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水墨与义和团情结

第一篇：当代水墨与义和团情结

当代水墨与义和团情结

程美信

发表：2013-07-29 22:27阅读：855

一种黑色的绘画材料，被说成是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和历史血脉，甚至被神化为可以抵御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武器。在21世纪的当代中国，竟然出现这种“义和团”水墨绘画，表明除了资本疯狂和学术堕落，还有一些文化人和艺术家的心术不正，利用中国近代民族仇恨兜售水墨这一“黑之又黑”方士艺术。

“当代水墨”是个市场化概念，用它区分传统的水墨绘画，在上个世纪90年代称为“实验水墨”，当时还分为“现代水墨”、“都市水墨”和“新文人画”和“抽象水墨”。从事水墨实验的画家虽然人数不多，但由于他们大多在高校任教，有一定的教研影响力，至少丰富了水墨画语言形态。确切的说，实验水墨是来自“中国画穷途末路”历史悲情下的催生物，它随着九十年代的结束开始销声灭迹，大部分水墨实验画家重操传统笔墨，在艺术品市场上卖得红红火火，宣告八十年代的忧患意识和理想主义全部消失殆尽。

中国历史总是难以摆脱一种风水轮流转的怪异宿命，上个世纪末的文化改良主义者，今天摇身一变全成了保守的历史卫道士。或许，这是不排除中国人的暮年症结所引发的艺术现象，不论这些艺术家年轻时多么进步开明，但他们最终难以摆脱“落叶归根”的宿命墓穴。事实上，实验水墨在将近20年里无大变化，从语言到题材均出现呆滞局面，与千篇一律的文人画并无区别。可是，20年来中国艺术品市场却是高潮一浪胜过一浪，从传统字画到当代艺术，唯有实验水墨处在两不靠的尴尬状态，迟迟未能轮到出场，甚至出现“该轮到水墨出场了”急躁声。当中国经济神话不再，“水墨元年”无疑给即将崩溃的艺术品市场泡沫注入强心针，使“实验水墨”这一无人问津的老姑娘终于有了粉墨登场的机会。从季羡林的“最民族的是最世界的”到黄专的“当代水墨实验是对西方文化权力中心的抵御”，再到朱青生的“水墨与民族复兴”和王春辰的“水墨与艺术复兴”，仿佛水墨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横扫世界的绝杀武器，随之而来的是水墨艺术展览和理论口号的泛滥成灾。

2012年不光水墨画展热火朝天，甚至出现水墨拍卖专场和水墨专题双年展。嘉德、保利、荣宝斋、天成国际、苏富比和佳士得纷纷推出“当代水墨”这个被人遗忘的老姑娘。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有台湾画商率先涉足大陆实验水墨，他们受到刘国松成功个案的启发，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了一大批实验水墨作品，并出资办展览、出画册和做宣传，使得实验水墨得到扶持发展和传播推广。但是，进入新世纪的商业化时代，文化艺术却没有真正繁荣，实验水墨的创作成果和人员阵营均没有获得壮大发展。

素墨绘画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主体地位，宋元兴起文人画，对中国后期绘画起到全面墨化的覆盖后果，致使“水晕墨章”成为中国画的审美定格。唐朝之前，中国绘画还有丰富的多样形态，谢赫提出“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的六法主张，基本符合美术造型的实证原理。从发掘的汉唐墓室壁画、汉经幡帛画、石窟壁画、彩陶、漆画来看，中国唐前绘画是丰富斑斓的色彩世界。宋元始起，中国绘画变成一个“玄之又玄”而“黑之又黑”的阴森世界，“气韵说”被神秘化和“骨法说”被道德化，出现“墨分五色”、“以形写神”、“无法大法”的玄理教条，至今仍是中国画的金科玉律。

文人画在思想观念上始于黄老，成于魏晋，兴于宋元，广于明清，标志着中国封建皇权和道德学问走向登峰造极，士大夫阶层士气衰落不堪，成为名副其实的男臣女妾，奴才性格世代相承。文人画追求玄理趣味和笔墨效果，从五四以来一直饱受批评，实验水墨在意识上始终没有突破“水墨”既定局限，最终沦为民族主义的“义和团”艺术。强调水墨的民族性和主体性，均不利于艺术的开放自由，何况艺术材料只是表达工具，当它成为既定权威的范式标准，必定起到本末倒置的异化作用，艺术创作毫无实益，反而抑制材料工具本身自由开放性。一个热爱自由的民族和具有创造力的社会，他们的艺术绝对不会受制一种材料风格，更别说把一种黑色绘画当作民族的文化身份血脉。

第二篇：尊攘运动与义和团

尊攘运动与义和团

2012-10-01 第09版：中外历史

作者：张剑锋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2

421一个十九世纪的傍晚，一个穿着西服的年轻人独自走在浸透着古老东方国度气息的街道中，夕阳的余晖透过宁静的树荫洒在他的身上，显得格外温暖。突然，几个身穿传统民族服装、手持利刃的壮汉迎面冲了过来！他们大喊：“你这个穿夷服的国贼！我们今天要替天行道，实行天诛，铲除你们这些夷奴！”接着他们不由分说，一刀砍在了青年的头上，然后是第二刀、第三刀……看到这一描述，你会觉得这既像发生在日本的尊王攘夷运动，又像发生在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因为两者实在太像了。

首先是背景相同。两者都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大背景下兴起的。其次是主张相近。就从口号来看，义和团是“扶清灭洋”，尊攘派是“尊王攘夷”。虽然一个白话一个文言，但其实基本的涵义如出一辙，就是要消灭一切外来事物，恢复西方入侵前的封闭局面。然后是做法类似。义和团攻使馆、烧教堂、杀洋人和“二毛子”的做法是大家熟知的。而尊攘志士们的做法与此也不遑多让。在尊攘运动最高潮的时候，大量尊攘派浪人聚集在京都、江户、大阪等都市，佩着刀在大街小巷活动，看到有宣扬开国或是与夷人、夷物沾着点边的“卖国贼”就一刀砍将过去。除此之外，尊攘志士们也火烧过英国公

使馆、袭击过地方政府，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暗杀行动。

可是，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其最终的结局有着天壤之别。义和团运动最后招致了八国联军侵华的“庚子国变”，让中国一度走到了亡国灭种的深渊旁边。而尊攘运动却走向了明治维新，使日本奋发图强，一举从落后挨打的弱国崛起成为世界列强之一。这是为什么呢？本来看上去似乎一模一样的民族主义群众运动，怎么最后就来了个“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呢？ 究其根本，还是两个运动的领导不同。

首先是领导层的组成不同。

尊攘运动的领导者，多为日本西南各强藩的藩士，具备较高的个人素质和灵活的思维能力。虽然由于长期锁国政策和封建思想的影响，使得他们在接触西方文化初期产生了本能的抗拒情绪，但随着与西方接触的增加，他们都很快认识到一味“攘夷”的不可行，而逐步实现从攘夷向开国的思想转变。

而中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除了慈禧太后本人还不能简单的说成是顽固派之外，义和团运动中大部分的高层政府领导者都是像刚毅、徐桐、载漪、毓贤这样死硬的顽固分子。不要说接受西方的文化和开国的理念，就是连一些明摆着的客观事实他们都拒绝承认。大学士徐桐就曾经有这样的“名言”：“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在这样一批人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不撞南墙就奇怪了。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个问题。在义和团运动中，维新派人士纷纷

走到了群众运动的对立面或是对其避之唯恐不及。这其实是一种很不明智的行为，实际意味着把群众运动的领导权乃至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拱手让给了顽固分子们。尊攘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领导层的巨大差异并不完全是客观因素的结果，中国维新派人士的不作为也是原因之一。而领导层的这一差异正是两个运动发展方向不同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领导策略的不同。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对尊攘运动有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评论：“攘夷，我们理解就是排外主义，可实际却存在着一掌握政权就立刻停止排外的倾向……（明治政权）为了„攘夷‟与幕府相争，掌握政权后却采取措施，保证与西方各国的贸易、通商和自由往来。”

这段话一针见血地说明了明治政权对尊攘运动的态度，即利用其达到动员社会、打击政敌（幕府）、夺取政权的目的，同时小心翼翼地控制运动不要过火，而一旦这一目的实现，就扭转运动的方向，停止攘夷。当然，明治维新并不是某一个人根据某一份事先制定好的计划书来一步步完成的。因此，我们也不好判断是不是从一开始尊攘运动的领导者们就有这样长远的策略谋划。但是，至迟到 1863―1864年的萨英战争（萨摩藩与英国的冲突）与马关战争（长州藩与荷、美、英、法等国的冲突）之后，尊攘运动的主流领导者（萨摩藩和长州藩）就已经认清了现实，思想由攘夷转为了开国。从这两次冲突之后，“尊攘派”就再也没有进

行过任何大规模的实质性攘夷行动。然而，这些领导者并没有立刻就此放弃群众运动乃至走到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去，而是巧妙地一方面继续把炮口对准幕府政权猛轰，另一方面逐渐淡化攘夷的色彩，最终悄无声息的把攘夷改成了倒幕，在倒幕成功后又改成了维新。方向虽然改变了，但“志士”还是志士，他们爱国主义的热情没有变，整个社会动员的效果没有变。整个转变过程自然、流畅、不露痕迹。

而中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刚毅、徐桐这些人就不用说了，这些连西班牙的存在都不肯承认的榆木疙瘩自然不可能带领群众运动走上正确的方向。而就是还不算彻底无可救药的慈禧太后，在义和团运动中也完全迷失了方向，更不必谈对义和团运动进行策略性的引导了。慈禧太后启用顽固派和义和团的初衷在于与光绪帝党的权力斗争。且不说其目的是否光彩，单就谋略看，她在挑起群众运动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好好地考虑在实现了政治目的之后如何控制局面、如何善后收场、如何把群众运动的力量由破坏转为建设。当义和团的烈火熊熊燃起的时候，慈禧太后非但没有有效地去引导运动的方向，反而自己被运动所裹挟，导致整个局面完全失控，自己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一个是领导者有目标、有策略地主动引导群众运动的方向，另一个是领导者被群众运动所裹挟，与群众一起迷失了方向，这正是尊攘运动与义和团结局迥异的直接原因。

同样的起点，相反的结局，历史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难得的实

验课。实验的结果告诉人们，民族主义、群众运动就像熊熊燃烧的大火，蕴藏着巨大的能量，这一能量既可以给人们带来光明，也可以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关键看什么人去用，如何去用。明治政权的领导者是会用火的，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的维新派是不会用火的，他们白白地把火交给了对手，而自己成了历史的看客，眼睁睁瞧着自己的房子被对手放火烧掉；慈禧太后和顽固派们则是玩火的，在点火之前根本没想明白火燃起来之后该怎么办，而玩火者有什么样的下场，大家都很清楚。

第三篇：革命派为何与义和团失之交臂？ 教案

革命派为何与义和团失之交臂？

教学目标：

通过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近代史陈列”以及阅读有关资料，让学生用对比的方法分析同一时期的历史问题。让学生尝试用发散性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并能在此基础上深层思考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

教学步骤：

步骤一：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近代史陈列”。对义和团的图片和辛亥革命的图片采用对比的方式观看，形成感性认识。

步骤二：从图书馆、网上查阅有关详细资料并进行筛选。

步骤三：就所选取的材料及感想在小组内讨论，形成小组意见。

步骤四：课堂交流小组意见，相互取长补短，借鉴方法并达成共识。教学资源：

图书馆、人民网、新华网。教学分析：

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发生在辛亥革命前，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两者都有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但革命派并没有与义和团合作，为什么呢？仅仅是因为口号的不同，还是认识上的差距？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局限性？引导学生深层思考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参考资料： 1．材料1：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是在中华民族危机严重的形势下爆发。它又是长期以来此伏彼起、遍及全国的反对洋教侵略斗争的一个总汇合。义和团是在烧教堂、驱逐“洋鬼子”的斗争中壮大起来的，并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人数众多，但却互不统属，自成山头。1900年6月中旬，西太后感到外有“洋兵”，内有义和团大军的进逼，她默许义和团进入北京、天津，这反映了义和团运动已进入高潮。义和团配合清政府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清政府并没有真正抵抗的决心，致使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西逃时，下令清军剿杀义和团，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义和团运动失败了。

2．材料2：

1900年6月，义和团运动的浪潮冲击京津地区时，孙中山正在日本横滨。他没有发表什么文告，表明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更没有与义和团合作进行反帝排满的意图。但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却认准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积极筹备兴中会的第二次武装起义。7月16日，孙中山亲赴香港，准备潜回内地领导起义。孙中山曾向英国香港总督和日本驻台总督求援„„惠州起义终因日本改变对华政策，军火接济不上而失败。义和团运动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这场正义斗争所造成的时机，进行着革命活动，这是应该肯定的。不过，他们对义和团运动缺乏本质的认识。不相信广大群众，而相信帝国主义，这几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资产阶级难以治愈的“老病”。直至1903年，孙中山才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明确肯定义和团的英勇斗争表达了“民情”，指出由于义和团的斗争使帝国主义不可能“分割”中国。

3．小组意见：

①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不能正确对待义和团，原因是“扶清灭洋”口号与革命派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格格不入。革命派不“扶清”，而要“反满”，清政府已经成为洋人统治中国的工具；革命派不主张“灭洋”，而要学习欧美各国先进的民主共和国制度。同时，人的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还未看出义和团运动的本质，义和团运动就很快失败了，直到义和团运动失败革命派才认识到“义和团运动有功于中国”。

②革命派不与义和团合作的原因是受时代、阶级地位的限制。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论从奋斗目标、组织纲领、斗争方式的哪一方面来说，都没有联合的可能性。

③如果革命派与义和团联合的话，也许对帝国主义与清政府的打击会更大一些。但是从后来的史实看，多数革命党人看不到农民的巨大力量和迫切的革命要求，因而也就不能依靠和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斗争。在他们看来，属于“上层社会”的官僚豪绅、地主富商，是革命的对头，但属于“下层社会”的胼手胝足、“愚昧无知”的农民，也没有资格肩负革命的重任。只有他们所代表的“中层社会”，即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才是革命的先知先觉和中流砥柱。只要他们这些以救国救民为职志的革命志士，奔走呼号，抛头洒血，就可以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亿万农民就会箪食壶浆迎接光复，跳出水深火热之中，而登衽席之上。然而，这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农民需要的是能够满足自己切身利益、摆脱封建压迫的领导者，而不是高高在上、把自己看成是芸芸众生的救星的“救世主”。

④当然，也有一些革命党人，看到了封建官府、地主豪绅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盘剥，对农民的深重苦难寄予同情，要求改变农民的悲惨处境。但他们却没有明确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同情和怜悯，愤怒和不平，多于切实的有效办法。

甚至到了1908年，还有的革命党人，认为“民族思潮，灌输于中等以上”，至于“老圃佣工、贱夫走卒之属，农氓役隶之流”，是没有资格谈革命的，对农民表现了严重的轻视。综观辛亥革命的全部过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虽然在会党和新军中进行了很有成效的革命发动，并且成为多次武装起义的主要力量，但是，他们只是看到了会党的勇敢和新军的武装，而没有看到和更不相信会党和新军背后的广大农民的力量。更何况1900年时，革命派还不太成熟，更谈不上与义和团合作。

⑤我们组在查找辛亥革命历史资料时，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在浩繁的史料中关于革命的宣传、革命团体的建立、历次武装起义、各省光复以及革命人物的传记等等，都不乏记载，但是如果要了解和研究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在农村的活动和革命在农民中所产生的影响，简直找不到什么具体的材料。在辛亥革命的诸多亲历者所撰写的回忆录中，也几乎没有什么有关农村和农民情况的回忆文字。这并不是回忆者们的疏忽，而是反映了一个明显的客观事实，因为革命党人本来就没有把农村和农民工作放在革命议程上来。

⑥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对待州县政权和农民问题上的种种局限和失误，使革命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但是，我们在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这种局限和失误的时候，却不能只从某些革命党人自身在思想认识、性格品德等方面去寻找原因，更重要的是要从封建传统的漫长和封建经济结构的牢固，资本主义发展的艰难和资产阶级的软弱去找原因。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子上找。

第四篇：情结与阴影读后感

情结与阴影读后感

最近我们读书小组在读荣格的《情结与阴影》，开始感觉好难理解，我没有刻意要去理解全部，只是跟着感觉往下看，有时再回头看看前面的，似乎也能理解一些，现在把自己理解到的和大家分享下

我理解的情结是由个人成长经历中的创伤性事件或与情感打击有关的别的事件所形成，它一旦形成，就会成为心理不安的因素，还会把与之相关的一小部分心理分裂出来，形成心理碎片，这些心理碎片有一定的自主性，不受意识的控制。情结平时处于抑制状态，但并不是完全的沉睡，它一旦被击中，就会冲破意识的防线处于活跃状态，让人做出不可思意的事情。就像我自己在和理解力差的人沟通时总是被会被激怒，出现与事件不符的愤怒，开始没注意，看了书之后我开始反思为什么会这样，觉察之后我发现是因为妈妈的理解力差，无法和父亲形成好的沟通，他们不能和谐相处，经常出现冲突，而我的父亲又是脾气暴躁的人，当他们出现冲突时他会有攻击性行为，打砸家里的物品，这让我的童年生活处于冲突和暴力的阴影，经常处于惊恐之中，这使我形成了一个情结，理解力差的人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不幸。所以每当和理解力差的人沟通，他们就会触动我的这个情结，让我愤怒。我们只有觉察到自己的情结，并友好的接纳它，让它有表达的机会，我们才会和我们的情结好好相处，不让它左右我们的情绪，这样我们才可能拥有情结，而不是让情结拥有我们。

阴影属于集体无意识，是原型的一种，它真实存在着，对人们有着令人不安的影响，它是富于情绪的一种自主性，是我们无意识的一部分，就像邪恶和善美是对立着的两极，有了这种对立，才有能量的产生，如果没有了邪恶，也无所谓善美了，他们的同时存在才成就了完整。任何一个同时意识到自己的阴影和光明的人，会从两个方面看自己，这样才能掌握这两极，并最终达到中庸。

当阴影进入意识的时候，个人无意识能带着集体无意识一起涌现，这会对意识产生不同寻常的影响。好比一个人被触到了情结，情结就是让他产生极大的情绪，并激活他的阴影，让他产生不适当的行为。就像我自己，当面对理解力差的人，我的情结就会被触动，这让我非常愤怒，因着这愤怒，我会不合时宜地、过度地向对方发火，让对方不知所措，因他的行为确实不致招来这样的愤怒，只是因为不幸触到我的情结，而这触到的情结又激活了我的阴影，也就是攻击性，他只是无辜的受害者。当一个人的阴影被激活，本人当时是不太可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此刻，他被自己的情绪拥有着，他也是自己情绪的受害者。

因自己之前没有接触过精神分析的内容，看这部分内容时只能部分的理解，以上分享可能会有不妥之处，写出来与大家共享，希望能和大家互相交流、共勉。

第五篇：雷雨与俄狄浦斯情结

曹禺先生在他的剧作《雷雨》中，很多的人物形象，人物间的关系都有俄狄浦斯情结的体现，无论是显然的还是隐含的，在剧中两代人或一代人之间都有着深刻的体现，虽然表现的形式会不同，甚至有很大差异，但都展现了同样的一个主题曹禺的这本剧作主要是以每一条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作为线索的，这些线索中都体现着人类的一个深刻而永恒的主题——俄狄浦斯情结。

周萍与蘩漪的隐秘恋情这是全剧最明显、最耐人寻味的一条线索，也是俄狄浦斯情结最明显的体现。

蘩漪“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她文弱，哀静，明慧，对诗文的爱好，但是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对于这样一个正值年轻而且内心狂热的女人，夫爱是必不可少的。可是，老爷周朴园忙着工作，没有时间给蘩漪想要的夫爱，又或许是因为周朴园心中依旧念念不忘鲁侍萍而不想给她夫爱。在这样封建主义浓厚，等级制度森严的家里，蘩漪遇到这样的情况，根本无力去反抗，只能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欲望，她的压抑需要释放，当时在没有几个人的偌大的周公馆中，能成为她性投射对象的就只能是与她年龄差别不太大，内心同样煎熬、矛盾的周萍了。他无法给予周萍母爱，因为毕竟她有自己的儿子，而且周萍只比她小几岁，她也不习惯有这样的儿子。但她最后却似乎是以母亲的威严或是以自居为母亲的力量使周萍屈服，和周萍成为情人。

再看周萍。周萍从小就一直生长在周公馆里，连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都不知道，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很大的打击。蘩漪作为后母又没能给他母爱，父亲和他也几乎没有什么话可说，他对周朴园也只是敬畏，所以，在他的潜意识里，是嫉妒父亲的，对父亲是不满甚至是仇视的，所以在他的内心有着一种与父亲斗争的冲动。最后，他终究斗争了，但采取的斗争方式却是：以父亲自居，占有母亲，从而取代父亲。所以，当他和蘩漪发生感情碰撞的时候，他没有用理智和道德感控制住自己。

后来，当周萍走向四凤而遗弃蘩漪的时候，两人的俄狄浦斯情结又毫无保留地体现了出来：“小心，小心！你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蘩漪的警告，是任何一个这样的母亲处在这种情境之下的真实想法：“母亲把失去夫爱后一切情感均倾注于儿子，甚至对儿子的恋人都产生了一种嫉妒，生怕有哪个女人把心爱的儿子从她身边夺走。”更何况是已经夺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