又提出了7%的目标。
提出这样一个目标我们是有根据的。苏州2010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就达到了4.14%，而且这几年一直保持着年均0.5%的增速，实现7%应该很有信心。苏州文化资源丰富，借文
化大发展的机遇，更应乘势而上。我们提出了“四个加”，即文化+金融、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创意，苏州IT产业发达，创意设计人才多，以新兴文化产业为主打，有很大发展空间。
省里提出财政文化支出要占财政总支出比重达2%以上，对地方文化建设是很大的保障。对于政府的财政支持，如何用好是关键，要让政府资金发挥杠杆作用。目前，我们每年从地方财政的扶持资金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担保基金和创投基金，这样一来，可以让一块钱起到几块钱的作用，吸收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产生叠加效应。
李纯涛（盐都区委书记）到“十二五”末，我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6%，这个指标让我们压力很大，盐都目前只有2.5%。不过，差距也让我们看到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与文化产业相关的经济领域，有很多等待我们去开拓。所以，我们苏北地区应该可以大有作为。今后，文化建设将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文化改革发展成效也将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这就从制度上保障了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财政投入这块，我们倒是做到了前面。我们的财政文化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已经连续好几年实现了2.5%以上的增长，去年占比更是达到了2.7%。今后，我们将把财政总支出中的文化占比列为正常项目，并确保每年有所增加，让文化与经济发展同步。
仲玉龙（扬州市文广新局副局长）按照省里提出的6%目标，扬州提出了分步走的计划。去年，我们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3.9%，今年预计将达到4.4%，明年将达到5%，2015年之前实现6%。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提出了“6831”计划，即围绕6%的目标，振兴八大行业，实施三个一批（发展一批园区、培植一批集团、建设一批项目）。扬州文化资源丰富，我们要求各地围绕自身的文化资源和产业特色，去搞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与此同时，还要促进传统工艺与高新技术相结合，在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型业态。
第三篇：从美国电影看美国文化
从美国电影看美国文化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没有长期的发展历史，同时又没有所谓单一的民族传统，但是具有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当中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经济强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它的经济实力又使它具有相当巨大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她虽没有悠久的历史，但 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并且随着时代发展美国文化越 来越显示出其生命力。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与进步，电影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电影不仅成为人们娱乐的一种方式，也同时成为传播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或政治观点的工具，从而对社会的精神结构产生影响。随着好莱坞电影的传播，美国的文化及价值观念也渗透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从美国电影研究美国文化可以客观立体的探索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研究美国文化特性有利于指导我们更好地发展我国的文化建设。
一、美国文化的个人英雄主义
英雄主义其实是源于我们对自身的生存环境、人文理念的忧虑和畏惧，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对于未知世界和生存危机的感应，所以期待那些拥有好的品质、过人能力的英雄的出现，以期能在最危险的关头给予最有利的支持与保护。个人英雄主义所反映的是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体现的是追求个人幸福和自由、实现自我价值的理念。
美国人强烈的自我中心观使得个人英雄主义在美国电影中的表现显得尤为突出，这种个人追求与奋斗的精神，创造了大量诸如《蜘蛛侠》《钢铁侠》《绿巨人》一类的冒险性质的电影。影片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具有特异功能的普通人，他们利用这些能力惩恶扬善、拯救社会，同时他们有着普通人的各种生活、感情方面的问题，也承受着一个普通人不应承受的种种压力。虽然也有烦恼，也会失败，但他们从不放弃。主人公坚定的意志与责任感，体现了大多数平凡公民的内心世界，他们渴望正义，渴望被关注，渴望成为英雄。这些电影把人类个体的力量神化，呼吁每一个普通人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责任，并完成自己的使命，将每一个人的个体价值诠释得淋漓尽致。
二、美国文化的幽默性
幽默、自由特色是美国文化的另一重要特征，这是 由美国人的活泼、天真、好动、非权威化的性格所决定的。美国人常常说 ：如果都可以达到功能 目的，为什么要那么严肃?这种民族心态，是他们设计风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而我国电影则相对严肃的多，无论早期 《骄傲的将军》《小蝌蚪找妈妈》《三个和尚》，还是后来的《宝莲灯》，无不体现强烈的“寓教于乐”的精神，处处透着中国文化的严肃感，说教色彩太浓，可看性不强，很少有令人过 目难忘的人物，最终人们脑海里记住的也只有原来的神话及故事，而非各种鲜活的人物形象。而美国电影中的猫和老鼠、史努比及 《小鸡快跑》中的小鸡等等众多的幽默形象，经久不衰地赢得了世界各国观众，受到不同年龄层次读者的喜爱，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并成为美国通俗文化的一部分，创造动画史上少有的奇迹。
三、典型的美国梦
所谓的美国梦，是一种相信在美国只要经过不懈的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生活的理想，亦即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成功，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在电影《2012》中，影片中的两个主要人物身上都体现出了典型的美国梦：一个是小说家杰克森，一个是印度科学家阿德里安。从某种意义上说，杰克森是个失败的小人物：一个仅有四百多本销售量小说的作家；家庭危机严重，与带着两个孩子的妻子分居，并且妻子身边还有位展开强烈追求的男性朋友。这种遭遇使杰克森的生活陷入一团糟。尽管妻子不支持，但杰克森并未放弃自己的写作，对他来说这是他的理想。杰克森的书得到了科学家阿德里安的赏识，杰克森与阿德里安结识，为后来二人共同努力拯救美国人民打下基础。杰克森在带着孩子郊游的时候偶然得知地球将毁灭的消息，于是展开了营救自己妻子和孩子的努力。电影给我们直接的视觉展示是毁灭性的、灾难性的场景，而实际上是在为杰克森拯救自己的家庭所做的困难背景铺垫。也正是通过一次次的生命考验，杰克森成功地拯救了妻子和孩子的生命，同时，也挽救了自己垂死的婚姻以及与孩子的关系，从而成为一个英雄。这也反映出一个小人物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完成了自我实现。
四、美国文化的包容性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包容性、多元化、开放性。从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来的大批移民，带着各自梦想来到美国这个梦幻般的国度，他们把本土的传统思想。宗教习俗、习惯等文化带到美国，成为美国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任何国家的文化在美国这里都能够找到影子，正是因为美国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才能融合各国的文化，从而创造出了让世人瞩目的“新文化”。
同时美国文化随着时代发展，其文化的包容性 不断地被显示出来。一方面美国具有比较开明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有能够包容不同国家的文化与习俗。如在影视娱乐业方面，美国动画电影已垄断了世界动画影视业的大半天下，他们的题材来 自世界各国。如动画电影 《埃及王子 》是来 自埃及文化，《小美人鱼》取材于丹麦童话，《花木兰》 《功夫熊猫 》取材于中国等。这些影片无不大获成功。究其原因，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对这些国家以及文化内涵的处理上。美国是一个生机勃勃、富有创新精神的国家。这种包容、开放的精神实在是令人佩服。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美国式电影文化的发展已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发展的道路：我们期待贴有 中国标签的中国文化早 日走下文化圣坛，走入民众 日常生 活、走向世界每个角落。
第四篇：从姓名看东西方文化
从姓名看东西方文化
姓氏的源流
由起源来看，中国的姓始于人类的原始部落，开始于上古的母系社会。《说文解字》：「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从女从生。」不同的母系后代不能通婚，为了明确区分血缘关系，便产生了姓。而中国古代除了姓之外，还有氏，氏产生于姓之后，由于人口数增加，同姓的人越来越多，因此又再分化为若干氏，姓与氏除了产生先后有别，另外，氏还表示社会地位、封地、职业等，但从秦代以后，姓和氏合二为一。
中国姓氏来源有四：源于所封的国号或所封的地名，如：「周、夏、殷、齐、鲁、赵、楚、屈、解」；源于先人爵号或谥号，如：「王、侯、武、文、闵、穆」；源于职业，如：「屠、陶、卜、巫、贾」；源于居住地，如：「郭(东郭、南郭)、西门、柳(柳下)、李」；源于原始部落的动、植物图腾，如：「马、熊、牛、羊(杨)、凤、龙、山、花、水(举常见的姓为例)、叶」。
日本人的姓来源有五1：以居住地为姓，如：「山下、山本、田边、西村、森村」；以动物为姓，如：「白鸟、小熊」；以植物为姓，如：「若松、高杉」； 以建筑物为姓，如：「高桥、鸟居」；以宗教信仰为姓，如：「小野寺、西园寺」等。
命名方式或原则
中国人命名的方式很多，名字来源纷杂，大至可归类以下几个方面2：
以生辰八字命名：数千年来我国的五行和八卦对人们的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人们往往根据孩子的生辰八字，确定命中缺少哪一样，然后由名字补上，使缺少的一行发达、昌盛。如缺土叫润土，缺金叫鑫，缺木叫森等。
以出生时间命名：诞生的时间往往成为取名的素材，如将孩子取名为端午、国庆、冬生、春生、夏生、秋生等。
以出生地点命名：如鲁迅先生给孩子取名「海婴」，是取出生于上海的意思。如：京生，是指生于北京；汉生，意指生于武汉。
以排行顺序命名：以数字排行，如长子取名大宝、次子取二宝、三宝，另一个用伯、仲、叔、季来命名诸兄弟。
以事件、事情名命名：如文革、卫东、卫红、学军、学农等。从植物命名：如琼花、紫荆、杏花、梨花、松柏、冬青等。
引经据典：如文武，指文武双全。还有从经典句释中节略成词而命名，如姝丽，指美女，源出《后汉书‧和熹邓皇后记》：「姿颜姝丽，绝异于众。」
而台湾地区的命名原则也自成一格，整理如下（引自陈琦的命名作业）：
算命—即根据新生儿的出生时辰，配合八字而命名。以笔者任教的班级、70年代末年龄层而言，这是最普遍的命名方式，约占班上半数。
查字典—藉此查出寓意深远的名字。
12田艳萍（2003）＜从中英日姓名看文化差异＞《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n.2，114-116。王述文（1999）＜汉英姓名的建构及其文化涵义＞《荆州师范学院学报》n.4，116-121。长辈期望—如希望儿子考上建国中学，则取名「建中」。
时代反映—如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多命名为「向红」、「卫东」；台湾则在名字中嵌入「中、华、民、国、正」等字
崇拜心理—如根据明星之名而名为「青霞」，或是崇拜篮球明星乔丹，而取名为「丹」。也有人是因喜爱他国文化，而取名为「玛莉」。
特殊典故—为纪念先人或是出生地点而命名，如名字中嵌入「台」字或是托梦、灵光一现，也有可能。
菜市场名—这是为了避免天妒而取名的方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的「讳名制」，其体现了汉民族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思想，其包括对帝王避「国讳」，对圣人避「圣讳」，对祖辈避「家讳」，前两者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消失了，而「家讳」至今还影响着部分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家庭中孩子的名字中绝不会出现父亲或祖父名字中的字，以示尊敬和长幼之分，而职场上，习惯在各种官职前冠上姓氏称呼对方，如：王董、李经理、吴主任、张科长。万建中先生在解释名字的避讳3时，认为：「名字的避忌，最初的原因是为保密起见；名字的保密，则与巫术崇拜及其恐惧有直接关系。西周以后, 统治者一方面为了自身的安全，不让人们随便诅咒伤害自己，尤其是运用自己的名字来施行巫术；一方面又为突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维护森严的等级制度，表示自己神圣不可侵犯，便对远古民间积淀下来的避用人名的风习加以传扬和完善，使其带有浓重的『尊祖敬宗』的宗法伦理色彩，逐渐形成一种举国上下普遍遵循的完备避讳制度。」
日本人取名的方式很多样，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日本非常忌讳晚辈的名字与长辈的相同、谐音字或同音字，如有，就会被认为是不尊重长辈，是「欺祖」的行为。至于采用历史人物名字的也十分罕见，人们担心没有那么大的「福份」而短命。大致的命名方式如下4：
根据日本的传统习惯，男性按照兄弟排行的顺序，女性则以「子」作为末字来取名。如：「太郎、次郎、三郎、正
一、正
二、花子、美智子、奈津子、雅子」等，男性的名字中，常以数字和「郎、夫、雄、男」等字为名。
根据出生时间或季节，如：「日出郎、春子、吹雪」。
使用代表吉祥的字眼，如：「富子、百太郎、寿子、千益」等，「荣、丰、福、繁」等相当常用。
使用年号，如「昭子、和子」。
为了祈祷和平而在名中使用「幸」字也很多。算命：可是受访者觉得这个方法现在比较少用。长辈期望：受访者觉得这类最多。
偶像崇拜跟时代反映是差不多混在一起吧：这样听起来有会有一点儿像是外国人的名字。
特别的：这样才能与众不同。从命名看文化蕴含
中国人的姓与名排列顺序表露着民族文化，中国人受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思想影响，宗族 34张明娟（2004）＜汉英命名方式的国俗差异＞《西安外语学院学报》 V.12 n.2，20-22。徐玉明（2000）＜谈谈日本人的姓名（上）＞《日语知识》n.11，49。为大，共性至上的观念隐含在人们的心中。重视祖先，强调的是宗族的延续，血脉的传承，传统的男性名字中有三个字组成5：第一个字为「姓」，代表着家族；第二个字表示辈份，象征着血脉的传承，汉民族过去普遍实行「行辈排名制」，现在仍有少部分家庭成员的名字沿用此种排名法，「行辈排名制」6是指同一宗族或同一辈分的人的名字中有一个字或一个偏旁相同，因此，很容易辨认是否同一辈份；最后一个才是自己的名，往往寄托着家族对后代的希望与祝福，对于家族来说，姓是家族所有成员的共同符号，即共性，而名是每个成员自己的代号，属个性7。姓名是将浪迹四海的家族成员连在一起的符号，是华人的自我认同的标志，将散布在四方的中国人凝聚在一起。当陌生人见面时，中国人总是觉得同一姓氏的人要比不同姓氏的人亲切。
从命名看西方文化 英美人名特点
在英美姓名中，名在先而姓在后，因而名被表述为first name，又作given name（取名）、Christian name（教名）或baptismal name（洗礼名）。英美人名可归纳为以下四种情况
源于表示真善美的一些抽象词汇：男名：Alan，源自古英语，意为和谐；Edgar，源自古英语，意为幸运的猎人或幸运的战士；Ralph，源自古挪威语，意为像狼一样机智的劝说者。女名：Alma，源自拉丁语，意为可爱善良美丽的；Belle，源自法语和意大利语，意为可爱美丽的；Charity意为基督教义中的核心思想—博爱。
源于自然界的物体名称：男名：Bertrand，源自古德语Berahrtaben，意为发亮的乌鸦；Leonard，源自古德语Leohard，由两个词跟Levon（狮子）和Hardu（勇敢）组成；Olive，源自拉丁语，意为橄榄树；Randolph，源自古英语，意为处与防御的狼。女名：Daisy，源自古英语，意为雏菊；Linda，源自古德语Lindi，意为巨蛇，而西班牙语中Linda意为美丽；Susan，源自古波斯语Shushun，一个百合花之城。
源自宗教和神话传说：男名：Abraham，源自希伯来语，意为民族之父，万物之父。是圣经中的人名；Adam，在圣经创世记里，Adam是上帝用红土造出的第一个男人的名字；John，源自希伯来语Jochannan，意为上帝是荣耀的；Martin，源自拉丁语Mars，为古罗马战神之名。女名：Elizabeth，源于希伯来语，意为上帝已经发誓；Eve在圣经创世记里，Eve是上帝造出的第一个女人的名字；Irene，源自古希腊语Eirene，是和平女神的名字；Mary，源自希伯来文Marah，意为神的爱人。
合成的方式：以合成法、混合法、缩写法、倒拼法造新名。如Roseanna由Rose与Anna合成；，May与Elizabeth混合为Maybeth；Olouise来自Olive与Louise；Myra是由Mary局部变移而成。
英美姓氏特点
在英文中，姓氏被称为surname/family name（家族名）或者last name（尾名），其渊 56张明娟（2004）＜汉英命名方式的国俗差异＞《西安外语学院学报》 V.12 n.2，20-22。许红花（2002）＜英汉姓名的社会心理差异＞《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35 n.4，90-93 7黄碧蓉（2004）＜英汉姓名的文化底蕴及其翻译＞《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21 n.4，页80-82 源可分为以下四类8 源于自然界的动植物名称或山水等：Bird、Brook、Bush、Field、Fox、Hill、Lake、Rice、Stone、World、Wood。
源于祖先所从事的行业：Baker、Butcher、Carpenter、Cook、Farmer、Fisher、Miller、Singer、Smith、Taylor。
源于祖父或者父亲的名字：Anderson、Edison、Johnson、Judson、Martinson、McGregor、O’Brien、Richardson、Wilson。
源于祖先因生理或相貌特征所起：Armstrong、Black、Brown、Long、Red、Short、Strong、White、Young。
另外，英语中还有双姓（double-barreled names）9，如Bartlett-Smith。但与汉语里的「诸葛」、「司马」等复姓不同。双姓起源于18世纪末的英国，当时使用它的主要原因：一是避免雷同现象；二是为了继承土地、财产的需要。现今由于受女权运动的影响，不少美国人喜欢采用「合二为一」的取姓办法，即把两个人的单姓合并组成自己的双姓。如Helen Oatay和 John Williams结婚，他们俩的姓名就分别为：Helen Oatay-Williams和John Oatay-Williams。但他俩的子女只采用父亲婚前的姓。
英语姓名的文化内涵
英语姓名的多民族色彩反映着英国的历史10 英国是个岛国，曾经历了多次外族入侵，早在公元前1000年，欧洲大陆凯尔特人（Celts）入侵该岛，后来发展为苏格兰、爱尔兰及韦尔斯民族与文化。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人入侵该岛，并为该岛带来了拉丁与和古代文明。后来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形成了英格兰民族与文化，产生了古英语。公元11世纪是一次最大规模的外族入侵，讲法语的诺曼人征服了整个英国并统一了这个国家，出现了贵族与贫民，英国文明与法国文明共存，英语和法语共存，因此许多英语词源于法语。一次又一次的外族入侵，形成了英国多民族文化，英语姓名反映了这一多民族色彩。例如英语姓Thorp源于盎鲁撒克逊语porp（牧牛场）；Tovey源自诺曼底语tofi（国家统治者）；Albin或Alban源于拉丁语albus（白人）；Jardin源于法语，意为与花园有关的人；Ingram源于日耳曼语engli（天使）。另外以“O”或“Mac”为前缀的姓具有典型的爱尔兰特征。前缀“O”代表某人的孙子，例如O’Brian一姓是由Brian的孙子演变形成的。前缀“Mac”表示某人的儿子，如MacCarthy一姓是Carthy的儿子演变而成。苏格兰的姓多源于诺曼底语，常与土地所有者或统治者的姓有关，这反映了当时苏格兰附属地位和求生方式，如Leslie，Murray等均源于某人所拥有土地的地名，以此为姓的人则是靠这片土地为生的人。韦尔斯人的姓是在英王亨利八世后发展起来的，主要源自法语、古英语和希伯来语。较普遍的姓有 Hugo，Hughs等。英语的姓名还伴随着移民和英国的殖民主义传播到每个讲英语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等。
英语姓名浓厚的宗教色彩反映了英国人民的宗教信仰
英国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以基督教为国教。基督教是随着罗马帝国入侵英格兰 8邱惠林、王安（2004）。英美姓名文化漫谈。四川大学学报，287-288。9秦迪裔（2001）。漫谈英语姓名。科技英语学习，11，24-27。10刘玉珍（1996）。英语姓名的文化内涵。世界文化，3，28-29。
而传到英国。12世纪时，宗教势力发展很快，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越来越多的人选用〈圣经〉中圣人的名字为自己和子女命名。16世纪时，罗马天主教规定，教徒洗礼时的教名必需选自〈圣经〉，以示对上帝的虔诚和尊崇。耶稣基督有12个门徒，除了叛徒的名字Juda以外，其它人的名字均为常见名，如Mathew，Peter，James，John等。女性圣人名字也是人们喜欢选用的名字，如Mary，耶稣基督的母亲；Ann，圣母Mary的母亲；Elizabeth，圣人John的母亲；Catherine，圣人Peter的妻子。〈圣经˙旧约〉中圣人的名字也是人们常选用的名字，如Adam，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Eve，上帝创造的第一个女人；Noah，制造方舟并把各种生物，每种一公一母带进方舟的人等。到17世纪，〈圣经〉中出现的名字几乎都被选用了，这些名字至今仍是非常普遍的名字，其中很多名字发展为姓。英语姓名反映了浓厚的宗教文化。
英语姓名丰富的生活色彩反映人们对生活的追求和无限热爱
英语姓名除了多民族色彩和浓厚的宗教色彩外，英语姓名的广泛使用始于12世纪末、13世纪初，而且大多是由名字发展而来。这个时期的英语姓是源于以下：绰号、职业、地名及亲族关系。如：Fox（老狐狸）、Pennefather（老财迷）、Smart（机灵鬼）、Chinn（大下巴）、Lightbody（小个子）等这些原本是表现某人的品德、外貌等特征的绰号发展成姓；又职业的姓有Chancellor（大臣）、Stuart（内政长官）、Hammerman（工匠）、Lumbard（金融家）等；而以国家、省、市名或出生地和居住地的地貌为姓的也不在小数如England、Wheatley、Berkley、Athill（高山）、Rayman（低地）、Shaw（森林）、Field（牧场）等；最后一组的英文姓氏是由表现亲情和家族关系的词发展而形成的。英语的家族是以父姓沿袭下来，这一特征在很多姓中反映出来，有以后缀-son构成的姓，表示父子关系，意为某人的儿子，如Nelson、Lowson、Hanson，或以O’、Mc及Mac为前缀的方式，也是代表父子关系，如O’Brain、McGregor、MacCarthy等姓，此外后缀为-kin构成的姓表示家族的关系，意指是属于那个家族的人，如Adkin、Walkin、Tomkin等。从绰号、职业、地名及亲族关系所延伸的姓，则可体验英语姓名拥有丰富的生活色彩，而此丰富的色彩与他们对生活的追求和无限热爱有相当重要的关连。
英美人姓名「名+姓」结构形式、社会历史文化原因11 英美姓名结构形式为「名+姓」两部分组成的形式，即名（Given name）在前，姓（Surname或Family name）在后。每个名字前面的前一个词为名，后一个词为姓，也有人有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名字，这时的区分为首名（First name）或教名（Christian name）。只有在办理公务或签署文件时才会用到中名（middle name）或第三个名字。在书写时按「教名+中名+姓」的结构次序排列书写，如：John Fitzgerald Kenned，有时为了方便，分别缩写为John F.Kennedy或J.F.Kennedy。
而形成此姓名结构形式与英国的历史发展有密切的关连。这一点可以与中国的漫长封建历史作一对比。英国封建历史短、资本主义确立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说：「我们祖先萨克逊人直到被诺曼人征服时，还只有个人的名字，而没有代表家族的姓氏」。可见，11郭小春、朱小红（2002）。略论英美民族姓名结构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榆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89-90。
英国人原来是没有姓氏而且姓名制度形成较晚，当时尚未形成以家庭为社会基本构成细胞的宗族关系。英国从9世纪到11世纪，封建化过程还没有完成，各地还有不少自由农，直到公元1066年被诺曼人征服（the Norman Conquest）以后，英国的封建制度才广泛确立。可是经过短短的数百年，到14世纪末，英国农奴制（serfdom）已经解除，到16世纪资本主义已广泛兴起，并且迅速导致了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相比之下，中国则有长达二千余年的封建史，在这样的社会，人们重视的是宗族观念，即宗族姓氏的传承尤为重要，日常生活以宗族为中心，而高居国位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则更是宗族观念的代表，国家的一切以帝王的意志为主，所以在封建社会中，无论是国家还是家族只能将代表个人的符号-名置于家族的标志姓之后。这里，封建历史的长短显然是「名+姓」姓名结构存在与否的重要原因。
「名+姓」的姓名结构形式另一原因是个人主义影响的结果。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讲求科学技术，求自由、尚分明、重个人、唯实、重抽象的思维方式影响姓名结构形式。所以，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众多民族历来具有民主传统，比较重视个人作用。虽然在1066年封建农奴制度下，自由民仍有一定的民主权利。中古英语时期（1150年至1500年），自由农民、骑士、市民等经过斗争获得了一定的民主权利。1215年6月15日，英王约翰被迫接受封建领主的要求，在大宪章（Magna Carte）上签字是民主权利的又一次胜利；17世纪的「文艺复兴」则更是人文主义（Humanism）的张扬。在美国，早期的殖民者从英国带来了民主传统，进而形成了美国梦想中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自主精神（Self-reliance）和自我实现（Self-achievement）等民主自由色彩浓厚的文化特征，使得个人重要性的原则仍被继承下来，个人创造精神仍受到推崇。
此外，早期罗马共和国文化及拉丁语对欧洲（包括英语在内）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罗马共和国的民主传统在整个欧洲的民族的心理形成中产生了影响，拉丁语中「名+姓」的结构形式渗透于英语里，体现在人名中。
西方父母命名时的考虑点：
姓是继承性的，而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多数的姓与名是不可混用的，但现今把姓做名使用已是常见的现象，如Adrian、Aubrey等都既可做姓、又可做名使用。名与一个家族的专有符号-姓不同，是区别一个人与他人的任意指定的符号，尽管如此，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人，都十分重视名字的选择与确定。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的名字可能会影响他的人生观，影响他的发展和成功。所以，西方人在给孩子起名时，往往要从国籍、宗教信仰、发音、韵律、拼写、性别、大众性、独特性、传统性、父、母名、简称与昵称的形式、文字意义、名字使用率、以及教名、中间名和姓的前缀等诸方面进行慎重考虑。如：Mr.Porter给他的孩子取Samuel Albert，那么，其孩子全名的缩写便是SAP，意思是傻瓜、笨蛋。这岂不要被人取笑，这对孩子的心灵必然带来创伤，影响他的成长。许多来自爱尔兰、意大利、德国、法国等国的移民在给子女起名时，都倾向使其尽量联想到自己的祖国，这样就使许多移民后代的姓名在发音、拼写等方面保留了原民族语言、文化特征或遗迹。如意大利人姓名的尾音多发“e”；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等前南斯拉夫国家人则以“ie”为结尾；俄罗斯、保加利亚人的姓名多以“v”结尾；罗马尼亚人姓名则多以“sku”结尾12等属于各国的姓名特点。
12张则桥（2003）。外国人姓名的结构形式及识别。世界文化，3，19-20。
从姓名看东西文化异同
姓名结构—「重姓轻名」还是「重名轻姓」？
英美人士的全名通常包含三个部分：教名＋中间名＋家名（first name/Christian name+middle name+family name）；而中国人、日本人的全名则为两个部分：姓＋名。由上述姓名结构，可以看出东西方的文化差异。
西方人在彼此介绍时，通常会说：「This is John, John Henry.」亦即「重名轻姓」—先介绍个人的名字，然后再介绍家族的姓氏。而东方人在介绍时，则是「重姓轻名」，比如说：「我姓陈，耳东陈；叫陈信祥。」亦即先介绍自己的家族姓氏，然后才说明自己的个人名字。尤其是在介绍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时，更是忌讳将全名说出来，只是说明「姓＋头衔」。由此可以发现，英美人士着重个人与个人的沟通，家族并非第一考虑。一般咸信这是西方社会经历过14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思想的洗礼有关，因为上述社会运动，或是强调个人从教会大家庭式的层层束缚下解脱出来、可以与上帝直接沟通，或是强调社会上人人平等的概念，因此，个人的角色比家族的色彩明显得多。饶小飞认为这正是「强调个性，提倡个人奋斗，尊重个人的独立人格与自我价值的体现。」13，显示出了西方人的「求异」心理以及「以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
反观东方社会，在近代以前，中国的儒教文化影响了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在这个「东亚世界」14，人民都讲求家族的荣光或是社会阶层的尊卑秩序，因此家族的姓氏远比个人的成就来得重要。这从「咒骂语」可看出端拟，比如说中国人会说：「我们陈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认为个人的失节将连带使整个家族蒙羞；反之，个人的荣耀则被视为是「光宗耀祖」之事。另外，「婚配」亦同，强调的是「门当户对」，而非「个人的情感」，也难怪文人会因此创作出如《梁山泊与祝英台》15等凄美作品来了；相较之下，沙翁的名作《罗蜜欧与朱丽叶》虽然说的也是男女主角的爱情悲剧，可是更着墨于世仇的纠葛及主角冲破限制的决心。另外在日本，幕府将军可以决定「谱代大名」（世代诸侯）的婚配，以防大名彼此合作形成危险的政治联盟；甚至当大名回到本藩时，必须把妻子留在首都，作为将军的人质16。在这个状况下，个人的名字不被重视，而是压制在家族的姓氏之下。另外，也有一则谜语可以道尽日本人对于「家族孝道」的概念：「为什么想要向父母提供意见的儿子，就像想要头上长毛的和尚一样？」谜底是：「不管他多么想，都无法做得到。」17在这样的家族头衔下，个人是不被鼓励强出头的，显示出东方人的「求同」心理。
命名原则—要「避讳」还是要「纪念」？
虽然近年来，日本、中国人的姓名时有雷同，甚至还统计出最普遍的男、女名字18，或 13 饶小飞（2003）。汉英人名姓氏的文化心态、来源与命名习俗探微。涪陵师范学院学报。v19n4，58。14 王仲孚（2000）。《历史》（上）（2003修订版）。台中：康熙图书网络股份有限公司。p.144:「所谓的东亚世界，是指近代以前的东亚历史世界而言。在地理上是指以中国本土为中心，包括今日的韩国、日本、越南等地区；这个地区，是以中国文化为主要成分，与其它近代以前的历史世界（如欧洲世界、回教世界、印度世界）显然不同，称为中国文化圈并不为过。」 15 作者不详。主要描写女伴男装求学的富家女与同学相识相恋、却受挫于家户观念的悲剧。16 潘乃德博士（1974）。菊花与剑—日本的民族文化模式。台北：桂冠图书，p.60。17 同上，p.46。18 陈琦（2005）。命名的分析—日本、台湾的对照。【语言与文化】课程作业，p.6。是有少数民族采用「亲子连名制」19，但是普遍而言，家长为孩子命名时多半会注意与他人相异，除了因为易于辨识外，其实是古代社会留下的「避讳」习俗所致。
中国人的「避讳」包括「避尊者讳，避亲者讳，避贤者讳」，是在一个讲究「差序格局」的社会所产生的现象，源自于周代。在封建社会下，有赖于宗法制度中的长者借着「名分」来维系社会秩序。由于其地位之重要，因此害怕巫毒者知其名对其不利，遂将姓名予以保密。但是此原则后来扩大到「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受影响。如：秦始皇瀛政为避讳「政」字，改「正月」为「端月」；州官田登为避讳「登」，而有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成语；一般晚辈若与长辈名字谐音、同音，则有「欺祖」之嫌。20即使在一般的人际交往中，称呼也有所忌讳，若是碰到不熟悉或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对象，通常不直呼其名，而以称谓或头衔代替，表现出个人在群体中的对应位置，以示礼貌。
但在西方社会则刚好相反，其命名的重复性甚高，亦即父母为孩子命名时，往往会用一位家族长辈或伟人的名字，以示亲昵或追念恩德。例如：美国第16任总统Lincoln的名字，就常常成为美国人名的中间名。或是同一个家族中，祖父子三代为表纪念而皆名为John，但会以「Senior John、Junior John」或是「John I、John II、John III」作为区别。连英国王储查理王子都计划要以「乔治七世」为登基之名，以纪念其祖父和查理六世，因为后者与伊丽莎白一世皇后在位期间带领英国民众走过艰困的大战时期，备受人民拥戴。甚至在西方的电影中，出现了「教授因为帮忙接生了难产的小马，小马的主人当场以教授的名字给小马命名、以示感激」的情节，亦不足为奇（王述文，1999）。而且，父子之间直呼其名，亦非失礼。
由以上比较，不难看出东西方命名原则中「避讳」和「纪念」之异，也同时反映出「集体主义重视群体意见」和「个人主义重视个人成就」的差别。
中国人则不敢与神仙同名，认为是亵渎神灵之举，反而以「儒教、五行」来命名。所谓的「儒教」，王述文（1999）认为其特征为：以「成人之道」或「做人之道」为核心，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精神，以及「忠孝仁义礼智信」的做人信条，导致中国人的名字充满了「社会规范」—「忠、孝、爱、国」已是稀松平常，甚至要符合「社会氛围」，因此，文化大革命时，以「卫东、小红」表现出对毛主席的忠贞。要不然就是以「平、和、清、芳」等名字，表现出儒教「追求中庸之道、以和为贵」的心理，如：朱自清、李延年等。
至于用五行起名，是因中国人咸信「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质是万物的起源，基于「有此名必有此命」的心理，因此，缺水的要名为「淼」，缺木的名为「森」，缺金的名为「鑫」，或是以该部首的字来命名，以「补足缺损」。这种「整体和谐」的要求仍然不脱「集体主义」的心态。
亦即孩子的名字中的一个字是沿袭父亲的名字而来，如13世纪的大理国的「段智祥—段祥兴、段兴智」，或是台湾泰雅族的「瓦历斯‧诺干—威海‧瓦历斯」。20 任骋。《中国民间禁忌》。台北：汉欣，pp.379-405。
第五篇：从文化角度看中俄关系
从文化角度看中俄关系发展
文化与国家关系
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对国家之间的经贸发展、政治互信、文明进步以及两国人民的情感具有重要意义。中俄两国是彼此相邻的两个大国。中俄两国关系的和平与稳定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其中作为纽带作用的文化交流自然也应该起到重要作用。然而，从中俄文化交流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来，笔者认为中俄两国文化交流面临很多困境需要破除，否则会直接影响中俄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使两国良好关系缺乏文化根基。
中俄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现状
中俄两国大规模文化交流始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时期，它是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而其后来的发展也一直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以中国的角度为例，从中苏蜜月期苏联文化作品大量引进，到中苏交恶后对苏联修正主义文学的批判，到后来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文化交流的恢复，以及现在中俄基于巩固和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需要而有官方推动的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无不渗透着政治的影子。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两国关系的升温，中俄文化交流在两国政府的推动之下发展较快。政府主导、顶层推动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特征。1992年，两国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995年，中俄达成《中俄相互承认学历学位证书的协定》，近年来，中俄互办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等文化交流平台。这些都是两国政府努力推动两国文化交流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年来两国文化交流的快速发展。然而，历史经验向我们证明，政府主导下的两国文化交流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所发挥的维系作用有限，在中苏交恶时期，两国相互妖魔化的背景下，之前由政府主导的两国文化交流对维系两国关系起的作用有限。
下面，我将从两国文化传统、科技、文艺、地域等方面进行分析。
俄罗斯地跨欧亚，其历史文化具有两面性，即兼有东西方文化特征，形成了独特的东正教文化，而中国则是典型的东方文化。民族主义是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以第三罗马自居的俄罗斯，具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济世情怀。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在苏联时代的典型表现是大国沙文主义。而在苏联解体之后，面对国际地位的巨大落差，则催生了排外情绪。同时，俄罗斯文化产生于无地理屏障的平原地区，历史上战乱不断，形成了尚武精神，喜欢走极端路线，缺乏妥协精神。而中国则传统文化则主张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强调中庸之道。两国文化传统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两国文化交流面临挑战。
科学技术是中俄两国文化合作的重点，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两国面临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挑战，迫切需要进行科技合作，提升两国的国际竞争力。且在能源、航空航天、电子、机械等领域成果丰硕。但是，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存在不平衡的现象。以其中典型的军事科技合作为例，其合作形式多为中国提供资金，俄罗斯向中国输出军事科技的形式。而中国科技实力逐渐上升，俄罗斯则继续吃苏联遗产，进步缓慢，俄罗斯军事技术对中国吸引力逐渐下降，中国逐渐摆脱了对俄罗斯的军事技术依赖，甚至对俄罗斯的军火
贸易构成威胁，而俄罗斯对中国的猜疑也日益加重，不愿与中国分享最高端的军事科技。两国科技合作在未来面临挑战。
苏联时代，俄罗斯文艺对中国影响巨大，苏联电影、小说、音乐、舞蹈、美术等给一代中国人留下了深刻记忆，并影响了中国文艺的发展。然而苏联解体之后，伴随着国力的下降与经济的衰退，俄罗斯文化在中国也逐渐式微。近年来，虽然有中俄文化年、语言年等活动，增进了两国文化交流，但也面临着文化交流的简单化、片面化的问题。两国文化活动没有相应的文化产品的支撑，也没有实现对对方优秀文化的吸收。，从整个社会层面，民众对两国文化的了解仍然有限。这显示出自上而下推动的文化交流活动面临的困境。
从地域上看，中俄文化交流有很强的地域性，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文化交流程度较高，而其他地区则交流程度有限。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的影响，基于地缘有关，也与历史文化因素有关，这些要素在其他地区都具有不可复制性，很难在其他地区推广。
中俄文化交流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由此可见，当前，中俄两国文化交流很大程度上是在两国政府推动下进行的，两国文化交流缺乏文化源动力，这就意味着，中俄两国当前文化交流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两国政治关系的表现，是政府推动的结果，而缺乏足够的群众基础。两国文化交流发展速度很快，但是深度和广度相对不深，两国人民还存在着对彼此的偏见和不友好、不信任的问题。两国文化方面的摩擦在将来也会不可避免。文化交流成为两国政治关系的附庸，政治对文化的影响巨大，而文化交流对增进政治互信的作用却极其微弱，甚至因为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缺乏而导致政治上的不信任。所以，在政府主导下的文化交流活动难以担负起增进两国互信，增进人民之间的感情，最终为两国关系发展打下坚实文化基础，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艰巨使命。必须实现中俄文化交流形式转型，由至上而下政府推动变为自下而上民间主导。这样才能发挥文化在维系两国之间关系正常发展的纽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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