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与司法独立

第一篇：信访与司法独立

访与司法独立

——答《北京周报》问

贺卫方

贺按：日前，一位英文媒体朋友问及上访问题，我告诉他，关于这个问题我曾接受《北京周报》访问，访谈稿英译可以在博唠阁里看到。但是他却怎么都找不到。我查了一下，果然没有。于是就把英文本找出来贴了上去。马上就有朋友问：中文在哪里可以看到？答曰博唠阁里有。但是翻来覆去还是查不到，经查，与英文稿一样，这个真的没有。可见我的记忆力是多么不可靠，还要请大家多包涵。这里贴上中文稿，也顺便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订，请各位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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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周报问：您认为在现在的社会背景下，上访对中国社会矛盾的解决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贺卫方答：很明显，现在对上访的所谓重视是重视怎么把上访的打击下去，而不是重视认真去对待每一个上访。我了解到的情况都是各地政府对上访都特别的紧张，派出大量的人在北京截访。实际上这并非想通过上访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我觉得条例和现在的实际做法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上访问题是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年复一年，这么多的大规模的上访，全国各地都有人跑到首都来，去想方设法让他们的冤情能上达天听，这在一个追求法治的国家里肯定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情况，或者说在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里，这种情况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出现的。

我想，原因可能首先是我们的司法制度出了很大的问题。整个的司法体系不能有效地公正地解决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法院的这样一种体制本来就是为了让社会中出现的纠纷，冤情能够及时地得到纠正。但是如果司法界受了外部的干预,就不能独立地按照法律规范公正地判断案件。表现司法无力感的最典型例证可能是拆迁引发的上访问题。政府出面来进行拆迁，不给老百姓一种平等交涉的机会和可能。老百姓要诉诸司法，但是，令他们绝望的是，法院在这类案件的判决时并不能够独立地去判断这个案件，而是往往做地方政府的看门狗，司法权完全融合在行政权之内。最近，最高法院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说涉及到土地征用问题引发的诉讼，法院一律不受理，那更是把老百姓最后唯一的一点希望给掐灭了。他当然还可以通过向当地的政府诉愿，但如果当地政府本身就是一个事件当事人的话，那根本就是与虎谋皮。那老百姓只好往上去申告，去倾诉，使得最高层能够知道当地这种糟糕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无奈、迫不得已的选择。

问：那您觉得上访制度的存在是否与中国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的沿革有一定的联系？

答：从历史传统以及政治文化上看，我们往往愿意把一个社会治理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明君或者一个伟大领袖的身上。这种传统根深蒂固，所以历史的演变也证明中国传统社会里，老百姓非常害怕某种上下的分权，联邦制啊，人们觉得这是不好的一种东西，因为往往都是地方官员，贪官污吏，形成了对于老百姓的一种压榨。人们唯一的企盼就是有一个好的皇帝，来解决这个问题。

跟西方的一些国家，比如跟英国的历史相比较的话，这种差异就非常明显。在1066年以后的英国，在一开始的时候国王也会承担这样一个角色，国王被称作是正义的源泉。老百姓有了冤情当然希望国王能亲自给予解决。但是，在国王派出各种官吏到地方去解决问题，审理案件、纠纷的时候，却会逐渐地形成一种关于司法的专业化知识。通过司法，通过一种稳定的判例法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官们逐渐使得规则得以确立，也就是在司法制度方面形成了一种严格的遵循先例原则，英文叫做binding force of precedent。以往的案例对后来的案例有着严格的约束力，使得司法的过程中不仅仅解决了个别的纠纷，而且使未来的案件有了一种法律上的依据。

任何国家的法院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同样的案件能得到同等的对待。同样事实的案件，它适用的规则应该是一样的。所以确立了一种严格的规则的话，那司法本身肯定是独立的，因为它是按照自己的这套逻辑来判断案件，解决纠纷，而不是按照外部的任何别的权力去解决问题。

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结构跟西方的很不一样。中国一直到清朝末年，几千年的社会没有一种真正意义的法院，西方式的权力分立学说在我们这里是闻所未闻的。州县官在司法的过程中间，他们可能更关注的是，把这个事情本身给了结了，而不是努力去形成一种严格的规则。没有发展出一种良好的治理模式，以及司法独立的传统，几乎也没有专业化的，独立的法律知识体系能够成长起来。就导致了谁能够向决策者施加更大的压力，谁就能获得一个更有利的结果的局面。恶霸可以横行乡里，“金陵四大家”可以在贾雨村那里网开一面，权力与财富之间眉来眼去，小民百姓只能梦想自己能够碰巧遇到一个清官。清官不可遇，也只好到皇居之处告状申冤了。

问：那您是否认为上访制度存在本身与中国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存在着矛盾？尤其是现在出台了新的条例，是要加强信访制度。

答：其实上访好像给底层受了气的人民保留了希望，但实际是我觉得是饮鸩止渴。我们不是去认真地去构筑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不是去提高司法制度的正义程度，而总是在一个制度之外的方式去开一些口子。

前一段时间曾有报道，温家宝总理亲自为一位农民工讨薪水，媒体把这件事传为美谈。可是，温家宝纵然三头六臂，也只能帮助个别民工讨回工资。但是这个事件的副作用太大了。副作

用就是老百姓都觉得如果他们也能够找到总理，找到总书记，把自己的冤情解决了，那该多好。所以大家就都来找。这当然会培养一种对最高领导人的依赖甚至崇拜。但是制度建设就会被忽略，我们毕竟要建设一个法治国家。法治国家不是一个靠贤明君主来统治的国家。上访制度和人治有着联系，而在人治的社会里，贤明的君主也经常会演变成了一个最大的恶霸。

问：您是否认为中国在向法治社会努力的过程中，信访制度的存在是一个解压阀，或者是特殊时期的过渡性制度？

答：我个人觉得有一些压力是必需要积累起来的，也就是说不要指望着经常解压，导致的就是制度没办法去形成。而我们经常是把一种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能够形成制度的压力给一点一点的释放掉。像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这个事件就是一个很大的冤情，那么大家都一块呼吁，包括法学界，我本人也参与其中，呼吁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违宪审查制度，并启动特别调查制度。用一个整体化的制度来去把宪法之下的法律、法规中违反宪法，剥夺人民权利的这种做法进行一个一揽子的解决。但是我们最后的结果是2003年6月份的时候，国务院宣布废除了原来的收容遣送办法。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都是人们在歌功颂德，他们在说新一届政府真好，他们多么亲民啊。但实际上制度创建所需要的一种压力一下子也被释放掉了，一个本来可以成为违宪审查制度建立的契机给错过了。上访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类问题。上访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大多数情况下，上访人被规劝回去，被强制押解回去，人们送上来的材料大多数情况下又被返回到那些制造冤案的机构或是个人的手中。

问：您刚才提到了中国的司法制度存在好多问题，然后现在正在进行司法改革，您认为应该改哪些方面？

答：首先当然是司法的独立，就是法院在判决一个案件纠纷的时候，唯一的依据就是法律规范本身，而不是人情，党的书记的意见，人大的意见等其他非法律的因素。当然要实现这样的独立性并不是特别容易，我想这需要在人事，财政体系上做很大的努力。

第二，法官的素质以及司法行为的中立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法官素质低，这将给独立带来很大的问题。在司法权行使的过程中，法官在当事人双方之间不可以由于利益在其中而表现出有所偏袒。法院必须要独立于自己的上一级法院，上下级法院都要相互独立的决策，真正的表现出一种中立性。中立性可以极大地避免诉讼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冤情，冲突。一些具体案件，很难说怎样判决是公正的，怎样判决是不公正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许多情况下，司法不过是一种复杂的利益平衡。有时候一个案件的解决，法官本身的中立的态度会起到很大的束缚作用，就会减少人们对法律之外的手段的诉求。这种对减少上访非常重要。

第三个方面是如何加强对司法权的监督。能够让法官们在行使权力的时候感觉到他们不能够随便断案，而是要严格依照法律来判决案件。这个监督现在在中国主要有人大的监督，检察院的监督，媒体的监督等方面。实际上也是问题很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监督不

够，另一方面是监督失当。前者说的是一些该揭露的问题没有被揭露，后者说的是有时候报纸电视会取代法院成为实际的法官。还有人大也会自己来审理案件，导致立法权与司法权的混乱不清。

问：我采访过中国的一些公益律师，他们认为中国的上访制度是应该保留的。他们认为中国的司法体系压力太大，法官的资源缺乏。如果上访制度突然取消，这么多的纠纷矛盾全压到司法系统，中国的司法体系根本没有那么多的人力资源。

答：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中国的法官在办案效率方面，仅仅相当于美国法官的十分之一。中国的法官好像看起来是天天在忙，但是由于制度的缺陷使得他们做的好多工作都是无用功。比如说中国没有哪一级法院的判决是终极性的判决，任何判决都有可能因为上级部门领导的批示，或者由于某种压力，就会被推翻掉，我们的司法体制是二审终审制。二审终审完了本来意味着案件的了解，但是没关系，只要你上边有人，你就可以使二审终审过的案件推倒重来。推翻以后，原来的胜诉者就变成了败诉者，败诉者可能想方设法去寻找更高的力量，来制造压力再推倒重审。我们没有司法判决的确定性的概念。我们的法院做得很多事情实际上是在不断否定自己。

实际上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绝对的公正是不可能有的，古罗马著名的哲学家法学家西赛罗（Cicero）说过，“绝对的正义就是绝对的不正义。”关键在于在一些案件中间，也许会有某种程度的细小不正义，这时候如果当事人能感觉到反正是二审终审了，案件已经解决了，自己应该该干嘛干嘛，就像当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戈尔诉布什，戈尔败诉了，他说我特别讨厌最高法院的判决，但是我必须尊重它，因为你不可能推翻它。

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它永远告诉你只要有能力，就有可能把对你不利的判决推翻掉。这就激励了很多人民想方设法去改变也许只是一小点儿的不公正，一定要想方设法推翻掉整个判决。我们最荒唐的司法口号就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个错误可能只是很小的错误，当然也有可能是很大的错误。如果很小的错误都想法设法去纠，哪个判决不会有问题呢？这就解释了中国会有这么多老百姓会去道路奔走，权门呼号，想方设法寻求最有利的结果，推翻原来的判决。推翻掉了以后原来的胜诉就又变成败诉了，败诉者又会去推翻。这个过程中许多人就会在微小的不公正上投入太高的成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有的人家徒四壁，天天为自己的案子而奔波。可能本来他这个案子败诉他损失500元，但是几年上访下来，他完全可能耗费成千上万。而且精神成本更是巨大的，他变得愈发不能忍受这个不公，愈发怒火中烧，不推翻掉不行。

这个过程还会带来另外的问题。原来制造一点小冤屈的人为了防止自己的决策被推翻，他们也想方设法去建立一个攻守同盟，下边的官员们会结合在一起，阻止任何纠正错误的情况发生，于是又导致一旦原判被推翻，越来越多的人们会被追究责任。这样就带来更多的压制、阴谋和苦难。这当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让大家服气的司法权威，你不知道什么是规则，什么是权威，最终将是民怨沸腾，一地鸡毛。

2005年9月18日改毕

2009年5月5日再修订

第二篇：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

冲突与平横：人大监督与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人大监督与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冲突已久，这既是一个久远的话题，又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如何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实现二者之间的平衡与契合，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化，二者之间的冲突也日渐凸现出来，如果搞清各自的运行规律，探索它们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使人大监督与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既相互促进，又互不侵犯，是我国当前急须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含义及其功能

（一）审判独立的含义

渊源于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的司法独立原则首先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中做出规定，近20年来，随着《关于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司法独立最低标准法》和《世界司法独立宣言》等一系列国际文件的通过以及司法独立原则在各国宪法的相继确立，司法独立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奉行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如德国宪法规定：“设立联邦法院和各邦法院，共同行使审判权。法官独立，只服从法律。”日本宪法规定：“所有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只受本宪法及法律的约束。”审判独立是法治社会基本司法原则之一，这是因为：

1、司法的本质是裁判，只有中立，不受任何一方左右的司法才能做出公正的裁判，否则司法将堕落为有权者达到私利的工具。

2、维护法律权威的需要，法治社会里法律的代表是司法，只有独立的司法才能使法律取得起码的客观、中立形象，才能取得双方的认同，确立法律的权威。

3、控制权力的需要，只有独立的司法才能以超脱的中立态度对权力行为做出评价，如司法不独立，司法必然成为行政权力及其他社会权力的工具。

所谓审判独立，大体包括以下两层含义：一是法院独立，即审判权只能由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法院行使，行使以的法院独立于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下级法院独立于上级法院；二是法官独立，即在法院内部，审理具体案件的法官具有独立性，法官与法官之间在审判案件方面不存在依附关系，法官审判案件只服从法律，不受来自任何方面的非法限制、压力、威胁和干扰，法院独立是由审判权和审判活动的性质决定的，法院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公正，公正的前提是审判人员在审判活动中必须保持中立，没有中立就没有公正可言，这既要求法官自身摈弃一切私心杂念，更要求堵塞一切干涉或影响审判独立的渠道，创建一个保证独立办案的外部环境。根据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我国宪法确认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宪法原则，但是由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历史的等方面的原因，建国以来这一宪法原则一直没有得到较好的落实，干预干涉、影响审判独立的皆是，而且越演越烈之势，使司法公正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对这一问题并没有真正引起应有的重视，或者说只注意到了司法不公的问题，而没有重视司法不能独立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五大决定，“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可见，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共同构成了审判独立这一有机统一体，其中法院独立是法官独立的前提和保障，法官独立是法院独立存在的真正价值所在，是法院独立在审判过程中的具体化。在国外立法中，往往更强调法官独立，他们通常认为“法院完全独立于政府机关，这在法律上是无需强调的，这种独立性是不言而喻的，这必须包括每个法官的独立性从而也包括了全体法官的独立性。因此，各个审判机构的独立决策也就不需法律做出特别规定，只要每个法官作为个人是独立的，则审判机构中也就是独立的。”1关于法官独立，美国西北大学史蒂文〃鲁贝教授将其归纳为公平、无偏私、善意。也就是说，一个独立的法官应给予每一方当事人以充分的、公平的听审机会而不考虑其身份或在社会上的地位；一个独立的法官应善意地进行裁判，坚决遵守其所理解的法律而不在意可能产生的人身上、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影响。“可见，完整意义的审判独立不仅指法院整体应享有对于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集体独立，更包括法官依据法律自由而公正地做出裁判的职务独立以及给予法官以适当的职位保障以确保其不受不当威胁、压力的身份独立。”2

（二）审判独立的功能

审判独立之所以成为现代法治国确认家普遍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因为其适应政治体制动作和审判活动自身的要求。

其一，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审判独立能够有效制约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过分集中的权力，避免权力的专制和腐败。正如约翰〃亚当斯指出的那样“司法权应当从立法和行政两部门中分离，并独立于它们，使得它能对这两个部门形成制约。”3孟德斯鸠也曾指出“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4 其二，从司法的角度来看，审判独立符合审判活动自身的要求，是审判公正实现的前提。审判作为公民权利行使及社会公正实现的最后保障，公正始终是其孜孜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应不偏不倚，以事实为依据并依法律规定来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或间接不当的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来自何方或出自何种理由。”5正如马克思所言“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6唯有如此，才能保证程序公正、体现法官形象公正，并最终实现实体公正。

根据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宪法审判独立原则的确认，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指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仅服从法律，“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当然审判独立也是相对的，依法受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和社会的监督。另一方面审判独立是指人民法院在依法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就要求人民法院不仅在机构设臵上应当与行政和立法部门独立，而且在依法行使审判权方面不受其他部门的干涉，尽管我国实行议行合一的体制，法院由权力机关产生并向权力机关负责，但是按照宪法关于国家机关应分工合作的原则，权力机关应当加强对司法的监督，但不应当代替法院行使审判权，也不应当干预司法机关的正常运作。

但是我国的审判独立原则与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存在着明确的区别。西方的司法独立是建立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基础之上的，而我国的审判独立不是按照三权分立的模式建立的，而是在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之下的审判独立，法院在行使审判权时应在权力机关的监督之下，同时宪法在确认审判独立的原则时，并未明确提出法院独立于权力机关。

二、人大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

（一）、人大监督的基础

尽管为了使审判机关有效制约其他国家权力的行使以及保证审判机关做出公正裁决，审判独立是十分必要的。但正如杰弗逊所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审判权的行使如果不受任何制约，难免出现专断和滥用。而且审判独立原则的确立是以理性的法院，即理性的法官这一假设为前提的，也就是说相信每一位法官都能够做到“忠实于基本法，忠实于法律履行职务，用最好的知识和良心，不依当事人的身份与地位去判决，只服从事实与正义。”7这一假设能否在现实中充分实现不无疑问。因为尽管各国对法官的资格、甄选都规定了严格的条件且规定法官享有丰厚的职位保障，但法官毕竟是“凡人”，也生活在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受各种因素的利诱与干扰，难免出现个别法官或个别情况下徇私枉法、专横擅断的情形。而且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法官裁判也可能出现考虑欠周、有失公平的情况。因此，就需要设立一种监督与制约机制，保证审判权的合理运行，最终实现审判独立的双重目标，对其他国家权力制约和裁判公正。

可见，人大监督与审判独立之间是一种相互矛盾，同时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人大监督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审判独立的限制，两者的范围界定除受各国政治体制、司法制度等因素影响外，还与法官的理性化程度相关，但另一方面人大监督与审判独立又是互相依存的。审判独立是人大监督存在的前提，人大监督的存在是审判独立目标实现的保障，不要任何监督的绝对的审判独立和毫无独立可言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都不可能达到审判公正的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理清人大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为二者划定合理的边界，以达到二者的协调。

（二）、我国权力机关与人民法院的相互关系

那么，如何处理好人大对法院的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呢？在分析该问题之前，首先简要探讨一下人大同法院的关系。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宪法的规定，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的国家权力机构，对国家的一切重大事务享有最高的决定权，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来自于人民，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对人民负责并应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主体，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人民所赋予的国家权力的制度。

根据宪法的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需对人大负责，并受其监督。同时，人大制定的法律和所决定的大政方针，都必须为其他国家机关所遵循。可见我国人大与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不是平行的、相互牵制的关系，而是组织者与被组织者、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关系。司法机关必须在权力机关的监督下行使职权。权力机关的监督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最高形式的法律监督，而司法机关必须自觉地服从此种监督。即使司法机关享有充分的独立审判的权力，这种独立也必须是以接受权力机关的监督为前提的。这一直可以说是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特点所在。

然而，尽管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原则上摒弃了“三权分立”体制，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国家权力和制衡的机制是完全否定的。相反，为保障国家权力的分工负责，防止权力因过于集中而被滥用和产生腐败，国家权力应根据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各个国家机关之间进行科学的分工。我国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与国家权力的分工负责是完全不矛盾的。

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有各种形式的监督，包括党组织的纪检监督、政府的行政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有了这些监督，为什么还必须有国家人大的监督呢？其

一、人大监督属于国家监督，是国家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直接体现了国家权力；其

二、同其他监督相比，人大的监督处于最高层次，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它们的监督机构，都必须臵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之下；其

三、人大的监督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它所做出的决定，任何国家机关和公民都必须遵守，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这就是说人大的监督在整个国家监督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是最高层次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就各级人大来说，虽然为权力机关，但并不意味着人大可以集立法、行政、司法权于一身。这样做不仅不能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而且也于人大的地位和性质是完全违背的。我国宪法不仅区分了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并将这三种权力交给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而且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这表明人大作为权力机关不仅不能代替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而且应当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当然人民法院独立行使以，前提是必须依法接受人大的监督。

当然，我国的权力机关是立法者与司法者的关系，但与西方国家的立法者与司法机关的相互制衡的关系是不同的。尽管依据宪法，权力机关可以对司法机关进行制衡，但我国法律并没有赋予法院审查法律、法规的合宪性的权力，因此法院不能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以司法权制约权力机关。

首先，人大与法院之间是组织者与执行者之间的关系。

根据宪法第3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从该条可以看出，一方面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都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通过选举和任命产生的，即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产生；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则是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则由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产生，可见审判机关实际上是由权力机关产生的。另一方面，审判机关应对其组织或产生者即权力机关负责。由于审判人员是由权力机关通过选举或任命的方式产生的，因此权力机关对违法或失职的审判人员有权予以罢免、撤职或接受其辞职。

有人认为，根据宪法所规定的审判机关应对人大负责的规定，因此两者之间是一种上下级之间的隶属关系。这种观点无疑是不正确的，宪法所规定的“负责”的含义，是指人民法院在严格履行宪法和法律的职责方面对权力机关负责。由于司法的任务在于正确适用法律，因此法院严格执行人大制定的法律和地方性法规，就是对权力机关最完全的负责。这种将负责的含义理解为上下级关系，则将使人大成为集立法权和司法权于一身，不仅违反了宪法关于立法和司法应分开的精神，也与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和监督机关的性质不相符，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人大成为法院的领导机关，则意味着法院所从事的具体审判活动都应受人大的领导，对案件的裁判都要得到人大的同意，那么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将不复存在，法院也失去了应有的存在价值。

当然审判独立并不意味着司法机构的产生，应与权力机关完全分离。因为人大作为权力机关，也是民意代表机关，审判人员由人大选举或任命产生，表明其获得了人民的支持，是真正代表人民行使审判权。一方面，经人大产生的法院，才能使法院享有的司法权具有合法性；另一方面，只有通过人大选举法官，才能使人大按民主程序对这些人进行监督，审判独立绝不意味着法院可以完全摆脱人民的意志的制约而独立。正如学者蔡定钊指出的，“我国人大对司法人员的选举任命，已经是保障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独立行使司法权的最起码要求。即使人大任免司法人员是形式上的，这种任免也是必要的，它是一种民主形式。”

（二）人大与法院之间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其他国家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就是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有权对“一府两院”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监督，人大的监督实质上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对“一府两院”的工作实行监督。因为人民主要是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这种组织形式来管理国家的，因此，此种监督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原则，是人民参加国家管理和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权力机关对法院的监督，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此种监督也是最高形式的法律监督。因为，一方面，司法机关是由人大产生的并应当对人大负责，尤其是权力机关处于所有国家机关的中心地位，行使统一的国家权力，因此各个国家机关包括司法机关理所当然对人大负责并受其监督；另一方面，各级人大作为民意机关，其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对各国家机关的监督权，这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权力机关是真正代表广大民众对司法机关进行监督。就审判机关而言，依法应接受人大监督，审判机关受人大监督实际上是受人民监督，同时还应当看到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效力，因为宪法赋予了权力机关具有此种最高权力，人大在监督过程中所做出的任何决定、意见等都具有强制性，作为被监督者的法院必须接受，且人大的监督意见与其他机关的监督意见发生冲突时，法院必须接受人大的监督意见。不承认或不尊重人大的监督，就是不承认或不尊重人民的政治权力；动摇了人大的监督权，就是动摇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人大同法院的根本目标、根本任务是一致的，只是分工与职责不同，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权的目的是，保证国家机关按照人民的意志而进行活动，所以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权，既是对法院的有力支持也是对法院行使人民委托的权力进行合理、必要的制约。因此，人大对法院的监督与审判独立之间的相互统一、相互依存、并行不悖的，对任何一种权力的忽视和损害都是与宪法规定不符的，也不利于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在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时，必须确定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必须要充分尊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只有尊重审判独立，才符合宪法关于国家权力的合理分工。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权力的科学合理分工，立法权由权力机关行使，行政权由行政机关行使，司法权由司法机关行使，一个机关不能代替另一个机关行使权力。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分别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立法权和司法权，决不能相互代替行使职权，更不能将两者混为一体，所以在加强人大对法院监督的同时，必须要明确的是：人大对法院的监督是在宪法所确认的权力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的，人大监督不得妨碍法院依据宪法所规定的独立行使审判权。同时，审判独立更是一项法治原则，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必须采纳这一原则。

同时法院应当受到监督，1、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对加以制约，审判活动是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应被纳入人大监督的视野之中。

2、在审判活动中，法官代表国家对各种纠纷进行判断和裁判，其判断和裁判的结果，不仅事关当事人在权利义务方面是否各得其所，更与能否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休戚相关，而人大监督是防止司法腐败，保证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

二、现行人大监督存在的缺陷

人大监督作为人大行使权力的一种最直接、最明了的监督方式，它对于遏制司法专横及司法腐败的滋生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监督法，对人大监督缺少专门的规定，因此人大监督的方式、方法及程序尚不规范，因此还存在一些弊端。１、过分偏重个案监督 目前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将个案监督作为主要的监督方式，过多的予以应用，其结果是使人大把大量的时间、精力耗费在个案上，不仅影响了权力机关正常的工作，也影响了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损害司法权威。

首先，人大对个案进行监督，缺乏必要的法律专业人员，在中国，人大代表中熟悉法律的人微乎其微，可想而知，由不懂法律的人对具体案件进行裁判，其结果会是怎样。

其次，实行个案监督还可能导致程序上的不公正，对个案提出的监督往往是各级人大的代表，但毋庸讳言，有一部分人大代表的法律素质比较欠缺，当他们对法院监督时通常是根据个人的喜好或者是个人的直觉来进行评判，甚至部分代表和案件当事人有特殊的关系，或者是听信了他们的主张和理由，由持一方观点的人大代表参与对个案进行监督，显然违反了“任何人不能当自己的法官”的基本原则。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监督的目的不仅没有得到，而且会使法院对这类监督产生逆反心理，从而使人大监督失去了真正的意义。

２、缺乏专门的监督机关

首先，人大毕竟是一个会议性质的组织，通过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来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然而违法的事件的发生，是不分时间的，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否保证用于进行监督，都是有疑问的。

因此，人大的工作制度不利于违法行为的及时纠正和处理。

其次，对法院的监督，需要有专门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在这一方面，人大并不擅长。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虽然整体素质比较高，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但并不意味着都能将其用在监督上；其会期间隔比较短，也不意味着其能经常地开展监督工作。

最后，就人大的专门委员会来看，其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内部工作机构，主要任务是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委托，起草相应的法律草案，审查相关的议案，提出审查意见或建议，以供人大及常委会作为行使权力的参考，但并不是一个行使实体权力的机构，其工作机构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其只能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委托，行使监督权，其提出的审查结论或意见不具有终局裁决的性质，还要取决于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否接受和认可，从而使其无法成为监督权的直接承担者，自然也就无法很好地完成监督的任务。

３、监督的内容缺乏具体性

监督法院的工作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但监督什么？如何监督？都还有一些难点问题未解决。对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法院的专题工作报告，同样是监督的基本形式之一。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是：哪些重大问题必须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听取工作报告的议题由谁提出？ 等等。由于监督的内容缺乏具体性规定，实践中，人大监督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涵盖了法院工作的全部范围，如对审判机关正在审理的案件指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将监督的范围扩大到案件的实体处理上，这样极易形成个人对司法的态度，实际上是对于司法监督的嬗变，甚至将其变成人大代表个人的特权。

４、目前法院系统已经有了一套监督体系，如果再建立一套监督体系，两者在衔接上会有很大的问题。例如，某基层法院对一个案件作出生效裁判后，同级人大通过个案监督对原判决作了改判，另一方当事人则向上一级法院提出申诉，上级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该案件作了实体内容和前两个判决不同的判决，那么究竟哪一个判决才是有效的呢？因此，人大对法院的监督是个很复杂的宪法和法理学问题。当前一些地方发生的人大常委会将法院未审结的案件调来直接审理，这种监督实际上是对审判独立的干涉，应该是违反宪法的。

５、监督乏力，这是很多人从腐败现象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的客观现实找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为什么总是监督不力呢？有人认为这是由于领导干部接受监督的自觉性不够，也有人认为，是监督者不敢碰硬，不能很好地履行监督职责，真是这些原因吗？再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领导干部不能自觉接受监督，往往就可以逃避监督，监督者不能实施有效监督，并非主观上不想监督，而是客观上无法对被监督者进行监督，这背后肯定有深层次原因。

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它是我国权力机关的监督，其权威性在于它与任免权相结合，并以任免权为基础，然而实际上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选举、任免权的行使存在十分严重的形式化现象。对此，无论是参加投票选举或任免的人大代表与人大常委会委员，还是被选举、任命人员，以及社会各界都有深刻感受，这种情况必然导致由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任命的人员并不真正向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无法对其进行监督，使得人大及其常委会法定的各项职权都不能得到真正落实。

三、人大监督制度的完善

人大监督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冲突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普遍性，随着人大监督力度的进一步加强和司法独立的逐步落实，这一冲突将会日益严重和复杂任何试图回避这种冲突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也是有害的。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如何在这种冲突中寻找出可以使二者共处的平衡点，使二者处于一种健康合理的关系中。笔者认为，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虽有冲突，但从根本上说，二者都是为实现公民权利服务的，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以司法活动作为各自共同的工作命题时，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的价值趋向和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促进司法公正，这是实现二者可以平衡的基，但必须明确，要实现司法公正，在于司法自身，人大的监督只是外在的因素。

（一）、人大监督的原则

从上述人大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出发，各国立法、司法及理论界都在积极探索以调和这一矛盾，尽管由于政治体制、司法体制、法官的理性化程度等具体情况不同，做法各异，但有一基本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人大监督无论如何都不能侵犯审判独立。如德国法官法第26条第1款明确规定：“法官只在不影响其独立性的范围内接受职务监督。”审判独立是审判公正实现的前提，人大监督是在不损害审判独立这一大前提下对审判权行使的合理制约，是审判公正实现的保障，无论如何都不应成为审判独立、审判公正的绊脚石。通观现代法治国家的审判监督机制，均坚持以下原则。

１、监督对象有限原则。人大监督一般都仅限于对法官个人遵守法纪、道德品行等情况以监督，而不涉及法官对案件的裁判。史蒂文〃鲁贝特教授在《司法制约与司法独立》一文中指出：在法官滥用职权、行为有损尊严、存在偏见或不审而判、玩忽职守、无视法律（包括违法）等情况下，要求其承担责任很明显几乎不会对其独立性造成任何威胁，即使在对法官施加竞选演说限制等不合理、不必要限制的情况下，也不会危害审判独立，因为言论自由并非独立审判的根本要素。但在有些情况下，对法官进行惩罚可能会危及审判独立，其中最重要的威胁就是根据法官判决的内容对其进行制裁。尤其是在法官善意地将法律适用于疑难案件，但做出的裁判具有争议或不合公众口味，甚至错误时，对法官施加制裁或可能施加制裁，必然导致法官变得胆小谨慎，因为担忧和疑虑使得他们宁愿选择安全的方式而不是裁判的正确。审判独立的目的旨在保护法官的意识自由，而不是保证合公众口味的、甚至公认恰当的判决结果。但在法官适用残暴的陈规作为裁判基础、根本不懂法律或完全无视法律的情况下，即使属“裁判性的行为”，法官也必须接受惩罚。当然，在渎职与仅仅裁判错误之间划一条明晰的界线相当困难，单单凭借法官的善意这一标准并不充分，因为其可能妨碍对经常错误地适用法律而损害诉讼当事人权利的善意但无能的法官的惩戒。但上诉的可能性、法官行为的性质、法官管辖的范围、法官的动机、法官所犯的错误的大小及频率等可能作为判断法官渎职应予惩戒与仅仅裁判错误的重要标准。

可见，明确界定人大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具体范围并非易事。基本的指导思想是：人大监督的对象原则上不包括法官所做出的裁判。这是因为，审判独立的根本就是保证法官在不受外界限制、影响、压力的情况下，根据庭审认定的事实和其对法律的理解自由做出裁判，如果允许乃至对法院裁判是否正确进行产生法律效果的评判，必然导致法官产生担忧、畏惧乃至顺从、依附心强，危及审判独立。如果允许人大以监督名义否定法院生效裁判，法院裁判的确定性、权威性将无从谈起，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社会生活将一直处于一种不安定状态，法院和法律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和权威也将日益下降。

２、对法官裁判的监督采用事后监督原则。人大监督的时间必须是事后的。所谓事后监督是指人大在法院审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不能发表任何有倾向性的意见影响法院的裁判，只有当司法机关对案件做出裁决之后，人大才能根据相关的法律条文及社会效果来判断裁决的正确与否，从而决定是否监督司法机关启动再审程序提起再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评议只能是对法院已经做出裁决且裁决已生效的案件进行监督，不能对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发表具体指导意见。其主要工作方法是：听取法院的工作汇报或专题汇报，并对此提出意见和建议。人大也可以通过执法检查，针对生效裁判中存在的问题，向法院提出改进意见，以利于法院正确执法。对于诉讼当事人反映的冤假错案，以及涉嫌法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案件，人大有权责令法院依法定程序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当然，事后监督并不是说人大可以对法官在办案过程中的徇私枉法、腐败堕落行为不闻不问。因为审判员是经人大选举或任命的，人大对其当然应负有监督之责。如果人大发现有关审判人员涉嫌受贿或其他严重违法行为，也可以组织特别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对严重违法行为的审判人员可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罢免或撤职。这种监督并不是对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进行监督，而只是对贪赃枉法等违法行为的监督。即使法院在办案过程中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如诉讼保全错误、管辖错误、立案错误等，人大也不能直接予以纠正，因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应由有关诉讼当事人提起上诉等途径予以纠正，而不能有用程序法以外的途径解决。由于法律并没有规定人大有权纠正法院违反程序法的行为，人大不能通过采取直接纠正违反程序法的行为进行监督。

３、依法监督原则。对审判机关的监督权力是一种权力或权利，任何权力或权利的行使如果不加以规范，都可能导致滥用。因此，现代法治国家都尽可能地通过立法对监督的内容、方式、程序等做出规定。以防止以监督之名行侵犯审判独立之实。

从宪法的角度看，人大对法院行使监督权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都是我国宪法所确认的原则，在讨论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有必要对两种观点予以澄清。

一种观点认为，人大对法院监督与审判独立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司法对人大负责，就意味着司法的政治使命，审判独立便不可能存在。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审判独立绝不是说完全不受政治的影响，不受政治影响的司法独立在国际上是不存在的，而人大对法院的监督，也不是政治干预，只要监督适当，对保证严格执法仍是十分需要的，不能说因为有人大监督的存在，审判独立便不可能实现。相反，人大对法院的监督，不仅不会损害司法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不妨碍司法公正的实现，反而是为了通过对法院的监督更进一步保证审判独立和公正的实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大的监督与审判独立之间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其目标是一致的，当然，如果人大对法院监督的过度甚至代替法院行使审判权，则将对司法的独立和公正形成妨害。

另一种观点认为，现行宪法第126条规定的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并未规定不受人大的干涉，可见人大的监督权应超越于司法权之上，司法权是受制于国家权力机关监督权的，而审判独立则是受制人大监督权的相对独立。这种观点同样值得商榷。尽管宪法未规定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权力机关的干涉，但并非意味着人大对法院行使监督权则可以不考虑审判独立，加强人大对司法的监督，绝不能认为这种监督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更不能认为人大有权干涉个案的审判。

（二）、人大对法院监督的内容

人大应监督什么？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具体按照其内容和范围来进行划分，人大对法院监督可以分为法律的监督和行为的监督。

1、人大对法院监督的内容。

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人大对法院监督的内容主要应包括：对本级法院的工作报告进行审议或者要求本级法院就某一方面工作作专题汇报，检查、督促法院严格执行法律，公正审理各类案件，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必要时也可要求法院就人大认为重要的、事关社会稳定的某一类案件的处理情况或者某个重要法律的执行情况向人大汇报，人大在听取汇报后，应对法院的有关工作做出总体评价，提出要求；如果发现法院在执行中存在某些问题，应督促法院及时改正。人大还可以组织代表对本级法院的审判及工作和执法情况进行认真的评议，法院应认真地听取评议，并及时纠正错误。人大的监督是保障司法机关正当行使审判权，严肃执法，公正裁判所必需的手段。加强人大监督是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步骤，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可以说是人大与法院的实质性关系，而绝不能把监督理解为司法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应当服从人大的具体领导。

2、人大根据人大代表及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中，发现法院工作人员涉嫌违法犯罪活动，发现案件的裁判违反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可以建议或督促法院进行再审。

对人大是否应当实行个案监督，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都比较大，一种观点认为，人大对法院的监督不是抽象的，而应当是具体的，只有对个案实行监督，才能使这种监督权得以落实，强化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有利于保证法院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特别是在目前地方保护地方和裁判不公的问题较为严重，社会上要求加强人大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的呼声也较为强烈，如果人大对一些处理不当、久拖不处、错处错判、程序严重违法的错案不予监督，则人大便失职于法律，有负于人民的希望。因此，人大不仅应当实行个案监督，而且还要强化。另一种观点认为，“个案监督”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在实践中也容易混淆监督权与审判权，且把国家权力机关机关推向办案第一线，将会在不同程度上妨碍法院的独立办案，并有可能使人大代替法院行使审判权，不利于维护权力机关和法院的威信，建议取消目前一些地方正在实行的个案监督制度。

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无道理，但亦有不足之处，首先，认为人大进行个案监督无法律依据的说法是错误的。（1）从宪法对有关条款进行修改的原意，可以看出人大常委会对重大典型违法案件可以进行监督。从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精神看，法院工作要接受党的领导，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制约、干涉和监督，其中包括对重大问题、重大案件的监督。（2）地方组织法第四十四条在列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时，也规定其职权之一是“监督本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受理申诉、控告和检举，不可能不涉及对具体案件的监督。（3）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典型违法案件，委员长会议可以交由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办事机构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应向委员长会议报告，委员会会议可根据情况，要求有关机关及时报告处理结果，必要时，委员长会议可提请常委会审议，对特别重大的典型违法案件，常委会可依法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这可以视为人大常委会对重大典型案件能够实施监督的直接法律依据。

其次，人大在行使监督权时，必须遵循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职权分工的原则，宪法在保证人大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下，明确划分了国家的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这既可以避免过分集中，又能使国家机关各项工作有效进行，因此人大在行使监督权时，不允许代替审判机关的独立审判权，即不能越俎代疱，代替法院去从事审判工作。

最后，必须遵循按照法定程序严格依法办事的原则，对法院工作有意见，可以听取其工作汇报，可以提出询问和质询，对特别重大的案件也可以依法组织调查，即使纠正错案也应由法院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去办，正如李鹏同志曾说过：“人大进行个案监督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纠正某个案件，而是通过个案监督，督促和支持司法机关公正司法。”事实上，多年来各级人大常委会已开展了对具体案件的监督，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当然为了避免对“个案监督”在理解上可能产生的歧义，可以把“个案监督”规范为“对重大典型违法案件的监督”。这里被认为是重大典型违法案件可以限定在以下三类案件而又未得纠正需要进行监督的案件：（1）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人大产生的国家机关（法院）和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任命的审判人员严重违法失职行为提出申诉、控告、检举的案件；（2）社会影响较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典型案件；（3）上级人大转办的重大典型案件。

第三篇：论司法独立

2014-2015学年第二学期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论文

论司法独立

专 业 供用电技术

班 级 供电1433

姓 名 王云

学 号 143123335

指导老师 高晓玲

论司法独立

专业：供用电技术 班级：1433 学号：35 姓名：王云

【摘要】司法独立原则源自于资产阶级的分权学说，对于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来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实现我国依法治国的前提。但随着民主进程的发展，监督体制逐渐完善，监督主体也日趋丰富，可是，与那些框架内的监督主体相比，舆论监督有其特殊性，与那些在框架内的专业监督机关相比，舆论监督更具有随意性，而且大多数的媒体并不是法律专业人士，这使得其对一些事件的看法与法律工作者相差甚远，这就产生了两者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在我们当代社会，很容易使得司法妥协于舆论，司法独立原则遭到破坏。

【关键词】司法独立、社会监督、妥协

（一）司法独立制度的起源。司法独立原则最早产生于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中，王权的滥用，使得新兴资产阶级甚至是贵族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为此，新兴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发展，对于没有限制和约束的贵族权利提出了质疑，并进行了一些列的斗争，1688年，为了限制王权，英国国会通过了《权利法案》，该法案规定“非经法官同意，任何人不受监禁，行政不得干预司法。”权利法案以法律的形式初步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1701年，英国颁布了《王位继承法》，该法确定了法官终身制和法定薪金制，从制度上保障了司法独立原则的行使。孟德斯鸠关于三权分立的学说，为西方司法独立原则的最终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各个国家除了在法律上确认了司法独立制度，还纷纷出台了相应辅助法律在制度等多方面来确保司法独立制度的贯彻和执行，如加强法官的终身制，专职制、退休制、高薪制等，进一步保障了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制度对于我国来说，可谓是个“舶来品”。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的宪法，便明确提出：“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1982年宪法再一次明确司法独立制度。我国的司法独立制度虽说是“舶来品”，但却与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制度有所不同，我国的司法独立并不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而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对于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司法机关也并没有违宪审查权，必须严格执行，因此，我国司法独立制度并不是完全脱离于立法机关的一种直接的对抗式模式，而是更倾向于在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只遵循于法律和自己特有的司法规则，而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观念和行为的干扰。

（二）舆论监督下我国司法独立制度的尴尬。从上可知，各国司法独立制度的内容可能各不相同，但是司法独立制度的建立，都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不被强大的国家权力所损害，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司法权行使的公平和公正，在此种意义上说，司法独立制度的确立，有着重要意义。可是在设立一系列的制度来确保司法权独立实施的过程中，对于司法权的监督和限制也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司法权的行使，往往会直接导致公民权利的享有或丧失。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信息传递越来越迅速、形式也趋于丰富，作为监督司法权的一项重要途径，社会舆论的力量不容小觑，其对于司法权行使的影响力也在逐渐扩大：

如云南李昌奎案，2009年5月16日，李昌奎将同村的19岁女子击昏后强奸，之后将此女子与其3岁的弟弟一同杀害，极其凶残。2010年7月15日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5.16”案强奸杀人案犯罪嫌疑人李昌奎犯罪手段特别凶残、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其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严惩。虽李昌奎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李昌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两份不同判决书，一字之差的“免死牌”，死缓的终审判决结果，顿时引起轩然大波。但是，三次判决，两次改判，的确值得回味。

（三）妥协的必然性。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责任不在舆论本身，而是在司法机关。我们不能把司法被舆论控制和影响的责任推到舆论本身，舆论的作用就在于监督司法权的行使，曝光、揭露违法违规的司法活动。而一种公开、公正的司法活动是光明正大，不怕曝光的1。其实，造成司法对舆论妥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法律本身不完善，导致很多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官员职业素质不高和职业道德风气的不良影响导致民众对案件的审理和判决的公正性不信任，对于案件判决易产生激烈反应；我国法院体系的设置、干部考核升迁制度以及政府文化，又使得法官不得不考虑民意，而由于传统文化和古代法律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群众的观念和现代法律观念存在不一致；法律宣传教育工作发展的相对迟缓使得广大群众对法律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的干预必然会造成法律适用的不严格，最终造成法律威信的逐渐丧失，我国法治社会建设面临阻碍。

（四）如何看待这种妥协。对于司法对舆论的妥协，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

1、好的方面：舆论监督是对司法权行使的一个重要的监督途径，有利于公开透明审判制度的发展。很多案件中，舆论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如上述云南李昌奎案中，由于舆论的压力，法院出了对案件进行审理外，更重要的是对审理该案的法官等是否存在贪腐行为进行了调查，这对防止司法权滥用具有重要 作用。

2坏的方面：新闻媒体的报道，社会的舆论，对于受理案件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来说，容易先入为主的产生一种印象，进而影响其对事实的认定，违背其客观的准则。法官为顺从民意，违背法律原则（特别是罪刑法定原则），立法者意图等，如忽略法定从轻情节，从重处罚。过度听取民意，会造成重刑的扩大适用，对于证据不足，或是没法定案的案件，由于巨大的舆论压力，仍会造成冤案错案的产生。导致各地判决差异大或是迫于压力反复改判现象的产生，使法律丧失威信，沦为受某些人操控的工具。

（五）如何做首先认识到司法独立原则具有重大意义，不可丢弃。作为司法机关，在舆论的监督下，应该坚持依法办事，正确面对舆论的监督，避免盲目地迁就舆论，坚持公正司法。

1.结合本土文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针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出台法律法规、完善法律，使问题的解决方法明朗化，的确可以减少许多争端，是解决此问题的一个基本的途径。

2.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素质，增强其办案能力，可以减少一些冤案错案的发生。

3.扩大审判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扩大审判的公开化和透明化，不仅在审判过程，在侦查过程、取证过程等过程，除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或是可能会影响案件侦办的情况，其他均应通过各种手段公开透明的向公众发布案件讯息。

4．从制度入手，增强其独立性。从制度方面看，我们必须改变司法行政化的现状，从财政上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对于司法人员个人，也应从法律层面保障其权利，如职位升迁、工资保障等。5．大力开展法律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在基层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易于接受的法律普及活动。

6．给群众以表达民意的渠道，同时完善法院自身纠错制度。可以考虑增加一种民意的释放途径，同时加强法院本身的纠错建设，因为我国现在普遍司法人员职业素质并不是很高，冤案错案不可避免，而与之相伴的国家赔偿制度却不完善。所以适度的听取民意有利于防止冤案错案的发生。

7．判决书中，在法院认定的内容中可以加入法院从法理的高度所作的考虑，不仅会让当事人容易接受，利于执行，从另一方面也是对当事人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宣传和教育。

【参考文献】（1）谭世贵：“论司法独立和媒体监督”，《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2）转引自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3）李如万：《司法独立研究》（4）《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5）熊秋红：“司法独立原则的含义及其保障规则”载自《依法制国于司法改革》，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6）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1月版。（7）苏立：《法制及其本土资源》，1996年10月第一版。

第四篇：韩涛论文_浅谈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

浅谈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

上海大学2011级法律硕士（非法学）

韩涛（学号：11720695）

内容提要：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是民主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新闻媒体产业快速发展，并以快捷、透明、受众面广的优势，成为了公众监督司法工作的主要途径。舆论监督使司法机关的工作更加公开、透明，减少了“暗箱操作”和腐败现象。然而，不适当的舆论监督也不可避免的给司法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从而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因此，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实现两者的平衡，是当前亟待研究与解决的现实问题。关键词：舆论监督，司法独立，冲突与融合Abstract: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and judicial independence are two indispensible factors of the democratic and law-based country.In resent years, media indusrty is developing at an alarming speed.Media industry’s advantages are speedy, transparent, and has a wide audience.Media industry has become a main channal for the public to supervise the judical authority.With the supervision of the public, the corruption of judical system is decreasing.On the other hand, inappropriate supervision may bring bad influence on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judicial fairness.Therefore, it is needed to find balance between the judicial inpendence and the pubilc supervision.Key words: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judicial independence, conflict and merger

一、文献综述

（一）舆论监督的内涵、依据及特点

舆论监督是广大社会公众及新闻工作者通过多元化的媒体对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

﹝﹞运行中存在的偏差行为进行批评、建议和制约的一种监督。1当今社会，电视、网络、报

纸等新闻媒体产业的快速发展，极大的拓宽了社会公众对司法机构的监督途径，确保了公民知情权、言论自由权和批评建议权的实现，进而实现了广大社会公众和新闻工作者对国家机关的监督。正如一西方古老格言所说，正义不仅应当得以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审判应当公开，犯罪的证据应当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

﹝﹞能够约束强力和愿望。

2我国《宪法》第32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就从宪法层面，确立了舆论监督的法律依据和法律地位。

公众的舆论监督通常是借助各类新闻媒体进行的，这种监督方式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真实性。媒体所报道的事件应当是客观真实的，不能报道实际并未发生的事情；或者虽然发生但为了追求轰动效应而做部分改动的事情。第二，及时性。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速度是关键，各种事件应当在确保其真实、有效的前提下第一时间向公众报道。第三，自由性。由于宪法赋予了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因此，公民和媒体可以在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关注和报道自己感兴趣的事件，并自由地对之发表言论，而不受任何组织或个人的干涉。

（二）司法独立的内涵、依据及意义

司法独立即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指司法机关在法律的范围内对案件进行公正审判，﹝1﹞

﹝2﹞高阳海：《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冲突与协调》，《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2期。[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法》，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而不受任何干扰。3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司法权的专属性，即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国家各级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统一行使，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此项权利。其次，行使职权的独立性，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自己的职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涉。最后，行使职权的合法性，即司法机关审理案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正确适用法律，不得滥用职权，枉法裁判。

我国《宪法》第126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从立法角度，为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提供了依据。

司法独立原则是国际公认的法治原则，也是我国宪法和法律的重要原则，它确认司法权的专属性和独立性，是现代司法制度的核心和基石。作为一项审判原则，它是保证司法机关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和正常行使职权的基本条件，防止法官的审判过程和审判结果受到来自其他政府部门和外界力量的干涉和影响。同时，司法独立是也是维护社会主义司法公正的重要条件。

﹝﹞

二、舆论监督对司法独立的作用

舆论监督对于司法独立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使司法审判的过程公开化、透明化，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权力的滥用，成为了监督司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却因不适当的监督行为，给司法机关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妨碍了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

（一）积极作用

1． 监督司法审判，减少腐败现象

新闻媒体是舆论监督的主要途径之一，它通过电视、网络、报纸、杂志等媒介，将社会上发生的事件公诸于众，让广大社会公众在第一时间了解案件发生的背景、审理的进程、争议的疑点和最终的结果。在无形中为司法机关打开了一扇面向社会大众的“天窗”，让人们关注司法，了解司法，从而监督司法。这样的“天窗”，为以前陈旧封闭的司法工作带来了温暖的阳光，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不仅使司法工作更加公开、透明，而且让“暗箱操作”和腐败现象失去滋生的环境，从而实现司法工作的公平与公正。

2． 排除各方干扰，确保司法独立

我国法律规定了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司法机关往往会受到上级或同级权力部门和行政部门等的“关照”。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司法工作人员屈于上级的压力，不得已而按照上级的“意思”判案，而不是按照“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判案，致使审判结果失去公正性。这样缺乏独立性的司法现象在我国屡见不鲜。然而，舆论媒体可以全程直播司法审判，将整个司法过程置于广大社会民众监督的压力之下，利于司法机关排除来自权力部门等各方的干扰，独立审理案件，依据法律和事实得出公正的结果，最终实现司法独立与社会公正。

3． 进行法制教育，普及法律知识

新闻媒体是广大社会公众关注司法的主要途径之一，它受众面广、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的特点使人们能够更频繁的接触法律。在人们关注司法动态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增加了法律知识，提高法律素养。媒体舆论传播法律知识，提高了社会公众同犯罪作斗争的自觉性，也使人们在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学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采取心理攻势，利于法官审理

媒体对司法工作进行跟踪报道，其镜头指向司法工作人员的同时，也指向了原被告双方，﹝3﹞张鑫玲：《寻找对立统一的平衡点》，《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而镜头背后则是广大的社会公众，这就容易使被告人对镜头产生心理虚弱。无论是担心镜头后面的熟人看到而丢面子，还是担心遭遇广大观众的指责，原被告双方容易产生各种心理压力，从而在情绪和行为上发生各种变化，利于法官掌握其心理动态，更有利于案件审理。

（二）消极作用

英国学者史迪芬认为：“一个独立的审判机关应当是只根据法律实现正义，而不受政府

﹝﹞政策和倾向性影响的司法机关。”4从历史的经验和当代的实际来看，对司法独立的最大威

胁除了来自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的非法干涉外，舆论的过分炒作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1.追求轰动效应，夸大偏离事实

舆论媒体追求的目标不仅是监督司法工作，更重要的是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提高发行量和收视率，追求商业效益。这就导致媒体在进行司法报道时，容易从自身利益出发，追求新鲜、奇特和速度，追求轰动效应，而不是从案件本身出发，真实、完整的展现整个案件的背景情况和审判过程。

有些媒体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夸大案件中能够吸引眼球的事实，并用煽情式语言进行渲染，使公众受其影响而对司法机关的最终审判结果有不一致的意见。有些媒体在报道中加入了主观感情色彩，丝毫不顾及司法机关的审判，从而引导公众对案件的认识产生偏差。有些媒体工作者法律知识匮乏，在报道中不能客观准确的呈现案件事实，甚至严重偏离事实，致使广大公众不能全面了解案件的情况。媒体的种种不当行为导致公众不能够全面、客观的了解案件情况，从而导致公众的观点与司法机关的审判结果不一致，在二者相差极大或者截然对立的情况下，就会引起舆论争端，使公众怀疑司法工作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影响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的权威和地位。

2.缺乏客观理性，干扰法官判断

从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来看，弱者总能轻而易举的博得人们的同情。但是并非所有案件当中，都应该保护弱者而谴责强者。然而，如今的公共舆论总是不自觉的站在弱者一方，忽略案件的客观性，忽略司法的理性。社会舆论的队伍是强大的，是镜头背后所有观众的总和，如果最后的判决没有站在弱者一方，公众会利用网络、电视等各种媒介发表自己的言论，给司法机关带来巨大的舆论压力，干扰司法者的判断，甚至影响审判结果。

2005年2月长春发生的付忠涛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案件，曾引起媒体的广泛报道。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付忠涛死刑。付忠涛不服上诉，称自己没有杀人动机，而新闻媒体对此案进行了跟踪报道：受害人家属的悲痛欲绝，旁观群众的严厉谴责，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舆

﹝﹞论声讨愈演愈烈。二审法院最终做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5如今此事已过去

多年，冷静思考一下，从情理上说，付忠涛的行为的确让受害者家属甚至旁观者难以接受，但是从法理上说，也许付忠涛罪不至死。然而，在强大的舆论声讨声中，在社会对受害者的同情声中，法官的主观判断难免会受到影响。缺乏客观理性的舆论，不仅不能代表正义，还将干扰法官判案，影响司法机关主持正义。

三、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平衡

（一）国外做法

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冲突现象在世界各国都有所体现，各国也纷纷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在英国，媒体报道必须遵循“司法第一，媒体第二”的原则。设立藐视法庭罪，刑事案件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任何媒体发表有可能影响审判或影响法庭尊严的报道都﹝4﹞

﹝5﹞柯葛壮：《舆论监督与司法权威》，《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5期。黄亦飞、赵修再：《新闻监督与司法审判的冲突与平衡》，《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将视为藐视法庭罪。同时，媒体必须根据起诉书报道诉讼进程，对进行不当采访和报道的媒

﹝﹞体负责人，将处以罚款或监禁。6在希腊，刑事案件在法院未做出正确裁决前，法律禁止

有关此案的评论和对被告人的指责。在德国，法律要求判决后的批评和评论应该同现实中的﹝7﹞诉讼报道明确区分开。诉讼报道应当客观、全面、真实，不能与评论混为一谈。在美国，如果某案件舆论影响过大，法院将把案件延期审理，直到舆论偏见的影响消除，或者采用变更管辖的方法将案件移送其他法院审理，从而避免舆论压力影响司法审判。

﹝﹞在我国，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宣布在全国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8，但是我国的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不融合的现象仍然严重，二者相互对立的问题亟待解决。适当的借鉴外国的司法经验，有利于我国缓解二者的矛盾与冲突。

（二）从舆论监督角度

1.实事求是，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任何自由都不是无限制的自由。无论是公民还是新闻工作者，在行使言论自由权时，应当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客观事实，避免对案件事实进行部分的夸大和有偏向性的渲染，给司法机关施加不必要的压力。公民个人发表言论时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但是不能损害司法机关或者其他人员的利益，违背法律规范和社会公德。新闻工作者报道司法工作时，应当遵守职业道德，维护法律权威，不得为了商业利益对案件的部分事实进行片面夸大和过分渲染，也不能在报道中加入过多的主观因素，引导公众做出非理性的言论，忽略案件的客观性，对司法者的判断造成干扰。

2.借鉴外国，报道与评论分开制

结合我国法治现状，并借鉴外国经验，我国可以实行诉讼报道和诉讼评论分开制。在进行诉讼报道时，应当根据起诉书进行全面、具体、客观地报道，不得违背司法程序进行超前报道和预测性报道，也不得发表可能影响审判的任何言论。在进行诉讼评论时，要遵守法律规定，不得滥用言论自由权，不得侵害其他机关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可以参考法学家或专业人士意见，从专业的角度来评论审判的结果。

3.二者融合，媒体配备法务人员

社会公众对司法工作的评论与监督，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新闻媒体的影响。新闻媒体在进行法制报道时常常会不自觉的加入新闻工作者个人的主观看法，这些看法产生的舆论导向有一定的偏向性，不利于法制宣传。同时，由于缺乏专业性的法律知识，该新闻工作者可能并未意识到其言论产生了如此导向，因此，应当为新闻媒体配备法务人员，或者设置法务机构，为媒体的法制报道提供法律指导，从而保证法制报道的合法性和客观性。

（三）从司法机关角度

1.加强沟通，公开案件审判过程

在我国，对于同一案件，社会公众与司法机关的意见不一致，常常是由于社会公众不能得到全部的司法资料，而对案件没有整体的认识。因此，加强司法机关与社会公众的沟通，更大程度的公开案件的审理过程，已显得尤为重要。在美国，任何一个与案件不相关的人都可以在官方网站上搜索到案件的全部资料。其成本之低、获得之方便，使美国司法机关的工作透明、全面的展现在社会公众面前，不仅利于社会公众关注和参与司法，而且利于舆论对司法工作进行监督，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我国也应当在不违反法律、不侵犯当事人利益（如未成年人等）的前提下，逐渐公开司法审判的全部过程，加强司法审判机关与社会公众的沟﹝6﹞

﹝7﹞参见岳红强、王春力：《在冲突中寻求契合》，《韶关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参见王楚：《新闻监督与司法独立》，《消费导刊》2009年第10期。

﹝8﹞贾鹏宇：《新闻监督与审判独立》，《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3期。

通。

2.出台法律，规范法院媒体行为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起草新闻法，但该法至今并未出台。从我国的司法现状来看，各种舆论监督问题层出不穷，诸如“有偿新闻”、对司法工作的恶意炒作等。司法机关与社会公众之所以冲突不断，就在于没有一个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二者权利义务的界限。因此，我国应尽快出台一部专门性的法律文件，将司法机关和舆论媒体的行为法律化、规范化，从法律的角度明确正常的舆论监督界限，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范围，以及舆论监督的程序，在保障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前提下，保护公民和新闻媒体的知情权和舆论监督权。

3.宽容相待，明确媒体免责条款

司法机关应当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舆论媒体，不能对其要求过苛，应当对舆论媒体规定一些免责条款。例如法制报道或者法制评论中个别背景资料失真、个别字句不准确，就不应当认定为侵权。法制报道可以形成“局部真实—后续报道—整体真实”的链条，只要在最终呈现给公众的司法资料中，信息全面而真实，就不应当追究舆论媒体的责任。同时，司法机关主动与社会公众沟通，及时将工作进展展现给社会公众，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舆论的错误导向行为。

四、结语

自由的舆论监督与独立的司法审判是实现社会主义公平与正义的重要手段。在价值层面上，二者都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为根本目标和价值追求；在本质上，两者又具有高度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但是，由于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社会体系，在实践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冲突与对立。我们应当在提高舆论监督主体和司法工作人员自身法律素养的前提下，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和制度层面规范人们的行为，在保障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前提下，保护公民的知情权、批评建议权和言论自由权，进而推动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进程。

参考文献

[1] 舒国滢：《法理学阶梯》，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徐忠明：《思考与批评——解读中国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3]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 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 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 高阳海：《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冲突与协调》，《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2期。

[7] 王楚：《新闻监督与司法独立》，《消费导刊》2009年第10期。

[8] 柯葛壮：《舆论监督与司法权威》，《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5期。

[9] 黄亦飞、赵修再：《新闻监督与司法审判的冲突与平衡》，《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

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0] 岳红强、王春力：《在冲突中寻求契合》，《韶关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1] 张鑫玲：《寻找对立统一的平衡点》，《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12] 贾鹏宇：《新闻监督与审判独立》，《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3期。

[13]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4] [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法》，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第五篇：司法独立的制度要素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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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独立的制度要素与保障

米 健

无论是从思维逻辑和实际操作来看，还是从历史、现实和所有法治国家的经验来看，建设一个法治国家的前提条件当然是首先要有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这不仅意味着要有健全的立法，而且还要有法律实现的制度保障，即要有公正的司法和相应的司法制度。这也是为什么随着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提出，司法公正就越来越成为一个讨论热烈的社会主题。随着社会范围内讨论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司法公正未能在现阶段中国得到真正实现，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现今司法人员整体素质的欠缺，而且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在现阶段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司法独立。在任何法治国家或追求法治的国家中，没有司法独立就不可能最终实现司法公正。因此，探讨司法独立的可能性及其在现实社会条件下的实现途径，应是现今法律者们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司法机构显然首当其冲地面对着严峻急迫的挑战。而我国是否能够成功地把握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机遇，战胜挑战并使之转化为有利的条件，最关键、最直接的任务和指标就是：我国司法机构今后是否能够以公正高效的司法审判工作证明我国政府对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义务，证明我国维护发展市场经济及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制条件与环境。因此，我国司法机构能否在涉外和涉世案件中实现公正与效率，乃是直接实现和体现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目的的基本问题。

一、司法的前提条件

司法是法律实现的根本途径。进一步说，它凭借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将立法所确立的规则转化为不可违背的社会秩序。概括地讲，立法是要创立规则，并设定一种秩序;而司法则是实现规则，并确立和保障一种秩序。所以，为了达到法律制度所设定的目的，为了建设和实现法制国家，法律实现——司法就是必然和无条件的。因此，我们说法律实现或司法的前提条件就是法律实现或司法的必然性和无条件性。

应该指出，一个以立法体现的实体正义和立法设定的程序正义一旦确立，那么，完成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有机结合，并且实现两者之间的一致性，最终实现法律秩序正义的社会职责就必然要由法官来担当。于是，在此又必然提

出一个新的问题，即法官如何才能顺利完成他所担当的社会职责和使命呢?显然，法官首先必须获得无条件实现其社会职责的社会地位、权威和尊严，而这些只能由体现社会和人民意志的法律赋予，而且不应受任何团体、党派和行政机关的制约。换言之，法官只对法律负责，对法律所体现的社会和人民意志负责，完全独立于其他国家管理机关和任何政治团体。只有如此，才可能谈得上司法权威，才可能去追求司法公正和法治国家。对于法官而言，法律就是目的本身;而且只有在仅仅服从法律的法院中，才能真正实现司法独立。

二、司法独立的基本要素与保障

实现司法独立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其实同时也是其保障，即：司法系统独立(外部独立)和法官独立(内部独立)。

(一)司法系统独立

司法制度是整体法律制度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是实现法律正义的一个必然环节。所以，我们必须给予司法制度的载体——司法系统以充分的社会信赖和权威，使之真正能够独立地实现法律追求的正义目的。如果不能保障司法系统的独立存在，司法独立也就不可能，其结果，很难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虽然从国家机构设置上看，我国的司法系统是相对独立的，但实践中，由于历史和现实社会条件以及观念的制约，我国的司法系统并不能够真正独立。考察近些年来在司法方面发生和存在的种种问题，包括司法腐败、司法效率不高乃至司法不公正现象频繁发生，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司法体制上的问题。具体说，在现实工作中的许多方面，行政系统与司法系统的关联密切，而且这种关联并非是对等的，后者实际是处在前者制约之下的。从实际情况来讲，现今的司法系统还是党政系统的一个延伸部分。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现今的所谓司法腐败，只不过是行政管理腐败在司法系统的延续，是行政管理腐败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只要还存在着行政管理的腐败，司法腐败就是一种必然。因此，现今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努力实现司法体制的改革，逐步实现司法系统的真正独立。

司法系统独立的首要保障或前提条件在于司法系统与行政系统的分立。当然，我们在此所谈的司法与行政分立，不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国家理论的简单照搬，而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历史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司法行政分立不仅仅是指形式上的分立，更重要的是实质上的分立。鉴于我国社会政治的现实条件，司法系统独立应该具备以下的实质内容：

第一，机构设置和级层管理上的完全独立。实现司法系统自身的统一机构设置和管理，即自下而上的建制和自上而下的管理。更进一步说，法院系统的建制和管理应完全不受同级行政机关或地方政府的干预或制约;下级法院的建制和管理完全取决于上级法院的决定，而不是取决于地方政府，如人员编制、机构设置等等。现今正在考虑建设的地方海事法院或国际贸易法院以及隶属于司法系统的法官学院都应该以此为出发点设计实施。

第二，组织人事上的完全独立。实际上，这是直接关系法官队伍素质、司法人员作风和形象、法官司法工作水平乃至实现“公正与效率”这个世纪主题的关键。可以说，现今司法队伍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司法队伍来源或构成不严格、不规范、不自主造成的。例如，许多地方政府时至今日仍然经常向同级地方法院派遣非法律专业的人担任院长、副院长和一般司法工作人员，这个问题在基层尤其严重。虽然已经实行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会对此有所限制，但如果不从根本制度上想办法，这个问题就不会得到真正解决。我国的法官法早已经颁行实施，而且有些规定还很现代化。但是，培植一个现代化的法官队伍，还需要一些国家管理层面上的相应制度。其中最关键的是：法院司法及管理工作人员的进出，必须要由法院本身依照法官法独立决定，不应受政府或其他团体的强制干预和影响。今后，我国法院的人事决定权应该逐渐过渡给完全独立的各级司法委员会。至于委员会人员组成，虽然不排除来自行政权力机关或由其指定，但主席和大多数成员必须是职业法官。

第三，经费财政上的独立。法院人事和财政不独立，受制于地方财政和组织人事部门，是长期困扰法院系统的两大问题。它迫使法院不得不考虑甚至屈从于司法系统外的各种意见和压力，从而使法院服从于法律大打折扣。在财政经费方面，由于我国幅员广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以至于各地法院的财政来源也差距甚大。其结果，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法院建设发展和司法工作有因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统一要求，但实际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根本无法获得统一同步的发展建设。事实上，各地各级法院长久以来不得不为自身的生存发展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其结

果，必然又使作为国家司法机关本应独立的法院进一步依附于政府和其他团体。这实际上造成了国家法治过程中的一个恶性循环。从今年开始，诉讼费作为法院经费来源之一的制度被废除，今后法院诉讼费和财政来源将彻底实行“收支两条线”。在法治国家的意义上，这种举措当然是一种进步。如果它能够在司法独立的大前提下操作和实现，那么无疑会对今后法院系统的财政独立起到极大推动作用;但是，如果失去上述前提，这个措施倒反而会使司法独立及各地司法系统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所以，我们必须借实行“收支两条线”之机，争取司法系统的财政独立。这的确是关系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一个大问题。

(二)法官独立

在司法系统获得基本的独立之后，法官的独立就成为司法独立的实质性保障。

其实，没有司法系统的独立，就不可能有法官的独立;而没有法官的独立，司法系统的独立就是空谈。两者相互依赖，彼此补充。法官的独立实际上构成司法系统独立的实质和核心。所以，如果说司法系统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那么，司法系统的独立又必然以法官独立为前提条件，这是司法公正，从而也是法治国家的逻辑。因此，在我们追求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当然不能不重视法官独立。根据我国现行法官法，法官享有充分的权利，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现今中国的法官在法律上已经具有了相当独立的地位。例如，法官法第八条所列举的法官权利类型，其内容甚至比西方国家的有关规定更为广泛。但是事实上，由于我国的吏治传统源远流长，法治国家建设刚刚起步，相应的法治国家观念既未普遍也未成熟，法院系统的独立性还多受限制，故法官独立远远未能被人们认识和接受概念，况且传统惯性和社会现实条件还无时不在限制着这一观念迅速成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是，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要建设一个法治国家，那么就不可回避地要面对这一挑战。

根据我国法官法规定，并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条件来看，我们可以继续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争取实现法官独立：

第一，法官选任的独立。法官的选任由专门的司法委员会进行。这个司法委员会应以法官为主，同时也可以包括党委和政府委派的官员，甚至律师界知名人士。但它的设置和实际操作原则应该是能够保证作为法官的委员会成员发挥绝对的主导作用。

第二，法官的终身任命。具有必要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学历、经过考核获得司法人员从业资格并具备足够司法实践经验的人，一旦经过司法委员会任命为法官，除非其触犯法律或严重违背法官职业操守，即应享有终身的法官资格。在这方面，应该考虑使某些高级的资深法官享有和教授一样的从业权利，即可以适当地延长任职的年龄限制，而不是受同行政官员一样的限制。法律应该明确规定各级法官得以从事司法工作的最高年限或退休年龄。

第三，法官不可任意移调，不可撤职、免职。法官不可以轻易地被调离其既定职位，更不可以轻易地被调换职位。如法官通常情况下不应该转换为检察官，同样，通常情况下检察官也不可以转换为法官。应该指出的是：从司法活动的基本准则上讲，每个法官都必须以其司法活动独立地对法律负责。换句话说，一个法官的失职或违法行为，并不构成其他法官，包括其所在司法机构上级法官的失职或辞职的依据。当然，这个原则的实现必须以司法的完全独立，包括司法的内部独立和外部独立为前提。

第四，法官的稳定的、有法律予以保障的薪俸。法官的薪水由法律加以确认，任何情况下，法官的薪水都应该予以保障。否则，法官可以诉诸法律程序请求其应该获得的薪水。此外，任何级别的法官退休之后，其薪金待遇应原则上不变。

第五，法官依法审判不受任何行政、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我国法官法第八条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其实，这一宪定原则的实质或核心思想就是审判的独立。可以说，司法独立的核心内容或基点是法官的独立，而法官独立的直接效果就是审判独立，后者则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根本前提。没有法官的独立，审判独立就无从谈起，而如果审判独立不能独立，司法独立就失去了其根本内容和基本价值。正因如此，《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才明确要求法官强化审判独立的意识，即能够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争取条件来实现审判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