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大众文化—金元浦

第一篇：重新审视大众文化—金元浦

金元浦：重新审视大众文化

近几年，文化研究成了西方争相趋鹜的热门学科，其中大众文化研究又成了首当其冲的显学。传统的神话已经远去，今天的神话是以电子媒介传播的大众文化。

什么是大众文化？.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大众文化概念至少具有三层含义：革命的大众文化，民间的通俗文化，当代大众流行文化；三者之间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

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与消费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是当代大众广泛参与、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事件。当代大众流行文化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严肃艺术和高雅艺术形成了不同的对应关系，须对之进行细致辨析。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理论家都曾对大众流行文化进行过深入批判；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伯明翰学派霍加特、威廉姆斯、霍尔、汤普森主张文化唯物主义，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奠基人；英美西马理论家杰姆逊、费斯克以及法国学者布尔迪厄、鲍德里亚尔等也对当代大众流行文化特别是对电视等新的传播媒体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他们的理解与思考构成了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另一路向。

自50年代起，上述理论家就致力于大众文化的研究，并把这一研究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使之成为活跃的跨学科的理论探索的新的知识空间。这种研究将对制度和日常行为进行的批判分析看作是题中应有之意。并且它已经逐步进入当代意识形态，成为建构当代意识形态的主要动力和机制。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是体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工业产品，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垄断性权力，大众是纯粹被动的文化消费者，是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控制的社会成员，他们注定无法自己解放自己。阿多诺在1980年代曾特别回顾了关于“文化工业”这一概念命名的经过。“’文化工业’这个术语可能是在《启蒙辩证法》这本书中首先使用的。霍克海默和我于1947年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出版了该书。在我们的草稿中，我们使用的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倡导者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好象从大众本身产生出来的文化，是流行艺术的当代形式。我们为了从一开始就避免与此一致的解释，就采用’文化工业’代替了它。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把它与文化工业区别开来。”在阿多诺他们看来，文化工业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欺瞒、压抑大众的主要方式，他们利用了千百万大众的意识与无意识，大众只是他们算计的对象，是机器的附属物，而从来没有成为文化的主体。60年代，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其代表人物霍加特、威廉姆斯以及汤普森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提出修正，提出文化唯物主义的主张，强调文化主体与文化生产在当代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将大众传媒研究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威廉姆斯和另一个代表人物霍尔对贬损、混淆大众文化的精英主义进行了分析，认为以传媒为载体的低级庸俗文化形式并不只是由工人阶级消费的，这些文化形式也不是由工人阶级自己创造的。从这里出发，他们对传统的精英文化保持了一种持续的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7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学派在英国日益扩展，它的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结合起来，与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展开了论战。他们不同意阿尔都塞割裂文化形式文化经验与社会阶级之间紧密联系的观点，也不同意将复杂的社会政经文化关系仅仅归结为文本符码与力必多冲动。

六、七十年代的英国文化研究在方法论上主要是逆当代西方文本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而行，让文学文化的文本研究回到广泛的社会联系和生活实践中来。它对大众文化研究的首倡，对于当代传媒研究的首倡，对于高等教育中设立文化研究的系所、学制与学位的首倡，成就了它昭彰于世的赫赫声名。

西方另一部分文化研究论者如费斯克等则对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批判进行了反拨。他们对先前的否定论文化批评重新进行了审视和批判，不完全同意法兰克福学派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文化工业对大众意识的控制的观点，不同意把大众只看作被动受控的客体，而认为大众文化中也隐含着一种积极能动的自主性力量。他们提出重新理解大众文化，重新审视大众传媒，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大众文化的启蒙性和独创性。

无疑，西方的理论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有其自身发展的语境。离开了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实际境况，我们的讨论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在我国，“文化研究”实际上早已开始。90年代兴起的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是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得到迅速发展的。它与我国当前意识形态的变革和价值观念的转型有着深刻的关联。前一阶段我国学术界主要倾向于批判大众文化的否定面，忽视了大众文化与现代传媒、现代科技和现代生活的密切联系。批判地借鉴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使我们有了一个借以发展的基础和较高的起点，对建立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研究方法和批评话语，具有重要意义。问题是，不管大众文化是恶魔还是福音，它都是20世纪冷战结束后人类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的存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它与这一阶段的人类最重大的变革--如经济全球化、意识形态变革、媒体革命、高科技与互联网、新经济浪潮与当代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存在是形构当代社会体系与生活实践甚至制度构架的重要方面。我们不能熟视无睹或视而不见。但在理论研究领域，大众文化却一直被正统文艺学或文化学特别是传统的学院研究放逐在理论的边缘，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低俗文艺形式，不具备理论研究的价值。或者囿于传统的学科划分和原有的学科界限，固守文学种类与体裁的藩篱，不敢越雷池一步。实际上，当代文学文化在实践中已大大突破原有的边界，向综合的交叉的新的文艺/文化方式推进。它与其他文艺形式和现代传媒结合，创造出了远远超过以往的大众文艺的新的文类与体裁，也借助现代高科技，创造出了新的更为普遍的传播方式。同时，电视文艺、大众音像、流行歌曲、综艺报刊文化和网络多媒体文艺等大众文艺形式实际上已占据当代文学/文化的重要地位，在现实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当代文艺学必须对此做出理论上的概括与总结，打破传统精英主义对大众文化的固有见解，重新认识、理解和解释当代大众流行文化，以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对当代大众流行文化的性质与特征进行再思考，探讨当代大众流行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当代大众流行文化与当代传媒、当代大众流行文化与当代高科技的关系。关注当代大众流行文化与当代文化受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受众的关系；关注当代大众流行文化的产业运作方式，并应注重进行个案分析。

二

当代大众文化的兴起，在中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正是大众文化，实际地改变着中国当代的意识形态。在建立公共文化空间和文化场域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中国大众文化首先是一场解神圣化的世俗化运动。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整体变革的一部分，它表明了市民社会对自身文化利益的普遍肯定，表明了小康时代大众文化生活需求的合理性，以及它处于上升期的内在动力与相应的批判意识。它在建立初期所表现出来的非政治、非道德价值、非艺术、甚至非审美的某些现象特征正是它对过去时代极端的政治价值观的反拨和对先前政治-伦理一元价值结构的冲击。在变革政治一体化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上，它具有看似漫漶实则相当坚定的力量。它在结束大半个世纪以来文化作为“附皮之毛”完全依附于政治的传统格局与运作方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以其独特的方式，参与改变了文化与政治的主仆关系，而出现了文化面对经济和政治的“两主一仆”的现实景观。从某种程度上，帮助开辟了当代文化与经济、政治三极并立获得相对

独立的社会与制度定位，并对当代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与制约的可能道路。

大众文化的形成是中国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公民）社会成长的伴生物。它开辟了迥异于单位所属制的政治（档案）等级空间和家族血缘伦理关系网的另一自由交往的公共文化空间。从歌迷会、球迷会、练歌房。。。直到网上聊天室。它提供了文化的个人空间和个性表达方式。提供了个人在公共空间特别是媒体空间拓展想象、选择趣味、虚拟地实现个人情感生活的某种可能。

大众文化不仅对于改革开放前的意识形态有冲击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当代大众文化的主体是大众，它本能地具有一种依托大众的、趋向民主的品格，指向开放的双向交往的多元化的意识形式。大众文化改变了原有的文化资源分配方式，进行了文化资源的再分配。它开辟或创建了新的公共文化场域，建立了大量新的文化资本及其积累与运作方式，大大改变了原有的单一政治文化资本的拥有方式（不需要经过政治的特许）或独享（专有）方式，创建了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等级的文化消费空间和消费方式，使大多数人可以更自由方便快捷地获得自己喜爱的文化资源。大众文化还创建了大众的新的文化时尚与公共文化话题。从一部流行的电视剧，一张 VCD、磁带或者一场足球比赛，到服饰、旅游、家居装修，它日用而不察地形塑着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并进而进入一种制度形态。

依托于现代电子媒介的大众文化必然是跨国的、全球的、世界的，又是本土的、民族的、地缘的和社群的。作为公共空间，它是不同意识形态汇集、交流、沟通、共享、对立、冲突的公共场域，又是社群特别是弱势群体和边缘话语的表达场域。文化研究一直致力于关注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批判、解构精英主义的文化概念，重新审视文化转型期大众弱势群体在不平等社会现实中的地位变迁。这样，文化研究就发展出了一种尝试重新发现与评价被忽视边缘群体的文化的研究机制。由此决定了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它坚持审美现代性的批判意识和分析方式，不追逐所谓永恒、中立的形而上价值关怀，相反它更关注充满压抑、压迫和对立的生活实践，关注现实语境，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制度形态进行了严肃的不妥协的批判。在文化研究的初期，这种立场表现为对于工人阶级文化的历史与形式的关注，而后来的大众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等等也都坚持了这一从边缘颠覆中心的立场与策略。可以说，对于文化与权力的关系的关注以及对于支配性权势集团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否定和超越，是大众文化研究保持其持久生命力的原动力。

三

当代大众文化是当代经济方式的产物。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人类开始迎接第三代生产力。这就是电子时代的智能生产力。第三代生产力的显著标志是文化与经济崭新关系的建立。如果说以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及工业大生产为代表的第二代生产力是以经济生产与文化艺术的对立、分离为特征的话，第三代生产力的重要特征便是“文化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文化化”，以及由之产生的当代文化经济一体化趋势。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文化的经济功能和经济的文化含量。

所谓文化的经济化，就是指文化进入市场，文化进入产业，文化中渗透经济的、商品的要素，使文化具有经济力，成为社会生产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文化的商品属性解放出来，这就增加了文化的造血功能，使文化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

如果在20年前，有人说唱歌、跳舞、音乐、体育是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那简直是天方夜谈；如果有人提出以文化旅游业为地方经济的龙头产业或支柱产业，也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在今天，以音乐磁带、激光唱盘、MTV、电影、电视、录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拳王争霸赛、世界杯足球赛为代表的文化艺术已堂而皇之地成为当代世界经济中的新兴产业。文化经济已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实践。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已成为世界

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之一。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及其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宣告知识经济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1997年世界超大企业500强中，科技、文化、信息产业越来越多，娱乐产业迪斯尼，其产业规模及赢利稳入世界前十强。文化产业被视为21世纪的“朝阳工业”。毫无疑问，文化产业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而文化产业也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所谓经济的文化化，是说现代经济发展中文化的、科学技术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要素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农业经济的时代，全社会95%以上的人在为基本的生存条件粮食而工作，现在发达国家仅有2%-3%的人口从事农业，便可满足社会的需要。在工业发达国家，高科技、高文化大量进入文化，使当代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中的知识、科技、文化因素已日益跃居重要地位。而脑力劳动者的数量则迅速增加。无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自然要将重心转移到服务、知识、信息等第三产业方面。

经济的文化化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它代表着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社会需要不断提高。在基本的物质层次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因此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极大增加，比如人们对书籍、音像、影视、艺术产品的需求，对娱乐服务、旅游服务、信息与网络服务的需求。即使物质层次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的文化化了。比如穿衣，不再讲究结实、耐穿、耐用，而更多地关注审美、时髦、品牌与流行等服饰文化的当代特征。

丹麦未来学家沃尔夫.伦森认为，人类在经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之后，将进入一个以关注梦想、历险、精神及情感生活为特征的梦幻社会。在商品世界中，不仅娱乐业，而且日用品行业也在产品中加入想象、故事和情感。他断言，在未来25年里，人们从商品中购买的主要是故事、传奇、感情及生活方式。贫穷将被重新定义为“无力满足物质需要以外的需求”。人们消费的注意力将从物资需要转移到精神需要，从科学和技术转移到情感和逸闻趣事。他甚至预言，未来收入最高的人要数那些“故事大王”，一个产品价值的大小取决于他们给产品所编的内容。这只要看看今日席卷全球的世界杯足球浪潮，就一目了然了。所以有学者提出，随着人类对服务业、娱乐业、旅游业、影视业、信息业、网络业的日益增加的需求，未来的经济学将让位于心理学。当然这是指中心地位的出让，而不是指经济学的消亡。实际上，今日的经济学已在大力关注知识、信息、文化，乃至人的心理，因此，未来的发展不是心理学取代经济学，而是经济学与文化学、心理学的双向交融，是经济文化学或文化经济学取代今日的经济学。

实际上，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之所以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趋向，是通过当代大众文化的方式实现的。正是大众文化的文化产业方式使当代文化与经济的双向交互作用，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相反相承又相辅相成有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从而形成文化经济的有机发展过程。

四

媒体改变了世界。

当代大众文化与科技革命比肩而行。文化传播形式随着现代大众传媒的创生变换，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媒体革命。从纸介质的传播媒体向广播电视多媒体互联网等电子介质的传播媒体转化，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飞跃之一。电子传媒比印刷传媒拥有更为强大的力量。广播、电影、电视、音像、多媒体的相继产生，不仅创造了崭新的文化工业--广播工业、电影工业、电视工业，音像文化乃至多媒体文化，它们代替图书文化，成为新兴的主导文化形式，并且在电子网络的基础上创造了电子报刊，电子新闻产业、电子广告产业等等，文化不断经历创新和扩容，文化的领土前所未有地得到了猛烈的扩张。

今天科技对文化的渗透，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文化艺术的媒介化趋向。文化艺术的媒介化以越来越多的大众文化产品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标志。它表现为文化艺术的传播越来越受到媒介工业技术和体制的制约，文化成了媒介，媒介进入了文化，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传播媒介给文化艺术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媒介文化产品与文化艺术创作原初语境的分离，即所谓“取消语境”（decontextualization）, 在一个虚拟时间虚拟地点重构一个新语境，即所谓“重置语境”(recontextualization)，文化传播和媒介技术带来的语境的分离和重构，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艺术创作反映生活的传统观念。当代电子媒介（如电视、电影、网络）中创造的虚拟的真实似乎比真实更真实。是媒介手段创造了比现实更真实的“ 超现实”或“超真实”。如果说“电子宠物”是现代人类虚拟真实的一次演习的话，那么，网上虚拟网络小姐的诞生开辟了超真实的历史新景观。

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传播技术的发展，现代科技广泛地运用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之中，在文化领域掀起了新科技革命的旋风，已经导致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和传统文化形态的更新。文化生产方式工业化，实现了从文化手工业到现代文化大工业的深刻变革，直接导致文化工业革命。文化作坊让位于文化工厂，社会化文化大生产取代个人化文化小生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高新技术的产生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不仅导致所有传统艺术形式的升级换代和现代更新，而且创造了大量崭新的艺术形式。

先前的媒体研究认为，这一研究的核心论题应当是媒体节目的共同性与观众要求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是媒体的强制性压抑、消弭了观众主体的能动性，使观众成为被动的接受者。但是，当前高科技传媒的发展告诉我们，今日的媒体是在一个日益复杂日益多样化、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里运转和发展的，先前某一两种媒体如电视或某一两家电视台独霸世界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随着媒体种类与数量的急剧增加，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媒体的传播功能与创造意义的功能逐渐合一，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的选择性越来越高，主动性越来越强，某一种媒体或某一家媒体凭借一种行政命令或长官意志完全地直接地影响大众的时代即将过去。如果我们说当今世界媒体的力量在左右着人类的话，那么，媒体的迅速发展也在不断产生着消解其霸权的力量。媒体的多样性和多元性，以及内容的极其丰富性，赋予受众更大的选择的能动性与自由度。竞争使媒体与接受者的关系由原来的教育、指导甚至命令变为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收费上网、有线电视使接受者白得免费午餐的受赠意识、传统形成的受教育、听报告的意识大为减弱，而代之以我作为一个消费者的个人购买与消费行为的意识。既然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我就有权要求得到更合乎我的个人意愿的服务；既然可以有多种选择，我当然选择最符合我的个性特征的节目。

但是这些众多的选择，仍然只能在一种任何人也无法逃脱的文化语境和公共空间中展开，在一定的文化与经济的场域中实施。因而民族的、地域的、性别的、阶层的特征就凸现出来，观众由文化所囿定的主观倾向性便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尽管这一显现仍然显得那么随意、漫漶、毫不经意。毫无疑问，当代大众文化既是福音又是恶魔。大众文化研究从实践来看，其意义是无庸置疑的，但当代大众文化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与其正面功能同样强大的负面影响。比如与文化民主化同时产生的文化的无政府化（电脑黑客）、暴力与色情倾向等等以及趣味低下、格调庸俗、追求感官刺激、艺术形式模式化、雷同化等众多问题，存在着与严肃艺术、高雅艺术和主流艺术的诸多矛盾甚至冲突。如何指导和规范大众文化的操作，引导它向更加健康更加高尚的方向发展，向更富艺术意韵的层次提升，是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它也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予以回答。

当代大众文化已深深契入我国当代社会的制度形态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影响着改变着新一代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必须全面打破传统的大众文化观念，重新认识当代大众流行文化的性质与特征，给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

来源：文化研究网

第二篇：重新审视自己

重新审视自己

„„《遇见未知的自己》读后感

单位举行今年的读书活动，本来只是抱着一种完成任务的心态，在网上随便挑选了本《遇见未知的自己》买来看。随便翻了翻，却没想到真的给我原本浮躁的心灵带来了些许平静。

本书是台湾知名女主播张德芬书写的身心灵小说，以主人公若凌的感情和工作为主线，通过若凌与一位老人的对话將心灵思考、人生哲学深入浅出进行了剖析。让我心里有很多的触动！

为什么我们总不快乐？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们似曾停下脚步来问自己内心里真正的感受？我们是否有那么的了解自己？我们真正在追求的是什么？金钱？名誉？地位？权势？得到了的东西是否有预期的那样快乐？总是在自己的潜意识中误解、沉沦，追求着种种角色扮演的被认同感。书中老人说：“你不是你的工作，你不是你的表现，你不是你的成功，你不是你的失败。这些外在的东西，丝毫动摇不了你那个内在的真我，看清楚小我的虚假认同。”“痛苦是你创造出来的，因为那个是你对事情的解释。”是啊，在这个竞争的社会，在工作、生活中我就是特别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因而不断的盲目的去攀附追求那些外在的东西，当每次得到后，喜悦总是那么的短暂，内心依旧迷茫、痛苦。也如书中若凌所言：“活着好累！”，此书老人的话让我蓦然惊醒„„

我喜欢本书中的每一句话，最经典是：“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自己”。所有的人、事、物都是自己内在的投射，从小的教育，环境，经验等让我们接受了众多的应该和理想，于是我们产生了很多的信念、价值观、态度、标准，来约束自己，也来衡量、批判他人，探讨着别人的不当，生活的不公，从来不检测自己思想的正确性。在不知不觉地做了生活的傀儡，成了“自己思想和情绪的奴隶”。世界的真相只有一个，为什么会有千姿百态的感受，并衍生出丰富多样的喜怒哀乐？书中说到：“事件本身都是中立的，因为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所以说，很多事情，并不是它自然的发生，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是我们自己选择它们这样或那样的发生。那么我们到底怎样才能获得更多的快乐呢？真正的快乐，来源于对生命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充满正面的思想，在恰当的时候，学会陷入沉思，感受孤独；打开心怀，投入生活；要有丰富的知识和经历，并把经历变成知识，把知识变成智慧；对生命深沉的爱，对生活执着认真。遇事不能仅凭借主观想法去臆断，要追求根溯源，多想想藏在这个想法背后的原因。

此书真的很特别，感谢单位的读书活动，让我无意获得珍宝，他值得我反复的阅读、咀嚼和吸收。亲爱的朋友们，在匆忙的生活中，适时地停下来，让自己和心灵静一静，感受一下大自然中新鲜的空气，清醒一下大脑，认真地思考一下：“我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愿我们像春蚕破茧而出，活出一个身心灵合一的真我！

第三篇：该重新审视中国基础教育

2010羊城教育系列论坛开幕，民办教育专家热议未来趋势，他们提出

——该重新审视中国基础教育

2010年11月08日 羊城晚报B7版

记者 黄亮 薛江华 实习生 梁欣妍

中国的基础教育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是问题丛生还是优势明显，一直是各方争论的话题。最近，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参加美国《今日》广播时称，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快速发展国家的学生已经开始把美国学生远远抛下。11月1日，一场关于基础教育的讨论在广州举行———这场名为“2010羊城教育系列论坛之基础教育”的研讨以“让我们的孩子更优秀”为主题，来自民办教育领域的教育工作者们亦就国内基础教育的话题各抒己见，其中呈现的某些观点颇具洞察力。应试教育也是一种素质教育

奥巴马的观点也代表了国内一批教育专家的看法。在最近举办的“2010羊城教育系列论坛之基础教育”研讨会上，广州华兴文化培训学校校长彭清平的观点就引起不小争议，他说：中国的基础教育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虽然公众对应试教育多有诟病，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应试教育为国家和民族制造了一大批人才和精英，而且接受过国内基础教育的学生到国外进修到研究级别，成绩较为出众，没有落在人后。

彭清平认为，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作为基础教育两大板块，两者并没有天然地排斥，不能因为谈素质教育就把应试教育说得一塌糊涂。他以自己所从事的中高考(论坛)复读领域为例，称“中高考复读就是典型的应试教育，一切唯分数和结果而论”，然而，据其观察，很多学生经过复读后，行为习惯发生很大改变，人生目标变得更清晰，因为其提前接受磨难，心理变得更加成熟，这都是提倡奋斗苦读的应试教育题中应有之义。

彭清平称：“奥巴马上述言论基于一种事实，即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在内的华人学生在美国各个领域均有出色表现。美国中学生的基础知识，尤其是数理方面远远不如中国和犹太学生，这已是美国社会的基本评价。在国内接受基础教育的学生到西方国家上大学，只要不是混日子类型，成绩常常出类拔萃。”他表示，成功的教育包括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使人奋发有为，只要能达到这种效果，即使对其冠之于“应试教育”的名称，也难掩其成功本色。

广州卓越教育机构主任余敏健则认为，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不是对立而是相辅相成，都是基础教育的构成部分。基础教育不应为中国教育的缺憾单独“埋单”，如果说后者有所不足，还有家庭教育、教育体制和大学教育等种种原因。而单独来看，基础教育部分反而较为优质和扎实。

素质教育不是指琴棋书画

部分参加论坛的专家则表示出与上述看法相左的观点。新东方优能中学教育中心主任梁锦文认为，很多考试成绩良好的学生融入社会后表现出很大的不适应性，他们并没有延续学校就读期间的优势，顺利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这也凸显现行教育内在具有缺憾和不足。所以，要帮助学生突破应试教育，腾出空间和时间发挥自己的特长，多学一些琴棋书画等，有利于将来适应社会。

对“腾出空间学琴棋书画”的看法，彭清平立刻表示反对：“这种看法对素质教育有认识误区，好像多才多艺就是素质教育。实际上，教育如果让学生掌握太多‘花拳绣腿’的技能，反而令其底子和基础显得不够扎实，不容易潜下心来进入学习状态。而且，学好琴棋书画要靠天分，并非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不会琴棋书画，而素质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个个都精通琴棋书画。”

面对反驳，梁锦文解释说，双方对素质教育内涵的理解不尽一致，素质教育是在性格、能力和个性方面对学生进行多方塑造，并非专指多才多艺。基础教育缺的是人文关怀

对于中国基础教育优于美国、“是全世界第一”的观点，梁锦文亦表示相反意见，称：“最近发生‘我爸是李刚’事件，就是国内基础教育失败的例证。实际上，优秀的基础教育不应仅仅是学科教育，它还应包含人文关怀的内容，教导学生对身边的亲人朋友、对社会多一份关怀。”他认为，美国基础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不会显得那么霸道以及对周围人的冷漠。

然而，有专家认为，“我爸是李刚”与其说是基础教育的失败，不如说是家庭教育的缺失，不能把个体悲剧的帽子扣在基础教育的头上。彭清平称，中印两国近些年经济高速发展，对高精尖技术的突破和对外来技术的吸收，很大成绩要归功于扎实的基础教育，因为经济发展始终靠大批人才在支撑。

学校严格管理传统不能丢

在广州市教育局日前举办的第26届七十高龄教育工作者祝寿会上，许多老教育工作者也热烈讨论了这个话题，他们表示，中国的基础教育有很多优秀的传统，不能一味学习西方而丢掉自己的优势。

沙东中学的李树标老师曾经去过40多个国家考察基础教育。他认为，东西方教育理念不同。中国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对孩子的天性抹杀得太厉害，但这不是管理严格造成的，而是高考指挥棒造成的后果。他认为，其实学校和学生都不喜欢补课，但因为是“家长输不起”，所以才会让孩子备感压迫，甚至扭曲心灵。

因为受西方的教育观念影响，中国很多地方都在学西方，比如台湾。李树标老师曾去过日本和台湾，日本至今仍坚持着严格的教育理念，但台湾很多学校在近年来都放松了对学生的管理，结果出现了学生素质滑坡的迹象。

李树标还认为，当广州有中学要求学生不能留长发时，学生马上就会向媒体报料，而媒体就会马上站出来质疑学校的做法是在抹杀学生天性。这种舆论环境也导致很多学校被迫丢掉严格管理的好传统，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越来越宽松，不利于学生成才。

第四篇：重新审视专科生就业难

重新审视专科生就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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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宣阅读次数：1293 时间：2002-1-20

近两年来，大学专科生毕业后一两年仍找不到工作的事随处可见，包括在经济不发达的边远山区，专科生也不那么受欢迎。难道真是人们所说的那样：现在我国的大专毕业生太多了吗？社会上就没有他们的用武之地了吗？显然不是的。

大专生就业近年来一直低迷不振。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不容忽视：

一是大专生的就业期望值过高，不愿意到农村、厂矿等基层去。一些专科毕业生自认为经过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应该到大城市、到机关，应该坐办公室。如果大学毕业后再到基层去干体力活、技术活、脏活，就会觉得脸面无光，大学白读了。于是，拼命通过各种途径去挤那为数不多的城市指标，甚至宁可待业也不愿下到农村、厂矿基层，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

二是用人单位在用人上存在误区。不少用人单位不是从岗位的实际需要选配人才，而是盲目“攀高”，本来专科生可以胜任的岗位，却非要招聘本科以上毕业生。有些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则不是从企业的长远发展吸纳人才，而是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或招聘一些离退休技术人员，或廉价雇用一些打工仔、打工妹。这样以来，专科毕业生难免遭冷落。

三是专科生的培养不尽如人意。大学专科应培养应用型的专业技术人才，而如今不少专科学校（包括本科院校的大专政策）在培养模式上往往只是本科毕业在内容和学时上的简单压缩，专科毕业生既缺乏知识的广度与深度，又缺乏熟练的专业技能。

另一方面，现行的人事制度户籍管理等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大专生的就业，让他们不敢到基层去。因为从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看，一旦户口落到基层，以后要改动无疑难于上青天，所以这些束缚人才流动的制度如不改变，大专生下基层的道路仍难以真正打通。

面对这些矛盾怎么处理呢？我们认为，首先要加强大专生就业指导，引导他们认清趋势，转变就业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主动到基层去。其次要提高基层干部素质，让他们充分认识到人才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大专生献身基层事业提供广阔的天地。其二，学校要大力提高专科教育的质量，以优质的“产品”和良好的信誉，赢得社会用人单位的青睐。其四，要改革有关制度，不要让那些不利于人才流动、制约经济发展的陈腐制度约束了大专生的手脚，应该想方设法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第五篇：重新审视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

重新审视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

《反对自由主义》是毛泽东思想中的名篇，也是1949年以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一件重要武器。几乎每一次的政治运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这个思想武器都要被请出来，或者在大会上讲，或者在小会上念，与每一个党员、干部亲密接触一番。在中国，这篇“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家喻户晓的程度，用“入支部”、“入工厂”、“入连队”、“入村组”、“入家庭”、“入耳”、“入脑”之类语句来表述都不算很过分。由于建国五十多年来“自由主义”一直是主流意识形态打压的对象，与自由主义有所沾染就意味着政治上出局，官办的新闻出版机构不敢公开介绍、销售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大师的名篇佳作，公众对自由主义的接触不仅是十分有限的，而且是经过仔细过滤的，相当一部分人士大半生接触“自由主义”的机会可能就只有通过学习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一途。甚至可以合理推断，倘若对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对自由主义所怀抱的如“自由就是绝对自由”、“自由就是为所欲为的自由”、“自由就是毫无组织纪律”等等成见进行追根溯源，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即使不是唯一源头，也肯定是主要源头之一。

然而，在大陆，特别是在执政党内部，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的这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思想著作”所反对的并非“自由主义”。

毛泽东把犬儒主义、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全当作了自由主义

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对何谓“自由”，何谓“自由主义”，毛泽东并未下定义。“自由”和“自由主义”作为从国外引进的名词和观念，在毛泽东完成学校教育之前，从鸦片战争之后至二十世纪初，当时的《英汉词典》等工具书里对自由的释义多数含有贬义，如“自主，自主之权，任意擅专，自由得意”，“自由一词，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自由自在、无法无天、放荡不羁，而这些都是为中国传统所不容的”（注1）。毛泽东心目中的自由主义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主义呢？我们今天无从知晓。尽管如此，由于毛泽东对自己所认为的“自由主义”的诸种表现有非常清晰的表述，我们还是不难透过这些现象，以及他文中对这些现象所作的某些概述，初步指认出“毛式自由主义”的梗概。

毛泽东在文中列举了十一种自由主义的表现：

1、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

2、不负责任地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

3、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

4、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

5、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

6、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

7、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8、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

9、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10、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

11、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

我们可以对上述十一种表现作个简单的归类，1、2、3、6、7、8、9，这七种现象有一个共同特征：回避责任和风险。在残酷的环境中，回避责任和风险，目的往往在于全身远害。这种处身态度在哲学上被称之为“犬儒主义”。

4、不要纪律，哲学上可归类到“无政府主义”里。5、10、11三种现象都是不顾长远的、全局的利益，贪图眼前的暂时的局部的利益，是“机会主义”的典型表现。

显然，“犬儒主义”，“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都不是自由主义，也不是自由主义的分支或派出机构。从形式逻辑的角度分析，毛泽东在这里犯了两个错误：把不同的概念混淆到了一起，违反了同一律。

除了列举这11种表现之外，毛泽东还对他心中的“自由主义”作了五点概述，这五点有的与我们今天所称的自由主义有关联，有的仍然属于“指鹿为马”。这五处概述分别是：

（一）“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

（二）“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

（三）“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

（四）“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

（五）“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

我们现在知道，自由主义主张和平，却从未主张无原则，在基本人权不可侵犯等原则面前，自由主义是坚定的。自由主义也讲团结和纪律，自由民主国家里的政党如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等也有团结和纪律即是证明。自由主义并不是导致意见分歧的根源，只不过容许本就分歧的各方将各自的意见公开表达出来，所以，自由主义只会促成分歧的各方因看清对方意见和尊重对方要求而团结，却不会谋求无视存在分歧的所谓团结。自由主义之所以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因为离开个人利益的整体利益将成为空中楼阁。自由主义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却容纳马克思主义作为多元意识形态中的一元，倒是马克思主义视自由主义如寇仇。所以说，毛泽东上述判断，与自由主义并没有太大关涉。

从上面这么多分析和归纳可见，毛泽东对自由主义的认识是非常模糊的，包含了很多非自由主义的特性，据此可以说，毛泽东所理解的自由主义，不能排除是受其前期关于自由是“任意擅专，自由得意”、“自由自在、无法无天、放荡不羁”等观念所影响，甚至有可能只是望文生义，而并不懂得真正的自由主义。这个判断在我们联系《反对自由主义》一文的前后文时也得到了证实。《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在开头和结尾强调的都是团结，在该文的特定语境中，自由主义是被作为不利于甚至破坏共产党内部团结的倾向与习气来反对的，因此，有理由认为，毛泽东的自由主义是相对于纪律而言的，是纪律的相对物，是一种内容芜杂的、轮廓很不清晰的、类似于无政府主义的东西。

自由主义与犬儒主义、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

关于自由主义，也许当今之世再也没有什么观念比它更多歧义。为了有助于厘清自由主义与非自由主义，避免简单化的毛病，我们先从自由这一概念出发。自由一词在中国虽然古已有之，但我国古人所称的“自由”都不是作为政治或哲学词汇使用的，与近代的自由概念有联系，但基本内容已经有相当大的不同，自由从一个单纯的名词扩展为政治哲学的一个范畴，是拜西风东渐之赐（注2）。西方古老的说法，自由是“独立于他人的专断意志”，这种自由观念最早可追索到古希腊的伯里克利时代和斯多噶先哲那里，中世纪则由托马斯.阿奎那承前启后，到穆勒终于集其大成。穆勒的自由是在个人主权和与之相争的国家及社会主权之间划出界线，在穆勒看来，国家拥有正式主权，社会稳据非正式主权，只有个人主权，缺乏可靠的实际的保障。因此，个人只有靠自发主动来求得与国家和社会相抗衡（注3）。启蒙运动中，自由多用来指称把人从束缚中解放出来。到了相当晚近的时候，自由才被认为是一种必须借助于法律保障才能存在的生存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个人拥有不受社会与政治控制的权利。贡斯当认为，独立是自由的第一要义，所谓自由就是保护个人私生活的自主权，是在制度化的政治生活的狭窄领域之外，给个人提供广阔的选择余地和广泛的选择机会。现代社会通过教育、出版、公开辩论等途径，向公民提供一个历史上其它时代完全不可想像的空间（注4），而将国家强制抵挡在这个空间的边界之外。哈耶克给自由所下的定义就是：自由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加的强制，在社会中被减至最小可能之限度（注5）。

搞清了什么叫自由，再来看什么是自由主义。乔.萨托利给自由主义下过一个相当简明而精准的定义（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自由主义就是通过宪政国家而对个人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予以法律保护的理论和实践。这种自由主义通常说来有两个属性，其一是，必依赖宪政和法治方可维续，其二是，内核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曾在中国“声名狼籍”，只不过，中国特色的个人主义等于自私自利的流行观念，是由于对个人主义无知而造成的偏见。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不同于我们所谓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纯粹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相反，真正的个人主义主张个人对自己的行为高度负责，真正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所享有的自由必须并且也只能是法治下的自由。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他不仅不会主张废除政府等“必要的恶”，而且高度尊重传统，讲求平等和博爱，尽力维续法治，承认善良风俗、民情、舆论等对个人行为具有约束作用，他会在争取自身权益的同时，充分尊重他人的尊严、财产、自主、隐私和自我发展等权利，他会是一个追逐自身利益的人，但同时也会自然地把对自身的关怀延伸为对他人的关怀。良好的宪政法治社会之所以能够生成，正是以这种个人主义者为基础。这种个人权利至上，社会从个人之间自发生成，国家存在以保障个人自由为根本目的的观念正是当代西方政治文明的根本内核。这种政治文明将个人主义当作一种真正的哲学。在这种文明里，个人主义之地位，“乃至于所有现代政治理论，除了布尔什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之外，都是个人主义的，现代政治理论力图为个人的道德判断寻求地位，鼓励个人的道德判断，都是建立在对一个权利体系的宽容和支持的基础之上”（注6）。在这种文明中，单个人的权利、自由、心理和精神的发展构成了所有社会限制和法律的最高目的（注7）。

当然，自由主义并不仅限于这些引证，除此之外对它还有各种各样的理解。米歇尔.福柯把自由主义定义为与其把自由主义看作“一种具有一定严密性的学说，一种对既定目标具有一定明确性的政策追求，倒不如把它看作是对政治实践进行批判性思考的一种方式更好”。以赛亚.柏林在其名著《两种自由观念》中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消极自由即没有拘束，是人追求自己所选择目标时没有外在阻碍，积极自由是追求自己选择的理性原则所规定的行为，是一种自我强制，个体的人实行自我强制的目的在于最终实现自我。卢梭认为自由是一种完全的自由，是自己给自己制定法律，是人作为能动的主体以实现自我的能力，是一个人按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无限可能性。亚当.斯密的信徒们则把自由主义只当作自由放任的经济的代名词，新自由派干脆将自由界定为自由交换制度，把政治自由等视为无关乎自由本质的东西……总体上讲，自由主义虽然是一种包容并蓄的多元价值观，但无论如何理解，其要旨均离不开个人权利这个根本。然而，正是在权利二字上，毛泽东失语了。

通过这一番梳理可以看出，以人的权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根本不同于犬儒主义，机会主义，特别是不同于无政府主义。

在上述这三种被毛泽东拿来当作自由主义的观念中，犬儒主义是完全个人利益优先的，因而也很容易将这种粗鄙的、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负责任的个人主义相混同。其实，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虽然具有多元和宽容的特点，但仍然迥异于毫无原则的犬儒主义，自由主义在反专制反压迫这一点上是富于战斗性的，也是有坚定底线的，尽管当代的自由主义者通常选择“公开辩论”、“公民不服从”等和平的斗争方式，也丝毫不能说明自由主义会无限制的沉默和忍气吞声。因为自由主义者们明白，面对专横的权力而不抗争，实在是比死亡还要糟糕的命运，“暴政的真正可怕之处不在于它公开的暴行和残忍，而在于人们平日作出的让步，在于它对人类团结与人类尊严的缓慢腐蚀，在于犯罪和阴谋的普遍化”（注8）。一个自由主义者可能因为尊重他人而明哲保身，但绝对不会“少说为佳”，因为言说是自由主义者的一项主要权利，他也许会在某一时刻暂时放弃这个权利不用，但绝对不会选择永远放弃。自由主义者最终所求确实是一团和气，但不可能放弃原则不争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在选择言说时间和方式方面也许会保留完全的自主权，当他觉得当面说或会议上说有损自己利益时，也许会选择会下说和背后说，但这不是阴谋，也不是闹不团结，仅仅只是因为他有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时间和地点的权利。一个真正的负责任的自由主义者也许会由于某些原因而独善其身，但肯定不会见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因为对恶的容忍最终必将导致个人自由赖以获得保障的正当公权受到侵损，很难想像自由会脱离正义而存在。至于“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更非自由主义者的作为了，大概没有哪一个自由主义者会傻到不明白一个如此简单的道理：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意味着被淘汰。

应该说，是否选择机会主义的行事方式，在自由主义者的自主决定权之内。只要这种选择不危害到他人，就不应受到指责。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所反对的上述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诸种表现，其实是在侵犯人权而不自觉。在公共政策领域，自由主义的政府本就应该将局部利益放在整体利益之前给予优先考虑，在我们不可能具有上帝一般的长远预见能力的局限性下，除非是清晰可见的长远利益，经验告诉我们，丢弃眼前可见的利益而去追求什么长远利益，常常是自作聪明的和徒劳无益的。所以，在主张“为现在多工作一些，为未来少工作一些”的伯恩施坦，与主张为了共产党主义天堂贡献一切的马克思之间，那些倾向于选择前者的社会富裕了，固执地选择后者的社会却在全球竞争中被远远地甩到了后面，其为了贡献而活着的人民也无不贫困潦倒。在个人生活领域，个人主义者无论是选择“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还是选择团结、进步、做好事情，完全是个人权限与趣好，而只要在合法的范围之内，“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也未尝不可，只要看看正在上演的布希与克里相互攻击的连台好戏就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这么说，好象认同了机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二者一体。但其实它们的区别还是相当鲜明的。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自由主义的一切活动均必须在由法治和传统构筑的堤坝之内，在实现其眼前利益时不是不讲原则只计利害的，机会主义者则往往为了眼前利害无所顾忌。

在厘清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二者区别之前，有必要先搞清楚什么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否定一切国家政权，反对任何组织纪律和权威，否认政权有统一的有组织的力量。有学者称，“综结起来看，无政府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切权力与权威，否认一切国家政权与社会组织形式，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要求建立无命令、无权利、无服从与无制裁的„无政府‟社会。至于如何使之得到实现，无政府主义者们各有其说。”（注9）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特点有三：一是反专制，二是慕自由，提倡绝对自由，三是求平等。应该说明的是，无政府主义虽然是盛行于19世纪后半期欧洲的一种思潮，其主要代表人物如德国的施蒂纳尔、法国的蒲鲁东和俄国的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都与中国关系不大。但这种思潮在中国上个世纪却一度十分盛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观念就是以无政府主义为媒介进入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就曾被称作“无政府共产主义”。中国最早接受并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五四”运动前后曾受到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影响，毛泽东曾自述其“五四”时期读过一些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与无政府主义者朱谦之“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坦承“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周恩来，恽代英，陈延年等在其早期都曾受到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注10）。因此，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无政府主义现象是毫不奇怪的。只不过，毛泽东把无政府主义等同于自由主义，却是混淆了如泾渭二河般鲜明的两种不相容纳的思想体系。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不仅毫不相干，而且可说是互为敌对的关系。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是国家强制的不存在，是完全的不要组织不要纪律，自然也不要相应的团体游戏规则；自由主义是法治主义，法律被称为“自由主义的科学”，自由主义是在国家、社会、个人三者间划定权利边界的主义，不仅不是不要政府的主义，而且很多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如边沁、格林等是主张强势政府的。自由主义对强有力的立法、司法等政权机关更是倚若长城，须臾不可分离；自由主义要实施，就离不开社会，离不开独立的有序运作的法人团体，因此，自由主义根本就不是否定社会团体及其自主游戏规则的、由原子式的个人组成国家的主义。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人人不守规则的绝对自由的社会，不仅是建不成的，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反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先驱、“与恐惧是双胞胎”的霍布斯所恐惧的就是这种状态，他把它描述为人对人的全面战争状态。把无政府主义等同于自由主义，是彻底的对自由主义的误读。一个正常的自由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起“命令与服从”的等级森严的秩序，但也不可能是毛泽东文中所称的“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国家权力在有限的领域里发布命令，其合法的命令公民必须服从，否则便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独立的法人组织也有权力制定该组织赖以保持正常运作所必须的纪律，其成员一旦违反，便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在自由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公众与政府之间，是有团结的，这种团结表现在“九一一”之后整个美国对恐怖主义的同仇敌慨上，也表现在德国足球队那种铁一般的集体意志之上。

《反对自由主义》与保障人权

今年召开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修改了宪法，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里。所谓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就是对于基本人权范围内的事情，公民有选择作为、如何作为、不作为的最终决定权，不仅政党等社会团体无权干涉、剥夺、限制或取消，国家法律也不得强制。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已经是党内党外的共识。党员干部首先是人，是公民，像其它公民一样，他们也拥有全部基本人权。相对于人和公民这两个身份而言，党员干部的社会政治身份是第二位的，用来约束党员干部的纪律不应该超越人权，这是不容置疑的道理。

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所反对的对象并非自由主义，隐藏在文字后面的那种对党内成员事无巨细一概予以强制管理和干涉的作风和习惯才是反自由主义的。毛泽东在有意识地反对自由主义时搞错了对象，在无意识的思维和行为惯性中却实实在在站在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上。他的这种为了实现组织目标而以任意侵入党员个人决定权领域为合理的思维范式，正是极权主义，或叫全权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使然。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所反对的是公民的沉默权，选择言说的时间与地点权，以及对消极处世或者积极处世的个体选择性偏好等，这些都不伤害到他人，也不危害社会，都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受到宪法的保护。即使是党员间自定契约甘愿拱手交出某些权利给组织管理，组织也只能对极其有限的危害到组织和他人的行为以“社团罚”的名义给予处罚，组织及组织领袖不可以逾越宪法对其成员颐指气使，不可以使得党员连一点思想感情和日常事务的自主空间都丧失殆尽。从这个角度来讲，《反对自由主义》由于与宪法保障人权的规定相冲突，已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

平心而论，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由主义的误读并非不可原谅。自由主义在中国本就没有什么根基，这是产生误读的文化和历史原因。自由主义不大适合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严酷斗争环境中自强的需要，这是现实因素。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毛泽东的这篇短文写于一九三七年，当时正值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势微，苏联的成就，德国的崛起吸引了全世界眼球，自由主义英国似乎日薄西山，难领风骚，强调集体精神至上的苏联社会主义、德意法西斯主义，也许还包括强调国家干预的罗斯福新政正处于上升阶段，毛泽东在文中表现出的对自由主义的任意“栽赃陷害”，其个人知识方面的局限性固然要占主导，但也不可忽视因其所处特定时代而受到的局限性。不过，某种程度上的谅解却不能构成任其继续以讹传讹的理由。笔者认为，在今天，重新审视毛泽东的这篇短文，明确文中的错误所在，进而获得对自由主义的全面的、客观的认识是十分必要的。

2004年10月17日

注

1、注2，见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生所著《自由、民主、总统三个词汇的翻译与使用》一文，http://www.xiexieb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