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比较分析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得与失

第一篇：试比较分析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得与失

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是在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争斗与融合中逐步形成的。儒、法两家的思想虽然尖锐对立，但在长期的实践中却互相融合。这两种思想的对立与融合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历史，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儒家重视德礼，强调执法人员的品质，法家重实践,这些对我们现代社会司法改革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春秋战国是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激烈的社会动荡和急剧的历史变革，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就是思想界出现了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之中对法律思想贡献最为突出，争论最为激烈的就是儒家与法家。儒家与法家两家对中国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两者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冲击与碰撞，不断地又互相吸取思想的精华。两者提出了治国安邦的种种政治主张，也提出了内容更为丰富更为系统的法律思想。但是在儒家与法家两者之间，存在着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

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各学派之中，儒、法两家是最有代表性的两家。

先秦儒家形成于春秋末期，发展于战国时期，创始人是春秋时期的孔丘，在战国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孟轲与荀况。儒家代表着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封建贵族的利益，因而为统治者出谋划策，教育人民安分守己。建立统一的贵族政体，维护宗法等级秩序，这是其政治法律思想的基本点。孔、孟代表着封建贵族的利益，而荀况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是先秦儒、法思想融合的重要人物。

法家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主张“变法”和“以法治国”的学派。法家多由当时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组成，法家思想是战国初中期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进行变法的主要思想武器，故法家的法律思想是当时被多数国家统治者采用的法律思想。认为人的一切行为规范都应该用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并主张有法必依，赏罚严明；他们都注重实力，倡导以奖励务农和参战的途径富国强兵；他们都鼓吹君主集权，把行政、立法、司法等权利统一在专制君主手中，法家的理论基础是“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和历史进化观。

1、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对立表现

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比较研究主要是其思想的对立和两家法律思想的得与失，以及其法律思想对秦王朝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法制的影响。

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对立是“法治”与“礼治”的对立。“法治”是法家的旗帜，是与儒家进行争论的焦点。在内容、形成、性质以及理论基础等方面，“法治”和“礼治”既有联系，又存在着明显的对立。

（1）“法治”是针对“礼治”所维护的宗法制度而提出的。

（2）“法治”是针对“礼治”的重视“德治”、教化而提出的。

（3）“法治”又是针对“礼治”强调“人治”而提出的。

2、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得与失

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得与失，这个问题是同学们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例如“礼治”与“法治”的得失问题，儒家的“人治”与法家的“法治”比较问题，儒家与法家关于预防犯罪的思想和措施对当时和先秦以后历代法律制定的影响，法家和儒家思想对统一的封建王朝法制建设的作用对比，特别是对目前法制建设的影响，等等。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先驱管仲就提到“以法治国”。但与今天的“依法治国”有着本质的区别。“依法治国”强调法律的权威性，视宪法和法律为治国的最高依据或根据，不允许任何个人凌驾与法律之上；而管仲的“以法治国”实质是人治，是在法律服从皇权的前提下的一种治国方略。同样是强调法律的权威，但古代的法威威不及皇权法律的制定是为了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虽然统治阶级有时会提出一些“明德慎罚”、“以德配天”、“欲至于万年，唯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周公《梓材》）”之类的保民安民思想，及“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荀子）的君民融合关系的重民思想。但仍然改变不了其阶级本质。《诗经》云：“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充分揭示了统治阶级个人专制的思想。国即君，君主对国家享有绝对的所有权和支配权。

尽管从实质上说，中国古代法治实为人治，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统治工具。但从形式上看，中国古代法治的推行对于促进中国封建社会进步，推动中国古代文明，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国古代法治切切的说是启蒙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由奴隶制社会转型于封建社会的大转变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牛耕开始普遍推广，“私田”大量出现，动摇了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井田制，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周天子为首的王室日益衰微，致使“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以此同时，思想界却异常活跃，社会进入了一个由“学在官府”到“私学”大兴，“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出现了儒、法、墨、道等的大论战，形成了“礼治”、“德治”、“人治”与“法治”的对立。法治思想正随着一股一股的改革潮流迅速的成长。

在这些法家的鼓吹下，法治思想逐渐走向历史舞台，充当了主角的角色，成为了巩固政权的有力工具。秦国统一，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为主导，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中央集权；一方面大力排挤其他各大学派，焚书坑儒，残杀儒生。此时法家思想达到顶峰。“法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位，同时也为中国古代法治埋下了一粒生机勃勃的种子。此后的漫漫封建社会长夜里，“法治”从来就没有真正地退出过历史的舞台。

中国古代法治虽然从实质上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但作为历史中上演的主角，它是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的，而且对当今社会问题的思考有着深刻的借鉴作用。它不仅仅是推动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发展，而且也将会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的文明

第二篇：先秦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之比较

先秦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之比较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和法家可谓两个重要的法律思想流派，二者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

权衡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区别可以着眼于三个方面。首先，在治国之道上。儒家推崇“人治”，提倡“仁政”，弘扬“德主刑辅”的思想。儒者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对待百姓应“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宽猛相济”，使民心悦诚服，达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而实然，“礼治”与“德治”均须“贤者”来贯彻，当权者的贤明与否对政事兴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贤人政治，国君表率”便被儒家置于了律法的更上位。与此相反，法家则极端强调法律之权威，倡导“一断于法”，以法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和取舍标准，申令法之功用在于“禁奸”，而非劝善，国家应凭靠强制力量“缘法而治”，入法制之轨。

其次，在确立刑罚的程度上。儒者摈斥“暴政而为、滥杀酷刑”，从“仁政德治”的主张出发，力图做到“以德去刑、慎刑戒杀、先教后刑、刑罚适中”。而法家则立足于人“性恶好利”的观点，主张“轻罪重判、小罪重罚”，认为“严刑”方能“去奸止过”，“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才可使民“服法畏法、莫敢为非”，最终实现“以刑去刑”。

最后，在法律的适用中。儒家始终秉持以“仁”为核心的法律观，将“礼”作为立法和司法的主要原则，来维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在“刑法”与“礼”发生矛盾时，不惜“以礼屈法”。而法家则抨击儒者的“礼有等差”，提倡“法不阿贵、刑无等级”、“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在治国上实现“一赏、一教、一刑”，凡“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均“罪死不赦”，即所有臣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尽管儒法两家的思想迥异显然，但二者仍有统一之处。首先，二者均认为法律在本质上是君主统治国民的工具。其次，儒者在重视道德教化的同时，也认可了刑杀的必要性，讲求“宽猛相济”。最后，法家并未摈弃“礼”，在“爱民便民”的基础上也常“礼法并用”。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中内容最丰富的部分，为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发展起到了指航的作用。它们的互补与交融也构成了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核心理论。

第三篇：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的儒法之争

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的儒法之争

——“人治”与“法治”

法家的“法治”理论和儒家的“人治”理论是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大重要的法律理论，这也是法家和儒家一直以来的必争点，两种思想在不同的时代由两大家提出来，各有其特点。

一、儒家的“人治”理论

先秦儒家认为：天下的安危取决于统治者，尤其是国君的道德和素质。儒家的“人治”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君主的言行表率作用重于设法立制；二是治理国家中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比建立制度更为重要，其人治思想体现在法律方面的内容，核心是论证“人”和“法”的关系，即治理国家中统治者的道德品格更为重要。

孔孟的“为政在人”

孔子认为在治理国家时，最高统治者的言行，甚至喜怒哀乐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社会的治乱、人民的苦乐。因为上行下效是普遍规律。他强调“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因此统治者自身要给人民和自己的臣下树立榜样。同时，孔子进一步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观点。

国家举贤才要做到“近不失亲，远不失举”，以弥补“任人唯亲的不足”，重人治，轻法治，主张贤人治国论。

孟子认为“君”和“法”的关系是：“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提出“尊贤使能”的“惟仁者宜在高位”的人治论。

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 第一、法是由人制定的。治理国家关键在人而不在法，法必须要有好的统治者才能执行好，法虽“治之端”，但毕竟是由治理国家的统治者制定出来的。

第二、法是由人执行的。即使有了良法，还得靠人来执行贯彻，否则就是一纸空文发挥不了任何作用。“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

第三、法不能应对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家大事和社会生活概括无遗。而且法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能完全随机应变，这就需要人在执行法律中发挥自身的灵活应变和当机立断的能力了。

二、法家的“法治”理论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兴起的一个学派，其核心思想是主张顺应历史发展，“依法治国”。法家的“法治”思想是建立一定的理论基础上的。首先，他们认为这是“好利恶害”

人性论所决定的，人们的本性都是喜欢追逐利益，而厌恶灾难的，正是出于这种本性，刑法才能起到统一人们言行的作用。其次是“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进化观，商鞅认为“礼治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才是治国的根本方法，韩非子提出“治民无常，惟法为治。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认为治国是之道应随着时事变化而变化。而且历史发展有不同时期，即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世。而以德服人的德治和人治都已成为历史，当代的时代特色是以力服人。最后是“富国强兵”的功利主义，“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利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的残酷的生存环境，富国强兵唯有颁布法律，鼓励耕战，使人民喜农乐战。

商鞅的“法治”理论 第一、“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和基于“好利无害”的人性论而主张的“奖励农耕”的富国强兵论。

第二、“一赏，一刑，一教”论

奖励只能施于农耕和告奸，使农民喜农耕而乐战；“刑无等级”，反对“刑不上的大夫”

传统；取缔不利于农战的思想言论，使富贵之门只能对对努力农战的人开放，并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实行文化专制。

第三、推行法治的时候要做到法、信、权三者的有机结合。

第四、“以刑去刑”的重刑论；再次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作用，公开宣扬“禁奸止过，莫若重刑”。

韩非子“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理论 第一、“法与时转则治”的历史观

第二、“人民众而贷财寡的”人口论，随着人口的增长，财富相对减少，在人多物少的情况下，人们的利害冲突就会加剧，这是对“好利恶害”人性论的一种补充。

第三、“依法为本”的法、术、势的结合，为了依法有本，按照“法”的精神，制定了成文法并予以公布，成文法公布后，以实行刑、赏来贯彻实行。

第四、“抱法处世则治”

国家推行法令必须要有权利作为保证，即“势”，极力主张实行君主集权，而且，“人治”的好坏取决于君主的贤明与否，远远不及法治有保障，君主有法律的约束，立法实行刑赏，而这些都是要以君主掌握权势为前提的，只有中央集权才能给君主以权势的保证。

三、我的观点

儒家提倡的“人治”以德治和礼治作为相辅相成的手段，体现了其统治的人性化，但其实行起来是有很大难度和不确定性的。

首先，孟子关于君主对于国家的作用，阐述的过于夸张统治贤人个人的作用，过分贬低法律的作用，将国家能否治理好完全维系在统治者的贤能与否，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其次，“人治”有其固有的弊端。“人治”是以人为中心，那么能否选用到贤能的人从事政治就是能否实行好“人治”的关键所在，但历代以来选贤任能就算有再完善的措施和制度，也不能保证任用的全是贤者，从这点来说，实行上有一定难度。另外，人的主观性参与十分多，众所周知的是，人的主观性在不同环境下对于不同的人，甚至在不同的时间里都是千差万别的，这又怎么保证法律执行的公正性呢？而且这也很容易让一些人钻法律的漏洞，贪污腐败，不利于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而法家的“法治”思想也是有些问题的。

首先要明白的是法家的“法治”思想跟我们今天所说的“ 法治”思想是有着根本差别的，它既不体现“民主”，也不承认法律具有“至上”权威，相反，法家的“法治”所需要的使人民的绝对服从，它的主要目的是凭借此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加强对于人民的统治和控制。君主的权利即使有法律的限制也是十分有限的。

其次，在法家学说里，君主是绝对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法律只是君主加强统治的工具，并不是用来维护人民的利益。

而且由于法家的“法治”是和君主专制密切相关的，在古代过分强调法治容易产生暴政，从而使人民怨声载道，最终将导致国家走向灭亡之路。秦始皇统治时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外，法家的“法治”思想中人们的“好利恶害”理论有些过于绝对化，人的确有好利恶害的一面，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作为实行刑罚的依据，而且韩非子的人口论有些牵强附会，他没有考虑到人口增多的同时也会带动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客观因素。

所以，综上所述，我并不单一的赞同儒家的“人治”或法家的“法治”理论，如果能将他们相互融合，优势互补，将是非常好的治国之法，自汉朝起的儒家的治国思想就是融合了这两种理论，得以在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不断完善，不断发展。

第四篇：浅谈儒法道墨教育思想的异同

浅谈儒、法、墨、道四家教育思想的异同

摘要：儒、墨、道、法家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适应当时社会的思想，分别由孔子、墨子、老子、韩非子创立并得到发展。一定的社会孕育一定的思想，且具有一定的相同点和必然的不同点。本文将主要采用文献法，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作用来阐述儒、法、墨、道四家教育思想的异同。

关键词：儒、法、墨、道的教育思想；比较异同

一、儒、法、墨、道四家教育思想的相同点

（一）从产生背景来看，儒、墨、道、法家的思想都是在社会动荡且四分五裂的春秋和战国时期产生的；

（二）从内容来看，这些思想无疑都是孔子以及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及庄子，和韩非子的对治理国家的各自的态度；

（三）从产生的作用来看，都是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

二、儒、法、墨、道四家教育思想的不同点

（一）关于教育目的：

1、儒家：孔子办教育的目的在于推行其政治主张，在政治上主张举贤才，在教育上主张培养“君子”“圣人”“贤人”或“君子儒”“大丈夫”“大儒”等，着力培养德才兼备以德为主，能为实现德治、仁政、礼治的理想而奋斗的人才。

2、墨家：造就“兼士”的教育目的论，主张培养“兼士”“义侠”等，认为要实现“兼相爱，交相利”，只有培养能“以兼易别”的“兼士”，才能建立一个“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公平合理”社会。

3、道家：主张培养“上士”“隐君子”“上士闻道，勤而行之„”道家强调“道法自然”即回到自然中去，过者“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方能体悟自然之道。

4、法家：主张培养“耕战之士”或“智世能法之士”，主张以法治国，反对儒家的“仁义道德”和墨家的“兼爱”等说教，也反对道家的“恍惚之言、恬淡之谈”。要求教育也“服之以法”，以培养“法术之士”为教育目的。

（二）关于教育内容

1、孔子重视道德教育，主张以道德教育为主，以“六经”为主要教材。墨子与孔子一样重视“德行”，也讲《诗》《书》但全盘否定了《礼》《乐》的价值。墨子十分重视武艺、科技的教育。还注重辩论学、逻辑学。这说明墨家的教育内容大大突破了儒家的“六经”的范畴。

2、墨家的教育内容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中国古代文化知识，二是实用知识和技术。其教育内容为我国科技发展史和科学发展史写下了极为难得的光辉篇章，他们在科技方面的创造，不仅在中国每就在当时的世界科技发展史上也居于领先和突出地位。

3、法家的教育内容突出了“法”，“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重视“耕战”和军事教育，以提高人民的实际作战能了为主。

4、道家的教育内容不同于儒、墨、法家。道家没有书本教材，主张回到古朴的原始自然状态，因此道家主张以“天道”为其教育内容。，要求人们听凭自然、顺应自然。

（三）关于人性论及教育作用

1、儒家：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他的所提倡的社会规范思想是“礼”，其核心是“仁”；孟子是孔子之道的忠实捍卫者，他提出了“性善论”，包括“仁”、“义”、“礼”“智”四个“善端”；而荀子则主张人性恶，认为人的恶性本身是无法根本改变的，但是可以用“伪”来抑制人的恶性而使之归于善；荀子和孟子的人性论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他们都是对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之人性论的发展。

2、墨家认为人的本性是“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也变”。认为人没有先天的思想意识，只有一种可塑的素质，一切知识和道德观念都是后天的环境与教育的影响造成的。墨子提倡“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即墨子的社会整合方案是“兼爱”，社会控制方案分别为“天志”、“明鬼”、“尚同”，社会平等的思想是“尚贤”。

3、道家的人性论是一种自然的人性论。人是“无知无欲”“无识无情”的,一切听凭自然的安排,一切人为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包括教育。一切智慧和道德只有害处，没有好处，教育的作用只能加速对人性的背叛，加重社会的纷争。教育是多余的。

4、法家认为人性是自私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商鞅认为凡人都是贪怕死、好逸恶劳的。只有严刑峻法，才能使恶人就范。教育作用的发挥应建立在“因人情”的基础上，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故禁令可立，而治具矣”。

我们国家现在充分将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也是对儒家和法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胡金平主编.中外教育史纲[M].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2】周龙.儒法道三家法律思想之比较[J].青海社会科学,1996,03:104-108.【3】喻中.儒法道三家思想之“要旨”[J].人民检察,2012,19:49-50.

第五篇：“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概念的比较分析

一、文化政策的定义

要想清楚说明什么是“文化政策”这个种概念，必须要首先明确什么是“政策”这个属概念。

根据辞海定义，政策的含义是“指国家、政党为完成特定的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是路线、方针的具体化。”[1]不过，迄今为止在理论界，“政策”的概念并没有严密定义并得到一致的认可。一方面原因在于，“政策”这个词语出现的频率非常活跃，通常用法各异。在众多规范性文件中，可见各式各样关于“政策”一词的使用，在不同语境下，其各自的内涵和外延，具有非常大差异，可谓五花八门，这直接导致我们对“政策”的定义和理解具有模糊性和混乱性。例如常常可以见到“党的政策”、“国家政策”、“政策法律”、“具体政策”、“政策精神”等各类使用方式，但它们其实并不完全指向同一概念内涵。另一方面，在现实使用中“政策”的表现形式过于丰富，灵活性太多，这同样阻碍了我们想要对其进行严格、明晰的定义。在习惯性用法中，不仅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可称作“政策”，还有一些没有规范形式的讲话和评论也被习惯性称为“政策”。可见，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对“政策”的理解是很难绝对统一的。

客观地说，“政策”的定义虽然纷繁复杂，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各种语境下继续合理使用。由于复杂的政治和历史原因，我们已经对“政策”所体现出的背景的深刻性有着潜移默化的理解。除非要求极高的学术研究和法律文件，事实上对“政策”一词各种灵活的解释，一般也并不会使人对该语境的整体理解造成误区。因此，实践中我们没有过多纠结于必须对“政策”词语本身进行统一、严格的定义。还有学者提出，“我国长期因计划经济体制而导致的一种现象，政策和法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并不是这两个概念本身有什么不同，而是这两个概念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承载的内涵不同。”[2]

但笔者认为，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从性质上还是有相当差异的，它们分别构成党对文化进行宏观管理和中央政府对文化进行宏观管理的主要手段和方式。因此，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和剖析，对“政策”一词进行狭义的界定，以免在论述时产生混乱。笔者在本文中将“政策”概括为“执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任务，为处理政治事务而制定的路线、方针、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在这个概念下，政策的形式范畴包括了党的口号、纲领、章程、文件等等；内容范畴包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的文献和决议、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以及中央直属机构为贯彻中央精神以及进一步解释和细化党的基本政策而发布的相应文件等等。需强调，领导人的口头讲话等不具备正式规范形式的内容并不包括在内。

尤其需要特别说明，那就是党的政策和国家政策的区别。党的政策与国家政策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其实紧密不可分。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执政党，对政府机构和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因此，国家政策是以党的政策为基础的。在很多情况下，二者虽然内容相同，但是他们发布的主体和采取的形式并不相同，因此法律属性不同。相比较而言，在理论和实践中，国家政策比党的政策更加难以作出明确的定义。尤其是国家政策常常指向未形成规范性文件的原则、方针和发展战略等，或者指向某些具体问题的具体执行计划方案。例如一些行政调整手段，也往往被称作“国家政策”。本文中，根据前文阐述，显然将“政策”定位于“党的政策”，而非国家政策。

我国的文化政策，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为进行政治领导、促进文化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路线、方针、原则和规范，是管理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和主要方式及手段。

二、文化法律的定义

理论界通常使用的概念定义是，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反映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意志，规定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权利和义务，确认、维护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规范系统。

广义的法律，则指法的整体，即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各种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法律解释。狭义的法律，专指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本文中所提及的文化法律，指拥有立法权限的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关于国家文化事务管理、调整社会文化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规范性文件的总和。

三、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的区别与联系

通过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明确的是，执政党的政策并不等同于法律，现阶段我国文化政策也并不等同于文化法律。目前很多学者对文化政策的研究立论，事实上采用的是广义的文化政策概念，例如《文化政策学》中的定义，“文化政策是一国对于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物博物等领域进行行政管理所采取的一整套指定性规定、规范、原则和要求的总称，是有别于科技政策、教育政策等其他领域政策的一种政策形态。”可见，此处对文化政策的定义实际上既包括了党的文化政策，同时也包括了文化法律。而在本文中，笔者对这两方面做出相当明确而具体的界定。

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有着明显的区别：

第一，产生的渠道不相同。我国文化政策是由党制定和颁布的，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同时也带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的外在特征，例如宣言、纲领、决定、决议、讲话、文件、通知、声明、口号、批复等等。而文化法律则是由有相应立法权限的机构按照法定的程序制定的，表现形式具有规范性和确定性。

第二，调整范围和方法不同。文化政策一般不调整社会文化领域中涉及程序类的部分，不具备强制性，靠理想信念、道德教育、纪律规范等加以实现。文化法律则对党内文化建设问题不予涉及，并且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

第三，外在表现属性不同。文化政策更加活跃，具有前瞻性和时代感，更能反映出社会生产力和文化发展的阶段性需要，往往是促进文化建设发展的先导。而文化法律则应当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严谨性、系统性和普遍性。

文化政策体系与文化法律体系的关系到底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文化政策是基石，是社会文化生活基本价值观的体现。同时，文化政策弥补了某些方面文化法律的空白。

“法律机制在社会调整系统中不能不受到其他社会规范的影响，而政策是其中反映社会利益和变革最为深刻和直接的一种，其他一切社会规范都必须服从根本性的社会政策所作出的价值选择”。[3]文化政策所确立的国家核心文化价值体系，直接决定了社会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构筑了人民的精神家园和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文化政策始终引领着文化的前进方向，为人民创造文化产品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当文化方针、文化政策符合文化发展客观规律时，就有利于保障、鼓励、促进全民族的文化创新，有利于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文化就繁荣，就发展，反之，文化就萧条，就停滞。‘双百’方针的提出及其贯彻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曲折，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4]

尽管文化法律作为政府进行文化宏观管理所制定社会文化行为规则，对维持社会文化发展秩序和推动社会文化进步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进行文化宏观管理过程中，文化法律的作用并不能一味高估，尤其是当文化立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例如，我们都了解的假唱现象，在大家“明知”的情况下存在了很长时间，甚至从某种强调现场效果的角度看，具备了一定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理由。但是显然，社会价值的道德认同和法律底线都不会认同假唱现象是“合理的”，因为这种现象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弊大于利，让整个社会艺术表演活动失去健康良好的秩序。我们都知道，直到2005年《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出台，“不得以假唱欺骗观众”的规范才出现。这体现了法律对类似文化现象的界定往往迟迟难以划定，也就是常说的“法律滞后性”，可能会导致法律未覆盖的社会文化生活处于无监管和无序状态。不过，法律的滞后性同时体现了法律在对新生的事物现象进行“存在的是否是合理的”命题下的观察、审视、评估和决定，然后再作出决策的行动。这种滞后性和谨慎性，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

在实际生活中，新事物、新现象以及纷繁多样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文化法律始终将存在“滞后”的“弊端”。无论如何严密，其固有的局限性导致其始终将出现落后于实际和客观形势，永远都存在不完善、不详尽之处。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建立协调预期的法律机制，更要善于利用文化政策的灵活性来弥补其中的不足。而在尚未制定文化法律的社会文化领域内，社会关系就只能以文化政策调整为主。文化政策涉及到我国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是党领导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指针，也是社会文化立法的依据。我们应当按照文化政策所引导的方向，有意识地引导、协调社会文化行为，帮助人们进行价值观和行为选择，建立良好的社会文化发展秩序。

也就是说，在已经制定的文化法律不足以调整社会文化领域内各种复杂关系的时候，政策和法律同时作为调整规范存在，相互配合和补充。一方面，“某些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内涵和外延是根据形势，由政策来确定”[5]。另一方面，中央提出的文化政策往往由文化法律加以具体化和规范化，以补充法律的不足。

经验证明，凡是新的重大社会文化问题的产生或者文化宏观管理方针的转变，包括现在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文化体制改革，一定会出现阶段性的探索实验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从政策指导到制定法律的过渡过程。很多法律规范的产生，也就是从政策原则调整产生的法律关系中再产生出来的。尤其在改革的过程中，许多探索性的文化政策必然要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长期活跃在文化领域。当然，它们中的大部分最后都将转化为法律规范。

随着文化法律的不断健全，调整机制日益完善，法律调整将在社会文化领域内越来越多地取代原来文化政策的职能和作用，成为社会文化生活中最主要的调节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政策的作用日益削减，而是将“进入更高的层次，作为法律的精神或原则，发挥它在整个社会调整系统中的宏观指导作用，而不再作为一种法律渊源与法律体系在微观层次并行”[6]。文化政策的主要职能则是构建国家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功能，而不再过多体现在规范性上。在这个层面上说，这将是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的理想格局。

其次，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互有制约，互相作用。

一方面，政策与法律的适用可能产生交叉或者矛盾。从法律的特点和性质的角度来讲，文化法律作为独立的社会调整机制，强调的是独立的实施过程。但是在实际中，文化政策对文化法律的实施具有相当影响。在不违背法律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文化行政机构和文化执法机构在依法行政及办案过程中往往要进行适当变通，以考虑党的文化政策需要。可以说，目前党的各种政策，都是法律在实施过程中的指导和参考。同时，在社会文化发展新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新形势，也必然产生新的社会调整要求。而此时文化法律可能已经经过一段时间落后于新形势的发展，新的政策原则超越了原有的法律，却又没有规范化形成新的法律，这就会产生新的政策和旧的法律之间的交叉或者矛盾。尤其现阶段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这种新旧体制改变面临到的新情况新事物会层出不穷，所带来的矛盾也势必比原有计划体制下文化发展单一模式的稳定时期更加突出。如果政策的效力盲目地高于法律的效力，那么文化法律的具体实施势必面临着尴尬的境界。这是个无法避免的必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笔者认为，依法有权对文化法律进行解释的职权部门，根据党的最新政策对文化法律进行及时有效的解释，则能够有效缓解这种矛盾。

另一方面，党的文化政策经过实践的验证，在时机成熟之际，经过一定的程序后，其中可操作性、规范性强的部分，必然转化为文化法律的形式。这需要注意两个重点问题。

一是党的文化政策，尤其是在纲领性文件中所阐述的文化政策，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是执政基础，文化法律受文化政策的指导和调整。这是党在国家的根本地位决定的。不仅如此，在文化法律机制运行调整功能时，要受到文化政策以及其他各种社会规范的影响，例如社会习惯等等。文化政策在各种社会规范中最直接和深刻地体现了文化领域中的社会利益关系和变革的内涵。其他所有一切社会规范都必须受到文化政策所体现出的根本性的价值判断。

二是文化政策经过在实践中的摸索之后，根据社会需要和经过一定的程序转化为文化法律，形成正式的法律规范，成为文化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这是法治秩序的内在要求，也是党提高执政能力、实行依法执政的重要内容。

通常来说，文化政策的转化具有不同的形式。有的文化政策采取党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形式。这种形式使得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在形式和属性上相统一并直接具有了相应的法律效力。还有的文化政策文件在贯彻执行过程中被文化立法机构援引，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威性文件，从而完成从原则到具体规则的转化，这也是文化政策转变为文化法律的一种典型方式。还有一部分文化政策虽然并没有在形式上被转化为法律规范，但是被作为了立法的渊源，其功能性等同于法律机制。

在这个前提下，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政策转化为文化法律必须要遵守正当程序，这是文化政策转化为文化法律的重要保障，也是民主与法制社会的重要原则。正当的程序虽然并不意味着结果必然公正，但是公正的结果必然建立在程序的正义基础之上。依靠程序的理性和科学精神，合理运用技术化手段，文化政策转化的过程和目标才不会发生价值偏离。当然，按照法学理论，正当程序和法定程序并不完全一致。法定程序仅仅是文化政策在向文化法律转化过程中所要遵循的最低要求，正当程序则是比法定程序更加深层次的要求。现阶段，在我国的文化立法实践中，虽然并没有明确正当程序原则，但是《立法法》中关于提案、听证、审议等制度要求，以及《行政许可法》等包含的类似法律规定，已经对正当程序原则进行了实践中的贯彻。只是，专门针对文化政策转化文化法律的制度研究，并没有得到特别的总结研究。文化政策的广泛性、基础性，以及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起到的核心指导作用，奠定了文化政策的独特特点和在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统领性地位。可以说，文化政策转化为文化法律的正当性研究，是党在进行文化宏观管理过程中如何实行依法执政和提高执政能力这一命题的重要内容之一。

综上所述，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有很多共同性和一致性的特征，尤其表现在它们都充分体现出了国家意志，但它们并不是两个简单的、重叠的概念。前者指向党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确立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具体方式，是人民主权和共产党执政行为在文化领域的重要体现；后者则指向政府要依法行政，明确了政府在管理社会公共文化事务，构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安排。正确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理顺和协调党、政部门对文化宏观管理的不同职能，这在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注释：

[3] 《论我国社会调整系统中的政策与法》：范愉著，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4月

[4] 《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研究》：蒯大鹏、饶先来著，第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