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思考的 关于“一国两制”问题

第一篇：我所思考的 关于“一国两制”问题

我所思考的

——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现实意义

内容摘要：1982年一月，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而“和平统一”更是党的各界领导人坚定不移的信念。“一国两制”这一战略思想在香港、澳门这两个特别行政区的成功实施证明了它的正确性；而大陆和台湾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也让我们看到了“和平统一”思想的必要性。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内容有以下十个方面：（1）一个中国。这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核心，是发展两岸关系和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2）两制并存。（3）高度自治。（4）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5）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寄希望于台湾人民。（6）积极促谈，争取通过谈判实现统一。（7）积极促进两岸“三通”和各项交流，增进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和感情。密切两岸经济，文化关系，为实现和平统一制造条件。（8）坚决反对任何“台湾独立”的言行。（9）坚决反对外国势力插手和干涉台湾问题。（10）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基础。

从以上十条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对台湾问题的严肃态度。台湾，从古至今一直是我们中国的领土，虽然曾经经历过短暂的分别，但我们坚信，经过党和国家的不懈努力，台湾终究会回到祖国的回报。这几年，我们看到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科学国祥所产生的积极效果：2008年12月，中国将命名为“团团”、“圆圆”的两只大熊猫送到台湾，当地媒体和政府对这件事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团团圆圆”是党和国家以及全体人民对台湾问题的殷切希望，也是台湾问题的最终结果；2008年，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中断了近十年的两岸制度化协商得以恢复，进而推动了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以及两岸民众苦盼了30年得“三通”基本实现；2000年11月，全球已有三十五个国家或地区成立了五十七个致力于推进中国和平统一，反对“台独”的民间团体。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成立，党和国家再一次明确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向。

台湾为题的日趋解决以及香港、澳门这两个特别行政区的繁荣发展让我们看到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一科学构想的而现实意义：

第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创造性地把和平共处五大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的统一问题。和平共处是处理国际关系必须遵守的普遍准则，“一国两制”构想将这一准则的精神应用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之间的关系，以解决祖国的和平统一问题。

邓小平说：“根据中国自己的实际，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同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 第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历史的范畴，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第三，“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体现了既坚持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坚定性，也体现了照顾历史实际和现实可能的策略灵活性，可以避免武力统一会造成的不良后果、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所谓原则坚定性，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中国国家主权的领土统一与领土的完整不受侵犯。

第四，“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有利于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需要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与国内环境。

第五，“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为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解决何用非和平方式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觉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我坚信，只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不动摇，台湾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祖国一定能实现和平统一，而这样的日子就在不久的将来。

第二篇：关于“一国两制”的法哲学思考

2000年10月30日 09:39 西南政法大学 文正邦

随着香港、澳门的陆续回归以及海峡两岸统一大势的不可抗逆，一种罕见的政治法律现象就将呈现在世人面前，因为“一国两制”的国家结构必然导致“一国两法”（一国之内两种社会性质的法律制度并存）和出现多个法域（祖国大陆主法域及我国香港、澳门等辅法域）的奇特法制体系的建立和形成。它的基本构架是：以宪法为龙头，以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纽带，以社会主义法为主干，以上述特区的资本主义法为支干，并以它们彼此相互间的区际冲突法为胶合剂的，两种性质的法律相得益彰，各法域共促共生的，多层次、多色调、多板块，结构复杂，内容和形式异常丰富多彩的法制体系。这在中外法制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对它的深入研究不仅将大大地丰富和更新我们的政治和法学理论、而且将促进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的发展和创新，从而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本文愿试作一些法哲学的思考和探究，以期能有助于中国法制发展的这一跨世纪战略任务的解决。

一、“一国两制”的法律意义和特征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就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根据自己的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本国的部分地区实行不同于国家主体部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及生活方式。

众所周知，“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解决我国台湾问题，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所提出和制定的一项重大国策，它已以特定的方式载入了我国宪法。1982年我国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而且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已使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得到合理合法的解决。1984年12月19日和1987年4月13日中英两国政府和中葡两国政府分别签署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各自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并在1990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3年3月31日，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从而使“一国两制”的重大国策得以制度化、规范化，赋予了它以更加充分而深厚的法律依据和意义，使其具有合宪性、合法性和稳定性。尽管在香港、澳门回归过渡时期，也可能出现一些干扰其平稳过渡的阻力，但只要我们严格依法办事，就可以有理、有利、有力地推进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由此可见，“一国两制”的确定和实施，必须具有宪法和法律的依据和保证，而且也只有通过法律的手段和法制的形式，才能建立起祖国大陆与我国港、澳不同的社会制度地区间的稳定联系，并妥善解决其间发生的某些纠纷和矛盾。“一国两制”既涉及到国体，又涉及到国家结构和政体，既涉及到我国的经济制度也涉及到我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法与国家，法律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总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法制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广义的政治制度就包括了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的稳定建立和发展，也离不开法律。因此，“一国两制”的确立和实施，必然会引起我国法律制度或体制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单纯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演变为祖国大陆社会主义法（占主体）与港、澳资本主义法并存，即“一国两制”必然导致“一国两法”；第二，从单一法域国家变成多法域国家，即形成祖国大陆（主法域）和我国香港、澳门等辅法域。由此派生出“一国两制”法制体系下的诸多复杂现象和关系，也决定了其间所存在的法律冲突的复杂性及其解决的繁难度。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个方面中第一方面是首要的和基本的，也是最能体现我国“一国两制”法制体系特色的。也就是说，我国“一国两制”法制体系的基本特征，并不在于其多法域，而在于“一国两法”。即在于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法制制度的并存。这正是决定我们的“一国两制”以及“一国两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具有特殊复杂性的根本原因，也是同世界上其他一些多法域但却仍是“一国一制”的国家结构和法制体系国家的最大区别。例如美国、瑞士、澳大利亚等都是这样的多法域国家。美国有50个州，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民法，然而它们都属于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法制区别和法律冲突。这些多法域国家由于实行“一国一制”，因而各地区的法律其阶级本质和基本原则相同，法律体系之间的共同点是主要的，不同点是次要的，出现的法律冲突也是浅层的，不能与我们“一国两制”下祖国大陆同我国香港、澳门之间基于不同性质的法制区别和法律冲突相同日比拟。当然，我国“一国两制”下的法制体系也有一般多法域国家法律冲突的某些共同特征，如所属法系的不同与冲突，各法域之间的差异和冲突等，这就更增加了其复杂性和繁难度。

从纵向上看，“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虽然历史上也不乏其例，但还没有进展到建立起较稳定的法制体系并妥善解决其法律冲突的地步。我国历史上社会制度形态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以武力征服了社会制度和形态比较先进的汉民族地区后，如蒙古族、满族征服汉族，都出现过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奴隶制与封建制）并存的情况。公元646年大化革新以后的日本，也存在过类似的情况。美国独立战争后至南北战争以前，则出现过在北方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在南方的几个州保留奴隶制的状况。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西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暂时保留其原有制度至民主改革之前，实际上也是属于“一国两制”的特殊情况。上述这些情况由于是在改朝或改制的过渡时期出现的暂时现象，没有具备充足的法律依据和保证，因而，缺乏稳定性和典型意义，虽可作为我们现今实行“一国两制”的历史依据，但却不能与其深刻涵义和重大意义相比拟。

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故此只作简略述及。

2．区际冲突法

我国区际冲突法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必要性，是为了解决我国香港、澳门、台湾等特别行政区建立后与祖国大陆之间以及这些特别行政区彼此之间所必然产生和存在的区际法律冲突。区际法律冲突是一个主权国家领土范围内具有独特法律制度的不同地区之间在同一平面上的法律冲突。一国内部各个具有独特法律制度的地区一般称为“法域”，各法域之间法律地位是平等的。而其内部具有数个法域出现区际法律冲突的国家称为“复合法域国家”或多法域国家。“一国两制”实现后的我国就是这样的多法域国家，无论是我国香港、澳门及我国台湾或是祖国大陆，从区际冲突法的视角看，都是相对独立的法域。也就是说在“一国两制”的国家结构和法制体系下，一方面，就行政关系而言，中央人民政府与特别行政区之间的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的隶属关系；另一方面，从区际法律冲突关系而言，祖国大陆、我国香港等法域都是相对独立的法域，都允许保持性质不同，各具特色的法律制度。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各地区人民间的交往就会产生大量涉外（法域）法律因素和法律关系，从而要求各法域互相承认外法域人的民事法律地位以及外法域的法律在自己区域内的域外效力。这就使区际法律冲突的产生具备了主客观条件，而区际法律冲突的存在，又使以解决区际法律冲突为宗旨的区际冲突法具有了客观必然性。

我国区际法律冲突的复杂性、特殊性决定了我国区际冲突法的复杂性、特殊性。因为：第一，我国区际法律冲突存在着不同阶级本质的法律之间的冲突，而不同于“一国一制”下的一般多法域国家的区际法律冲突，后者的法律冲突往往是浅层次的，不涉及法律的本质方面。我国“一国两制”条件下祖国大陆与我国港、澳、台之间的社会主义法与资本主义法之间的冲突，由于体现了不同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其基本的法律原则和立法精神都存在重大差异，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不同规定甚至相对立的情况，因此其法律冲突在质上是深层次的，在量上也是相当广泛的。第二，我国区际法律冲突体现了当今世界三大法系（社会主义法系、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之间的法律冲突，而不同于其他多法域国家多数是属同一法系，只有极少数（如美国、加拿大）也仅有属两大法系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第三，我国区际法律冲突是特别单一制国家内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而不同于目前世界上区际法律冲突大都发生在联邦制国家，并且联邦法院常常具有协调成员邦之间法律冲突的职能。“一国两制”条件下的我国，包括祖国大陆和特别行政区在内的各法域事实上都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这就意味着区际法律冲突是在没有共同的最高司法机关进行协调的情况下展开的，这样法律冲突不仅表现在一些低级规范上，而且也表现在一些重要原则上。第四，我国区际法律冲突还涉及到适用国际协定上的冲突，这也是由于“一国两制”下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包括享有部分对外事务的权力的结果。例如，根据《基本法》规定，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可以分别以“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名义，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单独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并签订和履行有关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的国际协定，中央人民政府可根据情况和香港及澳门和需要，在征询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决定是否适用于该地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参加，但已适用于香港和澳门的国际协定仍可继续适用。这就会出现一些国际协定适用于某地区而不适用于其他地区的情况，从而导致各地区的本地法同其他地区适用的国际协定之间以及各地区适用不同国际协定之间的冲突。而其他多法域国家的中央政府缔结、批准或参加的国际条约适用于其全部领土，地方政府无权对外缔结国际条约。为解决如此复杂的区际法律冲突，在如下三大层面上提出和展开的中国区际冲突法的主要任务和基本内容，即（1）管辖权问题，（2）法律适用问题，（3）判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司法协助问题），当然也就十分复杂和极富有特色。为此，研制和发展我国的区际冲突法，就必须在坚持国家主权原则、“一国两制”原则、平等互利原则以及有利于各法域经济发展原则的前提下，遵循一定的途径和适当的步骤。因为区际冲突法固然应是“一国两制”实现以后，我国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我国台湾和平统一后，解决祖国大陆和各特别行政区不同法域相互彼此之间民、商事法律冲突的必要而可行模式，但需要经过一个努力探索和积极筹备的相当过程，以有待于制定统一的区际冲突法的条件之逐渐成熟。在此之前，则还须探寻其他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方式和办法。例如可以考虑先制定一些有关的法律适用、管辖、裁判、执行（以及其他司法协助）的双边或多边协定，以便于逐步过渡到制定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

3．宪法

在“一国两制”法制体系中，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国两制”的根本法律依据，是“一国两制”具有合宪性、合法性、稳定性和国家主权统一的基本象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一国两制”的全面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不仅将大大地发展、丰富我国的宪政实践和理论，而且必将促进我国现行宪法的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乃至于会出现制定一部“大宪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为此，笔者特提出一些探索性意见，以尽可能地为“一国两制”的全面实施寻求更充分、完备的宪法依据，并就教于学术界。若有不当之处，权当一孔之见。

实现“一国两制”后，就将使我国的国家结构从一般单一制变为多法域（或复合法域）的特殊单一制（即既不是联邦制更不是邦联制等复合制国家，又不是只有一个法域的一般单一制国家，而是在统一的主权下有多个独立法域并存的特殊单一制国家），法制体系也将因大陆的社会主义法与特别行政区的资本主义法并存，以及出现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区际冲突法等崭新的法律现象而趋于十分复杂。这样，随着我国香港、澳门的回归祖国以及海峡两岸统一大业的完成，“一国两制”所引起的如此极其复杂而丰富多彩的政治法律现象，就必然使现行宪法第31条的有关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

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就显得远远不够。它既不能反映全面实现“一国两制”后我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发展状况的全貌，又还不足以作为在此情况下诸特别行政区及其独特法律体系存在之充分而完备的最高法律依据。而且如果更严格讲来，从第31条的这一规定中，还不能必然得出“在特别行政区内可以实行与大陆地区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性质不同甚至相矛盾的制度”的结论，还必须要靠正式的宪法解释或配套立法，才可能具有这样的涵义。然而即便是辅以宪法解释，并对宪法第31条作出补充，明确规定“在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和保留其原有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等，也还是不够。因为最关紧要的是在什么情况（前提和条件）下才允许保留和允许在多大限度内予以保留，以及怎样构设特别行政区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及其权限。这些关系到国家根本政治结构和体制的重大问题，不能简单、笼统地涉及，必须有极其明确、系统和普遍性的规定。也不能使这些重大任务，概由根本法之下的各个《基本法》来承担，而应当率先在宪法中予以高度概括和总结。并还需要对“一国两制”全面实现后我国的整个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发展、变化作出根本法的规定和概括。

为此，就需要对现行宪法作出重大修改和变动，使之无论在国家结构、国体和政体等重要方面都充分而明确地体现出“一国两制”的重大国策及其全面实现。这必将引起我国宪政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变化和发展，乃至有必要和实际可能制定出一部体现和确认祖国统一、并巩固统一成果的“大宪法”来，以作为大陆和各特别行政区均一体遵行、普遍实施的共同母法，为“一国两制”及其全面实现提供更充分、明确、完备的根本法依据，从而改变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本上（多数条款）不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状况。

制定这部“大宪法”的总的指导原则就是坚持“一国两制”，即在坚持“一国”的大前提和根本基础上认真地实行“两制”。坚持“一国”，即强调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各民族团结平等，实行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分权，坚持国家结构形式的单一制，不搞联邦制，坚持规定统一的国旗、国徽、国都、国歌等。实行“两制”，即既应坚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部分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允许特别行政区保留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其独特的政治体制、司法制度、法律体系等）。即求同存异，在国家利益至尚和主权统一的大前提下承认不同地区制度发展的特殊性、不平衡性。为此，就应在宪法中从总体上较系统地规定特别行政区共同条款，以作为定立和实施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更充分的法律依据；还应就解决祖国大陆和各特别行政区彼此间的区际法律冲突的总的指导原则作出规定，以便定立和实施区际冲突法有所依循。

三、“一国两制”对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拓展和促进

我们的理想目标是要建设高度民主、文明且法制完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民主要靠社会主义法制来保证，这是本世纪社会主义发展豪迈而艰辛历程留下的最重要经验和教训之一。值此世纪之交和迈向21世纪之际“一国两制”的历史创举，不仅给法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而且对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又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既是巨大的冲击，又是有力的促进。关键是我们要有科学的态度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从而勇敢地迎接挑战，善于抓住并利用这种机遇，就可能成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新的发展契机和驱动力。

“一国两制”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影响和促进是多方面的，除了以上所涉及到的之外，现专就下述系列问题作些探究和分析。

（一）“一国两制”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拓展和促进，主要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一国两制”为我国的国体和政体建设增添了新内容，使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两种民主制度通过和平竞赛，互相取长补短，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其政体是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表现和形式。“一国两制”实现使特别行政区各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政权组织形式将和国家主体部分不相同，在这些地区政权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政权组织形式基本上是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即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从而使我国的国体和政体在特别行政区出现不一致，但又为整个国家的国体和政体服务，即形成国家主体部分的社会主义民主与特别行政区的资本主义民主并存，使这两种民主制度在服从于共同目的--国家统一和富强的大前提下，可以通过和平竞赛、互相取长补短、共存共荣，最终将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因为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乃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它们除了有阶级属性和阶级基础的不同之外，还包含着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发展中的一些普遍要求和共同规律。特别是现代民主制度乃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和保证，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普遍政治要求。例如自由平等原则，分权制衡原则、以法治国原则等等，这些无论是资本主义民主或是社会主义民主都不可回避（虽然有阶级性不同），其经验和成就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共同财富。经过几百年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已积累了这方面的若干经验，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不无启迪作用。例如香港与贪污腐败作斗争的产物--廉政公署制度，就是其法治原则的重要体现，是维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有力武器，其峻法以反腐倡廉之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当然，我们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和广泛性，也值得他们学习和借鉴。

第二，“一国两制”引起了我国国家结构的新变化，是对国家高度集权的重大突破，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从而在一种新的构架上使国家权力得以合理分解、运行和制约，从而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一国两制”的实行，将使我国从一般单一制国家变成为

特殊单一制国家，从而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结构新模式。因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等），这些权利和权力既大大超过了我国省级以及民族自治区政府的权力，又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过了某些联邦制国家中成员邦政府的权力。从而使我国的国家结构具有了某些复合制的特征，但她仍然是单一制而不是联邦制，更不是邦联制，乃是一种特殊单一制。在这种特殊单一制下，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将由三种地方行政单位构成，即普通行政单位、民族区域自治单位和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单位，由原来的两种地方分权形式发展为三种地方分权形式，突破了单一制下地方政府传统权力的范围。这是符合当代国家结构发展的基本趋势--是朝着深化国家权力分解程度的总方向发展的，即需要降低国家权力集中程度，改变国家权力过分集中，以便于发挥地方行政单位的积极性、主动性，有利于中央政府简政放权，进行宏观调控。这也是一种民主化的趋势，便于在一种新的层面和构架上探寻如何使国家权力得以更科学、合理地分解、分配、运行、使用和有效监督及制约。而且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的行政、立法、司法经验同内地行政单位之间可以互相借鉴和参考，以便建立一种高效率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政治体制，促进我国的政治体制建设和改革。

第三，“一国两制”扩大了我国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了多党合作制度，赋予人民民主专政阶级联盟新的形式和内容，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强国富民。

“一国两制”实现后，我国港、澳、台地区存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产阶级也加入爱国统一战线，我国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使港、澳、台阶层人士及其政治代表都在爱国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其代表人物参加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等政治机构之中，这样，无论是祖国大陆还是我国港、澳、台的所有公民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事务的平等权利，从而赋予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联盟以新的内容和形式，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振兴中华、实现强国富民，也有利于促进和扩展社会主义民主。

（二）“一国两制”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以及法学理论的促进、丰富、深化和拓展，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以下诸多方面：

第一，在法的性质和规律性方面，充分体现出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并使法的类型和更替呈现出复杂性。

因为很明显，“一国两制”法制体系中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区际冲突法等的阶级属性非常复杂，既不能把它们完全归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又不能完全归于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律，也不能简单地说是两者廉而有之，或者概念化地称为两者的对立统一。这种复杂而奇特的法律现象，充分表明法既具有阶级性，又具有其社会性，是阶级性和社会性之不同形式的统一。固然很多情况下法律的阶级性特别明显，但以上这几种跨法域的法律又是其社会性的突出表现，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与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律发生交叉、渗透、重叠的结果。可见，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两者相生相成，共同演现出人类社会丰富多彩的种种法律现象。“一国两制”结构下的法制体系及其构成要件，就是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相生相成的生动体现。

不仅如此，在“一国两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类型的法和资本主义类型的法将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合法地并存，都统一于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法制的框架之内，成为其不可割裂的组成部分，而且还发生交叉、重叠出现一些新的法律现象。这也是人类法制史上的一种奇特景象。它表明不能把法的历史类型和更替简单化，既不必然是非此即彼，也不一定是纯而又纯，虽然其总的历史发展趋势不可规避，但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无论是剥削阶级法之间以及剥削阶级法与社会主义法之间都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中并存，并会有所交叉和重叠。从而以新的事实证明法不仅具有历史的继承性，而且同一时空内不同类型的法也可以相辅相成。

第二，在法的体系方面，使法律体系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差异性，多样性，并大大丰富了我国法律体系。

在“一国两制”的情况下，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表现在：其一，各法域的法律体系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同，祖国大陆法域建立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其他三法域建立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其二，祖国大陆法域和其他三法域所反映的阶级意志不同，前者主要反映工人阶级的意志，后者主要反映资产阶级的意志，当然也包括反映有其他阶层和劳动者的意志。其三，它们各自的指导原则也不同，祖国大陆法域的指导原则主要是“四项基本原则”，同时也是“一国两制”；而其他三法域的指导是“一国两制”，不实行“四项基本原则”。其四，它们所属法系及其所体现的法律文化背景和条件也殊有不同。这样，我国的法律体系就会出现多样性和多层次性，不仅有作为主体的祖国大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特别行政区作为辅助的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区分，还有我国港、澳、台各特别行政区之间基于现状和历史传统的不同其各自的法律体系也有区别并相对独立，而且这些自成体系的法律体系的内部又有其各具特征的层次结构性，以及不同部门法之间的分野。因此，“一国两制”情况下我国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问题就更加复杂并具有了新的意义。这种统一和协调乃是在具有极其多样性和丰富差异性的情况下的统一、协调，是在“一国两制”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统一和协调。所以各法律体系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统一，既相互冲突和独立，又彼此联系参照。因此如何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协调其间的矛盾，就是“一国两制”情况下急待解决的重要法律问题。其中，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就起着统一和联结的特殊作用，区际冲突法和区际司法协助就发挥协调的机制和功能。

第三，在立法体制以及法律解释和法的渊源方面，都出现了多样性、复杂性和特殊性。

由于享受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这种立法权不完全同于祖国大陆的地方权力机关（包括民族自治地方）所行使的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只受中央权力机关的有限监督，它显然比祖国大陆地方权

力机关的立法权的权限要大些，范围也要宽些，因为特别行政区权力机关还可以制定自己的民法、刑法，凡属自治范围的事项均可立法，制定的法律只要符合其《基本法》和法定程序均属有效。这样，我国的立法体制除了原有的在中央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前提下，并赋予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和地方机关制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权限的体制外，又赋予了特别行政区享有相当大的立法权；虽然这种立法权仍然属于中央授予的地方立法权的范畴，但它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区的重要内容和体现。因而使我国立法体制具有了新的形式和特点。

依此道理，在法律解释方面也出现了新情况、新特点。以香港为例，由于香港的法律制度遵循英美法系的判例原则，法律解释一律由司法机关即法院在审判案件中作出。也就是说，我国香港只存在司法解释，而不存在立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即不是象祖国大陆现有法律解释体制那样，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解释权为主导的情况下，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司法解释权，以及由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行使行政解释权。因此，“一国两制”实现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也行使法律解释权，不仅可以解释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且也被授权可对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依法进行解释。突破了内地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进行解释，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无法律解释权的状况。可见“一国两制”实现后，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也将有所变化。

由于“一国两制”的实现，将使我国的法律体系就其法律传统而言，从单一的社会主义法系成为同时还存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普通法系，就会引起法的渊源从单一的制定法向同时还包括判例法、习惯法扩展。所以“一国两制”实现后，我国法的渊源体系就颇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它既是一元化的（即大陆和特别行政区的法的渊源都离不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陆的各种法的渊源以及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据），又是多体系的（祖国大陆是以宪法为最高效力的，依次结成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渊源体系；各特别行政区又以其《基本法》为首，形成各自特定的法的渊源体系）和多层次（不仅有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与我国所有其他法律的层级区别，而且祖国大陆和各特别行政区的法的渊源体系，其内部又都有主从有序的、效力大小不同的层次区别）、多样性的（既有制定法为主体，又有判例法，还有习惯法）。这无疑将有利于各具特色的法的渊源体系之间的相互比较、借鉴和吸收，从而促进我国法制的发展。

第四，在司法体制和法律适用方面，更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情况、新特点。

这是很明显的。例如，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之规定及其精神，两个特别行政区均各自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设立终审法院，法院都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员或法官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不受法律追究（即实行审判独立并赋予法官享有司法豁免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机关实行陪审制度和无罪推定原则，采取抗辩式诉讼模式，并遵循判例的原则；原在香港实行的司法体制，除因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而产生变化外，予以保留。澳门特别行政区也建立起独立的、摆脱葡萄牙司法机关系统的，比较完备的司法制度，并设立行政法院，澳门原有刑事起诉法庭制度仍继续保留。这些均表明两个特别行政区都各自建立起独立的司法制度和独特的司法体制。不仅如此，由于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其法律体系也具有独立性和独特之处，全国性法律基本上不在这些地区实施（除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及其附件三所列的主要体现国家统一和国家主权原则的法律外），香港原有法律和澳门原有法律均基本保留（除同《基本法》相抵触或经各自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这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为：其《基本法》及其附件三所列，香港原有法律（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与习惯法），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为：其《基本法》及其附件三所列，澳门原有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这些也会给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在法律适用方面带来若干不同于内地的新情况、新特点。这种独特的司法体制和法律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对我国司法体制的建设和改革以及法律适用的理论和实践，亦不无启迪和促进。

四、“一国两制”实现过程中的“港澳模式”和“台湾模式”的区别和联系

所谓“港澳模式”，即香港和澳门是通过签定中英和中葡联合声明这种国际协议为启动，以制定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种宪法性国内法律文件来完成其法律依据，同时要伴之以一系列相应的法律改革（废、改、立）以及适时的区际冲突法和司法协助以完善之。并要到 1997年和 1999年“一国两制”及其法制体系才在该两地区从事实上相继得以实现和实施。因此，这种“港澳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1．它适用的是国外用武力霸占（割让）和武力威胁强租了我国领土后回归祖国（收回主权）的这种历史和现实情况。因而是通过签定国际协议导向制定国内基本法的途径，从而使之具有国内立法的约束力和可操作性，完成其回归祖国的法律依据。

2．它是以中英、中葡相互承认（国家承认和法律承认）从而约束中方和香港、澳门之间政府和法律承认为前提，而且在这些地区的所谓“三通”、“四流”也早已进行。

3．它有一个我国在这些地区收回主权的确定的期限，从基本法生效到收回主权有一个明确的过渡时期。

正是在这三点上它与“台湾模式”相区别：

1．我国台湾问题是一国内的统一问题，而不是收回主权问题，属于我国内政，不牵涉任何外国，也不容许任何国家插手，就谈不上什么国际协议。当然也可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协商签定关于两岸统一

问题的联合声明，以便为制定我国台湾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创造气氛和前提。但这种方式只是一种预测和预期。

2．这些年来尽管我们党和政府作了很大努力和让步，采取了许多措施和“高姿态”致力于和平统一，我国台湾方面也由于形势逼迫采取了一些措施和姿态以缓和改善两岸关系；但两岸关系仍没能有多少重大突破和实质性的进展。台湾当局长期坚持以“三不”对“三通”，限制双方的双向交流，坚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制造了各种事端，给祖国统一设置了种种障碍。台湾当局虽然已宣布从1991年5月1日起终止所谓“动员戡乱时期”，同时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可是台湾当局一些头面人物依然声言，这决不表示他们的政策有所改变，仍坚持敌视大陆的立场。尤其令人气愤和需要高度警惕的是，这些年来，由于李登辉等人的纵容和支持乃至亲自登台表演，“台独”势力和“独台”倾向日益嚣张猖狂，就更增加了我国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和和平统一的繁难程度。

3．实现对我国台湾的和平统一虽然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历史的必然，但这至今仍难以界定一个确切的期限，远未进入已完成了法律依据的过渡时期，只能说还处于酝酿、准备时期、处于最初步的阶段，远未进入“一国两制”的实现过程中，更未进入实际操作阶段。而且两岸关系还不断有所反复和曲折。因此，如果从最积极的意义上讲，双方也仅还在探索和试探可以接受的实现统一的途径、方式、条件和可能性。这就使我们对海峡两岸关系法律问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也处于探索阶段，并不能不带有某种超前和预测的性质，即最多也只能是在探寻可供选择的具有一定可行性的方案。而不可能进入实质性过程和程序，更不可能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当然就难以界定确切的期限。这也是“台湾模式”和“港澳模式”的一个显著区别。

当然，“港澳模式”和“台湾模式”也都有共同点和同一性，这除了它们都是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导下的产物以及都是“一国两制”法制体系的动态环节之外，还具有以下共同性：

1．根据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的可行办法和经验，一般说来，似都要通过制定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或采取其他法律形式来完成其法律依据，否则我国台湾和祖国大陆的统一问题就不可能进入实质性的阶段。当然，由于我国台湾问题更具有复杂性，解决我国台湾问题的方式和途径都可能会更灵活些，而且允许统一后我国台湾方面保留更大权力。因此，在法律形式上也会更具有其特殊性，既可能通过制定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方式来完成其法律依据，又可能采取其他形式来完成这种依据。

2．也都需要有区际冲突法和司法协助来解决大陆法域和特别行政区法域的法律冲突和协调问题，而且我国台湾和祖国大陆之间的区际冲突法和司法协助尤其必要，并且数量会更大，内容和形式都会更为丰富和多样。这不仅因为我国台湾的面积、人口远远超过我国香港和澳门，而且是由于长期的隔绝、封闭更需要通过法律手段来沟通和协调。

3．都必然要引起相应的法律改革，即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废、改、立。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必会引导起香港现行法律的改革。首先，香港现行宪制性文件《英王制诰》和《王室训令》将因基本法的存在而逐步被废除。其次，香港部分原有法律，包括英国国会立法及香港立法中含殖民色彩的内容，如《英国法律确定法》、《英国殖民地法》、《引渡法》、《殖民地边界法》等，也将被废除。《人权法案》中不符合《基本法》精神的也要予以修改。目前，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正在对香港现行法律进行全面检审。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台湾现行法律的改革就更为必要，特别是那些早已过时，或名存实亡，或仅作苟延残喘的所谓民国法，包括民国宪法以及适应“动员戡乱”体制的法律和法规，均须废除。同时，还应有适应“一国两制”的对法律的修订和立定。当然，祖国大陆方面也应有相应的法律的立、改、废，如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宪法中有关“一国两制”的规定的进一步完善，区际冲突法的应运而生，以及其他法律改革事宜等。然而这些都只能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逐步地实行。

当然，由于未来的我国台湾特别行政区也将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那么也会象香港、澳门一样建立起独特的政治体制、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从而享受独立的司法权、终审权以及比内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更大的立法权；其原有法律除与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相抵触外，也会基本保留；全国性法律除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特别规定的少量法律外，也不在我国台湾地区实施；其司法体制除一些不合时宜者需要改变之外，也会基本保留下来。

在此，还有必要谈及曾一度成为解决海峡两岸关系法律问题的一个热门话题的“两岸关系法”的有关意见。

这些年来，我国台湾和祖国大陆有关方面都曾各自先后提出了多起“两岸关系法”的草案或建议，以为解决海峡两岸人民交往关系中的法律问题作尝试和寻求一个可能的方案，无疑是含有其积极意义的。然而，一方面，由于我国台湾方面提出的多个草案虽也体现了务实性、灵活性、兼容性，但又明显地具有防御性、歧视性以及单向性和片面性的特征；祖国大陆方面有关研究机构提出的草案也未尽如人意。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正如前所述，由于和平统一我国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和繁难程度，现还未进入在我国台湾实现“一国两制”的实质性阶段，还处于酝酿、预备时期，因此，“两岸关系法”本身还带有探索、试验的性质，即使可行，也是一种处于过渡时期之前的准过渡性法律。所以，还很难断定它能否成为“一国两法”法制体系中的稳定构件。现在所设想的“两岸关系法”的许多内容，有的可以被将来的我国“台湾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规定，有的可以被那时的区际冲突法所规定，有的还可以被一些专门法规和特别法规所容纳。关键的问题是这类“两岸关系法”不仅存在着“现有”和“应有”的矛盾，而且存在着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矛盾。不仅很难达到符合各方面要求，为各方所接受和认可的程度，而且能否发生应有的法律效力且有效地实施，亦颇成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制定这类“两岸关系法”的努力意义不大，但它们作为探索解决两岸关系的法律问题的一种方案，并非不可以试验。通过这

种试验，我们可以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提出更加切实可行的方案，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而且通过这些努力，还可以为两岸交流与合作创造一种气氛，进行法律上的对话，甚至可能找到进一步改善两岸关系的新的突破口和路径。

该文《现代法学》1997年第3期发表，人大复印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1997年第4期转载，获重庆市（直辖）市政府1999年颁首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三等奖，本校1999年颁优秀科研成果评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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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拆迁问题所引发的社会思考 原创

拆迁问题所引发的社会思考

近日，苏州南环桥附近的居民住宅正在进行拆迁，南环桥属于苏州的老城区，靠近南门车站和观前街，交通便利，经济发达。近日来的拆迁工程，致使曾经的老城区满目疮痍，由此引发的种种问题亟待解决。

不仅如此，沈阳暴力拆迁、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政府野蛮拆迁、北京野蛮拆迁、南京玄武区拆迁办等近年来违法违规强制拆迁的事件此起彼伏，然而这只是经过媒体发掘的一部分，由这些现象可以看出，如何正确调节拆迁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经济的发展促使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伴随着旧城改造，由拆迁带来的纠纷呈上升趋势。并且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由拆迁带来的较为激化的矛盾。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拆迁这一关系人民根本利益的领域承待法律规范。

恶性拆迁问题的恶劣影响显而易见，这些拆迁矛盾的原因又有哪些？究其原委，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 社会变化引起《拆迁条例》的误用

2、公民的私权利意识尚未强化，只要政府提出拆迁，被拆迁人极少反对；

3、商业化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尚未大量出现，更未形成为一个产业，地方的财政收入并不依赖房地产开发，《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颁布，《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至1998年7月才颁布；

4、当时的拆迁目的多以城市的道路交通和市政建设为主，被拆迁的私人房屋的数量少；

5、房地产的价格低，补偿的价款与重新购买的差额不大。

（引自《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二 法律体制方面的缺陷

各地政府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依据此条例制定了当地的拆迁管理规定。不同地区的法律条文不同，导致行政管理的混乱。关于拆迁补偿方法，规定也比较混乱，没有形成统一性的规范规定，因此带来了实际操作中难以预料的混乱现象。同时，拆迁实践中的“钉子户”这一词就反映着拆迁者与被拆迁者的对立关系，暴露出立法理念的落后。

三 执法及行政手段

拆迁办公室是专门管理拆迁事务的机构，执掌着拆迁人权。目前存在着较多的违反法律程序、野蛮拆迁等情况，执法水平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被拆迁人的感情导致了此类矛盾的激化。（摘自互联网）

以上的种种，即是导致拆迁问题难以妥善解决的原因。抗法和暴力执法的问题，已经或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首先就体现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够和不尊重私有财产权。因为拆迁不当所引起的各种悲剧值得人们深思。要想缓解城市建设中的拆迁所引发的问题，从根本上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侵害，仅靠行政命令是不够的。

由此，提出几条观点，以缓和拆迁所引发的社会矛盾：

1.树立正确的立法理念，完善我国现行的有关拆迁的法律法规

首先，颁布正确的法律是维护拆迁正常进行的重要保障，也只有完善的法律规章制度，才能维护公民的利益，也可以促使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更为重要的是，断绝了不法分子利用法律漏洞谋取私利的途径。

2.就政府而言，应严格依法行政。

政府的相关机构必须严格依法行政，才能使被拆迁人信服，也只有这样，才能缓解纠纷，不少地方政府走的是“强硬派路线”，以权压人，以势欺人，根本没有把拆迁户放到平等的谈判位置，这样是把人民放在对立面上，不能正常进行的拆迁工程可想而知。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3.疏通被拆迁人的权利救济渠道。

现实中的种种悲剧都是由于没能妥善解决拆迁矛盾所造成的，能够与被拆迁户进行合理平等的协商是最后的途径，毕竟被拆迁户属于弱势群体，我们应该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考虑，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才能得到出乎意料的成果。

拆迁引起的社会问题已不容我们忽视，及时采取适当有效的措施是政府缓解拆迁引起的社会问题的当务之急。同时，作为良好公民的我们也不能钻法律的空子，在有关拆迁的制度尚不完善的当今，我们要理解政府的安排，遵守公民道德，尽力配合拆迁事宜。但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一定要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权益。

以上仅我对现在身边拆迁问题引发的社会思考，希望今后这些问题能得到妥善的处理。

第四篇：毛概论文——关于一国两制的思考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论文

一国两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模式

论文题目：

姓名：池芳婷 学号：20150960103 院系：建筑学院 专业：城乡规划 一、一国两制的理论概述

关键词：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 邓小平港澳台 社会主义制度

“一国两制”提出的历史背景: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针对台湾问题提出来。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表达了大陆人民对台湾同胞的思念之情。1981年9月，就实现祖国和平统一问题提出了九条方针政策，这出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并可保留军队。邓小平后来正式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

“一国两制”的主要内涵：“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同志针对港、澳、台地区特殊的历史与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后，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的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理论。“一国两制”的基本涵义是：在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部分坚持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两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考虑到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的必然选择，又照顾到港、澳、台地区的具体情况，是和平统一祖国的唯一正确选择。二、一国两制的实践 香港、澳门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台湾问题是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维护民族团结，捍卫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中华文明史上，无数英雄志士为这一传统不惜血洒疆场，献身祖国。港、澳、台地区与祖国长期分离是违背民族意愿的，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由于港、澳、台地区与祖国长期分离，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形成了目前的状况：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较高，香港还是远东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转口贸易中心。如果以社会主义制度统一中国，必然导致港、澳、台地区的剧烈社会动荡，影响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以资本主义制度统一中国，让大陆放弃经过实践检验的唯一可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不适合国情的资本主义制度，“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 因此，统一祖国不能采取传统的“一国一制”的方法，必须另辟溪径。如果说在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互相交流和渗透，彼此借鉴对方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即“一个地球，两种制度”，那么，在一个国家之内，两种社会制度之间也应该能够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国之内应该更能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互相合作、互相促进。因此，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开创性地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祖国统一问题。详解“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

“一国两制”显示强大生命力：

香港回归7年的历史，也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历史。7年来，香港经 受了不少风雨，尽管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全球经济放缓以及非典疫情的严重影响，但是香港人经受住了种种考验。

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导和基本法的保障下，港人依然保持着原有的生活方式，享有充分的民主。特区政府施政透明，市民得以更多参与香港政务。人权和新闻自由得到充分保障。目前，香港每天有50多份报纸出版、170个频道广播，充分反映着社会多种声音和不同阶层的意见，香港人均拥有报纸的比率依然在世界城市中名列前茅。香港回归以来的成功实践，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赞扬。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去年访问香港时表示，他相信香港能够继续保持繁荣。

香港经济迎来复苏的曙光：

香港经济在经过6年多的阵痛后，终于迎来了复苏的曙光。

今年首季香港经济增长达到6.8%，是自2000年第四季度以来最强劲的增长。众多机构和专家预测，接下来的第二季度将有望达到或接近两位数的增长。

统计显示，从去年7月开始开放的内地“个人游”，令香港酒店、零售业、餐饮业“人财两旺”，香港旅游业已成为率先复苏的行业。

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房地产市场今年也重扬升势。5月恢复卖地以来，两次卖地成绩相当理想。业内人士分析，这显示香港经济基调向好，发展商对未来楼市感到乐观。至今年5月，失业率已从去年同期的8.7%下降至7%。最新统计显示，各大企业招聘员工的意愿已达到4年来的最高，增加员工薪酬也已成为超过半数企业明年的计划。三、一国两制中需要完善的问题

香港和澳门经济对西方国家的依赖性都比较大，因而经济基础也比较脆弱，两个地区内部也存在着一些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抑制因素。虽然，它们凭借前述多种积极因素，使它在发展经济方面获得了远远超过自身所具有的能量，并且避开了有些固有的不足和弊端，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就。然而，其固有的弊端和不足毕竟是一直存在的问题。而且，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它们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便日益突出了。地域狭小，是两个地区本身无法解决的致命弱点，它对经济发展所起的抑制作用是人所共知。

其实同为中国南部的沿海小城，香港和澳门隔海相望，地理位置十分接近，更重要的是，历史上香港和澳门都曾有西方国家管治的地区，直接接受了外来民族殖民文化的影响，而如今，它们先后于1997年和1999年回归祖国，成为中国仅有的两个特别行政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保留了原来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同属于国际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同是全方位开放的国际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区。作为祖国领土上的两块宝地，港澳的协调发展与经济整合将深深影响到华南经济圈乃至国家的繁荣兴旺。因此，“一国两制”制度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四、一国两制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作用

在近、现代国际法上，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家之间的重大历史领土遗留问题，从来都是实行的“一国一制”，即当一个国家的部分领土原先被非正义地剥夺、其后又被正义地收回时，无论该部分领土在被非正义剥夺期间实行的是何种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在其被正义地收回时，都一律实行其母国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另外，当一国的一部分领土甚至全部领土和平地并入另外一个国家时，或者相邻的两个国家之间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交换一部分领土时，所涉领土都无例外地实行与主国相同的制度，即“一国一制”。前者如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后者如1965年10月中国与缅甸签订边界条约，中国将中缅边界猛卯三角地2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与缅甸189平方公里的班洪、班老两部落相交换。以和平的方式变更国家领土尚且如此，那么，在非和平方式之下所涉及的领土变更就概莫能外了。1940年，波罗的海三个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被合并于前苏联时，大多数国家认为是非和平的合并。这三个国家都实行了与前苏联相同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提出并成功实践，从根本上突破了国际法现有的和平解决国家之间重大历史领土遗留问题的方式，树立了一种全新的国际法观念，为国际上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光辉典范，在国际法的实践中有突出的示范和借鉴作用。我们知道，研究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就是要解决国家如何在国内执行国际法的问题。我国宪法对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没有直接规定，但从我国颁布的《民法通则》、《刑法》、《海商法》、《民事诉讼法》等规定的内容来看，我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的效力是高于国内法的，国际习惯的效力则低于条约和法律。另外，我国还通过制定专门的法规，将国际法规范转化为国内法，如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就是我国参加的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国内法化。但无论如何，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如何在一个国家内施行，用于解决国内问题，这在任何一国的实践中都不曾遇到过是任何一个国际法理论都未曾涉足的新领域。和平共处原则乃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导下，在港、澳、台问题上和平共处原则的确立，开了用国际法基本原则解决国内问题的先河，是国家在国内执行国际法的新尝试，也是“一国两制”下解决国家之间领土主权争端的必然要求。为此，邓小平对“一国两制”解决国际争端的意义作了精辟而深刻的阐述，他说：“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

第五篇：一个优秀的公务员所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个优秀的公务员所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个优秀的公务员，他脑袋里只能想三件事情。

第一：如何更快地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

孔子讲：“仕而优则学。”工作的富余时间，要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以便让自己所学服务于人民，一个没有工作能力的公务员是不合格的公务员。

第二：如何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孔子讲：“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公务员把自己的区域管理得好，拿薪水心安理得，是我们应该的；但如果没治理好也拿奖金，那就是耻辱，一个不懂廉耻的公务员是不可能有前途的！是最终要被人民，被领导所抛弃的！

第三：如何尽快的升职。

论公，这可以为人民承担更重要的责任；论私，这可以更大程度展示自己的能力。

不想做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快速升职的公务员不是好公务员，对于一个公务员而言，只有时想着升职，才能时刻想着学习以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才能时刻想到为人民承担了更重要的责任以获得人民的认可。

人生在世，无论从事何种行业，都要树立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先哲讲，伟人有三大事业：立德、立功、立言。这是对的，人类文明社会的三千年里，最受人尊敬的的确是这三类人。

孔子、摩西、耶稣、穆罕默德属于立德者；

李世民、邓小平、华盛顿、俾斯麦、戴高乐属于立功者；

亚里斯多德、伽利略、牛顿、司马迁属于立言者。

除此之外，不可能有第四种人可以流传千古，作为新世纪的公务员应该向这三个目标奋进！

我是一名新进公务员，最近认真学习了《公务员法》，通过学习，我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有了更深的认识，提笔写下这篇心得。

《公务员法》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干部人事管理的综合法律，它的颁布实施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干部人事工作在法制轨道上迈进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干部人事工作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重要举措，对于进一步完善干部人事管理体制、规范公务员的行政行为促进勤政廉政、提高工作效能等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第一、作为一名新进公务员，我最直接的感受是该法尽显人文关怀。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公务人员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做出的决定和命令是公务员的基本义务，不得拒绝执行上级依法做出的决定或者命令。但同时也规定，当公务员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时，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命令的意见。这种规定实际上是赋予了公务员拒绝服从错误命令和决定的权利，公务员法既为公务员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履行职责提供了法律准绳，也切实保护了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将对机关工作和领导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提出申诉和控告等规定列为公务员享有的权利，既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公务员的爱护和尊重，又体现了公务员的权责统一。

第二、公务员进口管理规范化。公务员法增加了我国公务员的入口渠道。新法在第二章中，明确规定了公务员应当具备的七项条件，增加了公务员的入口渠道。对于不同类别的公务员，可以采用选任、委任和聘用的方式。该法肯定和坚持了我国实行公务员制度的一项突出和受到普遍好评的重大举措，即公开考试、竞争择优的录用制度。具体而言，新法要求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察、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对于领导职务的任用，则首次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积极探索的内部竞争上岗和面向社会公开选拔的改革成果。在第十六章中还首次明确了机关设立聘任制公务员职位，并为此建立了相应的人事争议仲裁制度。

第三、公务员晋升渠道科学化。过去公务员主要依靠职务的晋升来提高自己的待遇，现在设立了职务与职级并重的双梯制晋升制度。对于一名要求改变现状的公务人员来说，即使得不到职务上的提升，也可以通过职级的晋升，来提高自己的待遇。以法律推动职务晋升的公开化、科学化、民主化，杜绝了暗箱操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跑官要官的现象。

第四、公务员管理模式多元化。公务员法第三章特别规定公务员职位按照它的性质区别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并且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建立新的职位类别。为公务员提供了职业发展阶梯，有利于促进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等不同类型公务员的成长。如设置专业技术类，不但有利于稳定和吸引科技人才，而且也有利于培育一支高素质公务员科技专家队伍。

面对公务员制度的不断完善，我既看到了工作中的压力，但更找到了工作的动力。我想在今后的工作中，除了抓紧充实执行XX任务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外，更应该努力将《公务员法》的精神实质贯彻到工作中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思想，密切联系群众，时刻关注国家大政方针的具体落实，及时反馈关乎国计民生的各项信息，做到实事求是，恪守职业道德，为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多荐言献策。

公务员初任培训有感

如若用一句话来总结这21天的公务员初任培训，那便是——出发时轻松的，是心情；归来时沉甸的，是收获。临行前，我们充满期待，步履轻快飞扬；培训后，我们多了理智和思考，脚步成熟而坚定。通过学习生活，我们进一步认识了自己，认识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21天里，我们系统学习了公务员必备的理论知识。“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创新社会治理，加强社会建设“等主题讲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襄阳建设总体方案》解读“等专题科目，使我们比较全面地掌握了系统理论知识，领悟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精神实质，增强了我们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不能不了解的襄阳历史文化“讲座，使大家加深了对襄阳发展的了解，更坚定了大家扎根襄阳、立足本职、勇于奉献的决心。

21天里，我们基本掌握了公务员必备的专业技能。“公务员法与公务员制度“、“党风廉政建设教育讲座“等专题培训使大家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合格公务员的标准有了深刻的认识。“行政公文的撰写与处理“、“公务员礼仪“等科目使我们了解和掌握了今后在岗位上必备的一些基本技能。而前天下午举行的演讲比赛，更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交流展示的平台，同学们用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和饱满的热情，在比赛中学习，在学习中领悟，在领悟中成长。

21天里，我们加速增进了学员之间的团结友爱。学生会在各班班委的配合下，组织了各项活动，完成了院校领导布置的各项任务。学习宣传部对各班的交流研讨内容进行了汇总整理和评选汇报，组织大家撰写了廉政教育心得和廉政

承诺书，并对各项活动进行了及时宣传；文体生活部组织了男女4人混合篮球赛，让大家锻炼了身体、促进了认识；组织纪检部对各班的出勤情况进行了抽查整理和汇总，保证了教学秩序和课堂纪律的有条不紊。来自不同系统、不同岗位、不同地域的我们，因为学习凝聚在一起，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无论是策划活动，还是上课培训；无论是外出拓展，还是撰写心得笔记，随处能看到大家并肩战斗的身影，我们收获了纯美的友情甚至是爱情。

培训即将结束，但我们学到的知识必将受益终生。离开党校，回到本职岗位的我们，应以这次培训为契机，找出自身差距，尽快实现角色转变。而要成为一名让党和国家放心、人民满意的合格公务员，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

加强学习，谦虚谨慎。“人不学不知义“,我们应把学习当作一种责任、一种素质、一种觉悟、一种修养和一种习惯，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法律知识学习，不断提高工作能力以适应现实需要。

胸怀感激，踏实工作。成长离不开支持和帮助，我们要从点滴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时刻牢记领导们的谆谆教诲和殷切希望，脚踏实地快速成长，成为专家甚至是多面手。

牢记誓言，开拓创新。“忘记就意味着背叛“,我们应在深刻理解领悟公务员精神的基础上，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的价值。

廉政自律，一心为民。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要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增强廉政意识，踏实做事，清白做人。今后，我们将铭记肩上的重任，切实履行“廉洁自律，从我做起“的庄重承诺，奋发拼搏、开拓进取，一心为民！

我们对干部人事制度的理解和把握的角度审视，公务员法体现了在总结近二十多年来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新的认识。该法的颁布和实施必将开启我国公共

人力资源管理的新阶段。公务员法将有力地促进我国公务员的队伍和人才建设。

首先，公务员法增加了我国公务员的“入口”渠道。新法在第二章中，明确规定了公务员应当具备的七项条件，增加了公务员的“入口”渠道。对于不同类别的公务员，可以采用选任、委任和聘用的方式。该法肯定和坚持了我国实行公务员制度的一项突出和受到普遍好评的重大举措，即公开考试、竞争择优的录用制度。具体而言，新法要求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察、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对于领导职务的任用，则首次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积极探索的内部竞争上岗和面向社会公开选拔的改革成果。在第十六章中还首次明确了机关设立聘任制公务员职位，并为此建立了相应的人事争议仲裁制度。

其次，公务员法明确规范了公务员的“出口”。新法在第十三章中以较大的篇幅，列明了公务员“不得辞去公职”、“予以辞退”、“不得予以辞退”的具体条件或情形，既确立和彰显了公务员管理的严明纪律，又保护了公务员的个人权益不受侵犯。尤其是针对领导干部，公务员法还引入了“引咎辞职”和“勒令辞职”制度。

再者，公务员法把公务员的交流与培训提升到了突出的位置。第十章规定了对公务员的分级分类培训，并将公务员的培训情况和学习成绩与公务员的考核、任职、晋升挂钩。第十一章中规定了国家公务员的交流制度，公务员交流可以在内部进行，也可以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工作人员之间进行。

公务员法将促进对公务员的全面管理

第一，公务员法完善了公务员的分类管理制度。《暂行条例》中没有对公务员进行分类管理的规定，公务员法第三章特别规定公务员职位按照它的性质区别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并且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建立新的职位类别。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不同于世界上许多国家采取的政务类和业务类公务员的划分形式。

第二，公务员法中对公务员的嘉勉、晋职、升级、工资、福利待遇等一系列权利规定得更为明确、具体；同时细化了对公务员的责任与义务规定，列举了33个小项、15个大项的行为属于违纪行为，必须受到相应的惩戒或处罚。具体内容包括贻误工作、打击报复、弄虚作假、压制批评、欺骗群众、挥霍公款、滥用职权、侵犯群众利益、参与或支持黄赌毒、经商办企业或参与赢利经营性活动等。并相应地规定了违反纪律应给予的六种处分形式，而且在处分期间对受处分者在享受晋升、工资待遇方面有所限制。

第三，公务员法突出了对公务员的严格管理，一是规定了严明的行为规范和考核、惩戒制度，规定了公务员的9项基本义务、16项基本纪律，同时要对公务员进行严格的考核；二是增加了对主要领导成员的管理规定，反映在领导成员的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制度上；三是对公务员的离职从业进行严格地限制，即公务员辞去公职或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在离职3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单位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的经营活动，违反者要给予处罚。同时，公务员法还规定，公务员因工作需要在机关外兼职，应当经有关机关批准，并不得领取兼职报酬。

我作为**区2011招考录用的新公务员中的一员参加了由区人事局和**市委党校联合举办的2010年**市第*期公务员初任培训，在为期一周的培训中，培训班紧紧围绕“快速适应岗位，争当合格公务员”这一主题,精心安排庆阳市委党校学识渊博的教授专家开展深入浅出地授课，使我较为系统的学习了《公务员法》、《公文写作》、《成就事业的五大要素》、《从和谐自我到和谐社会》、《经济法》、《我国的法治体系》等一些与实际工作密切相关的理论知识。通过培训学习，我认清了这次培训的重大意义、认清了公务员岗位的重要、认清了自身的不足和努力方向，更使我深刻的认识到，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公务员，只有全方位提高自身的素质能力，严格遵守《公务员法》的要求，在创新中不断迎接新时期社会发展的各种挑战。

一是明确了党的大政方针，政治理论素养有了很大提高。

作为一名合格的公务员，必须提高自身的政治理论素养。应该熟知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认清各种当前社会政治、经济形势，要善于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要毫不动摇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只有首先解决好方向问题我们才能够走的稳，走的远。而过硬的政治素质，高尚的政治情操是保证我们正确方向的根本。培训期间，通过对必备理论的学习，认真解读了

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法治国家等理论知识，对《公务员法》的认真学习和细心揣摩，让我深刻领会了公务员的内涵，进一步树立了人民公仆意识，为任职后依据公务员法干好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些理论知识为我消除了迷惘心理，照亮了前进努力的方向。使我深刻的了解到公务员精神就是：热爱祖国、忠于人民、廉洁奉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顾全大局，团结协作。具体到工作当中首先应尽职尽责，公务员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因此，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责任意识，尽职尽力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其次要廉洁奉公。要有良好的情操，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同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做到依法行政，公正办事，努力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最后要团结协作。单位的工作是一个整体，部门的划分是为了在分工的基础上提高工作效率。因此，公务员要有大局意识和团结协作精神，这样才能更好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二是明确了公务员初任培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极大提高了思想认识。

通过学习，我明白公务员培训不仅仅是法定要求，更是公务员转变角色，走上工作岗位，履行职责，为人民服务的要求。这种思想上的转变不仅要快更要彻底，要从根本上克服自身意识上潜在的优越感，树立责任意识，这对于我今后的成长、发展都有重大意义。使我学到和掌握了实用的工作技能和方法，指导了以后的实践，从而严于律己，严格遵守纪律，踏实学习，以良好的品德树立个人良好的形象。在工作岗位上准确正确的定位自己，用开放的心态，实干的精神，做好本职工作，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努力学习，提高素质。争做一名合格、优秀公务员。

三是明确了学习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此次培训重视对新录用公务员的基础培训和整体培训。课程内容十分丰富，注重基础理论的同时更强调与实际结合，与实用融合。尤其是“从和谐自我到和谐社会”、“学习、忠诚、敬业、执行、创新——成就事业的五大基本要素”等课程的设置。通过解读“和谐”、“自我”等含义，我逐渐明晰了认知自我、重塑自我、管理自我、成功自我、创新自我、发展自我以及人文自我的深刻内涵，使我认识到要提高综合能力，一是要提高学习能力。学习能力是一项基本能力，也是公务员顺利成长、不断进步的动力源。新任公务员要向书本学习，在阅读中提高智慧能力；要向实践学习，在工作中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要向同事学习，在沟通中提高协调能力；要向群众学习，在联系中提高调查研究的能力；要向领导学习，在观察中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积极参加各种专业的培训，多途径提高自身能力。二是要加强反应能力。提高公务员的反应力，就是要加强应对复杂局面能力的锻炼。作为司法行政系统的公务员，首先要增强对各类破坏社会稳定的相关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面前，要临危不惧，要承受得起各种压力，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化解矛盾。其次，要增强对不同类型重大变化的应变能力。要力求做到及时反应、准确反应，动态把握变化趋势，科学掌握变化规律，提前预见可能出现的问题，防患于未然，积极应对变化。三是要加强执行力。党的执政能力集中体现为公务员的执行力。要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要确保质量，注重实效；要善于选择

最佳执行路径；要建立和完善执行体系和机制，扩大执行力的效能。四是要加强实践。勤于实践锻炼是公务员提高工作本领、做好本职工作的重要途径。在实践锻炼中提高分析判断能力。科学的管理和有效的服务，建立在对客观实际情况正确把握的基础之上。将理论学习与工作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用理论指导自己的工作实践，用实践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在实践中，要敢于尝试，勇于创新，善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从而在实践锻炼中提高工作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