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医学发展的哲学思维
中医学发展的哲学思维
夏华城针推学院学号 62010020
摘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自身的健康,而医学的发展面临了更多机遇和挑战。作为国粹的中医学的发展应更新观念 ,转变思维 ,迎合并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求 ,拓展生存空间 ,并融入到国际医药学发展之大潮中去。因此,探讨如何借鉴哲学思维对中医学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中医;哲学思维;借鉴;发展
多年前在《差异·困惑与选择》[1]一书中看到了讨论中医当时的现状 ,认为中医是在夹缝中求生存。随后很多很多“大家”展开了热烈探讨。当今 ,或许情况更为严峻 ,可以说是“山坳上的重车”。这表现在多方面 :由于总体氛围的浮躁心态 ,中医纯学术研究很是艰难;由于方法上思路上的局限 ,中医的临床研究及理论研究很难有突破或重大进展。
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无论微观抑或宏观世界,要想取得重大成就,既要通过直接经验方法,使研究建立在丰富准确的感性材料基础上,又必须突破直接经验方法,运用抽象的理论思维进行哲学思考[2],如爱因斯坦在科学研究上如何只停留于直观和实验阶段,而不进行高度的抽象理论思维,不善于哲学思考,就可不能有相对论这一自然科学领域中划时代的伟大成熟,中医学诞生在中国古代,当时的实验科学当不如今天发达,因而不得不更多地借助古代的哲学思想,来解释一些生理和病理现象,对中医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时至今日,现代医学开始倡导“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说明经历了千年的发展,他们又将回到哲学的源头寻找智慧。而中医学如同一个丰富的宝藏,蕴藏了数千年来先人们的智慧,而打开这个宝藏的钥匙,就是哲学思维。无论是《黄帝内经》、《伤寒论》,还是后世的历代医家,他们运用哲学思想作为工具,传承着一代代的学术精华。如““取像比类”方法,在《素问·五脏生成论》提出“五脏之象,可以类推”,《尚书·洪范》认为:“五行„„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以五行学说对事物进行分类。又如张元素提出了“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的药物分类方法,同样是五行学说“取像比类”的具体运用。可见,在中医学理论框架的构和临床实践中,蕴含着哲学的智慧。
医学一直伴随着科学发展而发,我们应向范喜军教授所说用哲学思维方式,学习和发展中医学。哲学经典理论告诉我们应批判地学习中医学,抛弃中医理论的糟粕部分。继承其精华部分。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审视中医学,从宏观和微观,抽象和形象,古代和现代,多层次分析和发展[3]。
中医的思维方式是经验直观和抽象思辩的整体把握,从而综合而全面地把握人体整体以及对环境的关系,作为中医学人,要学习、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医学典籍,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前人的学术思想和经验,真正做到传承与创新,离不开哲学这门工具,并充分利用现代设备,注重微观辨证,与时俱进,丰富发展中医学。
参考文献:
[1] 《差异?困惑与选择》(主编)1990年 沈阳出版社.[2] 《中医药学刊》 2002年第20卷第2期,164-165页,姚波
[3] 《中医药学刊》2005年第23卷第9期, 1660-1661页, 范喜军
2010年10月15日
第二篇:哲学思维与领导能力提升
哲学思维与领导能力提升
焦佩锋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哲学思维与领导能力这个讲题。
课程前言
习近平同志在8•19讲话中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领导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新干部、年轻干部尤其要抓好理论学习,通过坚持不懈学习,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我想,这四句话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有哲学思维,那么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没有哲学思维,当不了领导;没有好的哲学思维,当不好领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领导是管全局的,领导的素养、管理者的素养一定要和哲学思维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照顾到眼前和长远。
对于做意识形态工作而言,我们领导干部尤其是要有哲学思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对于新进干部、年轻干部,我们一定要抓好理论学习,这其中体现的就是马克思它是科学的真理,它所使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建立世界观、价值观很有作用和意义,这也是经过无数历史证明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2013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哲学,在这个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好认识国情,更好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各项工作。习近平所强调的这段话,意思就是说,我们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或者是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方法的学习,有助于我们或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我们的国情,比如说我们当前的发展阶段,我们这次改革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种性质和特点以及类型,更好地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势,就是目前我们党和国家要朝向,我们的趋势是什么?未来的走向是什么?还有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因为改革也不是随便改的,建设也不是随便建的,革命也不是乱革命,我们是依据,是在认识到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而这种认识论又来自于哲学思维,所以我们党特别重视在思想上建党。
在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指出三条: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既然是规律性的东西,它就具有普遍性,具有普遍的指导性,所以认识规律就意味着认识这个世界,意味着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原则、什么是灵活性,它依然是指导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这个客观规律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正作用和反作用关系,这都属于规律性的认识,这是前人的认识成果,而且这些认识成果在我们党的历史,在我们党革命时期、奋斗时期,在上一段改革时期都得到了正确的验证,所以这是我们党的思想法宝,共产党人和其他党人,或者说共产党人本身有什么不同呢?他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利益和诉求,但是共产党人特别注重运用规律性的认识来认识社会和治理社会。
所以习近平同志特别指出,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刚才我讲了,共产党人有什么特质呢?放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当年讲,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士兵、战士有什么不一样呢?共产党的战士在打仗之余手里捧的是哲学,蒋介石退回到台湾以后也讲了这个问题,打败我们的就是共产党人懂哲学、用哲学,所以尽管我们在客观条件上,在武器装备上,在力量构成上我们可能不如国民党,但是我们懂得学哲学、用哲学,不怕领导学哲学、就怕战士学哲学,就怕全民学哲学,因为哲学意味着世界观、意味着方法论,意味着对世界对现象的本质性认识,而这种本质性认识能够使我们党上下、军队上下能团结成一条心、拧成一股绳,达到政治乘胜的结果。
所以近平同志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所以重视和掌握哲学是被历史、现实和党的建设等等多次成功证明了的。既然是好的东西,有用的东西,我们就不应该放弃,所以我们把这作为党的一个好传统。学什么哲学呢?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在当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是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认识、新的实践探索所得到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理论回答或哲学思考。所以,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每一个党员,对领导者来说,依然不能放弃学哲学、用哲学的传统。
那么在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指出必须重视和掌握这么几个重要哲学观点:一个是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目的是为了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这个矛盾分析方法我们都知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也是一对矛盾。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最活跃的力量,它也是我们区别社会和社会之间差异性的一个根本问题,因为生产力解决的是穿衣吃饭的问题,解决的是人的基本需要、低层次的需要,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就没有社会的发展,一切都是空的,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生产关系是我们在生产劳动当中结成的社会性关系,这个关系从动态的角度讲,分为对于社会劳动产品的生产、分配、消费、交换以及再生产这样一个循环过程。所以说它体现的是,它本质上生产关系是一种经济关系,它体现的是我们对社会产品的分配,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有公正有不公正,所以公平相对公正的生产关系或者社会分配关系,是我们推动生产力,保障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这是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关于社会治理的基本原理。
社会经济矛盾还包括,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所以经济基础来自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力状况的需要,上层建筑是从思想层面,从精神文化层面对社会的制约和引导,它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的上层建筑,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讲题哲学思维和领导能力,其实是要求大家要从思想意识形态,从这个高度来理解社会的人、事、物要用哲学思维,所以掌握好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这次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什么要发展经济、为什么要释放经济活力、为什么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呢?是因为我们要尊重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当中的生产力标准。而为什么同时我们要强调要做好顶层设计呢?要进行制度建设呢?是因为我们尊重或者我们认识到了社会治理当中经济基础或生产关系的现实化就是制度,以及我们在思想层面,思维层面的总结,我们的哲学思维、顶层设计等等诸如此类,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对于社会的稳定和谐有序的反作用,所以第一个社会经济矛盾分析方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第二条,要学习和掌握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物质生产,特别强调生产力标准,因为它是社会变革,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推动力量,我们可以用任何一条标准给社会历史分析,来认识这个社会,观察这个社会,但在根本上能够使大家的认识共同达到一致的就是物质生产,因为根本,它解决的是,它着力于它侧重于人的穿衣吃饭问题。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当中指出,人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吃喝住用行,这是每天每日每时所必须连续进行的历史动作,我们关于政治的观点,关于哲学的观点,关于意识的观点,关于法的观点,国家、制度等等问题都需要从这个上面进行解释而不是相反。它也使我们联想到我们当前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中国已经拥有了世界第二的经济发展规模、发展水平,但我们依然要看到,我们的经济发展有很多水分,有很多问题,我们质量不高、效率低下、环境破坏程度大、资源成本高,这也是我们的特点,所以当前的发展不仅仅是发展经济,而且是科学的发展经济,已经把发展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进一步转化为科学发展是硬道理,可持续发展是硬道理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当问题的问法变了以后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发展的否定,而是我们有新的方式,新的发展方式来推动发展,这是对我们提出更高更严峻的要求。
第三条,要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共产党人、领导者、领导干部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圣人,也不是超凡脱俗的仙人,我们的所有的力量,我们所有的政策,我们的制度,包括我们的想法、我们做法、我们的经验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鲜活的社会历史经验,所以脱离了群众,就脱离了现实,因为群众是火热的社会生活的参与者,我们脱离了群众,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所以这三个重要的哲学观,第一个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它有利于我们认识到这次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有利于我们全面把握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什么样的关系呢?比如说在发展经济的问题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非公经济、民营经济和公有制经济的关系,领导者个人一把手和下属之间的关系,还有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要求我们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把人民愿意不愿意、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我们是否推动改革的标准,我们要问计于民、取信于民,这样的话,因为人民是社会力量的大多数构成者,这样力量的释放是庞大的,他的效应也是庞大的,所以我们要尊重人民群众这个主体。
而回到领导本身而言,哲学素养是做好领导工作的本质要求。为什么这么说呢?习近平同志2010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指出,党员领导干部只有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和辨别是非能力。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能够使我们心明眼亮,能看到这个社会发展的大局,而不是片面的深刻性,我们这里的深刻是来自于对改革发展全局的掌控或把握,比如说刚才我讲到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它能使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达到这样的高度,这是领导干部应该有的素质。它能够增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这是第一个效果。
第二个效果是,能够全面、正确地理解和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和各项方针政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所以我们的理论、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我们的经验和各项方针政策都和这个指导思想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理解了这个指导思想,就能理解或者贯
彻我们党的理论、路线、方针、纲领、政策,所以作为领导者必须不仅看到是什么,还要看到为什么,而这个为什么来自于长期的、日积月累所形成的哲学素养。
第三条,学好哲学,有利于我们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克服和避免摇摆性、片面性、盲目性。这也是被实践多次证明的。哲学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要看到事物之间的联系,看到事物内部的结构,事物内部的各个要素、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系统性和联系性,当然也包括差异性,所以学好哲学有利于我们克服,什么叫摇摆性呢?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精致的利己主义、实用主义等等,有利于我们克服片面性,就是看到什么抓什么,上面要求什么我们动什么而不是主动的积极地担负起领导责任,当然还有一点是盲目性,为什么说学好哲学能避免盲目性呢?是因为我们不仅能看到是什么,还能看到为什么?当你理解了事物的原因之后,看到事物发展态势之后,你就能够主动的而不是盲目的,清晰的明白的而不是盲目的想问题、做决策。
2013年12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讲话时,习近平指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观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本质性认识,方法论是我们通过一定的方法或途径去认识问题、解决问题,这已经被我们历史和现实多次证明了,所以我们把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就是宏观的,看到各个局部之间的关系,局部和整体之间的关系,局部和局部之间的排列关系,综合决策能力,是综合判断而不是片面判断,所谓的片面指的是眼前的、狭隘的、个体的,这种片面化的决策,越是片面化的决策,越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还有驾驭全局能力,作为领导者,领导工作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驾驭全局的能力,因为你是站在全局之上看问题,所以你必须要有驾驭全局的能力,这是领导的基本要求。尽管说近平同志,中央讲的这两段话,是对党员领导干部而言,但是我想这种讲法,这种要求对各行各业领导干部都有适用性。
今天这次课,我们主要谈论两个问题,第一个,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么重要,那么它有哪些鲜明特点呢?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还有它的精神实质是什么?第二个,运用哲学思维方法,提升领导改革的能力。因为当前对中国社会而言,改革是最大的政治,改革是最大的现实,改革涉及到各行各业,因为我们这次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所以,如果认识改革、如何理解改革、如果领导改革,对领导者来说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而这个要求的达到依赖于我们运用哲学思维方法,我认为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要有全局思维,同时提高统筹协调能力,第二要有过程思维,同时提高照应阶段能力,第三要有底线思维,同时提高防突处变能力。我们分别看一下。
一、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明特点
第一个大问题,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个小的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哪些鲜明特点呢?我认为它有三个特点。一是人民性。为什么这么说呢,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纯哲学”,它和康德、黑格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这些哲学都不一样,这种哲学充满现实感,这种现实感主要体现在它有鲜明的人学立场,它总是以人的物质利益、社会权益等问题为思考重点,所以它不只是关注人,而是通过关注人的问题、人的生存现状来关注,或者说通过人的状态来关注人本身,而不是说由人道主义或者说人权这个抽象概念来关注,并且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以单个人、少数人,而是以人民群众的生存和社会解放为根本任务。所以他不仅看到人的生存状态,还要看到人的生存状态背后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基于这种原因的分析,他要结束这种人的被压迫、被异化、被奴役的状态,他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压抑的解除,比如说私有制,私有制是束缚人的,他里面有雇佣劳动,人是不自由的,还有政治压迫,所以无论是阶级斗争还是这种异化劳动的批判,最重要是实现人的解放,这是人民性。
第二点,现实性。始终从现实的人的需要以及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而不断展开的物质生活和交往行为出发来解释世界,是马克思主义最为鲜明的特点,这是其唯物主义立场的真正体现。一般我们都认为,哲学是远离社会生活的,它是高高在上的,远远在外的制度,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具有“入世”的特点,它不具有“出世”的特点,它不是道家哲学,它也不是儒家哲学,它是积极“入世”。这种现实性体现在物质生活和交往行为,这是人的肉体需要、人的感性需要的结果。还有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关注是什么,还关注为什么,更重要的是关注怎么办,所以这种鲜明的“入世”特征,它不仅看到了经济的不平等,而且主张通过政治手段、经济手段、特定阶级的革命运动来消除这种不平等。所以马克思主义有句名言就是以往的哲学家只是在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对这三个特点,分别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作家的话进行解释。
第一个关于人民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哲学是问:什么是真理?而不是问:什么被看作真理?它所关心的是大家的真理,而不是某几个人的真理。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入世”的特点,这种现实感体现在,它关心的是大家的真理,而不是少数几个人的真理,少数部门,少数个体或者某种组织的真理。所以这也是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特点,广泛性特点。
还有,这种人民性体现在无产阶级作为大多数利益代表者的被压迫阶级的代表者无产阶级,他说,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它这个阶级从发生到存在,它就意味着它要代表大家的真理,它要实现大家的利益,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注意这里面有一个社会的原则,作为一个阶级它可能是尽管是代表大多数人,但是这个阶级要把自己的利益,把他的诉求,把自己的原则提升为整个社会的原则,让大家意识到什么叫大家的真理,什么叫多数人的解放,什么叫人类的解放。所以私有制最后的结果就是要被广泛的社会化的分配所取代。
第三句话,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社会关系是人在自己的物质社会生活当中,不能脱离这个生产活动来讲社会关系,处在这些社会关系当中的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就是比如说哲学,比如说艺术、宗教这些等等,在马克思看来,他一定是和特定的社会关系,特定的社会历史活动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不能脱离那个社会的背景来认识这些原理、观念、范畴,用抽象的原则来指导人们生活,这是关于人民性。
关于现实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常常要追问自己的本质是什么,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要向哪里去?这个问题脱离人的社会关系,脱离人的社会活动是没有答案的,我们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我们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当中活动,我们的社会角色,我们的社会身份,我们的社会评价必然与你特定的社会关系结合在一起,脱离了这个,人的本质必然说不清楚。
第二句话,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麻布、亚麻、呢绒,这是看得见的物质产品,在生产这些看得见的物质产品的同时,人也在生产看不见的社会关系,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唯GDP主义,经济利益崇拜。为什么人越富,有时候表现出来的文化水平、社会行为越不那么文明呢?是因为我们没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制约这种行为,所以人们对暴发户都有不好的社会评价,这意味着他不符合我们心中那种公平正义的社会关系,这提醒我们在进行社会评价的时候,既要用看得见的生产力的标准、劳动工具的标准来评价社会进步,同时也要用看不见的,一个社会是否和谐,这也是我们评价社会的标准,我们评价干部的标准,评价领导的
标准。如果一个领导使一个单位,使一个同事或者使一个地区、部门之间、行业之间、产业之间这个关系理顺了、摆顺了,这也是杰出领导能力的表现,而不仅仅说我们靠量的优势,数据的东西来评价一个领导是否有所作为,所以我们在政绩观层面,在人事考核方面也要特别注意这一点。人和人的和谐也是我们评价领导艺术的一个方面。
还有关于实践性。马克思指出,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但是呢,要特别注意红色部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好多哲学家,包括黑格尔、费尔巴哈、费吉特、康德等这些哲学家,最根本的差异是在于他特别强调思想要转化为行动,而不是说我思想上达到某种境界了,我自我思想革命完成了,这个事情就完成了。思想革命完成了,对现实中的革命一点影响都没有,在马克思看来,思想革命是现实革命的前提,所以他指出,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所以刻在马克思墓碑上的这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必须记住。所以领导者你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首先我们要科学的解释世界,要认识社会现象,要认识事物和事物之间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我们要有效的去改变这种世界。所以对领导能力而言,首先你要有认识能力,其次要有决策能力,最关键的是你要有落实能力,你要有推动工作的能力,你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要求。这种素养,这种要求我们是从那种所谓的休闲哲学、人生哲学当中是得不到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具有现实性,总是具有实践性。
还有马克思指出,哲学就其自身而言,她的理论就是实践。她的理论就是实践,你注意这句话,用我们共产党人的话翻译过来就是叫落实叫务实,通过务实的过程达到求真的目的,这对领导者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要求。这是第一个小的方面。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内容
第二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内容是“两大发现”。这两大发现不是我在这凭空定义出来的,而是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对马克思一生进行盖棺定论。
恩格斯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发展的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
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即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的观念,就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吃饭、喝水、住宿、穿衣,这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基本条件,没有这个,人类社会是不存在的,而人类社会的种种现实的产物,比如说国家制度、法律、艺术、宗教等等认识、观念都从吃饭、穿衣当中来,所以我们必须从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这是唯物主义,这是第一个发现。
第二个发现,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这就是第二个发现,这个发现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剩余价值规律。我们都知道,剩余价值规律是揭示了资本主义资本运动的产生资本利润的一个规律性的认识。
“两大发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第一个发现其实是关注普遍的人类社会,它具有普遍性、总体性,第二个发现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针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所以它具有特殊性、阶段性,这两者之间也是高度统一在一起。
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有这种特征呢?我们简单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创立的一个简单过程。首先我们要注意到,“物质利益难题”是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的基础。他在41岁的时候指出,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马克思当年也是哲学青年,他大学首先报的专业是法律专业,后来改专业、换学校,开始在波恩大学,后来去柏林大学学哲学,所以他换了专业,换了专业以后他认为没有哲学,就不能使我前进,对哲学特别痴迷,尤其是黑格尔哲学,那种丰富性、那种感染力深深吸引了马克思,马克思读黑格尔甚至生了病,生病期间、疗养期间依然读的是黑格尔哲学,可见哲学对他影响多大,但是大学毕业以后,来到社会生活当中,没有找到工作,然后去给《莱茵报》写稿,写稿期间就碰到一个物质利益的难题,就是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这是马克思自我告白。他从一个哲学青年变成一个关心社会物质利益问题的青年马克思,但是关注利益问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是一个纯经济学家,因为他关注的经济问题和经济学家不一样,他要在经济现象背后看到人和人中间在哲学高度的差异性。
马克思说,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法的本质是什么呢?法律的本质是什么呢?它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把它按照英国人和法国人的
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就是说18世纪的英国社会和法国社会已经发育出了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然后黑格尔称为市民社会。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所以他批判亚当斯密等等这些,谁是亚当斯密,就是市场经济的鼻祖,他看到自由主义经济背后人的不自由。
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逻辑是这样的,首先是特别重视法律关系,然后他看到国家的形式,最后推动他进入到物质生活关系当中,进入到市民社会当中,而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就最后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
恩格斯对马克思这个哲学经历、思想经历也进行了佐证:“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粹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着手研究有关物质利益的问题,„„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应当到黑格尔所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也就是政治经济学。”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就是政治经济学。
我们由此简单回顾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简表,马克思的思想经历是这样的:法学、哲学、经济学,最后是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就是市民社会的科学。市民社会的科学是两大发现,主要体现在两大发现,两大发现是什么呢?唯物史观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唯物史观规律具有普遍性,对于整个人类具有适用性,而剩余价值规律是对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适用性。
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解释“两大发现”的理论依据。或者说我们通过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作用,能看到马克思所发现的第一个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唯物史观的规律的普遍性,还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剩余价值规律的特殊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中交代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是生产关系。然后在这个关系之上又有上层建筑。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种动态基本矛盾规律表现在什么呢?物质生产力发展了,便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了。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就是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内容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辩证唯物主义,包括唯物论,就是实事求是的看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第二个辩证法,要联系发展的看问题。实事求是的看问题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是什么,要回到事情本身,是什么就是什么。然后用辩证法看,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是什么背后为什么。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而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点是生产力标准,我们要尊重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生产力的根本作用,第二个要看到生产力背后是人的作用,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话,人的积极性就提高了,生产力就发展快了,反之就发展慢,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方面的内容。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掌握这个东西,重要性何在呢?我认为,本质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一种哲学,但是,这种哲学不是高高在上或远远在外的某种抽象教条,而是基于人的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才可能的现实主义解释原则,这种新的哲学形式是唯物论、辩证法、历史观的有机综合。较之于以往的西方哲学,它更具有历史感、现实感、科学性和实践性,因此,它不仅容易被理解和传播,而且也容易被转化为方法、能力和素养,进而发挥“改变世界”的效用。这就是领导干部学哲学、管理者学哲学的必要所在。
我们看看,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证明了是对的。”实践的说服力要求我们必须要重视和学习这个立场、观点和方法。
邓小平同志在92年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我们尽管社会主义起步晚、底子薄、水平低,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社会主义是尊重历史唯物主义规律认识的结果,是制度的成功,它不是一种空泛的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所以尽管社会主义遭受了一定挫折,遭受了曲折,但人民经受锻炼,我们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回到当代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在去年的8•19讲话中指出,党员干部要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要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老老实实指的是态度,原原本本指的是回到文本,不要片面的学习马列主义。而新干部、年轻干部尤其要抓好理论学习,通过坚持不懈学习,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因为这种理想信念不是说教条,是你通过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实践当中可以得到证明的,它可以说服你。
还有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我们不能割裂“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的关系。
十七大报告有句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党员领导干部既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又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学内容,另一方面要通过这些内容看到它背后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所以这是领导干部要提升领导能力的重要要求。这是第一部分。
二、运用哲学思维方法,提升领导改革的能力
第二部分我特别想讲一下运用哲学思维方法,提升领导改革的能力。哲学思维与领导能力的关系是什么呢?哲学是“爱智”之学,追问本质、探求意义、寻求方法是其天性。我们之所以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因为这种哲学所体现出来的人学立场更真实、认识观点更科学和思想方法更深刻。因为历史和现实多次证明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认识和实践,我们总是能够取得新的更高的成绩,所以,学哲学、用哲学往往是领导人、管理者的自觉追求。
我认为,改革是当前中国社会最大的现实。为什么呢?这个现实需要我们站在思想的高度去理解。这是因为,在本质上,本轮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重要性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取得共识的“最大公约数”。这是态度。
第二个,改革需要方法。“要不要改”不等于“会不会改”。我们不要仅仅把思想认识停留对改革的重要性的认识上,而是说我们要科学、合理有效的方法推进改革,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过快不行,过慢也不行,所以适度、有效的方法是防止改革不走样、不走偏的前提。一定要看到方法对我们推进改革的重要性,而这个东西需要你从哲学的角度去领会。哪几个方法呢?
(一)全局思维与统筹协调的能力
第一个,全局思维与统筹协调的能力。历经30多年发展,中国民众对市场化改革的正面作用已毫无疑义,当前,让市场和政府各得其所、各尽所能是社会各界的普遍吁求,与此相反,消除不公平竞争、打破利益固化、遏制权力滥用,划清市场和政府的边界是本轮改革实质而又核心的问题,因此,形成具备现代社会特征的治理体系、培养与之相应的治理能力
才会成为本轮改革的总目标。这是全局,你要看到这个全局,要有这个全局的关怀,只有看到这个全局,你才能作为领导,才能统筹协调能力。或者说你才能看到统筹协调的能力对于实现、维护这个大局的重要性。所以要将全局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邓小平曾指出: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服从全局。全局和局部只是相对而言,局部是相对于全局而言的局部,局部固然重要,但是,这种重要性必须汇聚到全局中才能发生更大的作用,如果看不到全局,局部工作就会丧失方向感,所以,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割裂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我们在改革当中,我们都处于某个不同的部门,处在某个布局的链条当中,但是你一定要看到,你这个链条不得力、不奏效,对于全局来说是损失,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可有可无。一定要看到局部工作对于全局来说有很大的作用。怎么处理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呢?我认为主要内容就是排兵布阵、统筹协调。
本轮改革的重点是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作为企业家,既要看到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还要看到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更要看到本轮改革的总体目标与企业自身的定位之间的总体性关系,要避免陷入“就企业谈企业”的狭隘立场;作为政治家,必须从“两个百年目标”的高度来进行政治活动,民族的振兴、国家的现代化、制度的科学化,这是关系改革成败得失的大局。我们要用这个大局来衡量局部工作的好坏。
(二)过程思维与照应阶段的能力
第二个思维,过程思维与照应阶段的能力。过程思维是从时间的角度思考问题。因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每一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这一点决定了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过程主义特点。我们要从事物发展的过程角度去看问题。
事物总是在过程中表现自己的本质,也只有在过程中,事物之间才能建立起相应的联系,我们要运用过程思维来认识和解决问题,它要求我们要认识和处理好眼前与长远之间的关系。
表现在第一个,既要照应阶段,又要善抓机遇。每个人、每个组织、每种制度都是按照过程、阶段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领导者既要看到事物的存在状态,还有看到事物的发展趋势,既要看到量的积累,还要注意质的飞跃,既要看到阶段性,也要看到长远性。
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要有照应阶段的能力,首先要立足当前:务必脚踏实地,反对好高骛远;放眼长远,就是说我们在脚踏实地,反对好高骛远的前提下要有预见能力,要看
到当下的事物未来的发展态势,反对鼠目寸光。
第二个能力是善抓机遇的能力,体现在什么方面呢?第一个是多谋,四个字,第二个是善断。多谋是我们要常想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丰富的可能性,它有哪些可能发展的方面;第二个叫善断,善断是及时做决断,在事物出现了某种萌芽、某种苗头,我们要及时拿我们的预案进行处理和化解,而不是当事后诸葛亮,或者雨后送伞,我们要雪中送炭,而不是雨后送伞。
分别体现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邓小平提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左”的办法就是脱离实际的东西,在这方面我们是吃过大亏的,所以要脚踏实地,不要好高骛远,这是社会主义领导者,当然这也被写进我们思想路线的,一个必备的素质,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很重要。
所以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我们不能好高骛远,脚踏实地,我们脚踏的就是这个实地。
第二点,看准机遇、抓住机遇。当年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非常激烈,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这话是从什么角度得出的呢?是从全局的角度得出的,所以大家都拥护邓小平,认为他讲的对。
所以十六大报告指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处在这个战略期内,要抓住这个机遇,加快这个发展,因为这个是和平发展的一个机遇,所以现在我们网络上、社会当中还有冷战思维、有战争思维,这个固然有作用,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它不能成为我们影响全局的思维。
领导工作的成效往往体现在能否看准并抓住事物发展的关键环节,能否预见和抓住事物发展的重要机遇。战有战机,商有商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说的都是要珍视机遇。
(三)底线思维与防突处变能力
第三个思维方法是底线思维与防突处变能力。“底线思维”是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新表述,它不仅对经济工作,而且对各行各业都有指导意义。它体现的是作为领导者必须具备的一种“从坏处打算”的素养和防突处变的能力。事物的发展有连续性,也有非连续性,有曲折性,有复杂性,所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所以作为领导者,你一定要看到这个事物发展的边界,它的关键阶段,薄弱环节是什么地方。所以这种素养要和底线思维的提升结合起来。
十八大报告特别有句话我希望大家注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所以我们不能有盲目乐观的心态,不要取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同时不要因为困难大,就丧失信心,这些都不需要,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种伟大特点体现在各个方面,有时候来自于我们党自身、自己,党内的反腐败,有时候来自于外部,党群关系,有时候来自于国际,中国和国际的关系,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矛盾,这些都是伟大的斗争,我们需要有自信,需要有底气,需要有能力。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这指的就是我们要有底线思维,因为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的结果。大国和小国不一样,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和几亿人口的国家那不是一个概念,一个人一件事情,汇聚到一起是多大的事情,4亿人的矛盾和十几人的矛盾,这不是一个层面的矛盾,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大国政治,大国治理在大国当中生活、发展,做企业、做领导者,这种战略能力,这种哲学思维能力何其必要。所以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所以这是他的特别交代。
所以我认为要用底线思维筑牢社会发展的堤坝。经济领域,比如说公平竞争,这个原则我们必须贯彻。政治领域:国家统一、主权独立,这是我们在政治领域不能放弃、不能松懈的原则。还有思想领域:违背公德的、混淆视听的这些东西,我们必须用底线思维进行治理。社会领域:制谣传谣、制假贩假、坑蒙拐骗、各种恐怖行为,这些我们都必须用底线思维能力,底线思维的方法来进行打击规范和惩治。还有军事领域,比如说贩卖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的思想和言行,我们都必须借助于底线思维,底线思维是托底的行为,就是说无论任何公民或者社会组织或者任何集体,你不能脱离或者摆脱或者越出这个底线,越出这个底线意味着原则性的问题,或者根本性的颠覆性错误,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后果。
那么,今天这节课我和大家一起就哲学思维能力、哲学思维方法和提升领导能力进行了学习,谢谢大家的聆听,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第三篇:读懂习近平“四个全面”哲学思维
读懂习近平“四个全面”哲学思维
人民网北京4月29日电 今天,人民日报理论版刊发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文章《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哲学思考》,文章认为,只有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这个根本上加以学习,坚持“十个必须“的哲学思维,我们才能对“四个全面”理解得更深透、落实得更有力。
必须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把握现阶段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从客观世界的实际出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是我们面对的最大实际,要坚持这个判断,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直接体现了这一要求,其他三个“全面”都是根据这一最大实际、为保证实现这一目标而提出的战略举措。同时应看到,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基本国情的内涵发生很大变化,要使主观世界更好地符合客观世界,就必须准确把握现阶段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这也是需要面对的客观实际。“四个全面”是根据这两个客观实际提出来的,适应了我国发展的现实需要。明确“全面”“协调”的总要求,强调“建成”“深化”“依法”“从严”,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都明显带有今天问题的特点和工作要求。今天问题的特点,决定了今天理论的特点。
必须正确认识物质与精神、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四个全面”正是根据这一基本原理提出来的。同时,在学习理解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时高度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我们提出中国梦,就是要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注重思想建党、坚定理想信念,都是强调重视这种反作用。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敢于面对矛盾,及时化解矛盾。“四个全面”就是针对现阶段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它让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更清晰、对化解矛盾的主攻方向更明确。这充分反映了党中央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不回避矛盾、敢于担当的精神。
必须坚持全局观,同时把握重点,做到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四个全面”首先着眼全局,经过全面实践和深入调查研究,所有情况都了然于胸,再从中抓住最关键最主要最急迫的问题加以解决。每个“全面”也是如此,注意处理好总体谋划和“牵牛鼻子”的关系。如全面深化改革包括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四个全面”既覆盖所有的矛盾和问题,又重点突出、切中要害,每一个问题都抓到了点子上。
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反对形而上学。
“四个全面”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自觉运用,是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作出的十分慎重的战略思考和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它是系统工程,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由一个战略目标和三大战略举措构成,强调四个方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强调每个“全面”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一显著特点,要求我们在贯彻落实过程中掌握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注重调查研究,做到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全面准确理解、正确运用生产力标准。
“四个全面”遵循生产力标准这一基本原理,强调把握我国现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工作。同时,我们提出“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两手抓”。只有做到两手抓、两手都硬,生产力的发展才会顺利。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四个全面”与“两手抓”的方针都强调这一点,都自觉遵循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关系原理。必须不断适应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动社会发展,着力解决发展起来后出现的新问题。
学习这一基本原理,就能够充分理解习近平同志强调“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的道理。这就是说,要在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坚持发展的观点,努力做到“不断适应”。“四个全面”遵循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要求清醒认识和着力解决不断产生的新的不适应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起来,老的问题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但新的矛盾和问题突出了,老百姓的关注点也不同了,到了着重解决发展起来后出现的新问题的时候了。今天讲发展、讲改革、讲法治、讲党建,要求都与过去有很大不同。对此,我们要有充分认识。
必须注重全面性要求,不能单打一。在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不但要“不断适应”,还有一个“全面适应”的问题。
解决今天的矛盾和问题,只从单个领域、单个层次上着手是难以奏效的,必须强调全面性。习近平同志把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比作“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就是要说明,只有生产关系的调整和上层建筑的完善共同进行、全面推进,才能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党的群众路线。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遵循这一基本原理,我们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四个全面”的提出本身就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而每个“全面”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群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眼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全面依法治国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基本权益,全面从严治党是为了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四个全面”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思想感情和价值追求。因此,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从人民中汲取智慧、汇聚力量。必须坚持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积极推动理论创新。
我们党高度重视理论工作,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必须同实践相统一,由实践来检验;强调理论自信,注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强调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习近平同志要求“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任务。“四个全面”是从实践中得出的正确认识,是我们党在实践创新基础上积极进行理论创新的产物,使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必然对实践起到巨大的指导作用。现在,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因而在实践中越来越心中有数、充满自信。我们要沿着这样的方向继续前进,不断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打开新局面。习近平同志指出:“落实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要求全党同志以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继续书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四个全面”的哲学基础和时代内涵
总书记强调,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四个全面”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信仰、注重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优良传统的必然成果,它是在批判吸收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四个全面”既是邓小平“三步走”战略第三步顺利实现的确保,又超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落脚点,指向完完整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全面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基本思想
总书记2015年1月23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是社会诸领域全面协调的发展。人类社会结构分为三大部分,一部分是物质生活,一部分是政治生活,一部分是精神生活。社会发展不仅包括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且包括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三大部分缺一不可,社会发展是社会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必须辩证地认识社会各种因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坚持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促进全面进步。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马克思在《资本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中,论证了社会有机整体的思想,贯穿了社会有机体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观念。“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是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有机整体和复杂系统。
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思想,提出了符合当代中国发展实际的科学发展观。邓小平理论中最能体现全面的就是“两手抓”治国理念。邓小平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文化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强调发展的全面性:促进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要相互促进、全面发展,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可承受程度协调统一起来。
全面发展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
2003年初,我国爆发非典疫情,突出反映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发展不全面、不协调的问题。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抗击非典斗争。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直接推动了发展新思路的探索进程。胡锦涛同志在广东考察时指出,“新世纪新阶段,包括广东在内的东部地区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面临着新机遇、新挑战、新任务”,强调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这是“发展观”首次出现在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中。后来,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树立“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的思想。他指出:“我们讲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的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我们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2003年10月14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作出全面规划和部署,明确提出要“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胡锦涛同志在这次全会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要求全党不断探索促进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至此,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思想初步形成,并载入我们党的光辉史册。
社会发展的全面性要求,是指社会生活各领域发展的全面进步状态,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全面提高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和谐的水平(有重点的全面),就是发展经济以促进物质文明建设,发展民主以促进政治文明建设,发展先进文化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调整社会政策、社会管理体制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性进步(有联系的全面)。另一方面,“五位一体”每一体的发展本身也是全面的。就经济发展而言,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收入分配的改善、经济福利的增进、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完善(辩证的全面)。就政治发展而言,要推进三个方面即完善民主、完备法制和依法治国相结合,保障三种权益即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实现三大要求即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就文化发展而言,要提高公民四大素质,完善三大体系即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提供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全面,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出发,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单向度发展转向经济、社会、生态和人的全面发展。“四个全面”既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发展,也是新的历史阶段呈现的阶段性特征的客观要求
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改革开放,制度创新,打破桎梏,整合利益,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是实践的逻辑主线。从思想路线调整到制度变革,从片面的发展观到统筹兼顾,从生活习惯改变到生产方式革新,从科学发展到五位一体,从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无不是立足中国的社会发展实际,立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30多年实践的主线,是立足人民,立足实际,立足辩证发展、全面发展、科学发展,主观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实践探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铺垫和准备,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贯穿于各个时期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中。我们党每一个历史阶段呈现的理论创新,遵循每一个历史阶段呈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特征就是每一个阶段最大的客观实际。
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党着眼中国实际,放眼世界发展大势,提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对国情所作的全局性、总体性判断。这既是社会主义中国最大的实际,也是对发展中阶段性特征的高度概括。可以说,这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从未离开过这个客观依据。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从进入新世纪后的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指出经济社会发展显示出来的八个方面的阶段性特征。2012年,党的十八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审时度势,强调了“三个没有变”的新的阶段性特征。
当前,新常态下的中国又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特征成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客观依据和立足点。
2014年12月,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强调,要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这是总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四个全面”的总体布局,并通过对“四个全面”的论述界定了新常态的中心内涵。这一论述既从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发展保障、发展方法四个方面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展理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又把新常态的内涵从经济新常态拓展到政治新常态、社会新常态、文化新常态,是一个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对社会主义发展传统、现实和未来进行深入思考和综合分析判断基础上的一个全面的、重大的理论创新;是从价值与制度两个方面对未来改革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总把握。“四个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奋斗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常态的根本指向。全面深化改革是关键一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常态注入强大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根本保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常态保驾护航。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共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新常态波澜不惊、破浪前行的压舱石。
中国经过60多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在第一个30年,基本完成了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过渡,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稳固;第二个30年,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基本解决物资匮乏和贫困问题,极大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状态。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面临着新的矛盾和问题,社会主义的改革议题也必然发生变化,新现实需要新改革观。
“四个全面”赋予新常态以新的内涵,使新改革观更为清晰准确。这就是说,新常态不仅是指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发展动力及经济增速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指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社会整体发展的战略目标。换句话说,新常态这一概念是一个全面性概念,蕴含着系统性改革的发展框架,指涉的改革范围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司法、党建、国防、环境等方方面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经济改革的体制性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新常态下的经济改革就是要完成经济的体制性改革向技术性改革的转变,以货币、财政、金融、创新等为技术手段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将成为经济改革、发展、稳定的新常态。这些技术手段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关键不是市场的内部因素,而是建立有效市场的外部环境,即制度环境。从社会学角度看,制度诱导不仅决定着个体的人性欲望向善或向恶的方向发展,也决定着市场机制的有效或无效,决定着社会的高水平稳定性程度。
因此,新常态的形成,不仅关乎经济问题,或者说一个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关乎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关乎建立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政治体制、行政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从国家发展历史和现实经验教训及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好的市场生长环境是靠好的政治行政体制保证的。没有良好的政治行政体制、社会管理体制保证,经济发展成果就可能毁于一旦。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常态所表达的是一种全面的、社会整体性的新常态,“四个全面”比较完整地表述了新常态的基本内涵和样态。
全面把握“四个全面”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
从在江苏调研时第一次提出后,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在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集体学习中、在春节团拜会上„„总书记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让“四个全面”成为备受关注的新提法。党报推出的系列评论员文章,正是为了全面梳理、总结这一重要新概念,更深刻地认识“四个全面”背后的简约不简单。
人民日报系列评论第一篇《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论述了这个战略布局蕴含的深刻的战略思想。从文章总结的四个“第一次”可见一斑: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
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四个“全面”加起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正如总书记指出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一个都不能缺。”
“四个全面”蕴含了丰富的时代内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确保到2020年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为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奠定坚实基础。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为核心,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四个全面”是内在统一、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四个全面”不是简单并列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顶层设计,既有全局又有重点的施政总纲和发展路线图,既部署“过河”任务又指导如何解决“桥或船”的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阶段性战略目标,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处于统领地位;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一招、根本路径,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处于引擎地位;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基本方式、可靠保障,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处于支撑地位;全面从严治党是发挥党的坚强领导核心作用、为实现战略目标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的根本前提,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处于关键地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三个战略举措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国家发展、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整个改革过程都要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深化改革贯穿依法治国全过程,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从严治党既要体现深化改革的要求,又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无论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依法治国,都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必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四个全面”环环相扣、相互促进,是执政目标、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有机统一。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不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就缺少动力,社会就没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进行,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难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把每一项战略举措放在“四个全面”总体布局中把握,才能正确认识每一项举措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把“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总要求贯穿各项工作的全过程、各环节,为“四个全面”协调推进凝聚起更为强大的正能量、推动力。
第四篇:论声乐教学的哲学思维
论声乐教学的哲学思维
摘要 :声乐教学中运用哲学思维,能够把握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协调对立统一的矛盾,遵循学科规律循序渐进地进行教学,客观地认识问题,全面、能动地解决问题,从而进行卓有成效的声乐教学。
关键词 :声乐辩证法 整体与局部 对立统一 一分为二
近几年来,笔者仔细研读了不少声乐教学的学术文章,从中认识到,一些声乐教育家,之所以能取得好的声乐教学效果,“点石成金”,让学生顺利到达理想的彼岸,走向辉煌,是由于其教学中正确的理论思维与声乐教学实践紧密地相结合,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教学中具有辩证法的哲学思维。现笔者结合一些声乐教学实际状况,对以下几方面加以认识。
一、把握个体与整体的关系
在声乐教学中,容易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其实,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存在着整体和局部的问题。所谓整体,是指事物的各个部分的有机的统一;所谓部分是指构成整体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或一个因素。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声乐大师沈湘说,歌唱需要三个条件:头(头脑)、心(感情)、身(发声器官——歌喉),三者的配合统一才能完成美的歌唱。这三者之间的配合统一,其实质就是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若单纯强调某一方面,都是片面的。例如,我们经常在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以情带声”,但是许多人对其理解比较简单、笼统,流于表面,认为有了情就有了声。声乐是声音的艺术,故“声”是歌唱的基础,“情”是建立在“声”的基础之上的。因为,一个演唱者即使充满了激情,如果声音技巧跟不上,也不是最好的演唱。为此,在声乐教学中,教师必须坚持对学生进行长期严格、系统、正规的专业声乐技巧的训练,同时要培养学生感受、鉴别美好声音的能力。如:歌唱的松弛美、连贯美、灵活美、圆润美、穿透美等。在我们的声乐课堂里,往往会停留在声音的纠缠之中,没认识到声音应与艺术表现和审美需要有一个更高的审美角度,这个角度是:“演唱者把歌曲思想、情绪和情感注入到歌声中去,那么歌声就具有了美感。”将歌唱技术与传情达美恰当结合,这才是声乐的真正意义。如唱亲切的歌曲,运用气息柔和流动的声音;表现威武雄壮的歌曲,运用“坚”起来的挺拔的声音;唱缠绵的爱情歌曲,运用柔和的半声;唱欢快活泼的歌曲,声音轻快飘逸而富有弹性。
由此可见,教学中应注意将发声技术、歌唱心理、音乐美学以及对歌曲内容的理解有机结合起来。在教学中,教师还应注意把握整体,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学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材施教,才能在声乐教学中树立整体观念,防止片面性。
二、处理好事物对立统一的关系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对立而统一,并且是在矛盾的运动中发展。声乐也是如此。例如,歌唱中的声音与呼吸是矛盾的问题。“气”和“声”是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的两个方面。气催声响,声靠气传,气停声止,无气不发声。若在发声中单纯追求喉咙打开或过分强调呼吸的作用有可能导致声门与呼吸失调,造成声音病变,正确的方法应是注意喉咙的打开与气息的配合,即发音时喉头打着哈欠向下叹息挡气,使气息的压力与喉头相对抗而又保持平衡,才会发出较理想的声音。再如声音高位置的训练,一些学生,为了追求“高位置”而把气息和喉头都上浮起来,发出尖、卡、虚、紧的声音。要解决这一问题,应将“高位置”与“低控制”协调起来。这一高一低是一对矛盾,若在提示声音的高位置同时又保持气息下沉的低控制,歌唱状态就会处于平衡,发出理想的声音。其实,在声音训练中有很多类似的情况。如:打开喉咙与声音的集中;笑肌上抬与下腭的放松;声音与情感等,都不能孤立地强调哪一方面,这一系列的训练,无不贯穿辩证统一的规律。用这一规律审视声乐艺术,其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因此,声乐教师既要有辩证的思维方法,也要引导学生有一对客观的耳朵,辨听自己发声的对与错,全面、客观地看问题,从而更好地分析和解决问题。
三、运用科学发展观掌握学科规律
初学声乐的学生都有这样的体会,在没有学发声之前,能满有信心地用大白嗓“喊”唱。然而,正式开始学发声后,突然不会唱歌了,信心也陡然下降。一些学生还经常出现练声或歌唱中的反复情况,学生开始怀疑自己,甚至丧失学习声乐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声乐教师应让学生知道:学习声乐有一个努力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好是哲学上所说的,否定之否定,从不自然走向自然,从自由王国走向独立王国,再从独立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著名声乐教育家金铁霖教授从他多年声乐教学的体会中总结出:“歌唱嗓音的技能性发声训练要经历自然阶段,不自然阶段,科学的自然阶段。”这段话实际揭示了声乐学习中的否定之否定的哲理规律,一个系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所谓自然阶段,是指在没有接受专业训练之前,以个人对音乐的感觉和模仿进行自然的、无拘无束的歌唱。但进入学校后,教师要从理论与实践上,指出学生歌唱中存在的问题,调整歌唱器官的运行机能,纠正学生原有歌唱中的一些错误方法,学生在这一阶段就会有不适应的感觉,因此,歌唱中就会有许多不自然的情况。在这一阶段,教师要切忌给学生唱力不胜任的歌曲。首先要注意对学生进行中声区的训练,不要盲目扩音域。因为中声区是连接高、低声区的桥梁,学生在此基础上练声不会有音域负担,容易体会到气息的作用,喉咙打开的感觉,管子通畅的妙处。但这一阶段掌握的东西不是全面的。什么样的声音是对的,什么样的声音是错的,学生心中是没有底的。他们在发声练习时感觉时好时坏,这种情况,实际是声乐学习的一个必经的阶段。
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声音训练以及学习的积累,学生就会对歌唱发声的重要性进一步认识,歌唱技巧会不断提高。这时,教师应对学生所获得的感性认识和积累进行概括、分析、比较,启发学生不断地修饰和调节自己的歌唱状态,发出富有表情的声音。要培养学生多思善学,在“悟”中找状态,养成细心感受、体验的良好习惯。这一阶段,学生要切忌浮躁、骄傲和盲目自信,用各种方法进一步提高声乐技巧。声乐技术、技巧是为生动表现歌曲内涵、思想、风格服务的。为此,教师在这一阶段要注意引导学生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从多渠道、多角度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在此基础上,学生才能在演唱中把握歌曲的风格。如演唱江南民歌时应婉转细腻含蓄;演唱西北部民歌应高亢、深沉而质朴;演唱蒙古族民歌应气息宽广;演唱新疆民歌应具有欢快嘹亮的声音。在教学中,还要注意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一切美好事物的情感,这样才能声情并茂地歌唱,这种声音才能打动听众。
古人云:“工夫深处渐天然。”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声乐学习具备了一定的演唱技术和一定的舞台实践经验,有一定的艺术底蕴的沉淀时,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能得心应手地歌唱。在演唱中,感情流露自然,朴实大方,没有矫揉造作,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
可见,声乐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没有任何投机取巧的做法。没有坚韧的毅力,吃苦耐劳的品质,没有虚心求教的精神,就不能完成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渡和转化。
四、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辩证地看待问题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内部,都存在着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教师要想如实把握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就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声乐教学应遵循的原则是,巩固优点,发挥优点,克服缺点,改掉毛病。然而,一些教师经常用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的态度对待学生,使学生不知所措。“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何况歌唱艺术是无止境的。因此,教师对待学生正确的态度是,学生有优点应该马上肯定,哪怕是一点进步都要鼓励学生,同时,要指出学生存在的问题和毛病,把问题讲得简单、准确,讲得风趣、幽默,这样,学生就会对声乐学习有信心。对学得好的学生,教师要启示学生不能安于现状,要虚心学习,找出自己的不足,尽量发挥自己的特色。这样,学生才能客观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在目标明确的前提下,一步一个脚印地学习声乐。做教师的,要想有长足的进步,“源头活水”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不仅要向前辈学习,向同行学习,还要善于向自己的学生学习,每位学生都有各自的特点,通过教学,学生会反馈相关的信息,教师还可以从中验证自己的教学。
综上所述,辩证法是联系与发展的学说,把握了声乐教学中所蕴含的哲学思维,就把握了实质与核心,也就掌握了打开声乐教学艺术大门的钥匙。辩证法能让声乐教师在教学中把握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处理对立统一的矛盾,在否定之否定中掌握学习规律,一分为二地看待学生,客观地认识问题,全面、能动地解决问题,从而进行卓有成效的声乐教学。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为此,我们应努力学习和掌握辩证思维的方法,激发在声乐教学中的理论兴趣,拓宽理论视野,撞击理论思维,提升理论境界,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地提高声乐教学质量。
第五篇:用哲学思维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机关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必须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关于纪检监察干部要学好用好哲学的要求,善于运用哲学思维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新局面。
一、强化宏观思维,提高认清形势、把握大局的能力
坚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布
局之中,运用宏观思维来审视,使之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一)站在促进科学发展的高度,加强监督检查,确保政令畅通。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紧围绕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开展监督检查,从维护政令上为科学发展提供保证;要通过开展廉政监察、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解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为政不廉、执法不严、办事不公、效率不高、奢侈浪费等问题,从干部作风上为科学发展提供保证;要主动深入经济建设最前沿,及时排查违纪违法案源线索,坚定不移地惩治腐败,从严肃纪律上为科学发展提供保证。
(二)站在促进社会稳定的高度,着力改善民生,维护群众利益。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党委领导下,积极协助做好群众工作,有效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打牢维护社会稳定的群众基础。要将改善和保障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性工程来抓,进一步畅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加强信访举报、矛盾纠纷排查、应急处置等工作。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加大专项治理力度,严肃查处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腐败案件,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加强反腐倡廉社会舆情和网上舆情的收集和研判,搞好舆论引导,发挥舆论在反腐倡廉中的积极作用。
(三)站在促进党的建设的高度,认清反腐形势,坚定反腐信心。近年来,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效。但要清醒看到,当前消极腐败现象在一些部门和领域仍然呈易发多发态势,少数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涉案金额巨大,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利用职权为特定关系人谋取非法利益问题突出;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时有发生。同时,少数党员干部存在作风不实、责任心和事业心不强、政绩观不正确、个人主义严重、纪律观念淡薄等现象。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切实解决少数党员干部党性不纯、党风不好等问题,以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效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二、强化系统思维,提高统筹兼顾、整体推进的能力
要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坚持具体工作从整体角度抓,单项工作从综合角度抓,不断推进各项任务的完成,增强反腐倡廉建设的系统性和预见性。
(一)在全面融入上下功夫。要将反腐倡廉建设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逐步构建“四位一体”反腐倡廉体系:一是抓住权力运行这个关键,建立完善反腐倡廉政治生态圈,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把对权力的科学配置与对党员干部的有效监督结合起来;二是抓住利益导向这个核心,建立完善反腐倡廉经济生态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减少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逐步降低权力“寻租”的机率;三是抓住思想教育这个基础,建立完善反腐倡廉文化生态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党员干部头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四是抓住依靠人民群众这个根本,建立完善反腐倡廉社会生态圈,坚决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拓宽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建设渠道,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在抓好结合上做文章。一是坚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与加强制度建设相结合;二是坚持严肃查办大案要案与切实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相结合;三是坚持廉政建设与勤政建设相结合;四是坚持加强对干部的监督与发挥干部主观能动性相结合。
(三)在优化路径中求实效。当前反腐败工作的形势与任务、特点与规律,为反腐倡廉建设路径选择提供了基本依据。如适应反腐倡廉工作方针由侧重遏制、标本兼治,逐步加大治本力度向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转变的要求,关键是要把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改革的推动力、纠风的保障力和惩处的威慑力结合起来,增强反腐倡廉建设的综合效能;适应反腐倡廉工作形式由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文化反腐发展的要求,关键是要建立完善各项法规制度,增强制度的约束力和执行力;适应反腐倡廉工作领域由经济、政治领域反腐为主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综合反腐拓展的要求,关键是要致力于消除公共权力的垄断性、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以及提升权力主体的个人品德,从源头上防止腐败暗流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渗透;适应反腐倡廉工作机制由从较多地依靠专门机关反腐向依靠全党全社会的力量齐心协力反腐延伸的要求,关键是要注重整合反腐败官方资源和民