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国两制”的法哲学思考

第一篇：关于“一国两制”的法哲学思考

2000年10月30日 09:39 西南政法大学 文正邦

随着香港、澳门的陆续回归以及海峡两岸统一大势的不可抗逆，一种罕见的政治法律现象就将呈现在世人面前，因为“一国两制”的国家结构必然导致“一国两法”（一国之内两种社会性质的法律制度并存）和出现多个法域（祖国大陆主法域及我国香港、澳门等辅法域）的奇特法制体系的建立和形成。它的基本构架是：以宪法为龙头，以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纽带，以社会主义法为主干，以上述特区的资本主义法为支干，并以它们彼此相互间的区际冲突法为胶合剂的，两种性质的法律相得益彰，各法域共促共生的，多层次、多色调、多板块，结构复杂，内容和形式异常丰富多彩的法制体系。这在中外法制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对它的深入研究不仅将大大地丰富和更新我们的政治和法学理论、而且将促进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的发展和创新，从而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本文愿试作一些法哲学的思考和探究，以期能有助于中国法制发展的这一跨世纪战略任务的解决。

一、“一国两制”的法律意义和特征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就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根据自己的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本国的部分地区实行不同于国家主体部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及生活方式。

众所周知，“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解决我国台湾问题，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所提出和制定的一项重大国策，它已以特定的方式载入了我国宪法。1982年我国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而且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已使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得到合理合法的解决。1984年12月19日和1987年4月13日中英两国政府和中葡两国政府分别签署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各自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并在1990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3年3月31日，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从而使“一国两制”的重大国策得以制度化、规范化，赋予了它以更加充分而深厚的法律依据和意义，使其具有合宪性、合法性和稳定性。尽管在香港、澳门回归过渡时期，也可能出现一些干扰其平稳过渡的阻力，但只要我们严格依法办事，就可以有理、有利、有力地推进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由此可见，“一国两制”的确定和实施，必须具有宪法和法律的依据和保证，而且也只有通过法律的手段和法制的形式，才能建立起祖国大陆与我国港、澳不同的社会制度地区间的稳定联系，并妥善解决其间发生的某些纠纷和矛盾。“一国两制”既涉及到国体，又涉及到国家结构和政体，既涉及到我国的经济制度也涉及到我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法与国家，法律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总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法制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广义的政治制度就包括了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的稳定建立和发展，也离不开法律。因此，“一国两制”的确立和实施，必然会引起我国法律制度或体制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单纯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演变为祖国大陆社会主义法（占主体）与港、澳资本主义法并存，即“一国两制”必然导致“一国两法”；第二，从单一法域国家变成多法域国家，即形成祖国大陆（主法域）和我国香港、澳门等辅法域。由此派生出“一国两制”法制体系下的诸多复杂现象和关系，也决定了其间所存在的法律冲突的复杂性及其解决的繁难度。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个方面中第一方面是首要的和基本的，也是最能体现我国“一国两制”法制体系特色的。也就是说，我国“一国两制”法制体系的基本特征，并不在于其多法域，而在于“一国两法”。即在于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法制制度的并存。这正是决定我们的“一国两制”以及“一国两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具有特殊复杂性的根本原因，也是同世界上其他一些多法域但却仍是“一国一制”的国家结构和法制体系国家的最大区别。例如美国、瑞士、澳大利亚等都是这样的多法域国家。美国有50个州，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民法，然而它们都属于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法制区别和法律冲突。这些多法域国家由于实行“一国一制”，因而各地区的法律其阶级本质和基本原则相同，法律体系之间的共同点是主要的，不同点是次要的，出现的法律冲突也是浅层的，不能与我们“一国两制”下祖国大陆同我国香港、澳门之间基于不同性质的法制区别和法律冲突相同日比拟。当然，我国“一国两制”下的法制体系也有一般多法域国家法律冲突的某些共同特征，如所属法系的不同与冲突，各法域之间的差异和冲突等，这就更增加了其复杂性和繁难度。

从纵向上看，“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虽然历史上也不乏其例，但还没有进展到建立起较稳定的法制体系并妥善解决其法律冲突的地步。我国历史上社会制度形态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以武力征服了社会制度和形态比较先进的汉民族地区后，如蒙古族、满族征服汉族，都出现过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奴隶制与封建制）并存的情况。公元646年大化革新以后的日本，也存在过类似的情况。美国独立战争后至南北战争以前，则出现过在北方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在南方的几个州保留奴隶制的状况。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西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暂时保留其原有制度至民主改革之前，实际上也是属于“一国两制”的特殊情况。上述这些情况由于是在改朝或改制的过渡时期出现的暂时现象，没有具备充足的法律依据和保证，因而，缺乏稳定性和典型意义，虽可作为我们现今实行“一国两制”的历史依据，但却不能与其深刻涵义和重大意义相比拟。

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故此只作简略述及。

2．区际冲突法

我国区际冲突法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必要性，是为了解决我国香港、澳门、台湾等特别行政区建立后与祖国大陆之间以及这些特别行政区彼此之间所必然产生和存在的区际法律冲突。区际法律冲突是一个主权国家领土范围内具有独特法律制度的不同地区之间在同一平面上的法律冲突。一国内部各个具有独特法律制度的地区一般称为“法域”，各法域之间法律地位是平等的。而其内部具有数个法域出现区际法律冲突的国家称为“复合法域国家”或多法域国家。“一国两制”实现后的我国就是这样的多法域国家，无论是我国香港、澳门及我国台湾或是祖国大陆，从区际冲突法的视角看，都是相对独立的法域。也就是说在“一国两制”的国家结构和法制体系下，一方面，就行政关系而言，中央人民政府与特别行政区之间的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的隶属关系；另一方面，从区际法律冲突关系而言，祖国大陆、我国香港等法域都是相对独立的法域，都允许保持性质不同，各具特色的法律制度。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各地区人民间的交往就会产生大量涉外（法域）法律因素和法律关系，从而要求各法域互相承认外法域人的民事法律地位以及外法域的法律在自己区域内的域外效力。这就使区际法律冲突的产生具备了主客观条件，而区际法律冲突的存在，又使以解决区际法律冲突为宗旨的区际冲突法具有了客观必然性。

我国区际法律冲突的复杂性、特殊性决定了我国区际冲突法的复杂性、特殊性。因为：第一，我国区际法律冲突存在着不同阶级本质的法律之间的冲突，而不同于“一国一制”下的一般多法域国家的区际法律冲突，后者的法律冲突往往是浅层次的，不涉及法律的本质方面。我国“一国两制”条件下祖国大陆与我国港、澳、台之间的社会主义法与资本主义法之间的冲突，由于体现了不同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其基本的法律原则和立法精神都存在重大差异，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不同规定甚至相对立的情况，因此其法律冲突在质上是深层次的，在量上也是相当广泛的。第二，我国区际法律冲突体现了当今世界三大法系（社会主义法系、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之间的法律冲突，而不同于其他多法域国家多数是属同一法系，只有极少数（如美国、加拿大）也仅有属两大法系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第三，我国区际法律冲突是特别单一制国家内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而不同于目前世界上区际法律冲突大都发生在联邦制国家，并且联邦法院常常具有协调成员邦之间法律冲突的职能。“一国两制”条件下的我国，包括祖国大陆和特别行政区在内的各法域事实上都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这就意味着区际法律冲突是在没有共同的最高司法机关进行协调的情况下展开的，这样法律冲突不仅表现在一些低级规范上，而且也表现在一些重要原则上。第四，我国区际法律冲突还涉及到适用国际协定上的冲突，这也是由于“一国两制”下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包括享有部分对外事务的权力的结果。例如，根据《基本法》规定，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可以分别以“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名义，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单独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并签订和履行有关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的国际协定，中央人民政府可根据情况和香港及澳门和需要，在征询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决定是否适用于该地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参加，但已适用于香港和澳门的国际协定仍可继续适用。这就会出现一些国际协定适用于某地区而不适用于其他地区的情况，从而导致各地区的本地法同其他地区适用的国际协定之间以及各地区适用不同国际协定之间的冲突。而其他多法域国家的中央政府缔结、批准或参加的国际条约适用于其全部领土，地方政府无权对外缔结国际条约。为解决如此复杂的区际法律冲突，在如下三大层面上提出和展开的中国区际冲突法的主要任务和基本内容，即（1）管辖权问题，（2）法律适用问题，（3）判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司法协助问题），当然也就十分复杂和极富有特色。为此，研制和发展我国的区际冲突法，就必须在坚持国家主权原则、“一国两制”原则、平等互利原则以及有利于各法域经济发展原则的前提下，遵循一定的途径和适当的步骤。因为区际冲突法固然应是“一国两制”实现以后，我国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我国台湾和平统一后，解决祖国大陆和各特别行政区不同法域相互彼此之间民、商事法律冲突的必要而可行模式，但需要经过一个努力探索和积极筹备的相当过程，以有待于制定统一的区际冲突法的条件之逐渐成熟。在此之前，则还须探寻其他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方式和办法。例如可以考虑先制定一些有关的法律适用、管辖、裁判、执行（以及其他司法协助）的双边或多边协定，以便于逐步过渡到制定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

3．宪法

在“一国两制”法制体系中，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国两制”的根本法律依据，是“一国两制”具有合宪性、合法性、稳定性和国家主权统一的基本象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一国两制”的全面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不仅将大大地发展、丰富我国的宪政实践和理论，而且必将促进我国现行宪法的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乃至于会出现制定一部“大宪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为此，笔者特提出一些探索性意见，以尽可能地为“一国两制”的全面实施寻求更充分、完备的宪法依据，并就教于学术界。若有不当之处，权当一孔之见。

实现“一国两制”后，就将使我国的国家结构从一般单一制变为多法域（或复合法域）的特殊单一制（即既不是联邦制更不是邦联制等复合制国家，又不是只有一个法域的一般单一制国家，而是在统一的主权下有多个独立法域并存的特殊单一制国家），法制体系也将因大陆的社会主义法与特别行政区的资本主义法并存，以及出现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区际冲突法等崭新的法律现象而趋于十分复杂。这样，随着我国香港、澳门的回归祖国以及海峡两岸统一大业的完成，“一国两制”所引起的如此极其复杂而丰富多彩的政治法律现象，就必然使现行宪法第31条的有关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

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就显得远远不够。它既不能反映全面实现“一国两制”后我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发展状况的全貌，又还不足以作为在此情况下诸特别行政区及其独特法律体系存在之充分而完备的最高法律依据。而且如果更严格讲来，从第31条的这一规定中，还不能必然得出“在特别行政区内可以实行与大陆地区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性质不同甚至相矛盾的制度”的结论，还必须要靠正式的宪法解释或配套立法，才可能具有这样的涵义。然而即便是辅以宪法解释，并对宪法第31条作出补充，明确规定“在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和保留其原有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等，也还是不够。因为最关紧要的是在什么情况（前提和条件）下才允许保留和允许在多大限度内予以保留，以及怎样构设特别行政区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及其权限。这些关系到国家根本政治结构和体制的重大问题，不能简单、笼统地涉及，必须有极其明确、系统和普遍性的规定。也不能使这些重大任务，概由根本法之下的各个《基本法》来承担，而应当率先在宪法中予以高度概括和总结。并还需要对“一国两制”全面实现后我国的整个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发展、变化作出根本法的规定和概括。

为此，就需要对现行宪法作出重大修改和变动，使之无论在国家结构、国体和政体等重要方面都充分而明确地体现出“一国两制”的重大国策及其全面实现。这必将引起我国宪政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变化和发展，乃至有必要和实际可能制定出一部体现和确认祖国统一、并巩固统一成果的“大宪法”来，以作为大陆和各特别行政区均一体遵行、普遍实施的共同母法，为“一国两制”及其全面实现提供更充分、明确、完备的根本法依据，从而改变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本上（多数条款）不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状况。

制定这部“大宪法”的总的指导原则就是坚持“一国两制”，即在坚持“一国”的大前提和根本基础上认真地实行“两制”。坚持“一国”，即强调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各民族团结平等，实行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分权，坚持国家结构形式的单一制，不搞联邦制，坚持规定统一的国旗、国徽、国都、国歌等。实行“两制”，即既应坚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部分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允许特别行政区保留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其独特的政治体制、司法制度、法律体系等）。即求同存异，在国家利益至尚和主权统一的大前提下承认不同地区制度发展的特殊性、不平衡性。为此，就应在宪法中从总体上较系统地规定特别行政区共同条款，以作为定立和实施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更充分的法律依据；还应就解决祖国大陆和各特别行政区彼此间的区际法律冲突的总的指导原则作出规定，以便定立和实施区际冲突法有所依循。

三、“一国两制”对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拓展和促进

我们的理想目标是要建设高度民主、文明且法制完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民主要靠社会主义法制来保证，这是本世纪社会主义发展豪迈而艰辛历程留下的最重要经验和教训之一。值此世纪之交和迈向21世纪之际“一国两制”的历史创举，不仅给法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而且对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又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既是巨大的冲击，又是有力的促进。关键是我们要有科学的态度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从而勇敢地迎接挑战，善于抓住并利用这种机遇，就可能成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新的发展契机和驱动力。

“一国两制”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影响和促进是多方面的，除了以上所涉及到的之外，现专就下述系列问题作些探究和分析。

（一）“一国两制”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拓展和促进，主要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一国两制”为我国的国体和政体建设增添了新内容，使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两种民主制度通过和平竞赛，互相取长补短，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其政体是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表现和形式。“一国两制”实现使特别行政区各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政权组织形式将和国家主体部分不相同，在这些地区政权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政权组织形式基本上是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即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从而使我国的国体和政体在特别行政区出现不一致，但又为整个国家的国体和政体服务，即形成国家主体部分的社会主义民主与特别行政区的资本主义民主并存，使这两种民主制度在服从于共同目的--国家统一和富强的大前提下，可以通过和平竞赛、互相取长补短、共存共荣，最终将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因为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乃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它们除了有阶级属性和阶级基础的不同之外，还包含着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发展中的一些普遍要求和共同规律。特别是现代民主制度乃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和保证，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普遍政治要求。例如自由平等原则，分权制衡原则、以法治国原则等等，这些无论是资本主义民主或是社会主义民主都不可回避（虽然有阶级性不同），其经验和成就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共同财富。经过几百年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已积累了这方面的若干经验，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不无启迪作用。例如香港与贪污腐败作斗争的产物--廉政公署制度，就是其法治原则的重要体现，是维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有力武器，其峻法以反腐倡廉之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当然，我们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和广泛性，也值得他们学习和借鉴。

第二，“一国两制”引起了我国国家结构的新变化，是对国家高度集权的重大突破，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从而在一种新的构架上使国家权力得以合理分解、运行和制约，从而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一国两制”的实行，将使我国从一般单一制国家变成为

特殊单一制国家，从而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结构新模式。因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等），这些权利和权力既大大超过了我国省级以及民族自治区政府的权力，又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过了某些联邦制国家中成员邦政府的权力。从而使我国的国家结构具有了某些复合制的特征，但她仍然是单一制而不是联邦制，更不是邦联制，乃是一种特殊单一制。在这种特殊单一制下，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将由三种地方行政单位构成，即普通行政单位、民族区域自治单位和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单位，由原来的两种地方分权形式发展为三种地方分权形式，突破了单一制下地方政府传统权力的范围。这是符合当代国家结构发展的基本趋势--是朝着深化国家权力分解程度的总方向发展的，即需要降低国家权力集中程度，改变国家权力过分集中，以便于发挥地方行政单位的积极性、主动性，有利于中央政府简政放权，进行宏观调控。这也是一种民主化的趋势，便于在一种新的层面和构架上探寻如何使国家权力得以更科学、合理地分解、分配、运行、使用和有效监督及制约。而且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的行政、立法、司法经验同内地行政单位之间可以互相借鉴和参考，以便建立一种高效率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政治体制，促进我国的政治体制建设和改革。

第三，“一国两制”扩大了我国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了多党合作制度，赋予人民民主专政阶级联盟新的形式和内容，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强国富民。

“一国两制”实现后，我国港、澳、台地区存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产阶级也加入爱国统一战线，我国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使港、澳、台阶层人士及其政治代表都在爱国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其代表人物参加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等政治机构之中，这样，无论是祖国大陆还是我国港、澳、台的所有公民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事务的平等权利，从而赋予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联盟以新的内容和形式，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振兴中华、实现强国富民，也有利于促进和扩展社会主义民主。

（二）“一国两制”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以及法学理论的促进、丰富、深化和拓展，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以下诸多方面：

第一，在法的性质和规律性方面，充分体现出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并使法的类型和更替呈现出复杂性。

因为很明显，“一国两制”法制体系中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区际冲突法等的阶级属性非常复杂，既不能把它们完全归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又不能完全归于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律，也不能简单地说是两者廉而有之，或者概念化地称为两者的对立统一。这种复杂而奇特的法律现象，充分表明法既具有阶级性，又具有其社会性，是阶级性和社会性之不同形式的统一。固然很多情况下法律的阶级性特别明显，但以上这几种跨法域的法律又是其社会性的突出表现，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与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律发生交叉、渗透、重叠的结果。可见，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两者相生相成，共同演现出人类社会丰富多彩的种种法律现象。“一国两制”结构下的法制体系及其构成要件，就是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相生相成的生动体现。

不仅如此，在“一国两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类型的法和资本主义类型的法将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合法地并存，都统一于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法制的框架之内，成为其不可割裂的组成部分，而且还发生交叉、重叠出现一些新的法律现象。这也是人类法制史上的一种奇特景象。它表明不能把法的历史类型和更替简单化，既不必然是非此即彼，也不一定是纯而又纯，虽然其总的历史发展趋势不可规避，但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无论是剥削阶级法之间以及剥削阶级法与社会主义法之间都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中并存，并会有所交叉和重叠。从而以新的事实证明法不仅具有历史的继承性，而且同一时空内不同类型的法也可以相辅相成。

第二，在法的体系方面，使法律体系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差异性，多样性，并大大丰富了我国法律体系。

在“一国两制”的情况下，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表现在：其一，各法域的法律体系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同，祖国大陆法域建立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其他三法域建立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其二，祖国大陆法域和其他三法域所反映的阶级意志不同，前者主要反映工人阶级的意志，后者主要反映资产阶级的意志，当然也包括反映有其他阶层和劳动者的意志。其三，它们各自的指导原则也不同，祖国大陆法域的指导原则主要是“四项基本原则”，同时也是“一国两制”；而其他三法域的指导是“一国两制”，不实行“四项基本原则”。其四，它们所属法系及其所体现的法律文化背景和条件也殊有不同。这样，我国的法律体系就会出现多样性和多层次性，不仅有作为主体的祖国大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特别行政区作为辅助的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区分，还有我国港、澳、台各特别行政区之间基于现状和历史传统的不同其各自的法律体系也有区别并相对独立，而且这些自成体系的法律体系的内部又有其各具特征的层次结构性，以及不同部门法之间的分野。因此，“一国两制”情况下我国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问题就更加复杂并具有了新的意义。这种统一和协调乃是在具有极其多样性和丰富差异性的情况下的统一、协调，是在“一国两制”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统一和协调。所以各法律体系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统一，既相互冲突和独立，又彼此联系参照。因此如何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协调其间的矛盾，就是“一国两制”情况下急待解决的重要法律问题。其中，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就起着统一和联结的特殊作用，区际冲突法和区际司法协助就发挥协调的机制和功能。

第三，在立法体制以及法律解释和法的渊源方面，都出现了多样性、复杂性和特殊性。

由于享受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这种立法权不完全同于祖国大陆的地方权力机关（包括民族自治地方）所行使的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只受中央权力机关的有限监督，它显然比祖国大陆地方权

力机关的立法权的权限要大些，范围也要宽些，因为特别行政区权力机关还可以制定自己的民法、刑法，凡属自治范围的事项均可立法，制定的法律只要符合其《基本法》和法定程序均属有效。这样，我国的立法体制除了原有的在中央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前提下，并赋予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和地方机关制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权限的体制外，又赋予了特别行政区享有相当大的立法权；虽然这种立法权仍然属于中央授予的地方立法权的范畴，但它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区的重要内容和体现。因而使我国立法体制具有了新的形式和特点。

依此道理，在法律解释方面也出现了新情况、新特点。以香港为例，由于香港的法律制度遵循英美法系的判例原则，法律解释一律由司法机关即法院在审判案件中作出。也就是说，我国香港只存在司法解释，而不存在立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即不是象祖国大陆现有法律解释体制那样，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解释权为主导的情况下，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司法解释权，以及由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行使行政解释权。因此，“一国两制”实现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也行使法律解释权，不仅可以解释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且也被授权可对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依法进行解释。突破了内地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进行解释，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无法律解释权的状况。可见“一国两制”实现后，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也将有所变化。

由于“一国两制”的实现，将使我国的法律体系就其法律传统而言，从单一的社会主义法系成为同时还存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普通法系，就会引起法的渊源从单一的制定法向同时还包括判例法、习惯法扩展。所以“一国两制”实现后，我国法的渊源体系就颇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它既是一元化的（即大陆和特别行政区的法的渊源都离不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陆的各种法的渊源以及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据），又是多体系的（祖国大陆是以宪法为最高效力的，依次结成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渊源体系；各特别行政区又以其《基本法》为首，形成各自特定的法的渊源体系）和多层次（不仅有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与我国所有其他法律的层级区别，而且祖国大陆和各特别行政区的法的渊源体系，其内部又都有主从有序的、效力大小不同的层次区别）、多样性的（既有制定法为主体，又有判例法，还有习惯法）。这无疑将有利于各具特色的法的渊源体系之间的相互比较、借鉴和吸收，从而促进我国法制的发展。

第四，在司法体制和法律适用方面，更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情况、新特点。

这是很明显的。例如，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之规定及其精神，两个特别行政区均各自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设立终审法院，法院都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员或法官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不受法律追究（即实行审判独立并赋予法官享有司法豁免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机关实行陪审制度和无罪推定原则，采取抗辩式诉讼模式，并遵循判例的原则；原在香港实行的司法体制，除因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而产生变化外，予以保留。澳门特别行政区也建立起独立的、摆脱葡萄牙司法机关系统的，比较完备的司法制度，并设立行政法院，澳门原有刑事起诉法庭制度仍继续保留。这些均表明两个特别行政区都各自建立起独立的司法制度和独特的司法体制。不仅如此，由于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其法律体系也具有独立性和独特之处，全国性法律基本上不在这些地区实施（除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及其附件三所列的主要体现国家统一和国家主权原则的法律外），香港原有法律和澳门原有法律均基本保留（除同《基本法》相抵触或经各自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这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为：其《基本法》及其附件三所列，香港原有法律（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与习惯法），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为：其《基本法》及其附件三所列，澳门原有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这些也会给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在法律适用方面带来若干不同于内地的新情况、新特点。这种独特的司法体制和法律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对我国司法体制的建设和改革以及法律适用的理论和实践，亦不无启迪和促进。

四、“一国两制”实现过程中的“港澳模式”和“台湾模式”的区别和联系

所谓“港澳模式”，即香港和澳门是通过签定中英和中葡联合声明这种国际协议为启动，以制定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种宪法性国内法律文件来完成其法律依据，同时要伴之以一系列相应的法律改革（废、改、立）以及适时的区际冲突法和司法协助以完善之。并要到 1997年和 1999年“一国两制”及其法制体系才在该两地区从事实上相继得以实现和实施。因此，这种“港澳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1．它适用的是国外用武力霸占（割让）和武力威胁强租了我国领土后回归祖国（收回主权）的这种历史和现实情况。因而是通过签定国际协议导向制定国内基本法的途径，从而使之具有国内立法的约束力和可操作性，完成其回归祖国的法律依据。

2．它是以中英、中葡相互承认（国家承认和法律承认）从而约束中方和香港、澳门之间政府和法律承认为前提，而且在这些地区的所谓“三通”、“四流”也早已进行。

3．它有一个我国在这些地区收回主权的确定的期限，从基本法生效到收回主权有一个明确的过渡时期。

正是在这三点上它与“台湾模式”相区别：

1．我国台湾问题是一国内的统一问题，而不是收回主权问题，属于我国内政，不牵涉任何外国，也不容许任何国家插手，就谈不上什么国际协议。当然也可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协商签定关于两岸统一

问题的联合声明，以便为制定我国台湾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创造气氛和前提。但这种方式只是一种预测和预期。

2．这些年来尽管我们党和政府作了很大努力和让步，采取了许多措施和“高姿态”致力于和平统一，我国台湾方面也由于形势逼迫采取了一些措施和姿态以缓和改善两岸关系；但两岸关系仍没能有多少重大突破和实质性的进展。台湾当局长期坚持以“三不”对“三通”，限制双方的双向交流，坚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制造了各种事端，给祖国统一设置了种种障碍。台湾当局虽然已宣布从1991年5月1日起终止所谓“动员戡乱时期”，同时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可是台湾当局一些头面人物依然声言，这决不表示他们的政策有所改变，仍坚持敌视大陆的立场。尤其令人气愤和需要高度警惕的是，这些年来，由于李登辉等人的纵容和支持乃至亲自登台表演，“台独”势力和“独台”倾向日益嚣张猖狂，就更增加了我国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和和平统一的繁难程度。

3．实现对我国台湾的和平统一虽然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历史的必然，但这至今仍难以界定一个确切的期限，远未进入已完成了法律依据的过渡时期，只能说还处于酝酿、准备时期、处于最初步的阶段，远未进入“一国两制”的实现过程中，更未进入实际操作阶段。而且两岸关系还不断有所反复和曲折。因此，如果从最积极的意义上讲，双方也仅还在探索和试探可以接受的实现统一的途径、方式、条件和可能性。这就使我们对海峡两岸关系法律问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也处于探索阶段，并不能不带有某种超前和预测的性质，即最多也只能是在探寻可供选择的具有一定可行性的方案。而不可能进入实质性过程和程序，更不可能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当然就难以界定确切的期限。这也是“台湾模式”和“港澳模式”的一个显著区别。

当然，“港澳模式”和“台湾模式”也都有共同点和同一性，这除了它们都是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导下的产物以及都是“一国两制”法制体系的动态环节之外，还具有以下共同性：

1．根据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的可行办法和经验，一般说来，似都要通过制定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或采取其他法律形式来完成其法律依据，否则我国台湾和祖国大陆的统一问题就不可能进入实质性的阶段。当然，由于我国台湾问题更具有复杂性，解决我国台湾问题的方式和途径都可能会更灵活些，而且允许统一后我国台湾方面保留更大权力。因此，在法律形式上也会更具有其特殊性，既可能通过制定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方式来完成其法律依据，又可能采取其他形式来完成这种依据。

2．也都需要有区际冲突法和司法协助来解决大陆法域和特别行政区法域的法律冲突和协调问题，而且我国台湾和祖国大陆之间的区际冲突法和司法协助尤其必要，并且数量会更大，内容和形式都会更为丰富和多样。这不仅因为我国台湾的面积、人口远远超过我国香港和澳门，而且是由于长期的隔绝、封闭更需要通过法律手段来沟通和协调。

3．都必然要引起相应的法律改革，即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废、改、立。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必会引导起香港现行法律的改革。首先，香港现行宪制性文件《英王制诰》和《王室训令》将因基本法的存在而逐步被废除。其次，香港部分原有法律，包括英国国会立法及香港立法中含殖民色彩的内容，如《英国法律确定法》、《英国殖民地法》、《引渡法》、《殖民地边界法》等，也将被废除。《人权法案》中不符合《基本法》精神的也要予以修改。目前，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正在对香港现行法律进行全面检审。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台湾现行法律的改革就更为必要，特别是那些早已过时，或名存实亡，或仅作苟延残喘的所谓民国法，包括民国宪法以及适应“动员戡乱”体制的法律和法规，均须废除。同时，还应有适应“一国两制”的对法律的修订和立定。当然，祖国大陆方面也应有相应的法律的立、改、废，如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宪法中有关“一国两制”的规定的进一步完善，区际冲突法的应运而生，以及其他法律改革事宜等。然而这些都只能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逐步地实行。

当然，由于未来的我国台湾特别行政区也将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那么也会象香港、澳门一样建立起独特的政治体制、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从而享受独立的司法权、终审权以及比内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更大的立法权；其原有法律除与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相抵触外，也会基本保留；全国性法律除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特别规定的少量法律外，也不在我国台湾地区实施；其司法体制除一些不合时宜者需要改变之外，也会基本保留下来。

在此，还有必要谈及曾一度成为解决海峡两岸关系法律问题的一个热门话题的“两岸关系法”的有关意见。

这些年来，我国台湾和祖国大陆有关方面都曾各自先后提出了多起“两岸关系法”的草案或建议，以为解决海峡两岸人民交往关系中的法律问题作尝试和寻求一个可能的方案，无疑是含有其积极意义的。然而，一方面，由于我国台湾方面提出的多个草案虽也体现了务实性、灵活性、兼容性，但又明显地具有防御性、歧视性以及单向性和片面性的特征；祖国大陆方面有关研究机构提出的草案也未尽如人意。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正如前所述，由于和平统一我国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和繁难程度，现还未进入在我国台湾实现“一国两制”的实质性阶段，还处于酝酿、预备时期，因此，“两岸关系法”本身还带有探索、试验的性质，即使可行，也是一种处于过渡时期之前的准过渡性法律。所以，还很难断定它能否成为“一国两法”法制体系中的稳定构件。现在所设想的“两岸关系法”的许多内容，有的可以被将来的我国“台湾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规定，有的可以被那时的区际冲突法所规定，有的还可以被一些专门法规和特别法规所容纳。关键的问题是这类“两岸关系法”不仅存在着“现有”和“应有”的矛盾，而且存在着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矛盾。不仅很难达到符合各方面要求，为各方所接受和认可的程度，而且能否发生应有的法律效力且有效地实施，亦颇成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制定这类“两岸关系法”的努力意义不大，但它们作为探索解决两岸关系的法律问题的一种方案，并非不可以试验。通过这

种试验，我们可以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提出更加切实可行的方案，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而且通过这些努力，还可以为两岸交流与合作创造一种气氛，进行法律上的对话，甚至可能找到进一步改善两岸关系的新的突破口和路径。

该文《现代法学》1997年第3期发表，人大复印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1997年第4期转载，获重庆市（直辖）市政府1999年颁首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三等奖，本校1999年颁优秀科研成果评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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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有关权利问题的法哲学思考

2000年10月30日 09:41 文正邦

利益、行为自由和意志构成了权利要素；权利是一个主客观统一的价值范畴和关系范畴，它依赖于社会经济关系，既具有阶级性，又有社会共同性．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是权利的三种形态。法的本体是权利。权力与权利在本源上是一致的，即归根到底都根源于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运动，无所谓谁先谁后。把权力看成是权利的渊源，只是形式上看问题．

马克思曾经指出：“无产阶级的第一批政党组织，以及它们的理论代表都是完全站在法学的权利基础之上的”。①权利，是法律机体的细胞，是法律大厦的基本构件，是真正的“法律上之力”，法的领域都为它所穿透和吸引。因此，几乎可以这样说，认识了权利也就认识了法，揭示了权利的真谛也就揭示了法的真谛。要深刻地认识权利，不能仅限于法学的领域，还有必要就权利的相关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法哲学探讨。本文试图对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提出新的看法，以期引起关注和讨论。

一、权利的组成尽管人们对权利概念的理解多有歧义，但对它的组成成分作如下分解，就可以发现：

权利的基本要素首先是利益，利益既是权利的基础和根本内容，又是权利的目标指向，是人们享受权利要达到的目的（以及起始动机）之所在。所谓权利，实际上就是人们为满足一定的需要，追求一定的利益而采取的一定行为的资格和可能性。

而利益既（主要）指物质利益，又包括精神上的利益即“道义”。道义要求或道德上的要求也是权利的基础之一，并往往以所谓“应有权利”的形式存在和出现，其进一步发展就会成为“现有权利”或“法定权利”。当然这种要求归根到底仍然是由物质利益而决定的。所以任何权利要求都有一定的功利目的，任何权利终归联结着某种利益。

其次，行为自由是权利的又一基本要素，是权利的存在形式和载体。因为，权利实际上就是一定社会中所允许的人们行为自由的方式、程度、范围、界限、标准。所以权利法学和权利本位论认为，法不应该（或不仅仅）是限制人们行为自由的工具，而是（或主要应是，至少社会主义法应该同时是）人民群众行为自由的保障，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行为自由既包括作为，又包括不作为。法之为权利既包括对行为自由的质的规定（既允许什么样的行为自由），又包括对行为自由的量的规定的（即允许有多大的行为自由）。法规定人们的权利，既是对人们行为自由的资格、能力、可能性的认可，又是对这种行为自由的性状和限度的界定。所以法赋予人们以权利并不意味着承认人们行为的绝对自由。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法所体现的社会必然性就是对自由的限定，即不得影响与危害他人和社会公众的行为自由和利益，否则行为自由就会走向反面而丧失自由。因此权利必然与义务紧紧相联，义务乃是行为自由的负值形态，是从相反的方面对行为自由的认定。履行义务，即遵循社会必然性而行为，它所维护的就不仅是行为人自身的利益，而且是他人、社会、公众的利益以及自身的长远利益。正因为这样，所以义务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权利，权利也可以理解为尽相关义务的能力，二者都以利益为基础，以行为自由为存在形式和载体，只不过表现形态和价值倾向不同而已。

第三，意志也是权利的要素之一。权利并不纯粹是一个实体范畴，它具有人的主观意志性的特征，它必须符合一定社会的阶级、集团和人们的意志倾向性，即符合一定的价值标准。所以宁可说权利是一个价值范畴更为确切，法定权利乃是以符合一定意志倾向的社会规范之要求为存在前提。因此并不是任何利益要求或道义要求都能成为权利，权利是人的利益要求或道义要求与社会的规范性要求的统一，是人的个体意志得到了社会的整体意志的许可或承认。而权利的这种意志性正好是法的意志性的基础和前提，法的意志性是权利的意志性的升华和凝聚，它通过人们一系列的意志活动（立法、执法、守法等活动）使人的个体意志上升并实现为采取国家意志形式存在和起作用的统治阶级的意志行为和过程，所以法具有阶级性。

二、权利的性质和特征

从以上分析可见，权利是标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自由的目标、方向及程度、范围的法学范畴，而这种行为自由是符合一定社会规范所要求的，质言之，权利就是一定社会中人的规范性行为的自由度（行为自由的质与量的统一），它体现着作为社会化了的人的自主性和主体地位。

从哲学上说，权利既不纯粹是一种实体范畴，也不单纯是一种观念范畴，而是一种价值范畴和关系范畴。它是主客观的统一，这种统一就表现为人的行为自由或自由行为。即人们自觉地意识到或认识到了自身的正当利益，就要采取或表现为被社会所允许的一种积极主动的行动去获取它。因此，从静态上说权利就相当于利益加意志（价值取向），从动态上说权利就是为一定社会权威所许可的行为。

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利和法一样都属于社会上层建筑并归根到底是受社会经济关系所制约和决定，“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②。法定权利不过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形式即法权关系，所以权利始终是在关系中存在，权利义务关系，也即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并不是游离于其他社会关系之上，而是其他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一个侧面，是以法权形式存在着的一种思想、政治关系，它的实际内容仍然是经济关系和实际的社会关系，是以统治阶级意志为焦点，对这些实际社会关系的折光、影象和反映。统治阶级利用法律来确认人们的某种让利，并给予法律上的保护，就可以维护、巩固和发展有利于本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以实现其阶级利益。正因为如此，权利总是具有对经济关系的依存性，法定权利总是打上了统治阶级意志的烙印。

那么，权利有无社会性（确切地说即“共同性”）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这是由于在一定社会中，相对于同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生存条件，不同的利益群体和权利主体之间必然也有着某些共同的需要、利益和要求。这不仅指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等，就如发展经济和文化，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方面等，也都关涉到人们若干需要普遍保护的利益和权利。正因为这样，所以权利主体不仅是指单个的自然人，社会组织、机构、团体，甚至一个国家，在某些情况下也都可以作为权利主体。在国际法和在外层空间法中，国家作为权利主体已是事实，在未来的星际交往中，整个人类作为权利主体亦将被引起重视。总之，随着法调整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之领域的扩大，权利的社会（共同）性问题将更加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

三、权利的形式和类型

权利有众多的形式和类型，法定权利是其中之一种，当然也是其中最值得注意和需要认真研究的权利。法定权利又可作多种划分，如：政治权利与民事权利，对世权与对人权，原权（或称第一权利，如所有权）与派生权（如损害赔偿请求权），主权利（如财产所有权）与从权利（如抵押权）…等等。

以上都属于对权利（主要是法定权利）的传统分类。它们是侧重于从横向上对法定权利的形式和类型作出的划分。从法哲学的观点看来，对权利的划分应当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应当认清权利的三种最基本的存在形态及其相互间的联系。

首先，权利的最初形态就是“应有权利”或“习惯权利”，即人们基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产生的权利要求，或公民作为社会主体在现实条件下和可以预见的范围内应当具有的一切权利。它是人们的利益和需要的自发反映，是“自在”的权利。马克思称之为“已有的权利”或“习惯权利”，并认为法定权利即来源于这些“习惯权利”或“已有的权利”。所以他说：“各种最自由的立法在处理私权方面，只限于把已有的权利固定起来并把它们提升为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而在没有这些权利的地方，它们也不会制定这些权利③。这同他在另一处所说的立法者不是在创造法律，而是在表述法律的思想是一致的。可见”应有权利“比起法定权利来说在内容和范围上要丰富、广泛得多。

”法定权利“作为权利的第二种存在形态，它是通过立法对”应有权利“的规定和确认，通过对”应有权利“的选择和整理来对”应有权利“进行认定和分配，是集中化和系统化了的”应有权利“，是对人们利益和需要的自觉认识和概括，所以是”自为“的权利。

权利的第三种形态，即处于最后发展阶段的”实有权利“。它是通过法律的实施，法律效果的实现，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建立，而促成人们对法定权利的真正享有，对相应义务的确实承担，它是人们权利和利益的实现和完成。

权利的以上三种存在形态或三个发展阶段，在本质上都是人们利益和需要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表现，它们之间乃是尚未被认定的权利和已经被认定的权利之间的关系，尚未实现的权利和已经实现了的权利之间的关系。三者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通过法的创制使”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通过法律的贯彻实施又进一步转化为”实有权利“；”实有权利“的获得又将激发人们新的权利要求或对原有权利要求的可行性和合理性的重新估价，从而展开”应有权利“上升为”法定权利“并实现为”实有权利“的新的发展过程，这也就推动着法的不断立、改、废。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应大力探寻和发掘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从事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项社会活动中所出现的诸种”应有权利“，以扩大”法定权利“的基础和来源；另一方面又应加强立法工作以科学地确认这些”应有权利“使之上升为”法定权利“，以有利于促进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同时还应大力加强法律的有效实施和贯彻，使”法定权利“不至成为一纸空文，而真正能成为人民群众所享有的”实有权利“。

四、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在对权利的各种形态的研究和划分中，还有一种最特殊的权利形态--义务，需要予以专门论述和说明。义务，在一些人的眼中总是把它看作是权利的对立概念，但也有学者把权利和义务视为相互”关联“的概念④，强调权利与义务的联系和同一性。

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权利与义务这对矛盾的双方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同一的一面，偏废其中任一层关系都是不科学不全面的。一般说来，人们比较注意权利与义务的区别、对立以及相辅相成的关系，而较少注意它们之间更深一层的同一性关系，即在本原上的一致性。事实上义务并不是独立于权利之外的一种异在物，而是发韧于权利大树上的一簇分支，是权利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对象化了的权利，是主体和内容发生了转化的权利，每一权利主体只有尽其义务才有条件实现其权利并维护其权利。由此可见义务的实在内容和设定义务的目标指向仍然是一定的权利和利益，义务本身不过是为实现某种利益，享受某种权利而同时应尽的责任。从民法的角度看，权利是利益分配的法律技术手段，义务则是使这种利益分配能正常进行（只允许获取正当利益）而设立的另一技术概念，所以义务是为权利设定的。权利界定利益，义务界定权利，义务设定的动机、目的、着眼点和落实点都是围绕权利界定和利益分配这根中轴旋转。法律上的各种禁止性规范、义务性规范都不是为义务而义务、为限制而限制。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人们获取非正当权利和人们的正当权利被侵犯。就是奴隶主以及许多封建统治者的立法，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被剥削阶级，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权利和利益。这些都说明，相对于义务而言，权利更根本，义务是其派生，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权利和义务并不是二元并列的，而是一元相生的。整个社会的权和义务体系构建成的大厦中，它的实体结构都是以权利相贯穿的。

由此可见，权利与义务作为一对矛盾，它们的对立统一关系不仅既互相区别和联系（互相依存、不可分离、相辅相成），而且还有谁决定谁，谁派生谁，谁根源于谁的问题。正如物质与意识、存在与思维、实践与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矛盾关系一样，矛盾双方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是平列、均衡的，还有一个第一性与第二性、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当然，我们认识到权利派生义务、义务是对象化了的权利，这并不意味着在法的历史发展和实际运行过程中权利就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比义务更重要，而应看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具体条件下二者的主次地位可以发生易位。例如奴隶制法和封建制法就采取以义务为本位，资本主义法和社会主义法才提出了权利本位。又如在不同的部门法中（刑法和民法规范在权利和义务侧重点上的显著区别），二者的主次地位和作用也可能不同。但尽管如此，这些都不能改变权利决定和派生义务这一事实，正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主次易位，不能改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事实一样。

权利和义务的这种深层次的复杂关系说明：法的本体是权利。法不过是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意志化形态，即按照社会主体的意愿对一定利益及其获取方式的认可和规定。法的基础终归是利益（经济关系），法的本体始终是权利（被许可的对利益的获取）。所以在一些西方国家的词源上权利即法、法即权利。苏联法理学界则认为，权利是主观的法，法是客观法（法律规范）与这种主观法（主体权利）的统一。我国法学界所出现的”权利法学“大潮中，有识者也正是深刻地看到了权利之为法的本体的意义。可以预见，这一理论基点的确立，将引起社会主义理论法学的一场变革。

五、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权利和权力，既是法学和政治学中的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也是社会法律和政治运转所围绕的两个轴心。如，深入探索民主和法制的关系必将涉及权力和权利的关系问题。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它们的相互关系，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权力之于政治犹如权利之于法一样同等重要。政治在相当程度上实际就是不同的阶级、集团和人们基于自身利益获取、运用、改变和消灭权力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而政治运行的杠杆就是政府权力，权力的阶级归属就是国体，权力的组合方式就是政体，权力结构的不同形式和特点就形成了不同的政治体制。

权力并非是完全独立于权利之外的东西，无论从每一社会的运行机制或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二者都是相互联系并互相转化的。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在权利义务关系式中把”权利“（狭义）同”权力“以及”特权“、”豁免“列为同层次的概念，而与”无权利“、”无能力“、”义务“、”责任“相对立；并且认为广义的权利概念就包括了权力、特权、豁免这类相似概念。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就象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一样，也有更深一层的同一性关系，即在本原上的一致性。这就涉及到权利与权力的渊源问题，同时也要解答权利与权力究竟谁源于谁、谁派生谁这一复杂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利和权力都属于社会上层建筑，它们归根到底都根源于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运动。马克思既反对”把权利归结为纯粹意志的法律幻想“⑤，也反对把权力作为国家和法的基础。他认为”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⑥恩格斯也在《反杜林论》中批判了杜林关于国家和法起源于暴力的谬论。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上，权利和权力是同时产生和存在的，法定权利和政治权力则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和法律的出现而同时出现的，无所谓谁先谁后，正象国家和法律的产生无所谓谁先谁后一样。然而由于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一般是由革命的阶级破坏了旧法统、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用暴力夺取了政权之后，再制定新的法律来重新确认和分配人们的权利，这就容易形成一种错觉，似乎夺取国家权力在先，获得权利在后。因而权力是权利的渊源。

但这只是从形式上看问题，从实质上看问题就不难发现：权力乃是权利的一种衍生形态，国家权力的存在是以维护一定阶级、集团和人们的权利为前提的。国家是一定区域内人们的一种共同体，马克思曾把剥削阶级的国家形式称作”虚行的共同体“，国家如果离开了它的实体--人们的社会存在、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那是不可想象的。国家权力决不会凭空产生，它是以公民的权利为中介对社会经济关系的集中反映，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就是人们的利益和需要，利益和需要的意志化就是权利（首先是应有权利），权利要得到确认和保障就要靠权威和强制力，这种权威和强制力的最高形态就是国家权力。因此，权利之上升为法，实际上就把人们分散的权利集中化成为了国家权力，从而使权利具有了普遍性。所以权力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不过是权利的集中化表现而已，即权力者具有支配和强迫他人的行为服从于自己的能力。这种能力也可视为一种权利，即在特定地位上的权利。

卢梭从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国家权力是公民让渡其全部”自然权利“而获得的。虽然他这种设想带有虚构的成分，但作为启蒙思想家，他的确也看到了在民主制度下政府权力应当是公民赋予的（哪怕是形式上的赋予），这同他的”主权在民“的思想是一致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如我国是由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代表大会授予政府以权力，这就展现出了权利（人民的选举权以及其他各项应予保障的权利）产生出权力的真实过程。所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连资产阶级学者也得承认”人民是权力的唯一泉源“和”原始权威"。⑦

由此可见，在社会形态和国家政权更替的时候，出现新的国家政权制定法律规定人们的权利，并不能得出权力产生权利的结论。正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政权制定新的经济政策，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而不能由此得出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结论一样。因为革命之所以暴发，新的国家政权之所以出现，归根到底仍然是社会经济关系的矛盾运动而决定。何况人民夺取政权，建立新的国家和政府，也可以说是人民行使革命权、反抗压迫权的结果。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时就曾把人民的这种革命的权利写在了宪法上。

由于国家强制力是法得以存在和发生社会作用的必备条件，国家强制性是法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事实也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离开了国家强制力的创制和保护，便没有权利的产生

第三篇：五分钟法哲学读后感

《五分钟法哲学》简洁明朗，在质朴的语言中，读者能清晰把握作者拉德布鲁赫对法律内涵的一种剖析。带着矛盾、带着期待当然也带着清醒去向哪里？又与谁同行？

第一分钟，从军人命令和法律的比较入手引出法律和强制力的关系。当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传统的实证主义学说，占据或者说统治整个社会主流哲学观点的时候，法学人士以及这个民族都缺乏思考法律内涵和意义的动机，这就很自然地认同了，法律之所以有效，因为它就是法律，往往就是由于存在强制力执行它，即得到认同。再进一步分析，处于此种状态下的社会和民众，主流意识对法哲学的不加约束，将会使得国家的强制力无限制扩张，对内的专制也好对外的战争也罢。总之，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自然法的衰退和消失，到逐渐的整个民族都丧失对残暴、罪恶法律的抵抗。

第二分钟，从逻辑学的角度论述了，“法者，于民众有益之物也”命题的内涵。一方面，对民众有益之物的标准存在不确定性，当将法和臆想的或者自称的民众利益等量齐观，会造成权利掌有者的独裁、程序的缺失、社会价值的歪曲等等问题，法治国的理想成为泡影。另一方面，“只有法，才是对民众有益的”命题，表达了作者对未来法律发展的殷切期望，那些经得起历史考验，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契合社会现实的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真正对民众有益的。

第三分钟，主要谈论法律与正义的关系。当正义的内涵被扭曲对异族人的杀戮视为正义；法律对正义的追求存在瑕疵或者法律有意识地否认对正义的追求时，那么一方面民众就没有义务来服从这些法律，另一方面作为法学人士还必须鼓起勇气来否认这些本不属于法律的特性。

第四分钟，论述对法律内涵的经典解读，基于人类的不完善，使法所有的价值不能和谐统一。为了作者认为的法存在的第一大任务法的安定性，即秩序和安宁，我们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认为那些恶的、有害的或者不公正的法律应该是有效的，比如既判力原则。当然，对于超乎必要限度的非正义性和公共危害性的法律，我们也要毫不犹豫地去否认它。

第五分钟，总结性地谈到理想和实践的差距。存在一些法律原则，它们比其他的法律规章更具有效力，以至于其他任何法律都不能与其相悖，人们将之称为自然法或者理性法。然而，拉氏在其法哲学思想中是否认终极价值存在的，在这里我们仅仅看到的是，作者繁琐用词艰难承认的，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形成的一个稳定规模，广泛协调集中在所谓的人权和公民宣言之中的价值，但是，这并非相当于承认理想的现实化，也只不过是历史的产物。

第四篇：雷锋精神哲学思考

命和建设的根本立足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在

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成为我们党解决一切问题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 方法论原则。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 情况。又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又指出,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 革命。事实证明,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必须也能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所说的:“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 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 点。”(《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一一九八二年>第372页)这是总结我国长期历史经 验的一个基本结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纠正了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错误倾向,把对外开放

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放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 则。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封闭起来,‘只能是作茧自缚,与世隔绝,落后于时代。.当 然,在对外开放中,也会带进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腐朽思想和落后东西,国外的敌对势力也 会乘机进行渗透、颠覆活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观 点。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自觉地进行反渗透、反颠 覆、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就能把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辩证地统一起来。

党中央已经向全党、全军干部提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在 目前的形势下,也是结合十年改革开放的实际,联系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学习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极好时机。它既是反思过去,又是面对现实,探索未来。我们应当自觉地响应党中央和 中央军委的号召,扎扎实实地把学哲学活动开展起来,深入下去。学好哲学,打下理论根 底,必将受益匪浅,得力无穷。(作者本院哲学系副教授)责任编辑石必扬

遗产。雷锋同其他一切最杰出的中国共产竞人,都是伟大的典产主义者,也是最优

秀的中国人。从雷锋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占主导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形态, 共产主义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同时,她又处处浸透了中华民族古老人、生哲学中的优秀乳 汁,从而使雷锋精神成为一种充满中华民族气息的共产主义精神。在雷锋精神的各个主要方 面,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古老人生哲学的影响和我们伟大先人生生不息、奉献进取的 精神。

1、在人生责任上,主张“公尔忘私”、“优国优民”。在中国人生哲学中,整体乃至国

家的利益处于高于一切的地位,而个人的利益则是次要的。个人作为群众这一伦理肌体上的 细胞,必须服从群体或整体,服从国家的最高利益,这是无条件的人生责任。“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以私害公,非忠也”,“国尔忘家,公尔忘私”,“以国家之务为己任”, ‘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的都是这个思想。从屈原、岳飞到林则徐,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 的民族灵魂、精神支柱。它产生了巨大的向心力凝聚力。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成为中国人千古传颂的绝句。中华民族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源远流长,.到了社会主义时代,在雷锋精神中放射出了更加夺目的光辉。雷锋说: “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当祖国和人民处在最危急的关头, 我就挺身而出,不伯牺牲。生为人民生,死为人民死。”1962年夏天,当他得知东南沿海形 势紧张的消息后,立即写了一份要求上前线的请战书。他在1961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现 在,我们国家处于困难的时期。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处处为国家着想·一我们要奋发图 强,自力更生,克服当前存在的暂时困难,坚决反对大吃大喝,力戒浪费。”他少领军装为 国家节省开支,把自已仅有的200元存款捐献给灾区。他这种为国分忧的精神,既是社会主 义时代主人翁思想的反映,又是中华民族古老的爱国主义精神跨越时代的生动体现。

2、在人生价值上,崇尚“自强不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奋斗与献身。人应该

怎样活着才有意义?人生的价值是什么?秉承轻个人、重整体和.国家的思想,中国人生哲学 占主导地位的人生价值观是:奋斗和献身。“盘古开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女 娟补天”,都充满了对奋斗和献身精神的讴歌。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激励着多少炎黄子孙为真理而求索和献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春蚕到死丝 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诗文,都讴歌了为事业而 献身的崇高精神。每个民族英雄,也都给子孙后代留下了奋斗与献身的悲壮而美丽的故事。这种精神,给雷锋以巨大的影响。从他懂事的那天起,就立下了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的雄心壮 志。他在小学时刻苦学习的态度,他在望城县委当公务员时勤恳踏实的作风,他在当推土机 手时的革命干劲,他参军后苦练杀敌本领和专业技术,他一心向着党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他 争。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傻子”精神,他干一行爱一行的“螺丝钉”精神,都淋漓尽致地表 现了他无私的追求和自强不息的奋斗。正如他所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 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3、’在人生境界上,重“义”、“谋道”,视个人名利如“浮云”。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着应该达 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水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生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境界。中国历史上仅有

短暂的崇尚金钱富贵享乐的魏晋时期和明朝中后期。以儒、道、佛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 历来都是重“义”轻“利”的。孔子说:t.I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孟子说:“生吾所 欲也,义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这种追求“理想”的人生境界,在 锋身上被赋予崭新的含义,得到了进一步升华。他说:“人生总有一死,有的轻如鸿毛, 有的却重如泰山。我觉得一个革命者活着就应该把毕生精力和整个生命为人类解放事业一一 共产主义全部献出。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雷锋这种思想 境界继承并超越了中国古代圣贤们的思想境界,是人类历史最崇高的人生境界。

4、,在人生幸福上,注重精神的满足与道德的完善。幸福,是人生追求的共同目标。在

人类历史上,有多种多样的幸福观。对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精神幸福与肉体幸福、幸福与 道德等,不同民族,不同社会,不同个人,’都作出了自己不同的解释。在中国历史上,绝大 多数思想家不否认人的物质需要,承认人的富足对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但更多地则是崇 尚精神的满足与道德的完善。这种幸福观渗透在人生责任、人生价值、人生境界、人生修养 等人生哲学的各个方面。古人提出“以德为乐”的思想,早在《大学》写道:“德者,一本 也厂财者,末也。”“是故君子先慎乎德。”这些幸福观念,深译地渗透在祖国每一块土地 上,因此也不育杯给雷锋以巨大的影响。在雷锋看来,人的一生什么最幸福呢?他说:“我 觉得一个革命者就应该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党的事业贡献出自已的一切,这才是最幸 福的。_”他还说:“有人说,人生在世,吃好、穿好、玩好是最幸福的。我觉得本生在世, 只有勤劳,发奋图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的。”雷锋的这种幸福观与中国传统的幸福观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

5、在人生修养上,注重“求知”与“修身养性”。中国人生哲学特别强调人要通过学习来提高自身的修养,实现人生的追求,达到理想的境界。“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 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都是中华民族妇孺皆知的千年古训。“人好学,虽死犹存, 不学者,虽存,谓之行尸走肉耳”,揭示了学习与人生价值的关系。古人强调“学习”、“求 知”的重要性,还十分注重个人的修身养性。在个人修养方面,古人有许多主张:“积善而 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要讲“信用”,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要“正 直少,如“中正无邪、礼之质也”;“立志”,如·“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要“慎 独”,如“君子心慎其独也”;要“自省”,如“吾日三省吾身”,“日省其身,有则改 之,无则加勉”;要勤俭,如“民生在勤,勤则不、匾”,“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 “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要“谦恭”,“满招损,谦受益”等等。中华民族的这些传统美 德,在雷锋短暂的一生中,都得到了体现和发扬。他酷爱学习如同酷爱生命一样。他少年时 在学校是个好学生,参军后时常在连部看书到深夜,有时上班口袋里还装着书。也许同我们 民族在学习上求“道”有关,雷锋以“钉子”的精神,刻苦学习社会真理。雷锋还非常重视个 人道德品质的修养,对自已要求十分严格。他助人为乐,走到哪里好事做到哪里,他礴蒸-对人民、对同志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他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鼓励自已要做暴风雨 里的“松柏”,不做温室中的“弱苗”;他保持着劳动人民勤俭节约的本色,裤子、袜子补了 又补,节约一分钱、一滴水、一两煤、一度电,他还时时告诫自己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他有句名言:“在土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 齐。”死是由于雷锋同志保持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这些传统美德,因而深深得到了人民的怀 念和崇敬。

应当指出,中国许多传统伦理道德,都是有阶级局限的,如孔孟的“爱人”思想是与“君 君,臣臣,.父父,一子子”‘联系在~起的;‘而雷锋的爱,则是对人民共和国的忠诚和对人民大 众的平等的同志式的爱,这就在采撷传统思想文化中优秀成分的同时抛弃了糟粕,用中国古 代人生哲学丰富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

以雷锋精神为代表的新的中国人生哲学,是适合我国这个东方人口大国国情的人生观。在我们这样一个东方大国,需要什么样的国民人生意识,实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十年改革 开放的实践证明,封建主义思想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但如果全盘否定中国思想文化传统, 信奉西方的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必然导致民族精神的全面崩溃,社会伦理道德的严重扭 曲。今天人们叹息世风不良,就是深刻的教勺!I;o无数事实说明,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及其文 明,不是夫上掉下来的.,它是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东方大国数千年形成的,有牢固的社会 基础,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其中强调国家和整体利益、主张大公无私和奋斗献身、注重追求 理想与道德完善、重视学习、修身等思想,只要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核心,吸收其有生 命力的因素,可以适合我国现在的政治、经济制度,为全国人民所接受。特别是在今天改革 开放新形势下,我们民族精神的根底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加中国文明,这是我们的精神支柱与 生命之本。对雷锋精神中的那些属于我们民族优秀思想文化遗产的东西,’尽管文革时期有人

从“左”的方面予以否定,改革开放时期又有人从右的方面大肆攻击,而雷锋精神却依然为 亿万人民群众所怀念。从“雷锋叔叔不在了”的叹息中.,可以看到我们民族对生命之本的万 也不劫的依恋。当然,我们要剔除中国古老的文明中的糟粕,要吸收世界现代文明的精华, 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也反对复古与闭国自大。总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文明一,都 必须扎根于本民族的土壤之中,离开了这片沃土,是没有生命力的。以雷锋精神为代表的新 的中国人生哲学,就是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她必将蓬勃参天。

毛泽东又多次提出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

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错误思想作风,并多次在全党全军范围内进行艰苦奋斗的教 育,开展了一系列的整风、整军、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从而使艰苦奋斗的 思想深入每个军人心中，.成为革命军人的自觉行动和道德准则。

四、注孟革命军人信念、理想、人格的培养和宣传。革命军人的理想、人格是人民军队 道德原则、规范在军人身上的集中体现,它对军人的行为有着耳大的作用。毛泽东历来注重 革命军人信念、理想、人格的培养和宣传。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等英雄人物就是毛泽东为 全军和全国人民树立的光辉榜样。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精 神,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雷锋“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 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都是革命军人优秀品德的集中体 现。他们是在人民军队的斗争实践中产生的,是革命军人思想道德的升华,因而必然成为无 数革命军人为革命事业忘我奋斗、英勇献身的强大精神动力和道德典范。

第五篇：哲学小品思考

古阿斯指环

恩格斯得带了古阿斯指环，随即他隐身了。开始几个小时，他到处闲逛，测试自己的隐形能力。一个他偶尔咳嗽一声，发现他也消声了。一旦习惯于隐形生活，他就想着下一步可以做什么。让他感到羞愧的是，第一时间在脑海里显现的，并非只是美味佳肴，比如，他可以去女人浴室或者更衣室晃悠，他也完全可以轻而易举的头点东西，他还可以绊倒那写西装笔挺却对着手机大声嚷嚷的讨厌鬼。

但他想抵制住这些低俗的诱惑，他想做些好事，然而他发现这方面的机会没那么明显。对于利用隐形能力去干那不那么有益的事情的诱惑，他到底还能忍多久呢？只要有一秒钟的软弱，所有的努力就都毁了，他将可能是这样：偷窥裸体女人或偷钱。他有必要继续忍下去吗？ 我们可以把古阿斯指环看作道德素质的检验器。想象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指环，如果我们是诚实的，就可能暴露我们是多么令人失望地易于堕落。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事实上是堕落的。

或许这能让我们去同情恶魔。例如，官干了坏事，就会招到百姓的谴责。但是，我们没有想象，如果自己拥有滔天权利，拥有无尽的放纵的机会，阿谀奉承的马屁又乐意迎合我们的每一个怪念头。我们真的能确定，我们在此情况下不会使自己蒙羞。

这个问题，问别人和问自己得到的答案会不同。

你就纠结一回

马克斯非常饿，因为他做了一个决定：做每一个决定必须是理性的。而他的尴尬就是：食物吃完了，他的家处于能获得食物（唯一）的东西两个菜场正中间。因而他没有任何理由去任何方向，你能否帮帮他？

说了很多，其实很多问题都是被语言欺骗。

这话绕啊绕啊，心里就敬畏了，就觉得是很深刻的理论。且，语言本身表达的不完善与语言定义的问题就会产生很多错误，误会。

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

一头想要被吃掉的猪

马克做了40年的素食主义者，虽然一度想念肉食，但他原则总能战胜欲望。而他现在可以问心无愧地吃肉了。

一周前，他碰到了一头经基因改造过的猪，能讲话，更重要的是他想被人吃掉。对马克一述衷肠，马克觉得不吃他就是不尊重他。

你的选择呢：

没有赢家

士兵瑞恩要做一件很不好的事，他被下令先强奸并杀死一个女囚徒，而这只是因为种族原因被抓来的无辜的平民。无疑，这是极不正义的罪行。

但他却没有二选。如果执行命令，尚可让受害者不必承受更多不必要的折磨。他知道，如果违令，他自己将被处决，而这个囚犯还会被侵犯并杀害，可能还会更残忍。所以他只能选择最优解。但他的内心很不平静。

把伤害降到最低似乎是道德上完美的事了，假如有人为他如此辩护，站后法庭会原谅他吗？

我们可以看到道德是如此苍白，但也说得过去，毕竟道德是后天产生的。

光钎传送

电子传送机通过分子扫描你的大脑和身体，毁灭她们，然后把信息传到火星，再将你的身体在火星上重组。虽然火星上这人外貌感觉和思想都与在地球上被催眠并穿越时空的那个人是一样的，但却不可否认一个事实：你被谋杀了，然后被一个克隆人替代了。

体验者认为这是荒谬的，因为他并未意识到自己死了，而在被分解的瞬间，又不可否认被谋杀的事实。

我们的存在依赖什么？

虚拟出轨

结婚20年，夫妻变成左右手。因为当迪克了解虚拟出轨公司，他兴奋了。因为他还爱自己的妻子，又不愿背负现实出轨的道德谴责。而这个公司应他所需，提哦那个虚拟性爱服务。这并非网友一夜情，而是在虚拟环境下让你和你的理想型共处。它让你感到是如此真实。而实际上，却是电刺激大脑形成的。它拥有出轨的快乐，却不是真的不忠，迪克还有什么理由抵抗他的诱惑吗？

可能在现实中，这样的思想跳板就有，似是而非中让你撤下道德高强和心理防线。来吧，找个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