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修订版)读书笔记

第一篇：《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修订版)读书笔记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修订版）读书笔记

仔细品读了几遍苏力先生修订版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仍感意犹未尽。反而是感悟多了，就不知道这篇读书笔记从何下手。以下就对修订版的苏力先生的这部著作谈一下自己尽管粗陋却真实的感悟。

苏力先生的这部论文集中的内容简介、新版自序、赵晓力为之作的序言和苏力先生“什么是你的贡献”的序言，大体上介绍了该著作的背景和内容。所以，在此再介绍这本著作的内容和大体框架实有画蛇添足之嫌，摒弃繁文缛节，下面我就直奔主题。

读苏力先生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最先让我感动的是先生为人为学的品格。这本著作以“法治本土化”作为主题，主张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依靠中国人民的实践，注重一些被压抑声音的聆听且重视对法学研究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苏力先生的论文集亦充满对建立中国自己的法学理论的希翼，并对中国法学理论和现代化法制在世界舞台上有自己的话语权充满了憧憬，这充分显示了一代法学学者对中国学术的责任感和对本国法治本土化的殷殷之情。在高扬的“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和破产法实施的一片赞扬声中敢于提出自己的疑问，不人云亦云，也是需要非凡的学术勇气的。就此，作者正直、务实、严谨和开放的为人为学的品格跃然纸上，这也是现阶段的我们做人和做学问应有的品格。

苏力先生的论文集在交叉学科的背景下看问题和论述的多角度，使我颇有所得，受益菲浅。这期间也渗透着哈耶克一些关于法治的精神，均是我们法治的本土化研究过程所应该汲取的。

在著作的第一编的第一篇文章《变法，法治及本土资源》中，作者舍弃了政治学角度对法律的定义，从社会学角度，把法律确定为一种可以建立确定预期的正式制度。也正是对法律作为一种预期的智识使我们更深刻认识了法律的稳定性的价值，这样，根植于本土的一些习惯和惯例的承认和认可也是法治本土化的题中之义。同时，这种法律“预期性”的提出，也使法的实践性更加明了，而非政治概念下那种阶级意志论的仿佛离我们生活很远的那种玄而又玄的论调。

在接下来一篇作者对“秋菊”和“山杠爷”两案的分析和论述，让我认识并开始关注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国家制定法的一些理念、价值和制度性构建下那些被压抑的理念和价值，那些也许更加适合本土化的“情境”的“弱者”的呼声。正如《环境法案例辨析》一书关于“吉沙问题”中，我们在“自恃文明”的现代理念武装下强加给吉沙人民的所谓“文明”是否是吉沙人民想要的？是否对他们是公正的?这都值得我们去深思。在两篇关于“法律规避”的论述中，作者一反我们对“法律规避”必然对国家制定法造成侵害的常理性认识，提出了法律规避是对国家法的一种特殊途径的渗透和法律规避的制度创新作用的观点，这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尝试。在这两篇中，作者对法律和文化多元化的论述，让我开始知晓并珍视民间法的价值，并了解民间法和国家法沟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从另一个角度深化了我对环境法的沟通和协调理念的理解。与此同时，作者关于“多元化”的论述，也给了我们一个有益的提醒——即认识法不应只以条文和西方模式的法律和制度为准则和基点，而应给予对法的认识一个新的角度即哪种法会给人们的现实生活带来相对来说更确定的利益，我将此称为“利益中心论”。

后三篇“市场经济”的论述，作者把“形式理性”纳入我们的视野，让我们反思我国建立市场经济所欠缺的文化和法制环境。同时，作者侧重于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法律问题，让我清楚认识到法律之于市场经济的内生性，而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法律是外加于市场的。在立法、司法和执法活动中也应贯彻效益最大化原则。作者对关于市场与法律替代的分析，教会了我们应慎重立法，摒弃负面的法律“精英主义”的意识，避免对我们所享有的“既得利益”以无限制的夸大和褒扬。作者对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中违法犯罪大量增加的原因分析的见解也可谓独到。

苏力先生第二编司法问题研究，在我看来是对法治本土化的研究和分析在司法方面的贯彻和深入。其中，提到了诸多独到和发人深醒的见解。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其间的第一篇文章中，先生论述了司法本应具有的一种消极性，提出了法律机构与社会的必要阻隔，在我们极力倡导加强各个领域的舆论监督的大环境下，给予我们以必要的警醒。

二、在“抗辩制改革”的文章中，作者以其严谨的思维方式和缜密的论述，让我们体会到了实行抗辩制的一些隐含的深层次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必须深刻反思的。

三、“言论自由”一篇，作者从两个案件的解析中引出了权利间总体配置和权利的相互性问题。正如文中所言“对法律活动来说，也许重要的不是承认权利；而在于如何恰当地配置权利，并因此给予恰当地救济，应当按照一种能避免较为严重损害的方式 来配置权利。”同时，也让我们重视一个案件的多重法律意义，并不是单纯的“以案说案”。作者对“言论自由”公共性和非排他性的分析，亦是让我联想到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和非排他性问题。“言论自由”对宪法实践性保护的寻求也让我认识到环境权在宪法层面寻求保护的价值和重要意义。

我认为，第三编是从法学研究的规范化角度来深入探讨和分析法治本土化问题。作者在“法理学”和“美国宪法”篇的介绍和论述，充分体现了作者对欧美法学著作的深谙和深厚的法学底蕴，这与苏力先生多年的积累和沉淀是分不开的。作者对“法理学”、“理论”、“宪法”和“现代与后现代”的独特理解和解读，为我们勾勒了一个法治本土化的壮美图景。在“走向权利时代”篇中，作者提出了我们写作的方法和技巧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理念问题）即我们对写作中理论预设和价值判断的应用问题。对理论预设和价值判断的应用作者并不反对（因为这同时也是我们进行论述的一个起点），但是反对以理论预设和价值判断来束缚我们“前进的步伐”，这也是对一种“想当然”结论的反诘。这篇中作者关于对律师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制约的阐述，让我认识到“制度化”的重要意义。作者对学术批评的重视，也使我们体会做学问应勇于面对批评的声音，从而时刻反省自我，以期更大进步。

当然，在仰视苏力先生独到见解的同时，我也在不断思考。关于法治本土化的研究和本土资源的利用我们究竟能走多远？我们是否可能摆脱西方法治和文化的窠臼而“独善其身”？特别是在我国无论经济、法治的一些思想和制度统统是来源于至少也是借鉴于西方的现行建构下？作者在文中提到“张力”和“悖论”等类似语汇，来表达理论研究中那种两难的境地。我们能否做到对“张力”和“悖论”的适度处理而不是走的更远进而不经意间走向另一个极端？再者，作者对我国法治本土化的阐述也是

建立在深谙西方法制的基础上，作者观点的提出是否能真正摆脱西方思维的那种“格式化”的影响？是否是以其“西化”的思维模式下对我国现行法治正常流变的“强加”？如果是把我们现行法治研究过程中的问题归为我们相应的“智识”开发的不足，那我们又应如何开发这种“智识”？

纵观全书，苏力先生在其法治本土化的情景下，对我们现行法学研究提出的问题多于对问题的解答。也许如苏力先生在自序中所言“如果可能，我倒是希望读者能更多地注意这些文章的角度、思路、方法或论证方式；注意文章对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知识的利用，对那些人人都知道而传统法学往往视而不见的、现实的人和事的关注和分析，对于我们的日常切身经验的提炼和感悟。”显而易见，也许正是这种独特的学术研究和思考方法方能使我们的法学研究走得更远，在世界法学学术舞台上有更大的话语权。

毛彩芝2009-2-18

第二篇：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书笔记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书笔记

2011-1-

2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治

长久以来，法治的呼声不断高涨，我们对于法治的理解多来自于西方法学经典著作中的概念和理论，还有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宣传以及一部部法律文本。而且法律教科书习惯从政治学的角度对法律定义，因此，法律被仅仅理解为，或过分强调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如果只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看待法律，法律自然是一种维护统治需要的工具，亦或者说法律一种限制。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法律，我们可以发现，法律的主要功能也许并不在于变革，而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可以大致确定的预期，以便利人们的相互交往和行为，苏力在书中也指出，法律从来都是社会中的一种比较保守的力量，而不是一种变革的力量。法律在两个方向和维度上表现出了不同的力度。而我们总是强调法律自上而下的作用，希望利用法律建立一种权威和普世的规范，使得人们按照这种要求规范自身的行为和彼此的交往，但是我们联系中国的实际，人们之间交往的第一要义往往并不是以法律作为出发点，人情和习惯一直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人员流动相对较少的农村社会，道德和名誉的作用一直影响着人们的行动，在一个熟人社会之中，这些约束往往具有更加明显的效果，我们不能因为法律的影响不足而说这些交往便是不合法的。我们对于法治的构建往往多从宏观角度去把握，希望在全社会都建立一种普世的价值和单一的行动轨道，过度追求纸面的公平和威权的不可撼动。我们过度重视成文法的指引作用，而忽视了习惯和惯例的维护作用。习惯和惯例往往植根于千百年的社会实践之中，是民众心理的一种制度化反映。并以此形成了人们行动的预期。而有时成文法的外在构建往往会破坏这些预期，会使得人们原有的相处方式得到变更，为此交易费用便会上升，即使是出于善良动机的立法，也常常引起不好的、缺乏效率的结果。在不同的社会集团中，法律作用的大小是不同的，在一个流动性较小的社会，社会预期更能有效的解决问题，而在一个人口流动性较大的社会即陌生人社会之中，法律的规制作用往往较好。

还有一个常见的现象，我们对于法治观念的引入往往是以西方模式作为出发点的，对于西方概念的贩卖一直是学术界比较流行的现象，而中国千百年的传统往往被忽视，甚至很多①

②①②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7页同上，第12页

人认为中国的传统便是一种落后的表现。我们承认西方的民主法治模式是通过实践检验的真理，但是它们植根的土壤却是西方的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而这些恰恰是中国所缺乏的。如果我们硬要将这种模式移植过来，就容易导致民众的无所适从。苏力教授在书中对此也进行了分析，首先，社会活动中需要的知识至少有很大部分是具体的和地方性的，因此，这些地方性的知识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其次，外国的经验也不可能替代中国的经验。第三，由于种种文化和语言的原因，任何学者尽管试图传述外国法治经验却又都不可避免地有意无意扭曲了其试图真实描述的现象。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借鉴是一种路径，但是借鉴却是要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进行借鉴。

本土化要求发挥民众的作用，尊重民众的创造性。其实在长久的社会生活之中，相比较国家而言，本地的民众更加了解本地的实际和习惯，因此他们才是有利信息的掌控者，但事实上却是信息相对缺乏的国家掌握了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权，这样的法律必然和某地的现状相脱节，即使法律的规定天衣无缝，也必然在具体实施的环节出问题。因为社会实际问题是相当复杂的，我们不可能预期法律可以规定方方面面。现在的一种趋势是追求绝对的程序公平，而对于个案的实际缺乏关注，过分的追求平等保护，却又忘了每个群体的千差万别。这样看上去是严格遵循了法治，但实际上损害了人们的预期，造成了人们利益的损失。因此成文法并不是越多越好，法律也不是越详细越全面越好，而是我们要挖掘社会深处的规律，并充分了解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法律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苏力教授在文章中举了秋菊打官司和被告山杠爷这两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例子来证明公民预期和法律规定之间的差异，虽然在法律层面权利得到了保护，但是人们无形失去的却比所得权利远远要多。③

法律规避与理性选择

苏力教授在本书中借助一个案例向我们介绍了法律规避是什么，人们习惯性的认为法律规避便是不懂法。但是法律规避和知法犯法有着明显的区别：法律规避的逻辑起点在于对成文法的敬畏，因为只有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对法律构成触犯，才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并由此对法律进行规避。这说明当事人是多少了解成文法的有关规定的。而知法犯法则是一种直接的对于法律的触碰，对于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了损害，而法律规避则不一定对于社会关系或者当事人的利益造成明显的损害。因此法律规避并没有知法犯法那样很大的危害性。苏力教授指出私了实际上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为逃避“囚徒困境”的一种最佳选择。

为什么我们最初听到法律规避之时总会认为它是一种不好的事情呢？因为我们将规避二字赋予了价值判断，我们印象中的规避是一种逃避，是一种对于责任的推脱。我们对于法律的寄托在于法律时刻发生着作用，人们总是认为成文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是有时候人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可能更具效果，诉诸法律程序往往会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维权成本的加大，而且并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社会成员作为理性人，他在考虑问题之时首先要使得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这个最大化只要不妨碍他人合法利益的实现，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法律便不需要介入。法律规避一般是一个二人博弈的模型，他们将收益和风险在内部进行了分摊。他们之间的协商便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彼此达协议，而没有造成外部化效应。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法律规避就更有效率。如果诉诸法律程序，则双方有可能陷入漫长的诉讼过程中，可能导致时间和金钱的浪费，即使最后能够维权胜利，但这都不是一个经济的做法。我们所谈的法律规避建立的基础在于对于法律规定的敬畏，并发生在民事领域之内，主张用协商对话的方式将纠纷内部化，它的适用是有严格界定的。如果要真正的杜绝法律规避，我们必须进行一定的制度创新，必须选择一种混合型的制度，与此同时，国家制定法保持一种灵活性、一种可能吸收民间法的空间，即在司法和执法上，依据案件情况而允许一些纠纷私了、规避正式法律。或者是选择：一般假定民间法更优，将更大的纠纷解决空间划给民间，国家制定法仅仅介入一些必须介入的领域，例如严重的刑事犯罪和影响广泛的经济纠纷和社区纠纷。而这样的制度构建则需要时间的积累，需要对于民间习惯给予一定的尊重。

法律规避只是一种理性选择，其本身并没有过多的价值内涵。其和违反法律之间仍有一个真空地带。我们所要防止的是法律规避朝着违法犯罪演进。但是当法律规避不可避免甚或有必要的情况下，法律规避也许并不那么可怕。法律规避的存在也让我们对现行的司法制度进行反思，这要求我们的诉讼更加便捷，更有效率；也要求我们的法律制度能够更好的顾及社会实际和民众心理。从长远来看，真正起作用的将是社会的公共选择。而这种公共选择有赖于公共认识的形成，这种公共认识往往存在于相互的沟通交流之中。

让法律规避在理性和秩序的轨道中运行比单一的用成文法规定一起往往能够取得更好的收效。④

⑤④⑤⑥⑦ 同上，第67页同上，第66页

⑥ 同上，第73页

市场经济与法

长久以来，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停留在经济层面，认为只要确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便能够自然而然的过度到市场经济。但韦伯指出市场经济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模式，而且是与一个社会的整体结构相联系的，其中包括文化、制度；因此对市场经济的研究就不能仅仅关注经济活动的一些硬要素，诸如生产或者交换的规模、所应用的技术、所生产的产品等，而且必须同时考察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一些软要素，诸如思维模式、行为方式、法律制度、宗教和管理等等。顾准也在其著作中说市场经济其实是一个法权体系。苏力教授在文中指出我国的市场经济缺乏着一种“形式理性”。虽然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但法制远远不能概括市场经济的内涵，市场经济不仅仅需要法律构建其秩序，更需要一种法律观和法律文化，法律作为一种制度构建应该内化到市场经济的精神内涵之中，使得法制成为人们一种理性的选择方式。而这一点单靠国家从上而下的制定法律自然不能完全构建市场经济的形式理性。法律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在于保障人们的预期并减少交易费用。在市场经济中，法律是一种实践理性，立法应该加以选择，最主要的尊重公众以社会的选择，经济政策和法律政策之间并不互相排斥，因此我们不能为了建立法治而过多的运用法律调整的手段。法律应该是一个最基础的保障作用，起到维持秩序的功用，而不是充当社会变革的工具。立法的交易费用也是应该考虑在内的，法律本身并不是唯一的调控市场的手段。我们更要重视交易习惯、传统所发挥的作用，不能割裂事物之间固有的联系。对于市场经济伴随而来的犯罪，苏力教授在书中也有分析。伴随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市场经济是对原有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调整，市场经济加大了人们的流动性，使得熟人社会逐渐解体，并过度到陌生人社会，社区功能逐渐弱化。在市场经济环境之下，人们的社会选择日益多元化，但是个人的社会价值评价标准却日渐单一化，一切统一于货币量度。这一矛盾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陡然发生变化，为了物质利益进而铤而走险、以身试法的案例便屡见不鲜。苏力教授对此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般说来，社会对违法犯罪者普遍的强烈憎恶是预防违法犯罪的最有效社会条件。而这种社会谴责在熟人社会才有可能存在，因此让人们的社会心理更加趋近是一种根本的解决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杜绝流动，而是要在流动之后构建一个稳定的社区环境。城市中普遍抱怨外来人口犯罪问题，流动人口的经济动因在于城乡和区域经济的差别。所以要在农村地区寻求一条离土不离乡的发展致富的道路。缩小城乡差⑧

⑨⑧⑨⑩ 同上，第80页同上，第125页

距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法律的呼唤。在城市地区，应注意建立新型的比较稳定的居住生活社区，特别是普通百姓的居住区。我认为价值评判标准改变也显得尤为重要，物质化的社会导致了物质化的价值观，也导致了无论从事何种社会工作都要用金钱利益作为衡量大小的标准。我们知道不同的工种必然会有收入的差异，但我们不能简单的据此认为谁的社会贡献更大或更小，也不能以此作为社会评价的基准。而如何使得人们告别物质至上的价值选择则在于我们这个社会的变革，在于我们国家保证公民的基本预期。

总之，市场经济需要法治保障，但是法治不是市场经济的特征。我们要重视对于社会心理的培育和对制度的构建。而不是将法律强行的嵌入，而是要将法律精神内化为一种行动理性。11

本土化的研究方法

书名叫做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苏力教授在书中所举的例子和所思考的问题都源于本土实际。但是一直以来我们的法学研究的范式总是停留在概念的解释和对西方模式的贩卖这样的层面之上,对于中国最迫切的实际问题一直没有很好的解答。在研究方法上面，法学研究也有滞后，往往是教条式的价值灌输和主观判断。苏力教授在十几年前便有了这样的预见，提倡用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去研究中国的本土问题，提出一些本土化的范畴和知识体系。本土资源是一个我们可以充分发掘和研究的富矿，我们身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我们一方面对于发展中所暴露出的问题痛心不已，但这对于我们的研究却是一个不断的动力，也是一个丰富的样本。因此我们对于本土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构建一个专属的中国式范畴，而是解释本土问题，并更好的改造我们这个世界。本土化研究的是有用的民生问题，是一种研究境界，本土化研究需要植根于民间，关心疾苦，需要耐心和毅力，更是一种研究态度。

我们要深刻理解一系列问题都有着背后的社会动因，对于本土资源的深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中国问题，对于本土资源的重视，则有利于我们的法治更符合中国的实际，使得其发挥的作用更大。

第三篇：《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书笔记

读朱苏力先生《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有感

朱苏力先生在其著作《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陈述了许多经过自身深思熟虑的观点。有许多观点在现在法学教育、司法改革以及法治建设中得到了落实和完善，也让很多法律职业者或者法律爱好者从中得到了不少启发。对于我这个法科班学生来说，也不例外，也受益匪浅。下面笔者从几个方面谈谈阅读该贵书后的一些心得体会。

第一部分赞同朱苏力先生的观点

一、思考问题要考虑当时的社会背景

在《法治与变法》这第一编中，朱苏力先生强调“思考问题要考虑当时的社会背景”、“如果搞学术的要思索学术背景，提问作为切入问题的方式”、考虑“语境化的合理性”等等，这些字眼当中无不展现了朱苏力先生思考问题抓住社会背景的思路，这也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必须思考社会背景的重要性。换句话说，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透析，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或者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笔者认为，作为法科生，应当在大学阶段就学会保持对理论与现实进行持续深入思考，对于一些社会现象，尽量地从法律角度进行剖析思考。思索其缘由，联系其社会背景。尤其是以后以法律作为职业的同仁，就必须养成一种利用法律分析思考社会现象的良好习惯，保持一种在分析社会现象时重视社会背景的理性思维。

二、针对与自己有不同的观点而采取的理性方式

朱苏力先生强调在遇到与自己有不同观点时，“不断反思，既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又随时准备在有新的、有足够说明力的证据面前放弃自己的结论，接受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式和观点”。

笔者完全赞同该理性说法。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要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当我们的观点是谬论，或者相比其他人观点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时，又要敢于放弃自己的结论，而坚持别人更有说服力的观点。

三、如何写好一篇优秀法律文章

写一篇文章时，朱苏力先生特别注重文章的角度、思路、方法或论证方式等；在写法律文章时，喜欢对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知识利用，更多关注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事，对于我们日常切身经验的提炼和感悟。

这让笔者深受启迪的是严谨逻辑思维的重要性。作为一名法科生，逻辑严谨是写文章必需的，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此，而应当在我们的学习、生活尤其是以后的法律工作当中要时刻铭记，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学会灵活运用严谨逻辑。

四、针对各种纠纷和冲突，寻求各方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方法

这种解决纠纷和冲突的理念，无论是利用公力救济还是私力救济，都是各方的出发点。这就需要大家利用自己的理性，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案，尤其是私力救济。

笔者认为，寻求利益最大化是思路，而立场需要换位。当我们提出方案之前，需要我们换位思考；当我们面临更加棘手的问题，尤其是面临方案不能实现和对方不甘妥协的两难困境时，我们就更要对该方案进行换位反思。

第二部分不赞同朱苏力先生的某些观点

一、立法不仅要按照理论原则，更要考虑操作难易程度及交易费用

笔者不赞同朱苏力先生受西方思想影响下而得出的该结论。理由如下：

在西方确实存在着“立法成本说”，但是，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言，考虑是可以，但是，程度不能太高。我有个反问。即是：我们的《宪法》是抽象的法律，在法院适用方面，没有适用宪法作为断案的依据，更没有违反宪法审查制度。按上面的思路，我们就不应该立《宪法》了？再举个立法例子，2008年 1月1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虽然在立法过程当中经过了N次修改，千呼万唤始出来，并且反弹非常大，但最后，还是立了。虽然我的理由有些牵强，但是，我赞同立法应当更多按照理论原则以及社会背景（说狭窄点，就是社会需求），适当考虑操作难易程度及交易费用进行立法，而不能因为操作难或者交易费用高而却步。从而，违法了国情和立法规律。

二、选择适当时机取消法律本科生的实习

在该书最后阶段的《法学本科教育的研究和思考》一文中，朱苏力先生建议选择适当时机取消法律本科生的实习。笔者对此观点持否定态度。理由如下：

（1）虽然朱苏力先生在文中也说了不少关于取消法律本科生实习的理由，该些理由表面上好像很有道理，看到了实习的实质，但是，他忽视了实习作用以及意义的多元化。实习不仅仅是为了了解法律工作程序以及工作技能，进入正式法律工作岗位做铺路。而且还包括很多很多。比如：为人处世。在此，笔者首先声明的是，这不是提倡搞腐败，进入“潜规则”圈子或者成为“游戏规则”成员。但是，我深刻感受到，尤其在国家机关或单位，人际关系搞不好，不与其融为一体，而保持自己鲜明个性，那场面是挺尴尬的，甚至是以悲剧收场。这不仅仅是我们实习的问题，更是我们毕业后适应生存的大问题，发展更不用说了。

（2）或许很多法科实习生在实习过程中，接触到运用法律知识来实践的机会比较少，但不代表没有。退一步讲，即使在实习当中学的法律知识比较少，甚至说极少，而做琐碎的杂活较多。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成长了。何解？笔者认为：一方面，可以检验自己的耐性，锻炼自己的心态。另一方面，可以催促我们更加努力读书学习，让我们深刻地知道学习不单单是在学校，进入社会后，更加要重视，这是一辈子的事情，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

（3）或许朱苏力先生没有体会到有些国家机关或者单位的难处。对于本科生而言，学了几年法律，虽然懂得部分，但是法律是博大精深的。加上实习生没有经验，换位思考一下，尤其是法院和检察院工作，这是不可轻视的，而是个严肃的问题。

因此，笔者觉得，作为实习生，应该锻炼好自己的心态，不急于进入真正的实体操作，而先了解内部流程和一些简单技能。

综上，笔者不赞同选择适当时机取消法律本科生的实习。

综上所述，本人是非常欣赏朱苏力先生的写作风格，看其书等于精神享受。他著作中的思想文化盛餐让我品味了一次又一次，让我回味无穷。在此，以该文表达我读该贵书的一些心

得体会。

冷酷的理性和人文的关怀——《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书笔记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当今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着的一项系统工程。然而，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却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了许多反思。有人说，要明白当今中国法治的含义应该始于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目前的法治过分依赖西方的法学理论，忽略了本土文化与民间习惯，从而造就了立法的“怪胎”。确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尤其是立法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法律的权威以及法律的实施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让人们不免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模式、法律的功能和我国法治的未来产生怀疑。通过阅读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我认为苏力的观点包括苏力的研究方法对当今我国的法治建设有相当大的启示作用，正如赵晓力在此书的序中说道：“我们需要的是在反思中前进，而不是在一味的高歌猛进中迷失方向、迷失自我。本文以“冷酷的理性和人文的关怀”为题，记录和阐释对《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的一些认识（主要是针对第一编《变法与法治》）。

一、为何以“冷酷的理性和人文的关怀”为题？

苏力在此书自序《什么是你的贡献？》中提到关注中国当代的现实生活，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是中国学者有可能作出独特学术理论贡献的必由之路。通读全书，我认为苏力正是以独特的视野和方法，挑战既有的知识和观念，充分考虑我国的现实情况，以冷酷的理性和人文的关怀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作出了反思，我认为这就是苏力的比较优势，也是苏力的贡献。因此，本文以“冷酷的理性和人文的关怀”为题。

二、问题及其意义。

自清末以来，我国大量移植西方法律，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运行的需要，政府运用强制力以法律规制整个社会和经济，这种法制建模式苏力称为“变法模

式”。（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3月修订版，2004，页4。）面对这种模式，苏力在此书中进行了反思和挑战，他认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页6）。他主张关注现实，主张在社会背景下全面考虑法制建设。虽然全书没有给出一个法治的标准，但是这并不阻碍我们看清法治建设的方向和方法，那就是不能一味地法律移植，而应该重视本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借助本土资源？中国的本土资源是什么？如何利用本土资源？

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苏力的逻辑是这样的：每个社会中，即便没有国家正式颁布的法律，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也总是会形成一些习惯，实际上起到了法律的作用，而且在比较简单的社会中，这些习惯甚至比成文法律更为便利和有效，它降低了经济学上所说的交易费用，对各种社会交往起到了建立预期，规制人们行为的作用（页8）。苏力还举出例子——中国农村改革的制度创新是在这种传统的本土资源中产生的（页17）。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一，本土资源可以对制度的形成和转变产生积极作用；二，借助本土资源是制度获得认可和合法性并得以有效运作的途径。

第二个问题，中国的本土资源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细化为两层意思：一是法律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里运作？二是这个社会环境有没有法律运作的条件？遗憾的是苏力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不过根据苏力的思维以及其研究的目的，我们可以认为其本土资源指的就是民间法。中国的民间法存在于家族制度、神权观念、民间组织规范、风俗习惯中，可以说，民间法便是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之一。

第三个问题，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民间法具有乡土性、地域性和自发性，因此在立法层面上看有些困难，因为它不能保证制定出来的法律具有普遍适用性，但苏力另辟蹊径，他以另外一种论证：地方性知识和有限理性（页18），以此为理由认为中国的法治必须利用本土资源，从中国的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他认为社会活动中所需要的知识至少有很大部分是具体的和地方性的，外国的经验也不可能替代中国的经验，因此，如果试图以个别人或者少数人的有限理性来构造这样一个法治体系，可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页19—20）。因此，把本土资源作为立法上的源泉，以弥补法律移植过程中的不适应性，最终才能减少法律实施的阻力，达到良好的实施效果。在第二编《司法问题研究》中，苏力还试图从司法实践层面上论证如何利用本土资源。

三、法律值得我们信仰吗？

在《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中，苏力指出，这种“与世界接轨”的正式的国家法律干预损害了社区中原来存在的、尽管有纠纷但仍能互助的社会关系，损害了社区中曾长期有效、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村民们仍将依赖的、看不见的社会关系网络（页30）。至少在这个“案件”中，正式的法律制度的干预破坏了这种社会关系和在这个社区中人们之间的默契和预期。苏力进而在《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中，论述了法律多元在法律运行中的互动作用，论证了法律规避的合理性，他甚至得出结论：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国家制定法在某些方面是不完善的，因为受害人的接受法律保护可能要求受害人付出更大的成本（页49）。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就是例子。

法律多元的存在确实给人们提供了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选择，但是否真的可以像苏力所说的在制定法和民间法发生冲突时应当寻求制定法和民间法的相互妥协和合作（页64）？说到底，涉及到的是法律是否值得我们信仰的问题。

面对这个问题，苏力充满了冷酷的理性，他着眼的始终是纠纷的解决和所谓的预期与成本，但是这样做对法律的权威性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妥协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让位，合作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控制力的减弱，法律完全沦为一种工具，而且是可用可不用的工具。那么国家制定法还值得信仰吗？虽然苏力也强调了国家制定法的作用，但是仍然掩饰不了问题的存

在。在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的互动过程中，国家制定法必须居于主导地位，必须确立法律至上的观念，特别是在执法领域只能以国家制定法为准绳，而不能强调妥协和合作。

但是，为了避免走向另外的冷酷理性，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信仰的不是法律条文本身，而是法律条文背后所体现的法的价值。苏力所体现出来的人文关怀正是他注重本土资源的研究和利用。国家制定法只有体现一定的社会伦理价值取向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同，进而变成社会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实际规则。法律的制定本身并非目的，使之化为理性规则秩序才是根本目的所在，而这不正是我们所追求的法治吗？

四、结语

苏力在自序中说道：“真正的贡献，只能产生于一种对中国的昔日和现实的真切的和真诚的关怀和信任；相信并假定：过去的和今天的任何人都大致和我们一样具有理性。”可以说，苏力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不断地以“冷酷的理性”进行分析，给我们对中国法治的认识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带来了反思；但其也不缺乏“人文的关怀”，关注本土资源正是体现，尤其是如今面对西方的“变法模式”，苏力表现出了担忧。

遗憾的是此书的材料不够丰富，苏力自己陷于逻辑的囹圄中，经常需要以“雄辩”来“藏拙”。

第四篇：《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后感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后感 第一部分：摘抄喜欢的句子 第二部分：一些感想

第一部分：摘抄喜欢的句子

第7页——大致确定的预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在比较确定的预期下，我们才能进行一切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我们之所以存款，是因为我们知道银行明天不会倒闭，知道我下次用存折取款时是可以取出来的，知道这些钱不会作废、不会过快的贬值等等。

第14页——寻找本土资源，注重本国的传统，往往容易被理解为从历史中去寻找，特别是从历史典籍规章中去寻找。这种资源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寻找。

第27页——从中国的发展趋势和社会条件来说，中国必须建立制度化的法律，建立法治。而且我们也知道，任何制度性法律都不可能完满的处理一切纠纷，都必然会有缺陷之处。

第29页——在农村这样一个人际关系紧密、人员较少流动的社区中。村民必须相互依赖、相互帮助才能克服一些无法预料的事件。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在无数次的小摩擦中，他们陶练出一种熟悉，建立了这样一种相互的预期。第32页——他们在指出中国司法传统不发展、人们不习惯上法庭诉讼的同时，并习惯性的将原因之一归为中国人有“厌讼”或者“耻诉”的传统价值观。这种以观念来解释行为模式的文化解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第47页——这里的法律规避所证明的并不是行为人对法律的无知和非理性，而恰恰证明了他们的理性。而这样一来，这里也就证明了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国家制定法在某些方面是不完善的，因为保护受害人的法律可能要求受害人付出更大的成本。国家制定法的作用 尽管许多学者可能认为在这个事件中行为者的私了是合乎情理的，但绝大多数人会认为在这个事件中——假定其成功了——国家的制定法被规避了，因此制定法没有起作用。事实上，国家的制定法在整个规避过程中仍然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首先是受害人向警方的一个报告、或者是违法者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受法律的惩罚才使得违法者不得不提出私了。如果没有这种权力的存在，如果违法者不知道他可能受到惩罚，那么就很难想象违法者会主动请求私了。进一步看，如果双方对国家惩罚强奸犯的严厉程度完全不了解，他们就没有一个基点进行讨价还价。换言之，正是依赖于国家制定法的隐性存在，那些民间的、习惯的“法律规则”才变得起作用。

第61页——在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发生冲突时，不能公式化的强调以国家制定法来同化民间法，而是应当寻求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的相互妥协和合作。第69页——当法律规避不可避免或有必要的情况下，法律规避也许并不那么可怕，因为规避的存在本身就表明规避者意识到国家制定法或一种权威的存在，当他们努力规避制定法时实际上也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国家法律的规则。第72页——大多数情况下，守法和执法知识在特定约束条件下追求自我利益的一种选择。而且由于任何制定法都具有某种或多或少的弹性，法律不可能规定一切，许多法律有交叉，因此从特定角度看，法律规避必定是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而真正的严格执法倒是一种例外，甚至许多严格守法和执法的行为实际上也是一种“法律规避”。这种现象在社会生活中经常可见。例如律师在为其委托人服务时，更多的不是查询法律如何规定的，而是查询遵循哪一条法律，做何种解释，可能获得更大的利益——他们总是竭力避免那些不利的法律规定或者法律解释，而不是力求严格执法或守法。

第111页——市场经济的发展，至少到目前的经验表明，总是伴随着城市化，人员的高度流动化。不仅大量农民暂时或永久性的进入城市，而且许多城市居民也处于前所唯有的流动中。人员的高度流动性和城市化使人们更多同陌生人进行交往，使犯罪违法有了可乘之机。一般来说，处于陌生环境的个人对他人及周围的环境都无法产生一种切身的责任感和道义感，这就使他或她更易于从事一些在家乡或熟悉的环境中所不为的行为。例如，很少有人偷窃自己亲人的东西，也很少见人们在家门口卖淫或嫖娼。这就是俗话中常说的“兔子不吃窝边草”的现象。第130页——经验告诉我们，在许多国家和社会中关于法律机构的文字规定以及法律机构在社会空间上的设置很相似，然而法律的运作却不很相同，甚至很不相同。

第142页——然而，专业化也肯定会给法律运行带来“负面”作用。专业化对法律运行的一个重大影响是法律判决的日益形式化。形式化在这里特指法官在判决时所明确表述的理由常常不是他们的真实理由，而只是法律上的最好的理由。形式化还指，有时尽管从法律程序上是合法的，但结果却不合理或不尽合理。第144页——必须强调，指出法律专业化的弊端或者可能出现的弊端并不是反对法律人员专业化或司法活动的专业化。事实上我国目前司法活动的主要问题是专业化不够，司法活动的独立性不够。但作为法学理论工作者，有必要研究并指出司法活动专业化之后的利弊。

第159页——法律事实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他们是根据证据法规则、法庭规则、判例汇编传统、辩护技巧、法官雄辩能力等诸如此类的实物而构设出来的，总之是社会的产物。

第177页——在市场经济发展，人民的权利意识增长的今天，同时考虑到中国的社会长期以来过分强调个人权益服从社会利益，应当侧重于保护公民、特别是普通公民的权利。

第179页——具体到贾案那就是，当文艺家行使宪法赋予的文艺创作的自由权时，尽管他无意伤害他人，却有或者没有过错的伤害了他人，文艺家是否应当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应承担多少，什么是恰当的限制。而在邱案中问题是，当科学家行使宪法赋予的科学讨论自由权和和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时，尽管他无恶意伤害他们名誉权以及相伴的财产权，但有或者没有过错的造成了事实上的伤害，科学家是否应当对这种伤害承担责任，应承担多少，什么是恰当的和必要的限制。因此就此案本身来看，其所涉及的并不是“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的问题，而是两个个体之间所主张的两种权利的冲突。

第225页——然而，波斯纳的这部法理学著作的贡献又绝不仅仅在于它是美国的。的确，在一定意义上说，越是民族的，就月具有世界性，因此当波斯纳对霍姆斯以来的美国法学传统进行了总结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先前的以概念和政制为中心的法理学或者法哲学传统时，这本身就是对法理学的一个重要贡献。但这不必然被接受为法理学，如果它不是哲学的思考，如果它不能与西方的哲学进行有熊的对话 第二部分：一些感想

苏力试图告诉我们，这种“高歌猛进”的西法移植可能是有问题的，至少是有风险的：其问题在于这些移植来的东西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并成长为“法治”的森林，其风险在于这些东西可能破坏现存的社会秩序并使其失去自我完善的机会，从而使社会在演进过程中付出更大的代价。

到底什么是本土资源？本土资源中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即民间法。作者担心国家制定法的扩张和民间法的萎缩，认为在中国当下强调理解民间法、强调国家制定法对民间法的适当妥协更为重要。我认为这种担心大可不必。

本书中，苏力写道：“我不主张把法律视为一种抽象的、理想化的价值或体现了这样的价值的条文，而更倾向于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法律，把法律理解为与人们具体现实的生活方式无法分离的一种规范性秩序。”

社会学的思想是苏力一直坚持的一种态度，苏力总是认为，法律一方面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另一方面又必将是在人们的具体实践中生发出来的，是被“发现”的。苏力本书意在起到提醒的作用，他指出，在中国建设现代法治的过程中，一味地强制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可能并非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并且有可能适得其反，破坏本土社会在市场经济的陶炼下自我生成的机会及环境。他希望看到，在“建设法治”的过程中，更多地关注本国的国情和地方现实，在借鉴西方法律制度和文化的同时，不失对本土资源的关注和保护。付出更小的社会成本，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少几个“困惑的秋菊”和“山杠爷的悲剧”。

我的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作为古老的诉讼形式，是由国家主导以解决被指控者与国家之间产生的刑事纠纷的专门活动。刑事诉讼起源于阶级和国家产生的奴隶社会。那时，国家自以为是受到损害了，于是将某些行为规定为犯罪，并“用伴随着立法行为的同一行动直接打击犯人”。刑事诉讼有别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刑事诉讼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的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做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与外国刑事诉讼制度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诉讼模式上，英美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而我国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比如美国有辩诉交易制度，而我国没有。

下面我结合辩诉交易制度来谈一下

辩诉交易制度对于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有着极大的可借鉴性意义，但是由于法律的本土资源的限制，又不可将其原封不动的移植过来。因此，对于辩诉交易的移植，我国的学术理论界主要存在着肯定说、否定说和缓行说。

1肯定说。持肯定说的学着认为辩诉交易制度极大的提高了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对改善我国刑事案件大量积压的现状很有帮助，陈卫东教授就认为，“刑事案件的挤压和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是辩诉交易得以问世并长足发展的重要原因。

2否定说。反对辩诉交易制度的学着认为该制度的引入不符合我国国情，不适合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

3缓行说。持缓行说的学者认为：引入辩诉交易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的发展方向，但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和刑事诉讼制度要进一步改革，在制度完备的基础上再进行尝试，如律师 辩护权要进一步扩大，进一步完善保护被告人权益的制度等。

在我看来：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是否可行，考虑到本土资源的限制，关键要看该制度的引入能否真正的符合我国刑事诉讼司法现状，能否迅速有效的解决司法争端，能否很好的实现公平与效率并举。结合到苏力所谈的本土资源，辩诉交易毕竟是移植自美国的诉讼制度，我国要尝试这样一种致力于提高性高刑事司法效率的制度，必须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具体环境，考虑辩诉交易制度中加入防止司法不公正现象产生及其在出现司法不公以后加以救济的机制，只有这样，法律才可以被移植成功。

总而言之，我们要关注现实，关注本土资源，立法要符合现实生活的需求。不仅要守法，而且要变法。

第五篇：读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有感

我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一度高达80%以上，法律在中国能否得以健全实施，关键在于法律能否在农村地区健全实施，农民阶层是否积极拥护法律下乡。中国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普法活动不断深入，农民的法律意识、法律知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近些年的全民普法活动使农民获知法律的途径日趋宽广，普法与农村工作、农民生活联系在一起，农民更

易接受法律。然而，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法治解决乡村问题带来的困惑不得不让我们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外在看来，普法活动已经进入了乡村，但是从社会经济文化的角度分析，地点和身份的差异、农民利益的流失，造成农民认识法律、学习法律的同时，又不信任法律，甚至遗弃法律。“农民工”是最近几年出现的新名词，农民离开土地走进城市挣钱谋生，游荡在农民身份与城市新市民的身份之间，导致这个群体缺失身份认同感和地点的归宿感。社会学的研究清晰论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地点承载了身份的认同，承载了文化的意义。引入法律的视野，我们的法律考虑到了地点和身份的差异了吗？正是因为当下法律主要以城市为规制对象，忽略农村地点的特殊性，农民或者认为法律与他们无甚关系而放弃维权，或者即使利用法律维权，或者由于具体的生活场景导致维权成本过高而予以放弃。除此之外，农民权利与国家权利的不对称，如土地征用权的滥用，导致农民利益在流失，农民利益的流失，必然导致对国家的不信任，更不会信任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最终出现的窘境则是法治无法渗入农村，无法建立现代法治国家。

追溯历史，中国推行宗族制，在传统乡土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以伦理为核心，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家族社会，为了适应维护家族制度稳定的需要，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礼治的社会。但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介入，各种革命或者改革以新的理想冲撞着旧的传统观念，传统思想受到批判、讨伐，宗族制度与现代法制的冲突，以及地缘、业缘等经济发展在动摇着宗族的基础。从形式上看，中国吸收了西方的法律制度，在立法上加以完善，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法律制度却缺乏西方的法律土壤。现代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的工具，其适用于陌生人的社会，而中国传统的“民间法”是在村民长期合作中自发形成的，其适用对象是熟人间的社会。“民间法”与现代法律蕴含着东西方的传统背景，其碰撞导致现代法律无法在中国形成根深蒂固的文化，同时传统的“民间法”亦遭到外在的破坏。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法治进程看，法律正试图排斥传统的村规民约。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又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建立法治国家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追求的目标，也是现代国家发展前进的方向，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法律制度能为文明社会的进步提供动力和支持，但是科学的法律制度不能脱离本土资源和本土文化，中国的法律体系需要尊重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要尊重中国的国情，更要尊重中国百姓的法律道德情感。法治与礼治的冲突是当前乡村社会法治建设面临的巨大的挑战。

法治是制度之治,也是理念之治。加强农村法治建设,必须以提高群众法律素质为基础。离开了扎实的基层基础工作,法治难以真正实现。面对着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的错综复杂，面对着国家意志与本土资源的差异，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在尊重法律、尊重公序良俗、尊重基层民众利益的基础上，应该不断探索乡村社会法治建设的新道路，在国家法理和乡土知识间寻找平衡点，为法治与礼治和谐适用打下良好的制度基础，推动现代民主法治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