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问题的重新审视[五篇模版]

第一篇：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问题的重新审视

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问题的重新审视

摘要：作者在综合考察了多方观点之后认为，要正确看待农村信用社的改革，首先必须正确理解当前农信社存在问题，主要是农信社经营业绩与管理者能力的矛盾、花钱买机制与监管的矛盾、中央政府与地方利益集团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政策思路及建议。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

一、当前农信社存在的关键问题辨析

（一）农信社经营绩效的症结不在于产权制度，而在于经济环境和经营管理者能力一直来，我国农村信用社总体经营状况不佳，在同行业中处于劣势地位。对此，许多学者往往把它归咎于产权制度问题，认为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核心和基础是改革产权制度、明晰产权关系，只要产权明晰了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提出了这次改革也可谓是国家花钱买机制成败的标准：主要看产权是否得到有效明晰，行政干预是否得到有效遏制，约束机制是否得到有效强化，支农服务功能是否得到有效增强。这一标准表面上看相当完善，实际上却充满矛盾，很难求得统一，很有点走钢丝的味道。纵观农村信用社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制约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和影响农村信用社经营成败的关键是经营环境和经营管理者的能力问题，而产权制度本身则构不成决定因素，尽管农村信用社在总体经营上处于劣势地位，但并不是每一个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情况都很差，实际上农村信用社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里不仅有地域间的差异，也有同一地区不同机构之间的差异，这种在同一产权制度下的差异表明产权制度本身并没有构成对经营情况的制约。农村信用社之所以在经营上处于劣势地位是有其历史渊源的。首先，农村信用社的劣势是与生俱来的，它先天就是一个没娘的孩子，今天寄养东家，明日寄养西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既形不成自己的一整套管理模式，也没有一个娘能为它争得一席之地，取得些许优惠，可谓先天不足；其次，农村信用社的服务对象是农村、农业、农民，它既是一个高风险行业，也是一个高风险群体，规避风险的难度本身就比其它银行机构要来得大，特别在当前农村总体富裕程度较低、农业保险体系尚不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其经营环境仍然较差，经营成效很难在短期内有很大的突破；第三，农村信用社也可谓是个垃圾箱，今天要担负政策性信贷支农的任务；明天要接收清理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并账；而后天则要兼并问题城市信用社，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使其不堪重负；第四，农村信用社特定的地理位置和条件既影响了高素质人才的引进，并且其块状结构也影响了信息的传递；第五，农村信用社是乡镇企业、个私经济发展的摇篮，是改革成本的支付者。在经过一轮一轮经济发展周期后，已有许多乡镇企业、个私经济发展成为今日的明星企业脱离农村信用社去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有许多企业已被经济发展的大潮淘汰成为不良资产，其间，农村信用社担负的完全是一个改革成本支付者的角色。可见，农村信用社这种劣势产生的症结更多的来自于内、外部环境，并且很多是产权制度本身所不能左右的。实际上影响农村信用社经营情况的更多的来自于：

1.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决定着农村信用社经营情况的好坏。当前，我国南北差异、东西部差异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不仅反映在经济发展上，并且也体现在银行业的经营业绩上。就拿浙江与广西来说，2003年浙江省农村信用社系统实现利润12.25亿元，不良率为8.84%，而广西农村信用社系统则亏损3.26亿元，不良率高达47.01%，两者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这里经济发展的程度、经济发展的趋势、经济发展的模式起着决定的因素，下列两组数据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图1是历年来台州不良率与GDP增幅关系图，表明了银行不良贷款受经

济发展趋势的影响：当经济处于上升通道时，不良率表现出持续的下降；当经济处于下降通道时，则不良率表现出持续的上升，经济发展的落差越大则对不良率的影响越大。图2是台州各县（市）人均GDP与不良率关系图，作者发现不良贷款与经济发展程度的关系密切，在同一地区、同一经济模式下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方相对不良率较低，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地方相对不良率较高，其相关度达58.6%。

2.行政干预程度的深浅、法治环境的优劣左右着农村信用社的经营业绩。

我国外部因素对银行业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据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对2001—2002年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历史原因的调查显示：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的不良贷款约占30%；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力的约占10%；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仅约占20%。这里尽管是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调查分析，但已说明外部环境的制约程度，特别是最近发布的金融生态环境评估报告显示：法治环境贡献弹性为0194961；金融部门独立性的贡献弹性为0121773。它表明金融部门的严重风险，有相当部分事实上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各类风险的集中和综合反映，可见金融外部环境的优劣已成为严重制约农村信用社经营业绩提高的根本原因。

3.高管人员素质的高低、责任心的强弱影响着农村信用社的经营业绩。

在同一条件下，人在任何事件中一直来是决定因素，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农村信用社的经营也不例外，由于农村信用社受地域的限制相对总体高管人员的素质稍差，学历、学识水平普遍较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信用社的经营业绩。这从（图2）也可看出，在处于同一经济环境、同一经济模式、同一经济发展程度下的农村信用社其经营业绩虽与经济发展程度高低的趋势一致，但仍表现出一定的差距，这里更多的是高管人员的素质和责任心影响的结果。

（二）当前环境下花钱买不到好机制

1.分散的股权设置显露出地方政府内心的隐患：谁来承担对“三农”的金融服务?谁来承担对放手经营带来的风险?这种心态下不可能构建出明晰的产权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这次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中央割肉放权卸包袱，今后各省、市、自治区一级政府全权负责对农村信用社的风险处置、化解和承担对风险造成损失的弥补，并要落实对“三农”的金融服务。而服务“三农”则无疑要以牺牲经营者的利益为代价，放手经营则意味着要以承担风险为前提。因此，各省级政府在总体设置和要求上虽有明确的市场化取向，但大都仍不愿放弃“合作”直接过渡到“商业”银行，并且在股权设置上有意识地设计了一些阻碍投资人控股的种种障碍，如入股面、入股比例、内部股、资格股等的控制，在农村信用社的章程上也要求明确对“三农”服务的宗旨，其本意就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来释放、缓冲这一矛盾。省联社的产生可以说是顺应了这一需要，是政府的一个缓冲器，是代政府掌舵、把关的。省联社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由县（市）级农村信用社投资入股的一个金融企业，应处于从属的子公司地位，正是由于行政权力的赋予，才出现了有悖于市场经济规律的“子”管“父”业状况，人权、财权、事权尽收囊中。因此，要农村信用社在这种缺失“三权”的情况下去谈明晰产权、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际上是欺人之谈，它最多只能构建一个框架，搞一个形式，走一下过场，不可能有真实意义上的实质性操作，这也是政府所期望的，而现实的决策权、经营权、监督权混淆不清的状况也说明了这一点。

2.明晰的产权与服务“三农”以及银监、行业管理、地方政府三个婆婆之间是一个矛盾体，三者之间很难求得统一。所谓明晰的产权是指产权所有者能够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其财产的权利，利益最大化是其追求的最终目标；而服务“三农”则是一种政府行为，它

是以牺牲经营者的利益为代价的，如果没有建立良好的补偿机制，则两者之间很难统一，其结果必然是背道而驰。而三个婆婆的设立从理论上讲，是为了维护农村信用社健康、稳定发展，但这种剥夺“财权、事权”的管理模式与明晰的产权是格格不入的，并且从法律意义上讲也是不能容忍的。实际上银监、行业管理、地方政府三个婆婆之间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当前银监部门既是行业最高管理者，又是行业监管者的双重角色，已遭到监管过度的非议；而行业管理设计的初衷是一方面要制约农村信用社内部人对股东权利的忽视与背离，另一方面则要起到制约地方外部势力干预的作用；而地方政府由于承担了责、权、利，也决定了政府不会轻易退出，同时，也无法全身退出。尽管从表象上看三者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权力的分配，特别是政府的行政干预必然成为一个矛盾体。

3.明晰产权法律地位的时机尚不成熟。我们知道银行业是一个既特殊又传统的高负债行业，产权所有人资本的有限性与社会风险的无限性，决定了各国政府都无法轻易退出对银行业的必要管制。特别是农村信用社由于点多、面广、基础差，若一味强调明晰产权，并赋予明晰后的产权以法律地位，则时机尚欠成熟。首先，从稳定的要求出发不允许所有农村信用联社都真正成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独立法人。因为，尽管这次中央银行买了资不抵债农村信用社50%的单，但留下的50%，大部分农村信用社没有得到很好的弥补，还需要很多年消化弥补，很多农村信用社仍在较高的不良率下运行，本身条件就不成熟。实际上即使地方政府有财力把另一半也予以弥补，在现有的经营环境和管理水平下如果真正对农村信用社的产权进行明晰，由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那么可以预见很多农村信用社将会出现挤提、破产，将会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其次，由于银行业的特殊地位，法律的可信性到底如何仍是个问号，农村信用社在众多普通老百姓眼中仍是一个准国有银行。我们知道法律在银行业的重组上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它完全受制于行政命令，基层独立法人很少有讲话的权利，城市商业银行的组建是这样，这次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也是这样，不管你愿不愿意，根本不按市场化的要求去运作，如这次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不管良莠一律以零资产入账，一些经营业绩优良的农村信用社老股东的利益根本得不到保障，而一些经营业绩差的信用社仍存在着严重的资不抵债，老百姓入股无疑在打水漂，法律在这中间本身就是一种软约束。现在的所谓独立法人在老百姓眼里是换汤不换药，农村信用社就是国家的，从而导致出现众多的企业和个人为了取得贷款的便利和资格而入股的行为，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才不构成对社会稳定的威胁，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在老百姓眼里股金与存款一样硬，无非是流动性稍差而已。

（三）花钱买机制不应成为地方与中央博弈的焦点

这次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国家已花了巨资，但注资后究竟要取得什么样的效果，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虽然央行有个比较明确的要求：“明晰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约束机制和加强内部管理”。但一度时期各界曾有不同的争论，有的质问把置换不良资产留给农村信用社是否是慷国家之慨，乱花钱；有的怀疑国家花巨资是否在鼓励落后，对这次改革充满了疑问。这里有一点是必须要明确的是，国家既可以为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剥离买单，同样也应该为担负政策性支农任务和实际改革成本支付者的农村信用社卸包袱，注资应该说更多的是还了旧欠，使一直来这种扭曲的政府行为得以理顺，有利于农村信用社轻装上阵、健康发展。但问题的焦点是中央政府为取得注资正向激励的效果，设计了一系列条条杠杠，诸如：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下降比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等一系列发行、兑付标准，可以说给央行的票据发行和兑付横了一道门槛，从而给一些经营环境差、严重资不抵债、实际更需政府救助的农村信用社设计了障碍。真金白银谁不想要?博弈从此开始。什么存款化股金、贷款入股、政府入股、虚假入股时有发生；弄虚作假、贷款形态不实等情况履禁不止。应该说中央政府正向激励的思想没有错，农村信用社要求得到注资的迫切愿望也情有可原，关键是两者之间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既使农村信用社不需要通过弄虚作假就能达到发行、兑付的要求，又使央行专项票据的发行取得正向激励的效果。

二、政策思路及建议

首先，产权制度的改革在当前的环境下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应过份强调产权的明晰，对农村信用社应承认国家办金融的事实，应按市场化操作的要求，对部分确实很少担负信贷支农任务的农村信用社进行股份制改造。这里有三方面原因：一是这次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尽管国家买了50%的单，但其余的挂账亏损地方财政无力弥补，需要通过自身努力经过若干年逐步消化，本身基本条件就不具备；二是现有股本的构成存在较多不足，如：股权高度分散，部分地方出现承诺对股金保息分红，下达入股任务，硬性摊派入股等情况，实际上众多的企业和个人入股农村信用社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贷款的便利和资格，本身对股权就没有一个明晰的要求；三是省联社这种剥夺农村信用社经营自主权和人事任免权的操作模式在客观上制约了农村信用社对产权明晰的要求，但在当前的条件和环境下这种操作模式又是必要的。鉴于上述这种状况和现实，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一个模式，应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作者认为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其基本方向应该是优化农村金融环境，巩固合作制，适量进行股份制改造，对那些确实没有多少支农任务的农村信用社应引入市场机制进行彻底的股份制改造，这里强调市场机制就是要求国家不要再当冤大头，不要光知道付出不知道创收，再遭到象国有银行股改这种贱卖的非议，实际上这次农村信用社改革也有类似的情况，确实有点慷国家之慨，如对资不抵债农村信用社的弥补，现实农村信用社是二级法人一级管理，并且改革除少量保留二级法人外，大部分是一级法人联社和合作银行、股份制银行，整体资产都是统筹的，按理说对资不抵债的测算和弥补应以联社为单位进行，但现实则以信用社为单位进行测算和弥补，很多整体资产远大于负债的农村信用联社因一家或二家农村信用社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仍能得到国家的救助，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因此，今后在对部分信用社进行股份制改造时要承认国家办金融的事实，要用公开的、市场的方式去操作，对溢价升值部分以省为单位进行统筹，作为合作制农村信用社的风险基金专户存储，从而为合作制农村信用社的健康发展打下一定的基础。

其次，专项中央银行票据兑付的标准不应过于苛刻，不应面面俱到，应使农村信用社经过努力能够达到。这次国家花巨资进行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一个比较时髦的提法是花钱买机制，事实上这种在多方博弈、相互制衡情况下不可能买到好的机制，比较贴切的提法应该是国家花巨资解旧欠、卸包袱，这期间要取得一些正向激励的效果是理所当然的，关键是如何掌握好度的问题，设计适度的不良率下降指标，资本充足率提高指标、健全内控制度、完善内部管理等作为兑付的标准是无可厚非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实际上法人治理结构的考核是自欺欺人，明知是形式还要考核这种形式是否完善，是否有效，这种考核使基层行无所适从，无形中增加了票据兑付的难度，应删繁就简并适当调整考核指标或延长考核时间，使每家农村信用社经过努力后都能取得国家扶持的真金白银，使每家农村信用社都能解下包袱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再次，农村信用社发展应走省级联合之路。省级联合是农村信用社发展的最优选择，是服务“三农”的最佳途径。既然把服务“三农”作为农村信用社的一项重要任务，那么选择省级联合组建省联社或省级农村合作银行是农村信用社的最佳发展途径，它既可应对在现有条件下抗风险的需要，达到社会稳定的要求，避免单个机构经营容易带来风险的不利因素，又是服务“三农”的最佳途径。一直来农村信用社对“三农”的服务和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有目共睹，成就今天乡镇企业的辉煌农村信用社功不可没，千万个个体工商户、贩运户、种植户、养殖户、加工户的脱贫致富奔小康无不凝聚着农村信用社员工的心血，农村信用社离不开农民，农民离不开农村信用社。尽管农村信用社员工的学历、素质没有其它金融机构高，但它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服务群众，使农村信用社与农民

建立了一种鱼水关系，避免了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并且农村信用社长期的农村金融服务已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适应农村金融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材，这是不可或缺的，可以客观地说农村金融的弱势并不是农村信用社员工素质造成的，实际上其本质问题是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问题。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作者再不赞成的是一哄而起，好象目前中国离开了私有制就死路一条，这种不看条件的盲目改革实际上是一种误导，试问谁敢把所有农村信用社都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行使法律责任的独立法人，试问在现有条件下谁能真正完善农村信用社的法人治理结构，这种不可为而为之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浪费和犯罪。农村信用社要想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和改制的条件至少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我们需要的是正视现实，对农村信用社应在适量改制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合作制规范，并且国家办金融的基调不能改变，这样才不背离服务“三农”的宗旨，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区域性乃至全局性的农村金融风险。

最后，要优化农村金融环境，加快建立起政策性支持“三农”贷款的补偿机制。影响金融业经营业绩的客观因素已被众多的专家、学者认同，金融生态环境的提出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关键是如何付诸实施。特别是农村金融，贫困、贫穷困扰着其健康发展，缺乏农业保险，农村保险体系不完善，缺失存款保险制度，再加上担负政策性信贷支农，如果不建立起良好的补偿机制，农村信用社是很难在短时期内走出困境的，发展农村经济需要有个过程，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建立起存款保险制度，完善农村保险体系，拓展农业保险领域，并建立起政策性信贷支农的良好的补偿机制。作者相信，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富裕程度的提高以及农村金融配套环境的改善，农村合作金融必将有灿烂的明天。

【转载文章】 原文作者：姚土清，王宏滨，匡立英，胡跃骏原文出处：《上海金融》2006年第7期

第二篇：重新审视自己

重新审视自己

„„《遇见未知的自己》读后感

单位举行今年的读书活动，本来只是抱着一种完成任务的心态，在网上随便挑选了本《遇见未知的自己》买来看。随便翻了翻，却没想到真的给我原本浮躁的心灵带来了些许平静。

本书是台湾知名女主播张德芬书写的身心灵小说，以主人公若凌的感情和工作为主线，通过若凌与一位老人的对话將心灵思考、人生哲学深入浅出进行了剖析。让我心里有很多的触动！

为什么我们总不快乐？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们似曾停下脚步来问自己内心里真正的感受？我们是否有那么的了解自己？我们真正在追求的是什么？金钱？名誉？地位？权势？得到了的东西是否有预期的那样快乐？总是在自己的潜意识中误解、沉沦，追求着种种角色扮演的被认同感。书中老人说：“你不是你的工作，你不是你的表现，你不是你的成功，你不是你的失败。这些外在的东西，丝毫动摇不了你那个内在的真我，看清楚小我的虚假认同。”“痛苦是你创造出来的，因为那个是你对事情的解释。”是啊，在这个竞争的社会，在工作、生活中我就是特别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因而不断的盲目的去攀附追求那些外在的东西，当每次得到后，喜悦总是那么的短暂，内心依旧迷茫、痛苦。也如书中若凌所言：“活着好累！”，此书老人的话让我蓦然惊醒„„

我喜欢本书中的每一句话，最经典是：“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自己”。所有的人、事、物都是自己内在的投射，从小的教育，环境，经验等让我们接受了众多的应该和理想，于是我们产生了很多的信念、价值观、态度、标准，来约束自己，也来衡量、批判他人，探讨着别人的不当，生活的不公，从来不检测自己思想的正确性。在不知不觉地做了生活的傀儡，成了“自己思想和情绪的奴隶”。世界的真相只有一个，为什么会有千姿百态的感受，并衍生出丰富多样的喜怒哀乐？书中说到：“事件本身都是中立的，因为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所以说，很多事情，并不是它自然的发生，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是我们自己选择它们这样或那样的发生。那么我们到底怎样才能获得更多的快乐呢？真正的快乐，来源于对生命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充满正面的思想，在恰当的时候，学会陷入沉思，感受孤独；打开心怀，投入生活；要有丰富的知识和经历，并把经历变成知识，把知识变成智慧；对生命深沉的爱，对生活执着认真。遇事不能仅凭借主观想法去臆断，要追求根溯源，多想想藏在这个想法背后的原因。

此书真的很特别，感谢单位的读书活动，让我无意获得珍宝，他值得我反复的阅读、咀嚼和吸收。亲爱的朋友们，在匆忙的生活中，适时地停下来，让自己和心灵静一静，感受一下大自然中新鲜的空气，清醒一下大脑，认真地思考一下：“我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愿我们像春蚕破茧而出，活出一个身心灵合一的真我！

第三篇：该重新审视中国基础教育

2010羊城教育系列论坛开幕，民办教育专家热议未来趋势，他们提出

——该重新审视中国基础教育

2010年11月08日 羊城晚报B7版

记者 黄亮 薛江华 实习生 梁欣妍

中国的基础教育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是问题丛生还是优势明显，一直是各方争论的话题。最近，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参加美国《今日》广播时称，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快速发展国家的学生已经开始把美国学生远远抛下。11月1日，一场关于基础教育的讨论在广州举行———这场名为“2010羊城教育系列论坛之基础教育”的研讨以“让我们的孩子更优秀”为主题，来自民办教育领域的教育工作者们亦就国内基础教育的话题各抒己见，其中呈现的某些观点颇具洞察力。应试教育也是一种素质教育

奥巴马的观点也代表了国内一批教育专家的看法。在最近举办的“2010羊城教育系列论坛之基础教育”研讨会上，广州华兴文化培训学校校长彭清平的观点就引起不小争议，他说：中国的基础教育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虽然公众对应试教育多有诟病，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应试教育为国家和民族制造了一大批人才和精英，而且接受过国内基础教育的学生到国外进修到研究级别，成绩较为出众，没有落在人后。

彭清平认为，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作为基础教育两大板块，两者并没有天然地排斥，不能因为谈素质教育就把应试教育说得一塌糊涂。他以自己所从事的中高考(论坛)复读领域为例，称“中高考复读就是典型的应试教育，一切唯分数和结果而论”，然而，据其观察，很多学生经过复读后，行为习惯发生很大改变，人生目标变得更清晰，因为其提前接受磨难，心理变得更加成熟，这都是提倡奋斗苦读的应试教育题中应有之义。

彭清平称：“奥巴马上述言论基于一种事实，即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在内的华人学生在美国各个领域均有出色表现。美国中学生的基础知识，尤其是数理方面远远不如中国和犹太学生，这已是美国社会的基本评价。在国内接受基础教育的学生到西方国家上大学，只要不是混日子类型，成绩常常出类拔萃。”他表示，成功的教育包括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使人奋发有为，只要能达到这种效果，即使对其冠之于“应试教育”的名称，也难掩其成功本色。

广州卓越教育机构主任余敏健则认为，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不是对立而是相辅相成，都是基础教育的构成部分。基础教育不应为中国教育的缺憾单独“埋单”，如果说后者有所不足，还有家庭教育、教育体制和大学教育等种种原因。而单独来看，基础教育部分反而较为优质和扎实。

素质教育不是指琴棋书画

部分参加论坛的专家则表示出与上述看法相左的观点。新东方优能中学教育中心主任梁锦文认为，很多考试成绩良好的学生融入社会后表现出很大的不适应性，他们并没有延续学校就读期间的优势，顺利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这也凸显现行教育内在具有缺憾和不足。所以，要帮助学生突破应试教育，腾出空间和时间发挥自己的特长，多学一些琴棋书画等，有利于将来适应社会。

对“腾出空间学琴棋书画”的看法，彭清平立刻表示反对：“这种看法对素质教育有认识误区，好像多才多艺就是素质教育。实际上，教育如果让学生掌握太多‘花拳绣腿’的技能，反而令其底子和基础显得不够扎实，不容易潜下心来进入学习状态。而且，学好琴棋书画要靠天分，并非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不会琴棋书画，而素质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个个都精通琴棋书画。”

面对反驳，梁锦文解释说，双方对素质教育内涵的理解不尽一致，素质教育是在性格、能力和个性方面对学生进行多方塑造，并非专指多才多艺。基础教育缺的是人文关怀

对于中国基础教育优于美国、“是全世界第一”的观点，梁锦文亦表示相反意见，称：“最近发生‘我爸是李刚’事件，就是国内基础教育失败的例证。实际上，优秀的基础教育不应仅仅是学科教育，它还应包含人文关怀的内容，教导学生对身边的亲人朋友、对社会多一份关怀。”他认为，美国基础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不会显得那么霸道以及对周围人的冷漠。

然而，有专家认为，“我爸是李刚”与其说是基础教育的失败，不如说是家庭教育的缺失，不能把个体悲剧的帽子扣在基础教育的头上。彭清平称，中印两国近些年经济高速发展，对高精尖技术的突破和对外来技术的吸收，很大成绩要归功于扎实的基础教育，因为经济发展始终靠大批人才在支撑。

学校严格管理传统不能丢

在广州市教育局日前举办的第26届七十高龄教育工作者祝寿会上，许多老教育工作者也热烈讨论了这个话题，他们表示，中国的基础教育有很多优秀的传统，不能一味学习西方而丢掉自己的优势。

沙东中学的李树标老师曾经去过40多个国家考察基础教育。他认为，东西方教育理念不同。中国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对孩子的天性抹杀得太厉害，但这不是管理严格造成的，而是高考指挥棒造成的后果。他认为，其实学校和学生都不喜欢补课，但因为是“家长输不起”，所以才会让孩子备感压迫，甚至扭曲心灵。

因为受西方的教育观念影响，中国很多地方都在学西方，比如台湾。李树标老师曾去过日本和台湾，日本至今仍坚持着严格的教育理念，但台湾很多学校在近年来都放松了对学生的管理，结果出现了学生素质滑坡的迹象。

李树标还认为，当广州有中学要求学生不能留长发时，学生马上就会向媒体报料，而媒体就会马上站出来质疑学校的做法是在抹杀学生天性。这种舆论环境也导致很多学校被迫丢掉严格管理的好传统，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越来越宽松，不利于学生成才。

第四篇：重新审视专科生就业难

重新审视专科生就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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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宣阅读次数：1293 时间：2002-1-20

近两年来，大学专科生毕业后一两年仍找不到工作的事随处可见，包括在经济不发达的边远山区，专科生也不那么受欢迎。难道真是人们所说的那样：现在我国的大专毕业生太多了吗？社会上就没有他们的用武之地了吗？显然不是的。

大专生就业近年来一直低迷不振。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不容忽视：

一是大专生的就业期望值过高，不愿意到农村、厂矿等基层去。一些专科毕业生自认为经过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应该到大城市、到机关，应该坐办公室。如果大学毕业后再到基层去干体力活、技术活、脏活，就会觉得脸面无光，大学白读了。于是，拼命通过各种途径去挤那为数不多的城市指标，甚至宁可待业也不愿下到农村、厂矿基层，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

二是用人单位在用人上存在误区。不少用人单位不是从岗位的实际需要选配人才，而是盲目“攀高”，本来专科生可以胜任的岗位，却非要招聘本科以上毕业生。有些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则不是从企业的长远发展吸纳人才，而是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或招聘一些离退休技术人员，或廉价雇用一些打工仔、打工妹。这样以来，专科毕业生难免遭冷落。

三是专科生的培养不尽如人意。大学专科应培养应用型的专业技术人才，而如今不少专科学校（包括本科院校的大专政策）在培养模式上往往只是本科毕业在内容和学时上的简单压缩，专科毕业生既缺乏知识的广度与深度，又缺乏熟练的专业技能。

另一方面，现行的人事制度户籍管理等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大专生的就业，让他们不敢到基层去。因为从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看，一旦户口落到基层，以后要改动无疑难于上青天，所以这些束缚人才流动的制度如不改变，大专生下基层的道路仍难以真正打通。

面对这些矛盾怎么处理呢？我们认为，首先要加强大专生就业指导，引导他们认清趋势，转变就业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主动到基层去。其次要提高基层干部素质，让他们充分认识到人才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大专生献身基层事业提供广阔的天地。其二，学校要大力提高专科教育的质量，以优质的“产品”和良好的信誉，赢得社会用人单位的青睐。其四，要改革有关制度，不要让那些不利于人才流动、制约经济发展的陈腐制度约束了大专生的手脚，应该想方设法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第五篇：重新审视大众文化—金元浦

金元浦：重新审视大众文化

近几年，文化研究成了西方争相趋鹜的热门学科，其中大众文化研究又成了首当其冲的显学。传统的神话已经远去，今天的神话是以电子媒介传播的大众文化。

什么是大众文化？.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大众文化概念至少具有三层含义：革命的大众文化，民间的通俗文化，当代大众流行文化；三者之间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

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与消费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是当代大众广泛参与、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事件。当代大众流行文化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严肃艺术和高雅艺术形成了不同的对应关系，须对之进行细致辨析。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理论家都曾对大众流行文化进行过深入批判；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伯明翰学派霍加特、威廉姆斯、霍尔、汤普森主张文化唯物主义，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奠基人；英美西马理论家杰姆逊、费斯克以及法国学者布尔迪厄、鲍德里亚尔等也对当代大众流行文化特别是对电视等新的传播媒体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他们的理解与思考构成了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另一路向。

自50年代起，上述理论家就致力于大众文化的研究，并把这一研究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使之成为活跃的跨学科的理论探索的新的知识空间。这种研究将对制度和日常行为进行的批判分析看作是题中应有之意。并且它已经逐步进入当代意识形态，成为建构当代意识形态的主要动力和机制。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是体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工业产品，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垄断性权力，大众是纯粹被动的文化消费者，是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控制的社会成员，他们注定无法自己解放自己。阿多诺在1980年代曾特别回顾了关于“文化工业”这一概念命名的经过。“’文化工业’这个术语可能是在《启蒙辩证法》这本书中首先使用的。霍克海默和我于1947年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出版了该书。在我们的草稿中，我们使用的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倡导者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好象从大众本身产生出来的文化，是流行艺术的当代形式。我们为了从一开始就避免与此一致的解释，就采用’文化工业’代替了它。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把它与文化工业区别开来。”在阿多诺他们看来，文化工业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欺瞒、压抑大众的主要方式，他们利用了千百万大众的意识与无意识，大众只是他们算计的对象，是机器的附属物，而从来没有成为文化的主体。60年代，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其代表人物霍加特、威廉姆斯以及汤普森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提出修正，提出文化唯物主义的主张，强调文化主体与文化生产在当代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将大众传媒研究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威廉姆斯和另一个代表人物霍尔对贬损、混淆大众文化的精英主义进行了分析，认为以传媒为载体的低级庸俗文化形式并不只是由工人阶级消费的，这些文化形式也不是由工人阶级自己创造的。从这里出发，他们对传统的精英文化保持了一种持续的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7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学派在英国日益扩展，它的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结合起来，与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展开了论战。他们不同意阿尔都塞割裂文化形式文化经验与社会阶级之间紧密联系的观点，也不同意将复杂的社会政经文化关系仅仅归结为文本符码与力必多冲动。

六、七十年代的英国文化研究在方法论上主要是逆当代西方文本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而行，让文学文化的文本研究回到广泛的社会联系和生活实践中来。它对大众文化研究的首倡，对于当代传媒研究的首倡，对于高等教育中设立文化研究的系所、学制与学位的首倡，成就了它昭彰于世的赫赫声名。

西方另一部分文化研究论者如费斯克等则对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批判进行了反拨。他们对先前的否定论文化批评重新进行了审视和批判，不完全同意法兰克福学派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文化工业对大众意识的控制的观点，不同意把大众只看作被动受控的客体，而认为大众文化中也隐含着一种积极能动的自主性力量。他们提出重新理解大众文化，重新审视大众传媒，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大众文化的启蒙性和独创性。

无疑，西方的理论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有其自身发展的语境。离开了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实际境况，我们的讨论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在我国，“文化研究”实际上早已开始。90年代兴起的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是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得到迅速发展的。它与我国当前意识形态的变革和价值观念的转型有着深刻的关联。前一阶段我国学术界主要倾向于批判大众文化的否定面，忽视了大众文化与现代传媒、现代科技和现代生活的密切联系。批判地借鉴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使我们有了一个借以发展的基础和较高的起点，对建立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研究方法和批评话语，具有重要意义。问题是，不管大众文化是恶魔还是福音，它都是20世纪冷战结束后人类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的存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它与这一阶段的人类最重大的变革--如经济全球化、意识形态变革、媒体革命、高科技与互联网、新经济浪潮与当代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存在是形构当代社会体系与生活实践甚至制度构架的重要方面。我们不能熟视无睹或视而不见。但在理论研究领域，大众文化却一直被正统文艺学或文化学特别是传统的学院研究放逐在理论的边缘，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低俗文艺形式，不具备理论研究的价值。或者囿于传统的学科划分和原有的学科界限，固守文学种类与体裁的藩篱，不敢越雷池一步。实际上，当代文学文化在实践中已大大突破原有的边界，向综合的交叉的新的文艺/文化方式推进。它与其他文艺形式和现代传媒结合，创造出了远远超过以往的大众文艺的新的文类与体裁，也借助现代高科技，创造出了新的更为普遍的传播方式。同时，电视文艺、大众音像、流行歌曲、综艺报刊文化和网络多媒体文艺等大众文艺形式实际上已占据当代文学/文化的重要地位，在现实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当代文艺学必须对此做出理论上的概括与总结，打破传统精英主义对大众文化的固有见解，重新认识、理解和解释当代大众流行文化，以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对当代大众流行文化的性质与特征进行再思考，探讨当代大众流行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当代大众流行文化与当代传媒、当代大众流行文化与当代高科技的关系。关注当代大众流行文化与当代文化受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受众的关系；关注当代大众流行文化的产业运作方式，并应注重进行个案分析。

二

当代大众文化的兴起，在中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正是大众文化，实际地改变着中国当代的意识形态。在建立公共文化空间和文化场域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中国大众文化首先是一场解神圣化的世俗化运动。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整体变革的一部分，它表明了市民社会对自身文化利益的普遍肯定，表明了小康时代大众文化生活需求的合理性，以及它处于上升期的内在动力与相应的批判意识。它在建立初期所表现出来的非政治、非道德价值、非艺术、甚至非审美的某些现象特征正是它对过去时代极端的政治价值观的反拨和对先前政治-伦理一元价值结构的冲击。在变革政治一体化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上，它具有看似漫漶实则相当坚定的力量。它在结束大半个世纪以来文化作为“附皮之毛”完全依附于政治的传统格局与运作方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以其独特的方式，参与改变了文化与政治的主仆关系，而出现了文化面对经济和政治的“两主一仆”的现实景观。从某种程度上，帮助开辟了当代文化与经济、政治三极并立获得相对

独立的社会与制度定位，并对当代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与制约的可能道路。

大众文化的形成是中国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公民）社会成长的伴生物。它开辟了迥异于单位所属制的政治（档案）等级空间和家族血缘伦理关系网的另一自由交往的公共文化空间。从歌迷会、球迷会、练歌房。。。直到网上聊天室。它提供了文化的个人空间和个性表达方式。提供了个人在公共空间特别是媒体空间拓展想象、选择趣味、虚拟地实现个人情感生活的某种可能。

大众文化不仅对于改革开放前的意识形态有冲击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当代大众文化的主体是大众，它本能地具有一种依托大众的、趋向民主的品格，指向开放的双向交往的多元化的意识形式。大众文化改变了原有的文化资源分配方式，进行了文化资源的再分配。它开辟或创建了新的公共文化场域，建立了大量新的文化资本及其积累与运作方式，大大改变了原有的单一政治文化资本的拥有方式（不需要经过政治的特许）或独享（专有）方式，创建了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等级的文化消费空间和消费方式，使大多数人可以更自由方便快捷地获得自己喜爱的文化资源。大众文化还创建了大众的新的文化时尚与公共文化话题。从一部流行的电视剧，一张 VCD、磁带或者一场足球比赛，到服饰、旅游、家居装修，它日用而不察地形塑着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并进而进入一种制度形态。

依托于现代电子媒介的大众文化必然是跨国的、全球的、世界的，又是本土的、民族的、地缘的和社群的。作为公共空间，它是不同意识形态汇集、交流、沟通、共享、对立、冲突的公共场域，又是社群特别是弱势群体和边缘话语的表达场域。文化研究一直致力于关注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批判、解构精英主义的文化概念，重新审视文化转型期大众弱势群体在不平等社会现实中的地位变迁。这样，文化研究就发展出了一种尝试重新发现与评价被忽视边缘群体的文化的研究机制。由此决定了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它坚持审美现代性的批判意识和分析方式，不追逐所谓永恒、中立的形而上价值关怀，相反它更关注充满压抑、压迫和对立的生活实践，关注现实语境，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制度形态进行了严肃的不妥协的批判。在文化研究的初期，这种立场表现为对于工人阶级文化的历史与形式的关注，而后来的大众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等等也都坚持了这一从边缘颠覆中心的立场与策略。可以说，对于文化与权力的关系的关注以及对于支配性权势集团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否定和超越，是大众文化研究保持其持久生命力的原动力。

三

当代大众文化是当代经济方式的产物。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人类开始迎接第三代生产力。这就是电子时代的智能生产力。第三代生产力的显著标志是文化与经济崭新关系的建立。如果说以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及工业大生产为代表的第二代生产力是以经济生产与文化艺术的对立、分离为特征的话，第三代生产力的重要特征便是“文化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文化化”，以及由之产生的当代文化经济一体化趋势。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文化的经济功能和经济的文化含量。

所谓文化的经济化，就是指文化进入市场，文化进入产业，文化中渗透经济的、商品的要素，使文化具有经济力，成为社会生产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文化的商品属性解放出来，这就增加了文化的造血功能，使文化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

如果在20年前，有人说唱歌、跳舞、音乐、体育是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那简直是天方夜谈；如果有人提出以文化旅游业为地方经济的龙头产业或支柱产业，也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在今天，以音乐磁带、激光唱盘、MTV、电影、电视、录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拳王争霸赛、世界杯足球赛为代表的文化艺术已堂而皇之地成为当代世界经济中的新兴产业。文化经济已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实践。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已成为世界

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之一。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及其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宣告知识经济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1997年世界超大企业500强中，科技、文化、信息产业越来越多，娱乐产业迪斯尼，其产业规模及赢利稳入世界前十强。文化产业被视为21世纪的“朝阳工业”。毫无疑问，文化产业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而文化产业也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所谓经济的文化化，是说现代经济发展中文化的、科学技术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要素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农业经济的时代，全社会95%以上的人在为基本的生存条件粮食而工作，现在发达国家仅有2%-3%的人口从事农业，便可满足社会的需要。在工业发达国家，高科技、高文化大量进入文化，使当代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中的知识、科技、文化因素已日益跃居重要地位。而脑力劳动者的数量则迅速增加。无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自然要将重心转移到服务、知识、信息等第三产业方面。

经济的文化化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它代表着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社会需要不断提高。在基本的物质层次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因此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极大增加，比如人们对书籍、音像、影视、艺术产品的需求，对娱乐服务、旅游服务、信息与网络服务的需求。即使物质层次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的文化化了。比如穿衣，不再讲究结实、耐穿、耐用，而更多地关注审美、时髦、品牌与流行等服饰文化的当代特征。

丹麦未来学家沃尔夫.伦森认为，人类在经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之后，将进入一个以关注梦想、历险、精神及情感生活为特征的梦幻社会。在商品世界中，不仅娱乐业，而且日用品行业也在产品中加入想象、故事和情感。他断言，在未来25年里，人们从商品中购买的主要是故事、传奇、感情及生活方式。贫穷将被重新定义为“无力满足物质需要以外的需求”。人们消费的注意力将从物资需要转移到精神需要，从科学和技术转移到情感和逸闻趣事。他甚至预言，未来收入最高的人要数那些“故事大王”，一个产品价值的大小取决于他们给产品所编的内容。这只要看看今日席卷全球的世界杯足球浪潮，就一目了然了。所以有学者提出，随着人类对服务业、娱乐业、旅游业、影视业、信息业、网络业的日益增加的需求，未来的经济学将让位于心理学。当然这是指中心地位的出让，而不是指经济学的消亡。实际上，今日的经济学已在大力关注知识、信息、文化，乃至人的心理，因此，未来的发展不是心理学取代经济学，而是经济学与文化学、心理学的双向交融，是经济文化学或文化经济学取代今日的经济学。

实际上，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之所以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趋向，是通过当代大众文化的方式实现的。正是大众文化的文化产业方式使当代文化与经济的双向交互作用，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相反相承又相辅相成有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从而形成文化经济的有机发展过程。

四

媒体改变了世界。

当代大众文化与科技革命比肩而行。文化传播形式随着现代大众传媒的创生变换，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媒体革命。从纸介质的传播媒体向广播电视多媒体互联网等电子介质的传播媒体转化，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飞跃之一。电子传媒比印刷传媒拥有更为强大的力量。广播、电影、电视、音像、多媒体的相继产生，不仅创造了崭新的文化工业--广播工业、电影工业、电视工业，音像文化乃至多媒体文化，它们代替图书文化，成为新兴的主导文化形式，并且在电子网络的基础上创造了电子报刊，电子新闻产业、电子广告产业等等，文化不断经历创新和扩容，文化的领土前所未有地得到了猛烈的扩张。

今天科技对文化的渗透，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文化艺术的媒介化趋向。文化艺术的媒介化以越来越多的大众文化产品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标志。它表现为文化艺术的传播越来越受到媒介工业技术和体制的制约，文化成了媒介，媒介进入了文化，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传播媒介给文化艺术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媒介文化产品与文化艺术创作原初语境的分离，即所谓“取消语境”（decontextualization）, 在一个虚拟时间虚拟地点重构一个新语境，即所谓“重置语境”(recontextualization)，文化传播和媒介技术带来的语境的分离和重构，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艺术创作反映生活的传统观念。当代电子媒介（如电视、电影、网络）中创造的虚拟的真实似乎比真实更真实。是媒介手段创造了比现实更真实的“ 超现实”或“超真实”。如果说“电子宠物”是现代人类虚拟真实的一次演习的话，那么，网上虚拟网络小姐的诞生开辟了超真实的历史新景观。

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传播技术的发展，现代科技广泛地运用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之中，在文化领域掀起了新科技革命的旋风，已经导致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和传统文化形态的更新。文化生产方式工业化，实现了从文化手工业到现代文化大工业的深刻变革，直接导致文化工业革命。文化作坊让位于文化工厂，社会化文化大生产取代个人化文化小生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高新技术的产生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不仅导致所有传统艺术形式的升级换代和现代更新，而且创造了大量崭新的艺术形式。

先前的媒体研究认为，这一研究的核心论题应当是媒体节目的共同性与观众要求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是媒体的强制性压抑、消弭了观众主体的能动性，使观众成为被动的接受者。但是，当前高科技传媒的发展告诉我们，今日的媒体是在一个日益复杂日益多样化、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里运转和发展的，先前某一两种媒体如电视或某一两家电视台独霸世界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随着媒体种类与数量的急剧增加，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媒体的传播功能与创造意义的功能逐渐合一，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的选择性越来越高，主动性越来越强，某一种媒体或某一家媒体凭借一种行政命令或长官意志完全地直接地影响大众的时代即将过去。如果我们说当今世界媒体的力量在左右着人类的话，那么，媒体的迅速发展也在不断产生着消解其霸权的力量。媒体的多样性和多元性，以及内容的极其丰富性，赋予受众更大的选择的能动性与自由度。竞争使媒体与接受者的关系由原来的教育、指导甚至命令变为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收费上网、有线电视使接受者白得免费午餐的受赠意识、传统形成的受教育、听报告的意识大为减弱，而代之以我作为一个消费者的个人购买与消费行为的意识。既然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我就有权要求得到更合乎我的个人意愿的服务；既然可以有多种选择，我当然选择最符合我的个性特征的节目。

但是这些众多的选择，仍然只能在一种任何人也无法逃脱的文化语境和公共空间中展开，在一定的文化与经济的场域中实施。因而民族的、地域的、性别的、阶层的特征就凸现出来，观众由文化所囿定的主观倾向性便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尽管这一显现仍然显得那么随意、漫漶、毫不经意。毫无疑问，当代大众文化既是福音又是恶魔。大众文化研究从实践来看，其意义是无庸置疑的，但当代大众文化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与其正面功能同样强大的负面影响。比如与文化民主化同时产生的文化的无政府化（电脑黑客）、暴力与色情倾向等等以及趣味低下、格调庸俗、追求感官刺激、艺术形式模式化、雷同化等众多问题，存在着与严肃艺术、高雅艺术和主流艺术的诸多矛盾甚至冲突。如何指导和规范大众文化的操作，引导它向更加健康更加高尚的方向发展，向更富艺术意韵的层次提升，是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它也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予以回答。

当代大众文化已深深契入我国当代社会的制度形态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影响着改变着新一代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必须全面打破传统的大众文化观念，重新认识当代大众流行文化的性质与特征，给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

来源：文化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