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生活

第一篇：法律与生活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法律 与 生活》

系别：汽车工程系

班级：820115

学号：82011524

姓名：李延帮

指导老师：孙由体

日期：2012-12-

1《法律与生活》回顾与思考

应当说现实生活与法律是紧密联系的。而法律的产生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又是基于我们逐渐发展的道德观念的，就是法律也是从我们千百年来养成的道德习惯中产生的，所以说法律是出自人们的，从这点来说法律与人们也是不可分割的关系。

另外我还觉得法律的制定是通过人们的，因为制定法律的权力属于人们，执行法律的权力属于人们，从种种角度来说法律与人都是紧密相连的。通过一学期课程中学习，我收获很多，感受很多。下面是我对此课程的回顾与总结。

片段一：法治的力量 第一次上课，孙老师和我们一起观看了2011年度法治人物颁奖典礼，其中令我最深刻的是打拐英雄陈士渠，他一心只愿天下无拐！陈士渠透露，在4月13日公安部召开深化打拐行动专项会议后，目前全国公安打拐已经进入新的阶段。6月1日，公安部建立来历不明儿童失踪查找机制，凡是儿童失踪案件公安部门都要查找，疑似来历不明儿童都要采血，进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比对。

2009年4月，公安部建成全国打拐DNA信息库。公安部方面称，DNA检验技术具有个体识别率高、亲缘关系认定准确的特点，是确认被拐卖儿童身份最有效的技术手段之一。陈士渠称，从2009年4月到现在，全国公安部门通过全国打拐DNA信息库比对，已经解救了1400余名来历不明儿童。目前，拐卖儿童犯罪已经得到有效遏制。

谈及全国打拐DNA信息库，陈士渠介绍，在接到孩子失踪报案后，公安部门会把孩子失踪的父母的DNA资料全部采血入库，同时警方也会把来历不明儿童的DNA也采血入库。在DNA库中，专业的软件会自动比对，如果有父母和来历不明儿童的DNA吻合，软件会自动提示。对于比对成功的父母和孩子，公安部会对其进行复核，完全确认后会将孩子送还亲生父母。

在送还程序上，陈士渠表示，对于超过16岁的孩子，他们已经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公安部门会尊重本人意见，由孩子自己选择是否回到亲生父母身边。16岁以下的孩子原则上尊重亲生父母意见，具体还要和孩子、养父母协商。他的影响甚远，有效遏制了拐卖儿童犯罪。从他的故事中让我明白：没有法律，没有规矩，世界就乱套了，有了规定有了法律，大家都遵守，社会秩序就会得到有效的控制。只有法律才能正真保护我们。我们应该学会懂法、守法、用法，维护自己和他人的权利。

片段二：婚姻法

首先老师通过关于于长青案例的视频，让我们初步了解婚姻法。我对于长青的案件有很深的印象。下面是我自己的分析：案件中的于长青和郭晓欣 在长达两年的时间有同居的关系，并且生下了一个儿子，他们的这些 行为已经构成事实婚姻，而于长青又并没有与自己的法定妻子离婚，所以他们的行为是构成重婚罪的。对于于长青和郭晓欣订立的那份协议的效力问题，我认为他是没有效 力的，虽然他们订立的协议虽然是一份赠与合同但是仔细看来这份合 同是不生效的，因为赠与合同当事人赠与的东西必须是赠与人的个人 财产，然而在本案中于长青协议中要赠与郭晓欣的这栋别墅应该是属 于于长青和他妻子的共同财产，于长青没有权利在妻子没有同意的情 况下将夫妻的共同财产赠与第三人，所以于长青与郭晓欣的那份赠与 别墅的协议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于长青与其妻子写的那份保证书的效力问题应该是很明确的既 没有法律效力，从保证书的内容来看表现的很幼稚，完全是夫妻之间 一种相互安慰的协议，双方都没有真实的意思表示，这份协议的建立 完全是出于夫妻情感的因素，所以这份“协议”没有事实上的法律效 力，所以于长青说其如果有保证书里的出轨行为就放弃一切财产的保 证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不能作为法庭上的证据使用。接下来应该解决的就是郭晓欣母子的问题，虽然郭晓欣的行为 构成了重婚罪，但是“小宝”毕竟是于长青的亲生的儿子，在法律上 这个孩子具有法定的继承权，并且从案件各个当事人的情况来考虑，郭晓欣的压力是最大的，面临着自己的生存问题以及孩子的抚养问题，所以我认为对这个案件的审理应该充分考虑郭晓欣的情况，面对两个 无效的合同，法院应该从财产的继承方面入手，虽然于长青的妻子拥 有优先的继承权，但是考虑到郭晓欣母子的现实情况，法院应该按照 合适的比例将于长青的部分财产(实际上应该包括夫妻的共同财产)由 其儿子“小宝”来继承。从他的案件中我们明白：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社会道德，严于律己，遵守法律，做一个合格的公民，为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片段三：法眼看酒驾

自从醉驾入刑法律生效时间2011年5月以来，酒后驾驶得到明显的改善。老师首先放一系列的视频关于饮酒驾驶的案例。其中高晓松醉酒驾驶一案，我有很深的感悟，他的案例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2011年5月9日晚，因酒后驾驶，造成四车追尾。10日，高晓松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拘留，成为醉驾入刑第一人。案例分析很显然，这是一桩酒后驾驶酿成的罪行，它和所有其他的交通事故案件一样，都因为不遵守交通规则而发生。但是它却是有它的不同之处，这特别之处也引起了人们对此事的特别关注。因为肇事者是大明星，社会地位很高的大明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原则受到考验，当然这样的审判结果也表明了中国法制的健全和规范。大众对此事舆论哗然，意见不一。但此事更多的是给大家敲响警钟：法律的权威谁都不可挑战。一方面，高晓松并没有因其名人身份而逃脱了法律的惩罚，而是因违反中国行政法和刑法而面临双重处罚——既要受行政处罚又要面临牢狱之惩，这表明北京司法机关对违法者一视同仁的公平态度；另一方面，在刑法修正案

（八）刚刚生效半个月时，高晓松以其名人身份承担刑事责任，也是对社会一次有效的警示教育，因此可以说，这一司法判决，不仅体现了刑法的特殊

预防功能，更是体现了其一般预防作用。在酒驾屡禁不止的当前中国，该判决犹如一剂醒酒药，给了很多无视法律和公共秩序的酒驾者一棒。

从道德上讲，高晓松作为一代名人，他承认自己的罪行并决议改过也彰显了名家高尚的风范。“酒令智昏，以我为戒”，这提醒人们要时刻注意并规范自己的行为，不能到违法犯罪了才后悔不已！把握好自己的权利也要时刻提醒自己去履行自己的义务。以法律和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

反思及感想高晓松酒驾，我们没必要太过惊诧。高晓松是著名音乐人，是《中国达人秀》上的当红评委，可他跟我们一样是普通人，是人都会犯点错误，这是难免的。关键在于能否及时认清错误。可喜的是，高晓松作出“永不酒驾”的承诺，希望这是刻骨铭心之后的反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该幸灾乐祸，要跟高晓松一起坐下来反思，如果是我们自己该怎么办，我们自己也该对酒驾说不。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酒驾带来的伤痛是铭心刻骨的。之所以出重拳治理酒驾，有“乱世用重典”的意味，更大程度上是在警醒侥幸者不要铤风走险。过去认为罚点钱就能摆平一切、最多拘留十五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公众不该有那种侥幸心理，要多思考思考酒驾造成的危险。交警抓酒驾，不是跟司机玩猫捉老鼠，而是实实在在为司机着想，为司机的家庭着想。酒驾极有可能产生交通事故，交通事故会带来人员伤亡，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中国现在的交通条件有待改善，相关的交通法也需要建立和健全。我国的法治进程正在加快，因此我们要做一个具有法律修养的公民。我们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律修养。培养社会主义法律思维方式，讲法律，讲证据，讲程序，讲法理；要知法、懂法、用法。自觉树立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努力树立法律信仰，积极学习宣传法律知识，敢于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也规范着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我们以法律和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为努力建设法治国家、早日步入和谐社会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法律与生活课程即将结束，在这一学期里，我收获很多，学到了很多知识，领会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法律是一门值得终生学习的学问，其一，在于其趣味性，其二，在于其哲理性。其三，则在于其综合性。学习法律课程，刚开始，看了很多案例，觉得很有趣，但学到最后，却发现，所有的案例都在反应一定的理念。

所有的案例，都是知识和法学理论的结合。学好法律，我们将受益一生。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将继续学习法律，通过一学期的学习，我明白：我相信智慧，相信知识，但我更相信法律的无穷能量。

第二篇：法律与生活演讲稿

一切人类理性的发展都依赖于法律！一切人类法律的发展都来源于生活！各位老师、同学们：

你们好！今天我以支教老师的身份，给大家谈一谈法律方面的问题，希望同学们进一步提高法制观念,在学法、知法、守法上有所帮助，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好学生，同时更是抛砖引玉。结合有些年来学习法律的一些体会和认识，和大家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同时，由于本人的学识和能力所限，加上时间有限，准备不足，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法律与生活》——一切人类理性的发展都依赖于法律！一切人类法律的发展都来源于生活！在我们国家的宪法中规定,1999年宪法修正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充分发挥法治的重要作用，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法制意识。因此，作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先哲卢俊曾喟叹：“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其实所谓枷锁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的隐喻。如果人间没有了法律的规则，将出现两种极端的局面，一者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资源按需分配，届时国家、监狱、军队、警察等一系列暴力机构将不复存在，当然法律也因为失去了保障其实行的强制力而逐渐消亡。整个社会进入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个人的情感与道德的约束超越法律，达到完美的境界。其二种情况有可能世界将混乱一片，人们的基本权利，如生命、财产、健康、性自由等等都得不到保障，整个社会因为规则的缺失而最后崩溃，人类也将随之走向灭亡。较之二者，也许在现阶段看来，第二种状态具有出现的盖然性。由是观之，吾国吾民依然无法摆脱社会规则之清朗。法律是规则和原则统一。法律首先是规则。法律总是表现为一条一条的规则，规则是法律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但是，由于规则本身具有滞后性、有限性等弱点，因而，规则要和原则结合起来，要深入探究法律背后共同的东西，这样才能全面充分地掌握法律。第四，法律应该是百科全书。学习法律不仅仅需要学习法律规则方面的知识，而且需要掌握和这些法律规则有关的非常丰富的广博的知识。人的任何知识、任何经验，对他的法律理解和法律执法都大有裨益。法律是人的行为规则，法律要规范人的行为。我觉得就有必要首先研究这个“人”是什么？经济学把“人”假定为“经济人”，伦理学把“人”假定为“道德人”，法律对“人”也有一个假定。我认为，法律对人的假定是“坏人”。霍布斯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如果你要了解法律，一定要从坏人的角度去看待法律，而不要从好人的角度去看待法律”。这就是霍姆斯著名的“坏人理论”。法律作为人的行为规则，必然要涉及到对人性的基本假定，法律的“坏人理论”把人性假定为恶，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是因为人性恶，是坏人，会做坏事，为了禁止坏人做坏事，让坏人做不成坏事，所以才需要制定各种法律规则。如人会背信弃义，所以要规定诚实信用；会出尔反尔，所以要签订合同；会损人利己，所以要规定损害赔偿；会杀人越货，所以要罚当其罪，等等。从这个角度看，人性恶是法律的基础，也是法律的渊源，有坏人才有法律，从根本上说，法律就是一套对付坏人的规则制度。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针对人性恶，禁止坏人做坏事的各种法律规则，如背信弃义，会遭到“上帝”的惩罚；违反合同，要承担违约责任；损人利己，要损害赔偿；杀人越货，会罚当其罪；等等。既然如此，人们就不背信弃义，不违反合同，不损人利己，不杀人越货了，结果人们弃恶从善，坏人变好人。可见，法律是克服人性恶的工具，法律催人向善，正是因为有了法律，人们才成为好人。

如果法律把人性假定为善，把人看作好人，不会背信弃义，那还讲什么诚实信用；不会出尔反尔，那就用不着签订合同了；不会损人利己，那就谈不上损害赔偿；不会杀人越货，那还规定刑法干什么？等等，一句话，如果人是好人，就不需要法律规则了。好人虽然也会有矛盾纠纷，但只是小打小闹，严重不到法律上来，好人不需要法律，法律是对好人的不敬。从这个角度看，人性善的假定，好人理论，往往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假定人性善，好人不会做坏事，用不着法律规则，法律也没有规定，因而人们背信弃义，不受“上帝”惩罚；违反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损人利己，不损害赔偿；杀人越货，不罚当其罪；等等。既然如此，人们何不背信弃义，违反合同，损人利己，杀人越货呢？结果人们弃善从恶，好人变坏人，这正是所谓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如果没有法律，每个人都可能是坏人。小到个人私事，实践“坏人理论”还是“好人理论”大有不同。如果相信人性恶，有坏人，会做坏事，因而提高警惕，谨防坏人，就不会上当受骗，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了。相反，在现实生活中，许多问题都是因为信以为人性善，误以为是好人，好人没事，轻信于人，放松警惕，结果上当受骗。所以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要区分善恶，识别好坏，“先小人后君子”而不是“先君子后小人”，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生活的态度，也是法律的态度。善良的人们往往缺乏法律意识。所谓的法律意识，第一就是坏人意识，要时刻意识到有坏人会做坏事，因而才知道用法律去防范坏人保护自己。

大到国家制度，如国家权力，实践“坏人理论”还是“好人理论”也会有不同的结果。如在西方国家，霍布斯认为国家是“利维坦”，是“凶恶的巨兽”；洛克认为国家是“必要的恶”；潘恩认为国家是“祸害”。他们并不是在谩骂国家，而是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是一个强权组织，拥有任何私人所无可匹敌的强大暴力，是侵犯公民权利破坏社会自由的最大危险，认识到“一切权力都易于滥用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真理”，“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正是基于对国家权力上述坏的认识，所以才提出了“三权分立”和“权力制约”的政治制度设计，并提醒人们，“要是三权合一，那就一切都完了”。实践证明，正是因为对国家权力的坏的认识，才导致了西方国家的宪政法治以及民主自由。这是坏的出发点导致好的结果，可谓忠言逆耳利于行，置之死地而后生。相反，如果信以为国家超凡至圣，全知全能，大公无私，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权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而用不着权力制约和权力监督。结果高度集权，独断专行，贪污腐化，国家真的成了“利维坦”，权力走向异化，侵犯公民权利破坏社会自由。这是好的出发点导致坏的结果，历史反复证明，通向地狱的道路常常是善良愿望铺成的。

其实，法律的“坏人理论”与宗教的“原罪说”一脉相承、异曲同工。宗教的“原罪说”认为，每个人生来就是有罪的，所以一生都在赎罪，只有赎清了罪恶，才能死后进入天堂。法律的“坏人理论”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是坏人，所以要依法规治坏人，从坏处出发，向好处努力。犹如医生眼里出病人，治病救人，法律眼里出坏人，以坏去坏，法律规治坏人，使坏人成为好人，使人真正成为人。人之初，蒙昧无知，天法无天。始后人随年长而长知，人到成年后，基本上习得了风俗习惯，懂得了人情世故，被社会化了，成熟了，成型了，能在社会中生活了。一个成年人的日用常行其实正是法律的核心内容，因为习惯是法律之母。国法莫大乎人情。

人们要理解法律首先要成年，要长大成人，要经历一些事情，见过一些世面，积累一些经验，对人生有全面而真切的体会和领悟，才能理解法律的真谛。因为法律是经验之谈，是人生法则。

人是社会动物，是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成为人的。人成年以后，就基本上习得传承了历史传统、民族精神和文化基因，而法律不过是历史传统、民族精神和文化基因的具体化、规则化和体系化，所以成年人的学问与法律是一脉相承的。

至于怎样才算成年，不可能有划一的标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般说来，人越老越成年。因为人越老，越是历事无数，越是见多识广，越有经验，也越理解法，也许可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法律犹如一个饱经风霜、见多识广、老成持重的智慧老人的家常话语和谆谆教诲。这其实也指明了学习法律的正道。学习法律应向生活学习，向经验学习，尔要学法律，功夫在法外，应在社会实践中学习。在法学院校学习的法律其实也是从社会实践中积累总结出来的，生活是根基，法律是花朵，根基深厚，才能硕果累累，有了丰富的生活阅历，就更能理解法律的究竟。所以，首先要做成人，然后才能理解法。法律是生活的百科全书，它要告诉人们为人处世之方，待人接物之法，安身立命之道，为此，法律必须生活化、世俗化。那种没有生活根基，不关切人生，不食人间烟火的法，不是人法而是神法。法典不是《圣经》，不要用圣人的标准去要求成年的人们。法律只规定人们能做到的，不要勉为其难，远离人们生活的法律必然会为人们所离弃。法律是广大民众的日用品，而不是某些人物的专利品，法律是天下公器，而不是个人私物，法律应是行话术语最少甚至没有行话术语，只要能识文断字、有一般理解力的人就能理解和践行。法律要是成年人不能理解，就没有了人气，没有了根基，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法律要平视人、正视人而不要拔高人、美化人，要把大众看作是普通的平凡的人们。大家知道，目前我们有三种知识是需要普及也能够普及的，这就是文化知识、科普知识和法律知识。为什么法律知识和文化知识、科普知识能够相提并论呢？就是因为法律是成年人的学问。我们想一想，法律知识和别的知识有什么不同呢？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法律知识，它是最不需要概念术语的知识，它是最需要大众化、通俗化的知识。现实中发生的很多法律问题都是老百姓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法律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老百姓能够理解、接受的方式加以解决。谁最了解日常事务？谁最能理解老百姓接受什么法律规则？是生活在其中的老百姓，他们最有发言权。例如陪审员制度，把那些最了解情况的，最有代表性的老百姓选举为陪审员，这些陪审员往往不是什么法律专家，有的甚至根本不知道法律是何物，可是他的权力和法官是一样的，这就说明法律并不需要专业化。反过来，其他的知识却更为专业化和职业化，比如医生看病。要是人们躺在病床上，旁边给人们看病的医生是没有学过任何医疗知识的医生，人们就会感到十分可怕！这就意味着，法律和别的知识不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它需要大众化、通俗化和生活化。现在我们法学界出现一种现象，看不起常识，认为写东西“太常识”会显得自己没有水平，所以认为现在的法律“专业槽”太浅，以至于谁都可以到里面“吃上一口”。一些学者写东西非要语不惊人死不休，认为写得让人看不懂才是有水平。我认为，这恰恰是对法律的误解。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的法律写得极度专业化，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得懂，广大老百姓根本无从理解，这还叫法律吗？法律是老百姓的生活法则，绝不是高超无用的屠龙之技。我期待着有那么一天，法律的精神信仰会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姿态悄然进入民众的内心深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直至成为华夏大地全体公民的精神支柱。相信因信仰而存在的法治之花会更加美丽！法律因信仰而存在 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法治一直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神圣目标。亚里士多德曾说，法治包括两重涵义：已成立的法律必须被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良好的法律。几千年来，多少哲人为法治所魂牵梦萦，多少智慧为法治所激情碰撞，多少先贤又为法治而折腰呐喊。法治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接受的最具普适性的原则。换言之，法治作为一种信仰成为最基本的准则。美国著名法史学家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他将形同虚设。当美国的总统选举陷入僵局时，是作为正义化身的最高法院一锤定音决定布什和戈尔孰是总统。尽管戈尔存有不满，但他接受最高法院的裁决。事实上，他所服从的不仅仅是美国最高法院，而是通过最高法院所张扬出来的法治理念和信仰。中国正处在敏感的社会转型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完成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法治的支撑，要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根本性转变，核心在于法律信仰的建构以及法律权威的树立。法治是一种“公共的善”，它所创造的公共空间应当是一种催动人们追求幸福和自由的生存空间。法治目标只有和大多数人的人生追求形成良性互动才会体现一种终极关怀。公众可以在知识层面上是法律外行，但是，在内在的心灵层面，却要有一种与法律精神不谋而合的东西，唯有如此，才不会与公共理性和规则相隔膜。法治是人类交往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德行。当下的生活世界是无法脱离法律目光的审视和考量而存在的。从某种意义说，一个对法律接受起来很困难的人，其对现代生活的适应能力是大可怀疑的。精英人物的杰出之处往往在于他能够迅速地把握不同环境中的游戏规则，用出色的适应力获取生活的高效益。很难设想一个在法律空间中“水土不服”的人会很好地调适自己的生活心态，控制自己的生活行为。法律的主体是有感觉、有个性的人，他们希望用法律来支持他们的生活期待，去反抗那些伪饰和谎言，以获得真实、稳定的生活身份和价值认同。法律对普遍化的强调，给人以蔑视个性、对抗人格的印象，法律在日常生活中所显示的世俗特征被人为地忽略了。法律最丰富、最生动的一面总是蕴藏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调动各自的聪明应对生活的种种问题和危机的过程中，完成了生活经验的积累和法律智慧的增长。法律虽然担负着设计生活流程的任务，但是，我们不能单纯把法律当作组织日常生活的工具。如果只是本着一种功利的态度，运用法律来应付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就势必会造成法律价值与生活价值的错位。法律不单单是限制生活，更重要的是用规范去引导生活，用自由去提升生活。日常生活是市民社会的核心，日常生活的运行离不开市民社会自发生成的理性秩序，它不排斥生活参与者的种种欲求，而是时时召唤人们去挖掘权利资源、调和利益矛盾，从而使生活保持了充足的活力。有一学者认为：“法律之为法而有效，恒在于对一定人文类型既有之多数人的生活常规与一般的通义常理的肯认与积累，从而作为一种社会记忆中的‘生活的智慧’，予此多数人的人世生活以人间秩序。换言之，即基于人间秩序的常态、常规与常例，表达出人世生活的常识、常理与常情。从而，法律的规则即为生活的规则，法律的意义即为生活的意义，尽管生活的规则和意义不止于此。”（《说法活法立法——关于法律为一种人世生活方式及其意义（增订版）》，第5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法律是一种生活知识，法律意图是一种生活意图。法律只有尊重人们的生活感受和欲求才能够构建起进入人类心灵的意义世界，才能使人们确立“通过法律而生活”的态度。如果没有生活的滋养，没有人类精神和情感的灌溉，法律的土壤就会变得贫瘠不堪。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而地方性的本质就是生活的异质性。不同地域造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不同的法律文化。只有直面生活、亲近生活才能打破法律万能的幻觉，才能消解法律话语霸权，达到一种高境界上的契合。正如德国法学家赫尔穆特·殷科说：“法对社会道德怀着感激之情。建立真正的法，建立一种真正公正的和自由的社会制度，似乎表现为社会道德的义务。”一种秩序主要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四种关系，虽然西方人言秩序必称法律，殊不知世界上不少地方并不推崇法律而生活仍然井井有条。例如，以中国传统社会为代表的“礼治”(道德)秩序，以伊斯兰诸国为代表的宗教秩序。面对纠纷，民事的抑或刑事的，大的抑或小的，由于文化传统、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东、西方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在中国，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群体主义或国家主义为伦理价值取向的，强调对公共利益的保护，而对个人的利益几乎不加保护。中国法律制度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就是“调节”在解决纠纷中不同寻常的地位。在中国，判决乃至仲裁被视为最后的解决手段。他们不经当事人的同意就平息了争议，“‘调解’即‘和解’是指通过第三者解决纠纷，不给出有约束力的判决的方法。中国的调解者发生了这样的作用：他把互不理解的当事人联系到一起，从另一角度来看，他们不仅仅建立了当事人的联系，确定了事实上的问题，尤其是提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案——甚至是可能的和建议性的决定——动用了强有力的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上的压力，并施加于一方或双方当事人身上，使他们最终保留小的争议但达成‘自愿的’一致意见”①这种调解制度与儒家的观念有密切的联系。根据儒家的观点，法律制度不是中国文明的最高成就之一，而是令人遗憾的必需物。事实上，儒家通常认为跟法庭打交道是不体面的，即使一方当事人确有冤情。这大概也就是“小白菜”这个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悲剧式人物在被强暴后忍气吞声不报官府的缘由吧。“儒家还认为，诉讼代表着对人类事务中存在的自然和谐的破坏，法律由强权支撑，因此，在儒家眼中它是不洁的。儒家观点认为，大多数纠纷的最优解决办法不是经由君主的强权，而是经由道德上的说服。进而言之，诉讼使人好讼而无耻，只关注自身利益，从而有损于社会的利益。”②和谐，是儒家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而“好讼”无疑是对这种秩序的破坏。因此，站在儒家的立场上，“非讼”“厌讼”就是必然的了。儒家的价值强调的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社会秩序的和谐，群体的利益。和谐，是最重要的，一旦和谐遭到破坏，那么最好通过调和予以修复。如果一个人觉得被冤枉了，儒家的道德教导他最好“吃点儿亏”，让事情过去，“息事宁人”，而不是制造混乱，造成更大的冲突。通过“让”来积累美德，“吃亏是福”、“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和谐，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社会目标，孔子就有“和为贵”的主张，而热衷于诉讼是道德低下的表现，因此，互谅互让是解决纠纷的正确方法。然而，在西方，则截然相反。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个人主义为伦理价值取向的，主张“个人利益至上”，保障公民与生惧来的平等权利、自由，非法律这些权利和自由不能剥夺。并且这些权利受到比普通法律更有效的宪法的保障，宪法后面还有社会民意，有由于自然法理论、超感性宗教、集团的多元主义等历史条件而形成的“法律至上”观念和“权利意识”的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对轻微的民事、刑事等纠纷一般均诉诸诉讼，即“好讼”观念。“现代西方社会思想的主导传统一直主张，人并不具备天生的、经过培育就可以保证公正社会秩序的善，但是，人是值得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且他们有能力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达成关于正确与错误的共识„它们把法律制度看作是通过害怕而相互制约的工具，是共同认识和价值的贮藏室，是强加在私人组织之上的框架，是从私人组织中产生的秩序。”③因此，总的说来，调解机制，“非讼”、“厌怂”思想，虽然对缓解社会矛盾，节省诉讼成本等确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严重影响了法律在立法与司法过程中的发展。如果说古代中国的调解制度有其历史合理性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是否应该对其全盘地予以继承？显然，今天，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在合法诉讼的大前提下适当运用调解机制来解决轻微的民事、刑事纠纷，并且是否适用调解机制应以当事人是否自愿为转移。所以，现在已是我们对中国传统的调解机制进行“批判继承”的时候了。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关键的转折时期，中国告别了自己的传统时期，进入了现代；二十世纪是中国现代化建构和发展的时期，是我们跨出古典中国、进入现代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发生断裂性变化的时代；二十世纪，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时代，我们面对的高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变化都将我们带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速度之中。中国的今天，非常像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像是德莱塞1900年出版《嘉丽妹妹》的时代，这个时代充满了问题和矛盾，但也充满了活力和欲望；它不是一滩死水，却是到处喷发的美丽的混乱；它不符合我们的理想的标准，却展出了超出我们想象力的能量„所以，我们当下最需要的便是一种社会普遍的法治意识，特别是从我们中学生时代开始,有法治理念,有法律意识,这样法治社会才得以建立，社会秩序终能保障。

第三篇：法律与生活作业

2013.4.6《十年冤狱谁之罪》 主要内容：张高平、张辉，两人都是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人，十年前，张高平和侄子张辉因为一起“强奸致死案”，分别被判死缓和15年徒刑，两人在新疆服刑已近十载。然而今年3月26日，浙江省高院依法对该案启动再审，认定原判定罪、适用法律错误，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

2003年5月18日晚九点，张高平和侄子张辉驾驶货车送货去上海。路上，他们受人之托好心搭乘了一个要去杭州去打工的17岁安徽女孩王冬。他还记得11点多，女孩吃过几块豆腐干，凌晨1点50左右，她要下车打车与家人会合，他们就沿着沪杭高速继续行驶了，临走时，王冬还问两人要了电话号码。叔侄二人从未想到，他们会就此卷入一场整整十年才挣脱的噩梦。

次日凌晨，杭州市某区的水沟里浮起了一具裸体女尸，警方很快确认死者就是王冬。当晚一点半，王冬的一个朋友曾接到她用张高平小灵通打出的最后一个电话，根据这个电话，警方将最后接触王冬的叔侄俩锁定为最大的犯罪嫌疑人。据叔侄俩说，他们被警察拦下时，对王冬的死还一无所知。

随后，叔侄俩被杭州警方以犯罪嫌疑人身份带走。在以后的审讯中，警方明确表示做过多次跟行车相关的侦察实验，推理张氏叔侄有无作案时间。期间，张氏叔侄要求调取当天收费站的录像，但不知由于何种原因未得到警方的认可；同时，张氏叔侄还表示警方的跟车实验与实际不符。

警方最终的侦查结果认定：强奸过程发生在货车上，张辉与张高平合谋在驾驶室内对王冬实施强奸，张高平帮助按腿，最终，王冬因张辉用手掐住其脖颈，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然后两人开车抛尸。但从案卷上看，张氏叔侄涉嫌“强奸杀人”并无直接或间接的物理证据。警方的解释是由于抛尸现场有水，经过一夜水的冲洗，被害人体内的强奸的痕迹有可能被冲掉。但在死者的八个手指甲里却检查出了另一个陌生男子的DNA。不过，警方鉴定结果显示，该DNA“排除与张辉、张高平混合形成的可能”，而是死者与另一名男性的DNA混合而成。但是，该项证据被认为“与本案犯罪事实并无关联，不能作为排除两被告人作案的反证。与此同时，一个极为重要的侦查方向也就此被忽视了，那就是，被害女孩王东曾说，她在立交桥下了张氏叔侄的货车后，是要打出租车去找朋友，那么，凶手也完全可能是在女孩等待或者上了出租车后出现的。如果出租车有涉案嫌疑，那么当时杭州的出租车都安装了GPS系统，排查其实并不困难。但在案卷中，找不到任何当时警方进行过相关排查的纪录。

那么说张氏叔侄涉嫌强奸的直接证据是什么呢？有罪的口供，警方提供了张氏叔侄的口供。对于这份口供，张氏叔侄表示存在刑讯逼供，警方予以否认。从警方提供的审讯视频和指认视频来看，也存在一些问题。

半年后，浙江省高院在采信了一审几乎全部“犯罪事实”之后，终审改判张辉死缓、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5年后，事情出现转机。在张氏叔侄和石河子检察院的驻监所检察官张彪的努力下。2013年3月26日，对于张氏叔侄强奸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次宣判。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审讯张辉、张高平的笔录及相关证据证明，侦查人员在审讯过程中存在对犯罪嫌疑人不在规定的羁押场所关押、审讯的情形。公安机关提供的张辉首次有罪供述的审讯录像不完整；张辉、张高平指认现场的录像镜头切换频繁，从同监犯获取及印证原审被告人有罪供述等侦察成果和行为不规范、不合法。而原判决据以定案的主要证据即原告张辉、张高平的有罪供述、指认现场笔录等，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认为，原一、二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张辉、张高平强奸并至被害人死亡的证据经查证不实，原判定罪、适用法律错误，以法应予改判纠正。原审被告人张辉无罪，原审被告人张高平无罪。

分析：

1、该案中警方的行为是否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有罪推定，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

2、该案中是否存在司法机关行政不作为行为？

答:

1、该案中警方一开始就认为张氏叔侄存在重大犯罪嫌疑，以后的侦破工作和证据的收集都是围绕这个开展，一些与本案有重大关系的线索被忽视，证明警方存在明显的有罪推定行为，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疑罪从无等原则。在审讯过程中，审讯录像的部分缺失，也给人留下了警方刑讯逼供的想像空间。

2、该案中石河子检察院在发现案情疑点时，连续寄送的申诉材料无人答复；张氏叔侄本人及家人连续7年的申诉从未在浙江省高院被登记过；案中 DNA证据没有引起重视，致使真凶逍遥法外导致再次发生命案„„该案中司法机关存在严重的行政不作为行为。

第四篇：法律与生活学习心得

法律与生活学习心得

我一直就特别喜欢法律的那种魅力，小时候经常看《今日说法》，因此撒贝宁老师一直是我的偶像。但是法律是个很复杂的东西，小时候只是看电视的情节，也不明白到底是根据什么判决的，总是感性的判断是非，对法律了解甚微，因此缺乏理性。上了老师的几节课，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受益良多（但是法律实在太繁琐，真的很佩服学法律的人）。关于这门课，首先得明白什么是法律。

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法律是一种公平的规则，即人类在社会层次的规则，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它以正义为其存在的基础，以国家的强制力的保证实施为手段。法律需要逐渐变得适当宽容以利于社会和谐。法律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法律的目的在于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一项重要工具。所以，法律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随着阶级斗争的产生、发展而演变，最终它也将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消灭而自行消亡。在古时候法律是指律令或刑法；由立法机关制定，国家政权机关保证执行的行为准则。法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化产物，从人类社会早期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习惯法的产生，到国家的诞生，诉讼与审判的出现，再到权利和义务的区别开来，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代，法律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但一成不变的是：法律是被国家赋予的强制性社会规范。

法是治国之本、安邦之基。国家要实现法治化，就必须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尊重、认可和接受。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法治”。自党的十五大全面推进法治建设以来，全国各阶层都在努力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以适应时代的发展。法律素养指人们对法律的知识内化、实践运用并自觉提高的能力或素质。大学生的法律素养则是专指大学生这一群体对法律的知识内化、实践运用并自觉提高的能力或素质

我作为一个即将走向社会的学生，知法是重要的权利义务，学法是必修课程，守法是重要的内容，用法是基本框架，护法是重要的基本职责。然而许多人不懂公民基本法，所以即使有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也不懂利用这些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学生作为祖国的主要发展力量，学好法律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用法也有实际的必要.“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法律作为约束国家公民的工具，需要我们大家认真学习。法律是一种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它与我们每一个的学习、生活、工作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我们的保护神。法律的意义在于通过人们生活中各个方面的规范和约束来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有秩序的一目的，从而使人们的生活安定、美满，所以法律也有很温情的一面，只是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法律作为社会基本规则，通过对各种行为的规范和对不法行为的制裁，体现了正义和公平，所以象征法律公正的正义女神一手执剑，一手执天平，蒙上双眼是为了对所有的人都同样对待，不因个人的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法律知识是我们必备素质之一，我们必须通过它，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促进和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确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公平交易，平等„„，在生活过程中，遵守法律，享受个人权利，履行义务。

在法制社会里。每个人时时处处对都离不开法律，作为一个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就应该遵守法纪。如果我们不小心违反触犯了法律，应该勇于承担责任按照规定进行补救，千万不要耍小聪明，结果反而会害了自己，我们不但要遵守有明文规定的法纪，做一个合格的公民，还要警惕那些有可能导致违法的不良诱惑。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和社会主义法制制度的逐步建立及完善，社会对每个人的要求越来越高，法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依法办事，已成为人们的共同信念，一个国家的法律体制完善与否也日益成为衡量这个国家现代化程度高低的标志，我国法律法规也日趋完善，只要留意不难发现我们身边无处不存在法律的气息。《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教师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现代社会是一个法制社会，作为一名青少年要学习法律知识，学法才能知法，知法才能守法，知法才能用法，知法才能护法，只有全体人民的法制意识加强了，才能实行依法治国，我们的国家才能不断强大。然而，根据管家有关数据表明：我国青少年犯罪率呈大幅度增长趋势，可见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制观念对我们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学习过程中，老师给我们讲解了很多鲜活生动的案例，使我们理解了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以及交通事故赔偿等方面的内容。让我们更加懂得在生活中应该怎样维护自己的权益，提高对法的重要性的认识，增强法律意识，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通过学习这门课程，加强自我修养，依法规范自己的行为

由于我们专业的知识体系过于单一，导致我们很少接触到能使自己综合素质提高的知识。而这门课很好的弥补了我们专业所缺乏的，并使我们的知识视野扩大。对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很有好处。比如：在找兼职做的时候，能够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利益等。

我们青少年在身体发育成长的同时，也是世界观、人生观逐步形成的关键时期。我们面对的世界，有鲜花也有野草；有阳光灿烂，也有夜暗阴霾，有携手同歌，也有拼搏竞争；在我们渴求知识，崇尚善良的同时，也最容易受到不良社会风气影响，被愚昧左右和欲望诱惑,从而出现违纪、违法甚至犯罪的可怕事件.所以我们要从小就学法、知法，才能宏扬正义，远离邪恶。

邓小平爷爷早就指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但是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我们或许只是一个正在叩响法制大门的学生，对所谓的法制只略知一二，但是迎着时代的朝阳，法制对于我们来说再也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了，它引导着我们的生活，引导着我们的学习，引导着我们前进的步伐。作为21世纪主人的青少年朋友，只有学习、掌握必要的法制知识，才能迈好人生的第一步。人生的路很漫长，打好基础是人生之旅的关键所在。我们广大青少年只有认真学习法，才能在未来做一个知法的人;因为只有知法,才能成为一个守法的公民;只有我们自己守法,才能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进而借助法律维护他人的权益,维护国家的利益,维护法律至高无上的尊严!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未来的国家是法制的国家,而法制的国家只有尊重法律的人民才能创造出来,正如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所说的“守法精神比法律本身重要得多”，所以我们新一代的青少年应该懂法，用法，守法。知道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该用法律的时候就去使用，同时自己要遵纪守法。直白的，委婉的，无论何种表达方式，我都希望大家能去使用，将法律用于生活之中，宏扬法制精神

我认为法律是安全的眼睛，懂法就能辨明邪正，认清是非；法是知慧的窗口，对人的思想进行点拔，行为加以制约。21世纪是一个法制社会，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法律的重要性，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知道宇宙中的星球，都在按照各自的轨道运行，否则就会发生天体大碰撞；马路上的车辆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不然就会发生交通事故。我们生活在社会上，必然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一旦违反法律，也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总之，在本学期学习的这门《法律与生活》课上，我深刻的理解到了我们的权利和义务，能够在日后的学习工作生活过程中正确的行使我们的权利，正确的履行我们应尽的义务。在学习工作过程中，更能正确地遵守法律规定，更能够在工作生活中免受困扰，保护自身生命财产安全；更加了解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和维护这些权益的程序和方式。也初步具备了依法自我保护的意识，并有了一定的寻求法律救济的能力。

第五篇：法律与生活论文

《人性的泯灭》

2012-11-17

金融学院 保险系 20110070 孙飞洋

主要内容：本案主要讲的是丈夫梁子军为骗取巨额保费密谋指使他人杀死妻子张姝妮的泯灭人性的案件。湖北省咸丰县人梁子军到公安局报案称其家中被盗，警方在其家中调查的过程中发现盗窃案的背后还隐藏着杀人案，梁妻张姝妮死于家中的衣橱，警方初步判断死者是被外力作用头部致昏，勒颈窒息死亡的。警方开始认为是一起抢劫杀人案，后由于案发现场的故意的伪装，而转向其他方面的思考，警方现场勘查，场外调查同时进行，先是怀疑梁与张的熟人到各自的前任，也曾怀疑过梁子军本人，不过因梁有不在场的证据而打消了警方的念头。最后通过案发现场被撕毁的梁与妻结婚时的人情簿而迅速找到并确认抓获了犯罪嫌疑人陆富山，也就是梁子军雇佣的杀人凶手，在铁证面前杀人凶手陆富山最终供认不讳，承认梁子军雇其杀妻的事实。事件终于水落石出，大家都无法想象梁子军竟然密谋杀害自己的妻子只为骗取一百多万的保费，这简直是人性的泯灭。2011年9月23日，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梁子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陆富山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12年9月梁子军被执行死刑。

法律问题：

1、梁子军为妻子张姝妮购买多份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且金额巨大是否属于合法行为？

2、梁子军雇佣陆富山杀死自己妻子，陆富山作为杀人凶手而梁子军作为指使人谁的罪行更重？

问题分析：

1、梁子军为妻子购买多份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属于不合法行为，根据我国保险相关法律的规定，为防止投保过程中发生道德风险，特别是对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都有特别的限制，更不会允许这样的多次重复金额巨大的投保，这样的投保也是无效的。

2、梁子军的罪行更重，梁子军指使陆富山杀死自己妻子，是主谋，虽然他并没有直接杀死妻子陆富山，但是根据我们刑法相关规定，主谋应负主要责任，所以此案判决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梁的罪行比陆更重。

此案中我们看到的是人性的泯灭，使我们心灵受到了太大的震撼，人竟然可以狠毒到如此地步，不禁使我们对社会对人性很失望，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社会上更多的是好的一面，社会有不好的一面，更多的是阳光的一面，加强对社会的教育，依法惩治违法犯罪者，是我们需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