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的法律移植问题浅探

第一篇：关于我国的法律移植问题浅探

法律移植（legal transplant），是比较法学中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世界各国法律相互交叉融合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及研究法律移植，是我国法律能否与世界接轨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法律移植，孟德斯鸠在他著作《论法的精神》中曾作过精辟论述，即“为一国人民而制定德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① 这番论述，曾影响了将近两个世纪的比较法学家的思想。然而，社会在不断进步，孟德斯鸠在作出论断时所依据的条件（“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风俗、习惯”②）等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全球信息及学说充分交流的今天，法律移植已成为可能并已成为本国法律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

那么，何为法律移植呢？通俗来说，是指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某些因素从另一个国家法律制度或许多国家的“法律集团”中输入的一种行为。③ 我们知道，法律制度是相对独立的，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两国完全相同的法律制度。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学习与借鉴不但不会影响其本国法律制度的独立性，反而会在一定程度起到促进和完善的作用。主要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1、社会的不平衡性是其主要原因

人类在进步过程中，发展是不平衡的，小到村落之间、县或省相互之间的不平衡，大到国与国之间的不平衡，在这种状况之下，落后的国家为了赶上发达国家，就有必要移植发达国家的制度，其中当然包括了法律。这种状况，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上已不为少见，举近邻日本为例，在中世纪，由于我国唐朝政治、经济、文化呈现繁荣之象，日本便全面引进当时唐朝的法律制度，引发了一场“文化革新”运动，大大促进了日本经济及文化的发展，也使其成为中华法系的国家；而到了明治时代，由于西欧诸国经济文化迅猛发展，日本又出于自身需要而全面引进了德国法和法国法，史称“明治维新”，这次维新运动使日本紧跟潮流，抓住了社会进步的机会，同时，日本也从中华法系转变为大陆法系；二战之后，日本又因历史原因而大量引入美国法，从而又进一步加速了其民主与法制化进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日本在法律移植方面的成，充分说明了法律移植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2、是当今国际社会一体化的要求

当今世界各国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有一个趋势就是求同存异，一方面要能在各个领域能多方位地接轨，以便能够更好的交流，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在求同过程中，便要求各国能够相互学习及借鉴，以便共同进步，这种趋势在法学领域也不例外。在借鉴的过程中，共同的属性，如对外开放及市场经济等因素，决定了在这些领域可以相互进行移植，让本国的法律国际化，从而使各国在大的环境中能公平竞争，平等互利。就我国而言，1993年实施的《海商法》就有90%以上的规定来自于各国法律或国际条约，这一法律，从颁布之日起便受到了世界各国的赞同及欢迎。

3、是法制现代化的需要

在世界各国之间，彼此的方法或技术也差别不大，但是，其法律理念及价值观念相差可谓大矣。这种法律观念或精神，并非一朝一夕便可形成，它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沉淀与积累，就落后国家而言，无论在技术上、方法上或是观念上都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如果落后国家仍然是闭门造车，仍然要化上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去实践发达国家早已形成的原则和观念，那其代价及损失实在是太大了。因此，对落后国家而言，发达国家总结出来的符合社会发展一规律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就应该大胆地吸收，从而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促进本国法制的现代化。

1、法律职业的性质所决定

英国苏格兰的法制史专家阿兰·沃森（Alan Watson）就认为，西方法律制度的“移植偏好”是与法律职业的性质有关联的。法律职业者（包括立法者、法官以及法学家）在社会中形成了一个制定法律的群英群体，他们被赋予解释、保存、发展法律的任务。对于这个群体，沃森指出：他们是习惯的创造物，倾向于把法律规则视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在改变法律的时候，他们寻求要么缩小改动的范围，要么从某些具有伟大威望和权威性的外国法律制度中借得规则。因此，法律是典型向后看的东西。④ 这种观点，也是法律移植具有必然性的一个 因素。

就我国而言，法律移植也是促进我国法律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曾任最高院院长的任建新也曾说过，“属于一般市场规则的先进法律制度.，我们应当坚决移植过来，以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极为先进、有效。”⑤ 80年代，我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大移植，以及90年代对移植范围的扩大化，所取得的效果都充分说明了移植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当然，在移植的过程中，并非是完全地照抄、照搬，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这种方式，与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中所描述的态度有相识之处,即关键一点是能“为我所用”，而非非全盘照搬。因此，我们在移植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在研究、比较的基础上进行有选择的移植

在移植之前，有必要对输出国及输入国（本国）的法律进行研究，首先研究本国的法律在该领域的现状，是否需要移植，以及应该移植何种类型的法律；其次是研究输出国的法律形成过程及其社会环境及最终的社会效果；接着还要对输出国与输入国的社会土壤进行比较，看某法律规则的原产地与移植地、输出国与输入国的社会土壤是否相似；最后才决定是否进行移植。因此，在法律 移植问题上应采取具体情况具体 分析的态度，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都是不可取的。

1、选择适合的法律移植类型

法律移植归纳起来有三类：第一类是水平相当的国家之间进行移植；第二类是落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法律移植；第三类是

第二篇：加快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浅探范文

加快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浅探

发布时间：2011-8-21信息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当代世界经济正由工业化时期进入信息化时代，以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光纤和卫星通信技术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正在席卷全球。农业信息化逐渐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追求的重要目标，特别是日本、韩国、美国和欧盟等一些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都非常重视农业信息化建设。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可利用后发优势，享受世界现代工业和农业信息化带来的成果，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通过农业信息化建设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我们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深入研究农业信息化的发展规律，掌握农业信息化建设的主动权，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中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笔者在本文中以农业信息化建设的现状和所取得的成果为立足点，对如何加快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提出的建议进行了初浅的探讨。

一、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存在的现状

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的特点是起步晚、发展速度快，但问题依然突出。自1996年“中国农业科技信息网”开始运行，到目前，我国的农业信息网络已具备一定的规模和基础，初步建成具有较强技术支持功能的信息网络中心和国家农业核心网站，全国农业网站总数已达2200多个；农业部建立了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和国际农业生产贸易信息系统等，全国蔬菜市场经济信息服务系统运行良好；大部分省、市建立了农业信息中心，建成了一些大型农业信息资源数据库、农业专家系统等，县、乡级农业信息中心正逐步建立，全国已有7000多个乡镇建立了信息服务机构，占乡镇总数的18％。另外，我国广播电视和通讯业的迅猛发展，使农村基本实现了村村通广播、电视和电话，部分乡村开通了因特网，为农民直接通过综合信息网络来获取农业生产和市场信息奠定了基础。但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与发达国家相比，农业信息化建设相对滞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与城市之间也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严重制约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目前，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的突出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

1、农业信息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投入不足。

长期以来，由于中央和地方偏重于城镇信息化建设投资，对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十分有限，不但造成农业信息化的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农业信息化网络和传播体系不健全，而且导致农业信息技术的研究开发不足、信息服务业落后和农村信息资源稀缺，农业信息化程度不高，农村信息服务产业化水平低，信息进村入户难，且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据统计，目前我国约有90％的信息资源尚未电子化，计算机设备的利用率和联网率仅为15％－20％，农村许多地区甚至没有利用计算机。

2、农业信息化法规制度建设滞后，政府没有很好发挥主导作用。

由于农业信息化立法和制度建设滞后问题，使农业信息化建设缺乏法律和制度保障，农业信息市场管理无法可依，不能实现农业信息收集、整理、筛选和传播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由于大量的农业信息具有公共物品性质，消费者“搭便车”心理及存在交易成本等特征，自发的信息市场难以使农业信息资源有效配置，需政府进行信息投入和对信息市场进行干预，并为农民提供及时、全面、准确的农业信息服务。但目前我国政府在农业信息化建设上，主导作用发挥不够，没有形成政府对农业信息服务组织的补贴、支持和有效监管机制，农业信息产品开发不足，许多农业信息产品没能及时得以推广应用，信息市场竞争无序。当前我国各地开发的农业数据库大都自定标准，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农业信息标准，互通互联性差，不适应网络化时代数据共享的需要。

3、农业信息资源没有有效开发利用，农业信息化服务水平较低。

我国农业信息资源数据库建设目前尚处于较低发展阶段，大多属于单媒体产品，农业信息资源开发不足和利用率低，农业信息的加工、分析、利用及农业信息市场的培育等发展缓慢，许多农村地区还没有完善的信息产品市场，农业信息服务体系不完善和信息服务手段落后，信息发布的渠道不畅，农民获取信息的途径少，信息接收方式落后。

4、农业信息人才匮乏。

我国对农业信息人才的培养重视不够，投入少，培训机制不完善，农业信息人才缺乏，尤其是基层农业信息管理服务人员数量少和知识结构不合理，使农业信息专业库数据的建设和更新速度缓慢，农业数据库与农业信息系统等的开发总量不足。同时，由于我国农民文化素质偏低，不少农民信息意识淡薄，信息资源利用的积极性和风险性不足，缺乏有效利用信息技术的知识和能力，使农业信息传播效率不高。农业生产的盲目性较大。

二、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成果的具体表现

信息的统分和畅通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的历程，也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逐步完善的过程。农业信息化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而起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而不断获得新的发展。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之后，农业部随即提出了《加强农村经济信息体系建设的总体构想》，并在全系统大力推进农村经济信息体系建设，拉动了加强农业信息化的序幕。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在1996年、2004年信息发展的两个关键时期，先后两次召开全国性农业信息工作会议，对全国农业信息工作进行部署和推动。并于2001年开始实施十五农村市场信息行动计划。以中央出台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为标志，我国农业信息工作已初步完成了基本框架的构造阶段，开始步入健全完善和提高阶段，正在实现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跨越。经过前10年的全国上下的顽强探索，农业信息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效，主要表现在：

1、组织体系逐步完善。

截至2004年底全国所有的省份、97%的地（市）、80%的县级农业部门都设有信息管理和服务机构，67%的农业乡镇设有信息服务站；发展可向农民直接传递信息的农村信息员17万人。

2、网络平台初具规模。农业部建立的中国农业信息网具有较强支持服务功能，是著名的中国农业信息“批发市场”，构建了办公网络平台，开通了指挥调度卫星通信系统，初步建成了以中国农业信息网为核心，集20多个专业网为一体的国家农业门户网站，访问量在全球农业网站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2004年底，各省级农业部门、80%左右的地级和40%的县级农业部门都建立了局域网和农业信息服务网站。全国乡镇信息服务站中，有计算机并可以上网的约占80%。农业信息服务网络正快速向中介组织、龙头企业、批发市场、乡村以及经纪人、种养大户延伸。

3、信息采集与资源开发渠道日趋完善。

通过抽样调查、典型调查等方式，建立了基本覆盖农业、市场、资源等重要内容的信息采集系统36条，省级农业部门大都建立了定期农业农村经济形势会商会制度，信息资源整合开发工

作取得了较好的进展。特别是农业部在2002年6月，为适应农业发展新阶段和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系统，对小麦、玉米、稻谷、大豆、棉花、糖料、油料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进出口、价格、供求形势及世界农产品市场态势跟踪监测分析，每月发布监测预警报告，在调控农产品市场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4、信息发布覆盖面逐步扩大。

农业部建立了以“信息发布日历”为主要形式的信息发布工作制度，形成了部属中国农业信息网、农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农业节目、农村杂志社和中央农业广播学校等媒体为主，各相关媒体参与的信息发布窗口；各地农业部门也都与有关媒体联合，开辟信息发布渠道，努力扩大信息服务范围。

5、电子政务凸显成效。在信息工作的推进过程中，伴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遍推广应用，农业部门的调控引导、监管服务等政务工作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农业部行政审批综合办公信息系统为申报单位提供了“一站式”服务；一些地方农业部门通过网络系统，实现了监管事项的办事程序、过程和结果的三公开。电子政务工作的开展，使农业部门行政效率得到了明显提高。

三、加快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的建议

根据我国农业信息化的现状和所取的得成果，笔者对加快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提出了以下建议：

1、重视和加强政府在农业信息化建设中的作用

农业信息化是一个涉及多部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工程，政府必须重视此项工作，并充分发挥其组织领导的作用，从国家立法、资金投入、政策扶持和管理协调等方面来促进农业信息的发展。首先，制定中国农业信息化发展战略，提出农业信息化的中长期规划，并选定部分目标，重点突破，借鉴日本的经验，抓好信息市场的法制、法规建设，制定一系列制度性规则和运行性规则，约束市场各方面的行为，促进市场的有序发展，并注重依法保证信息质量的真实性、有效性及知识产权等，维护农业信息化主体的权益。其次，加大政府投入力度，政府投入主要用于农业信息系统的多项硬件建设，重点支持农业科技信息数据库和多种信息产品的研制开发、协作和服务，加强全国农业信息科学的学科建设，加强农业科研机构的建设等。同时注重多渠道增加农业信息化的投入，建立多元化投资体系。制定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团体、个人、外商投资农业信息化的建设。由各级政府组织协调涉农相关部门和企业制定信息设备投入、信息资源开发等规则，建立健全农业信息管理服务系统和服务机构，开发利用农业资源，减少重复和浪费，实现农业信息的共享。

2、加快农业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首先，加快农业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我国信息网络起步晚，但发展较快，农业部“中国农业信息网”已有1000 多个地、县入网。中国农科院建立的“中国农业科技信息网”也已经初具规模。然而我国的基础网络设施还存在着参差不齐、设备低下、宽带不足、网速慢的弊端，因此，必须采用先进的信息网络技术，建立集多个农业信息网络于一身的高速、宽带的全国性农业信息广域网络，由于这部分工作投资大、技术难度高，可采取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拨预算，专业公司招标承建的方式，较快地推进基干网络的建设。市级以上的农业部门可以有选择地组建有自己地域特色的农业信息网，如农业气象信息网、农业地理信息网等。并加强国际合作，充分吸收与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信息技术成果，积极参与全球农业信息共享，使每一个农户都对国内

市场乃至世界市场行情有充分的了解，从而，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调整自己的生产品种，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生产效率。其次，充实农业信息资源数据库，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大批农业信息资源数据库，但其数量和质量不足以形成农业信息产业。因此，在不断扩大现有数据库容量的同时，还要不断提高农业信息资源数据库的质量。并大力挖掘信息资源，把农业信息视野扩展到农业及相关的各个领域，以充实现有数据库的内容，逐步建立大型综合性数据库及专业特色数据库。与国际信息网络联网，为农民及时提供准确的国内外农产品生产、供给、需求、价格变动趋势的市场信息，减少农民进入市场的成本和风险，在农产品贸易中争取主动。再次，抓好农业科技信息网的建立。应借鉴日本的经验，充分重视信息技术在农业科技传递推广中的作用，农业科技资源大多掌握在各级政府主办的科技研究或普及机构的手中，而这些机构多靠政府预算维护，政府应使这些机构全部联网，并规定这些机构必须无偿地向农民提供各种技术信息，从水土保植或良种的推广作用，通过网络将技术服务送到农家。

3、增强全民的信息意识，充分发挥民间在提供市场信息方面的作用

信息技术在当今世界农业中已相当普及，农民靠信息引导进入市场，组织生产，政府靠信息进行宏观调控，制定农业政策，信息技术的发展已成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目前，我国广大农民、基层科技人员和政府部门的有关领导信息意识仍较淡薄，使本来就稀缺的信息资源得不到利用，这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极为不利，因此，要通过各种手段与媒体，宣传普及农业信息知识，提高全民的信息意识，和自觉利用信息、依靠信息的积极性，将稀缺的信息资源转化为现实的农业生产力。日本在市场信息提供方面，建立了一套民办为主，官方监督的体制，有效地解决了信息提供的准确性、及时性及全面性问题。我们应充分借鉴日本的经验，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规定各地的批发市场有义务及时地将每天的各种农产品销售及进货数量、价格上网公布。由于市场信息发布工作做得越好，它的交易量就可能越大，而且与农户的切身利益有关，因此，由民间提供的信息一般具有真实性和及时性，对整个农业生产能产生良好的指导作用。

4、注重培养人才，促进农村计算机的普及与应用，确保农业信息进村入户

我国广大农村普遍缺资金、缺人才，个人拥有计算机的数量更是屈指可数，这就制约了农业信息网络作用的发挥，因此，需要因地制宜采取有效的解决方案，首先，为了促进计算机进入农户，有条件的地方，农户购买计算机，当地政府可以给予一定的补助，而且，计算机公司应该开发容易使用的操作系统，从而扩大计算机的使用范围。其次，加快农业信息技术人才的培养。各农业院校应建立农业信息专业，开设农业信息技术与管理课程，或者举办农业信息技术培训班，培训各种水平的农业信息技术人才；有条件的普通中学，职业中学，农业技术学校也应开设计算机应用基础课及农业信息检索课；可以利用短期培训班等形式对农业科技人员、农业技术员和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进行培训；要充分利用以计算机为核心的媒体优势，大力实施远程教育，以先进的信息科学知识和技术全面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再次，培训信息员。基层政府要培训乡镇、村信息部的信息员，每个乡镇应配备几名专职信息员，每个村都应根据需要配备一名专职或兼职的信息员，让他们学会先进的种、养等农业生产技术，除了教农民农业技术以外，还应承担计算机的教学工作，从而促进农村计算机的普及，带动农民增效增收。

第三篇：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路径浅探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路径浅探

“三农”问题是中共中央、国务院非常关注的重要问题。2004年至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7年将“三农”问题列入其中，充分显现出“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归根到底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就业、收入稳定增加这一问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充分就业，不仅影响了农民增收，而且还会造成社会问题。因此，在新世纪中国要解决“三农”问题，首要的是要消化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既是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也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的认识

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学术界对它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一般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即有劳动意愿并有劳动能力的农村劳动者未能与生产资料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实际充分有效地结合而处于部分闲置状态的农村人口。[1] 笔者比较赞同，但是这一界定还应该包括有地种但仅仅依靠土地收益难以维持正常生计的农民，这一部分农民，由于生产力提高，科技进步，农地收益低等原因，真正成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力军。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指在经济发展和要素流动过程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变为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真正转移的特征是脱离农业而从事非农产业，拥有城市户口，在城市居住等。[2] 只有拥有城市户口并在城市居住，农民才可以说是实现了彻底转移，但现实情况是绝大数农民并没有稳定的收入，也不愿放弃有经济保障功能的土地承包权，依然是农忙耕种，农闲兼业打工，表现“不离土不离乡”或“离乡不离土”的流动模式。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实现真正地转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针对我国农村到底有多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学术界一直也没有一个公认的数字。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土地资源稀缺，农业技术不断进步，工业化、城镇迅速发展等原因，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目前我国仍然存在着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群体。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意义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3] 目前，我国农民大部分已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而随着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必须尽可能多的从农业转移出来，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必然会提高农民的收入。据一调查表明，1994年农村中纯农业劳动力的年纯收入为1826元，兼业者为4160元，非农业劳动者为5200元，三者之比是1：2.28：2.85。以劳动日收入计，每个纯农业劳动力每日的纯收入平均为8元，约等于每个非农业劳动力每日纯收入的53%。在非农业劳动中，外出就业者的平均收入相比未外出就业者的平均收入更高。[4] 农民收入的增加也会被用于农业追加投资，这样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促进农民增收，也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1]《经济危机背景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探析》 陈俊 2009.7 《经济与管理》第23卷第7期 P5

[2] 《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的分析与思考》姜飞 《河南农业》2010第6期（上）P59

[3]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05.2第一版P120

[4]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研究》 张莹、杜纪玉《中国商界》2010年1月第190期P

43（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从而推动现代化发展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然趋势。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城镇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就会促进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则可以促进乡镇企业的改革和调整合理的生产力布局，加速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对乡镇企业、文化、科学、教育、娱乐业等产业都有明显的集聚作用，可以为调整农业经济、产业结构、提供人才、技术、交通、信息等服务，加快农业现代化，从而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孜孜追求，一心想为老百姓创造的一种幸福社会。为此，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的小康。因为虽然中国农村经过改革后，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农民收入也有所提高，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但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目前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存在，成为阻碍小康社会全面实现的重要障碍。大规模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使农民生活更加富裕，农村社会更加稳定，协调城乡发展，达到全面小康社会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要求。

（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手段

2006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任务是要解决“三农”问题，而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时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因此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所在。“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焦点是农民增收。而导致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它会导致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农业生产难以规模化、产业化，严重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存在会增加政府压力，威胁社会稳定安全。而通过合理引导、搞好服务的原则，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将会加快我姑哦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步伐。

三.加快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路径分析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中国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每提高1%，经济增长率就能提高0.7%，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5%，经济增长率提高3.3%[5]。因此，积极推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进一步提高对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的认识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促进了农村产业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它也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和社会的繁荣稳定。[6] 但也要看到，当前农村仍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就业形势很不乐观。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农业技术进步，乡镇企业改组，农业和农村内部对劳动力需求减弱，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因此，各级政府部门要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工作日程，切实加强领导，全面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

（二）完善户籍制度，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创造条件

[5] 《湖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黄嘉 2009年19卷第2期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P142

[6]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2003）1号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5年8月1

2目前，我国一直沿用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制度。这种城市 户口和农业户口所承载的权益是不平等的，拥有城市户口的市民在地位、身份、就业、住房、劳保、福利等发面存在优势，而农民则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同时，在吃、住、就业、住房、子女上学等方面给农民造成许多困难，限制了农业人口进城，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而我国在20实际90年代初就着手筹备制定《户籍法》，至今仍未出台，虽然二元制户籍管理制度已有松动，但未根本改变。因此，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建立城乡统一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逐步放开县以上中小城市户口，放开县以下城镇户口，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同时，还要进行相应的教育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必须统筹兼顾，综合发展。

（三）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建立统一的土地流转市场

我国实行的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必须毫不动摇的坚持。按此规定，经营权是农民家庭或个体的，维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严格规范城市用地，建设用地，保护耕地。要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7] 要将农民从土地束缚中解脱出来，走出农村，走向城市。

（四）挖掘农业内部潜力，充分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1.加快城镇化建设，实现农业内部地域上的转移。

小城镇是联系城市和农村经济的桥梁和纽带，是农村工业，服务业发展的载体，可以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乡镇企业，文化，娱乐等产业都有明显的集聚作用。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规模约为1000万左右。[8] 因此要大力推动小城镇建设，扩大就业门路，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缓解大城市就业压力。

2.激发乡镇企业活力，实现农业内部产业上的转移。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中国农民的有一个伟大的创造。它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转移出来开辟了一条新路。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9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发展遇到重重困难。要推进乡镇企业改革，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继续发挥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

3.加强农业产业化经营，凸显农业内部吸纳能力

农业产业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家庭经营和适度规模经济为基础，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多环节连接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实现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提高农业的增值能力和比较效益。[9] 同时农业产业化通过利益机制，促进城乡人才、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增加就业机会，从而更多的实现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就近转移，促使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农村内部就业。

（五）拓展国外劳动力市场，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大中城市，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虽然是最佳去向，但因现实条件及一些因素的制约，其容量有限，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开辟国际空间。以提供更广阔的就业空间，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劳动力资源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配置趋势也越来越明显。目前，我国劳动力资源占世界劳动力

[7]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2008年10月19新华社

[8]《论构建城乡统筹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视角》陈际华、韩振燕 《甘肃社会科学》 2009第1期P214

[9] 《中国农民问题》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7第一版P22-23

[10]《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转移现状与对策》杨慧娟《经济学研究》2010年4月18P250

资源的五分之一，而劳务输出仅占世界劳务输出的3%左右，两者极不平衡。[10] 因此，国家可在有条件的地区率先进行，并同时以多种形式、不同层次地实现转移。

（六）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是农民的素质。现实情况表明：农村劳动力素质与转移的速度和层次相关。一般劳动力素质高的地区，转移速度要快于劳动力素质低的地区，同时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层次也较高。因此，必须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夯实农村基础教育。提高农民素质，要从基础工作抓好。继续做好九年义务教育工作，尤其是边缘地区，确保适龄儿童入学率，遏制新文盲的产生。同时，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唤起广大社会都来关注农村教育。

2.注重职业技能教育。根据劳动力市场、用人单位及劳动者个人需求开展都多种形式的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使其增强遵纪守法意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3.进行公民道德规范教育。城市化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必然会对城市管理带来一定的压力，要教育进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养成良好的道德规范。树立建立城市，爱护城市，保护环境的意识。

“从总过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要解决从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着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的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11] 中共中央国务院也一直把“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重视农工业基础地位，始终重视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民增收。要充分认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战略意义，增强问题意识，从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统筹解决，必须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逐步解决。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P24.

第四篇：关于行政问责制相关问题浅探

关于行政问责制相关问题浅探

孟凡

[内容摘要] 本文主要探讨了行政问责制的相关问题，文章从“我国实行政府问责制的现实困境”、“造成政府问责制在我国发展困境的成因分析”、“行政问责制的完善途径建议”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一番粗浅的探讨，提出了“问责制需要建立良好的行政架构”、“问责体系需要健全”、“问责主体需要改善”、“问责客体需要明确”、“问责范围需要界定”、“问责结果需要多且有效”、“问责救济需要健全”、“问责制实施需要充足的保障”、“问责制与开展政府绩效评估紧密结合”、“重视问责文化建设”的十个方面的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相关建议，指出行政问责制对于加强我国政权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行政问责制：困境：成冈：完善途径

目录

1、内容摘要

2、关键词

3、正文

4、参考文献

关于行政问责制相关问题浅探

起源于英国的责任政府观念标志着现代政府理念的诞生。所谓责任政府，起初是强调政府应对议会负责，后来发展成政府要对选民负责的相关制度，其实质是强调政府的权力应受到限制。因此，责任政府是在政府权力有限的前提下才得以成立的观念。从20世纪80年代近期开始，责任政府利问责制问题日益受到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原因在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原来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运行方式的弊端日益彰显出来，人们开始思考政府改革和政府运作方式的发展走向等问题。

自2003年“非典”时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先后有将近2001位官员因重大责任事故、恶性违法事件而“下课”或遭严厉处分。如此大规模的免职、引咎辞职浪潮被人们称为“问责风暴”。随着问责制在一些地方的推行，要求建构责任政府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责任政府”作为一种新的政治概念开始步入我国政治生活。要实现责任政府关键在于建构一套完善的政府问责制度。但目前，政府问责制作为新事物尚处于启动阶段，还有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深入分析和探讨。笔者试就这一问题发表几点粗浅的意见。

一、我国实行政府问责制的现实困境

虽然“问责”已经成为人们所熟悉的字眼，但是，政府问责制在我国的发展还很不完善，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具体来说，包括以下方面。

(一)关于政府问责制的法律不完善

目前，我国尚无全国统一的关于政府问责制的法律，各地标准不一，甚至无法可依。关于问责制的法规、条例多散见于一些政策、文件中。这些规定在问责的范围、惩处的尺度等方面都不尽相同。中央已出台的几部关于约束党政领导干部的法律、法规，但其对问责制的指向尚不明显，有的虽已规定了对违法行为进行追究，但如何追究，由谁来追究等问题尚无章可循。另外，在问责实践中，尚有违背宪法及其他法律程序的情况存在。如2005年，我桃江县一县属高级中学学生在放假后搭乘无照超载机帆船回家，机帆船因撞上河中挖砂船挖砂后堆积的石堆，造成发生船只倾翻，8名学生落水，其中死亡三人的恶性事故。事后，该县属高级中学校长被撤销职务，予以行政记大过处分。但该校长对处分结果不同意，认为自己处分过重。向上级有关部门提出申诉，但后来还是作出了维持原处理意见的结论。

(二)政府责任的划分、运用及评估标准不明确

在行政权责的划分方面，我国既面临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职权范围交义、权责界线模糊的问题，也面临着各级政府部门内部权责划分不清、争夺权力、推卸责任等问题，在对责任进行追究时，就会出现被迫究部门责任缺位。在政府权责运用方面，目前仍存在独立性权力与共享性权力范围的模糊性及权责运用失衡之间的矛盾。

(三)同体问责力度弱，作用不明显

在行政实践中，政府内部的下级在执行上级的决策过程中往往出现擅自更改政策、随意变通政策以谋取部门或私人利益，遇事互相推诿，“踢皮球”的现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对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政府内部的上级部门应该追究下级部门的责任，进行同体问责。但事实上，同体问责的力度非常弱，效果也不明显。如2008年1月，我国南方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从未遇到的罕见的冰雪灾害。在抗击雪灾的过程中，我县有些单位部门及领导对执行县委、县政府的指令不果断，办事拖拉，造成了灾害程度加重，损失加大的严重后果。事后，县纪委、监察部门依法处理了渎职干部8人，其中3人受到开除党籍、行政降职的处分，一名擅离职守的交警受到了开除公职的处分。

(四)异体问责发展缓慢

异体问责主要是发挥人大的作用。人大的问责主要是指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部门及其公务员的责任监督与追究。虽然宪法及地方组织法中都明确规定了人大对政府的监督权力，但在实际的异体问责中，人大监督权的发挥是不充分的。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人大不具备监督及问责政府的权力，而在于人大的这部分权力要么被政府或党的权力所覆盖出现倒置；要么是人大在此方面认识不到位，工作力不足，其主要原因在于人大缺少明确的、可操作性强的制度化与程序化的规定。

二、造成政府问责制在我国发展困境的成因分析

造成政府问责制在我国发展中出现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传统的原因，也有政治体系发展不健全、配套制度与改革相对落后的原冈。

(一)责任型政府建设不完善

政府问责制是保障实现责任政府目标的重要制度，是实现责任政府的途径和手段。责任政府是政府问责制发展的目的和最终归宿，只有在责任政府的框架下，政府问责制才有意义和生命力的。从这个角度说，目前，政府问责制在我国的发展困境也是与责任政府建设不完善有关的。责任政府建设不完善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政府本位”、全能政府的痕迹仍然存在。第二，责任观念淡薄。第二，责任控制机制不完善。

(二)政府问责的政务公开尚未规范化

政务公开，即将行政程序、行政职权等除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外向公民公开，公民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了解政府的行政信息。目前，在我国所公开的政务信息中，尚缺乏对问责情况的规范化公开。在已发生的几起问责事件中，只是将问责结果告知公众而缺乏对具体问责程序的公开，暗箱操作仍是处理问责事件的常用方法。

(三)公民参与问责的热情不高

现阶段，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虽有觉醒，但公民参与问责的热情还不高，并且受客观条件不足的制约。首先，公民对参与问责的认识还存在误区；其次，高昂的问责成本抑制了公民参与问责的热情。最后，公民参与政府问责的渠道过于狭窄，信息不畅通。

三、行政问责制的完善途径建议

毋庸置疑，从政治文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等角度加以衡量，行政问责制仍有进一步建设和完善的空间。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也可为国家出台问责制度提供建议。

(一)问责制需要建立良好的行政架构

问责制是个历史概念，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相对于集体负责制而言，问责制就是一种首长负责制。我国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实行首长负责制，这是实行问责制的法律基础和前提条件。但是，在行政机构内部，如果仅仅有行政首长负责制，而没有明确的、具体的内部职能分工，那么，问责制有可能成为权责不明的制度。所以，问责制的稳健推行需要完善政府行政结构，进一步细分各级政府的职责。

(二)问责体系需要健全

完善问责制是一种含义广泛的制度。它不仅仅是指行政机构内部上级对下级的问责，是一种建立在法律制度基础之上的、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制度。从内部来看，问责制首先是一种首长负责制的具体化，是对行政首长违反行政义务，乱用行政权力的一种处分。在行政机构内部，上下级之间，问责制是一种层层承担责任的制度设计。从外部来看，问责制的内容更加广泛，它首先表现为公众对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的问责，同时还表现为人大机关、政协、各民主党派对政府机关及其官员的问责，从更深层次来看，问责制还包括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问责。

（三）问责主体需要改善

当前问责主体方面存在的问题有，一是在问责的启动上，目前还仅限于党政机关，这实质上是一种“越俎代庖“，而少有由人大或公众等其他主体来启动。二是在问责客体的汇报上，责任人究竟应该向领导个人报告，还是应面对更多的上级领导班子或是应在更大范围内公开报告，还有待于明确。三是在调查核实上，目前主要是由纪检、监察、审计机关来完成的，而人大并没有发挥显著作用。实际上，这些失职官员是人大任命的，人大有权组织专门委员会进行调查和处理。鉴于当前人大和公民两个主要问责主体缺位比较严重，因此，改善当前问责主体的重点应该是：一是完善人大问责。把宪法赋予人大问责政府官员的形式——询问、质询、罢免、特定问题调查、弹劾权，通过规范程序加以保证，使之具有可操作性。二是完善公民问责，包括如何启动公民问责程序，要求问责的公民达到多少数量和比例时就可以问责等等。

（四）问责客体需要明确

问责客体不清，根源于责任主体的职责不清。拥有清晰的权、责、利是问责的前提。由于我国目前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造成官员的责任归属难以认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问责制的实施。

在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的责任划分上有时并不明确，一些部门“齐抓共管”、“集体决策”的事情，个人责任的判定就相当棘手，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践中的不断探索。比如，一个地方出了该问责的事，要承担责任的到底是党委还是政府?如果需要政府承担，需要几级政府承担?具体又是政府中哪个部门来承担?哪些领导要负责任主管领导还是分管领导?责任主体不清，导致的后果相当严重。当出现问题，需要问责，但追究起来往往无从下手。有时仅为“以平民愤”而去问责，这样的问责，可能出现“替罪羊”，可能该受问责的人没有被问责，其结果难以令官、令民心悦诚服。

(五)问责范围需要界定

问责范围应该如何恰当界定值得探讨。政府机关行政人员的何种行为应该被问责?何种行为可以通过别的途径给予约束?一个有效的问责，其范围不能过于宽泛，也不能过于狭窄。

行政问责与规范行政行为的其他法律法规之间关系如何协调统一，以达到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值得研究。如行政问责办法与《行政许可法》之间关系如何来处理?我们不能把所有规范行政行为的希望都寄予行政问责之上。而要明确行政问责更多的只是党纪政纪监督的一种补充、一种完善。

(六)问责结果需要多且有效

问责制度是法律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行政官员的选任，到行政官员的监督，再到行政官员的问责，最后还需要行政官员向受害人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所以，行政官员失职是原因，而问责是必然结果。行政官员在承担了行政处分责任之后，如果法律有规定的，还应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避免被问责官员“保留原级别，由组织上重新安排工作”或“一地失职，异地为官”等现象发生。只有这样，问责制度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

(七)问责救济需要健全

如果法律或制度赋予了个人一项权利，但是当这种权利受到侵害之后没有任何行政和司法保障，那么这种权利就是无效的。对被问责官员，我们还要注重保护他们的权利，赋予其充分、平等的陈述申辩机会，为他们提供充分、多样的权利救济途径。近年来的问责之所以被称作“风暴”，除喻其严厉、果断之外，恐怕还在一个侧面说明，问责程序设计上尚缺乏理性上的规范，现行行政救济法规中对受到处分的官员的救济办法尚处于薄弱甚至真空状态。强调对行政责任的救济主要源于两种思考：一是当前行政问责在我国尚未形成一整套成熟健全的制度，在问责过程中难免出现偏差和失误。二是行政问责的对象与现存的行政救济法规的对象存在着较大错位，在对被问责官员的权益保护上还不充分。既要避免被问责官员“一地失职，异地为官”，也要注意到被问责官员不一定是画上了政治生命的句号。

(八)问责制实施需要充足的保障·

问责制是政府制度责任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多方面的有机配合，问责制的顺利实施需要有充足的保障。这里只是对信息保障和制度保障作一说明。首先，问责制度必须建立在信息充分基础之上，必须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为此，必须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使政府信息公开成为一种制度化、法律化的行为，让政府时刻处于公众的视线之内，政府官员的一举一动都能受到公众的制约。其次，必须尽快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具体是两个方向：一是通过制度健全，实现问责制的刚性化、硬化，产生真正的约束力；二是通过制度的健全，实现问责制的细化、量化，具有可操作性。当前亟待建立健全的法规制度有《行政程序法》、《信息公开法》和《国家监督法》等。此外，还要健全决策听证制度、新闻发言人制度、绩效评估制度、经济处罚问责制、一事一议问责制、公民知情权制度、舆论监督制度、引咎辞职制度、责令辞职制度和向公民法人道歉制度等。

(九)问责制与开展政府绩效评估紧密结合一方面，政府绩效管理与评估是行政问责的基础和前提，行政问责要以绩效评估指标作为依据。目前，由于政府绩效评估还不到位，因而行政问责也受到影响。因此，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抓紧建立政府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把问效与问责结合起来。另一方面，通过行政问责，有利于整肃吏治，优化公务员队伍，造就一批高素质的行政人才。行政问责程序化后，可以从源头上对政府及其行政官员的权力、职责进行必要的约束和规定，防止和阻止其滥用、误用、不用公共权力的失职行为，将压力与动力、权力与责任、能力与效力有机地统一起来，任其职，就要负其责、尽其力、操其心。这样，势必能够促进行政官员工作作风的转变，提高责任政府的绩效。

(十)重视问责文化建设

问责文化是问责制的灵魂，问责的落实有赖于在政府官员乃至整个社会中形成一种问责文化氛围。问责文化的形成和逐步强化是问责制能否继续完善发展的基础。只有将问责文化内化于人们的潜意识中，才能使问责成为一种自觉的意识体现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才能使官员更能积极面对社会的诉求和迅速回应公民的需要。在具体的措施上，首先可以加强对新入职和在职官员的问责教育，提高官员问责的意识，使得行政首长和公务员牢记肩负的责任，明确怎样履行职责，知道履行职责不到位的后果。其次，考虑到问责文化的建设具有长期性且需要一定社会文化基础，政府可以通过制定长期的问责文化发展战略并通过各种有效的的宣传教育来达到加强问责文化建设的目的。发展战略的制定要具有前瞻性和全局性的战略眼光，不仅着眼于现任行政官员，而且要从更高更厂的角度着眼于从整体上提高公民的责任意识，为问责制的推行提供广泛而深厚的问责文化底蕴。

参考文献

1、张创新、赵蕾《我国行政问责的制度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2、毛政相《问责制必须走向制度化》，《理论探讨》，2005年第1期。

3、王成栋《政府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4、张康之《公共行政中的责任与信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

第五篇：浅探我国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存在问题与培养途径

从近年来发生在高校的一些案件来看，尽管我国高校的法律基础教育比较普及，但是大学生的法律意识还是相当薄弱的。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体系，是人们关于法律的思想、观念、知识、心理的总称，包括对法律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态度和评价、解释，对人们行为的法律评价、法治观念等等。作为祖国未来的中流砥柱，其法律意识如何，直接影响着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与社会主义建设，研究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存在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

从近年来发生在高校的一些案件来看，尽管我国高校的法律基础教育比较普及，但是大学生的法律意识还是相当薄弱的。例如，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泼熊事件”，云南大学马加爵杀人案，湘潭大学曾爱云、陈华章杀人案等。根据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康树华所做的一项调查，1965年我国青少年犯罪在整个社会刑事犯罪中约占33%，其中大学生犯罪约占1%；“文革”期间，青少年犯罪开始增多，占整个刑事犯罪的60%，其中大学生犯罪占2.5%；而近几年，青少年犯罪占社会刑事犯罪的70%至80%，其中大学生犯罪约为17%。值得重视的是，在大学生犯罪中，盗窃案约为70%。而大学生犯罪也呈现逐年增加趋势，据有关统计资料，我国高等学校学生违法犯罪约占高校总人数的1.26%。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大学生整体法律知识水平较低

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的重要内容，是衡量法律意识水平高低的重要依据。法律知识主要由法的基本理论和现行的法律两大部分组成。代写毕业论文对重庆地区五所高校851名三年级大学生的调查表明，对问卷所列的14个法律法规的认识情况，58%的学生选择“知道一些，但对其内容不甚了解”。57%的学生对法律基本理论不感兴趣，只对民法、刑法等实体法感兴趣。对江西大学生的调查表明，大学生对法律基础知识有一定了解，但掌握得不全、不牢。70%的学生能答对宪法、刑法、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等方面的常识问题，但对法理、民法、知识产权法、仲裁法、国际法、行政法等方面的法律知识比较生疏。对福建大学生的一份调查表明，被调查大学生对我国法律体系很了解的仅占2.8%，了解一些的占64%，25%的人表示不了解。被问及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时，能回答六项以上的只有12.2%。这些调查表明，大学生整体法律知识水平存在明显欠缺。由于法律知识水平的欠缺，导致大学生的法律观念模糊。相当多的大学生不能区分违法与犯罪的区别，认为违法就是犯罪，犯罪就是违法。

2、大学生法治观念淡薄

当代大学生的法治观念淡薄，只关注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问题，只注重眼前利益，表现出较强的实用性和功利性。甚至有一些大学生认为自己很难遇到法律问题。其实人在社会中生存，时时刻刻都与法律及其法律相关的问题紧密联系，法律论文发表只是当时没有注意罢了。在大学校园里普遍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学生为了图便宜，大多数人都买二手电脑和手机，他们认为这样既经济又实惠。有的学生在交易的过程中就买了赃物，其实这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由于没有足够的法律意识，缺乏法律知识，有的学生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就触犯了法律。因此，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提高他们的知识层次势在必行。

3、大学生的法律理论知识与实践相脱节

在我国任何一所高校都开设法律基础课作为非法律专业学生的选修课。在法律基础课上通过老师的讲授能够学到一定的法律知识，学生们都知道遇到问题、纠纷应该采取法律措施，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但是在现实中，如同学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有的同学就不能采取正确的方法解决，往往是头脑一热，就采取一些过激的，甚至愚昧的方式，最终造成严重的后果；有的同学则是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却不懂得如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如有的大学生在打工过程中拿不到钱，甚至还被罚钱；有的毕业生毕业时不知道怎么与用人单位签订协议；有的大学生在购物时不知道索要发票与“三包”凭证，更有甚者买到假冒伪劣产品却只能自认倒霉，类似这样的报道屡见不鲜。因此，提高大学生运用法律知识的实践能力，使其学以致用，是迫在眉睫的一件大事。

二、大学生法律意识存在问题的原因

1、课堂教学受限，导致大学生整体法律认知水平不高

当前，中国大学生对法律知识比较感兴趣，且认识到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现行的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时有限，不可能对法律知识系统地展开，加之讲授该门课程的教师受专业的局限，对专业教的法律知识难以深入把握，从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该门课程的教学效果。历史及现实造成了大学生整体法律认识水平不高的状况，甚至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在与社会接触中出现许多法律盲点。

2、社会消极文化影响，导致大学生法制观念淡薄

权利和义务是整个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权利意识对大学生法制观念的培养尤为重要。权利意识指人们对自己正当权利的感知、正确理解和加以捍卫的观念。对自己权利的主张，必然要求人们将对方作为这种具有独立价值的主体来认识并尊重其主体性。没有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就没有现代意义的权利观念。尊重他人的权利是主张自己权利的前提，不尊重他人的权利，其实就是践踏自己的权利。然而现实生活中，由权力滥用而滋生的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加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法律效益低下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社会消极文化的影响，使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守法的自觉性存在明显的缺陷。一方面，大学生缺乏权利观念，不懂得积极主动地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另一方面，一些学生损人利己，不懂得对他人权利的尊重，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

3、社会宣传力度不够，导致缺乏应有的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是社会主体在对法的现象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油然而生的一种神圣体验，是对法的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和皈依感，是人们对法的理性和激情的升华，是主体关于法的主观心理状态的上升境界。由于中国受数千年的政治传统和法律文化的影响，权力至上、专制特权、义务本位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消极的法律观依然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法律还没有真正成为权力运作的最终依据。作为高校大学生，受传统意识影响，接触外界相对较少，加之社会宣传对法律意识培养的支持力度不够，不能适应当代法制教育的需求，大学生不能及时懂得法律、了解法律，从而降低了法律在他们中的地位，从客观上制约了大学生对法律的认同，动摇了法律信仰。

三、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途径

1、加强当代大学生的法律基础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法律意识培养最有效的途径。在高校，法律基础课是学生获取法律知识的基本学科。通过教学，代写法律论文可以让大学生比较系统地学习和掌握法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了解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初步学习宪法和其它法律的基本内容。明确宪法的基本内容可以分为两块，即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居于支配地位，宪法的基本出发点就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通过对民法、刑法、行政法、婚姻继承法、诉讼法的基本理论与知识的学习，使大学生正确理解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在履行义务的前提下，合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帮助大学生形成依法办事、同违法的行为和现象作斗争的思想意识。

2、理论联系实际，增强法制教育的实效性

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和形成，离不开社会的实际和大学生的生活实际。学校要引导大学生深入社会生活，了解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并结合自己及身边很多的法律实事进行思考，形成多种形式的法制教育的第二课堂，理论联系实际，让大学生把在课堂中学习到的法律知识充分地运用起来。通过组织学生开展一些主题鲜明的法制演讲、辩论赛、讨论会、专题论坛、知识竞赛、“模拟法庭”等活动，以及旁听一些典型案件的庭审，使学生能在自主参与、身临其境中耳濡目染得到教育和启迪。这种既有直观实务又有深层理论的滚动式的校园法制文化活动，是培养和提升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切实可行的渠道之一，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对法律现象给予关注的热情和兴趣，增强高校法制教育的实效性。

3、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促进法制教育的自觉性

一个人只有对社会产生高度的责任感，才会自觉自愿地接受社会的约束，加强自身的自律性。所以提高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自我，认识社会，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正确的人生追求目标，增强大学生的公德意识是促进当代大学生开展法制教育的自觉性的重要保证。当代大学生作为知识分子，是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的，在教育中，要善于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在社会发展中历史使命，让他们意识到，社会未来是他们的，提高他们的责任感，这样才能促进他们更自觉地学习法律和运用法律，形成知法、学法和用法的法律意识。

4、重视、完善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机制的优劣，对大学生的成长及守法意识的培养有着普遍而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教育的不利，将严重影响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首先，家长应提高自己的素质和修养。家庭是人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子女人生的启蒙老师，也是其模仿的偶像。家长的个人素质、文化素养和品质是塑造子女良好人格的前提。如果家长平时素质低劣，社会态度不端、粗俗甚至行为恶劣，子女必然把他们的行为模仿并逐渐复制出来，形成自己的行为方式。因此家长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言谈举止，提高自己的文化底蕴和素质修养。其次，家长应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如果家庭内的氛围庸俗低级，长期的感染熏陶，直接影响着子女对生活的态度、情趣和个性的形成，而且容易养成子女缺少社会责任感、悖德、冒险的心理，在耳濡目染中放纵变坏，甚至成为罪犯。因此，良好的家庭氛围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非常重要。最后，家长要用适当的教育方法来教育子女。家长要做到对子女不溺爱、不迁就、不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